保加利亚深蹲注意事项:珍宝岛事件后中国极力向苏联解释 这不是战争

译者按: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5期刊登一篇标题为《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的文章。文章的内容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引文，为俄国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副博士C·贡恰罗夫和В·乌索夫所作，简要地概述了中苏两国军事对抗的升级经过，比较了中苏两种会谈记录说法，并探讨了会谈对形势发展的影响。后半部分是原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А·埃利扎韦京对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回忆。此人在1968至1969年中苏关系最紧张时期，曾以苏联驻华最高官方代表身份直接参加了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举行的会谈。他在回忆中披露了许多在两国官方说法中所没有的会谈内容，从另一个侧面再现了会谈的实际情况。这篇文章对于研究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史，对于评价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历史作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文章很长，限于杂志篇幅，需分两次刊出，这里译载的是其引言部分。

1964年是沿苏中边界一线紧张局势逐渐升级的转折时期。这一年2至8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同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谈话时作出一项声明。苏联领导对这个声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1964年9月16日，苏联政府就此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专门的抗议照会。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的是，8月15日结束的边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而后再没有恢复。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黜，其后果之一是，最高军事领导对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急剧增大。军人对赫鲁晓夫大规模裁减陆军极为不满，他们抓住机会，作出了加强中国战线上的军事实力的决定。与此同时，中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

1966年，苏联驻华使馆就向苏共中央报告说，边界，特别是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和乌苏里江，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成为发生军事冲突的地点。1967年，这方面的报告更加令人不安。虽然苏联代表一再说中国人不准备大打，但他们同时强调，在他们看来，中方在边境发生小战斗时有一定的策略。苏联外交官得出结论:1964年边界谈判失败后，中国人采取了把苏方从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岛上排挤出去的方针。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指示苏联边防军对上岛的中国人进行“有节制的”反击，认为这种方针将向中方表明，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问题，进而保证中国代表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自然，与这种方针相配合，苏方大大加强了沿中国边界一线的苏联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沿苏联边界一线的中国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据苏联军事侦察机关统计，中国沿鸭绿江、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部署的军队人数，到1967年达40万。这些区域还恢复了早年日本建立的老防区。

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苏中对抗的升级，实际上使两国间的对抗达到了新的水平。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个举动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别担心，根据“有限主权论”，现在莫斯科有可能打着“拯救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干涉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的内政。第二，美国和西方容忍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事实证明，它们承认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因此一旦苏联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有可能持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最后，使中国人很不安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像越南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些对他们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担心“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对抗”，明显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准备同莫斯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引起全世界对苏中对抗尖锐化的关注，然后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导国家拉到自己方面。

正如不久前中国公布的材料所证实，从1969年1、2月份起，中国最高军政领导就着手制定在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译者）地区采取武装行动的计划【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页。】。按照这个计划，对岛区要进行经常性的巡逻，而不是以前那样的周期性巡逻。

总之，可以判定，中方从军事上为达曼斯基岛地区可能发生冲突做准备时，曾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周恩来讲的很明确。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强调说，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页。】。

可见，在三月初发生流血冲突前夕，中方很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意图。这个时期，它试图表明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证明苏联对华政策的侵略性质，用事实证明中国不怕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允许像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待中国，试图通过采取强硬而有节制的立场，制止冲突不可预料地升级，向世界说明中苏矛盾的尖锐、严重程度。

至于苏联方面，当然它不能不重视乌苏里江地区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据苏联统计，1967年间，发生边境事件两千多起，比1966年多一倍，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在乌苏里江上的基尔钦斯基岛（即七里沁岛——译者），1968年1月26日在达曼斯基岛发生了严重冲突。鉴于这种情况，苏方在这个地区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军事实力和作战准备。然而发生的事件表明，形势发展之快终究还是搞得苏联边防军措手不及。

达曼斯基岛上的第一次流血冲突发生在1969年3月2日晨。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双方对事件的说法往往截然相反。但是，如果把苏联的报道同不久前中国公布的材料作一比较，则可以判定，苏联边防巡逻小分队，执行把中国军人从岛上赶出去的任务时，突然遭到了对方从准备好的阵地上的射击。

这个悲惨的事件，在发生冲突的两个国家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反响。为了证明自己在冲突中的立场的正确，苏联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认为自己在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并准备为巩固战绩采取进一步的坚决行动。这种加剧紧张局势的做法，是1969年3月15日晨在达曼斯基岛上发生第二次冲突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这次战斗的性质更为严重，双方都动用了常规军，苏方集中使用了现代火箭炮装置。

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说1969年3月2日中方可能设了埋伏，那么3月15日苏方在达曼斯基岛地区组织“报复行动”，则事先在那里集结了大量炮兵力量。【注:T·W·罗宾逊著《中苏边界争论:1969年冲突的背景和发展过程》圣莫尼卡1970年版。】其实，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要补充一点:这次战斗的发生，对于我们的战士来说是突然的。

如果讲三月战斗的纯局部性结局，那么中方可以认为是他们取得了胜利。3月15日以后不久，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达曼斯基岛，苏方对此的反应是很克制的，开始，我们边防军向中国人提出了正式抗议，后来连抗议也不提了。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试图表明的，围绕达曼斯基岛的冲突决不是由双方要控制这个小岛的简单意图引起的，而是有更广泛的战略考虑。3月15日的战斗，使莫斯科和北京向常规军的大规模冲突靠近了，不能不为双方的作战计划带来重大变化。虽然我们现在不拥有关于苏中这方面意图的演变情况的较详细材料，但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就这个问题提出一定的看法。

把周恩来的这些论断同中国有关这个题目的其他报道作一比较，则可以说明，决非中国总理的所有论断都可信以为真。从同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在苏中边界地区供职的中国军人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当时中国军人对苏军在常规武器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很不安，他们在多次观看对方的教学记录片后，对自己的成功希望作出了很悲观的预测。苏方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引起了更大的不安。中国军事领导人明白，中国拥有有限核潜力，在两国严重敌对情况下，可能促使苏联领导人最终作出决定，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中止这个国家处于萌芽状态的核计划。因此北京对1968年出版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带有指令性质的《军事战略》一书很不安。中国人特别指出了书中强调以下内容的段落:导弹核武器不可避免地要在任一有核大国参加的战争中使用，而且是在战争爆发不久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所有这些事实，以及限于篇幅在这里未提及的许多其他事实，使我们可以断定，周恩来的上述论点，即似乎中国没有理由害怕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的优势，未必反映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真实估计，很可能是旨在使听众得到一些安慰和鼓舞。关于苏联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结论，则另当别论。正如我们在下面所要证明的；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这个结论乃是中方许多实际步骤的基础。

当时苏联军事领导人很了解中国武装力量的潜力，因为中国武装力量是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下建立的。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潜力总的估价不是很高。他们特别指出。从50年代后半期起，中国领导人很想得到核武器和其发射装置，大大减少了对装甲兵、炮兵、运输和通讯的投资，因而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进攻性战役的能力。

但是，由于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占有巨大优势，由于北京的政治形势极不稳定，苏联军事领导人也很不安。苏联驻华使馆不断提出警告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中国某些领导人，为了加强自己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有可能下令在边界上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

自然，以下情况引起了苏联军人的注意: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而同年10月27日又试验了能载核弹头的导弹。苏联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的核力量已经能够执行一定的任务，但他们并没有过高估计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水平和可靠程度。鉴于某些苏联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核反击，而其力量又很薄弱，至少在1967年以前曾存在这样一种看法:一旦同美国或台湾发生大的冲突，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

然而，中国在人力方面的明显优势，以及它的核力量的逐渐完善，促使苏联军人把核力量作为中国战线上的一种抑制手段。正是中国的这些因素是苏联直至1981年不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义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国人，根据十分清楚的战略原因，在爆炸原子弹后立即承担了这个义务。

关于是否存在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实际计划问题，我们不了解什么具体情况，但是注意到当时的具体形势和负责制定各种行动方案的军事策划者的思想逻辑，很难说不制定这种方案，把它作为诸多方案中的一种。顺便说一句，在这里指出下面情况是适宜的:70年代，中国人一建造了洲际弹道导弹，就把它们对准了莫斯科。

就是上面从纯军事角度对形势作出的很肤浅的分析，也表明当时的形势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也给双方的实际步骤造成了明显的矛盾。

实际上，1969年春夏，美中最高领导人对业已形成的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显然在下面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最近的将来，潜在的敌人在客观上没有能力发动全面的进攻行动。这种估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提供了一种保证。即局部冲突不一定能导致冲突的迅速升级。因此，双方在达曼斯基岛事件后，仍容许武装冲突几乎沿边界全线发生，以试验对方的反应，捍卫自己在边界争论中的权利，追求更广泛的全球目标。另一方面，两国领导人都有真正的理由，担心双方采取可能造成很严重后果的、为始料所不及的行动。莫斯科最怕中国首都的争权斗争突然发生转折，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使用武力。北京也真的怕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种不确定的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在双方肆无忌惮地互授绰号和当地居民到驻北京或驻莫斯科使馆举行抗议游行的背景下，两国领导同时都采取一些旨在制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对话渠道。

在上面指出的发展趋势中，第一个给局部冲突造成一定条件的发展趋势，表现在1969年4月23日在卡利诺夫卡居民点附近的阿穆尔河，6月10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塔斯特河地区和7月8日在阿穆尔河中的戈尔金斯基岛发生的冲突上，以及8月11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扎兰阿什居民点附近进行的特别激烈的战斗上。1969年夏季形势的可悲特点是，流血事件扩展到西部边界地段，从而覆盖了整个边界线，这无疑给双方都不希望和不准备进行的大规模冲突的突然爆发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也存在限制冲突规模和支持独特对话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1969年3月即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刻表现出来了。

埃利扎韦京在回忆录中指出，3月15日达曼斯基岛冲突发生后，苏联外交官真的担心可能爆发新一轮实际上围着使馆进行的群众性示威游行。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毛泽东的第一接班人林彪元帅视察了边界，在了解情况后，作出决定:“不必再试验俄国人的忍耐力”。此后好象毛泽东作出了不再进行示威游行的决定。

1969年3月21日，柯西金用交频通讯机给使馆打电话，他同埃利扎韦京交谈时说:“我奉苏共中央政治局之命，要亲自同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谈判。我试图用交频通讯机同他们联系，但在北京电话局坐着一个无耻之徒，他回答粗鲁，拒绝给我接线，使馆能帮我想什么办法吗？”由于谈话是公开进行的，自然中国人录了音，把谈话内容上报领导。同一天夜里，苏联驻华使馆得到通知，23点45分苏欧代司长李连庆要召见埃利扎韦京。中国外交官肯定已经了解柯西金的电话内容，他声称，根本不能进行电话交谈，一切通报均需通过外交渠道转达。

埃利扎韦京通过电话做汇报时，知道中国人在偷听。他强调说，在中国，人们对苏中关系现状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他着重强调并请求向使馆集体转告以下内容:“莫斯科密切注视着使馆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让你们受欺负，我们有办法保护你们，……”据埃利扎韦京认为，这个声明肯定中方知道，对使馆周围情况的正常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3月20日，莫斯科给使馆发来指示，要把所有妇女和儿童撤回国内。我们的外交官商量后得出结论，这个时候应表现出克制和忍耐，暂时不要急于撤退。同时以防万一，使馆要求中国外交部发给妇女和儿童出境签证。埃利扎韦京注意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明显对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感到不安，冥思苦想苏联外交官家属撤离北京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几天后，使馆收到莫斯科发来由葛罗米柯签署的“建议”撤退的电报。使馆回电说:不要急于这样做。最后，中央赞成这个方针。1969年5月，葛罗米柯发来电报，以命令形式宣布，部长感谢使馆一些工作人员“模范地履行工作职责和在中国的复杂工作条件下表现出英勇和克制精神”。

双方的这些谈话和行动，实质上是把自己不愿意使冲突发展到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想法通知给对方的间接渠道。此外，还有通过外交渠道提出的调解局势的直接倡议。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多次号召“同苏联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对莫斯科作出了最严厉的批评。但是在这里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指出，他们准备答复苏联3月29日声明。4月11日，苏联外交部给中国同事发去照会，建议4月15日“或对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时间在莫斯科恢复谈判”。第二天，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声明说:“我们要答复你们，请你们放心，不要着急。”

这个答复是以中国政府1969年5月24日声明的形式作出的。这个声明措辞强硬，其中的一个重要新内容是:“中国人建议双方就维持边界现状问题达成协议，说他们不越过实际控制线（他们建议以通航河道的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河道的水流中心线为实际控制线），还说，在任何情况下，边防军都不向另一方开火。中方建议约定将来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且强调中国人民不会被“核讹诈政策”吓倒。尽管双方用词具有对抗性，但是这些声明是在通向政治对话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国作者指出，苏联3月29日声明和中国5月24日声明表明，双方都试图不使冲突升级。这些声明是柯西金——周恩来会谈达成一些协议的基础。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对中国这个声明的第一个正式反应，是1969年7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苏共总书记尖锐地批评了北京在国际共运中推行的“分裂主义方针”，指责中国领导人实行备战方针。他通报说，苏联收到了中国5月24日声明，苏联领导总的来说是积极对待声明中提出的在边界上停火、避免冲突和进行谈判的建议的。同时他还说，总的来看，中国的这个文件不能说是建设性的，因为它充满“对历史的篡改”和对苏联的领土要求。6月13日，苏联政府对中国5月24日声明作出正式答复，建议“两三个月后”在莫斯科恢复1964年中断的谈判。

对方未立即对苏联的这个建议作出积极的答复，因为这样做，可能显得是中方对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的对手作出了让步。

不过中国人还在5月份就表示同意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译者）举行苏中通航混合委员会第15次会议（6月18日至8月8日）。举行这次会议的建议是5月3日由苏方提出的。如果考虑到1967年的类似会议被中断，1968年中方拒绝参加会议，那么这次同意赴会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正如可以预料到的，会间，中方要求承认其在阿穆尔河上和从上斯罗帕斯料耶和卡扎克维切瓦居民点到哈巴夫斯克的阿穆尔河支流上自由航行的权利，还要求承认中国对大乌苏里岛和哈巴罗夫附近的塔拉巴罗夫岛的主权。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其他问题上有很尖锐的争论，8月8日，双方终究还能就航行秩序问题达成协议。

所有这些接触，虽然都很重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除军事冲突的问题。如前所述，6至8月间，冲突仍在发生。冲突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次数的日益增多，最终有可能使冲突转入不同质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苏方采取了一些旨在开始政治对话的新步骤，同时力求掌握外交主动权。

7月10日，葛罗米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重申了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还宣布准备同中国讨论国家关系问题。1969年7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秘密致函中国国务院，建议回到苏方1964、1965和1966年提出的关于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上来。会晤中可以把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后来，在同柯西金会谈时，周恩来指出:“苏方7月26日致函给我们，建议举行高级会晤的信。这个建议是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提出的，我们不能接待你们……”这句话证明，苏方的信不是未被注意到，中方原则上对举行高级会晤是感兴趣的，但在6月底认为，会晤的迫切必要性还不成熟，立即同意苏联的建议，会使中方处于弱谈判对手的地位。1969年夏末秋初，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沿边界全线规模比较小的纯军事方面的流血冲突的继续，显然对中方更有利。在这种战争中，苏联常规武器的优势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中方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人力优势。此外，边界冲突不会造成很大物质损失，可以有效地用来动员和联合居民，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冲突容易策划，需要控制它们的水平、发生时间和地点，使之成为内部斗争和对外策略中的有用工具。

这种局面对苏方是很不利的，为了结束这种局面，苏方打出王牌，以小规模武装冲突的继续会导致动用核武器的全面冲突相威胁。扎兰阿什湖附近发生冲突后不久，苏方通过许多渠道广泛宣布了这个论点，并且随着9月13日的临近，逐步加强了这种宣传。9月13日即是6月13日提出的同中国人开始谈判的三个月最大期限的结束日期。

亨利·基辛格回忆录中的一些有趣材料，可以补充我们对苏联在1969年8月下半月至9月初的这方面行动的了解。下面就是他引述的一些事实:

——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使馆代表询问美国同事，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

——8月底，美国侦察机关报告说，驻扎远东的苏联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状态持续到9月底。

——8月27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私下向新闻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已就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盟国作出了试探。

——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同美国同事交谈时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目前的敌对方针继续下去，冲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注:亨利·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文版第1岫第238—240页。】

当然，决不是所有信息都传到了中国人那里，但是他们显然积累了一些很有威胁性的情报，所以急剧改变了自己对高级会晤的态度，并在莫斯科确定的举行谈判的最后期限结束前三天，同意举行会晤。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作者指出，北京安排两国总理会晤，首先是指望降低沿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注:柴成文著《我们在周恩来领导下同苏联进行边界谈判》，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45—50页。】

预先决定中国人对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的建议作出积极答复的重要因素，是提出这种建议的方式和安排会谈的方法。1969年9月6日至10日，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参加该国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进行了接触，提出了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可能性问题。中方未来得及在代表团访越期间答复这个建议。9月10日，柯西金离开河内回莫斯科。10日夜间，中国外交部召见埃利扎韦京，通知他，周恩来同意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会晤。这时苏联代表已飞抵塔什干。取得莫斯科对举行会晤的“允许”后，柯西金改变了航向，经伊尔库茨克飞往北京，于9月11日上午抵达。

这以前苏中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大相径庭，彼此进行了最激烈的批评，尽管如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保持了完全一致的行动。苏中之间还存在通过中国领土用火车向越南运输苏联军事物资的秘密协议。鉴于这种情况，苏方试图利用越南之行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如1965年2月，柯西金在往返河内途中，两次在北京停留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1966年1月，以谢列平为首的代表团去越南访问，也提出了这种会谈问题，但没有结果。1969年中国领导人同意举行会谈，表明他们对总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很不安。

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倡议明显是由莫斯科提出的，这对中方是有利的。在会谈中，北京从一开始就没有处于弱的一方的地位。会谈建议在机场进行，这一点突出说明了双方关系的“冷却”和访问的不正常性质。看来，这是为了免遭中国领导人中的“激进分子”的攻击，因为他们可能把会谈这个事实看作是“向苏联修正主义者投降”。中国专家在私下谈话中说，周恩来建议会谈在机场举行，是因为柯西金若出现在北京中心地区，不能排除红卫兵的胡闹问题。莫斯科同意这种从礼仪角度看不很体面的谈判方式，证明它对苏中关系现状是何等的严重不安。

首先，我们指出两种说法相吻合的部分:

——周恩来一开始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核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传言”问题。这表明中国领导人被这种可能性吓坏了。他们想从柯西金嘴里听到关于苏联态度的通报。

——周恩来竭力使苏联总理相信，中国不存在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打算和客观条件，试图使柯西金得出，没有任何必要发动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

——中国总理极力为这种论点寻找依据，首先是，中国不具有发动战争的军事潜力。他特别强调中国的核计划不具有威胁苏联的性质。

——此外，周恩来明确暗示，中国没有能力采取这种行动，因为它在搞“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还顾不过来”。

由此可见，无论是苏联对会谈内容的说法还是中国的说法都清楚表明，北京领导人认为建立那怕最低限度的防止大规模冲突的保证，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弄清楚苏中两种说法的不同部分，可以补充说明会谈的情况。在苏联的说法中有以下几点是在中国说法中所没有的:

——柯西金向周恩来保证说，苏联不存在同中国作战的计划，不会采取任何备战措施。

——柯西金认为，中国人确实不准备打仗，因为国内“问题成堆”，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战争。

——周恩来在交谈中两次强调苏联在空军方面具有优势。

——柯西金指出，“美帝国主义”竭力促使苏中发生冲突，以便“消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周恩来同意“不能让帝国主义高兴”的意见，并强调说:“美国开动全部宣传机器是旨在促使我们两国发生冲突。”实际上，这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接触已经是“大三角”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说法中，有以下几点是在苏联的说法中所没有的:

v——周恩来声明说，党际意识形态论战可以继续“一万年”，但不应损害国家间关系。

v——他强调说，中国对旨在获得附加生活空间的战争不感兴趣，因为它拥有足够的资源和领土。

——中国总理指出，由于中国核潜力发展水平低下，它没有能力进行核战争。

1966年，苏联驻华使馆就向苏共中央报告说，边界，特别是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和乌苏里江，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成为发生军事冲突的地点。1967年，这方面的报告更加令人不安。虽然苏联代表一再说中国人不准备大打，但他们同时强调，在他们看来，中方在边境发生小战斗时有一定的策略。苏联外交官得出结论:1964年边界谈判失败后，中国人采取了把苏方从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岛上排挤出去的方针。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指示苏联边防军对上岛的中国人进行“有节制的”反击，认为这种方针将向中方表明，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问题，进而保证中国代表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自然，与这种方针相配合，苏方大大加强了沿中国边界一线的苏联武装力量。

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苏中对抗的升级，实际上使两国间的对抗达到了新的水平。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个举动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别担心，根据“有限主权论”，现在莫斯科有可能打着“拯救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干涉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的内政。第二，美国和西方容忍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事实证明，它们承认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因此一旦苏联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有可能持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最后，使中国人很不安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像越南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些对他们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担心“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对抗”，明显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准备同莫斯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引起全世界对苏中对抗尖锐化的关注，然后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导国家拉到自己方面。

中国人同意举行柯西金——周恩来会晤，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苏联的压力，怕苏联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因此在70年代，他们一直强调苏联对他们国家的军事威胁，说“谈判桌上悬挂着原子弹”。然而，两位总理之间的会谈、后来的协议和主要的一点——边界上紧张局势的明显缓和，使北京得出结论:在防止大规模冲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政治保证。这个结论使北京得以减少一些军费，并在1974年实行了较大幅度的裁军。

苏联分析家也改变了自己对中国威胁的严重程度的估计。现在说中国威胁已经不是直接威胁，而是与该国将来的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必然加强相联系的长远威胁。苏联在中国战线上的军事实力的增长速度有些减慢，虽然说仍然是相当快的。总之，建立同中国军事对抗结构的费用，按各种估计，用掉我们两千亿到三千亿卢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主要意义在于，使双方离开了全面冲突的边缘，使苏中关系从引向灾难性冲突的道路转入了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政治竞争的轨道。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