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车被偷了:落后的干部制度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社会制度的核心是干部制度，干部制度就是产生各级官员的具体操作程序的制度。我国实际采用的干部制度与原始社会的“选贤”制度差不多，三皇五帝时期（远古时代）起源并沿用了近千年的极为落后的“选贤”制度在实际操作中个人意志超越人民意志，最高领导人和各级主要领导人在“选贤”问题上随意性太强，根本没有任何制约；他想“选”谁就“选”谁，他喜欢谁就“选”谁，谁给他的好处多他就“选”谁，他选了谁谁就是“贤”；如尧选舜做接班人，舜是当时最大的最有威望的部落主，同时尧也是为了选女婿，而且把娥皇、女英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舜，可见舜是何等的“贤”；后来舜又选了禹，禹的势力非常大，又在治水方面有功于社稷，禹与舜有什么特殊关系已无证可考，但禹从此不再选“贤”，他赤裸裸地家天下了；由此可见，“选贤”是多么的虚伪。“选贤”加上列宁发明的那个故弄玄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假，集权是真）”，又与封建社会的册封制差不多；“选贤”与“册封”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目前我国沿用的干部制度。我国的领导干部任用一般要进行以政治条件（四项基本原则）为主的资格考察（暗箱操作），然后按第一把手的意图提名推荐（内部会议），再在报纸或电视上搞个虚假的“公示（公示反馈结果不向外界公开）”，有的还要在做（动员）好投票人(统治阶级内部有规定级别和资格的人)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选举”一下，最后公布、任职，这官就出炉了；设置多少职务以及确定这些职务的职权范围和级别也都是根据第一把手意图而定，许多可有可无的职务根本就是为了安排亲信死党而设置、为了分赃而设置，工人农民等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无法参与和左右这个官的设置和任免。这个干部制度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一切均由第一把手说了算，中共各级党政以及各单位第一把手，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洗脑），本来就已经麻木了，习惯了颐指气使，看惯了“同志”们和专政机关残害人民的行为，一旦再坐上那个位子——当上了书记——成了第一把手，这个人的整个人格还会发生巨大变化（人格裂变或人格障碍）——变态，变得暴戾、嗜杀，变得极端自私，变得利令智昏、狂妄自大、贪婪成性，变得大家都不认识他了；斯大林是这样，毛泽东是这样，陈希同、陈良宇、张德江……直至乡镇党委书记、村支书也都是这样；因为腐朽的马列主义集权专制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腐朽的党和国家机器就会使得人格裂变（或人格障碍），中共官场的党文化氛围就会造成人格裂变（或人格障碍）。这个以马列毛邓思想为主导的党文化氛围就像一个染缸，无论谁进去都会被染得面目皆非、染得贪婪无比、暴戾疯狂。有人从多方面对中共各级主要领导人进行的测试显示：其中心态平和者几乎为零，几乎个个都是极端自私、小肚鸡肠、五毒俱全、很难与人相处；电视上的“和蔼亲切”都是假象。当然，他们在变成顽固派或贪官之前都还存有“善”念，但他们一旦进入中共各级领导层，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他们就变了，他们头脑里仅存的那点“善”念便消失的无影无踪。省、市、县、乡、村的各级第一把手手握辖区的生杀予夺大权，谁敢不按他的意图办，轻则穿小鞋站不稳脚、走不好路，重则调离、离职、逃亡！尤其是中央，谁敢不按手握军权的总皇上（主席或总书记）的意图办事，那他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如刘少奇等大多数中央委员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其结果凡是与毛存有龃龉的人均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相当一部分被迫害致死。具有封建专制色彩的《领导干部选拔条例》其实质就是体现第一把手意图，第一把手意图美其名曰“党委意图”。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用这个干部制度，按第一把手意图最终选拔出来的只能是强人、坏人、恶人或者庸人，具有大爱心大智慧大气魄的、正直的富有激情的责任心强的又有能力的人格健全的优秀人才很难被选拔上去。如贪官刘青山、王保森、成克杰、胡长清、程维高、刘方仁、田凤山……都能步步高升，而连青海、吕净一等成千上万的正直干部都受到压抑、打击、迫害甚至被暗杀。由于干部都是上级“选贤”“册封（任命）”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感受，更不会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他们只对上级负责，对第一把手负责；如各机关单位管财务和后勤的干部除平日里为领导谋私利外，每逢节假日还会竭力为自己和这个单位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人员谋取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福利’，有谁去为‘外人（人民）’谋福利呢？没有，从来就没有过！因为广大人民对他无能为力——既无权选他、亦无权免他。至于“民主”一说，也仅仅就是那么一说，几十年来已被理解为：民是民，领导者是主，合起来就叫“民主”；实为“民之主”。党内上至总书记、下至支部书记几乎没有一个是党员自愿选举产生的；政府、人大、政协及其他各级官员（包括八个民主党派）也几乎没有一个是公民自愿选举产生的。由于各级官员都不是人民自愿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对他够不成威胁，因此他不需要也根本不会对人民负责（更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八十年代以来，那些把“改革”挂在口头上的领导们，实际奉行的并不是一条改革的路线，而是一条加强行业垄断、实行高度集权以及全力维护领导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路线，也可以说是一条极端自私的路线、顽固守旧的路线。他们把干部的任免商品化，把政府的职能私有化，把机关和所辖企事业单位作为尽可能地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利益的工具或阵地。因而他们死死地把持着那个阵地，决不允许任何一根针插进去、一滴水泼进去。掌握一定资源的人们便把他们掌握的财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书记们、组织、人事等部门的要员手里；有的则更加直接，越级向上级领导显示自己的“财滑”。不仅如此，他们还发明了“床上培养干部”的高招，如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他在任绩溪县县长的时候起，就曾将一个20岁的小情人，通过“床上功夫”，一路把她由平民百姓培养成乡党委副书记、乡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妇联主任等职；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通过“床上培养”，把一个“三陪女”培养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的位置上；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初中文化，但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她身高1.68米，大眼睛，高鼻梁，是地方上的“一朵花”；她凭着自身优势，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就升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大贪官蒋艳萍也是通过“床上功夫”发展到副厅级。虽然他们讲学历，但他们不单纯追求高学历，重点还得看看“千里马”与“伯乐”有无裙带、金钱以及其他种种复杂的关系，有则取之，取之有“道”；无则弃之，弃之有“理”；这样选拔出来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当中的败类或者由此堕落成为败类。提拔干部就是向社会、向辖区的人民攫取财富以及其他种种私利的最高明的手段；在这种“选贤”“册封”制度下谁都不会忘记上级的青睐，谁都不会忘记知遇之恩，谁都会拜在提携自己的首长、恩师的门下效犬马之劳，因为当官（尤其是第一把手）好处太多了，而且官越大好处就越多；且不说卖官鬻爵、发包工程，就从小处说，就说说节假日送礼吧！中国自古就有送礼风，孙送儿、儿送我、我送父、父送祖，这是按家族辈分送礼；官场上则是村民送支书、支书送总支书、总支书送乡镇党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送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送市委书记、市委书记送省委书记、省委书记还要往上送，直至中央总书记；您说，谁不想升官呢？为了升官发财，人们不顾一切地投机钻营，甚至雇凶杀害对手；如原山东省水产局局长张程震雇凶杀害王家斌、湖北省红安县工商局副局长雇凶杀局长、福建省闽侯县黄埔村肖书淅为当村主任雇凶杀害村支书肖书建、山西省洪洞县城建局薛文勋雇凶炸死局长3名家人、海南省琼山市副市长吴正养为除掉“政敌”伙同教育局长吴礼川雇凶杀害市长吴大钦、广东省阳春市财贸办副主任林启菊伙同副市长杨启周雇凶杀害市长曾威斌、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为谋取正局长之职花3万元雇凶向局长杨明奕泼硫酸、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为保住官位雇凶杀害检举人等等、等等，都是为了升官或保官；根本原因——当官就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升官就意味着获取更大的私利。这样，干部就会大批大批地封赏（提拔），买卖官位者无不在培植自己的体系和党羽，而正派人却很难被提拔起来。被提拔的干部往往是地痞无赖或者知识分子的败类，这些败类掌握了一定权力，又反过来捞回他的成本，进而经营他自己的势力，积累他自己的财富，再形成以他为核心或龙头老大的各级组织，甚至演变成黑社会或者黑红杂交的性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就是循着这个规律产生的。这个规律就是沿袭了数千年迄今未变的封建干部制度（实际上比封建制度还落后），是一整套落后的腐朽的官僚体制，在这个官僚体制中，被提拔上去的大都是思想僵化、未老先衰的昏庸之辈或者是心术不正的人。这个官僚体制的要害就是没有民主、平等和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这个官僚体制与国际社会的民主选举制度和制衡机制背道而驰，民主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由选民自下而上直选产生，他们根本不用也不会巴结上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做官收入不算高，甚至做官、当总统还得倒贴钱；如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得靠退休后赚钱来还当总统、当首相时欠下的债务。新加坡16个部长位子竟有4个没有人坐，迫使李光耀不得不呼吁社会人才发扬奉献精神来做官。早期的美国总统们卸任后穷困潦倒者也是不乏其人，比如杰弗逊做完总统以后不得不靠卖地、卖藏书度日，最后以“一个伟大的穷人”身份谢世。门罗总统卸任后连住房都没有了，只好投奔女儿合住。而中国的各级党政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将国家和人民的一切据为己有，盖因为他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毫无制约的权力，他们都是由上级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关系指定、“选贤”或提拔任命（实际上就是册封或者卖官），他们是主要领导人的死党和亲信。在这个腐朽的政治体制中，人们几近疯狂地比待遇、比吃穿，比车房，比请客送礼，比金钱美女，比贪污、受贿索贿，比盘剥百姓，比种种不正之风；比、学、赶、帮、超，社会道德越来越滑坡，政治越来越腐败。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皆源于极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派生出来的极为落后的干部制度。只有彻底改革党国的干部制度，我们的党才会有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我们的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我们的民族才会兴旺发达。我们决不能麻木不仁、决不可以用“循序渐进”的借口把改革的日程推给下一届、再下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