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包丢了有监控录像:对鲁迅论述的异同

对鲁迅论述的异同

——  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号： 200813000069    

【内容摘要】   鲁迅生和作品都是一部让人震撼的传奇。本文试图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找出对鲁迅述的异同，对比分析其异同，并探究其存在差异原因。本文认为，两书对鲁迅论述的不同之处在于评论的视角不同，相同之处有对鲁迅的成就都给予了肯定，不同的原因是两书的作家生活的环境不同，所受到的意识影响也不同，评论的角度也不同。

【关键词】   鲁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异同；原因

引言

《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为《小说史》）是由美国华人学者夏志清于20世纪50年代末撰写的。这是一部影响海内外的著作，作者的学术研究在海内外同样具有影响力，他以融贯中西的学识和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持着“身为文学家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只发现和审评’的宗旨”[①]，他在创作时“求精不求全”。尽管作者是以不同于中国大陆学者的眼光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对国内的学者颇多启示，但是作者夏志清是一位有着严重政治偏见的主见批评家，所以他的政治偏见局限了他的学术探讨。特别是在对鲁迅的评价上，政治评判代替了审美评判，从而陷入了某种单一的思维方式之中，导致了对鲁迅作品的误读与偏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著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以下简称为《三十年》）。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现代文学史特色的著作，是近年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破乱反正、史的觉醒，局部突破旧体系模式到走向新的学术建设时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突破意识和创新精神，有带有明显的历史过度性色彩。钱理群等几位年轻的研究工作者以自己特有的“个性”和“态势”写作，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他们注重“全方位”的整体研究，并把时代的精神融入了自己的研究之中，给人以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新的视野和新的探索。他们这样的研究方式，突破了以往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的某些旧格局。没有孤立地讲作家的生平创作道路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而是便单篇的个体分析为综合性的整体研究。

 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专注于文学创作，弃医从文，把笔当成是“枪杆子”，同时她也是个革命家。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文章七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人们，他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一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他极具创造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天地。尽管如此，鲁迅在文学史上仍然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特别是在夏志清的《小说史》和钱理群等人的《三十年》中，这两本书对同一个人却有着不同的评述。本文将对两书中对鲁迅评述部分进行分析对比，找出两书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有何同异，原因何在。

一、《小说史》和《三十年》对鲁迅论述的不同之处

（一）对鲁迅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不同

《三十年》认为，“鲁迅君是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②]“鲁迅《呐喊》、《彷徨》正是“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的统一，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三十年》对鲁迅的评价是：“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③]“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④]“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为、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⑤]“中国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⑥]《三十年》用精短的语言赞美鲁迅呢，不仅将鲁迅的成就尽呈于读者面前，还给鲁迅塑造了一个比原来更加完美的形象。

《小说史》把鲁迅简单划分到“左翼”。在鲁迅专章开篇即说：“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从他于1936年逝世以后，他的声誉越来越神话了。他死后不久，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国文学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著作大批出笼：回忆录、传纪、关于他的作品与思想的论著，以及在过去二十年间，报章杂志上所刊载的纪念他逝世的多的不可胜数的文章，中国现代作家中，从没有人享此殊誉。”[⑦]第二段接着写道：“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鲁迅被视为一个受人爱戴的爱国的反政府发言人，甚至毛泽东也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鲁迅作品的时候一文中，觉得应该向鲁迅致以最高的敬意。”[⑧]由此看出，夏志清在评论鲁迅时是将政治意识纳入到了文学批评之中，以政治评判代替审美批判的著论。他对“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不作任何评论，而是将大量笔墨用在政治描述上。其实，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中共给予他的“殊誉”或“神话”并无直接联系，毛泽东对鲁迅被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更与鲁迅本人无关。所以，夏志清先生因为中共曾高度评价过鲁迅，便对“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重要意义一笔带过。这样的评价对于伟人鲁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这里贬低了鲁迅的成就。

《小说史》中还提到：鲁迅在归顺共产党之前所受到的攻击，而是说出了当时“共产主义派的批判家，在1929年归顺他们的路向之前，一直对他大加攻击”[⑨]“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⑩]鲁迅的小说产生于新文学运动初期,他虽不是新文学运动的最早发动者, 但他确实是体现文学革命实绩和最高水准的主将之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体革命, 用白话文写作，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的文学形式和经典作品。在这一点上，《小说史》恰好地让读者理解了鲁迅受到的赞扬和经历的挫折。

（二）对鲁迅小说论述角度的不同

《三十年》这部教材在分析鲁迅小说的时候，一改过去的社会学分析法，采用许多新方法，他们综合运用了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以及瑞士的荣格的原型理论，并且把科学主义与人文思想结合起来，为了更深地开掘鲁迅小说的思想含量，将鲁迅小说抽象为量的情节结构模式：一为“看/被看”模式，即“示众（《彷徨》中一篇小说题目就叫《示众》；先驱者（如夏瑜）与群众；二为“离去/归来/在离去”模式，前者不光拷问民众，而且引向拷问启蒙者本身。后者形成复调。《三十年》在论述鲁迅小说的时候，探索鲁迅的精神的现代意义，揭示人的生存环境并开掘人生哲学，其研究也就有了超出文学史研究之外的哲学内涵和思想价值。《三十年》重视鲁迅讽刺手法，认为鲁迅讽刺幽默是一种思想结果，来自一种敏锐的思考，对本质问题的深刻揭示，来自于思想的深刻性，来自一种逻辑的思辩的色彩。以及鲁迅刻画人物的特别，擅长人物的典型性、类型化的刻画，以至达到特殊的讽刺幽默效果。

在《小说史》初版序言中，夏志清强调：“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作品杰作。”[11]夏志清是一位有着严重政治偏见的主观批评家，他借着批评主体自身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艺术感受来进行批评。[12]所以《小说史》这部著作在分析鲁迅小说的时候也是注重其艺术价值，而忽略其历史价值。夏志清先生说《祝福》、《在酒楼上》、《肥皂》和《离婚》是鲁迅作品中最好的小说，当然他在总结的时候也提到了其他的小说，可都是作为反面的例证来说夏先生对鲁迅小说的批判的。夏志清说：鲁迅的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过渡时代的农村或小镇的生活，它们却有着足够的感人力量和色彩去吸引后世的读者的兴趣，然而在这个时期，鲁迅也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风格，很多小说他都逃脱不了伤感的说教，他也不能从自己故乡以外的经验来滋育他的创作。还说鲁迅表露出他最佳作品中屡见的坦诚，他虽想改造社会，但他也深知为满足自己的道德意图而改变现实，是一种天真之举。

（三）对鲁迅的散文的评价不同

《三十年》用总结地语言概述了鲁迅散文所做出的贡献。鲁迅散文《野草》和《朝花夕拾》是闲适风，独语体，是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对话； “《朝花夕拾》和《野草》一方面在鲁迅的著作中，是最“个人化”的—散文这种文体如周作人所说，本就是“个人问学之端” [13]；另一方面，又为现代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两种体式，或者说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与‘独语体’的散文”。[14]在介绍《野草》时，作者写道：“要探究‘鲁迅王国’的奥秘，《野草》是一把钥匙”，因为它“是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鲁迅诗，是人生‘苦’的体验，探索中升出来的鲁迅哲学”。[15]《野草》使读者在进行理性思维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朝花夕拾》对于当时所盛行的“我说你听，我启你蒙”的散文历史的否定与超越。《三十年》里分析了鲁迅散文的“闲话风”和“独语体”的形式，认为“‘闲话风’散文充溢着一股真率之气”，充满了趣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生活语言的丰富性、生动性与复杂性”。[16]鲁迅从小时候写起，越后面的作品笔调越发沉重，童年的快乐退却，生活和社会的压抑在作品中逐步地展现出来。从散文中容易看出鲁迅的生活经历，但是，在《三十年》的叙述中，我们更能看到的是鲁迅的散文带给我们的教育意义，和他所要提示揭示社会的种种弊病等等。

在《小说史》里，很少对鲁迅的散文进行具体分析，夏志清对鲁迅的散文贡献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重点着墨于这点。作品里注重对鲁迅小说的评论，在鲁迅创作散文时时代的变化和鲁迅所受到的待遇进行了详细地描述，让读者了解鲁迅的一生。在这一点上，《小说史》往往对共产党带有偏见的色彩，没有很好地公平地去讲述鲁迅的贡献。

（四）对《阿Q正传》的分析，两书的着眼点不同

《三十年》在评论鲁迅小说的结构模式与深邃意蕴时，特意标出“说不尽的鲁迅”一节，综合了近年来学界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三十年》中的《说不尽的啊Q》的一节，没有像通常的文学教史教材那样，仅止于陈述《阿Q正传》的一般特点和对其作出一种著者所认可的评价，而是在陈述《阿Q正传》特点的同时，大量介绍今年来学界对该作品的诸种有价值的新的探索，从而把读者的眼光引向了《阿Q正传》研究的学术前方，读者从中得到的是广泛的学术信息，这比介绍《阿Q正传》的一家之言要有益得多。《三十年》认为《啊Q正传》是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品，是最早介绍大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文学之林的为代表。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的。[17]沈雁冰（矛盾）指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18]

在《小说史》中，夏志清对阿Q这个名字十分反感，说阿Quei这个名字被缩写为阿Q是“作者故弄玄虚”等等。他认为《阿Q正传》这篇小说之所以，在国内引起轰动，是因为中国的读者在阿Q的身上发现了民族的病态。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自我安慰的心理，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或强或弱的存在着。夏志清把这种精神胜利法，看作是对于国家近百年来屡受列强欺辱惨状的讽刺。而且夏志清还认为，这部小说还有着一重讽刺意义。因为阿Q的最后被处死，是因为它急于参加革命。鲁迅在此把阿Q的死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联系起来，认为革命丝毫没有改变穷苦大众的生活。最后夏志清又指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非但代表一个民族的弊病，也代表一种正义感和觉醒，这是近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关心的一点。《阿Q正传》的最深层次的意义是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至于艺术性，夏先生对其颇有微词，认为结构很是机械，格调也近乎插科打诨。

（五）对《狂人日志》的评价不同

鲁迅的《狂人日志》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封建制中国向民主自由中国迈进的第一声呐喊。因为它的锋芒所向是中国整个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体系；它的文字是那样的成熟，是那样的富有问题革命的风采，它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形式。任何一个研究鲁迅、研究文学的人都是无法忽略他这一成就的。

但是夏志清在《小说史》中却认为：“《狂人日志》非常简练地表露出作者对中国传统的看法”，表现出“鲁迅对于传统生活的虚伪与残忍的谴责”。[19]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他不对，但是任何一个熟悉鲁迅作品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评价是过于浅薄的。接着夏又说：“《狂人日志》的缺点是‘缺乏一个现实的情节去解释为什么狂人有被吃测幻觉”。[20]但是很多了解鲁迅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狂人日志》的缺点，作者只是想把无穷的含义留给读者去想象，去丰富，去补充。夏说《狂人日志》“表现了相当出色的技巧，和不少讽刺性”，[21]但是他却没有将“相当出色的技巧”的具体表现做出具体的分析。由此可见，夏志清对《狂人日志》的主题把握是肤浅的，对其艺术分析也是采取大而化之的说法。夏没有真正理解“狂人”的含义，也没有抓住小说的要点和真谛。

《三十年》中对《狂人日志》的评价是中肯的。它分析了《狂人日志》的写作特点，肯定了其创新的写作手法；说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是一部尤其富有创造性尝试的小说。白话语言载体里表现的是一个‘狂人的世界’，文言载体却表现一个‘正常人的世界’，小说文本就具有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相互嘲弄与颠覆、消解，形成反讽结构”。[22]由此可见，《三十年》的作者在分析这部作品的时候抓住了小说的要点和真谛，并理解了“狂人”的含义。

（六）比较视野不同

《三十年》没有将鲁迅的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即便是和国内作家作品对比，书中也很少提到。对鲁迅只停留在其人其作的描述上，视野相对比较狭窄。

鲁迅很复杂，迅先生的思想和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国思想家和作家的影响，如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英国的拜伦，德国的尼采，美国海明威，日本的厨川白村等。所以，夏志清在《小说史》中，自觉地有意识的将中西文学比较，拿鲁迅先生的作品与国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夏志清有着宏阔的世界文学的眼光，研究文学作品也不拘泥于单纯的文学作品，这样的研究富于比较文学色彩和启发意义的。

二、《三十年》和《小说史》对鲁迅论述的相同之处

（一）对鲁迅的生平介绍相同

两书对鲁迅论述专章在书中所占的篇幅都差不多，两书一开始就对鲁迅的生平做了介绍，且持一致的态度：鲁迅出生于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是弃医从文的作家，去过日本留学，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而且两书都承认鲁迅的历史地位，只是介绍的时候稍有偏差。

（二）对鲁迅小说成就的肯定

两书都肯定了鲁迅的小说成就。两书都承认了鲁迅的《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标志之一。《三十年》认为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主题。[23]他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病痛，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拓，使其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它是显示灵魂的深，他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24]

“《小说史》很注意从流派的角度进行概括，但不拘泥于流派，以反映现代小说创作风采为目的……”。[25]《小说史》认为：鲁迅是用小说参与历史的发展，他的肩上担负着沉重的文学使命和历史使命，他的小说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弥足珍贵的新因素，即忧愤深广的总倾向，沉郁宏达的总格调。又说鲁迅的伟大在于他不去修补旧梦，而是毁掉旧梦，另寻新路。他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文学主潮，即正视人生，并带有革命气息的现实主义。他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把中国近代小说寻找主潮的第三步，划时代地转变为中国现代小说确立主潮的第一步。夏志清并没有因为同鲁迅的政治倾向不一致而抹煞掉其作品的艺术成就，他称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为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

三、两书论述存在不同的原因

《三十年》和《小说史》对鲁迅的论述之所以不一样，还在于两书著者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不一样，两书的著者所受到的政治意识也不一样，两书的性质也不一样。

（一）著者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

1、夏志清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

夏志清祖籍江苏，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8岁时，他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附小，这是一所教会学校。高中时，在南京青年会中学，上海大夏大学附中读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这所大学是美国南部浸礼会的办的，多以英文授课。大学期间，他受哥哥夏志安影响开始研究英国诗歌。由此可见，学生时代的夏志清虽身处中国，但所接受的教育多是西方教育。他不像其他人接受过严格的私塾教学，对于中国旧闻新知，认识的也是很少。

2、温儒敏、钱理群、吴福辉教育背景

温儒敏、钱理群、吴福辉这三人是当今中国研究现代文学的大家。温儒敏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中国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钱理群于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现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由此可见，《三十年》的作者都是在中国内地土生土长的作家，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教育的熏陶，对中国的作家和作品都是持赞赏和剖析的态度，而且这三人在研究生或博士阶段都曾师从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稿》的编纂者，其严格的要求，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三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三人在合编《三十年》时，吸收当前最新研究成果，接收教科书的编写要求，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取舍有当，尽量给读者展示真实的客观事实。

（二）两书所借鉴的材料有所不同

夏志清在著作《小说史》时，国内只有王瑶的《史稿》可供参考，其他参考资料在美国比较匮乏，所以他对解放区及新中国成立后至57年这段时间的作家作品评价不高，认为多说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那时候的他跳离国内环境，远距离审视小说史发展的进程，加上自身所受到的一些西方文化论的影响以及国外比较自由的学术环境，使他从一个很独特的视角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史》因为当初资料的缺乏等原因造成了一些论断的偏差。

进入新时期以来，曾经涌起过一个写史热潮，出现过一批各有特色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而《三十年》则是稍后于这个写史热潮出现的。所以《三十年》这本书较多吸取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拥有大量详尽的历史信息可供参考。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我们广泛吸取了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力图能够显示本学科已经达到的水平。”[26]《三十年》的著者们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家，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发展进程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由此可见，供《三十年》写作参考的资料远远比《小说史》多而且准确。

（三）两书所研究的角度不同

《三十年》注重“全方位”的整体研究，注重流派的研究，并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三十年》注意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历史联系中区观照、审视各种重大作家作品的文学现象，重视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重视作家作品的实际艺术成就和艺术个性特征，注重对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历史考察，努力揭示出各种体载特质的内在轨迹。《三十年》对于文学史实的叙述尽可能摆脱外在的纠缠并以纯净笔触去还文学本来面目，使文学成为文学的自身。它对三个十年每一阶段文学的发展的总体描述都是客观、精当和简要的，突出了文学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

《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先生是生活在美国的，他不能理解，在中国现代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作品承担了超乎寻常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重建的任务，文学所负载的时代责任和蕴含的现实信息是何等复杂，而承载一段历史时期真实生活和情感价值的、承载文学艰难掘进责任和命运的现代代表作家是谁。在不同的阶级和文化底蕴下，作者就像站在地球的另一端看中国作家和作品，这样就有一种旁观者清的状态。但是，夏先生并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探讨之间明显地表现出另一种政治倾向，即用“ 共产”与“ 非共产”对作家作品进行政治分类。在《小说史》出版序言中，夏志清强调：“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研究的附庸。文学家的首要任务是文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27]他的小说理念是：“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28]所以他在著作时忽略了“共产”作家作品的历史价值，注重其艺术价值。他认为身为文学家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审美”，[29]他直面作家与作品的美学世界，而不是置作家与作品与时代精神的审视之下进行评论。“夏一再强调小说家为有把握艺术尺度，才能细剖生命百态，而这也正是想人生负责的态度”。[30]他再次强调艺术价值的重要性。

（四）两书的著者所受的政治意识影响不同

《三十年》这本书开笔于1980年，成书于1984年。这个时间距离社会上政治和文化震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二十世纪变革的中国政治斗争史靠得如此之近，以致这段文学史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和超量的社会内容。加上《三十年》的三位作家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的作家，他们从小就受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他们在著作时注重历史，实事求是，力图对文学的复杂现象作出科学的历史评价。

夏志清受到阿诺德、李维斯等批评家的影响甚大。而且在著作《小说史》时，正处于西方“冷战”时期，加之这时的夏志清又是生活在国外，他受到西方的政治意识影响远远大过受我们国内的政治意识的影响，甚至是对国内的政治环境是不怎么了解的，所以他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我们中国文学的，缺少了政治意识，导致他成为一位有着严重政治偏见的主观批评家，他充满个性与审美趣味和张扬敏锐的艺术感染力，凭借主体自身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艺术感受来进行批评的批评家。[31]从而导致了他的《小说史》存在政治偏见。

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同一作家的评价异同的研究还有很多，这篇文章中只是以鲁迅作为一个例子去分析比较。《三十年》和《小说史》对鲁迅的评价可谓是一褒一贬的。《三十年》对鲁迅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而《小说史》对鲁迅的评价却是带有政治偏见的、片面的。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和两部著作者所受到的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社会政治，以及他们著作时所参考的资料信息有很大关系的。尽管两本著作对鲁迅有着不同个论述，但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天地，这一成就是无人能改变得了的。如果我们想多了解鲁迅就不能单以一部文学史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作为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多看些鲁迅的作品，从作品中了解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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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15.

[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29.

[③]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29.

[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29.

[⑤]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29.

[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29.

[⑦]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23.

[⑧]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23.

[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24.

[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24.

[11] 黄海玲.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J]，江苏.徐州：三江学院学报，第四卷第3、4期，2008.12.

[12] 方习文.独见与偏见—关于夏志清的鲁迅研究[J]，安徽.巢湖：巢湖学院学报，2007年第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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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39.

[15] 赵凌河.一部颇具新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J].河北.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   二期.

[1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25.

[1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37.

[1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37.

[1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26.

[2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26.

[2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26.

[2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34.

[2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30

[2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30-31.

[25] 吴晓东.小说是理念的内在景观—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J].湖南：主题评书周刊.

[2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512.

[2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15..

[2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319.

[2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15.

[30]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史》[M]，2005年p34.

[31] 杨洪成。历史艰难中前进—读国内三部<中国现代小说史>【J】。北京：文学评论，1989,1,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