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两位红色女特工：张露萍 陈修良

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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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露萍：潜入军统电台的女情报英雄
　　

　　在我党杰出的特工中，年仅18岁就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的张露萍是一位情报巾帼英雄。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位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叶剑英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 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在街上碰到大姐余顾彦，得知母亲生病瘫痪在床，大姐此次来重庆为母亲买药。母亲生病，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捕。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却一无所得，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南京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曾活跃着一支秘密力量，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1946年3月，陈修良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书记。 

    5月，陈修良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广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换而言之，市委书记亲自领导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 

    要在国民党配备有8000名职业特务的南京截取敌人的机密情报，其艰险程度不言自明。陈修良靠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临危不惧，胆大心细地深入敌人内部搞情报。 

    有一天下午，她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万一出了破绽不是闹着玩的。 

    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见面伊始，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这事该怎么办？” 

    陈修良当即郑重地说：“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自然允诺，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方休同志，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你看行吗？” 

    “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 

    她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这个允诺需要多大的勇气。 

    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 

    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中央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1947年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这一战略目标上。 

    1948年9月，上海局发布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南京市委立即建立了一个由沙文威负责的策反系统，并通知南京各情报人员，凡是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起义线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统。一个个策反对象被筛选出来，而首先纳入陈修良视野的，正是被人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俞渤。 

    俞渤是广西人，少年时代是在桂林度过的，桂林失守后，俞渤考入中山大学，只读了一年便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时他闻知国民党招收空军飞行员的消息，便毅然远去重庆考上国民党空军。1945年春又奉命前往美国训练，归国后便担任了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 

    当时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陆军哗变者已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不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士气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几经接触，当沙文威领导下的特工、时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中尉航空医官林诚试探着把谈话引入实质时，俞渤毫不犹豫地表示答应，并且告诉林诚，他这个机组共5个人，其他人平常都与他友好，完全可以争取他们一起起义。不久，俞渤等人驾机起义。这之后，国民党驻宁部队先后又有4架最先进的B24轰炸机飞往河北解放区。 

    策反空军起义成功后，陈修良、沙文威认为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他们决定把策反目标锁定为国民党军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精良的军舰。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于1946年进入国民党舰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重庆号”回国后，南京的党组织就派人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策动起义。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离开上海，在吴淞口外停泊。当获悉敌人要该舰逆江而上，到江阴与海军第二舰队配合，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后，舰上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决定拒航，把起义地点改在吴淞口。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士兵解放委员会”拘禁了包括舰长邓兆祥在内的所有在舰军官。邓兆祥原有起义思想基础，但不知下层士兵已在酝酿哗变，当他得知这是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时，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使军舰顺利驶向解放区。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岩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做出了贡献。 

    自3月国民党宣布“封江”之后，长江上的大小船只便统统被赶进了内河，解放军在江北很难找到船只，关键时刻南京市委显露身手。4月23日夜晚，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工人驾驶着“京电号”、“凌平号”过江到达浦口；24日中午，被策反的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也开到浦口；紧接着，南京市委又组织民船和停泊在下关沿江一带的公、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只一齐出动（老江口的火车轮渡，一次能装载一个团的部队、战车）。 

    24日凌晨到中午，经过轮渡往返不停地运输，停留在浦口一带的解放军三十五军全军人马顺利过江。经过激烈战斗，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 

    这天下午，设立在励志社的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军部门前，一辆吉普车戛然而止。为首的一位中年妇女告诉哨兵，她需要去见三十五军何克希政委。 

    哨兵犹疑满腹，他不知道这位穿着旗袍的老百姓凭什么资格要见军首长。可是，当他把中年妇女通报的姓名转报值班室后，何克希却立即跑了出来：“陈修良同志，我正在到处找你！我正在到处找你！好啊，我们胜利会师了！” 

    会谈结束后，将军又立即派两个警卫员护送陈修良到寓所搬取行李。当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市委书记! 

    4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陈同生任统战部长、陈士渠任卫戍总司令。不过陈修良没在这个岗位上干多久，1950年她被调往上海，从此就离开了南京。  来源：《天津日报》 （责任编辑：陈思名(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