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有几个妻子都是谁:论明拓《兰亭序》 - 数典书院 - 国学数典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论明拓《兰亭序》

张金梁

自唐太宗将王羲之《兰亭序》陪葬后，便给这“天下第一行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为了传播的需要，好事的宋人便掀起了一场竞刻、竞藏《兰亭序》热潮。时至明代，书风复古，续宋人《兰亭》刻拓之余绪，旧石、新刻涌现于世，拓本纷纭蔚为大观。

一、明代存世《兰亭》旧石

所谓《兰亭》旧石，是指明代之前产生的《兰亭》刻石，其保存或复出于明代，成为文人们热衷收藏的对象。

1、国子监本

所谓“国子监本”，亦称为“国学本”，是由于此《兰亭》刻石在明代朝藏于国子监而得名。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记曰：

王羲之行书《兰亭叙》，以定武本为最佳，其真者已不可得，即宋人重刻之本存于世者亦少，惟京师国子监一石为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其所自来。《元史·周伯琦传》顺帝以伯琦工书法，命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智永所书《千文》刻石宣文阁中，意此伯琦所摹，后人因阁废而移于此也。王弘撰曰：今又有东阳本不让国子监本，宣德间何士英作两淮盐运使得之淮南井中，颍上、上党皆不及也。[1]

顾炎武通过文献记载推断国子监本《兰亭》为元书家周伯琦奉勅临摹刻石，原石在宣文阁，阁废后移至国子监，对此王澍《竹云题跋》另有看法：

国学本明初出天师庵土中，比定武本短二寸许，字亦差小而瘦，然精神意度奕奕动人，胜东阳本远甚，今在大成殿东庑，余尝亲诣其下,手拓数纸细玩笔意，往往时露赵法，定为吴兴手摹，后见周锡圭上党本跋语先得我心，为之拊掌。杨东里亦以国学本为吴兴所摹，与余见正合，甚快。[2]

王氏在此记载了国子监本石刻的发现情况及书形制样式风格特点，比顾氏稍为详细，其通过细读国子监本《兰亭》，发现其中时现赵子昂笔法，故定为赵摹勒上石，与先前的杨士奇、周锡圭意见不谋而合，甚为得意。然仔细思考王澍“赵摹”之论缺少力度，元中后期书家大都受赵子昂影响，在摹刻中带有赵氏笔法者，也不敢断定其一定为赵氏临摹。然周伯琦善楷、行、篆书，从流传于世的墨迹看深受子昂熏染，“为元代受到赵风格影响典型的书家”
[3]
，再加之《元史》记其有奉勅摹勒之事，故顾氏推论更为可信。国子监本《兰亭》书法世人颇为推许，可见此刻石摹勒的书法水平非同一般，影响较大。

2、东阳本

东阳本《兰亭》之名，是因刻石复出时为东阳何士英所得，故以“东阳”名之。关于其石所得情况，何士英记曰：

兹余承乏两淮运使治维扬。石塔寺者，古之木兰院也，寺僧浚井掘出此石，缺其一角，字多剥落，然书法遒劲，较之世传欧阳率更摹本逼真远甚，其绍彭所易高宗所失者欤？考得绍彭易时，镌损天、流、带、右数字，果然因稽来历。此石失于宋建炎己酉，至我明宣德庚戌实三百有二年矣。嗟嗟，此石一物也，而得失有时，向以乱季而失，今以盛世而出，岂偶然哉。因纪其颠末，以告来者。[4]

何氏记此石得于宣德五年，推测为薛绍彭所易的《兰亭》定武真石，潘希曾符合此说，其《跋定武兰亭帖后》曰：

右定武《兰亭》真本，自唐太宗得右军手迹，命欧阳询临摹勒石，久之流落定武，复失于宋之南渡，翻刻纷纷，而定武本多膺矣。我朝宣德中，东阳何公士英为两淮盐运使，浚井得之，世复鲜知。正德戊寅，淮阴胡汝愚来尹东阳，从何氏拓数本贻予，千年名刻一旦快睹。其五字剜损，仰字如针眼之类，悉符诸家辨证，而字画之佳，夐异他本，则不竢辨证而可知为真定武也。
[5]

潘氏结合文献记载，对东阳《兰亭》的剜损处进行考察，认为符合前人所记特点，便断定其为唐欧阳询所书上石的真定武《兰亭》。但世人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澍《竹云题跋》曰：

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种，其一集十三刻，第一为旧梅花，十二为新梅花。今东阳何氏本石裂为三，号‘三段石’，世所称梅花本者是也，但未知其新旧何居耳。吾友淳安方楘如文辀云：‘曾至东阳亲见此石，质坚如玉，字里涂金，何氏子孙各执一片，冬至祠祭已乃会为一处，拓数本以传，其矜重如此。’余谓此刻乃南宋定武覆本，决非原石。定武全具右军笔妙，此则但有欧法；定武众妙俱来仍一妙未罄，此则一已无余众复何有？辨定武者正须于此具眼。[6]

王澍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东阳本《兰亭序》进行了笔法风格境界等分析比较，认为东阳本虽贵，但绝非定武原石，而是复刻之优者，颇具说服力。然王氏谓“今东阳何氏本石裂为三，号‘三段石’，即世所称梅花本者，”颇有疑处。宋刘克庄《后村集》有“三段石本”《兰亭序》条曰：“此婺州倅厅本也，前辈评其有定武典刑，石初为三，号‘三段石本’，亦为‘梅花本’，后裂为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7]从刘氏记载看，宋时已有“三段石本”、“梅花本”之说，且此石后由三段断为五，与王澍所记“今东阳何氏本石裂为三”不是一石。若何氏所得之石为宋时的‘三段石’，当石裂之数多于五块方对；另外明人潘希曾所记中，认为此石为定武原石，也没有提及“三段石”及“梅花本”者，也就是说何氏所得之石时，石刻可能是完整的，王澍另有记载曰：“同年洪瞻仁为江西泰和令，得杨东里先生所藏四种，第一种为郑清之家本，盖即重摹松圆老人九字损本者；第二种即何氏本，而尚未断裂，欲取之不可得，为之惘惘。”[8]此则又谓东阳《兰亭》有未断裂本，使问题显得复杂。其实，东阳本《兰亭》一面世，杨士奇便得到拓本并作了跋，记载了一段何士英隐而不言之事：

近年杨州僧舍发地，得二石，皆《兰亭》旧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后，盐运使何士英裁齐合之为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犹不二字；后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两本肥瘠相近，清韵可爱，世传宋思陵驻跸于扬，金人奄至，所爱《兰亭》瘗之而去，此岂是耶。[9]

何士英只言所得之石“缺其一角，字多剥落”，未言为二石，更未说将二石裁齐“合之为一”，幸亏杨氏有此记载，不然将永远成为不解之谜。王澍看到杨士奇藏石未断的“东阳本”，便是拼合拓成的杰作。后来此二石其中一块又断裂为二，故有人称之为‘三段石’。因宋代有“三段石”《兰亭》，亦称为“梅花本”，清人王澍将东阳本误认为是宋代的“三段石本”《兰亭》，得出了“此世所称梅花本者”的错误结论。从人们的记载不难看出，东阳本属于定武《兰亭》一类，刻石较为精细，影响较大。

3、颍上本

颍上本《兰亭序》，是因石在颍上县而得名。关于此刻石的出现见诸于众多文献，先看明人的几则跋记：

此帖石刻今在颍上县，其首题曰“唐临绢本”，而临者刻者皆弱，余得之廖子谟。（杨士奇《东里文集·续集》）[10]

嘉靖八年，颍上村民耕得此石，送县治，县官都不省视；送之学宫，学官亦不复省视。斋夫移置邻壁磨房，凡来硙者俱坐其上，真如明妃嫁呼韩有余辱矣。逮丁酉清明，孔文谷先生莅宪此邦，闻而索之，亟属姜尹龛诸明伦堂中，《黄庭》另一石龛，左右列。此本拓法不减周藩东书禊序初拓，墨光如漆，何必李廷珪潘谷乎。（邢侗《来禽馆集》）[11]

此石出最晚，万历间始有得之于颍上井中者，与《黄庭》共一石，不知其刻自何年，风骨完美意态斐然。余初见而大惊，乃托之同籍田宁二君，致本甚富。及海内渐知有此刻，拓工坌集，四十年来石损坏，因有持示余者，大非昔日出井之初矣，余倍为惋惜，幸其蚤致有此也。大抵《兰亭》之患，患在摸多，字形空存，全无笔意。而右军之妙，妙在笔意字形，非所计矣。如此安见右军于《兰亭》中乎？则此刻之胜俗，所借名定武者多已，况刻即潜于地下数百年，是起古人于旦夕，宁不为书家奇遘耶。（安世凤《墨林快事》）[12]

对比三则跋记，关于颍上《兰亭》的出土、形制、书法等问题存在着较大分歧，现分别讨论如下：

（1）颍上《兰亭》刻石的发现

明文献中，最早记载颍上《兰亭》的是杨士奇，而杨氏之拓本，是颍上县令廖子谟所赠。廖谟，字子谟，泰和人，为永乐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后外授县令。杨士奇有《送廖子谟序》云：“翰林庶吉士廖子谟既授颍上知县，告别将之官，廖氏之先与余同里巷，余少犹及趍走其曾大父愚寄先生徳辉之下，长而与其父潜仲相好也，而子谟从余于翰林六年，志同而道契矣。”[13]王直与之也有同乡之谊，有《送廖知县复职诗序》曰：“奏为颍上令，其治以抑豪猾抚善柔为务，未几以忧去官，服除改长沙。”[14]由此可知，廖谟知颍上县时间很短便丁忧回家。《大清一统志》载：“廖谟，泰和人，永乐中知长沙县。”[15]这说明，廖谟丁忧服除为长沙令时，仍然在永乐年间。这样我们就可断定，颖上《兰亭》刻石，在永乐时便以面世。令人不解的是，除杨士奇外罕见他人记载，之后销声匿迹，直到明代晚期才重新面世。邢侗谓刻石重现于嘉靖八年，初无人理会，后被孔文谷发现才大显于世。孔天允，字汝阳，号文谷，汾州人，嘉靖十一年进士第二，于故事当授编修，以藩戚外补陜西提学佥事官，嘉靖十六年闻此石之事而索之，置明伦堂中。安世凤为明万历年间进士，其谓颍上刻石“万历年间始得”的记载较为粗略，不如邢氏所记人物、地点、时间俱全，故后人多从邢氏之说。

那么在永乐年间就有的《兰亭》刻石，怎么到嘉靖时再面世呢？其中当然要有原因，张登云《跋颍上本〈兰亭〉》曰：“此刻久尘颍上学宫，相传学址旧在城南外关，因民间掘井得石，洗而视之乃出此焉。然颍人尠镜古者，岁月澶漫不可考，余索而谛识，风神遒紧，大近褚笔，盖唐文皇以馆阁摹本散置黉塾间，疑是其一云。”[16]按张氏之说，颍上学宫旧在南关，后迁移之，因当时此石刻没有受到重视，可能在迁移学宫时被推入井中，后来挖井得之，才重新面世。并猜测此石是以唐时散置学宫的馆阁摹本上石的，可为一家之说。

（2）颍上《兰亭》、《黄庭经》之关系

在杨士奇的收藏中，不仅有颍上《兰亭序》，也有颍上《黄庭经》，杨氏跋《黄庭经》云：“石刻故在颍上县学，廖子谟为县寄惠数本，所恨打碑者甚谬也。”[17]可知此二物皆为廖子谟为颍上令时所赠，但没有提及二者的联系。邢侗谓颖上《兰亭》被孔文达发现后，“亟属姜尹龛诸明伦堂中，《黄庭》另一石龛，左右列。”说明《兰亭》与《黄庭》是独立的两块刻石。而安世凤非常明确的提出，《兰亭》“与《黄庭》共一石”，较早的董其昌便有此说，其《题颍上禊帖后》云：

颍上县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县令异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铜罍。其石所刻《黄庭经》、《兰亭记》，皆宋刻也。[18]

董氏在此除谓《黄庭经》、《兰亭记》共一石外，还加上了有井所藏珍奇异宝而“夜放白光”的神奇记载，因董氏是明末官高职重影响最大的书画家，所以后人们也大都深信不疑，凡记载颍上本《兰亭序》者皆大加渲染，来增加此刻石的非凡身价。如宋荦对颍上本《兰亭》的记载，也是从神话开始的：

嘉靖中颖上人见地有奇光，发得古井函一石，上刻《兰亭》、《黄庭经》，前有“思古斋石刻”五篆字，下有“唐临绢本”四楷字，复有“墨妙笔精”小印，印细而匀，疑是元人物，识者定为褚河南笔，因唐以诸臣临本颁赐天下学宫，事或然也。初拓不数张，纸恶而字甚完好，次拓纸墨皆精，兰亭类字遂尔残缺，最后为一俗令妄补，大可憎。且搨皆竹纸，草略殊甚，仅存形似耳。今此石碎已久，即竹纸者亦不易得，余游金斗时得一本，犹是次拓，固足宝也。[19]

宋氏记载与董其昌同，亦谓《兰亭》与《黄庭》在一石上，并谓石上面有“思古斋石刻”五篆字及“唐临绢本四楷字”，复有“墨妙笔精”小印，并认为是元人物。杨士奇谓所藏颖上《黄庭经》前有“唐临绢本”四字，并直呼为“思古斋”本，显然与宋荦所记非常一致，可知杨氏所得之帖与后来面世颍上刻石应为一物。至于井有奇光之说，王澍在《竹云题跋》中提出批评：“其说亦颇神怪可喜。庚寅秋，余下呉门，何义门屺瞻先生为余言董说吊诡无实。因出杨《东里集》示余，中有思古斋帖一跋云，颍上令某饷以二本，当时东里已有此帖，则非至明季出自井中又可知也。”[20]王澍与何义门皆不相信董其昌所记的神奇传说，并对颍上《兰亭》、《黄庭》刻石是否出于古井也提出质疑，但对于《兰亭》、《黄庭》是否共一石不加评论。从对于颖上《兰亭》、《黄庭》之版本，通称为“井底本”、“思古斋本”、“玉版本”等可知，二者共存一石深入人心，可能也与事实相符。

（3）颍上本《兰亭》的书法

时至晚明，书家大都对颖上《兰亭》大加推许，有名者除安世凤、邢侗外，董其昌的推波助澜产生的影响最大，其跋颍上《兰亭》曰：

余得此本，以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当是米南宫所摹入石者，其笔法颇似耳。辛卯四月舟泊徐州黄河岸书。[21]

董其昌认为此拓本书刻俱佳，“以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并从笔法上分析之，得出了“当是米南宫所摹入石者”的结论。对此王澍持不同的看法，其跋《颖上本》云：

《兰亭》两派：一为欧阳，一为褚氏。欧阳独有定武，褚氏首推颍上，董宗伯目颍上为米所临，正恐未然。米虽天才超轶，而一种清和广大韵度，故当远逊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余曩时初拓，视今本少肥，特为精妙，五年前为吾友方贞观取去，惋惜至今。河南摹本最多，要无出此上者。李伯时云：柔闲萧散，神趣高华，风流天成，非学力可到，惟此得之。[22]

王澍认为米芾虽书法高妙，但“而一种清和广大韵度，故当远逊前良”，确信颍上刻石为褚遂良之真迹上石，并进一步阐明，“昔米南宫得褚摹黄绢本，裁为袖珍手装成册者，与此正同，今为海宁陈氏所藏，较然可考，则此卷的为褚迹无疑也。”[23]可见在他心目中颍上《兰亭序》，是褚氏一系刻本中最为优秀者。

在明代对于《兰亭》拓本的审美有不少变化，王澍《竹云题跋》云：“《兰亭》自北宋至今皆复位武，独至董思翁始为‘思古斋’吐气，以为各本皆出其下，允为千古精鉴。”又云：“自南渡来，士大夫专尚定武，竞相传刻，遂为所掩。董思翁始为发之，名遂大噪。”[24]由此可知，在明代中前期定武《兰亭》独受宠爱，褚氏所摹《兰亭》被人们所忽视，至董其昌主盟书坛，颍上《兰亭》才大受世人珍重。这为颍上《兰亭》在永乐时不受重视找到了根源，也对杨士奇评颍上本《兰亭》“临者刻者皆弱”觅到答案。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所摹，较褚摹用笔厚重有力，自宋以来一直受到世人的珍爱。董氏之书追求清秀淡远，与褚氏笔意有诸多共同处，所以董氏将颍上本《兰亭序》视为最佳版本，带动书坛改变了前人的审美观点，为树立颍上本的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颍上《兰亭》的毁坏及补本

安世凤是万歴间及进士第而进入仕途，其亲眼看到了颍上《兰亭》由于拓工云集四十年后刻石损坏拓本“大非昔日”的状况。在一个尚帖崇王的时代，一种佳帖出现，人们趋之若鹜可想而知，况又是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刻石，金石虽寿，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捶拓之苦，没有好的保护措施，损坏势在必然。宋荦还提到了颍上刻石破残后，被“一俗令妄补”之事，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

此帖《筠廊偶笔》云始拓字甚完好，次拓类字已残，缺补之者可憎.今则石碎久矣，不言缺字，余所得本缺二十七字，而无碎石痕迹，当是原刻所缺类字，诚可憎，知是次拓也。字画圆劲流整，意有余闲，美无不具，字缺何害其为善本乎。后有李阳春补全本，改补类字亦不佳，各刻类字行书，李作正书一误。正书米下从大，而李因旧补从女又误，又名为补二十七字，实则通本重摹而刻之，笔法殊嫩，逊缺字本多矣。余处有白榆徐先生临缺字本墨迹，可知此本固书家之所重也。家藏此帖有三本，其一稍觉漫漶，盖次拓亦有先后耳。[25]

李阳春为颍上令，对残破的颍上《兰亭》刻石进行重摹，补刻了所缺之字，其意图可能有二：一是因为刻石经不住长期捶拓，时间不长便残“类”字，后残缺至二十七字，李便想摹补始其成为完璧；二是将其重新摹刻后，以此供人拓捶，以保护原石，也借此留下自己的大名。王士祯《居易录》云：“颍上县玉版《兰亭》、《黄庭》本出井中，藏于县库，后又摹刻一本，寘文庙中，明末流冦之乱，库石碎于贼，惟摹本尚存学宫。”[26]由此可见李阳春不但没有薛道祖凿坏原石偷梁换柱的过错，其将颖上《兰亭》原石藏于县库，而将自己摹刻刻石置于文庙，是保护颍上本《兰亭序》刻石的有功之人。可惜的是颍上《兰亭》原石最终没有逃出厄运，碎毁于明末战乱之中。《竹云题跋》对此另有记载，其谓“崇正间县令张俊英者，北之鄙人也。恶上官索取之烦，遂碎其石，于是世间传本渐少。”[27]此说不太可信，张俊英再粗鄙也不会作出击碎碑石之事。不管事实如何，颍上原石毁碎却是事实，而李阳春所摹者至清时还存放于学宫之中，虽然其摹刻拙劣，但为人们粗略了解颍上本《兰亭序》，提供了方便。

4、玉枕《兰亭》

关于玉枕《兰亭》的来历，有不少说法，明王祎《跋玉枕兰亭帖》云：“《兰亭帖》自唐以后分二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为唐临本；其一出于欧阳率更，是为定武本，若玉枕本则河南始缩为小体，或谓率更亦尝为之。宋景定间，贾氏柄国，凡兰亭遗刻之在世者，鲜不资其玩好，此本后有右军小像，且题曰‘秋壑珍玩’，其贾氏所重刻者耶。”[28]王祎认为玉枕本唐时便有，禇遂良或欧阳询将《兰亭序》缩小临摹为之。然《浙江通志》载元孔齐《至正直记》曰：“小字《兰亭》南渡前未之有也，贾秋壑得一石枕光莹可爱，贾意欲刻《兰亭》，人皆难之。忽一镌者云：‘吾能蹙其字法缩成小本，体制规模当令具在。’贾甚喜，既成，果宛如定武本而小耳。缺损处皆全，亦神手也。今所传于世者，又此刻之诸孙也。世亦称玉枕《兰亭》云。”[29]孔氏在此将“玉枕”名称的来历加以解释，谓始自南宋贾似道，且谓世上所传者，皆“此刻诸孙”，颇能让人信服。

明代仍有玉枕《兰亭》刻石传世，杨士奇有《玉枕兰亭二帖（二首）》曰：

右玉枕《兰亭》石刻，今在南京火药刘家，余得之陈镛叔振，陈清修雅重，余敬爱之。自翰林庶吉士擢礼部主事，从兵部尚书李庆入交址没于兵间，甚可惜也。此刻故在绍兴府，今亡裁十余年，而墨本存者已少。余得此于给事中任守礼，纸墨虽劣而字画意度悉完，固在所爱重也。[30]

文中杨氏对二本玉枕《兰亭》刻石情况有所交待，一种刻石在“南京火药刘家”；另者原在绍兴府，距其作记时“亡裁十余年”。此拓本其得之于给事中任守礼，杨氏有《送史参政序》一文，是永乐十六年三月吏科给事中史寿擢升广东布政司左参政时朋友同僚相送诗文之序，“其之官也，给事中任守礼重同寅之义，属赠以言。”[31]杨士奇大约在此时获得玉枕《兰亭》，由此前推十几年绍兴玉枕《兰亭》应该还在，至于其何原因亡之，不得而知。至于二帖的书法艺术，杨氏没加评论。后来文征明针对杨氏所藏之帖，大发感慨：“二石今皆不存，不知与此本及余所藏本同异，要皆不易得矣。”[32]从文氏之言可以看出，虽然杨氏所说二石皆不存了，但其还收藏了不同版本的玉枕《兰亭》，说明玉枕仍有嗣裔流传不息，后来又出现了大为有名的福州本旧刻，《式古堂书画杂考》载徐渤之跋曰：

福州府治旧有玉枕《兰亭》石刻，陶南村《辍耕录》载：宋理宗内府所藏一百一十七刻目录，福州治者其一也。予少时览《辍耕录》而知之，无由得睹。万历癸卯，郡守黄公似华偶于府库内见之，移置郡斋为玩，临行以路远不便挈去，乃赠郑中翰朴，朴为马季声妹婿，因借拓数纸。予始见其石广尺许，两面光莹如玉，阳刻《兰亭序》，阴刻右军像，真先代奇物。中翰既殁，家人不知重，为友人陈子盘生所得，盘生喜书法，得此如获重宝，命工施拓以贻同好，雅足述也。[33]

按徐氏所记，福州本玉枕《兰亭》是宋内府所藏的一百一十七刻之一，万历年间重被发现于府库中，虽难以断定是否前代佳刻，但对晚明有较大影响应属无疑。此石至清初还在，王澍《竹云题跋》云：

文待诏云：贾氏刻有二石，字画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右军作立象而鬈心；其一坐而执卷，左有贾似道小印，岂当时得率更遗墨而刻一石，灯影缩小者又一石耶。余所见闽中萧氏所藏石，乃坐而执卷者，所谓福州本是也。此石向在金坛，余曾手拓数纸，今被势家所收，不复易得矣。[34]

王澍认为福州本玉枕《兰亭》为贾似道家所刻二石之一，若谓此一类翻刻者更为可信。王澍曾亲手拓过，可证其清初还保护完好，后不知为哪个有势者收去。

5、金陵清凉本

所谓金陵清凉本，是因为其石在此也。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曰：“《兰亭帖》世有定武本为第一，金陵清凉本为第二。其定武本宋建炎南渡不知存亡，清凉本洪武初因寺废入官，其石留天界寺，住持僧金西白盗去，后事觉其，僧系狱死，石遂不知所在。”[35]由于此石在明初便失，所以此本流传较少，而影响亦小。

6、秦府本、上党本（长治本）

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上论自己所收藏《兰亭》曰：“昔人谓《兰亭》无下拓，余所得十余种，为真宋拓者二，其余为颍上、为上党、为国学、为秦府诸石。”[36]在林氏所得的十余种《兰亭》中，有真宋拓二种，其余则为明时拓本，其中颖上本与国学本上面已经介绍，而秦府本及上党本还未提及，现简单介绍之。

　
（1）秦府本．所谓秦府本，是指重现于明代而藏之于西安秦王府中的《兰亭》旧刻。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云：“万厯间西安土中掘出，秦王取入府中。此本遒劲，甚有欧阳笔法。”[37]从而可知，秦王府本，也是定武兰亭一类，其在晚明有一定影响。

（2）上党本．上党本也称为长治本，皆因旧石出土之地名而得名，王澍《竹云题跋》记云：“有明熹庙时，上党长治令苟海来，从县治东偏土中得此石，笔法圆劲，风神清朗，盖亦南宋佳刻，为定武之子，周锡圭赞以‘为水流云行，鸾翔凤翥’，信矣。”[38]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谓“长治本”为宋刻石，“崇祯初陜西茍好善令长治，掘地得《兰亭》及舍利数颗。茍与余同官汴梁时，曾以拓本见遗，今石已在茍君家矣。”[39]长治本出土于天启、崇祯年间，王澍、孙承泽皆谓宋时刻石，其亦为定武《兰亭》之嗣，在明末颇有影响。得石者长治令苟好善醴泉人，后由湖广道御史左迁擢济南府同知，崇祯十一年清兵破城死节。而《庚子消夏记》的作者孙承泽为崇祯四年进士，官给事中，李自成入北京顺服为四川防御史，后降清官至吏部左侍郞，再三失节，可谓是识时务者。长治刻石在苟氏家，战乱后不知归属何人。

　　二、明代新刻《兰亭序》拓本

明代朝野上下，非常重视书法，所以人们对于碑帖的需求非常迫切，特别是对于象《兰亭序》这样的名迹，学书者案头缺少便是极大的憾事。因此，人们不但珍视《兰亭》旧刻，同时也摹勒了不少新石，使学习、收藏《兰亭》刻帖的热潮仍然高涨不下，现就明代几种著名的《兰亭》新刻石分别讨论如下：

1、永乐内府本

永乐帝朱棣颇重文治，朝廷文化非常繁荣。太子朱高炽（即仁宗皇帝），仁慈重文，非常喜爱书法，“一切筹划章奏断自睿鉴，必手谕。先臣咨以故实，先臣病或弗侍帷幄至屡勤顾问，亲洒秘方申诸咏怀，有相见当何时之句，先后降札仓卒片楮未尝不精楷遒劲，俨然晋人风骨。”[40]可见仁宗善书并非虚言。《续书史会要》亦谓“仁宗皇帝圣徳纯成，无他嗜好，万几之暇留意翰墨，尝临《兰亭帖》赐沈度，意法神韵，唐之太宗不能过也。”[41]朱谋垔其文不无溢美之词，但其所赐当时朝廷被誉为“我朝王羲之”沈度的临本《兰亭序》相必颇为可观。

永乐八年，永乐帝朱棣御驾北征，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在朝监国，“翰林检讨王偁得兰亭墨本以进文华殿，葢唐人钩摹者，睿?命刻石间，赐大臣及近臣。”[42]此刻后人便称之为永乐内府本《兰亭序》，此拓本一出便成为珍宝之品，成为书坛上美谈。杨荣《书〈兰亭帖〉后》记载了其被赐予拓本情况：

仁宗皇帝昔在储位，夙夜孜孜缉熙圣学，然于协赞万机之暇，锐意翰墨，于古法书真迹尤为笃好放情挥洒，往往造妙入神，尝以唐礼教褚遂良所临禊帖摹勒于石间，以纸本赐近臣，然亦未尝轻授也。永乐八年冬，臣荣扈从车驾南还，首蒙慰谕，特赐一本，退而深自感激，以为非眷念之至，何以得此？因宝而藏之，以为子孙珍玩。[43]

杨士奇《东里集》中有《恭题赐都御史虞谦兰亭墨本后》对此事交待的也非常清楚：

右唐褚遂良所临王羲之《兰亭禊帖》，永乐八年上在春宫得墨本，命工刻之石，时大臣及近臣侍临国者各赐摹本，得者裁六七人，非恭慎端厚有文学者不预，盖贵重之也。此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谦所被赐者，间出属臣士奇识于后，臣侍上最久盖尝窃闻赐帖之旨，非独矜重法书，要在奖励其人焉。[44]

由此可知，得永乐内府本《兰亭序》者非常少，故此刻珍贵不只是文物价值，“非恭慎端厚有文学不预，盖贵重之也”。同样杨士奇是当时的重臣，故也被赐予，《临皋文集》记曰：“先臣士竒受列圣眷被四十年如一日，在昔仁庙监国艰危共之，兹刻盖仁庙特赐云。”[45]此刻是宫廷根据褚遂良临《兰亭序》上石，刻石之精良不言而喻，世人珍贵之在其必然。但也因石在禁城，一般人难以得到，故其影响大而流传的面较小。

2、周邸东书堂禊帖

明王朝建国后，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被封为周定王，就藩开封。其为培养世子朱有燉，以长史刘淳为之师，辟东书堂以教之。洪熙元年周定王去世，世子袭位，是为周宪王。有燉博学善书，朱谋垔《续书史会要》谓“王恭谨好文辞，兼工书法，集古名迹十卷，手自摹临勒石，传世名曰《东书堂法帖》。”[46]又集刻《兰亭序》一卷传于世，朱有燉自跋曰：

右王羲之《修祓禊帖》为古今书法第一，自唐以来摹拓相尚各有不同，而传之久远者惟石刻，存故后世有定武、褚遂良诸家不啻数十本，赝者尤多。惟以定武为逼真，其它亦有可观者。予阅之颇多，今以定武本三、褚遂良本一、唐模赐本一刻之于石，复书诸贤跋，仿李伯时之图兼禊帖诸家之说，共为一卷，读书之暇惟自以为清玩，非敢遗示于人以为楷式也。永乐十五年岁在丁酉七月中瀚书。[47]

《周邸东书堂禊帖》刻于永乐十五年，当时朱有燉为世子，其读书之暇喜爱翰墨，故摹刻了《东书堂法帖》和《东书堂禊帖》。其自谓摹刻的目的是清玩，不敢示于人以为楷式，但还是不翼而飞，在社会上造成不小的影响。因其内容较为复杂，天顺时王佐曾作《周府兰亭禊图考》曰：

其前五序一临定武的本、一定武肥本、一定武瘦本、一褚遂良模本、一唐太宗模赐本，图后自制跋语，其图盖模李伯时所画而翻白尤多，比《山阴禊图》稍细密，图后有天台孙绰《后序》，序后有唐柳公权、宋米元章跋语，宋高宗行书《付孟庾》，又其次有唐太宗得《〈兰亭〉二跋》，及定《〈兰亭〉审诀诗歌》、曾宏父诗，又载姜尧章《兰亭偏傍考》，又载《十七帖辨》《兰亭旁注》，僧字不是曾字之悞，末有殿下所跋《兰亭》诸说，识以兰雪轩、东书堂图书记二图书，盖此图精致，得之者多自秘藏，后生小子或未之见，因并书之以示来者。[48]

《周邸东书堂禊帖》内容之庞杂于此可见一斑，其自谓所刻禊帖“以定武本三、禇遂良本一、唐模赐本一刻之于石”，好象是以原本摹勒上石，但事实并非如此，王世贞记《周邸东书堂禊帖》曰：

《兰亭叙》刻周宪王邸中者凡五本：其一为定武本，二为定武肥本，三为褚河南本，四为唐抚赐本，而其五复为定武本，不知王所藏本，果无夺嫡之疑否，王果有正法藏眼否。且似以已意临拓，而不作双钩廓填，媚润有余，古劲不足，恐未能为中郎之虎贲也。石刻于画尤远泉石气韵，了不知所在，而诸贤偃仰隗俄之态，尚小可寻，以此知伯时自不凡，其它诗及杂记真行数纸，皆宪王笔，纵不能脱俗，而时时有晋意，譬之王石饴澳釜蜡代薪，比之尔时诸贤风流都不似，然不至作宋儒吃菜事魔也。此本视近拓差整洁，留之作诸《兰亭》屏脚。[49]

王世贞又《跋周邸兰亭》曰：

《兰亭禊叙》自陶九成所纪贾秋壑家藏修城定武一百十七刻，又卅年而周邸之刻继之，其声价剧出诸刻下，虽有定武及肥瘦褚摹唐赐五帖之不同，而结构波拂一一出宪王指腕，无山阴神骏意，第龙眠画与王手书诸说却他本所无，亦足称褉史。余前后得十余本，久而厌之，则皆为他人物。今年得一本，乃东书堂初拓，王所自宝者，黑处若纯漆白处若栗玉，即不知淳化李廷珪墨澄心堂纸何如，其它恐未多让也。譬之尹夫人虽不称绝代，而韶粉靓饰遇邢娙娥未进时，亦自足赏保不作他人物矣。[50]

王世贞认为，《周邸东书堂禊帖》的主要内容是五种不同底本的《兰亭序》，并对列为第五的定武本《兰亭序》是否有夺嫡现象表示怀疑。关于五本《兰亭序》的书法问题，王世贞认为其不是双钩，皆为周宪王朱有燉手临上石，“而结构波拂一一出宪王指腕，无山阴神骏意，”故“媚润有余，古劲不足”。从中可得出《周邸东书堂禊帖》由于较多的体现了朱氏的笔意，而朱氏的书法并不高明，故离原作相去较远。孙矿《书画跋跋》亦谓“周邸帖大抵摹手未工，此跋评五帖云：‘媚润有余，古劲不足，’良是。”[51]非常同意王世贞的观点。但此五种《兰亭》是否皆是宪王所临，也有不同的看法，俞允文《周宪王所摹兰亭序》云：“周和宪王所摹兰亭凡四种，而丰君以为此五种皆王所摹，不知何也。”[52]由此看来，认为五种皆为宪王所摹者较为普遍，如王氏、丰氏、孙氏皆然，但俞允文认为，五帖中四帖为宪王所摹，另者可能是翻刻。但不管怎样书法水平皆不太高。如王世贞前后所得十余本，而“久而厌之”，便成为他人之物，而当得到“宪王自宝者”，因纸墨之珍贵及宪王之物而喜爱之，爱屋及乌之故不言而喻。

在《周邸东书堂禊帖》中，除临摹《兰亭序》内容之外，还附有传为宋李公麟的《兰亭流觞图》，此图明初便藏于皇廷，洪武九年明太祖朱元璋作有《兰亭流觞曲水图记》[53]，被誉为文臣之首的宋濂亦有《兰亭觞咏图记》曰：“兰亭觞咏图一卷，相传为李公麟所画，观其运意状物极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画兰亭一所，俯临清流上，……自兰亭至石桥溪水诘曲，流如龙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褒加绅各地坐，藉以方裀或熊虎皮，研纸墨笔各具，有诗者各系人傍，两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状人人殊，诚可谓善画者。”[54]此画卷世人难得一见，故王世贞谓“他本所无，亦足称褉史，”而多加宝爱。《书画跋跋》亦谓“摹画入石比书更难，此图无别本，赖此尚存梗概。若得高手出己意临之，固是一快，司冦门下名画士不乏，何不令作此图以配潘贵妃本。”[55]孙矿在此大发感慨，认为《周邸本兰亭图》所摹较粗劣，王世贞门下善画者很多，应精心临摹创作以配“潘贵妃本”《兰亭序》。至于周宪王手书诸说，虽其艺术水平不佳，但因是周王所为，故亦被世人所珍重。

3、汴中本

汴中本《兰亭》为明代新刻，亦是定武《兰亭》之嗣裔，水平较高，为世人所称善。书家陆深曾得之佳拓而跋之曰：

昭陵永秘千年迹，定武犹存几样碑，今人间定武又秘不可见矣。世远则同归于尽，何物不尔。近世《兰亭》翻刻，称汴中绝佳，金陵购得此本，纸墨又佳也，又安知后之叹此，不如彼者耶。[56]

又《跋定武兰亭卷》曰：

金石为传世之器，果足尽情耶。近时《禊帖》称汴中者绝佳，予金陵购得此卷，纸墨又佳，盖数十年前物也，又安知后之人不兴叹于此耶。[57]

从陆氏之言不难看出，其对汴中新刻兰亭是非常珍爱的，并为其能否长远流传下去而担心。汴中《兰亭》刻石于明代前期，杨士奇在跋他本《兰亭》时曾经涉及到汴中本问题：“此刻本在吾庐陵，不知何时移绍兴也。其古意苍然，视汴中新摹刻者，大相远矣。”[58]杨士奇认为新刻的汴中兰亭，比其所藏旧拓水平相去甚远，除去人们的好古心里外，法帖翻刻每况愈下当是不争事实。

4、陈氏刻本、丰摹神龙本

所传唐摹《兰亭序》墨迹，被世人视为无上珍宝，大都为皇廷贵族所占有，一般人难以亲眼目睹。明朝廷不太重收藏，书画名迹大都落入豪门巨贾手中，文嘉跋“神龙本”《兰亭序》时，曾涉及到这个问题：

唐模《兰亭》余见凡三本：其一在宜兴吴氏后，有宋初诸名公题语，李范庵每过荆溪必求一观，今其子孙亦不轻出示人；其一藏吴中陈缉熙氏，当时已刻石传世。陈好钩摹，遂拓数本乱真，而又分散诸跋，为可惜耳；其三即此神龙本也，嘉靖初丰考功存礼常手摹，使章正甫刻石于乌镇王氏，然予未见真迹，惟孙鸣岐抄得郭佑之诗跋，鲜于伯机长句，每诵二诗慨然欲思一见而不可得，盖往来予怀者五十余年矣，今子京项君以重价购于王氏，遂令人持至吴中索余题语，因得纵观，以偿夙昔之愿，若其摹拓之精钩填之妙，信非冯承素诸公不能也。子京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然所蓄虽多，吾又知其不能出此卷之上也。[59]

从文氏之文可知，在明代可见的传唐摹的墨本《兰亭序》至少有三本，其中吴中陈氏藏本及乌镇王氏藏本曾钩勒上石，拓本流传于世。吴中陈缉熙官至翰林学士，特好翰墨，其除将所藏《兰亭》墨迹摹勒刻石外，还勾填临摹数本墨迹乱真欺世，不惜将原墨本《兰亭序》的众多名人题跋拆散分配，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致使原本面貌全非，为人们所惋惜。对此王世贞有专门论述：

昔人称宋拓《兰亭》自定武外，以复州为胜，豫章次之，刘无言重刻张澄褚摸《兰亭》为第三本，今此帖称张澄摹勒上石，盖昔人偶未见澄原石耳。所谓循王家藏本，恐不甘复州、豫章下也。记余少时，得石刻褚摹褉帖，前四字为张即之书，次为马轼图，褚摹状又次，为米芾元章跋及赞于尾云：元佑戊辰获此书，崇宁壬午六月大江济川亭舟对紫金避暑手装禊帖之下，仅绍兴二字御记，及后有政和六年夏汝南装观察使印而已，余七印皆米氏识也。英景间吴中陈祭酒缉熙得此本，谒馆阁诸大老，跋凡十有三，双钩入石，余获石本。后十余年，而陈裔孙以墨本来售，仅余忠安等五跋，而增元陈深十三跋于前，诘之则曰：近以倭难窜身，失后数纸耳。陈深书尚固未登石也，余时不甚了了，捐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闲，较以石本不及逺甚。又踰年，检都元敬《书画见闻》记云：祭酒殁，此卷毁于火，余闷闷不能已，然怪所以存此五跋者，盖陈命工更临一本而刻，此跋以授少子，今此其本也。又数年始获此宋拓本，内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尧臣手书，杜祁公苏才翁印识及米老题赞，与前本同异几二
十许字，考之米老书史，无一不合，而光尧秘记敷文鉴定，又甚明确。始悟陈所得，盖米本耳。陈本轻俊自肆，至米跋则翩翩可喜，使他人故不易辨此，然亦不敢出入乃尔意。米老尝别为赝本以应人，又惧异时夺嫡，故稍错综之耶。此老白战博书画船，其自叙以王雍雪景六幅，李主翎毛徐熙棃花易之，损槖装矣，能无作此狡狯变也。余不足言，独恠陈以平生精力与诸老先生法眼，不能辨故，详记其事于张本，以叹夫真赏之不易得也，余赝本为友人尤子求乞去，余笑曰：售之第无损人三十千。[60]

王世贞喜爱书画，收藏颇富，颇具慧眼。其始定陈所藏《兰亭》为曾藏于米芾家的唐褚摹者。其藏有陈氏双钩刻石的拓本，并又用三十千之价收购了其墨迹，后对照拓本发现墨迹本书法低劣为膺品，而闻原本早遭回禄之灾而灰飞烟灭，非常叹惜。王世贞经过研究，对陈氏藏本唐褚摹之原论进行了否定，认为其为米芾“以膺本应人”为常事，根据陈氏藏用笔“轻俊自肆”，便疑其是米氏之摹本再加已跋以偷梁换柱冒充原作，颇有说服力。后王世贞经过反复阅读，又有新的发现：“米襄阳谓此为褚河南的笔，亦非也。既称勾填清润，又云以意改误易数字，未有双钩廊填而意易者，盖唐人于河南临本上加双钩耳，虎儿实知之不欲矫其父误，谩定为诸葛正等，于赐本双钩又非也。正当作贞宋人避其庙讳，故余始谓能辨陈家本作于定国耳。今乃能于米家本作董狐，书毕不觉一笑，喷笋满案。”王氏最终认为，米所摹之原本也不是唐褚遂良真迹，也是唐人双钩之作。不论王氏所论有无臆断，而这种孜孜不倦的求证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至于明代“神龙本”《兰亭》墨迹刻石，有两种比较受人重视，李光暎《金石文考略》提到此事：

神龙《兰亭》吾邑项氏刻石，有项氏印记，今归潜采堂朱氏。先有刻于乌镇王氏者，有王氏印记，此二本前后二小半印神龙二字，而余又得二本：一则前有左半印后无右半印，或拓者遗之；一则前有左半印而右半印在中间，此其异也。四本皆佳尤，以半印在中间者为最，每一展阅，其恬静古穆非诸刻所及。又有李氏续帖本，万历庚戌年刻，似从此本钩摹者，已损其妙。[61]

由于古代资料的缺乏，佳帖每当易主时，多被摹勒上石捶拓流传。神龙墨本《兰亭》藏乌镇王家时，丰坊曾手摹刻石。后墨本被项子京所得，项氏又摹勒刻石，二种摹刻皆精工，颇受世人喜爱。由于《兰亭》在明代社会上影响特大，所以文人墨客大都以能收藏版本众多而自豪，家庭富庶者，也以摹刻之为雅事，陆深《南窗试笔》诗云：“紫阁花深吏散衙，肘悬金印净胡沙，山中亦有闲勋业，拓得《兰亭》上白麻。”[62]写出当时官家文人对于《兰亭》摹刻拓石的实际情况，因此会出现私家摹刻而没有记载的情况，故上面所论并不是明代《兰亭》摹刻的全部。

三、明代丛帖中的《兰亭序》

明代《兰亭序》书法的传播，除单独刻石拓本之外，丛帖汇刻也对其进行摹刻流传。现以容庚先生《丛帖目》[63]为主要依据，参照其它文献，将摹刻《兰亭》的丛帖列表如下，以便研究。

帖名

兰亭类别

时间

刊刻人

备注

《东书堂集古法帖》（第十卷）

宋苏易简临《兰亭序》

永乐十四年

周宪王朱有燉临摹上石。

成化十七年曾翻刻。

《二王帖选》（卷上）

王羲之《兰亭序》

嘉靖二十七年

长洲章杰（子俊）摹勒

附：姜夔识。

《停云馆帖》（卷第六）

薛绍彭《兰亭序》

嘉靖十六年至三十九年

文征明撰集，子文彭、文嘉摹勒，温恕、章简甫刻。

附：危素跋。

《玉兰堂帖》（卷三）

王羲之《兰亭序》

万历十八年

云阳姜氏模勒。

《余清斋帖》（第二册）

《兰亭序》

万历二十四至四十二年

休宁吴廷摹勒

附：宋濂、张弼、蒋山卿、杨明时等跋。

《来禽馆法帖》（第一卷）

《兰亭序》三种

万历二十八年

邢侗撰集，长洲吴应祈同男士端模勒。

三种内容：一、定武本；二、吴叡本（鄱阳周伯温秘玩）；三、赵孟俯临本。

《戏鸿堂法帖》（卷三）

张金界奴本《兰亭序》

万历三十一年

董其昌审定。

《墨池堂选帖》（卷二）

定武《兰亭序》

万历三十至三十八年

长洲章藻摹勒。

附：曾绅跋。

《郁冈斋墨妙》（第三）

王羲之《兰亭序》褚摹本又冯承素摹本又唐摹本

万历三十九年

王肯堂编次，管驷卿镌刻。

褚本附：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米友仁跋；

冯本附：柳贯、宋濂跋。

《玉烟堂法帖》（卷八）

王羲之颍上《兰亭序》、神龙《兰亭序》、定武《兰亭序》、张金界奴《兰亭序》

万历四十年

海宁陈瓛（元瑞）撰集，上海吴之骥镌。

《有美堂帖》（卷三）

定武《兰亭叙》

崇祯二年

松陵陆绍琏摹勒。

《净云枝藏帖》（卷一）

《兰亭序》（颍上本，蒋如奇跋）

崇祯间

蒋如奇摹勒。

《铜龙馆帖》（卷第五）

董其昌临《兰亭序》

天启、崇祯年间

杨继鹏冲父审定。

《泼墨斋法书》（第四）

晋王羲之《兰亭序》唐摹本、《兰亭序》定武缸石本

年代不确

金坛王秉錞编次，长洲章德懋镌。

唐摹本附：宋濂、文嘉跋；定武本附：董其昌跋。

《海宁陈氏藏真帖》（卷三）

薛绍彭《兰亭叙》

年代不确

海宁陈氏摹勒。

《天益山颠帖》（卷之一）

王羲之《兰亭叙》

年代不确

冯元仲次牧审定。

附：范仲淹跋，王尧臣观款，罗廪高等观款，米芾跋赞，米友仁、冯元仲跋。

汇帖是前人学习书法的主要范本，宋代著名的《淳化阁》、《大观帖》等不收《兰亭序》，只有《宝晋斋》等少数刻帖收入，可以说宋时《兰亭序》基本上以单帖形式风靡天下的。明代《兰亭序》书法的流传则单石传拓与汇刻丛帖并举，从《东书堂集古法帖》起，《兰亭序》便成为丛帖中的重要内容。丛帖中的《兰亭序》大都是从前代佳拓或流传在世的墨迹为蓝本进行摹刻，比较而言，不如单帖刻石影响重大，摹刻水平似乎亦略逊于单帖佳刻。故张登云《跋颍上〈兰亭序〉》曰：“此帖右军真迹不传，惟虞永兴、褚潭州、欧阳率更临本盛传，传而寖远，寖讹如《真赏斋》、《停云馆》不足观。”[64]不管丛帖中所刻《兰亭》是否伪讹，但其作为一种媒介，在明代传播《兰亭》书法中，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注:此文为兰亭雅集论文,发表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首届中国书法兰亭雅集兰亭论坛文集》

[1]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二，四库本。

[2] [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四库本。

[3]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4] [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三何士英《跋〈兰亭〉》，四库本。

[5] [明]潘希曾《竹涧集》卷八《跋定武兰亭帖后》，四库本。

[6] [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四库本。

[7] [宋]刘可庄《后村集》卷三十二，四库本。

[8] [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四库本。

[9]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集》卷二十一跋《〈兰亭〉十四帖十五首》，四库本。

[10]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集》卷二十一，四库本。

[11] [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三邢侗《来禽馆集》语，四库本。

[12] [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三《墨林快事》，四库本。

[13]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集》卷六《送廖子谟序》，四库本。

[14] [明]王直《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三，四库本。

[15]
《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七“长沙府历代名宦”，四库本。

[16] [明]倪涛《六艺之一录》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17]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集》卷二十一，四库本。

[18]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国书画全书》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0页。

[19] [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三，四库本。

[20] [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四库本。

[21]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国书画全书》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0页。

[22] [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四库本。

[23] [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四库本。

[24] [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四库本。

[25] [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三，四库本。

[26] [清]王士祯《居易录》卷二十八，四库本。

[27] [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四库本。

[28] [明]王祎《王忠文集》卷十七《跋玉枕本兰亭》，四库本。

[29]
《浙江通志》卷二百七十九，四库本。

[30]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集》卷二十一，四库本。

[31]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集》卷八《送史参政序》，四库本。

[32] [明]文征明《文待诏题跋》，《中国书画全书》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776页。

[33] [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杂考·南宋院画录》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34] [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四库本。

[35] [明]曹昭《格古要录》卷上《古碑法帖论·兰亭帖》，四库本。

[36] [清]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上，四库本。

[37] [清]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上，四库本。

[38] [清]王澍《竹云题跋》卷一，四库本。

[39]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40] [明]杨寅秋《临皋文集》卷四《跋御赐〈兰亭〉石刻》，四库本。

[41]
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42] [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二十一，四库本。

[43] [明]杨荣《文敏集》卷十五《书〈兰亭帖〉后》，四库本。

[44] [明]杨士奇《东里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5、166页。

[45] [明]杨寅秋《临皋文集》卷四《跋御赐〈兰亭〉石刻》，四库本。

[46]
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47] [明]倪涛《六艺之一录》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48] [明]倪涛《六艺之一录》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49]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四，四库本。

[50]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六十六，四库本。

[51] [明]孙鑛《书画跋跋》，《中国书画全书》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935页。

[52]
《明文海》卷三百十五俞允文《周宪王所摹兰亭序》，四库本。

[53] [明]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十四，四库本。

[54] [明]宋濂《文宪集》卷四，四库本。

[55] [明]孙鑛《书画跋跋》，《中国书画全书》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版，第953页。

[56] [明]陆深《俨山集》卷八十八《跋兰亭》，四库本。

[57] [明]陆深《俨山集·续集》卷十《跋定武兰亭卷》，四库本。

[58]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集》卷二十一《跋〈兰亭〉题与昱孙》，四库本。

[59] [明]汪砢玉《珊瑚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60]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四，四库本。

[61] [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三，四库本。

[62] [明]陆深《俨山集》卷十七《南窗试笔砚》，四库本。

[63]
容庚《丛帖目》，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0年版，全四册。

[64] [明]倪涛《六艺之一录》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