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桥中学。在志远亭看书的孩子们

    一种忧虑的情绪偶尔会袭击抚松县的校长们。有人嘀咕：如果陆世德不当局长了，抚松教育会不会大倒退？“作为教育局长，最重要的是创造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条件。”48岁的陆世德微笑着回应。他说，是全县46位校长而不是他，决定着抚松3万多名师生的精神状态。

    他至少重塑了校长们的职业理想。抚松十中的孙立功、兴参小学的丛树森以及仙人桥中学的郭宪军，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只是把“校长”作为谋生的手段，他们习惯那种在酒桌和牌桌上打发时间的生活，提不起献身教育的激情。

    51岁的孙立功“在陆局长的潜心带领下”，才发现“教育原来那么美好”。他态度诚恳地表示：“我将办学作为生命的追求。”已经做了十几年校长的郭宪军，期待自己的努力能为师生们留下点什么，“等到退休时，能心里坦然，对得起这项事业”。

    校长的岗位在课堂

    陆世德最初是一名化学教师，他在担任教育局长的10年里，在全国近200所学校听了700多节课。他坚定地认为，校长的岗位在课堂。“有什么样的课程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赞赏这位同仁：热爱、痴迷教育，对教育天生有非常好的感觉。

    由这样一个人带领校长们进行课程改革的实践，应该大有希望。尽管，那些校长大都只有中专以下学历，只会抓成绩，并且远离课堂，对一个好的校长应具有的“课程领导力”一团雾水。

    陆世德只用了一招，就把这支不务“正业”的校长队伍从酒桌、牌桌上拉回到课堂。2004年，他启动了延续至今的校长听评课比赛。让他们直接面对同事、校长同仁和教育督学、局领导等人，展示自己的评课水平。

    郭宪军目睹有人“说完上句就没了下文”，站在台上一脸尴尬。他心生同情，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他承认，“局长不这么逼，我们不会从酒桌上离开”。

    抚松县教育局甚至规定，每位校长每学期听课不能少于100节。这意味着，他们平均每天至少要听一堂课。“校长只有每天都在听课，才能把注意力放在课堂上。”陆世德说。

    孙立功校长超额完成了这项任务，最多时达到340多节。他把听课视为亲近师生与教育的机会。“我们上午不开会，主要是听课。”他说，这已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每次外出学习，回来后最想进的就是课堂。如果有一天不听，心里会发慌。”

    陆世德在施加压力的同时，也为这些视野狭隘的校长们提供了开阔眼界的机会。他把众多教育名家请过来作报告，把校长们带出去考察、学习。还先后把33位校长送到东北师大脱产学习一年。代课教师出身的丛树森就是在这所大学第一次“对读书产生了兴趣”，“如饥似渴地读了20多本教育类书籍”。

    “读书”是抚松县改造教育系统廉价而有效的手段。陆世德认为，评价一个校长是不是有追求、有眼界，还得看他爱不爱读书。教育局推荐的《当代教育家》丛书很受校长们欢迎，李希贵、刘彭芝等人的办学经历激发了他们对学校发展的思考和憧憬。

    陆世德像一位高度负责而又严苛的班主任那样，管理着班级里的“46名学生”。他要求校长们坚持写反思日记和读书笔记，并为他们的思想创造了与众人分享的机会，如每月一次的双休日校长沙龙和“校际间学习型研究共同体”基于具体问题的探讨。

    校长在乎教师，教师才会在乎学校

    “校长的眼睛不要总是盯着考试和成绩，学校教育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成全每一个人，挖掘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陆世德说。他反复向校长们灌输新的理念，鼓励他们通过改变课程去改变教育。

    县教育局对学校的要求很明确：打造生命化课堂。以解放学生的头脑、手脚和时间。它允许学生在课堂上随时随地质疑、表达和展示，要求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合作者与引领者。

    这些美好的教育理念从文件到课堂，要走一段艰难的路。我们来了解两个人的经历，看这些踌躇满志的校长如何推动那支学历不高、年龄偏大、教育思想落后的教师队伍朝前走。

    抚松十中校长孙立功皮肤黝黑，挺着大肚子，从外表来看，他不符合人们理想中的校长形象。但此人正为建设一所“理想学校”而努力。

    他每年会将90万元公用经费中的三分之一用于教师培训，把四五十名同事送到外地参观、学习。他为全校160名老师配备了笔记本电脑，指定农户为每位老师每年“特供”20斤瓜子油。一位同事在闲谈中透露，他在某地吃到了味道很好的桃子，校长便嘱咐此人将这种桃子买来，作为发给教师们中秋节的礼物。

    在其貌不扬的抚松十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学校花6万元装饰的“教师阅览室”。它为人们看书、聊天提供了舒适的环境。这里有椅子、沙发、冰箱、消毒柜，有免费提供的数百本书、水果、咖啡和茶（夏天有各种冷饮），还有旋律舒缓的轻音乐。

    “只有校长在乎老师，老师们才会在乎学校。”孙立功说，农村教师也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他还喜滋滋地告诉记者，学校在长春租了一套两居室的老房子，打算每次送4位老师过去，让他们随长春市几所名校的老师们一起备课、听课，一周到半个月。

    孙立功是一些教育名家的追随者，便也想培养一批名师。他请全校老师投票，评选出11位学校的名师。随之而来的是“名师大讲堂”和“名师沙龙”。前者要求这11位老师每人每期为全校师生作一场报告，后者则是他们交流、争锋的平台。一位名师“深感压力巨大，每天不停地看书”。从今年开始，他们又多了一项任务：在同事中收一名徒弟。

    从兴参小学校长丛树森绞尽脑汁推动教师们读书的故事，你能体会到一位农村校长朴素的智慧。“那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很多校长都有这种体会。

    丛树森想了几个办法。比如在每周的例会上，请老师们抽签来谈读书。“没有人愿意抽。抽了，也没什么可讲”。这群平均年龄为44岁的老师毫不在乎，“反正也没什么追求”。

    那就以教研组的形式开展读书竞争吧，用金钱（最多1000元）和加减分的方式刺激这些好面子的乡村知识分子。果然有了动静。但丛树森很快发现，每次的发言者都是相同的几张年轻面孔，“读书成了几个人的事”。

    击鼓传花。丛树森想到了这一招。音乐老师背对着大家弹琴，3朵用绸子扎成的花分别在低、中、高3个年级组中跳跃。“最初大家很紧张，传递的速度很快”，有人在琴声落下的瞬间甚至把花扔了出去，众人哈哈大笑，“这一笑也就释放了紧张情绪”。

    丛校长鼓励那位发言者：“你上去说一句话也行，或者讲个故事、笑话也可以。大脑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击鼓传花”疗效显著，那些最初声音颤抖，语无伦次的发言者如今能够脱稿，侃侃而谈十余分钟。这群曾经最不爱读书的农村教师，开始享受“快乐读书三部曲”：击鼓传花、花落谁家和锦上添花。

    兴参小学的老师们得到许可，一学期可从学校报销部分费用，以鼓励他们购买看中的书籍，条件是：不超过80元；仅限教育教学类用书（现在放宽到文学、哲学类书籍）；看完后送回学校图书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