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那英中国好声音事件:没有青藏高原很难出珠穆朗玛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21:06:59
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布总会在科学界内外引起一段时间的关注，带来一些思考——
作者：江世亮
大学仍是科学原创的源头
由于今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科学家和获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爱德华兹分别来自英国的曼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所以，英国媒体探讨的话题之一是强调大学在科学原创中的作用。英国《独立报》刊发的题为“大学乃创新之源”的社论认为，这次诺奖的公布是一次及时的提醒，优秀的大学依然是科技发明的温床，加大对其投资非常值得。
记者就此话题求证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的意见，饶子和认为，诺奖得主历来大多出自大学，这不是一个新现象，今年的情况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历经30年改革开放，中国大学科研水平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大学和国立研究院所已经成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体。就大学本身而言，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办学目标和任务，承担前沿基础研究的主要是一部分研究型大学，国际上也是这样，分工很明确。
多年从事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几年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的裴钢院士认为，由于诺贝尔奖主要褒奖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突破，而大学的特点决定了它更适合于做目的性和应用前景不太明朗的自由探索，所以诺贝尔科学奖大多颁给大学的教授是很自然的。相对于企业和科研院所，大学校园对基础研究、前沿性探索持更宽容的态度，大学教授可以凭兴趣做一些自己喜欢的研究。另外大学每年都有大批富有创新想法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加盟，年轻学生对导师的影响很大，历史上师生同获诺奖的事例并不鲜见，这次获物理奖的就是一对师生科学家。
裴钢强调，此次诺贝尔科学奖再次提醒全社会重视大学在创新中的特殊作用，大学本身，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清醒，除了培养一大批有创新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使命外，还要履行作为基础研究前沿阵地的职能。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应更多鼓励原创性研究，这是中国持续发展后劲所在。
再议“日本现象”
今年有两位日本化学家分享了本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迄今日本已有17位诺奖得主，其中7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8年日本有三位科学家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当时就有国内学者提醒关注“日本现象”，今年日本现象再度延续，我们的近邻在科学上何以有如此不凡、连续的进步？接受记者采访的两位国内知名的有机化学家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著名有机化学家戴立信院士说，今年三位化学奖获奖人都有以他们各自名字命名的化学反应，这在诺奖历史上并不多见。通常某一化学反应会以其发明者的名字命名，在有机化学界以日本学者命名的化学反应已不少见，其中有些反应一开始是以美国人的名字命名，后来发现日本人已经先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就把日本人的名字也放上。这次以另一位美国获奖者Heck命名的反应，有人提出在Heck之前有日本人已经先做了这方面的反应，日本可以说有一批与这两位得奖人相当的化学家。
戴院士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日本在化学方面有一个很强的群体，不是一两个人，这个群体的特点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能更多地沉得住气，更多地往深里做。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在科学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很突出、闪亮的工作，但还只是在几个点上，还未形成一种群体现象，只有整体水平上去了，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才可能出现。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丁奎岭研究员认为，学术传承、积累，良好的体制环境和人才培养体系等是日本学术成功的缘由。丁奎岭从他博士后时的日本导师那里了解到日本老一辈有机化学家大都是在德国、英国，后来在美国那些诺奖得主那里受过训练，如德国人维兰德是1927年的诺奖得主，有机所的汪猷先生和三位日本人都受业于他，汪先生回来时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又有多次运动。而日本虽也有战争和战后的复苏，但在战后始终重视教育和科研，坚持了六十余年，有了自己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这两位日本人回国后又培养了一批日本化学家，从而逐步形成了日本有机化学研究高地。
有位大家曾说过，如果没有青藏高原很难出珠穆朗玛峰。丁奎岭说他很赞同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现在我们自然科学领域就有这样的情况，个别异峰突起的情况并不少见，但缺乏一大批足以构成青藏高原的队伍。
丁奎岭说，现在我国的教育培训体系逐步完善了，研究队伍也扩大了，经费也有稳定增长，但要真正、持续地出一批世界级水平的成果还离不开相应的体制和文化传统。日本的大学教授不需要为自己的绩效去争项目，我们这里情况不是这样，这样势必会助长急功近利的情况。
丁奎岭说关键是不能折腾，现在中国科技的目标方向都已明确，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30-50年，我们也会达到青藏高原的水准。所以还是要静下心来。现在国家的支持力度很大，我们应该能够静下心来去做一些事了。
（江世亮）
没有青藏高原很难出珠穆朗玛峰
作者：江世亮
大学仍是科学原创的源头
由于今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科学家和获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爱德华兹分别来自英国的曼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所以，英国媒体探讨的话题之一是强调大学在科学原创中的作用。英国《独立报》刊发的题为“大学乃创新之源”的社论认为，这次诺奖的公布是一次及时的提醒，优秀的大学依然是科技发明的温床，加大对其投资非常值得。
记者就此话题求证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的意见，饶子和认为，诺奖得主历来大多出自大学，这不是一个新现象，今年的情况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历经30年改革开放，中国大学科研水平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大学和国立研究院所已经成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体。就大学本身而言，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办学目标和任务，承担前沿基础研究的主要是一部分研究型大学，国际上也是这样，分工很明确。
多年从事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几年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的裴钢院士认为，由于诺贝尔奖主要褒奖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突破，而大学的特点决定了它更适合于做目的性和应用前景不太明朗的自由探索，所以诺贝尔科学奖大多颁给大学的教授是很自然的。相对于企业和科研院所，大学校园对基础研究、前沿性探索持更宽容的态度，大学教授可以凭兴趣做一些自己喜欢的研究。另外大学每年都有大批富有创新想法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加盟，年轻学生对导师的影响很大，历史上师生同获诺奖的事例并不鲜见，这次获物理奖的就是一对师生科学家。
裴钢强调，此次诺贝尔科学奖再次提醒全社会重视大学在创新中的特殊作用，大学本身，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清醒，除了培养一大批有创新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使命外，还要履行作为基础研究前沿阵地的职能。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应更多鼓励原创性研究，这是中国持续发展后劲所在。
再议“日本现象”
今年有两位日本化学家分享了本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迄今日本已有17位诺奖得主，其中7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8年日本有三位科学家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当时就有国内学者提醒关注“日本现象”，今年日本现象再度延续，我们的近邻在科学上何以有如此不凡、连续的进步？接受记者采访的两位国内知名的有机化学家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著名有机化学家戴立信院士说，今年三位化学奖获奖人都有以他们各自名字命名的化学反应，这在诺奖历史上并不多见。通常某一化学反应会以其发明者的名字命名，在有机化学界以日本学者命名的化学反应已不少见，其中有些反应一开始是以美国人的名字命名，后来发现日本人已经先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就把日本人的名字也放上。这次以另一位美国获奖者Heck命名的反应，有人提出在Heck之前有日本人已经先做了这方面的反应，日本可以说有一批与这两位得奖人相当的化学家。
戴院士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日本在化学方面有一个很强的群体，不是一两个人，这个群体的特点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能更多地沉得住气，更多地往深里做。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在科学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很突出、闪亮的工作，但还只是在几个点上，还未形成一种群体现象，只有整体水平上去了，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才可能出现。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丁奎岭研究员认为，学术传承、积累，良好的体制环境和人才培养体系等是日本学术成功的缘由。丁奎岭从他博士后时的日本导师那里了解到日本老一辈有机化学家大都是在德国、英国，后来在美国那些诺奖得主那里受过训练，如德国人维兰德是1927年的诺奖得主，有机所的汪猷先生和三位日本人都受业于他，汪先生回来时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又有多次运动。而日本虽也有战争和战后的复苏，但在战后始终重视教育和科研，坚持了六十余年，有了自己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这两位日本人回国后又培养了一批日本化学家，从而逐步形成了日本有机化学研究高地。
有位大家曾说过，如果没有青藏高原很难出珠穆朗玛峰。丁奎岭说他很赞同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现在我们自然科学领域就有这样的情况，个别异峰突起的情况并不少见，但缺乏一大批足以构成青藏高原的队伍。
丁奎岭说，现在我国的教育培训体系逐步完善了，研究队伍也扩大了，经费也有稳定增长，但要真正、持续地出一批世界级水平的成果还离不开相应的体制和文化传统。日本的大学教授不需要为自己的绩效去争项目，我们这里情况不是这样，这样势必会助长急功近利的情况。
丁奎岭说关键是不能折腾，现在中国科技的目标方向都已明确，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30-50年，我们也会达到青藏高原的水准。所以还是要静下心来。现在国家的支持力度很大，我们应该能够静下心来去做一些事了。
（江世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