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做什么行业:林彪毁誉——四十年来从头看，莫问将军是鬼神。

 
  导语：从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到平型关蜚声中外；从隐匿行踪出国治病，到统帅百万雄师的无敌统帅；从显赫一时的“副统帅”，到声名狼藉的“林贼”，林彪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如何评价林彪，如何评价这位共和国元帅，成了过去四十年中不变的话题。抛开文革后期的狂热与误导，近些年来，对林彪的评价趋于理性。当人们重新审视林彪这一生的时候，不禁为他身上被贴满的标签而感慨，更好奇，关于林彪的种种评价，究竟是如何做出的？为何他曾经近乎于神？又为何迅速陨落？从关于林彪评判的变迁之中，我们能读出什么？陈毅对林彪的评价——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 作者：张明金 原题：陈毅元帅：井冈山时期的林彪

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了有关人员的采访，并披露了林彪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说：我完全赞成周总理提出的建议，要录音。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一次，记录的同志把记录稿拿给我看了，记录大体上不错，但还是再讲一次更准确。有些时间、地点，记得不那么清楚，人名也记得不清楚了。因为我这个四川腔，他们听也还是有点麻烦。我希望把记录保存着，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作参考……

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1927年南昌起义后，8月10日左右，周总理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讲：“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2000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我说：“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

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到团部那天，黄浩声和余增生都在，看到我来了就打招呼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急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黄浩声听后就大发脾气：“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他回答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拐款逃跑。”

黄浩声在训他时，余增生对我说：“你这个指导员刚到，这件事情你的意见怎样处理？”我说：“他已经把钱都丢掉了，现在要准备打仗，只好由公家给他补发算了。不然，他这个连长到哪儿去搞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啊！”黄浩声听了我的话后就说：“那好，叫辎重队补发他120块毫洋。”

这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林彪，是七连连长。我就批评说，你既然当连长，以后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伙食钱，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对我的批评感到反感，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不久，我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他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又批评过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对我这个团指导员是很讨厌的。当然，对林彪这个人，我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南昌暴动的部队在三河坝失败后，途经丰顺、饶平、平和、象洞、武平、安远、寻乌、信丰一线向大庾方向走。当时，队伍里湖南人最多，闹起来要回湖南，所以在路上要慢慢整理部队。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就来找我。他们要求要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都阵亡了，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后来，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我们到了信丰、安远之间，当时是赣南特委来人接头。我们就问附近敌情。他们说附近没有什么敌人，就是刘士毅一个旅驻在赣州，这是个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又讲，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茅坪搞了一个红色区域，在红色区域周围有一两百里路，敌人侦探进不去，进去就杀掉了。你们是不是可以到那里去？我说那好，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你们给我们带路。那个时候，我们就靠沿途地方个别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农民协会的人帮忙，他们给我们带路送信、打探敌情，一直把我们带到大庾县城。带到大庾后，我们才把队伍整顿好，这时要跑的人也跑得差不多了，不愿意跑的都留下了，大概还有800多人，拥戴朱老总统率这个队伍。我向大家介绍说：“朱军长是老党员，1922年就入党了。你看师长跑了，党代表走了，团长走了，参谋长也走了，朱军长他还不走，我们应该拥护他！”

小标题：林彪擅自把后卫队伍撤掉，敌人一下打到军部。朱德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挣着抢钱，他才跑脱。

井冈山时期有三次反“围剿”。第一次反“围剿”在龙源口，一仗把敌军收拾了；第二次反“围剿”在湘南一出击，把张轸的部队打退了；第三次反“围剿”时，朱培德和鲁涤平组织了包括广东军队在内号称三省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作出重要决定：现在我们是在湘江（赣江）之间，中间有个井冈山，机动地区太小了。湘江、赣江都不能徒涉。井冈山到赣江有一二百里路，顶宽也只有四百里路。井冈山到湘江，最宽也只有四五百里，最窄的两百里，有千把里路长，北到长江，不好逾越。南到五岭山脉，跨广东、湖南，比较利于机动。毛主席说，赣江以东这个地区最好，是赣水的上游、闽江的上游、韩江的上游、安徽麦弋江的上游，还有信江的上游，上游都是水，能徒涉。这个地区共有100多个县，有很大的山，很多人口，而且可以直接威胁南昌，我们可放弃井冈山，向赣江以东进军。大家同意了主席这个主张。

1929年，过了除夕（元旦），部队就出发了，当时是漫天大雪，队伍经过整训，气势很壮。毛主席说：这次我们出发，要等敌人包围了井冈山，一下子冲出去，给敌人一个冷不防。我们沿这个山隐蔽着出去，如我们到大庾，敌人才发现我们，起码要三天才能到达。我们在大庾城还可以搞点群众工作。然后，我们向东，敌人可能估计我们从大庾回井冈山。结果我们向东，出其不意。我们的计划是很周密的，安全占领了大庾。我们要二十八团派一个营去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门外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止南雄方向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我们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估计敌人不能来，那晓得到下午4点多，新城方面打起来了，而且枪声越来越近。

毛主席对我说，我们到外面看看去。毛主席在山上看到二十八团队伍退下来就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毛主席说完话就和我坐在田埂上说：“无论如何这一仗要打好，打不好，一退下去我们就很不好办了！”正说着，林彪退下来了，毛主席说：“你的部队为什么不抵抗，想跑到哪儿去？”林说：“还有什么好抵抗的？”我就站起来说：“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啊！”林彪此时根本不理睬，带着几个人从主席和我之间一下子就走了。我说：“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他不听，跑到安全地方休息去了。这件事只有我和毛主席知道，毛主席完全可以回忆得起。毛主席就问：“你有什么办法？”我就去抓到一个排长说：“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小堡守住，掩护大队撤退。毛委员还在这里，你退下来，枪毙你！”这样才把敌人阻击住了。

毛主席看到天已黄昏，敌人也未

追击，便随队到杨梅与全军会合。当时，毛主席说：“林彪怎么会这样子？”我还替林彪打圆场，说：“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总想三天以后敌人才能赶来，那晓得我们到的当天他们就赶来了，一定是我们从井冈山下来，路上土豪劣绅去报告的。”毛主席说：“这次从井冈山撤出还是太仓促了，我们应该在井冈山以一个营分散打游击。这样下到赣南一带没有依靠，很不好办。如果这一仗打好，当然就可以在信丰、南康一带开展大局面。”这件事证明了林彪当时就对党内的领导同志根本不负保护责任，临阵退却，只顾自己。

晚上到了杨梅，已快深夜12点了，要马上行动，不能在这里休息，可能明天拂晓前发生战斗，要很快脱离这个地点，可是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很重。晚上，我把这件事报告毛主席，主席要我到团部跟林彪讲，何挺颖刚从三十一团调到二十八团没有多久就负伤，无论如何要用担架把他抬着走，这对两个团的团结有很大的关系。我对林彪说：“你要对何挺颖负责任，这是毛委员的指示。”他口头说是，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办，结果就把何挺颖丢在路上了，何挺颖从此没有下落了。

后来，到龙南我问林彪：“何党代表怎么不在了？”林回答说丢了。我再问，你怎么把党代表给丢了？他说：“哪个管得了那么多。”还对我发了脾气。我气愤地说：“你是团长，对团党代表都不帮助，还有什么阶级友爱？”这是林彪本质上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表现。实践证明，他在危险的时候不是很勇敢的，在困难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掩护别人，帮助别人。

以后，队伍沿龙南、全南、定南、安远、寻乌、武平一线到了瑞金，在大柏地打了一仗，把敌人击退，队伍才稳定下来。这段时间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当时没有开小差的，士气也很好，一天走100多里，晚上12点出发，一直要走到第二天黄昏，要摆脱敌人，只能靠脚板子，没有办法。我们到龙南、全南，就靠从赣州、吉安跑下来的个别共产党员带路。当时，毛主席和我在前委。毛主席要我同地方党联络，找向导。我就专门搞这个事。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寻乌的古柏同志给我带路。他同我们讲：罗浮嶂是个很好守的地形，只要断了路，敌人就冲不上去。而且山上有几百家人口，有几个大土豪，部队休整一两天没有问题。我们到了罗浮嶂脚下的圳下过夜，准备明天一早上罗浮嶂，让三十一团先占领罗浮嶂，二十八团做后卫掩护军部。那晓得到了拂晓，林彪把后卫队伍撤掉了，敌人一下子打到军部。那一次的战斗非常危险，朱军长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跑脱。他和毛主席两个人是一起在炮火中跑脱的。朱老总的老婆伍若兰就是这次被敌人活捉去的，后来在赣州牺牲了。林彪做后卫的任务是掩护军部，但是他不负责任。他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先跑到安全地方再说。以后，我责问林彪：“为什么不掩护军部？”林彪说：“我得到军部的命令是先占领罗浮嶂，没有掩护军部和前委的任务。”我说：“你把队伍开走应通知一下军部，应留下一营掩护或你自己担任掩护。你把军部丢了，敌人冲到司令部来了。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43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怎样才能胜利，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至今未忘。主席的安全对我们太重要了，林彪只顾自己，不顾毛主席的安全，此时已是早见端倪的。

朱老总那个时候比较乐观，他在讲话中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现在等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今后的革命中就会起很大的作用。他还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我就当过军阀。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我在云南当军阀，在四川要争地盘就打仗。现在新军阀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可以占一个县，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占几十个县。因此，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决定不走的。他的讲话，士兵都喜欢听，这对起义失败后稳定军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朱老总在带领这个部队到井冈山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任何时候，这一点上我都是要给予证明的，没有他，这个队伍可能就溃散了。

我那时候在部队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我8月中旬才去，10月初部队就垮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以后到湘南暴动时，队伍就扩大了。像耒阳、永兴、资兴、宜章、郴县五县大暴动，打了两个胜仗，把许克祥一个师打垮了，又在郴州消灭了唐生智部队的两个营。湖南这个地方好招兵，街上插个旗子写上“招兵”，就有人来参军。

当打下宜章时，我们改编了队伍，挂起红旗，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我为师党代表，王尔琢为师参谋长，把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营，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朱德的教导团和从潮汕逃出的叶挺、贺龙部编为第三营。以周子昆为第一营营长，袁崇全为二营长，肖劲光为三营长。林彪任一营二连连长。因为林彪开过小差，不重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构，平时搞私人小圈子——因此，在湘南暴动提营长时没有林彪；成立工农革命军，师党委也没有提他。他当时是很不高兴的，总说他当连长太久了。湘南暴动时，毛泽东派了一个特务连来郴州联络，连长就是徐彦刚。这时，我们与秋收起义的队伍又联系上了。湘南暴动后，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时，林彪就提升营长了。
林彪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一个怎样的人——本文摘自：中国红色旅游网，作者：何小文（作者单位，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林彪，原名林育容，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广东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是个很矛盾的人，在军事才能上，他表现十分出色，但思想上却常常摇摆不定:当过逃兵，怀疑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骄傲自满……

林彪是一个懂打仗的人。林彪从黄埔军校一毕业，就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即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排长等职，参加过第二次北伐攻打吴佩孚的直系军阀的战斗，并取得实战经验。1927年8月，随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升任为73团2营7连连长。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已初露锋芒：1928年3月，当湘南遭敌人重兵围攻，朱德率部向井冈山转移时，林彪率本连在耒阳县敖山庙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以一个连的兵力成功地阻击了敌军两个连的进攻，共歼敌500余人。

1928年在井冈山著名的三打永新战役中林彪都参加了，而且战绩不错。尤其是在七溪岭战斗中，时任28团1营营长的林彪建议并亲自率领“敢死”队员向敌阵发起集群冲锋，为该仗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在龙源口战役中，林彪身先士卒，带领所部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英勇杀敌，以劣势兵力取得了缴枪七八百枝，歼敌一个团，溃敌三个团，毙敌数百人的辉煌战绩。

林彪是一个挺幼稚的人。林彪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军事上是位好手，军事职位上升快，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赣南时，林彪从上山时的连长升为一纵司令员。此时，他才刚满22岁。然而与他军事指挥成长不相称的是，林彪无论在政治素养、举止行为方面都显得很幼稚、很欠缺：一是右倾悲观思想严重。当时的井冈山，因为战争频繁、生活艰苦、敌兵压境的原因，在党内军内，一度出现右倾悲观主义的思潮，一些人还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作为高级指挥员的林彪不仅个人不警惕，反而多次流露悲观失望的情绪，特别是1929年5月18日，红四军在瑞金城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林彪在会上公然提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去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而应该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实质上，他是反对建立红色政权，反对搞根据地建设，主张东突西窜，走州过府式的流寇主义。1929年冬，林彪再次上书给毛泽东，重提他的这些右倾悲观论调。二是个人主义和不重视政治工作的作风突出。1927年10月下旬，林彪曾伙同几个动摇分子私自脱离部队，往广东梅关方向逃跑。因敌人在关口把守严密，他又返回部队，然后才跟着上井冈山。1928年7月，红军大队冒进湘南攻打郴州失利后，身为营长的林彪公开违反“打土豪要缴公”的红军纪律，私藏物品不交公。

林彪是一个很矜持的人。在井冈山，林彪只是片面强调军事长官的职权，对政治工作和政治干部不予重视，喜欢独行专断。他多次说：“营长就是管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三个排长。”他从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不和下级交谈。肖克将军回忆说：“林彪这个人，为人阴沉，过分自尊。”

林彪是一个小心眼的人。1929年初，在江西赣南的大庾战斗中，28团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因何挺颖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政治都很强的干部，他的才华不亚于林彪，林彪早有忌妒之心，在转移时，他对何挺颖既不派担架，也不派人照顾，造成何从马背上摔下来后被马踩死的悲剧。此后，在寻乌战斗中，他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力，提前撤掉警戒部队，造成红四军军部遭到敌人的突袭，毛泽潭身负重伤，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俘，毛泽东、朱德等军部领导险遭不测，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

林彪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表现出的缺点，在他的一生中都没能克服。从而使他的一生都充满矛盾。
林彪21岁成为井冈山第四号人物始末——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杂志2008年第7期 作者：苗体君、窦春芳 原题：险些做逃兵的林彪如何成为井冈山第四号人物？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同年9月，林彪邀请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重上井冈山，因为井冈山是他“崛起”的地方，是他的福地。

林彪与粟裕同岁，都是公认的军事天才、最能指挥打仗的人。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天心圩整编时，林彪是连长，粟裕是连指导员，两人虽然不在一个连，但基本是平级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后来同时上的井冈山。粟裕在红军时期一直默默无闻，而林彪在井冈山仅仅用了两年，就由连长、营长、团长升至师长，22岁升任军长，成为毛泽东、朱德麾下的著名战将，成为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的“战神”。到1955年授军衔时，48岁的林彪在十大元帅中位列第三，仅次于朱德、彭德怀，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元帅。林彪是如何在井冈山崛起的呢？让我们慢慢解开这一历史谜团吧！

陈毅曾救过他一命

1907年12月7日，林彪出生在湖北省黄岗回龙山镇林家大庄。父亲林明卿给儿子取名“育蓉”，也许是这个名字的女性色彩太浓，林彪每天都病怏怏的，柔弱得像个女孩子。林明卿见状又给儿子取了个学名叫“林彪”。

常言说得好：“名师出高徒。”林彪的私塾老师李卓侯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还曾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多次聚首，思想开放、知识渊博，可谓是“林氏三兄弟”的启蒙恩师。“林氏三兄弟”指的是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和林育蓉(林彪)，他们并非亲兄弟，而是同一个高祖。林育南、林育英两人都比林彪大十多岁。1923年，16岁的林彪在林育南、林育英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又在林育南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2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第62号通告，要求各地选派党、团员前往广州投考第四期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第四期预招新生3000人，分配到湖北省155个名额，就这样，18岁的林彪考进了黄埔军校。1926年10月4日，林彪黄埔军校毕业，由中共武汉军委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连任见习排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就是在北伐战争中被称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1927年初，叶挺独立团升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在与奉系军阀的一次战斗中，林彪凭机智、果断立下了战功，被提升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随后，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起义。林彪所在的第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1日下午，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从马回岭乘火车开进南昌，并在南昌重新整编，由周士弟担任师长，林彪仍任七连连长。

8月3日，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开始南下。8月10日左右，南昌起义的负责人周恩来找到陈毅，要陈毅到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团政治首长还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行时，周恩来对他的这位旅法勤工俭学时的好友说：“七十三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2000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陈毅连忙回答说：“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

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时候，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沿途骄阳似火，途中给养、饮水严重不足，刚一出南昌，蔡廷锴的第十师就中途离开革命队伍，接着也有不少士兵偷偷离开部队。

七十三团的团长叫黄浩声，共产党员，是叶挺的老部下。团参谋长叫余增生，是陈毅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好朋友。陈毅到团部报到的那天，当黄浩声、余增生正在与陈毅打招呼时，一个面色惶恐的青年人急急忙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

当时，起义部队刚从南昌撤出，战斗频繁，给养十分困难，120毫洋，那是一连人一个月的伙食费。黄浩声听后大发脾气：“林彪，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我要枪毙你！”

这个年轻人正是七连连长林彪。他慌忙回答道：“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拐款逃跑。”

这时，余增生征求陈毅的意见，陈毅就说服团长黄浩声补发了林彪连的伙食费。

当时，陈毅还不认识林彪，于是，就走到林彪的面前问：“你是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林彪两脚跟一碰，高声回答：“七连连长，林彪。”

陈毅和蔼地说：“林彪同志，你既然当连长，以后伙食钱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

林彪十分感激地回答：“感谢团里的决定，以后，我保证自己背伙食钱！”

不久，陈毅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林彪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批评了林彪。因此，从那时起，林彪对陈毅这个团指导员就显得很是讨厌，这也是陈毅对林彪的初步印象。这件事，还有下面林彪做逃兵的事，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有关人员的采访时首次披露的。披露前，陈毅着重强调说：“我完全赞成周总理提出的建议，要录音，因为我是四川人，讲话是四川腔，你们听时还是有点麻烦。我希望把记录保存着，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作参考。”

他险些成了逃兵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随部队南下广东，他所在的第二十五师归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留守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第九军及第二十五师与敌军激战数昼夜，被迫撤退，由陈赓率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担任阻击掩护任务，敌4个团的兵力黑压压地朝阵地围上来，双方交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许多还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在肉搏时，竟彼此喊着对方的姓名叫骂。突然，敌人对着陈赓、林彪大喊：“陈赓、林彪，你们不要造反了，蒋校长可以原谅你们的！”

过了一会，陈赓扫视了一下战场，发现林彪率领的七连正在徐徐后移，而七连的位置正处于阵地中央，如果再后退，后果不堪设想。陈赓对着林彪大声喊道：“林连长，七连是怎么回事啊？”林彪答道：“我连伤亡太大，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快撤吧？”陈赓厉声命令道：“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否则我枪毙你！”林彪一看，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操起枪，率领七连士兵投入了战斗。

部队受挫后，朱德率部沿闽粤边境南下，当部队到达饶平时，得知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潮汕失利，就会合从潮汕突围出来的少数队伍退出广东，转战闽赣边境。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越来越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经不起考验的人，有不辞而别的，有叛变的，也有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公开离队的，队伍里的人愈来愈少，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了。据粟裕大将后来回忆，林彪就是一个“想跑而没有跑成的逃兵”。

事情是这样的。当部队到大庾（现大余）县城时，队伍里人数最多的湖南人闹着要回湖南，林彪约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一起找到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另寻出路，还劝陈毅和他们一起走。他们对陈毅说：“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陈毅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不能走。”有几个要走的听了陈毅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他们都阵亡了，林彪与少数几个动摇分子离开了部队，朝梅关方向走去。但在山林中，他们遭到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林彪也与那几个一起离队的人失去了联系，一人踽踽前行。路上，一位好心的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路隘、关口被地主“挨户团”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操着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林彪只得返回部队。回到部队后，林彪向陈毅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陈毅就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

最早发现他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

1927年10月底，国民党内部粤、桂两系之间爆发战争，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才得以在赣南的大余、崇义一带休整。所有的部队被整编为一个纵队，由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整编后的部队分散在崇义上堡一带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不久，部队收到中共广东省委要求南下参加广州起义的命令，当部队抵达离韶关30里的犁铺头时，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他们只得就地驻扎下来。

为了保存实力，朱德利用和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关系，使部队暂时挂上十六军第一零四团的番号。范石生是朱德云南讲武学堂的同班同学，他让朱德化名为王楷，凭此，范石生给予了部队部分给养。不久，蒋介石发觉驻守在犁铺头的队伍竟然是南昌起义的余部，就严令范石生“就地解决”，朱德只得率部迅速撤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东乳源县北部与湖南宜章县边境。

1928年1月12日，朱德带领伪装成国民党军的起义部队，开进宜章县城，宜章县长不知真假，还在县咨议局为他们举行接风宴会，酒过数巡，王尔琢指挥一个排按照预定计划，逮捕了反动官吏及地主豪绅20多人。接着，王尔琢又率队包围养正书院，解除了县团防局的武装，收缴了近400支枪，并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犯人。第二天，全纵队正式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师共1200余人，由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因为智取宜章的时间是在旧历年前十天，所以又被称为“年关暴动”。

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走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山路崎岖不平，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突然间，数百名国民党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紧急时刻，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林彪清点一下部队人数，发现伤亡30余人，押运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林彪领着剩余的战士沮丧地来到耒阳城，知道情况后，朱德大为震怒，平时就不善言辞的林彪更是羞愧得一言不发。林彪决心复仇，朱德批准了他的计划。

3月3日晨，林彪一行化装成“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向小水铺开来。驻扎在小水铺的民团头头谭孜生，刚刚抢得林彪押运的辎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来的这群人是林彪部队化装的，立即设宴款待。宴会上，林彪举杯为号，大厅里的20余名“国军”军官一起举起枪向谭孜生开火。这次行动，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接下来林彪做的几件事，让朱德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3月初，国民党桂系第十九军李宜煊师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参谋长王尔琢指挥起义军主力从耒阳城西门发起反攻，以收复耒阳城，激战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李宜煊从枪声中听出起义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根本没有重武器，于是下令打开西门，向我军主动发起冲锋，王尔琢见势不妙，命令起义军撤出阵地。当朱德等人准备放弃耒阳城时，连长林彪站了出来。他对众人分析说：“现在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我军应该趁敌不备，连夜大举反攻。”按照林彪的设想，朱德所部最终收复了耒阳，消灭敌军百余人，抓获俘虏80余名，缴获枪枝500余支。

随后，林彪又找到朱德，提出应一鼓作气，兵分三路，把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看着这个20岁的“娃娃”连长，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出3个连分3路直捣新市街的耒阳县常备队和驻在大陂市的耒阳挨户团总局。耒阳战役后，林彪威镇三湘。朱德发现林彪是个做大事的材料，1928年3月，提拔他为二营营长。如果在军事指挥上把林彪比作“千里马”的话，那么，朱德就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倒下了，他升起来了

1928年3月底，蒋介石从湘粤桂调集7个师的兵力，从南、北、西三路夹攻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的湘南工农革命军。紧急时刻，朱德接到中央发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根据中央指示，朱德决定撤出湘南，与湘南各县的农军一起向井冈山转移。

1962年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说：“1928年4月28日，我们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这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后来，何长工、肖克等老同志的回忆也都认为会师的时间是4月28日。1928年5月4日，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第十、十一、十二师。21岁的林彪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何长工任该营党代表。

井冈山会师后，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了。后来，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多次“进剿”井冈山，少的时候有八九个团，最多的时候达18个团。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

1928年6月，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发动5个团的兵力“围剿”井冈山，第二十八团奉命前往老七溪岭袭击敌人。由于敌人在老七溪岭有3个团的兵力，地形又对红军不利，这次战斗任务极其艰巨。为此，团长王尔琢召集全团连以上干部开会研究作战方案。会上，几种意见争论不休，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突然站起来说：“不要争了，我建议从全团连排干部中，挑选一部分骨干组成十几个冲锋队，每24人为一个冲锋队，轮流向敌人猛冲猛打。这样，敌人必败无疑。”王尔琢觉得林彪这个意见很好，就采纳了。林彪提出的这一方案果然十分奏效，敌人被打得连气都喘不过来，林彪见敌人已开始溃败，就马上提出组织兵力追歼逃敌。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在作战总结会上，对林彪在这次战斗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28年6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杨开明带着省委的指示来到边界，要红军离开井冈山，“立即向湘南发展”，强迫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为此，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城内召开联席会进行讨论。毛泽东、朱德等人在会上陈述红四军不能轻易离开宁冈、冒进湘南的理由，与杜修经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红军远离根据地十分危险，决定仍坚持发展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原定方针。从安福连夜赶回永新参加会议的王尔琢，也反对冒进湘南，并与杜修经据理力争。

恰在这时，湘赣国民党军队联合进攻永新，朱德、王尔琢根据军委决定，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出击湘东，红军首先攻克湖南的茶陵，后又进占酃县。可是，当部队准备回师宁冈的时候，由宜章农民军编成的第二十九团部分官兵因思念家乡，想取道郴县返回湘南。杜修经坚持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发展的指令，利用第二十九团宜章籍士兵欲回家乡的情绪，引导部队冒进湘南。

朱德、王尔琢得知信息后，觉得二十九团单独深入湘南，处境将十分危险，遂决定率二十八团前去追赶。7月23日，二十九团抵达郴州，在攻城战斗中先胜后败，幸亏二十八团及时赶到，才免于全团覆灭。但在撤出战斗时，二十九团部分官兵仍然不听指挥，并私自散去，“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王尔琢与朱德商量后，就将二十九团剩余的人员编入二十八团，然后率队从资兴、桂东回师井冈山。8月23日，在桂东与从湘赣边界赶来接应的毛泽东带领的三十一团三营会合，并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重返井冈山。

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是袁崇全，党代表是杜松柏。在部队向井冈山进发途中，由袁崇全率部打前卫。8月25日，当部队到达崇义新地圩时，袁崇全突然改变行军路线，串通营党代表杜松柏，伙同副营长，胁迫该营及一个机枪连、迫击炮连共6个连向敌刘士毅部投降。袁崇全的行踪引起了四连连长粟裕、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六连党代表赵尔陆等人的怀疑，他们识破了袁崇全的阴谋，率领4个连设法摆脱了袁崇全，但第五连和迫击炮连还是被袁带走了。

林彪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赶上了二营，并包围了二营驻扎的思顺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在即。在这紧要关头，团长王尔琢带领军部警卫排赶到，王尔琢边走边喊：“我是团长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一听到王尔琢的声音，部队没做任何抵抗就回到了王尔琢身边。

王尔琢向战士们问明情况后，布置警卫排从两侧包围上去，防止袁崇全等人逃走，当时袁崇全等人正在庙里打麻将，王尔琢念及是同乡又是黄埔军校同学，就不顾危险，对着庙里喊道：“袁崇全，你们快出来，我接你们回去！”听到喊话后，袁崇全首先冲出来，他手持双枪，二话没说，对准王尔琢一连打了几枪，王尔琢当场牺牲。

第二十八团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后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1900多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1个团可以与国民党军1个师相抗衡。王尔琢牺牲后，经毛泽东、朱德再三思考，决定由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接任团长职务，这也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这样，年仅21岁的林彪成为了红四军中仅次于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的第四号人物。

再接下来，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彭德怀的红五军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从此，林彪与彭德怀成了毛泽东、朱德军事上的左膀右臂。
林彪成为朱毛之争最大获利者——

文章摘自《林彪的这一生》 作者:少华 游湖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井冈山时期，工农红军除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之外，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把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党直接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两步走，首先用铁的纪律进行约束，然后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两步走的重大步骤中，林彪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毛泽东八年后对一位外国记者讲述道：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有了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加以说明，“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毛泽东用人选将的重要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他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也能充分施展手脚，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流成绩。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这年，林彪才二十二岁。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争论最早溯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中央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虽然具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后来又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中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激愤地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拔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紊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再次萌生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

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

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建议，通过采取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目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对于红四军七大，中央后来做了严肃地批评。主要是四点：第一，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前委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分歧。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影响。中央要求前委采取补救措施挽回上面的负面影响。

三个月后，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城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会议。毛泽东这时对于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拒绝与会。他在回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毛泽东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实在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出一个结论。举个例子，为了确定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整整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议用事实证明，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极端民主制后，即使是像红四军这样的雄师劲旅也会变成一支没有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乌合之众”。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陈毅奉命赴沪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陈毅起草了《九月来信》，要求派人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工作。在嗣后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对毛泽东的离职也深感不便。“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朱德与同志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病愈后即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战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当时担任第四纵队参谋主任的罗瑞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到了四军党内的一些争论，也听到了对当时中央那封来信的讨论，有所谓“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当时自己不理解，觉得党内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斗争。足见我当时的幼稚和无知。

关于部队的行动问题，一些人当时不听主席的意见，坚持主张分兵去闽西，结果二、三纵队出闽中，一、四纵队留闽西。听说当时主席有病，留闽西永定养病，并指挥一、四纵队在闽西做巩固和扩大赤区，进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司令员是刘安恭，三纵司令员是伍中豪。

去闽中的二、三纵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折回闽西。……在上杭，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军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要求主席回来，在大会上有很强烈的反映。以后，主席回来了，听说是坐担架回来的。主席回来后发了一封告党员干部的信，批评了某些犯错误的人及其错误主张。

但是部队的行动问题，仍然不听主席的意见，仍然按着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又把红军的三个纵队拉去打广东的梅县。二纵队在广东边境打虎头沙时，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在汀州，我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宣传科长。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手写口问，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延伸阅读：毛泽东1929年辞职林彪写信安慰毛泽东“很感动”

文章摘自《世纪风采》2008年第11期作者：九生原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鲜为人知的故事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曾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该文下面的注释写道：“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那么，这个注释所讲述的，到底是怎样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林彪给毛泽东写信，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大革命失败后，红四军内部争论十分激烈，思想十分混乱。1929年6月8日，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林彪专门给毛泽东写信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于林彪的这番诚恳劝告，毛泽东心里十分感激。因为从派别来看，林彪并不属于毛泽东这边的，而是从南昌起义队伍中来的。林彪如此拥护毛泽东，而当时一些曾跟随毛泽东的人却反对他，这是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产生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封信，系统地对红四军内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你的信给我以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然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合计损失一千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自作主张地打了一仗，尽管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因此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

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本人受到的处分，使林彪一直郁郁寡欢。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职位上，林彪这才精神振作起来。1930年元旦，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缺乏信心，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并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

那么，林彪这时为什么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呢？其实，大革命失败后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使得党内和红军内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情绪。自从跟随朱德上井冈山不久，林彪的悲观情绪就开始流露出来，且越来越严重。林彪经常说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之类的牢骚话。与林彪同时战斗在井冈山的肖克后来回忆说：“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林彪这种言行的影响很恶劣，但毛泽东当时并未在意。在毛泽东眼中，林彪还是个“娃娃”，他曾对何长工说：“林彪的说法是小孩子之见。”

早在上一年的5月18日，在瑞金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计划时，林彪就在会上发表悲观言论，主张红军在粤赣边界区域流动游击。林彪的发言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红军攻占福建上杭县城后，林彪居然几次向前委写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去苏联学习。当时红四军高层因为建军问题争论不休，林彪的言行仍没有引起毛泽东的足够关注。一直到古田会议结束，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才得以休止，毛泽东才有时间和精力，来针对红四军内部弥漫的悲观情绪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而林彪的元旦来信，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处理与林彪分歧时展现极大耐心——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看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

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林彪：28岁当上红军大学校长——

本文摘自：《同室操戈》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原题：林彪：28岁当上抗大校长

红军到了陕北后，林彪等人很热心地向毛泽东提议办个培养红军干部的大学，并举出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的先例。毛泽东对黄埔军校印象极深，他早就说过老蒋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是啊，红军干嘛不也办一个自己的黄埔军校，培养今后抗日的革命干部呢，毛泽东打定主意要办个学校了。

1936年，毛泽东会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亲自任政治委员。又任命林彪为校长，当时林彪只有28岁。林彪那时年轻，干劲大，中央确定校址在陕北保安。林彪亲自带领学员挖窑洞，布置一切。那也真叫艰苦，校舍是窑洞，卧室也是窑洞，睡的是石炕，黑板是石壁，桌子和凳子也是石头砌成的。就像生活在石器时代似的。物质条件差点还罢了，连教员也缺，林彪后来回忆说：“在保安的时候，我们的教员只有3个，也没有专门的职员，那时我是校长，同时也是学生。”但林彪也有自己的办法。他设法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等等一些中央的大人物请来给学员们义务授课。毛泽东等人基本上也是有请必到，没让林彪为难。后来。林彪甚至把爱德加·斯诺也请去给学员们讲了课。

毛泽东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还规定了“抗大”的作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三句话八个字，经林彪一提倡，一总结就成了后来著名的“三八作风”。

林彪的办学也有一套，他根据当时时间紧张、环境艰苦等实际情况，提出在学习内容上要“少而精”，要学员在较短的时间内明白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然后融会贯通。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上要艰苦奋斗，抗大学生自己挖窑洞，背粮运柴、养鸡，自己动手做衣服。另外，林彪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要学员熟记军事条令，而且要把军事动作练熟。

后来，抗大果然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得力的人才。林彪当抗大校长的实际时间不长，从1936年7月“抗大”开办到1937年8月，这段时间是林彪主持抗大工作。后来，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以及去苏联养病，就没再主持“抗大”工作了。抗日战争结束后，林彪率部挺进东北，“抗大”总校也随他迁到东北。
参战老兵忆平型关之战：打日军辎重队伤亡相当——

本文摘自：《我的抗战》 崔永元团队编著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亲历者

强勇——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部司号员

杨永松——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陈绍清——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工兵连战士

王用中——时为第十四军战地工作队战士

张涣——时为七十二师军医处战士

编导手记

小时候看关于打仗的电影，印象中“好人”们似乎总是守在阵地上舒舒服服地打机枪，与此同时，“坏人”们却总是在开阔的地上抱头鼠窜，纷纷倒下。于是在平日游戏中，总是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抢当“好人”。看着被迫当“坏人”的伙伴们，在自己用嘴模拟的机枪声中纷纷倒下，那种感觉甚是痛快。稍微长大点才知道，原来这种打法叫做“伏击战”。一时间很是困惑，为什么“坏人”总是被“好人”打伏击？

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伏击战”通常是以弱胜强时的最佳战术。守在阵地上打机枪的“好人”未必舒舒服服；同样，被伏击的“坏人”也未必抱头鼠窜。

平型关大捷，一个中学历史考试经常喜欢考核的名词，用家喻户晓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有些东西听的次数多了，难免会有些许逆反。我们这一集所有亲历者的记忆，都是从一场大雨开始的。黑夜、暴雨、山洪，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去哪儿，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唯一清楚的就是天亮后要去打仗，打鬼子。鬼子是什么？是日本兵。日本兵是什么样的？还是没人知道。

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似乎不再有老兵们当年的疑问。关于平型关大捷，课本上一二三四说得很清楚。但在课堂上等着下课的学生们，你们真的了解这场战斗吗？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的准确地点，其实并不在平型关？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的关系？可否有人知道，为了这场被誉为“抗战第一胜”的伏击战，我们的战士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几位老战士的叙述，既清晰又模糊。

之所以说清晰，是因为老人对于战斗细节的准确记忆。

之所以说模糊，是因为老人对于战略细节的朦胧印象。

历史，也许本就如此。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换装命令。所谓的“换装”主要就是把红军本来的红五星帽子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子。时任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的杨永松回忆：“大家当红军当了这么多年，很多同志都不愿意换，但是要参加抗战，所以忍痛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包袱里面，作为永久的纪念。”对于换装，还有一些战士想不通，司号员强勇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一换衣服，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非常不愿意换。”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总指挥朱德与各师师长带头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第2天，戴上新帽徽的强勇跟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启程开赴前线。

短裤衩军队的伏击战

1937年8月底的一天，黄河风陵渡口迎来了一批穿着短裤衩的中国军队。据杨永松回忆，当时因为天气太热，领导允许战士们把长裤脱了，穿着短裤衩行军。

穿着裤衩的部队经过风陵渡口过了黄河，然后到达火车站，乘火车开赴前线。当时一一五师乘坐的那列火车之前是用来运送马的车皮，车上又脏又臭，也没有来得及打扫就开走了。

这支穿着短裤坐火车行军的部队正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队伍中有不少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虽然绝大部分官兵从未见过日本人，但大伙儿的士气仍然很高涨。

当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红军获得了休整的机会，战士们又进行了差不多半年的教育和训练，伙食也比过去好了，基本能吃上大米、白面。所以战士们无论是思想上、体力上都没有问题，士气很高。

1937年9月初，日军开始向山西雁北地区进攻，接连攻陷广灵、灵丘、浑源等地。日军统帅部命令板垣征四郎指挥第五师团主力进攻长城防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所部退守平型关一线，平型关战役由此打响。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咽喉要道。在它的东北面，左侧有东跑池、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点。位于平型关以北的老爷庙、小寨村一带是日军军需品运输的主要通道，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决定利用有利地形在平型关以北寻找战机伏击日军，从而减轻正面友军的压力。

此时，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已有两个多月，淞沪战场上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登陆，战局逐渐恶化，全国各条战线上，中国军队难求一胜。

9月中旬，一一五师抵达山西灵丘、河北涞源一线，天气变得越来越坏，路也越来越难走。那一年，雨下得很大。由于地基软，路上有的地方陷下去，有的被垫高，还有的地方山上塌方把路给填住了。9月24日深夜，一一五师主力开始向平型关东北方向秘密转进。25日凌晨，雨还在下，司号员强勇正和战友们冒着大雨，踩着湿滑的山路强行军，但他们却只能以随身带着的土豆充饥。雨夜中的山路湿滑难走，突然间，大雨引发了山洪，几名战士失足摔倒，转眼间就被洪水卷走，消失在黑暗之中。大雨如注，河沟里的水哗哗地流。“那时我怎么办呢？我们团里面有马，我就拽着马尾巴过河。”这个细节，强勇记得非常清楚 。
成名后阎锡山亲自拉拢 受伤换来一百万子弹——

本文摘自：《林彪的这一生》作者：少华游胡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1937年10月26日，正太铁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的抗战形势急转直下。至此，在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宣告消失，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阶段宣告开始。党中央决定划华北为四大战略区，即以一二○师开辟晋西北，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一一五师分兵开辟晋西和晋东北地区。

按照中央指示，一一五师从驰援娘子关时即开始分兵，主力由林彪带领由晋东南转往晋西吕梁山，余部由聂荣臻率领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

“分兵”的工作很简单，主要是确定谁跟主力转移新区，谁留下来。作为一师之长，林彪不愿主持“分家”。分多了怕人家(聂荣臻)有意见，分少了自己又吃亏，他采取回避的方法，推荐政治部主任罗荣恒来主持这项工作。对此，聂荣臻也表示同意。他对罗荣桓说道：

“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

罗荣桓确实做到了公平如秤。他亲自挑选一批人留下来。人数虽不多，但很得力，聂荣臻很满意。

斗换星移，春秋更序。一晃到了1938年的3月。这时，林彪已率部到达吕梁山和太岳山脉，经过一年的努力，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当时，在一一五师的侧翼，是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国共双方协同抵御着日军疯狂的“扫荡”。

晋南山区的春天，早晚多雾，云烟氤氲，漫山遍野，五步之外，不辨东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吕梁春多雾，

闻声不辨物。

只听耳边响，

不见眼前过。

3月2日清晨，突然降了一场大雾。迷雾把大地笼罩着，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林彪不听警卫员的劝说，独自一人到住地村外去遛马。

林彪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一遛，竟身中冷枪，负了重伤，留下终生遗憾。

林彪戎马一生几十年，虽然经历过无数次危险，但受伤却只有这一次。这次负伤严重损坏了林彪的身体健康，对他那雄心勃勃的政治生涯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发了“洋财”，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丰神健骨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林彪有了这匹马，便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

这天，林彪一出村，便策马奔驰。“千里雪”飞踏腾空，闯村过店，清脆的马蹄声沿山区小道一路响起，不知不觉的，林彪已进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

阎锡山的部队紧邻一一五师。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防区外的蹄声和马嘶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下令开枪。

枪声过后，林彪和马仆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

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急救。阎锡山听到消息，大为惊讶，亲自带着医官前来为林彪会诊。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弄不好会造成重大医疗事故，更何况林彪是大名鼎鼎的传奇式人物，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

几天以后，林彪才清醒过来。望着病床前一双双忧虑、诚挚的眼睛，他露出一丝苦笑，说：“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这句湖北土话的确代表了林彪当时的心情。

伤，虽然细想起来十分窝囊，但林彪这次却表现出了一个儒将所显露出来的宽宏大量和坦荡之心。他没有同意阎锡山提出的枪毙肇事者的意见，宽恕了那个闯祸的班长和士兵，这使那位班长和他的士兵感动得涕泪交加。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后打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来为林彪治疗。

傅连，福建长汀人，原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27年在长汀任福音院院长时曾尽力抢救过八一起义部队的伤病员，1933年参加红军后，历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傅连医术高明，为人厚道，深得中央领导同志的器重。同样，派傅连来晋西，也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

在傅连的精心治疗下，林彪的伤情得到控制，伤口也渐渐愈合了。但是，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伤口发炎，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在床上滚来滚去。

1938年春，鉴于林彪身体日益虚弱，伤口恶化，八路军总部决定派人护送林彪到延安休养。

早春三月，桃苞绽放，柳枝爬绿。青青的嫩草，婀娜娇柔；玲珑的翠鸟，啼啾悦耳。延安城外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又响起了粗犷激越的信天游。

带伤的勇士比健还的英雄更惹人爱怜，这是古今通例。毛泽东为载誉归来的林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劝慰他宽心养病。二十里堡，昔日一座偏僻宁静的小山村，由于林彪的到来而喧闹非凡。每天都有抗日团体或军政要人前来探望致意。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次是卫立煌探病。

1938年4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顺道访问延安，专程前往二十里堡慰问林彪。行至半途，他突然下车，对部下说，“快搜搜荷包，看有没有钱？我今天忘记准备犒金了。”原来国民党军队素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师长受伤，礼金通常要高至数千元。众随从把口袋搜遍，也只六百元钱。

“这怎么行？太少了，太少了，”卫立煌急得直搓手，“事后再送，行不行？这失不失礼？”

卫立煌的秘书说，“好像没有事后再送钱的规矩，这显得诚意不够，不如看望林彪时探询他需要什么。”

“好主意。”卫立煌上车，赶到二十里堡，热情地与林彪交谈，问他是否能帮上忙。

“帮忙？”林彪摇摇头，表示感谢。

“譬如药品，食物，衣服……”，卫立煌专拣边区紧缺的物资说。

“我本身没有什么需要，一切都很齐备。”

“那部队有什么困难呢？”卫立煌不送点东西不甘心。

“部队缺弹药。”林彪直盯着卫立煌。

“一言为定，我就送弹药。”

第二天，卫立煌抵达西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当时的国民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认为数目太大，怕蒋介石不批准，提出应仔细考虑。卫立煌闻悉后，亲自打电话与卢佐洽商获得批准。后来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后勤司令杲海澜也因数目庞大，不敢执行。卫立煌又打招呼，说，“我是前敌总指挥，对于抗日有功的军队，都要一视同仁。照单拨出，出了问题，我卫立煌负责。”

三十天后，当十余辆军车把子弹、罐头送到二十里堡时，林彪苍白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红晕，他连连说，“礼重了，礼重了。”
林彪“平型关战斗”大胜确实“违背毛主席教导”——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03期，作者：王彬彬，原题：“平型关战斗”与“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战役”与党史、军史上所说的“平型关战斗”不是一回事。中共党史、军史上所说的“平型关战斗”，由林彪指挥八路军115师完成，是整个“平型关战役”中的一个插曲。

抗日的“国军”终于成了“我军”

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方面则在蒋介石领导下开始全面抗战。战争初期，日军攻势凌厉，集中优势兵力占领中国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1937年9月，平绥线上的日军攻占了大同，随即剑指太原。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奉命在平型关阻击日军。阎锡山派出了8个军近10万人拦截日寇。阻击战打得十分惨烈，国军成连成营成团地牺牲，伤亡重大。在整个战役中，国军多有可歌可泣、感天动地之表现。但终因武器装备差得太远，血战近20天后，平型关失守——这才是“平型关战役”。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了阎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其中有记述平型关战役的《平型关往事》一文。阎明采访了杨得志、杨勇、徐海东等多名乔沟伏击战指挥员的后代，有些地方还是很可信的。文中这样叙述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平型关阻击战：“面对日军对山西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层层阻击……9月12日广灵前哨战揭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当天上午，日军向山西门户、河北蔚县暖泉镇进攻。晋绥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拼死抵抗，全部阵亡。第33军军长孙楚令第73师师长刘奉滨星夜驰援。9月13日在蔚县东石门一线，近千名日军借炮火掩护向我军发起猛攻。营长张见勇率部猛烈还击，并奋不顾身冲出战壕与敌拼杀，阵地失而复得4次，张营长和一名连长阵亡。在紧急关头，团长吕超然亲率预备队1个连进行反击，不幸头部中弹牺牲。阵地上官兵见团长阵亡，怒不可遏，勇猛拼杀，毙敌百余名。由于敌人火力过猛，该团有千余名官兵阵亡。此时师长刘奉滨正在前线督战，为夺回阵地，他亲率4个步兵连组成的奋勇队，抡着大刀片冲向敌人。他们前赴后继，纵横砍杀，刘师长受伤4处仍不下火线。奋勇队死伤过半，4名连长有3名阵亡，有的士兵被敌人扑倒后，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在火烧岭阵地，中国守军歼敌200余人后转入团城口防御……在灵丘北山防御中，我守军以阵亡营长一名、连长2名、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毙敌400余人。”“9月21日，日军向平型关晋绥军独8旅发起进攻，我守军居高临下给予迎头痛击。敌人用成排大炮向我轰击，又出动飞机百架，每30架一组轮番轰炸，并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守军用一个营兵力组成刺杀队出击迎敌，在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战。阵地经反复争夺，敌遗尸累累。守军伤亡巨大，三个团损失了一个团。623团1营500多人，只剩下148人，其中第1连、第2连全部阵亡。”“平型关战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央军、晋绥军为阻击日军南下太原，在平型关、团城口、茹越口等长城线上顽强抗敌，付出惨重代价。先后有上万名将士捐躯尘土沙场(其中旅长1名、团长2名、代理团长2名，营长数十名)，他们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次战役虽然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但也给其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军调整新部署，延缓了西犯进度。”

阎明的父亲也曾是林彪的部属。有趣的是，阎明称呼阎锡山第二战区部队时，时而用“国民党部队”，时而用“中国守军”，时而又用“中央军”、“晋绥军”，但也常常用“我军”。大陆的出版物，用“我军”称呼抗战时期与日军拼杀的国民党部队，是一种“突破”，更是一种回归。这是“常识”的回归，也是“良知”的回归。对于中华民族的后代来说，当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军”，不是“我军”是什么呢?难道是“敌军”不成?

1937年2月至8月，国共两党经过5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将中共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与国民党的军队并肩抗战。红军从赣、闽、鄂、豫、皖等地“长征”到西北，旗帜上写的是“北上抗日”。翻阅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可知在改编后，毛泽东立即为八路军确立“抗日原则”。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以及八路军各师首长，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9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使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在整个抗日大局中，八路军并不起决定作用，因而决不能与日军正面作战，决不能与日军硬拼，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虽然名义上已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分，但在实际上应坚持“独立自主”，决不能真的听命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听命于委员长蒋介石。换言之，对日军何时“抗”、何处“抗”、如何“抗”，都要完全由自己做主。毛泽东发出这些电报时，“红军”已成为“八路军”，“红军”这名目已不存在。但毛仍用“红军”称呼自己的部队，这也颇耐人寻味。

林彪“惨胜”的两重意义

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打响第一枪，到被改编为“八路军”，中共的部队未与日军正面接触过。红军成为八路军后，很快就遇上了平型关战役。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八路军配合阎锡山作战。但是，在整个战役中，选择什么时机、什么地点介入，以及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则完全“独立自主”。林彪的115师奉八路军总部之命，从侧翼接近日军，寻找战机。阎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中《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乔沟伏击战”有较详细叙述。林彪率115师越过五台山，穿过国军和日军的中间地带，悄悄到达平型关附近。据阎明书中说，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至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林彪于是决定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与日军一战。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安排部队埋伏，等候日军到来。林彪命三个团在两侧埋伏，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弋，牵制日军。这次伏击，115师算是全师出动。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之一部分，进入乔沟伏击圈，115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进入沟中的日军被全部歼灭。

这场乔沟伏击战，有几个问题现在已很清楚。一是进入乔沟的日军，是一支后勤部队，担负为作战日军补给物资的任务。这一点，从大陆各种有关出版物中对于此次战果的介绍亦可看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中说此次“大捷”，“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说“缴获了大批枪弹、大炮、车辆和军用物品”。阎明的《往事不忍成历史》则说“缴获辎重无数”。平型关战役是山地战，日军作战部队长途远征，当然应该尽可能轻装上阵，不可能带着大量物品。汽车更不是作战武器。而这一队日军，有一百余辆汽车，有大量军用物品，有“无数辎重”，无疑基本上是一支后勤部队。第二个问题，是这队日军到底有多少人。大陆较严肃的出版物都说一千余人，台湾的出版物则或说七百余人。我想应在700至1000之间。第三个问题，是八路军方面出动了多少人，伤亡有多大。林彪以三个团伏击，以一个团牵制。我不清楚当时115师每团实际人数是多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有1000人左右吧。这也就意味着，林彪以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打了这次伏击战。大陆的“事件人物录”、“大事年表”这类严肃的出版物，也只介绍这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不介绍115师的伤亡情况。在诸种此类出版物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在介绍了115师此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和巨大意义后，以这样的话结束：“但是，在抗战期间，我八路军在很弱小的情况之下，不宜于过多地开展平型关战役这样的战斗。”既取得了辉煌战果，又有着重大意义，却“不宜过多地开展”，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于115师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阎明的《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于115师的伤亡也有说明：“板垣的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三个营的战士们前赴后继向敌人猛冲，自己也付出重大牺牲，仅5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30人了。”“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三营九连，冲上公路全连只剩下10多人了。”仅这两个连，就牺牲了两百多人。总伤亡是多少呢?是“千余人”。林彪是赫赫有名的战将。115师是富于战斗经验的中共精锐。所以，在八路军方面，可谓是精兵良将。在人数上又数倍于日军，且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形，发动的又是突然袭击。日军在人数上远少于伏击者，只是一支担负后勤补给的非战斗部队，在地形上则处于绝对劣势，遭遇的是猝不及防的打击。这样的一场伏击战，林彪居然打了一整天，说明日军在峡谷里抵抗了一整天。如果以伤亡论胜负，双方实际上几乎打了个平手。如果说林彪最终胜利了，也只能说是惨胜。

但以少胜多是“胜”，惨胜也是“胜”。而“胜”在抗战初期，对中国方面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事啊!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日军似乎真的不可战胜。而八路军居然首战告捷，居然将近千人一队的日军全部歼灭，确乎有鼓舞人心之作用。经过宣传，115师的这次伏击战，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它至少让国人知道，“皇军”是可以战胜的。这是乔沟伏击战对全国抗战的意义。

但这场伏击战对中共方面，却另有意义。这是中共军队首次与日军交锋。而“惨胜”的结果，让毛泽东等人充分了解了日军的战斗力。如果说在与日军正式交锋前，毛泽东进行“山地游击战”的决心就很坚定，那么，经过这次伏击后，不与日军正面交战的决心就更是不可动摇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林彪指挥的这场伏击战对于奠定中共此后八年的抗战方针，起了现身说法的作用。毛泽东也可以此为例，说服那些不同意他抗战方略的同志。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9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9月25日正是115师与日军血战的一天。对于这场与日军的首次交战，毛泽东毫无疑问是高度关注的，战斗的进展随时会通过电报而知悉。他在林彪正与日军拼杀时就给北方局发这样的电报，很可能战斗开始未久，他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可以说，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如果事先知道伤亡千余人，是不会打这场伏击战的。要打，也是另一种打法。毛泽东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就致电北方局，是迫不及待地告知北方局：这样的打法，以后不可再有。

关于“百团大战”

阎明所写的《平型关往事》，最后写了“胜利与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中共高层意识到，这样的硬仗，以后不能再打：“平型关战斗后，我军前线指挥员与中央军委、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趋于统一。即：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与日军交锋前，对于毛泽东“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共高层或有不同意见。首次交锋后，那些原本不同意毛泽东观点者，终于同意了。是日军一支非战斗部队的战斗力，让他们信服了毛泽东。

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对日作战，还有1940年下半年主要由彭德怀策划指挥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受到毛泽东的否定，甚至成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其实“百团大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战役”。彭德怀的目的是毁坏公路和铁路，以此阻碍日军的扫荡。参加者除正规军外，还有大量非正规军和普通农民，铁锹、锄头等也是重要武器。毛泽东对此次行动不满，也并非因为这是一场“硬仗”，而是因为此次行动暴露了中共的军事实力。后来，当人们说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时，“百团大战”总是一个证据。

而在1971年林彪出事后，“平型关战斗”也曾成为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证。阎明在《往事不忍成历史》中，披露了一些令人感叹不已的事情。据阎明说，林彪出事后，平型关纪念馆关闭，从各处弄来的“文物”被撤走，纪念馆玻璃被砸，门窗被卸，“纪念馆内供暖设施也被搬进县委招待所”。而“追查建馆责任，谁也不认账”。“偌大的纪念馆一片狼藉。最后只剩下门厅里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塑像无法搬走，任凭他老人家孤独无奈地坐在那里，迎着塞外吹来的凄风苦雨，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阎明书中还披露了一件有趣的事。1974年5月，山西某报社写了一篇题为《功罪千秋的平型关大战》的批林文章。文章基本观点是否定“平型关战斗”，将“平型关战斗”与“百团大战”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文章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发表前，清样送到了当年与林彪一起指挥乔沟伏击的聂荣臻元帅办公室征求意见。聂荣臻致信姚文元，不同意发表此文。这篇文章，将一场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作为林彪的罪状，当然荒谬。但说林彪此次行动“违背毛主席教导”，却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毛泽东的确在此之前就“教导”过自己的部队：必须坚持“山地游击战”，不要与日军正面硬拼。

林彪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规模很大的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大陆的出版物都称这场伏击战为“平型关战斗”，甚至称之为“平型关战役”。人们普遍只知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而不知阎锡山指挥的“平型关战役”。 窃以为，为避免与阎锡山指挥的“平型关战役”相混淆，也为了叙述历史时的方便，应将林彪指挥的这场战斗称为“乔沟伏击战”。
林彪的回国为何受到重视 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06期 作者：蒋键 原题：抗战期间林彪从苏联回国之后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林彪，是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带着毛泽东委托他交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六中全会材料去苏联养病的，在那里有３年时间。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林彪离开莫斯科，由季米特洛夫安排人护送回国。但林彪一行到达乌兰巴托时遇到麻烦，由于日军的封锁，他们进退不得，几经交涉，只允许林彪一人乘飞机返国。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钟赤兵、贺诚等人则被困在外蒙古自谋出路：做买卖、行医、放牧、加入苏军……当林彪独自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１９４２年的元旦就要来临。

蒋介石通过林彪向共产党“示好”

林彪虽然离开中国３年，但对国内形势和国共关系并不陌生：在苏期间，林彪作过有关中国战争形势的报告；接待过周恩来、任弼时；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季米特洛夫日记１９３３—１９４９》一书中记载了林彪同季米特洛夫的交往，仅在１９４１年就有：“２月７日：把林彪有关中国事务尤其是国共之间关系的汇报寄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４月３日：同林彪同志谈中国共产党问题。”“４月７日：同林彪详细交谈中国问题，他讲了他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批评性意见。”“４月２６日：林彪谈苏日条约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等等。

当年的林彪颇受重视，早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张闻天曾联电彭德怀：“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是有着中国及国际荣誉的。”苏静将军（电影《大决战》总顾问）９０年代曾这样说林彪：“这个人打仗一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他能把千军万马摆得井井有条，用得得心应手，所以说林彪是中国近代的诸葛亮也！那个年代，很多军界人士都还是很佩服他的。”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４年多来一直没同日本“宣战绝交”的蒋介石政府于１２月９日对日正式宣战，随后蒋介石出任同盟国军的中国战区统帅。

国共合作因“皖南事变”几近破裂。日军乘华中地区国共两军刀兵相见，于１９４２年１月底同时发动豫南战役（攻击汤恩伯部）及苏中“扫荡”（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为变华北为“大东亚圣战兵站基地”，日本华北派遣军主力先后北向合击共产党晋察冀军区，南下针对国民党发动中条山战役，随后对共产党冀鲁豫边区实行“铁壁合围”。

“皖南事变”亲痛仇快，两败俱伤，让日本人钻了空子，所以蒋介石想同共产党“重新修好”，在等待机会。这时新疆军阀盛世才电告：林彪到了迪化。蒋介石为之心动：林彪是我黄埔生，指挥过平型关大捷，虽是中共将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在抗战周年纪念日时曾领衔延安抗大发电“慰问坚苦卓绝的抗战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国共闹摩擦时他在苏联，而苏联是支持我领导抗战的。于是，蒋“通令迪化、兰州、西安，林彪所到之处，党政军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

因而，林彪在迪化、兰州时受到国民党要员的轮番会见，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也亲自出面宴请。这大出林彪的意外，但他心里明白这是蒋介石的意思。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６日，林彪到达西安又受到热情接待。当晚他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此时共产党敌后根据地面临空前困难，毛泽东也迫切希望国共改善关系，告诉林：“你要大谈国共合作和共同建国的必要性。蒋是向我们抛绣球，你要相机行事。”

林彪很快进入“亲善大使”的角色。抗日名将的形象加上“斯大林十分欣赏林彪，欲以３个师与中共交换林彪”的传说，使得林彪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单是欢迎酒席就排到１０天之后。

指挥３个集团军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也亲自宴请林彪。胡宗南与林彪有过一番交谈。胡宗南说：“师弟少年得志，在我们黄埔系中算是青出于蓝呢！”林彪答：“校长讲：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我这么多年不过混了一个师长，怎好和师兄相比？”胡宗南颇为自得：“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已经形成，师弟对时局有何高见？”林彪道：“中国必胜。必胜的前提是国共亲密合作，并肩抗战，抗战建国。只要抗战胜利，不再内战，采用各国新技术，建立非帝国主义、非社会主义之三民主义之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中国可成为世界一等强国。如不采取国共合作方式，后果不堪设想，中条山等处失利盖因兄弟阋墙之必然。如不根除摩擦，势必重现内战之惨剧。”胡宗南问：“万一真的再次内战，你方能支撑多久？”林彪断言：“如果内战，必是持久战。日本和中国相比，较之国共力量之比，其胜算应更多些，结果怎么样？中国独立抗击４年，日本仍没解决中国问题。由此可见，速决的可能不存在。１９２７年国共反目为仇，那时中共无一兵一卒、无统一之领袖、无任何作战经验，而尚能演成１０年之大内战而不决。今日我拥有雄师５０万，有大浪淘沙淘出之能干党首，有２０年经验教训可参详，有百员能征惯战之将领，如内战重开，其战祸之烈可想而知。试看今日之世界，错综复杂，家事可演成国事，国事也就是世界事，中共必可获取外国军火援助，鹿死谁手未可料也。因此只有和。中共从未有怀疑过三民主义，很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的统一。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及希望也正在这里。”胡宗南表示：“我将尽我所能，调整我防区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柳建伟《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

毛泽东希望林彪最好能和蒋介石面谈，他认为林彪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背景，而苏联是援蒋抗日的，蒋必然重视；如果林先回延安，毛泽东担心蒋会认为林彪的建议是延安的想法，从而被蒋看轻，所以他不仅给林彪打电报，还托人捎信，使林彪安心住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此期间，胡宗南除了送医上门为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诊病外，还亲自到办事处向林彪赠送了几十包的军事书籍，让林当成礼物送给部下。

延安热烈欢迎林彪归来

其时，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八路军１２９师首任师政委）在延安久病告危，林彪听说后，于２月１２日急匆匆赶回延安。

２月１３日林彪到达延安时，毛泽东破例亲自下山迎接。根据师哲的回忆：“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毛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后心头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恩来１９４０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而且主要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毛主席握着林彪的手回到窑洞里，并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岭，靠近他。”

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为林彪举行盛大欢迎会，毛泽东、朱德均出席，与会者达千余人。彼时，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会战中取得胜利，林彪在会上畅谈苏联已获战争主动权，为处于困境的抗日军民鼓劲打气。

在这次会上，林彪还表态坚决支持整风运动，他援引季米特洛夫的话说：“苏联的党，由于团结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围，而有今天伟大的联共党。中国的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以便建设起伟大的中国党。”他还表示，“我们在政治思想上，应如毛泽东同志最近所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林彪赶回延安见到林育英，两兄弟在分别３年多后总算见上了面。林育英对林彪说：“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对你寄很大希望。”３月６日林育英病逝。８日延安万余人参加了林育英的葬礼，林彪是林育英３人治丧小组成员，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亲自为林育英抬棺送灵，这也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为党内同志抬棺，毛泽东还为林育英的墓碑题写碑名。

３月２２日，中共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毛泽东、朱德出席，热烈欢迎林彪，还有从前方归来的贺龙和李鼎铭。主持欢迎会的谢觉哉请林彪先讲话，林彪认为自己刚刚从苏联回来，“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
身为毛泽东弟子的林彪在苏联担负特殊使命——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0年04期作者：王新生原题：林彪与共产国际

1938年冬，林彪到苏联治伤，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林彪在苏联期间除了治伤之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就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危机，林彪两次提出书面意见，并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面谈，对共产国际的有关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林彪的意见，现在看来，有一些是正确的，也有不少是错误的。他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内在因素。

第一次接触：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六届六中全会情况

林彪到苏联后，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2月14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并转交了全会的文件。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行了15个月以后召开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中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的前一天，即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曾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报告了会议的主要情况。但会议形成的各种文件由于交通的原因，尚未送到共产国际。同时，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据王明称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对此不能不慎重，需要派人向共产国际解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而林彪恰在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到苏联治伤，便承担了这项任务。

在这次和季米特洛夫的会见中，林彪汇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此外，林彪还汇报了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后方部队以及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人员数量、经费情况，并谈了面临的经费、武器、干部缺少等方面的困难。

就在林彪到达苏联之际，国共关系出现了恶化。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1938年冬开始，国民党在陕甘宁、华北、山东、华中等地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后方机关，残害共产党员、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1939年5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乌鲁木齐的电台转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通报了国民党的反共动向。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曼伊尔斯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告知：“5月底将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六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内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动和变化而出现的当前的政治形势。”并说：“在随后的电报里我们将开始向你们定期通报国共关系、军事形势、八路军和新四军状况、中共在全国的活动问题。”电报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指示。

共产国际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林彪名列其中

5月20日晚上，任弼时、林彪到季米特洛夫处谈中国问题。这说明，林彪开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这次会见，议定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底会议的建议。5月21日，季米特洛夫根据同任弼时、林彪议定的建议内容给中共中央回电，认为：“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因此，党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的投降派。”具体策略为：“党应该更加紧密地联系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他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季米特洛夫还特意强调：“动员群众，加强国共合作是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争的最好方式。在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露反共运动的叛卖性质的同时，党不应给人提供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而要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民族战线。”

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古利亚耶夫报请曼努伊尔斯基批准，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领导，成员有13人，林彪名列其中。

6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小组的工作计划。7月5日，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该小组改为中国问题小组。

莫尔德维诺夫在7月8日的小组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共的报刊总是过分强调国共两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同等地位、国共两党领袖即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同等地位，过多地描写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和边区的扩大；在处于国民党政府影响之下的那些地区的群众工作，总是带有争夺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权，而不是扩大和巩固已存在的由国民党领导的组织、工会、“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说的停止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莫尔德维诺夫认为这意味着在全会之前，中共进行过这种工作。并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中共就是重犯了1925年至1927年的错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了地下支部，最后导致了“三二○事变”。

莫尔德维诺夫提出，如果蒋介石今后继续抗日，并且没有与敌进行勾结的条件，中共就应该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在这场战争中坚决支持到底。共产党在政府中和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加强，不仅不能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而相反，会削弱抗战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地主和将军们，都是准备参加和将参加抗战到底的。但如果他们面临选择，是要共产党人还是要日本人，那么，很多人将会动摇。很多人会选择日本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共产党人都只能是少数。这就是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应该是不使人提出这些问题。

对于顽固派提出的取消陕甘宁边区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认为，边区的存在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它不会加强中国共产党，而会分散中共的主要力量。边区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但现在起着相反的作用，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削弱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就应该取消它，或者根据这样的原则改组它。日本随时都可以占领这个地区。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统一战线问题认识错误林彪表示反对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明显是错误的，是十足的右倾观点。虽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但其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高级顾问，是会影响一些人的，说明在共产国际内确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存在不正确的认识。

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蒋介石会继续同日本作战，但取决于外国的援助和同日本作战的情况，如果遭到挫折或失败，或者其周围的人或英国压迫他投降，他就会动摇。我们应该集中火力反对投降派和媾和运动，清除各种失败主义情绪，反对投降派，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并逐步把他们从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任弼时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出现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统一战线联合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和敌对的阶级。国共合作不可能没有磨擦。因为这两个政党之间打了十年的仗。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就其利益而言，是矛盾的。发展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

针对顽固派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问题，任弼时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取消边区，国民党还会向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还会要求取消八路军和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就无处安身，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表明，中共中央位于作战地区就不能对全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取消边区就意味着国民党军队开进这个地区，改组边区政府，把分得的土地还给地主，共产党逐渐丧失所有过去的成果。中共中央决不能迁往重庆，因为那里不能保证自由。同时，中共在那里没有地方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特别是党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干部。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作了较长发言，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在战争中得到巩固。越是顽强地继续抗战，统一战线就会越巩固。在两年的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增强了。以前许多中国人惧怕日本人，而现在这种恐惧感大大减少了。关于国共磨擦问题，林彪赞成任弼时的意见，认为国共磨擦和冲突是不能彻底根除的，中国共产党有实力，它才有资格与国民党谈统一战线问题。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和冲突，但不能靠一味的让步来调节冲突，而不得不以磨擦反磨擦。否则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要求我们取消边区，然后取消八路军，再后取消共产党。有时，以磨擦反磨擦会取得积极的效果。

讲到这里时，莫尔德维诺夫插话，要求林彪举例说明。林彪以山东国共军队磨擦为例，说：“一开始我们避免发生冲突，但他们却更加猛烈地进攻我们。后来我们决定消灭他们，结果由三个团组成的这支队伍变成了三个连。此后他们老实了。后来日本人进攻他们，他们没有退路，我们就接收了他们，并让他们驻扎在一个最可靠的地区，这样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好了。”林彪表示，他也赞同任弼时关于陕甘宁边区命运的意见，认为取消边区弊大于利：第一，取消边区并不能根除磨擦；第二，也不能增强团结。尽管可能由于边区的存在而产生磨擦，但同时它也在推动国民党去抗日。若是取消边区确实能巩固统一战线，那当然可以取消它。但恐怕未必如此，如果不能达到两党更密切合作的目的，那么，顽固派就会更加趾高气扬。

莫尔德维诺夫担心地问：“如果边区被日本人占领，那么，我们的机关、学校去哪里？”“如果延安城丢失，那会怎么样呢？”

林彪回答：“这一点早在去年（日本人进攻边区的时候）我们就预见到了。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地方，储备了粮食，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党政机关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离这些马氏将军的驻地更远些。”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支持了任弼时的意见，形成了与会的中国同志与小组领导人莫尔德维诺夫在如何制止国共磨擦、巩固扩大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截然不同的意见。莫尔德维诺夫于8月19日写给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的报告中，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不得不承认“陈林（即任弼时——笔者注）、林彪和毛泽民同志在发言中所引用的理由最有分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地区对中共中央和分布在这个地区的那些学校的合法存在是必要的。同志们认为，[中共]中央驻扎在重庆是不安全的。驻扎在八路军或一般的日军后方，通讯联系就会遇到困难，中央的活动也会受限制。”任弼时、林彪以及其他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如何看待国共磨擦和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

皖南事变后，林彪与共产国际交流提出3点建议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发去电报，报告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同时还报告：“蒋介石派出20多个师，对我军在江苏、山东、安徽和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进攻。他们准备在全国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表示：“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

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立即同苏联领导人紧急磋商解决国共合作危机的办法，并征求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的意见。由于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将任弼时调回延安，林彪是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干部，并在1939年7月参加中国问题小组，讨论过当时的国共关系问题，于是季米特洛夫将有关情况通报给林彪。

2月5日，林彪致信季米特洛夫，谈了他对皖南事变后中国时局的看法。

林彪信中认为，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理由是：中国十年内战时，共产党的力量比蒋介石小得多，但国民党未能消灭共产党和粉碎它的武装力量。现在国民党要对共产党发动内战，这意味着蒋介石必须动员比十年内战时期多得多的力量。这个他做不到。在国际上，美英希望借中国人之手继续对日作战，从而遏制日本人向南推进。因此，他们不希望中国向日本投降，不要求国共分裂，而是争取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和消耗他们的武装力量。

林彪认为，但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其一，国民党采取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经常这样做，对皖南新四军的袭击就有可能意味着采取试图实行分批歼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策略。其二，发生美日战争，日本为了战胜美国，可能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而蒋介石从对日战争中腾出手来，会把其力量用到对付共产党人上。

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袭击对象，林彪的分析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是国民党在1927年执政后的基地。无论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还是外国帝国主义者，都怕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大。新四军皖南部队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它一方面面对日本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它离开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同时不排除这种可能：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是发生这次武装袭击的原因。

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在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林彪认为是因为中共想利用有利局势在1941年初召开七大，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进攻，共产党就没有能力组织反击和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因为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参加党的代表大会都不在。

对于中共在皖南事变后应采取的策略，林彪提出三点建议：1.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必须广泛地向人民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在挑动内战。要证明，内战是向日本投降的桥梁。向日本投降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灭亡，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人民变成殖民主义的奴隶。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并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唤起千百万群众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反对内战，反对策划旨在阻止人民进行抗战的挑衅性武装行动。2.在军事方面实行防御，但不放弃局部进攻，以向群众表明，我们在尽力避免内战。同时在确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不放弃武装反击，教训不自量力的内战挑拨者。实行这些举措都要从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3.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谈判，争取实现中国共产党的12条要求。如果在谈判中国民党要求新四军撤出长江以南地区，在换取另一个更为有利的地区情况下，可以同意。

林彪认为，在一些中共组织的共产党人当中和中共一些领导人那里，有过“左”的错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如1937年底，当国民党部队从华北撤退时，八路军的某些负责人就曾倾向于解除国民党撤退部队的武装。这被预先制止了。当国民党军队处境危险时，我们的部队不是始终向它们提供援助，而主要是关心自己影响的扩大和部队人数的增加。

季米特洛夫对林彪的意见非常重视，并将林彪的信转给斯大林

林彪强调指出：在我们的同志当中，有人一直不想作出任何让步。他们很难作出妥协。

林彪还说，中共着力于敌后分散的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他曾不止一次地请求中央允许组织对日本人的有力打击，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只好自己主动在平型关进行作战。尽管平型关战斗中部队有很多牺牲，但这次胜利决定性地改变了当时在华北形成的危机局面，结果中国人民颂扬我们军队并坚信自己的力量。林彪自豪地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至今一直利用这次战斗作为宣传鼓动的资本。在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只举出这次大的战斗，而进行这种战斗的机会在过去和现在还很多。而这种战斗，无论对于赢得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还是赢得八路军作为中国抗日军队之一的声誉，都是有必要进行的。

对于上述批评，林彪声明是个人意见，建议共产国际在“评价与袭击新四军有关的事件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林彪这封信，判断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内战，提出应采取的三个策略，以及对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围攻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一些共产党人和一些中共领导人坚持不进行正规战，而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自己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策略方针，犯了“左”倾错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对共产国际正确判断国共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反映了林彪与中共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的分歧。

季米特洛夫对林彪的意见非常重视，于2月7日将林彪的信转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苏联领导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提交“军法审判”。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2月11日，林彪在看到中共中央在皖事变后致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致信季米特洛夫，改变了上一封信中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的判断，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阶段中国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像他上一封信中曾提到的，国民党有可能违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同共产党决裂，进行内战。鉴于此，他提出党的政策、军事战略和战术、同政治党派的关系就必然要作根本的改变。但在新的内战时期，党不应回到以前的内战中，即在苏维埃运动时期所实行的政策上，而要实行新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必须同出卖群众利益的中国大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依然进行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使中小资产阶级联合在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周围。要同国民党内外的所有进步团体和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争取蒋介石政府内部的分裂，以便利用靠近共产党的政府人士实现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这意味着党不应提出“打倒中国国民政府！”的口号，而要争取改组政府，从中驱逐卖国分子。政府应保留同样的名称“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方面，要保留八路军、新四军的“国民革命军”名称，在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而斗争的政治原则基础上同中国所有武装力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同它们一起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直至彻底消灭和瓦解蒋介石的军队。

林彪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应该在消灭蒋介石政权后调往中国西北，在华北只留下小部分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场应该是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湖北和河北地区。为此必须占领青海、甘肃和宁夏等省份，在那里建立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后方，以便今后进行国内战争。在内战初期，必须避免同蒋介石军队进行阵地战，而要集中一切力量从上述后方地区清除当地地主的反动力量，对地方政权进行革命改组，争取广大民众阶层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斗争。

林彪这里提出占领甘肃、青海、宁夏的战略出发点，仍然是这里同苏联比较近，容易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

在这封信中，林彪还对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九条是正确的，只是不应提出惩办何应钦，而应要求惩办其他低级别的人。最后三条要求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例如提出废除一党专政的要求就没有分寸。这一点在文章中可以写，个人发言可以说，但不应在谈判具体问题时作为要求提出，因为这会为攻击我们提供口实。不要大叫废止一党专政，而要实际争取。八路军、边区的存在和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表明，废止一党专政的过程正在进行。

林彪不同意中共中央只有一个前景即内战的观点，而是认为有两个前景。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党不能再作出让步了，而只能要求蒋介石作出让步。林彪主张可以进一步互相作出让步。在换得另一个地区的条件下，新四军可以放弃安徽南部地区，放弃“新四军”番号，将它纳入八路军。与此同时，党应该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争取继续实行统一战线，反对分裂和投降。

林彪同意中共中央面临内战前有一个过渡阶段的判断，建议为了恢复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应该经过这个过渡阶段并全力争取对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不放弃对内战的准备。

由于一些问题在信件中无法详说，林彪表示如果季米特洛夫认为需要，可以单独报告这方面情况。

与前一封信比较，林彪对中国局势的判断，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提出的策略是十分脱离实际的。首先，他提出的联合其他武装反蒋是不可行的。蒋介石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时，在国民党内遭到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那时，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共同反蒋是正确的。而在蒋介石抗日后，同其他派别的矛盾缓和，国民党内较全国抗战爆发前团结。只要蒋介石没有明确投降日本，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反蒋是很少有可能的。其次，他主张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调往西北。如果这样的话，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因为到那里肯定要和马家军发生激烈战斗，从而使马家军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未和地方实力派结成统战关系，反而多树敌人。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如果脱离抗日前沿阵地，在全国舆论上也会处于不利地位。第三，林彪不赞成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不明白中共中央政治反攻的意图。中共中央当然明白，仅仅靠国共谈判，国民党当然是不会废止一党专政的，但这是向国民党进行政治反攻的一个拳头武器。因为这有利于揭露国民党坚持独裁的真实面目，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第四，林彪认为可以放弃新四军的番号也是不对的，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会得寸进尺。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是正确的，是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举措。

当然，林彪这封信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认为有两个前景的判断和提出争取和平解决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从总体上讲，林彪缺乏一个政治家应具有的战略远见。

应林彪信中的要求，4月3日、7日、26日，季米特洛夫同林彪详细交谈了中国问题，具体内容是什么，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文件记载，但季米特洛夫事后在日记中记道：“他陈述了自己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批评性意见。”可见，林彪同季米特洛夫交谈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问题，而且表达的是不同意见。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7月21日，德国约有200架飞机对莫斯科进行了空袭。就在这一天，季米特洛夫与即将回国的林彪和军事小组进行了座谈。至此，林彪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画上了句号。

由上，笔者认为，林彪在苏联期间参与共产国际的一些活动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比较尊重的，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导时，尽量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然后才作出指示。尽管如此，这种指导方式仍然要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在中国政治局势发展比较迅速时，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请示，而共产国际再开会研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磋商，听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或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当共产国际发出指示电到中国时，往往已经时过境迁，且中共中央已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措施。第二，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能力和水平不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很大的差别。如1938年3月开始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在国内长期参加实际斗争，并是中央领导层的成员，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比较了解，具有很强的政治能力和远见卓识，因而能向共产国际传达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准确信息，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林彪则不同。林彪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但缺乏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远见。在任弼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尚能在其领导下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离后，林彪给共产国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正确的成分就较少，并且表达了自己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不一致意见，对共产国际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和指示起到了负面影响。第三，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制定出正确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针的能力，如果再有一个国际指导中心，况且这个国际指导中心远离中国，在沟通双方正确信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紧迫而重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束缚。

共产国际自身也发现了在当时作为国际指导中心而存在的局限性，1941年5月12日，即在同林彪交谈中国问题后不久，季米特洛夫即和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士开始酝酿终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问题。

由于此后不久发生了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的战争，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暂时搁置。1943年5月15日，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苏联领导人充分酝酿和十分慎重的考虑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不复存在。
林彪回国后为何转任抗大校长和中央党校副校长？——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06期 作者：蒋键 原题：抗战期间林彪从苏联回国之后

林彪和毛泽东谈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个月的“统战”经历，更谈了他在苏联的感受和对新中国的展望，以至于到了1958年，意气风发的毛泽东还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5月末，左权牺牲，彭德怀于6月2日、15日和7月8日3次致电毛泽东，建议最好由林彪出任八路军参谋长，7月15日毛泽东回电：“林病仍重……”

毛泽东对于林彪下一步工作的安排有自己的打算。

除了让林彪继续担任抗大校长外，毛泽东还让林彪去他刚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当副校长。有2500人的中央党校可以说是当时王明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一些人言必称苏联，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整风前几乎不去中央党校作报告，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同样有苏联背景，且被斯大林称为“天才战将”并获斯大林赠枪赠笔，这一点是留苏派的其他人无法比的。毛泽东把林派到中央党校，就是要借他去加强那里的整风运动。

在2月20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林彪返延身体好了许多，唯尚须休养，他在兰州、西安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诸人曾有深谈。据林说，国民党统战工作很可开展，要我告你注意。”在重庆的周恩来经过调查，于3月21日致电林彪，称赞林在“新疆、兰州、西安进行的统战活动影响极好”，毛和周都有让林彪再做统战工作的意思。

6月16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电：“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相互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的策略就是错误的。……请认真对待这一情况，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共产党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同蒋介石一起澄清解决。……”毛泽东6月25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8月14日，蒋介石在解决新疆问题之际，在重庆召见周恩来，表示想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毛泽东最好不要去。周建议：一、毛称病，由林彪代毛去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一起去西安，周再回延安偕林彪或朱德去西安见蒋。

8月17日，毛泽东回复周恩来：拟派林彪去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

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知周恩来：林有3个有利条件，第一他是蒋黄埔军校的学生，第二他是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官，第三他才从苏联回来，有国际、苏联背景，所以决定由林代毛去见蒋。

此后，周恩来向政治局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再定毛是否出来。”

在接到蒋的电约后，林彪9月14日一早从延安出发，但因汽车故障和路面坍塌，17日才到西安，此时蒋已返回重庆。胡宗南告诉林彪：校长行前留话让你到重庆面谈。林彪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指示林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洽，关系疏通后再去重庆。毛同时告周：“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

在重庆的统战与谈判

林彪从西安出发，尝够了“蜀道难”的滋味，于10月7日晚到达重庆。随后，林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的身份拜访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

10月13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拜见蒋介石，

林彪开门见山：“接校长电报后，毛先生即约我数次谈话。他强调要我转达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之期望等问题。先说抗战建国，此次中国抗战的胜利毫无疑问，德日的力量已尽量使用，现在是战争的转折关头。……将来英美对于日本必从太平洋以海空军合力反攻，我与苏联可协同从陆上进去。”“抗战目的在建国。我曾经旅居苏俄，那里民族复杂，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字均不一致，天寒地冻，农作物种类稀少，人口不到我国一半，他们却在一次世界大战20年后完成建国大业，现今能抵抗世界最强大之德国，其经验可供我们效法。……国内统一与团结是建国成功的基础。毛先生一再强调：今后我们两党应彼此接近，打成一片，以求实现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我们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将来也必拥护。”林对蒋提出期望：“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中国不可内战。”

林彪见蒋面露不悦之色，干脆硬到底

：“万一内战不可避免，中国地域辽阔，我回旋余地绰绰有余。而且我国经济条件与欧美大不相同，我可到处种棉织布，生产稻麦，即使到山地，也有苞谷可吃。所以国内党派问题，不是用兵可解决的。总之，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及军事各方面而论，中共希望中国从此能团结统一，而不发生内战，特为校长呈明。”（吴子勇《阋墙御寇》）

这次会见后，蒋介石指定张治中同林彪谈，随后他们就在张的家中谈，谈了很多次。起初，林彪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政治进攻，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把共产党军队编成两个集团军并发饷发弹等。但张治中说：“现在谈这么细尚早，你先去同各个方面多谈谈，然后我们再谈。”

林彪随后拜访了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陈诚、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李宗仁、白祟禧、邵力子等国民党高官，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合作的诚意，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他还看望了很多黄埔时期的同学，国民党军统局局长、黄埔六期的戴笠还设宴招待了他。

林彪也找过军令次长刘斐谈话。刘斐同张治中一样，只愿意谈原则问题，不愿意谈具体问题，并推说：“你提出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谈，不过委员长命张部长负责谈判的事情，你还是找他先谈。”

此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呼声甚高。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召开，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犯法令，……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同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林彪：你第一次同蒋介石见面时是否提到我想见他？如果没提，下次见蒋时，请他提出会面的时间、地点。毛泽东并让林同张治中会谈时，请张帮助制止李宗仁部对李先念部的进攻。毛泽东还亲笔致信蒋介石：“前承宠召，适染微疾，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

林彪于12月16日再次同蒋介石见面。林除了转达毛的会面请求外，还表示拥护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接着要求蒋“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压迫，发还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等。蒋介石则表示，“三停、三发、两编”都是小问题，要先解决各个政治团体集中起来的大问题。林则坚持：小问题不解决，大问题更难解决。蒋保证他绝对不会让中共吃亏，并承认中共是爱国的，是有思想、有头脑、有主张的。当林直接提出恢复新四军番号并释放叶挺时，蒋十分不悦：“承认新四军就等于不承认政府。”但对林却说：“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说。你也不必太匆忙，出来一次不易，可以在重庆多住一段嘛。”随后，二人就闲聊起重庆的名胜、掌故来了。

林、蒋会谈后，林彪电告毛泽东：“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但不许再提新四军事。”

12月24日，林彪奉毛泽东之命，在同张治中会谈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了共产党的4点建议，即：（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办报；（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4个军12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这4点建议后来被称为“林案”，以后的国共谈判均以林案为基础。

对于“林案”，张治中“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具有合作抗日的诚意”，认为国民党可以接受。但是，在蒋介石主持讨论的一次会议上，到会的人“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4军12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混。蒋始终既不表反对，也不说赞同……”张治中告诉林彪：我已尽力了，以后你还是找何应钦吧。（《张治中回忆录》）

“林案”被国民党方面彻底否定

进入1943年后，毛泽东想的仍是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他1月25日致信彭德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9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

国共双方都明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问题的枢纽在欧洲、在太平洋。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大转折：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军歼敌150万；2月7日，瓜岛战役结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全面进攻。

蒋介石已看出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让他坐立不安的是共产党势力在不断壮大。蒋介石3月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28日，周恩来、林彪获知视察印度远征军的何应钦已回到重庆，便去会见，询问他对中共3个月前所提4项条件的态度，何应钦当面否决了“林案”。随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同林彪谈，而且不让林彪回延安。

随着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借机发动“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国民参政会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

蒋介石、何应钦等的表现给林彪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林彪在解放战争初期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有清醒的认识。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中共中央估计东北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有利谈判，毛泽东要求林彪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1月15日，林彪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说：“中国已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立……”林彪则始终坚持：“蒋介石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所谓的和平，实际上是消灭我们的一种手段。你看吧，这仗非打不可！”

叶群在延安被抓事件

1942年4月，林彪、贺龙同叶群、薛明相识，经朱、毛撮合，林、叶2人于7月1日结婚，一个月后贺、薛也成婚。

1943年春，当林彪还远在重庆时，延安的审干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其间发生了薛明抓叶群的一幕。叶群、薛明从一二九运动时期就在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天津、南京、南昌、武汉、西安一直到延安，她们算是老相识和老朋友了。但薛明认为叶群有段“历史”不清楚（叶19岁到延安），希望她主动向组织说清楚，叶不肯。薛明就让其警卫强行把叶群“架”到组织部门，叶群寻死觅活……权延赤的《龙困》一书中说：“当年延安发生的那一场‘剧’，以林彪赶回延安拉下了大幕。林彪将马鞭子摔在办公桌上，高声叫骂：‘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老婆……’于是，……赶紧放人，给叶群作出了政治历史清白的结论。”

事实上，叶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了行动自由，根据林彪井冈山时的战友曾志的回忆：“在党校一部，我与叶群两人同住一间平房。……林彪已去了四川。她（叶群）在另一支部接受审查……她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是哭哭啼啼。生活上也弄得乱七八糟，……学校的厕所很远，她……就在房间往洗脸盆里大小便。晚上或清晨有时也用菜碗接尿，然后顺手从门缝往外泼，弄得屋里屋外臭气烘烘。……林彪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呢？”“对叶群的审查不久也告一段落了，她得到了比我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林彪当时并不在前线，而是在大后方重庆，根本没有可能“赶回延安”并且要求放人。

国共谈判搁置，林、周回延安

1943年6月4日，周恩来向张治中提出，因国共谈判暂搁，林彪决定回延安，自己也拟同返。7日，蒋介石同林、周会面，表示允许他们回延安，“至于谈判嘛，以后再说”。

此期间，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你等应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

6月25日，周、林向蒋介石辞行，指出胡部的“异动”。蒋敷衍了事：“让我查查，如是事实，我不允许。”周、林根据蒋在会谈时的表现，断定蒋进攻延安的决策已下，致电毛泽东早做准备。林、周在向何应钦、陈诚等辞行时表明中共“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

6月27日晚，张治中设家宴单为林彪饯行，并把蒋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林，请林直接交给毛泽东，信中说“如能驾渝惠晤，尤为欣慰”。根据张在回忆录中所写：“蒋约我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他当时就亲笔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我。……是不是由于1943年5月第三国际宣告解散，曾引起反动派招降共产党的幻想，他也存在此幻想呢？……但是，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先生来重庆伏下一笔。”

6月28日，周、林等一行百余人离开重庆。时正为胡宗南部奉蒋命欲部署进攻延安，中共公开发电揭露制止国民党方面阴谋。

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若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险境地，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作战任务。”同日，毛泽东电告重庆的董必武，让他通过美、英在国际上揭露蒋的阴谋。5日，主张抗日的胡宗南向蒋发电，表示“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定会受到盟国责难，而且日军可能乘机渡河”。

7日，朱德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和胡宗南的电报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美、苏、英等国大使纷纷警告国民党政府，不要内战，否则停止援助。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公开表示，如果发生内战，他就把美国给的飞机全部带走。但是蒋介石8日致电胡宗南：按兵不动。

周、林在返延途中，接毛泽东电：就近同胡宗南交涉，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一切可以和平解决。9日，周、林到达西安，在西安停留的5天里，他们对胡宗南、邓宝珊和熊斌及其部属开展统战活动，明确表示只要一开内战，就不可能抗日，国民党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周、林指出：赞成“打延安”的人，不一定都是打定了投降主意的人，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要抗日的。可你们忘了10年内战的经验吗？你们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无不如此。

10日，朱德再电胡宗南：“若被攻击，势必自卫。”胡电复朱德：敝部换防，请勿误会。12日，胡宗南围攻边区的部队奉命撤回。

16日，周、林一行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热烈欢迎。

21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此次反共高潮……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于是不能不否认，尽量敷衍周、林，并稍示和缓……”

30日，毛通知彭德怀：“（一）周、林返延，七大准备开会……（四）蒋、胡进攻边区计划……被迫暂时停止，争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军事防御准备绝不松懈。”

的确，从那时到抗日战争胜利，国共关系没发生较大的问题。
为何让一介战将搞统战？林彪是双方弟子——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06期 作者：蒋键 原题：抗战期间林彪从苏联回国之后

在重庆的统战与谈判

林彪从西安出发，尝够了“蜀道难”的滋味，于10月7日晚到达重庆。随后，林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的身份拜访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

10月13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拜见蒋介石，

林彪开门见山：“接校长电报后，毛先生即约我数次谈话。他强调要我转达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之期望等问题。先说抗战建国，此次中国抗战的胜利毫无疑问，德日的力量已尽量使用，现在是战争的转折关头。……将来英美对于日本必从太平洋以海空军合力反攻，我与苏联可协同从陆上进去。”“抗战目的在建国。我曾经旅居苏俄，那里民族复杂，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字均不一致，天寒地冻，农作物种类稀少，人口不到我国一半，他们却在一次世界大战20年后完成建国大业，现今能抵抗世界最强大之德国，其经验可供我们效法。……国内统一与团结是建国成功的基础。毛先生一再强调：今后我们两党应彼此接近，打成一片，以求实现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我们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将来也必拥护。”林对蒋提出期望：“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中国不可内战。”

林彪见蒋面露不悦之色，干脆硬到底

“万一内战不可避免，中国地域辽阔，我回旋余地绰绰有余。而且我国经济条件与欧美大不相同，我可到处种棉织布，生产稻麦，即使到山地，也有苞谷可吃。所以国内党派问题，不是用兵可解决的。总之，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及军事各方面而论，中共希望中国从此能团结统一，而不发生内战，特为校长呈明。”（吴子勇《阋墙御寇》）

这次会见后，蒋介石指定张治中同林彪谈，随后他们就在张的家中谈，谈了很多次。起初，林彪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政治进攻，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把共产党军队编成两个集团军并发饷发弹等。但张治中说：“现在谈这么细尚早，你先去同各个方面多谈谈，然后我们再谈。”

林彪随后拜访了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陈诚、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李宗仁、白祟禧、邵力子等国民党高官，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合作的诚意，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他还看望了很多黄埔时期的同学，国民党军统局局长、黄埔六期的戴笠还设宴招待了他。

林彪也找过军令次长刘斐谈话。刘斐同张治中一样，只愿意谈原则问题，不愿意谈具体问题，并推说：“你提出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谈，不过委员长命张部长负责谈判的事情，你还是找他先谈。”

此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呼声甚高。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召开，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犯法令，……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同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林彪：你第一次同蒋介石见面时是否提到我想见他？如果没提，下次见蒋时，请他提出会面的时间、地点。毛泽东并让林同张治中会谈时，请张帮助制止李宗仁部对李先念部的进攻。毛泽东还亲笔致信蒋介石：“前承宠召，适染微疾，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

林彪于12月16日再次同蒋介石见面。林除了转达毛的会面请求外，还表示拥护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接着要求蒋“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压迫，发还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等。蒋介石则表示，“三停、三发、两编”都是小问题，要先解决各个政治团体集中起来的大问题。林则坚持：小问题不解决，大问题更难解决。蒋保证他绝对不会让中共吃亏，并承认中共是爱国的，是有思想、有头脑、有主张的。当林直接提出恢复新四军番号并释放叶挺时，蒋十分不悦：“承认新四军就等于不承认政府。”但对林却说：“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说。你也不必太匆忙，出来一次不易，可以在重庆多住一段嘛。”随后，二人就闲聊起重庆的名胜、掌故来了。

林、蒋会谈后，林彪电告毛泽东：“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但不许再提新四军事。”

12月24日，林彪奉毛泽东之命，在同张治中会谈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了共产党的4点建议，即：（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办报；（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4个军12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这4点建议后来被称为“林案”，以后的国共谈判均以林案为基础。

对于“林案”，张治中“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具有合作抗日的诚意”，认为国民党可以接受。但是，在蒋介石主持讨论的一次会议上，到会的人“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4军12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混。蒋始终既不表反对，也不说赞同……”张治中告诉林彪：我已尽力了，以后你还是找何应钦吧。（《张治中回忆录》）

“林案”被国民党方面彻底否定

进入1943年后，毛泽东想的仍是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他1月25日致信彭德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9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

国共双方都明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问题的枢纽在欧洲、在太平洋。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大转折：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军歼敌150万；2月7日，瓜岛战役结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全面进攻。

蒋介石已看出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让他坐立不安的是共产党势力在不断壮大。蒋介石3月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28日，周恩来、林彪获知视察印度远征军的何应钦已回到重庆，便去会见，询问他对中共3个月前所提4项条件的态度，何应钦当面否决了“林案”。随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同林彪谈，而且不让林彪回延安。

随着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借机发动“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国民参政会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

蒋介石、何应钦等的表现给林彪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林彪在解放战争初期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有清醒的认识。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中共中央估计东北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有利谈判，毛泽东要求林彪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1月15日，林彪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说：“中国已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立……”林彪则始终坚持：“蒋介石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所谓的和平，实际上是消灭我们的一种手段。你看吧，这仗非打不可！”
蒋介石称林彪为“当代韩信”——

本文摘自：《黄埔恩怨》，作者：王晓华 张庆军，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1945年5月25日，延安东关机场，一架大肚子草绿色美国运输机已经发动起引擎，前往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

送行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个个手里攥着一把汗，可出不得一点闪失啊，机舱里坐着的全是中共军界重量级人物，如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薄一波、陈毅、林彪、肖劲光……他们身负着重要使命，将在今后与蒋介石争夺江山的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飞机振翼而上，毛泽东手搭凉篷，久久凝视。无独有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在关心着这架飞机的航向，一日数次打听着情况。

时任行政院军政部长的陈诚立正报告，据可靠消息，那架美国飞机在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所在地晋东南方向的黎城县长凝机场降落后即返回，刘伯承、邓小平留在当地，陈毅赴华中，唯有林彪、肖劲光一行辗转北上，不明去向。

“这还要猜吗？林、肖肯定去东北了。”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一语中的。

蒋介石点点头，同意白崇禧的判断，他抽了一口凉气：

“从此东北无宁日矣。”

蒋介石的担忧缘于他对林彪的了解。

蒋介石沙场论将，他认为林彪是黄埔生中的佼佼者，最厉害之处是“谋定而后动”，深得兵家之道，早年曾想收归己有，却神差鬼使放了这个人才。

提起黄埔岛，蒋介石就眉飞色舞，那是他一生事业之发祥地。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黄埔军校共毕业二十三期学员，但他最器重的，还是大革命时期的前五期。

在这五期学生中，他对第一期和第四期又最具感情，原因很简单，第一期是他的开山大弟子，那时他一心扑在军校的建设上，与学员朝夕相处，耳提面命，真是亲如父子。用他自己的话说：

“第一期学生可说由我亲自指导出来的多，其中虽不能完全照预定计划做到，但只在精神上说，差不多有十分之八，做到原来的希望了。”他报起黄埔一期生来，一个个都如数家珍，那神色得意极了。

至于二期生和三期生，因为他们一入学就赶上了两次东征，蒋介石戎马倥偬，也没有时间过多关心，许多人战死在疆场他还分不清是张三抑或李四，所以那感情自然淡了点。到了第四期，因为东征的胜利，广东形势又趋于稳定，他又能经常光顾黄埔岛了，恰逢第四期学生开始招生，又因为共产党积极参与，选拔了不少优秀青年，所以这一批学员良才美质者甚多，让人看了也开心。如后来大名鼎鼎的张灵甫、胡琏、高魁元、谢晋元，这些国民党军界的佼佼者，都是四期出来的，但蒋介石心中却认为，林彪才是最优秀的。

这不是自己的主观臆断，而是来自实地的考察。记得那是在中山舰事变前夕，那一阶段与汪精卫争权夺势斗争的激烈，让他心里烦躁，于是上黄埔岛散散心，顺便视察岛上情况。恰巧，正逢四期步科的学生上战术课，他也没有惊动别人，悄悄地坐在了后面。

课题以前不久发生的惠州攻坚战为例，说一说这次战斗的取胜要素。这一仗乃蒋介石亲自指挥，他当然最熟悉不过了，于是听得饶有兴趣。

只见学生轮番上台，口说笔划，滔滔不绝，有人认为此战胜利乃在于步炮协作得力，有人认为则是指挥果断，士气高涨，不一而足。蒋介石心里哼了一声，不置可否，惠州之战，乃经典之作，以上所言，虽有几分道理，但不是关键，想当年大战之前，曾让他费尽心机，绞尽了脑汁……

轮到林彪上台了，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言语，就开始在黑板上画起惠州地形图，他画得很仔细，很投入，城郭民居，地势地貌，山川河流，一一标点清楚。就凭这一手，蒋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该生是个有心人，他把这一课给钻研透了，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纹。用兵之道，在于谋定而后动。林彪已经凭着其天生的禀赋接触到了战争艺术的精髓。他悄悄地走出教室，吩咐随行的人，下课后，让林彪去校长室见他。

这一次谈话，十多年后蒋介石仍记住每一个细节，这林彪看似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娃，却是城府森严，惜语如金。在以往与人的谈话中，蒋介石一向是多问少答，始终掌握着主动。但与林彪则难进行，对方从不多答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谋熟虑，却是极得体，极中听。

蒋介石心中有一股怪怪的感觉，年轻人本应该血气方刚，朝气蓬勃，很少有像林彪这样少年老成，这样稳重，这样有心机的。凭着直觉，他意识到坐在他面前的乃是难得一见之将才，但却很难驾驭，让人捉摸不透。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汉代名将韩信，此人才华若此，心术若此。当然，这种感觉也是随着以后对林彪的认识逐渐加深的，他在与部下论及林彪时，曾多次以韩信作过比喻。

师生俩一问一答，这时校长办公室秘书陈立夫推门而入，报告说，汪党代表精卫也上黄埔岛了，请蒋校长前往议事。

“可恶。”蒋介石嘴里骂了一句，自从廖仲恺死后，汪精卫接任了军校党代表职，又把手插到黄埔岛来了，挤进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这让他很恼火，也很无奈。汪精卫毕竟是广东政府的一把手，他还得忍住气与之虚与委蛇。于是调转身气呼呼而去，却忘了与林彪打声招呼。

被孤零零甩在一旁的林彪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污辱，作为一名普通学员，他当然不知道国民党高层的内幕，不知道蒋汪的面和心不和，只以为蒋介石那一声“可恶”是冲着他来的。林彪一向心高气傲，肚量也小，他把这件事记下了，几十年后都不能忘怀，有一次与自己的老部下黄永胜聊天，提及黄埔那段生活，林彪对蒋介石有如下评价：

“蒋介石是个军阀，他在黄埔时高高在上，对许多学员、教官都不尊重，很多人对他有反感。”

林彪的评价是否准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确实是林彪本人的感受。

再说那天蒋介石撇下林彪走后，大概也感到了自己的失态，这是有损于他的形象的，因此也曾想过要弥补一二。但他太忙了，紧接着就是发动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人大打出手，后来又忙于准备北伐战争，出发前，他才抽出时间又去了一趟黄埔岛，那是他的根本重地，必须妥善安排好。

因为刚发生过中山舰事件，黄埔岛的气氛很凝重，蒋介石一整天都忙于训话，又找了一些师生进行个别交流，林彪也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不见，蒋介石发现，林彪更加沉默寡言，眼睛里甚至闪过一丝戒备，他不知道林彪的底细，此人早在进入黄埔前就加入了共产党，两位兄长，林育南、林育英都是中共重要干部，中山舰事件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都在清理门户，林彪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秘密的，所以未曾受到影响。但这还是让林彪受惊不小，因此完全收拾起锋芒，卧薪尝胆，隐晦韬光，喜怒不形于色，浑身长满了心眼，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各样的问题。

蒋介石向林彪许诺，毕业后让他来总司令部工作。

这个许诺太诱人了，当时蒋介石已取代汪精卫成为广东政府第一号人物，乃北伐军主帅，当时黄埔毕业生都以能进入第一军为荣，那是天子门生，地位是特殊的。更不用说在蒋介石身边工作，那就是天子近臣了，不是黄埔生中最优秀者，最受蒋氏青睐者不敢奢想。

如果不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林彪也许会感激涕零，但他是组织里的人，有着组织里的安排，组织里的纪律。他知道上级对他毕业后的去处已经有了意向，将他分配至叶挺的独立团，那是中共所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当然要加强力量的。所以，他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感谢校长的信任和栽培。”

见林彪并不领情，蒋介石感到了失望，也没了兴致，他怏怏道：

“好吧，我出征在即，今后再和你联系。”

谁知这一别，师生两人竟成陌路，从此分为两个营垒，成了敌人，成了对手。

林彪进入了叶挺独立团，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逐渐崭露头角，成为红军重要将领，也成为蒋介石的心病。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略施小计，送张辉赞踏上了不归路。接着与陈诚大斗法，全身而退。蒋介石称之为“当代韩信”。

蒋介石出师北伐后，他一路征战，出两湖，战江西，眼看着大雁南飞，已进入1927年的秋季，离开广东已有数月，黄埔四期生也面临毕业。

蒋介石唤来了陈立夫，现在他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兼秘书处处长，询问四期生分配情况，其中专门提到了林彪。

陈立夫这时已经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特工的天分初步有所显示，心思极为精细，他报告说：

“立夫明白校长的意思，对那林彪有过调查，据说此人可能是名共党分子，他的一些亲戚可能还是中共重要人物，因此将此人放在校长身边怕是不妥。”

“这黄埔岛都成了共产党人大本营了。”蒋介石狠狠道，他挥挥手：

“此事到此再不用提了，我不能引狼入室，身边放一个异党分子。”

蒋介石与林彪谈话不久，林彪即向中共黄埔党团书记熊雄作了汇报，熊雄当时就明确作了指示：

“你应该争取到蒋介石身边工作，那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陈赓同志离开了总司令部，我们的工作就削弱了许多，现在的机会难得，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开始了向右转，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其少受右派的唆使，维持国共联合的局面，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

然而，蒋介石的失信却将林彪满腔的希冀化作了冰冷的失望，还捎带着一些被人捉弄的怨恨，直到黄埔岛上空空荡荡，他才揣着毕业证书来到武昌，寻到曾在军校任过政治教官的聂荣臻。

政治教官聂荣臻

聂荣臻热情地接待了林彪，他现在是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经他之手，林彪去了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从此人生展开了辉煌，其成长速度之快，让蒋介石也感到吃惊。

后来朱毛会师井冈山，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不幸牺牲，朱毛破格提拔林彪接替王尔琢团长职，成为红军的重要将领。看来林彪确是不凡，已经崭露头角，引起朱毛的重视，怕是今后要成为劲敌喽。

果然，林彪以后在战场上的表现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出江西，闹八闽，战长沙，威名震天下，已经是红四军军长，位列毛泽东麾下三骁将(另两位分别是伍中豪和黄公略)之一。1930年底，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磨磨蹭蹭，不敢进兵，就是慑于红军的威风，气得蒋介石指名道姓让湘军骁将张辉瓒充当先锋。

这张辉瓒曾在日本士官学校镀过金，自以为熟读兵书，就目高于顶，是个愣头青，硬闯进朱毛设下的陷阱，惨败于龙冈，本人被生俘，除逃出旅长薛岳寥寥数人外，全军几至覆没。

蒋介石这一惊非同小可，朱毛有多大胃口，能吃掉一个精锐师。他命令死里逃生的薛岳速来南京，报告战斗经过。

这薛岳可不是无名之辈，当年深受孙中山欣赏，与名将叶挺共同负责孙先生的保卫工作，北伐前就挂上少将肩章了。此人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一个“稳”字，韧劲十足。南昌起义时，他率部在汕头堵截起义军，正面的对手就是天下闻名的叶挺，大战了一天一夜后，居然让叶挺束手无策，知难而退，可见此人确有真材实料，不是浪得虚名。

但是龙冈一战，却让薛岳魂飞魄散，至今提起来还心有余悸：

“都说龙冈之败在于张师长中了赤军诱敌深入之计，职以为乃是赤军狡诈，我军前进时经过仔细搜索，发现民居空无一人，屋中灰尘厚积，厕中粪便干涸成结，可见至少有半月无人到此，这才不担心赤军埋伏，放心前进的。”

蒋介石听得很仔细，他在心里判断，朱毛是全军统帅，负责制定总的战略，像这类的细节，大概不会具体过问的。他突然想起了林彪，此人脑袋瓜子从来转个不停，事无巨细，像这样的鬼点子，怕是只有他才能想起来。

蒋介石猜得没错，林彪一向多疑，因此他也考虑到别人的多疑，于是布下了疑兵阵，于战前专门布置战士收集粪便晾干，当时许多人都不解其用，还有过一阵议论和猜测呢，谁知却把张辉瓒糊弄上了不归路。

“张师长被困龙冈时，你在哪里？为什么见死不救？”蒋介石眼神里射出了凌厉。

这个罪名薛岳担当不起，他连忙为自己辩解：

“张师长被困时，职率五十二旅正在张家车一带，也遭到林彪的部队攻击，这林彪鬼诡异常，对张家车围而不打，只是牵制，我军若出援，则半道截之；若固守，则在龙冈解决后合力攻张家车。是以职欲进不能，欲守不能，最后冒险突围，仅以身免。据说，林彪的这套打法，甚得朱毛之欣赏，以为比原先制定的作战方针要高明。”

听到这里，蒋介石倒抽了一口凉气，林彪用兵之灵活，让人叹为观止，假设他是薛岳，也是没有办法应付的。所以，在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战役前，他特地叮嘱爱将陈诚：

“根据以往作战经验，朱毛多是随林彪的部队指挥作战。林这个人爱动脑筋，打仗不拘一格，神出鬼没，辞修(陈诚字)要多加小心。”

陈诚很快就吃足了苦头，林彪在朱毛的指挥下，那仗打得精彩纷呈，瞻之在左，忽焉在右；瞻之在东，忽焉在西。陈诚刚刚在富田揪住红军主力的尾巴，一转眼，林彪却在百里之外的百花洲发难，吃掉了上官云相的两个团；待气喘吁吁赶到百花洲，龙冈守将周浑元又急电求救，说林彪在山下叫阵。这次陈诚长了个心眼，没有轻举妄动，判断着红军的真实作战意图。他还没有理出头绪，蒋介石又来电告之，赤军已北向朝抚州方向进兵，在黄陂一举消灭毛炳文的四个团，眼看着就要冲出包围圈。

陈诚不敢怠慢，星夜直奔黄陂，同时电令右翼部队由北向南与己部会合，实施南北夹攻计划。一路上，陈诚牙齿咬得咯咯响，他想这一次朱毛红军，包括林彪在内，怕是无处藏身了。

待他赶到黄陂，哪有红军身影，一直追到临川，空军侦察机才传来确切消息，红军早转移至兴国的枫边、白石一带。整整半个月啊，陈诚带着部队在崇山峻岭中白白转悠了一大圈，身劳体疲，早丧失了战斗力，这第三次“围剿”也只能是草草收场了。

但是，陈诚没有接受教训，虽然说师劳无功，毕竟没有损兵折将，所以他的口气还挺硬。

1932年底，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战争即将开打，陈诚又忍不住主动请缨，杀向苏区。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没想到蒋介石第一爱将陈诚竟在林彪手下走不了三个回合。于是

曾扩情献计诱降林彪，却是碰了个钉子。然而林彪却是心里很受用，以为蒋介石承认了他的价值。

此战，蒋介石志在必得，他兵分三路，陈诚担当中路军总指挥，负责主攻，调集兵马达12个师，16万人，其中包括后来名列国民党“五大主力”的第十八军，它下辖三个基干师，分别为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其中又以第十一师为全军之冠。

这支队伍实力不同凡响，兵精马壮，器械精良，那时候机关枪刚进中国，而该部已经普遍配备上了。军中著名战将有霍揆章、肖乾、黄维、夏楚中、李及兰、彭善、陈烈、胡启儒、方天、宋瑞珂、方靖等等，都来自黄埔，他们有的与林彪还是同窗，当年一起滚大通铺的。

出征前，蒋介石专门去了十一师视察了一番，很满意，陈诚治兵一丝不苟，他挑不出毛病。但有一个现象让他奇怪，每位士兵腰上都系着一根绳子，他不解是何用处。

陈诚很得意，“校长还记得学生向你保证过，要将林彪捆着来见您，我是怕战场上抓得赤军俘虏太多，到时候没有东西捆绑。”

这类话蒋介石最爱听了，“好啊，想得周到，祝你旗开得胜！还是那句话，注意林彪，他是战争的具体指挥者，大意不得。”

林彪最近的心情也很不错，红军刚经过整编，他升任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成为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构成了红一方面军的两大主力板块。为了加强这支红军主力的领导力量，中央又调聂荣臻为政委，陈其涵为参谋长，这两人都是从黄埔出来的，聂荣臻与林彪有师生之谊，而未来的共和国上将陈其涵则担任过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后转到地方上工作，蒋介石一直没有忘记他，大革命失败后还从南京专门写信给陈其涵，邀他担任侍从室主任，这可是非同小可的诱惑，但陈其涵却不为所动，冷冷地拒绝了。

红一军团下辖的两个军分别是红四军和红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也大都是黄埔同学，红四军军长王良是黄埔六期生，参加过秋收起义，不久前不幸在漳州战役中牺牲。而该军政委罗瑞卿则是王良的同班同学。

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虽不是黄埔出身，但该军的政委却是正宗地道的黄埔一期生左权。

他们也盼望着和陈诚交手，试一试孰高孰低。

大战当前，林彪却很谨慎，保持着低调。两道浓眉紧锁，满脸阴云密布。凡有人来请战，他都是泼冷水：

“去，去，去，别乱弹琴。这十一师不好打，你没有钢嘴铁牙休想啃动它的。”

林彪的老部下黄永胜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当年打陈诚有过回忆，他说：

“那时部队求战热情很高，但林总却常说他下不了决心，因为我们过去对付的都是国民党杂牌军，十一师才是蒋介石的精锐中的精锐，是王中王。许多人都不服气，争着要打十一师。后来我们才懂得，林总用的是激将法。”

把部队的火气煽旺了，林彪这才吐口，说是先拿五十二、五十九师祭旗，打赢了才有资格打十一师。此语一出，红一军团上下摩掌擦拳，恨不得立刻开打。

话说两军对垒，各展手段，陈诚也不是浪得虚名，行军布阵极具章法，部队首尾呼应，左右照顾，如排山倒海当头压来，红军竟一时寻不出破敌良策。

林彪的脑袋瓜子像风车一样转个不停，他居然想出了一条妙计，故意让一份文件落入了陈诚之手，内称红军集中力量打南丰，只在黄陂放两个团作监视掩护之用。

此时，因为“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兵权，由刚刚进入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负责指挥红军的战斗。周恩来认为林彪此计可行，“兵不厌诈嘛”。于是调动红军主力全力攻南丰，造成假象。

这一手果然奏效，陈诚急电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让其速奔黄陂，先吃掉红军掩护部队，然后相机解南丰之围，里应外合，形成夹击红军之势。

眼看着敌两个师从阵中杀出，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力立即撤出南丰的战斗，昼伏夜行，潜伏至黄陂一带，就等着收网捕鱼了。

大战在即，林彪表现了他那特有的细心和审慎，静如山岳耸峙，动如雷霆奔涌，这是他的作战风格。他再一次亲自检查后将侦察员放了出去，并一再叮嘱部下胆子要大，动作要猛。这种大局着眼，小事着手的工作作风，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素养。

下面的战斗过程就不必赘述了，先是敌五十二师闯进了林彪设下的口袋阵，因为准备充分，不过三个小时，五十二师几乎是片甲不留。接着，林彪又率其主力，返身扑向已被红五军死死缠住之敌五十九师，合力将其擒下。敌军的两位师长都成了红军的俘虏。

接到五十二、五十九师相继被歼的消息，陈诚抱头痛哭。蒋介石也很不满，“陈辞修太轻敌了，我早提醒过他，林彪很狡猾，不易对付，如今果然付出了代价。”于是口授了一封电报，不免有几分责备的口气，其中有语云：“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一向与陈诚不和的黄埔一期生，军中骁将陈明仁落得看笑话，私下里和人开心地道：

“那陈小鬼(这是白崇禧给陈诚起的绰号)的能耐就是如何讨得校长喜欢，眼高手低，轻视天下英雄，林彪这一仗打得好，好歹杀一杀陈小鬼的傲气。”

黯然丧魂之下，陈诚也感到没脸见人，书曰：“诚虽不敏，独生为羞。”为雪耻辱，他下令第十一师在友邻部队策应下，向根据地纵深推进，其整个作战队形宛如一字长蛇，而第十一师则为蛇腰，进至草台冈、东陂一带。

林彪鼻子里冷哼一声：“用兵之道，不浮不躁。这陈诚只输了一阵，就沉不住气了，哪还有一点大将的风度？”他建议红军立即出击，攻击十一师。周恩来、朱德当即拍板，下达了作战命令：

“红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夹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20日夜间，林彪、聂荣臻率部进入阵地。拂晓时战斗打响，果然是王牌中之王牌，十一师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对进攻的红军进行狙杀。敌人的飞机也来助阵，炸弹鱼贯而下，林彪和聂荣臻都在前沿阵地，一颗炸弹下来，把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震下山坡，聂荣臻也被气浪推倒。一阵硝烟过后，他们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继续指挥战斗，大有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之镇定。

黄埔生曾扩情

尽管十一师困兽犹斗，却难敌红军之奋勇。这一役，素称蒋介石之嫡系，而陈诚靠之起家的十一师只逃走不过一个团的兵力，师长肖乾被击伤，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五个团长被打死了四个。

陈明仁又一次看了陈诚的笑话，讥讽其为“猪头将军”，认为陈诚根本不了解红军的作战方法和特点，总是凭匹夫之勇，根本不是林彪的对手。

这一仗，在国民党军队中震动非凡，许多人都说，林彪能啃下十一师，那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所以，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战役前，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专门对林彪的战术特点作了研究。

蒋介石认为，林彪与红一方面军另一主力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是完全不同的作战风格，红三军团打的是气势，如同泰山压顶，慑人心魄。林彪则不然，打的是巧仗，“林匪狡猾无比，爱迂回，善穿插，不作正面硬拼，静如处子，动若脱兔。诸位与其作战，切记要多动脑筋。”

红军到达了陕北，林彪却坐了冷板凳，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没想到平型关一战，林彪成了全国性知名人物，于是他改变策略，对林彪进行“捧杀”。

1935年10月，随着红军主力的撤出苏区，宣告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蒋介石侥天之幸，利用中共内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利用毛泽东被剥夺了领导权，利用红军的战略失误，终于赢了这一仗。他不敢大意，随即调动几十万大军，对红军围追堵截，企图一鼓歼之，永绝心头大患。

这仗一开始打得颇顺利，谁知中共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红军立马恢复了昔日雄风，林彪也像过去一样充满了灵气，他的红一军团充当起突围的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当者披靡，巧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扬威直罗镇。处处都有红一军团的身影，都有林彪的身影。

说来也蹊跷，红军到了陕北后，林彪的名字突然在他案头的战报上减少出现的频率，直到抗日战争炮响，才又看到林彪身影。

1937年8月23日，中共在洛川举行会议，与会者围绕抗日的战略和兵力部署争论了三天。蒋介石也很关心中共这次会议的内容，一段日子后，他终于知道些一鳞半爪。戴笠向他汇报说，中共已经宣布将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分别以林彪、刘伯承、贺龙为师长。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的意见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也就是在整个战略布置下，八路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执行统一战略的灵活机动权，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尔后向平原发展。所谓广泛的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广泛的游击战争，达到开辟敌后战场，支援正面战场，战胜日军的目的。

蒋介石心里一沉，恶毒攻击说：“什么独立自主，分明是军事割据，那所谓游击战，山地战，不过是保存实力。毛泽东不是好糊弄的，看来今后还得多费点心思。”他顿了一下，又问，“那其他人意见呢？”

“据说林彪与毛泽东争论得厉害，他是主张以运动战为主的，说是以往在苏区，曾经有过整师整旅歼敌的经验和能力。”戴笠道。

“我们的军队能和日军的战斗力等量其观吗？林彪这是好大喜功，是想通过战争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自己的影响。我对他早有一比，是当代韩信，这里面有赞扬，是说他有军事天才；同样也是批评，这个人有野心，太精于算计。孔夫子言‘过犹不及’。不过这样对我们不是坏事，要利用他这一点，达到我们的目的。”

再说林彪重新带军队奔赴前线。他渴望战场，渴望硝烟，渴望在那鲜血与生命的交汇中建功立业，扬名立传，青史留名。部队刚走到原平，就得到消息，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派出手下第二十一联队的两个步兵大队，直袭平型关，与大部队脱离了依托。林彪的眼光何等锐利，立刻把握住战机，在平型关设伏，美美地打了一仗，1000多日军全部葬身于异乡他邦。此乃中国军队自抗战全面爆发后打的第一个胜仗，史称“平型关大捷”。

捷报传来，蒋介石心中像打翻了的五味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中国军队打了胜仗他自然高兴，但那却是共产党的功劳，是共产党的荣光。聊以自慰的，就是林彪也算是黄埔出来的，说什么也还是他的学生。后来，他专门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他的情绪很激动：

“从抗战至今，我军连战皆北，丢师失地，许多人都批评我们无能。我刚刚得到消息，说是在平型关中国军队终于尝到了胜绩，而且是我们黄埔出来的将领指挥的，可惜的是，这位将领不是在座诸位，而是林彪，是共产党，是四期生中的小字辈，凭着落后的武器，战胜了强敌。娘希匹，我一直弄不清楚一件事，许多人都说，黄埔最杰出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了，我这里留下的人都属无能之辈，难道此言不虚？”

蒋介石这番话传到正在淞沪前线作战的陈诚、胡宗南、黄维等将领耳中，也不由地面红耳赤，陈诚连连摇头：“丢人啊，被林彪给比没了，如若再不能奋勇振作，打出我国军的气概，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胡宗南也是同样的感慨：“罢罢罢，我们现在就得准备拼命，校长待我们一向不薄，假如一味地给他丢人，真会让他失望的。”

知耻而后勇，在淞沪战场，黄埔将领虽然未能取得战役的胜利，但也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军人的血性，虽败犹勇。

随着平型关战斗的尘埃落地，林彪又愁上眉头，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仗打得不轻松，八路军的伤亡也达到过千之数。毛泽东要是知道了这个情况该作如何感想？他可是在与林彪分手时一再交待要保存实力的，要坚持打山地战、游击战的。而平型关之战可是标准的运动战啊。

“你这就不了解主席了，他不是一再强调灵活机动吗？及时地抓住战机，不拘一格，这才是灵活机动的真谛。放心吧，出了问题，我与你一起担责任。”第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安慰林彪道。

果然，毛泽东很快就发来贺电，称此战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不久又将洛川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发展为：以山地游击战为主，亦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全国的媒体也对此战作了多篇报道，有的将林彪比喻为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霍去病，有的夸赞他是当代的戚继光，这些评论让他感到很受用。

但这些还犹嫌不足，他偏过头来问聂荣臻，当局对此战有什么反映。

聂荣臻抖着手中一大叠祝捷电：“这几天我们的收报员忙坏了，贺电如雪片一般地飞来，有蒋介石的，有武汉行营的，有阎锡山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各省军政机关也都凑了热闹。”

说起这些祝捷电，还有段故事，最初蒋介石不打算理会这件事，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

凡是共产党的胜利他都是要嫉妒的。侍从室主任陈步雷却是提醒他：“面子上的事还是要做的，再说八路军在名义上也是您领导的，不然外界会批评委员长没有容人之量的。”

蒋介石一想此话有理，他不能授人以柄，让人感觉到他的小肚鸡肠，于是再不吝啬赞美之词。

不久，林彪在一次观察地形中遭友军士兵误伤，生命垂危。

林彪负伤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可惜啊，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却折了一员大将。”话虽如此，但心里却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不仅是幸灾乐祸，他还不怀好意，想借此挑拨中共军队与晋军的关系。蒋介石表现出很关心的模样，饬令阎锡山严查这一事件，并追究责任人。同时专门致电，对林彪进行慰问。

躺在担架上的林彪虽然处于半昏迷状态，但他努力使自己绷紧警惕，指出，自己是被误伤的，就不要追究了，免得破坏与友军的关系。

听说林彪负伤，毛泽东很是心疼，林彪参加革命早啊，上井冈山的时候，不过20出头，在毛泽东的眼里，确实像个娃娃。另外，他机灵聪明，善解人意，又富有军事才华，所以毛泽东自然对他青睐有加，器重有加。现在林彪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使毛泽东对他的一些看法早不翼而飞，于是立即与苏联方面联系，向斯大林求援，无论如何要挽回林彪的生命。

林彪这一去就是将近四年的时间，这四年，对日战争打得惊心动魄，却看不见林彪的身影，人走茶凉，蒋介石也快要淡忘这个曾经名噪天下的学生了。

重庆会谈，师生再聚首，各怀心机。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身边有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切里潘诺夫，此人曾在黄埔军校创建时任教官一职。别看蒋介石对苏联充满仇恨，但对切里潘诺夫却极具好感，切氏极谦虚，对蒋介石也很尊重，军事上又有一套，所以蒋介石对他很器重，像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都邀请这位苏联顾问为他出谋划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形势顿趋紧张，不久切氏奉召回国，蒋介石大为不舍，在欢送的宴会上很有一点恋恋不舍的伤感。

切里潘诺夫对蒋介石的深情不免感动，他安慰说，中国优秀的军事家不在少数，如正在苏联养伤的林彪，此人因准确地预测了德军向法国进攻的路线(即绕过马其诺防线，从比利时方向进攻)而蜚声于苏联军界，对战略战术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擅长组织大的会战。据军界的朋友介绍，斯大林有心留下林彪，提出可以以15位苏联第一流的将军与之交换，但被毛泽东拒绝了。现在国共已经结成联合战线，如果林彪回国，可以聘请他到最高指挥部工作，“中国有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林将军的军事水平让我们这些做教官的早望尘莫及了。”

这番话对蒋介石触动很大，斯大林何许人也？能对林彪也如此器重，那林彪一定很不凡了。于是他竖起了耳朵，留心着林彪的行踪。

1941年冬天，林彪从苏联养伤回国，中共方面立即通知国民党方面，林彪将途经西安转道延安，希望有关方面妥为照料。对此，蒋介石十分慎重，专门让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代理主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人称“西北王”的胡宗南飞了一趟重庆，面授机宜，交待了注意事项，另外又指示特工王戴笠专门赴西安负责林彪的安全，但戴笠的行动却是秘密的。戴笠是个人精，对于蒋介石的指示心领神会，甚至还有发挥。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接待林彪总以热情体贴为妥，务必使其感到亲切随和，宾至如归。”按官场习惯，林彪应先拜会胡宗南的。但胡宗南却是移樽就教，轻车简从，来到了林彪下榻地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说是看望老同学。

从名义上说，八路军隶属第一战区，胡宗南为该战区副司令长官，是林彪上级，加上又是黄埔学兄，所以林彪一见面则按照礼数规规矩矩地行了个军礼。

胡宗南连忙抢上前去，抓住林彪的手，使劲摇了摇：“折杀兄弟了，尊贤不尊长，你是平型关大捷的英雄，我应该向你致敬的。”要说胡宗南如今也算得上是个人物了，开府封疆，率甲十万，权倾一方，但因为有了蒋介石的交待，加上他也是个军人，讲究的是战场上的真本领，惺惺相惜，所以他对林彪的尊敬亲热倒不是装出来的。

离开了西安后，林彪顺利地返回了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边学习边疗养，日子过得倒也轻松，但也很寂寞。恰在这一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两国相继和日本开战，中苏英美终于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英国人美国人都要求蒋介石集中力量抗日，不要再和共产党闹磨擦了。

蒋介石当然想将中共问题一揽子予以解决，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他想利用和谈不战屈人之兵，将共产党消弥于无形。因此通知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希望毛泽东来重庆，国共双方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将中国统一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

周恩来不敢冒这个险，蒋介石的信誉让人存疑，少帅张学良至今被囚，这是前车之鉴。所以他向中共中央建议，毛泽东称病拒绝蒋介石的邀请，另选他人来渝见蒋。

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决定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出席谈判。

根据国共双方的安排，1942年9月15日蒋介石在西安会见林彪。14日，林彪从延安出发，谁知天公不作美，一场暴雨让林彪乘坐的吉普车抛了锚，这一耽搁不要紧，西安城里恼坏了蒋介石，15日等了一天不见林彪踪影，他冷着脸对胡宗南道：

“我看林彪有点不识抬举了，我和他毕竟是师生，又兼领袖与部下的关系，却是这般地不懂道理，让长者尊者候他这个晚辈。”说着，拂袖而去：

“让林彪去重庆见我吧。”

直到17日，林彪才气喘吁吁赶到了西安城。胡宗南见面就埋怨：“你们怎么搞的？做事拖泥带水，也没个准信。校长日理万机，却在这里白等了一天，昨天才去了重庆，那脸色可不好看。”

林彪这次误事不小，蒋介石得理不让人，林彪再求见，他却搭起了架子。陈步雷在一旁劝道，国共和谈事大，不要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蒋介石十分认真地说：

“布雷先生是忠厚人，迂夫子，不懂得人性复杂。林彪少年得志，十分狂妄，我现在就是要冷落他一阵，煞其锐气，否则更不知天高地厚，目无余子了。”

直到十月中旬，蒋介石才答应会见林彪。

那一次会面是在重庆曾家岩张治中的公馆“桂园”，后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曾下榻于此。林彪由张治中领进了客厅后不久，蒋介石步履从容地从另一道门走了进来。待林彪向他敬过了礼，他一摆手：

“都是自己人，不用客套。十几年了，师生见面不容易啊。”蒋介石说。

林彪连忙解释上次失约的原因。蒋介石又是一摆手：“不要紧的，你是我的学生，不要说因故失约，就是再有些什么，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你今天来，有什么话尽管讲，文白(张治中字)也不是外人，当年在黄埔，他也是你的老师。黄埔一系，同根相连嘛。”

林彪带来了毛泽东的意见，也就是说要加强国共之间的合作。他从大革命的历史说起，论证了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道理。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措辞恰当，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半个钟点。

蒋介石心中暗暗吃惊，在他的印象里，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是个比较单纯的军事人才，并不热衷于政治。现在观来，这个人深藏不露，不仅有相当好的口才，而且对政治也不陌生。“当代韩信”，他又一次想起对此人的评价，而且越来越感到这个评价非常的符合林彪本人。

林彪也在琢磨着蒋介石，他这次来见蒋，也有想探探口风的意思。

于是，他也板起了面孔，向蒋介石传达了中共的意见，国共双方的合作必须真诚坦荡，不要一门心思搞摩擦，甚至不惜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如去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如果国民党一意孤行，那共产党也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林彪这番话倒也义正辞严，让蒋介石听得不耐烦：“虽然说你是我的学生，不妨直言，但有些问题不能一蹴而就，而且很复杂，需要慢慢讨论。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今后再约你谈一次。”蒋介石就这样将林彪打发了。

在重庆的这段日子，林彪没有闲着，遍访党国要人，这其中许多都是从黄埔出来的。一者，他要完成延安赋予他的使命，二者也想了解一些情况。对今后中国政局的走势现在谁也看不明白。

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接待了林彪，他对林彪很客气，“你们四期生人才多啊，比如胡琏、张灵甫啊，还有你们共产党中的郭化若等等，林师长当然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可惜啊，你们进校的时候，我正带着军队驻防汕头，对你们缺少关心，真愧为人师啊。”

林彪又恢复了往日的沉默寡言，只是淡淡一笑。

他对陈诚的态度就不同了，因为陈诚是蒋介石手下的第一爱将，所以他的态度很谦恭。

陈诚却陡然想起了草台冈大败，于是没好气地说：

“你们共产党就是不可理喻，蒋校长是国际共认的中国领袖，你们偏偏要捣乱，想自立为王。别人且不说他，你林彪也是从黄埔出来的，为什么还要和校长作对？”

陈诚的这种咄咄逼人，让林彪气得牙痒。知道与此人多说无益，于是告辞而出。心中却已经发了狠，有朝一日战场上见，他是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再一次与蒋介石见面，林彪再也没有好脸色，公事公办，他向蒋介石提出了中共的主张，据理力争，丝毫不让。蒋介石一时弄得很狼狈，顾左右而言他：“林师长不常到重庆来，这儿有不少名胜的，可以去散散心的。”

林彪正色道：“位卑不敢忘忧国，当此国家与民族正处于危难时刻，学生不敢留意山水，这也是在黄埔的时候，校长谆谆教导的。”

蒋介石被堵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在想：“这个林彪吃了枪药了，今天谈话为什么有如此火气。”因为不占着理，也因为对林彪还存有一丝拉拢之心，所以他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提供给延安一批药品和给养。

在回延安的路上，林彪一直闷闷不乐，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着走上战场。

黑土地烽烟四起，师生大斗法。蒋介石最终还是服气了林彪。他承认，林彪不是他最好的学生，却是黄埔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还是接着本文开头的话题，蒋介石听说林彪一行

去了东北，大惊失色，以为东北从此无宁日。一口气派出杜聿明、石觉、陈明仁、廖耀湘等一大批战将，都属能战之士，以与林彪周旋。

战事最初进展得很顺利，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联手攻击，于1946年10月中旬一举突破了共军山海关防线，杜聿明得势不让人，命令衔尾急追。这时林彪刚到沈阳，无拳无勇，被杜聿明闹得个手忙脚乱。

延安方面也很焦急，毛泽东是有心与蒋介石在东北争个高低的，因此指示林彪准备在辽西与国民党决战，一箭定江山。

蒋介石也是急得上火，他就是要打林彪立足未稳，盼着与共军决战。他相信自己的实力，因为据可靠消息，共军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战争毕竟凭的是实力。

林彪最初也是按着延安的布置准备决战，但他的直觉告诉他，现在时机不成熟。故此，当我军主力梁兴初部迟迟未能赶到指定作战地点时，一向军令如山的林彪居然网开一面，未作丝毫批评。由此可见，他已经另有主意了。

果然，林彪在顶住巨大压力后，向中央请示，放弃锦州决战的计划。毛泽东也不是固执己见的人，当即同意林彪的意见，“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

于是林彪立即向后转，这一撤直撤到松花江边。

蒋介石却不敢乘胜追击，他警告杜聿明，林彪是个鬼机灵，他不败而退，必有深意。不虑胜，先虑败，千万不要深入东北腹地，中了共产党军队诱敌深入之计。十年内战中，林彪是常用此计的。

喘过气来的林彪立即开始组织反击。秀水河子一战，差点让杜聿明肾病复发。此战，全歼敌十三军四个整营，一个山炮连，一个运输连。中央军委也为此专门发来贺电。

接着，林彪又在大洼打了陈明仁第七十一军的伏击，全歼该部一个整团。

但蒋介石从来没有看轻过陈明仁，知道他是一员虎将，当年黄埔军初出道，首战淡水，就是陈明仁第一个冲上城头的。后来国民党南京博物院内有一幅油画很有名，画面上那手擎党旗奋勇冲杀的就是陈明仁。最初，蒋介石也很欣赏他，树他为战斗英雄，从淡水战场下来时，让全体官兵夹道向陈明仁致敬。

北伐战争结束后，陈明仁在战场上的表现就没有过去抢眼了，说心里话，他是厌恶内战的，那仗打得没劲，因此一度还因作战不力遭到蒋介石的免职处分。他也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蒋介石念他过去的功劳，也没有多难为他。一直到抗战爆发，才重新起用。虎将就是虎将，上了抗日战场，陈明仁又发虎威，率领七十一军在滇缅战场打得有声有色，连史迪威将军也连连向他翘起大拇指，称他是中国第一流的将军，并对七十一军进行整训，换上了全套美式装备。

抗战结束后，七十一军是最早走上内战战场的，陈明仁又失去了往日的精、气、神，上次部队在大洼遭林彪伏击，他根本不在军中。这事被陈诚知道后，给蒋介石打了小报告，说陈明仁擅离职守。当时就惹恼了蒋介石，立即发电给杜聿明，让他严查此事，绝不姑息。

到底是同学情深，杜聿明给蒋介石打了马虎眼，搪塞了这件事。

1947年5月，林彪发动夏季攻势，兵锋直指四平，而四平守将正是陈明仁。陈诚又在蒋介石旁边敲边鼓，说陈明仁“人未老，心先衰”，七十一军也是师老兵疲，不堪重用。再次提议调胡琏之十八军出关，并表示愿意接替杜聿明在东北的职务。

蒋介石却对陈明仁充满信心，“我对林彪用兵特点了解颇深，他是一贯打巧仗的，神出鬼没，行动飘忽，却不善于力战，攻坚不是他的专长。陈军长性格倔强，轻易不服输，韧劲十足，正是林彪克星。”

蒋介石难得知人善任一会，陈明仁果然没让他失望，他听说林彪要打四平，不惊反喜，他要在四平之战中一洗在大洼蒙受的耻辱。他深入研究了林彪的作战风格，得出了和蒋介石一样的结论，只要顶住了林彪的三板斧，那仗就有打头了。于是，他将部队全部配置在从城郊到市区的防御工事内，分区固守，不准超越各自的守备区一步，并将各工事内守军官兵的名字一律贴在墙上，明令规定：凡后退者，格杀勿论。

6月中旬，四平之战终于打响，原以为敌七十一军是手下败将，一触即溃，没想到却是如此顽强。林彪率东北野战军七个主力师围着四平打了40多天，血染成河，最后竟然是铩羽而归。

蒋介石大喜过望，迭电嘉奖，已经回京治病的杜聿明乘机建议，要重用陈明仁：“四平的胜利，在于校长用人得当，陈明仁有勇有谋，正是林彪的对手。”蒋介石也很得意：

“都说本校长专门为共党培养人才，陈明仁难道不是国军的中坚吗？”他一高兴，顺手就给了陈明仁一个兵团司令，指望他在东北再有一番作为。

陈诚却在一旁嫉妒得眼中冒火，他最近就要接替杜聿明去东北，陈明仁在军界中是老资格，不会听他吆五喝六的，当即参了一本。在四平之战中，因军用物资缺乏，陈明仁被迫用军粮作防御工事，陈诚借此事状告陈明仁“糟踏军粮”。于是，还没来得及品尝胜利喜悦的陈明仁又被蒋介石一封电报召回，发落到总统府，担任一个中将参军的闲差，每日里看报纸，喝浓茶打发日子。阵前换将，而且是换了一个得力大将，这是蒋介石在东北的一大败笔。

林彪却是痛定思痛，四平之战后，他在军中掀起了大练兵运动，部队的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待他养好了伤口，养足了元气，又发动起秋季攻势。蒋介石吃惊地发现，在东北战场，林彪已经是无人能挡了，任着他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到了1948年秋，东北败局已定，为了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蒋介石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

那一次会议开得很沉闷，人到齐后，蒋介石迟迟不开口，主持会议的陆军司令顾祝同提醒他训示，蒋介石却摇摇头：

“还有一个人未到。”

顾祝同连忙翻着手上的花名册，忙着点人头。

“花名册上是没有这个人的，他是林彪。我要表扬他，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同学都打败了。胜负论英雄，他是胜利者，所以他是英雄。我这个当校长的不称职啊，在校时对他关心不够，以致让他投奔了共产党。我对在座的诸位很关心，但是却让我非常地失望，我很痛心。”

一席话臊得与会者无地自容。

知耻而后勇。蒋介石想用激将法激起在座黄埔生的自尊。但败军之将，不敢言勇，现在他们听到林彪的名字，都要夜里做噩梦。

这次会议争论很激烈，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等还以为林彪像打四平时那样，不善攻坚，因此主张死守沈阳，待机而变。

蒋介石的眼光毕竟要高出一筹，“林彪脑子好使，心气也高，四平一仗肯定让他刻骨铭心，休想他在一个地方犯两次错误。现在东北的共军正在大练兵，沈阳城怕是挡不住他们的。”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就是放弃东北，打通沈锦线，固守锦州，保留撤退的通道。这样至少能保存住东北的有生力量，在关内继续与中共周旋。但他的观点遭到不少与会者的反对，他们根本不敢出沈阳，害怕中了共军的围点打援之计。“只怕是出了沈阳城就回不去了。”廖耀湘小声地嘀咕着。

蒋介石拍起了桌子：“大难将至，诸位却不清醒，林彪现在未对锦州动手，那是他的心头还罩有四平之败的阴影，担心顿挫于锦州坚城之下，背后复遭我沈阳、葫芦岛方向之攻击。其实，只要他出手快，迅速攻下锦州，那时东北就对国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想走也走不了啦。”

为了说服手下将领，会后他又专门找了西进兵团司令廖耀湘，东进兵团司令侯镜如，忧心忡忡道：

“我们只有最后的机会了，不要犹豫，林彪这个人虽然很会打仗，但他疑心太重，不敢用险。当然啦，凡是能打胜的仗在他手里绝不会打败，但一些可能打胜的仗他也往往因过于小心而失去机会。我担心延安的毛泽东一定会提醒他的，所以你们要赶在林彪明白之前。”

廖耀湘当时还对蒋介石的话不以为然，待后来了解整个战役内情后，才由衷地佩服蒋介石确实对林彪有很深的了解。

果然，最初林彪并不愿意打锦州，而是想先解决长春之敌，那是三个指头捏田螺——稳拿。打锦州十分危险，一旦沈阳援敌出动，自己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的手笔总是大的，他要求林彪要打大歼灭战，拿下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相机歼灭来援之敌。在毛泽东的一再要求下，林彪斟酌再三，终于依计而行。

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没想到锦州在东北野战军的重锤下根本不堪一击，援军也进展缓慢，根本未能实现南北夹击的战略意图。下面就看着林彪逞威风吧，在东北的40余万国军终于被他囫囵吞枣，消灭干净。

东北战场的失利，让蒋介石憔悴了许多，林彪也成了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此后，也不再说“林彪我对他知之甚深云云……”
东北战场的“逃跑将军”——

本文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作者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粟裕在华中的巨大威望，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尽管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也并不差，曾经做过的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一职（三年远离中央的南方游击战，影响了他的升迁与资历积累），与后来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红八军团、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平级。只不过一个是负责打仗，一个搞政工。

他的经历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战争年代，军队统帅的威望是打出来的。

这与和平时期截然不同。

论资排辈是和平时期包括当代的一个痼疾。有人还特意引经据典撰文，说“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这话似乎也有点道理。和平安定的环境里，无身家性命之忧，更没有天塌下来的干系，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甚至干与不干，差别不是很显眼。

更重要的是，下级业绩如何，由于岗位不同，掌管提拔生死大权的上司们，往往很难做出准确的决断。

而任职年限的长短，不仅清楚可比，操作性很强，且大多数下级也乐于接受，所以按资历用人便如普通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傻瓜照相机，十分方便顺手：一是简单易行，二是有利官场的稳定。

资历由此就越老越吃香。贡献不论，优劣不分，赏罚不明，千军万马熬年头，上上下下比辈分。

一个闻名遐迩的教授，掀开其神秘的面纱，或许却原来不过是个苍颜白发、熬过年限的平庸老头；一个“百里挑一”的“合适”局长，或许也不过是苦熬多年，同伴纷纷“落马”的幸运儿。

战争年代则不同。

粟裕说：“战争是要死人的。”稍有不慎，轻则丧师辱地、身死人手，重则“亡国灭种”。

因此，纸上谈兵的赵括或者夸夸其谈的马谡就混不下去。

赵括出身名门世家，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公子；马谡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领导人诸葛亮的爱将。如果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极有可能不断“进步”，“无灾无害到公卿（苏东坡语）”，成为“当之无愧”的卓越“国家领导人”或者杰出的“军事家”。

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个“福将”的福分。一个被秦国名将白起悬首国门，四十余万精锐部下遭大坑活埋，秦国首屈一指的劲敌赵国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则被曹魏骁将张郃轻轻松松打个落花流水，成为诸葛亮严肃军纪的刀下之鬼，诸葛丞相精心运筹的又一次北伐壮举也“梦断蓝桥”，草草收场。

沙场上的将士们也就因此格外瞧不起靠嘴巴吃饭的，说是“卖狗皮膏药的”。他们服气的不是资历或者出身，而是能带领自己打胜仗的将领。

粟裕本人虽然是方面军统帅，但也是一个多年的老兵，他的次子粟寒生回忆说，粟裕“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1946年四平会战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伤亡八千多人，在接连放弃二十余座重要城市的撤退过程中，又因为国军名将杜聿明穷追猛打，死死咬住不放，林彪再次减员五千余人。

林彪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最后的一座大城市也打算不要了。

因此，全军上下一时笼罩着一片失败的情绪。

林彪身边的作战科长王继芳，竟携带实力统计表，投奔了杜聿明；麾下将领们也多愁眉苦脸发牢骚，甚至有人还当着林彪的面，说他“瞎指挥”，是“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记载：“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交代任务，听见屋里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几位参谋也附和道：‘说林总怪话的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林彪在外面听见，脸涨得通红。真想踹开门，质问这些怪话是哪来的，造谣的又是哪些人。可他终于还是以一声咳嗽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向他们下达指示，他真想转身离去。

林彪1930年6月年仅二十三岁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两年后的1932年3月又做了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号称“常胜将军”，资历不能说不老；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骨干也多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但因为打了败仗，手下人也就毫不客气，全然不顾他林总的威望。

胜败乃兵家常事。

杜聿明后来苦于兵力不足，停止高歌猛进式的进攻，林彪则背靠高枕无忧的大后方苏联，招兵买马，壮大实力，不久就有了百把万人马，毛泽东都不无自得地赞叹：“林彪现在是壮多了。”

这时候，林彪挟人多势众之威，胜仗开始一个接一个，部下们也就眉飞色舞起来，响亮地唱起《林总的命令往下传》了。
东北之战初期林彪和毛泽东的两次争论——

本文摘自：本文摘自：《文史博览》作者：彭红英余世诚原题：对错各半：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

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中，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这一最显赫的职务。

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抵达山海关，于10月25日发起攻占山海关的战役。是役一直进行到11月15日，守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向关东。“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

11月15日，中央军委又电命彭真、林彪集中7万兵力，“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最后歼灭已出关的国民党3个军。林彪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但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决战”成为空话。

林彪经过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1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我军的种种劣势和面临的困难之后，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这封避免锦州决战的电报，得到中央军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调动兵力，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队尚未到达，这场预计的歼灭战不战而罢。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为何要林彪死保四平？——

本文摘自：《百年潮》1998年第4期，作者：青石，原题：《东北决战幕后》

谈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不能不谈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东北问题。毛泽东有再多怨言，也从未在东北问题上抱怨过斯大林。为什么？道理很明显：如果说过去俄国人的主要援助都给了国民党，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东北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这时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加上其他方面的来源，使这支过去因装备落后、弹药缺乏而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强大的军队。正是依靠这支军队，共产党只用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就彻底打败了国民党。

这一巨大胜利的取得，固然有很多原因，诸如政策正确，民众拥护，指挥得当等等，但中共军队从东北获得了大量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同样是这些将领们在指挥：十年前，鏖战甘肃黄河两岸是何等的艰辛惨烈，两万红军健儿竟会全军覆灭于与土匪无异的“马家军”骑兵手下；十年后，他们宛如蚊龙出海，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东而华南而西南而西北，横扫全副美式装备的百万国民党军，锐不可挡。武器装备之重要作用，于此一目了然。当年兵败河西走廊的徐向前元帅就曾深为感慨地说，假如那时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苏联准备好的大批武器弹药，背靠苏蒙，如虎添翼，再来收拾“马家军”，还不是一样易如反掌！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虽然我们很难推测，1936年红军如果得到了苏联的武器援助，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无论十年前还是十年后，毛泽东都深知获得先进武器装备之重要，并深信他必须、也只能从苏联得到这种援助。

1935年，当长征中的中共中央被迫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时，就是毛泽东提议：“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如果能打到苏联边界，背靠苏联创造一块根据地，我们就能更大规模、更大力量地打回来。

1945年，又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我们要“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古。

十年前与中共擦肩而过的机遇，十年后终于被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因此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尽管毛泽东后来没有提到过这段历史，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他有更深层次的策略考虑，即用“小米加步枪”的故事来鼓士气、壮军威。用毛泽东1949年2月初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认为，计算精确就能实现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1945年8月15日，从外蒙古大举向中国察哈尔地区推进的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多伦及张北。刚一得到消息，毛泽东就下令绥远、太行、冀察地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北平，并不惜与试图占领这些城市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作战，争取造成背靠苏军控制冀察晋绥热数省大部地区的有利形势。

17日，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导生部所辖十二分区部队，兴冲冲地派出一队骑兵赶往张北，准备与苏蒙军建立联系，以便配合作战。不料，这支骑兵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家门”，就被大批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兵围住并缴械。带队的干部解释了半天，徒费口舌，对方一句也听不懂。又连比带划地折腾了半天，才让苏方大体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位上校参谋解释说，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些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人，怎么会是八路军。

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初次接触所产生的这段小小插曲，足以折射出双方当时关系的微妙特点。两军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但中共中央却深感庆幸，因为这一经历证明，苏军至少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当然，为了不给苏军留下不良印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专门发布指示，要求所有需要与苏军接触的部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着装。

这段时间要根据一两条消息来判断局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延安得到确切情报，苏联已经在与重庆政府缔结的中苏条约中正式承诺，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另一方面，来自前线的报告显示，苏军对八路军态度尚可，并愿让八路军担负其进攻的破路行动。为了抢在蒋介石的前面，毛泽东当即指示以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同时紧急从各区调遣近十个团的兵力及一个干部团，开赴热河及东北，准备“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然而，斯大林一封要毛泽东务必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使毛泽东的计划转眼间似乎又成泡影。

毛泽东不是那种容易气馁的人。他很快调整了原先过于雄心勃勃的夺取大中城市的计划，但并没有放弃夺取东北的决心。他强调，原定派遣进入东北的部队暂时留在关内，在热河发展待机，干部可到苏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在苏军允许的范围内工作同样大有可为。他的中心盘子仍然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即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国民党只派行政大员象征性地接收。在这个条件下，蒋介石同意就谈，不同意就“准备坐班房”。毛泽东确实是做好了谈不成的准备的。他明确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危险”以外，还没有过随便交枪的事。达不到目的，决不轻易妥协。

在前往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已经了解到中苏协定的条文中有苏联承诺不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的文字。如果苏联真的照此办理，再加上美国已动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蒋介石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调运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机会和时间来争取东北呢？但毛泽东还是信心十足，为什么？他在政治局会上解释说：不要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允许苏军留在东北三省，这对我们就是很有利的。他显然相信：外交是外交，党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只要不影响苏联公开的外交义务，他们实际上还是会支持我们的。正是根据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相信中共仍有机会争取东北。只是，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外交形势下，要善于运用谋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加上计算”。

刘少奇担心苏军态度，主张慎行，毛泽东坚持至少派30个团

“计算”的重要性，在这时显而易见。在动身赴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与留在延安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等专门商量了争取东北的

办法。鉴于这时的外交形势是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两国都以此为界限，小心地不介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毛泽东估计苏联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也会同样谨慎。但谨慎归谨慎，从张家口地区苏军不反对与八路军合作的情况看，未必不可以采取大一些的动作。如果不去军队，光派干部去，要想抢在蒋介石前面控制东北，毕竟很少可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赴重庆。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关于迅速进入东北的重要指示。指示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毛泽东到重庆后，很快就了解到，由于中苏条约已有明文规定，东北问题不可能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对东北，除非抢占先机，造成既成事实，否则只好交给国民党。而他分析所得消息，认定争夺东北仍有机会。特别是获知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意图后，他深信此举必会对东北苏军形成刺激，结果一定对中共进入东北有利。因此，他当即电告延安称：国民党去东北的三个军全靠海运，尚不知何日可到，苏军撤兵时间势必延长。且已知苏军只驻交通要道，我部队活动空隙甚大。他主张，部队及干部应加紧行动，趁苏军未撤前分散开入，并做长期打算，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利将来。

这时，种种迹象显示，苏军圃于外交条约的限制，对八路军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继十二分区部队一度被缴械后，十四分区北进支队又因便衣装扮被苏军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缴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能否顺利进入东北，刘少奇似乎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信心。他于9月7日明确提出：去东北部队只保持原定的5个团，“因情况不明，暂时决定不派更多部队去”。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复电称：热、察两省为我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需，除去东北者外，仅控制热、察两省就应有20个团的兵力。而去东北的部队除原定的5个团外，至少应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抽出10个1500到2000人的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东北是志在必夺。

毛泽东的雄心，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9月9日，延安方面接冀热辽军区电，得知十六分区曾克林部已于8月31日在绥中县山海关外与苏军“会师”。据随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说明，苏军态度很好，他们主动要求曾克林部配合他们攻占山海关。山海关占领后，苏军即任由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治安。李运昌抵达山海关时，苏军指挥员专程前往迎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随后，两军还在山海关开了一次“盛大联欢会”，并联合举行了入城式。苏军还允许曾克林部乘火车前往锦州及沈阳，并接收沿途的部分地区。同时，胶东区也报告说，吕易率一个排经海路去大连与苏军联络成功，苏军一位少将专门接见了吕易等，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并同意中共在大城市中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比较此前在张家口地区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得知美军登陆的消息后，苏军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日本占领东北15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里都已很少影响。日本统治一垮台，东北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片权力真空，国共两党谁进去的早，谁就容易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克林部以及吕易部进入东北后都迅速发觉，那里的农村和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很好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工作条件极为有利。光是在山海关附近，很少几支部队就收编了伪军三个团又十五个“讨伐队”，人枪上万。

于是，中央书记处不再犹豫了。9月11日，书记处决定：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千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另从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去，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

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造成东北优势，书记处还开始在华北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并命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切实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至此确定无疑了。

苏方鼓动中共争夺热察，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信心十足

就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东北的几乎同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曾克林部不仅开进沈阳，而且应苏军之请，在沈阳建立了卫戍司令部，直接负起了警卫沈阳的责任。

由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负责警卫整个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这典型地反映出苏军在中国问题上本能的倾向性。实际上，尽管先前苏军碍于外交关系对八路军颇多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共而反感国民党的。当时的不少报告都提到，苏军下级官兵固然纪律松弛，酗酒、搞女人，还纵容贫民哄抢日人财物，虽严加惩处，直至枪毙，亦难约束；然而，苏军的政治意识深入骨髓，普遍尊重共产党员，重视工人，知道中国有阶级敌人，提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许多人竖大姆指。如果能够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愿意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让曾克林部接管沈阳治安，就说明了苏军的这种心态。

不过，让八路军公开进入沈阳并负责警卫，苏军无疑是在冒严重的外交风险。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苏军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的外交条件下绝非明智之举。因此，这种情势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9月14日，显然是依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委婉地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方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的正式意见。这就是，在苏军撤退之前，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原则上都不应进入东北。已经进入沈阳、大连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它们退出红军已占领之地区。但在非正式的谈话里，贝鲁诺索夫同意，只要军队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与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他同时还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如果完全不顾及苏联当时在外交上的处境，我们似乎有理由对苏方这种官冕堂皇的表态，特别是随后将曾克林等部硬性“请”出苏军占领区的作法表示不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显然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反而深受鼓舞。

与苏军代表谈话当天，中共中央就迅速通报了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时马上组成了中共东北局，第二天随苏军代表的飞机飞往沈阳，协调一切。根据曾克林及这时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进一步得知东北日军遗留武器弹药甚多，苏军对八路军利用这些武器持放任态度，出关部队及新建部队已发展到万余人，均已顺利取得新装备。据此，书记处当即下令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从班、排、连、营、团连同事务、政治工作人员配备齐全，不带武器，身着便衣，迅速动身开往东北，并决定在延安再动员数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毛泽东得讯后也深表赞同，并明显地倾向于赞成整个战略中心依次北移的意见，提议：新四军江南各部也应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也是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正确的。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将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由于国民政府依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他们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战略重心千万不要南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

克尼德涅夫将军的意见显然是来自莫斯科的。因为，几乎与此同时，重庆的苏联大使也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

苏方态度如此明朗，战略重心整个北移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刘少奇当即指出：现在是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立即调整整个战略部署。

17日，刘少奇代表书记处致电毛泽东等，提出：“东北为我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刘少奇的解释是：“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人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

应当说，此着也已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他和周恩来复电称：如能将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就什么也不怕了。

苏宣布提供几十万武器装备，要求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苏军支持中共态度之日益明朗化，或多或少与美军9月13日在青岛登陆有关。斯大林1945年初在雅尔塔会议上虽然促使美英领导人承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但毕竟无法明文限制美国人进入东北。他最怕的就是美国人染指中国东北，因为一旦形成这种局面，苏联远东地区就可能受到威胁。美军登陆华北，当然使俄国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仅华北毗邻东北，而且热河、察哈尔及绥远邻近外蒙，同样让莫斯科放心不下。因此，苏军急切地希望中共能够占据热、察。

可惜，这时八路军北上部队的集中速度和开进速度，还远不足以实现苏军的期望，就是距离毛泽东的设想也相差甚多。

八路军开赴热察和东北的行动，自8月底就开始了，但总共不过几个团的兵力。除李运昌部以外，原定万毅部从海上运去，却因种种原因，直至9月底也只有一个连到达东北。大批部队9月下旬才分别开始从晋冀鲁豫等地或陆路，或水路，或武装，或徒手，陆续动身赶往热、察和东北。书记处很快就发现，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冀东地区集中起8到10万人。待布置妥当，两个月左右才有把握投入战斗，“更快则不可能”。而蒋介石运兵可能较我迅速，就是我军先期控制了冀热辽和辽东半岛，蒋军也仍有可能深入东北。因此，书记处的意见是，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做长期打算，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

对于中共面临的困难，苏联方面自然很少了解。9月30日美军进一步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眼看美军节节逼近东北，苏方迅速做出决定：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在东北立足。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后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陪同下，专门出面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负责人彭真等。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他高度赞赏地说：“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说这表明你们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你们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需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东北局领导人表示：八路军还有很多不足，武器落后，特别是没有炮……。这位军委委员当即笑着说：现在就有了，可以多给一些。第二天，即10月4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全部转交中共接收。说是主要的武器库在北面，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的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很痛快地说，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存。

苏方变得这样慷慨，使东北局领导人大为兴奋。他们立即电告延安，称苏军“前门已开”，“数量极大”，“确系远方决定”，机不可失。故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

这时关内战争已四处打9向，因而书记处颇觉犹豫，答复说：“三十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到八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从平绥、同浦、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出动三十万到达目的地。”为此，书记处甚至提出，是否

请苏军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中共以必要的援助。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他一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我冀鲁豫、太行、山东、五台等区部队虽一时不能抽调，但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全面阻击国民党军队，迟滞并牵制其推进，并非不可能。目前情况下，既然苏方态度已明，集中部队拒止蒋军已是关键一环。确保山海关一线暂时做不到，至少可以按照苏方建议，在南满实施防堵。据此，他在书记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专门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10月中下旬，美军开始协助蒋军强行抢修被八路军破坏了的、从秦皇岛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并公然武装护路。这更加让苏军大为恼火，于是开始给国民党脸色看。

10月24日，苏军首先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刚刚建立起来的吉林省党部等机关，并封锁了其东北行营，中断了同国民党的交涉。25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他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将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并且表示，如果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将协同八路军作战。

苏军如此积极，毛泽东颇为振奋。他爽快地表示，我军正在组成55万至60万野战军，尚有70万至100万地方军，只要“友人”能够给以有力援助，完全有把握取得华北和东北的优势地位。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苏军应尽可能推延撤退时间。

10月27日，两艘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抵达葫芦岛，遭到李运昌部三十一团的武装抵抗，被迫退回秦皇岛。武装拒止美蒋进入东北的行动由此开端。

但真的打起来了，苏方的态度又开始有些退缩。莫斯科毕竟不希望直接与美国人冲突。因此，苏军代表于28日通知中共东北局称，莫斯科指示，苏军不能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一旦美军与国民党军队联合登陆，苏军奉命采取退让方针。不过，中共如果抵抗，苏军不加干涉。苏军并且希望中共对敢于强行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打击和歼灭。考虑到营口、葫芦岛两处均为国民党准备登陆的地点，苏军指挥部迅速指示当地苏军撤出原防，全部设施交中共。同时，苏联大使通知国民政府称，该两处已经没有苏军，对那里出现的任何冲突概不负责。

11月初，中共在平汉战役等阻截国民党军进兵东北的战斗中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两个师起义，约20个师被歼，华北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国民党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严重受阻。而这时东北各个口岸又多被八路军占领，长春等重要城市的机场也在苏军允许下由八路军设防，国民党军通往东北的各种通道几乎都被堵死。已经和即将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总计将达到15万人左右。沈阳地区的大批军火，包括大量轻重机枪和步兵炮，亦开始陆续输送给关内作战部队，整个军事形势明显变得对中共有利。

毛泽东盼的就是这一天。他为此致电重庆，开始雄心勃勃地主张：“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俄国人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毛泽东劳累过度，住进医院

1945年11月3日，由美军运送至秦皇岛的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两个军，通过美海军陆战队抢修的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线，向据守山海关的八路军发起了进攻。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打响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陆续运抵关外准备进入东北的兵力，已有三个军约8万人，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毛泽东一面部署山海关前线部队“坚持半个月”，一面紧急催促正在北上的部队火速赶往南满，并成立以林彪为首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在锦州一线布置战场。鉴于“战争重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他同时还决定再调10万兵力赶往东北，要求各部“万分加速，目前只争半个月时间”，“千万要快”。

但是，在了解到中共大部分主力仍在路上，非苏军缓撤一两个月不能有效拒止美蒋进入东北之后，苏方首先泄了气。

苏军代表当面告诉东北局领导人：你们在战略上犯了错误，既然有50万以上的主力部队，当初就应早下决心调来50万主力确保满洲。这里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洲，即可进取全中国。而今先机已失，苏军现在所能做的，只有提供武器弹药方面的帮助，缓撤在外交上完全不可行。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共要想独占东北已经不可能了。

随后，东北局得到了一个大队的飞机、50辆坦克和上百门各种炮，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十几万人的枪支弹药。但苏联大使告诫中共代表说：“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他开始怀疑毛泽东关于华北和东北全部由中共控制的主张，是否火药味太浓。他说应当估计到，国民党军本月内一定会进入东北，并取得部分行政权。独占东北不可能。这是因为美国人的目的就是要剥夺中共的力量，并将苏联势力从中国赶出去。中共制定计划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的现实政策。

毛泽东关于华北及东北自治，不让蒋军进入的要求是否过高，这一点在党内其实也有不同看法。周恩来与苏联大使谈话后，就明确向中央提出：请考虑华北各地日伪受降全部归我，国民党全部退出平、津、青等要求，在目前是否有实际意义。

11月7日，毛泽东同意，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些不同；谈判时可以不提华北和东北全盘自治的要求，采取“哀兵政策”。但他仍强调：“如我能在本月内歼灭其首先进攻的两三个师，取得集结兵力、整训后备的时间（需要两个月），并在尔后能根本歼灭其进攻力量，则东北可能归我所有。”故提谈判条件时不宜过分束缚自己手脚，以致将来不好说话。

然而，几乎就在毛泽东决心通过战争胜负来解决东北归属问题的同时，苏联方面又退缩了。11月1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在苏军撤退5天前将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至东北各大城市，原定监视各机场的中共部队不得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发生冲突。

仅仅几天前，东北局领导人刚就此事与苏方商定，苏军撤退前不允许蒋军进入东北，现在突然变卦，这不能不让他们深感气恼。但争论再三，也不解决问题。苏军代表坚持，此事关系到莫斯科的信誉，而“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不仅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变动，中共军队亦须遵行。

令人意外的是，俄国人这回却弄巧成拙了。

这时，来长春不久的东北行营特派员蒋经国，还不大了解在长春周围有大批中共军队。11月12日，根据苏军命令，长春城内和部署在长春机场周围的数以千计的中共军队被迫集结并撤退，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也不可避免地惹动蒋经国的注意。事实上，他们并不清楚中共军队是进驻还是撤出，他们只是吃惊地通知国民政府，赶快停止部队空运长春的计划，以免遭到预先部署好的中共军队的袭击。

结果可想而知：15日，国民党正式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并电告美国政府，称苏方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现又公然将中共军队引入长春，故东北行营及参与接收的行政人员17日起将全部撤离长春，迁往山海关，接收工作已无法实行。

苏联一直担心的外交事件终于发生了。国民党一甩手，准备好的撤军行动自然无法进行。军撤不了，还弄了一个“理”亏。美国军舰开始接连在苏军驻扎的大连附近海面示威，苏方高度紧张，战斗机频频起飞，炮兵也数次开炮示警。不仅撤不了军，莫斯科还不得不向大连紧急空投一个师的兵力，向沈阳增兵至4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并且把部队又开回营口，重新布防。东北问题一下子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俄国人一肚子那个气，就别提了。

于是，莫斯科只好回过来找中共的麻烦。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全部撤出；凡有红军之处，中共军队不得与国民党作战，并且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11月16日，国民党军已经攻破山海关防线。而中共在热河及东北的部队多数是新部队，没有训练，老部队也是系统各异，加之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且指挥机构尚未健全，补充给养均成问题，要有效地完成拒止蒋军出关的作战任务，可能性很小。

形势突然变化，独占东北计划受挫，令毛泽东颇感不快。加上自抗战胜利及重庆谈判以来的过度劳累，毛泽东一下子病倒了。

19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一面表示理解苏方所面临的外交困难，一面仍继续坚持毛泽东原定的方针，强调东北大局未定，仍应集中主力于南满，拒止蒋军登陆，力争大城市，努力掌握全东北。但次日即改变方针，决定放弃独占东北计划，“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只是仍寄希望于苏军能够允许部队在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一段组织战场，打击北上蒋军；而一周后，东北门户锦州失守，拒止蒋军进入东北已无可能，刘少奇不能不进一步根本改变原来的设想，要求部队去占领东、南、西、北满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时在内部被中共称为“辰兄”的苏军，被称为“友人”的苏联大使，以及长期以来被称为“远方”的莫斯科，真的乐于看到这样的一种格局。实际上，正像斯大林反复讲过的那样，他的最大心病就是美国人。他还当着蒋经国的面讲过：“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苏联大使在得知山海关失守后，也一再问过周恩来：美国人是否和国民党军队一起进入了东北？其实，他们并非不清楚，只要国民党进了东北，美国人到东北去充其量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东北问题不可能告一段落。

毛泽东阻断“和平民主新阶段”，说走法国的道路实在危险

在毛泽东生病期间，发生了一件几乎要扭转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件。这就是有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参加调处的国共两党的停战谈判。

由于国民党军大批北上，又有美军撑腰，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为缓和华北的军事压力，并利用在东北占据的军事先机迫使国民党承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中央对举行停战谈判表示赞同。

停战谈判顺利地举行了，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停战也实施了，但是，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却丝毫没有涉及。不仅如此，在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中，还明确表示：“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受影响”。结果，正如东北局事后所说：由于“国民党仍可向东北运兵，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进攻是不可避免的”。中共本来想趁谈判全国停战之机使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得到政治解决，这样一来反倒南辕北辙，越走离目标越远了。

1946年1月10日，按照国共两党发布的公开命令，全国范围的停战开始了。但至少在东北及其相关地区，没有谁相信这个命令会真正起作用。就在停战令下达一周之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在营口就发生了冲突。中共中央要求停战小组出面调停，试图迫使国民党承认东北存在共产党力量的事实；蒋介石却坚决拒绝，根本不承认在东北有中共军队存在。

紧接着，在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又先后进入东北，开始抢占长春路以外的中共占领区。要想保住根据地，已非打不可。只是，刘少奇认为，和平已是大势所趋，“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在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的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因此，“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

所谓“历史新阶段”，即是我们所熟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当时的形势，和平的呼声和压力确实很大。特别是旧政协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等一系列决议案之后，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因而主张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所谓“法国的经验”，说到底就是军队国家化。而当时人们对于法国共产党将军队交出去，使之国家化的最终结果，了解得也不是很清楚。周恩来在介绍“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时，就曾特别讲过：法共当时如内战必然失败，政治资本也会失去，而同意将军队编人国防军后，不仅军事地位并未损失，政治地位也绝大提高。

因此，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于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出指示，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几个月后就把枪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议会斗争那一套，这是毛泽东的本意吗？

自1945年11月中旬末病倒以来，毛泽东没有再出席中央会议，参与中央决策。尽管在这个时候，即1946年1月底，他已经大致恢复了健康，据说上述指示也曾经过他的“修改审定”，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似乎很难设想他会真心赞成这种“法国的经验”。

2月12日，中共中央开了一整天会，这是毛泽东病后出席的第一个中央会议。他虽然只参加了上午半天会，但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改变了认识，意识到走法国道路的危险性，蚀本的生意不能干。刘少奇也开始表示：在政治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否则的话，“蒋对我们军队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

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更精于“计算”。

自1月10日停战协定签字，至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党的整个政策的倾向性。但是，直到2月10日上午发生国民党人捣毁重庆各党派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众多民主人士的“较场口事件”之后，毛泽东才确信到了可以表明自己想法的时候。在他看来，蒋介石对共产党只有两手，一是全部消灭之，二是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便将来消灭之。因此，坚决反对****反苏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方针，历来如此。可惜，蒋介石稍微放一下长线，大家就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了，用他的话来说：直到较场口事件发生才又清醒了些，这实在危险得很。

苏军希望中共放手大打，毛泽东提出：力争以长春为我首都

再度确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幻想在东北一仗解决问题了。

2月13日，改称“民主联军”的东北中共军队对进占秀水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其5个营。国民党老羞成怒，公开宜布军事调处不包括东北在内。这样一来，战争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

回过头去总结过去谈判的教训，刘少奇坦率地承认，允许国民党进东北而未解决东北问题，“是一失着”。眼看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而自己却既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中共方面深感被动。

正在这个时候，美英两国单方面公布了苏美英三方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使苏方极为愤怒，苏军代表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他们明确告诉中共东北局，过去苏方十分顾虑世界和平，在态度上比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他们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到东北来，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

3月8日，苏军突然开始从抚顺、吉林撤退，将政权交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红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苏军也将不再向国民党交接；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

东北局提议，趁苏军突然撤退，国民党不敢冒进，迅速控制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并将后者吸引在长春路沿线。但是，在重庆负责谈判的周恩来认为：目前局势是美苏趋向于解决问题，故东北问题也应争取得到解决。他建议，继续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但同时要求对方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不得随便增兵。这时仍在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也倾向于争取东北和平前途，故明确指示东北局：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地区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是，不能一般性地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撤区，因苏军已经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等地，我不能让。

东北问题至此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苏方得知中共意见后，首先就持反对态度。苏军代表声称，目前不是主动让步的时候。他们一再询问：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均可“放手大打”，也希望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方都不驻兵。

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倾向于东北局的意见的。注意到局势的复杂，他不顾医生劝告，停止了休养，又开始参加到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决策中来了。

3月15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周恩来：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不要答应国民党其他条件，苏军态度极强硬，将有重大发展。

16日，毛泽东在转发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时，再度提醒周在东北问题上要强硬，称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长春路全部及苏军全部撤退区，具体问题必须协商解决，让他们去与我东北前方将领商谈。

1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发来的东北停战协定草案时批示：请东北局速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他并且明确要求东北局根据苏方建议，立即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所有苏军撤退区。

21日，鉴于蒋介石坚持不同意在条约中限制国民党接收范围，毛泽东明令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至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已全无可能。毛泽东明确主张：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立刻动员全军趁敌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毛泽东此时决心之大，可以想见。

3月22日晚，苏联大使奉命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退完毕。与此同时，苏军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种借口推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以配合中共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路，便利中共军队迅速接防苏军撤退的各个城市及战略要点。毛泽东为此要求东北局：“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毛泽东甚至考虑：“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在取得苏军同意后，东北局亦应准备迁往长春。

3月27日，在马歇尔的催促下，国共之间达成了一项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到东北调停的训令。但它对国共两党实际上都没有约束性，形同一纸空文。

3月2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同意尽速撤退长春驻军以便中共军队占领。4月上旬，苏军开始向中共转交北满的日军武器库，其中仅轻重机枪就在万挺以上，各种炮上千门。苏军要求中共派主力分别控制长、哈、齐等城郊，并派少数部队入城，以便苏军撤出时可顺利夺取三市。他们明确表示，希望中共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让国、美双方都不能达到目的。

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迅速向城内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并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于19日将该城完全占领。毛泽东得讯后非常高兴，当即通电嘉奖有功部队，并电告东北局：抽调大批干部加强长、哈中心地区的工作，确保四平、海龙以北在我控制之下，“做长期保持计划”，并考虑迅速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

毛泽东曾秘密要求苏军援助，苏方建议在关内另辟战场

要实现控制长、哈两市及整个中东路的目的，关键在于守住长春路要衢四平街。

在最初的作战中，林彪指挥民主联军打得较为顺利，在四平以南先后歼灭国民党一个多师。根据部队伤亡情况，林彪建议“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动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但毛泽东计算了1月份以来国民党军在东北被歼的数量，相信“国方兵力不够，如不增兵，决无力于最近打到长春”。

但事实上，由于这时中共在东北所占地面较广，兵力分散，且新兵较多，而国民党的兵力则相对集中，装备也相当精良，因此从4月18日开始，国民党陆续集中了将近7个较精锐的师猛攻四平，民主联军很快就陷入苦战。

保卫四平，对于能否保住在东北已经取得的成果至关重要。毛泽东明确要求林彪：“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同时，他不失时机地主张“力求迅速停战”。周恩来受命在谈判中提出：苏军已撤，东北已无接收主权问题，我政治上只要三分之一，军事上只提重定驻军比例，并非想独占东北，国民党应正视东北现实，首先停战以利谈判。

四平之战，苏方极为关注，评价甚高，再三建议集中主力死守，并保证满足中共对武器弹药的需要，称北满来不及，可以从北朝鲜急运，那里的苏军有大量军火，“要多少有多少”。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苏方这时最重要的建议，大概莫过于“在关内另辟战场”，“减轻东北压力”这一条了。

5月上旬，民主联军在四平的抵抗陷于严重被动，毛泽东不得不建议主动放弃四平，变阵地战为运动战。问题是，四平一失，长春即不可守。毛为此要求周恩来向美蒋提出，以长春双方不驻兵或有条件让出长春，来换取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其他地区的地位。但蒋介石断然拒绝，必欲打下长春，夺取全东北。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断定，国共两党全面破裂在所难免。他愤怒地表示：我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再不能有任何让步，美蒋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让他们占去，我们绝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但是，他确实又深感形势危急，如蒋军一气打到哈尔滨，20万民主联军势将难以立足，背靠苏联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计划如何实现？迫不得已，他只好极机密地要东北局吁请苏方，在蒋军进至北满时，出动部队到哈尔滨等地协助我军抵抗。

在全力抵抗了一个月，伤亡近万人之后，中共放弃了四平。紧接着，长春、吉林、辽源、伊通、西丰等城市先后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毛泽东毅然决然，毫不迟疑地把战争引向了关内，从6月上旬开始先后命令山东、太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各军区，趁蒋军全力向北之际，在关内大打，实施“报复作战”。

这是一着险棋。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着极富想象力的好棋。蒋介石因此捉襟见肘，兵不敷用了。打到长春的国民党本来有可能一鼓作气跨过松花江，却因底气不足而停了下来。毛泽东用不着请求苏军干预了。由于有了巩固的根据地，背靠苏联和朝鲜苏军，关外的中共武装迅速强大起来了。甚至关内的中共部队，也从海路不断得到了苏军提供的军火援助。

从此，国民党再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了。
东北战场上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所有名将——

本文摘自《林彪的这一生》，作者：少华 游湖，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六一六决定赋予林彪东北地区最高指挥者的权力，使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6月初，铁岭以北、长春以南，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被肃清，四平市已完全孤立。前线部队指挥员判断四平守敌只有18000人，建议攻取四平。林彪早有此意，他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6月14日，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历时15天，将四平守军压缩至市东北一隅。这时，情报查明，四平守敌实际为34000人，且有空投接济，弹药尤足，而沈阳、长春两个方向的敌军共计十个师的兵力已出动增援。联军攻击部队遂于6月30日撤围。

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进攻。此次战斗歼敌17000人，联军自己伤亡13000人。对于作战失利的原因，除情报不明外，从总指挥部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决策轻率，林彪、罗荣桓对此承担了责任。

1947年9月至11月，林彪又指挥发起了“秋季攻势”，歼敌69800人，攻克城市15座，扩大解放区面积38000平方公里，又一次打到四平前沿。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随后，林彪挟“秋季攻势”的余威，又发动了“冬季攻势”。在持续90天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沿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线展开攻势，一举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四平和其他18座中小城市，歼敌156000人，使敌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座孤城中。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竟成了这些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身败名裂的滑铁卢。蒋介石无奈，只好再次走马换将，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卫立煌。

卫立煌把林彪称为“灵狐”，深知林彪是个战术大师，精谙声东击西、围点打援之术，于是决定采取按兵不动的战略原则，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成天忙于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

蒋介石对于卫立煌的战法十分恼火，称为“乌龟战法”。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围困在东北的60万部队解救入关。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器械最新的精锐部队，是他的主要本钱。蒋介石的计划是逐次撤退，即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此计遭到卫立煌的反对，“这样不行。林彪是打运动战的行家，他惯用的方法就是‘围点打援’，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林彪可能早就埋伏好了部队，等着国军上套。何况我们还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们都认为卫立煌的看法符合实际，拥戴他采取乌龟战法，得缩头处且缩头。

在卫立煌与蒋介石顶牛时，林彪也与毛泽东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泽东从全局出发，敏锐地把着了国共战争的走向，提出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包饺子的宏大构想。他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主力应迅速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当时，林彪统率的军队超过百万，而他的对手卫立煌所辖东北战场的国军各部合计已不足60万。

奇怪的是，这位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凶猛如虎、威武如狮的悍将在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中，却显得过分小心，犹豫不决。
解放战争的武器：苏联曾将关东军装备移交解放军——

本文摘自：《武汉晚报》2009年10月6日第17版，作者：佚名，原题：《解放战争的武器部分武器来自日本王牌部队关东军》

不只“小米加步枪” 部分武器来自日本王牌部队关东军

苏军把缴获的日本武器秘密移交给解放军，甚至算得上精良，可与美军武器一比高低。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的部分优良武器，竟然是由前苏联秘密转送的战败国日本的武器，更有一部分是日本王牌军队关东军的武器。

1945年8月22日，苏联250名空降兵在旅顺着陆，日军驻旅顺司令官小林海军中将向苏联投降，苏联军队解除了日军武装。接下来，大连也以同样的形式被苏联军队占领。苏联表面遵照与国民党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暗地里支持共产党在大连建立政权。

解放战争开始后，应共产党要求，苏军将日军武器提供给解放军。苏联退役中将博伊科在其长篇回忆录《解放的使命》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在1946年春的一次会见中，韩光代表肖劲光参加，详细地通报了中共军队的状况：武器和弹药极其困难，如果得不到必要的帮助，不可能在抗击美式的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中坚持下去。他请苏军司令部把缴获的日本武器移交给他们。

这一要求最后得到批准。

移交武器的工作立即开始，一周以后，大约15车厢的武器将集中在大孤山半岛。夜里，中国同志把所有移交给他们的武器，直到最后一颗子弹全部装到驳船、帆船和渔船上，在黎明前秘密抵达目的地。晚上，武器当即都发给了解放军的士兵手中。

1946年6月底，肖劲光和韩光来到旅顺口。此前，在大孤山半岛为解放军准备了新一批武器和弹药，也同样及时地移交给了中国同志。

一次，韩光请我们帮助在山东半岛活动的解放军部队。国民党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在美国的积极帮助下，重创了解放军部队，切断了他们与沿海的联系。他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彻底击溃解放军部队。

我们决定去找中国私营商人。39军后勤处与一个当时不愿暴露自己的商人H保持密切联系。他的商号遍及亚洲国家，他能买到任何商品，并能运到任何合适的地点，只要告诉他品名和数量，他在便条上通知我们货物的价格和运费。

根据我们的要求，H商人租用了美国船“自由号”。船上装着小麦、玉米和高梁，其实，最主要的是武器和弹药。在商定的期限以前，货物被运到山东沿海的指定地点，整个过程用了不到5天的时间。

国民党司令部虽然得知解放军部队处境艰难，却准备不及发动进攻。同时，解放军在充分装备部队以后，给国民党以突然打击。结果，国民党的进攻被粉碎。

解放军金表致谢

1946年8月底，肖劲光和韩光专程来到旅顺口，再次感谢军委会的帮助，并向柳德尼科夫和我面交纪念品：金表。在附于礼品的便条上写道：

博伊科中将同志：为了感谢您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帮助，并纪念东北各省解放一周年，谨以东北民主联军的名义赠送金表留念。此致敬礼肖劲光1946.8.24。

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大量的缴获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就从原关东军手中缴获并移交给解放军的代表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近680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解放军的代表表达了对苏联及其武器的感激之情，它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大连成为解放战争兵工厂

仗越打越大以后，需要的武器越来越多，大连就成为解放战争的兵工厂。

大连第一任市长韩光在其回忆录《大连八年》中写道：“大连过去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基地，工业基础较强，并储有相当数量的军械、弹药、汽油、布匹、医疗药品、医疗器械等军需物资。可通过海上与日本、朝鲜、香港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天津等地进行贸易，购销物资。

1947年，东北局、华东局决定，在大连建立军工基地。解放战争三年里，这里共生产炮弹50万余发、引信80万余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还生产了1430门迫击炮及各种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曾亲笔写信给我，对旅大地委和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副司令员粟裕同志后来谈到大连的军工生产时，曾高度表扬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为避免给苏方在外交上引起麻烦，我们不便于公开宣传，故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
林彪战东北：与其说等我下令 不如说等二局下令——

1948年9月10日，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决战计划，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大规模调动，兵锋直指锦州。9月下旬，东北国民党军与关内的联系被解放军彻底切断。蒋介石如梦方醒，亲飞北平、沈阳督战，穷于应付。为便于指挥，位于哈尔滨双城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准备南下，同时决定东北野战军二局同行，以利工作。

林彪到二局看望大家，赞扬说：“战争之胜利有你们的工作因素，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

1948年9月30日晚，夜色迷蒙，两列火车相继缓缓驶出双城。乘坐在第二列火车上的是精干的东北野战军首脑机关。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正处在大战前的沉思之中。在他们前面的那列火车上，东野二局几十部电台正严密监控着东北全境及邻近地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动向。

这是一支年轻的技术侦察队伍。1945年部队出关后，在苏静领导的东总情报处内开创东北技侦工作的，有从山东来的林非、安达、陈铁等10余人，不久发展到30人左右。在之后一年多时间里，钱江、刘少宏、胡正先、李行律、岳军、余湛、郭兰轩、佐伊、田松、洪辉、何真、王兢、苏克等陆续从延安军委二局来到东北，有力地增强了东北的侦破能力。1947年5月，军委二局局长兼晋察冀军区二局局长曹祥仁到达东北，对组织机构进行了整顿和调整，将技侦业务从情报处分离出来，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二局。曹祥仁兼任局长，钱江任副局长，刘志汉任协理员。下设两个办公室(处)，分别由李行律和刘少宏任主任。为了集中技术力量，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在南满的陈云、萧劲光的支持下，辽东技侦人员并入二局。随着辽东的刘忠、于天镜、魏升廷、蔡海波、孙吉梦、于克勇、刘承远等人的到来，二局技侦人员达到100余人。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通过举办训练班，增加技术装备，扩大和加强了侦收与破译力量。到辽沈战役前夕，东野二局已形成一支含120名侦收员、60名破译员，总计400人并配有40余部电台的技侦力量。

曹祥仁是人民解放军密码破译工作的开创者和领导人之一。早在1932年秋，当时还是侦收员的曹祥仁就和曾希圣一起，在江西苏区首次破译了国民党军的通信密码“展密”。在江西反“围剿”和长征期间，曹祥仁担任中央红军破译科科长，成为中央红军中首屈一指的破译能手。在曾希圣局长领导下，他和战友邹毕兆等人一起破译了大量国民党军的密码，屡立大功。

1947年曹祥仁到达东北时，东北民主联军的技侦工作正陷于困境。由于陆续有个别机要人员投敌，加之蒋介石命令国防部及中央军系统全面更换密码并大幅提升加密等级，致使技侦情报锐减，敌情躲在了迷雾之中。1947年6月，解放军反攻四平失利，与情报不准有直接关系。面对困难，曹祥仁提出，“我们多流一点汗，前方少流一滴血”，并身先士卒，与林非、岳军等破译骨干一起，创造出一套新的工作方法，不久便破译了敌军高级密码，重新掌握了东北敌军的一举一动，有力地配合了1947年秋季和冬季的攻势作战，并为辽沈大决战作好了扎实的技术准备。郭兰轩曾回忆说：“曹局长与其他领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侦收和破译两个方面都是高手。他总是和我们战斗在第一线，既抓紧破译研究攻关，又善于运用台情。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大家都信心十足，二局的士气空前高涨。”1948年8月，在确定了南下作战方案后，为便于指挥作战，林、罗、刘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正式分开，并任命曹祥仁为东北野战军副参谋长。

二局的出色成绩多次受到东野首长赞扬。林彪曾说：“有人说我会打仗，我打仗靠的是情况明”，“掌握敌人情况靠的就是你们”。林彪还说：“作战方案定了，部队部署好了，敌情有变化，与其说等我下命令，不如说等二局下命令。”1948年3月16日，在冬季攻势结束的第二天，林彪、刘亚楼特地到二局看望大家。林彪赞扬说：“二局工作很重要，在这次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战争之胜利有你们的工作因素，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刘亚楼说，技术侦察“是指挥员的命根子，须臾不可分离”。难怪习惯于在野战中只带四五个参谋的林彪，这次要把二局三四百人带在身边。行前，曹祥仁提出：“现在是拼命的时候了，一切个人的事情都要丢开。”列车向南行进，年轻的技侦战士们紧张地工作着。东野二局的列车为6节票车(即客车)和4节敞车(即货车)组成的10节车厢。敞车上装载着设备、马匹和大车等物资，票车为工作及休息之用。为了不间断地掌握敌军情况，在二局乘坐的列车上方架设了无线电台接收天线。在第二办公室的车厢里，负责侦听工作的副局长钱江和办公室主任刘少宏，组织6个股的百余名男女侦听员，24小时不间断地轮班工作，重点关注锦州、长春、沈阳三大坨国民党集团军的动向。第六股股长刘承远回忆：当时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噪音，二局停用了火车上的电滚子，改用干电池做电台的电源。坐在侦收机旁的侦收员们，只能点燃数十根蜡烛，在烛光下抄报。蜡烛的烟火熏黑了他们的面孔，燎着了他们的发梢，而他们全神贯注的却只是耳机中的电波讯号。

在窗帘遮掩的另一节车厢里，几十名破译员在曹祥仁和破译科林非、岳军带领下，正在埋头攻克敌军不断变换和使用的新密种。译电员将侦收并破译出的敌报迅速译出，并进行校编，送到曹祥仁手中。与此同时，彭富九领导的华北二局也在配合向东野二局传报傅作义集团增援锦州的动向。大家都明白：大战在即，重任在肩，胜负在此一搏，不可有任何的松懈和疏漏。

 

“我们拟仍攻锦州。”在研究了二局的情报后，犹豫不决的林彪再次下了决心

南下的列车刚刚驶出双城，就发现哈尔滨铁路大桥旁有敌特电台活动。为了隐蔽，车队在哈尔滨的一个货车站匆匆接上罗荣桓之后，先向北行，而后在昂昂溪掉头向南。两天后，《东北日报》还特意发消息说：林彪正在哈尔滨出席会议。野司列车夜行昼伏，每行进几十分钟就要在小站停车，二局立即向跟进的林、罗、刘首长报告最新敌情，接着再走，情报传递极其快捷。

10月2日，列车接近郑家屯。二局侦悉，蒋介石飞抵沈阳，成立东、西兵团对进，夹击我围攻锦州之师。敌新五军和第九十五师拟于葫芦岛登陆，增援东线侯镜如兵团，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向锦州推进。林彪顿感压力倍增：“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作为方面军司令员，他不能不重新考虑部署。敌军东线兵团增加5个师，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万一阻援部队顶不住，攻锦部队腹背受敌，攻锦就成了夹生饭；再者，由于南下时只带了单程的汽油，重炮、坦克、汽车可能撤不出来，后果将是严重的，整个东北的解放都有可能因此而大大推迟。林彪反复思考，脑海中再次出现先攻长春的方案，并于当天22时向军委发电，建议根据新情况，考虑先取长春和仍按原计划攻锦这两个方案。

深夜，野司乘坐的列车继续向锦州开进。林、罗、刘首长都难以入睡。在罗荣桓的坚持下，三人重新研究了情况，感到虽然情况有变，但仍有胜算，还是应该不顾一切地按原计划拿下锦州。刚刚发出的电报确有不妥，但已无法追回。10月3日清晨，列车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堡，此时中央尚未回复野司的前一封电报。林、罗、刘再次致电中央，表示在新的情况下“我们拟仍攻锦州”。这是研究了二局的情报，更有针对性地调整了攻锦部署和计划之后再次下的决心。东野前一封电报招致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接到野司的后续电报时，他转怒为喜，遂致电林、罗、刘，表示“甚好，甚慰”，并指示对新的部署要“大胆放手和坚决地实施”。

10月4日，列车抵达阜新。在阜新停留期间，曹祥仁、钱江奉命到林彪住地参加敌情研究会。东野首长根据敌情变化调整和完善了战役部署：增调两个纵队由辽西南下，以总兵力25万人攻锦，另以8个师在塔山阻击敌东进兵团，以12个师钳制敌西进兵团，以部分部队继续围困长春或准备打援。

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天的轨道行程中，东野二局共提供有价值的情报100余份，破译敌军新密种6个。从长春到沈阳再到锦西，敌西进兵团和东进兵团的行止，以及长春、沈阳之敌的情况全都放在林彪桌上，情报完整、及时。

二局对锦州敌情洞若观火。林彪说：“有了密息（二局）情报，打胜仗可以说有绝对把握。”

10月5日，东野前指改乘汽车向锦州进发，二局乘坐20辆汽车随行。同日，二局报告，廖耀湘下达西进命令，8日开始向新民、巨流河集中。此后，该敌各部的宿营电报皆由二局一一上报。廖兵团计划向新立屯、彰武进击，企图切断解放军补给线，对解放军攻锦部队暂时无直接威胁。野司决定抓住战机，迅速攻占锦州。东线侯镜如兵团此时离锦州仅有几十公里，对解放军攻锦威胁最大。为此，野司首长将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四纵部署在塔山一线，阻击侯部11个师的进攻。东野王牌一纵作为总预备队，准备随时增援。与此同时，攻锦部队继续扫清锦州外围敌军，加紧准备总攻。

10月7日，二局到达锦州外围野司驻地牤牛屯后方5公里处的瓜贾寺和双塔寺。林彪亲临二局侦察台视察，并指示要采取措施保证二局的安全。在这里，二局全体人员连续奋战了27个日日夜夜，获取了大量情报。身为东野副参谋长兼二局局长的曹祥仁，一直和二局一起住在瓜贾寺。他时而到侦收台前了解敌军情况，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力量，时而到破译、情报办公室和破译人员一同攻关，或者和通报人员共同研究敌情。每当获得重要情报，便立即向林、罗、刘首长报告。可以说，东野二局对敌情变化洞若观火。正如林彪所言：“有了密息(二局)情报，打胜仗可以说有绝对把握。”

10月10日凌晨，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四纵浴血奋战，顶住了当面敌人9个师的轮番进攻。二局的几十部电台严密监控着东、西线敌军的调动及锦州守军的情况。敌军各部在何处，攻击方向在哪里，由哪个部队担任主攻，均有预报。然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在塔山阻击战打响的当天，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最关心的已经不是塔山局部，而是辽沈战役整个计划的实现，其中廖耀湘兵团的动向将直接影响到锦州战役的全局。林彪指示二局：“现在急需了解廖耀湘的指挥意图，这最后一仗能否实现，一切看二局的情报而定。”在这个过程中，二局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担负的情报破译工作，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10月14日上午9时30分，东野炮纵和各纵队的600门火炮齐声怒吼，6个纵队从锦州城外密布于田野中的蜘蛛网式的交通壕里一跃而起，发起对锦州的总攻。二局死盯着敌情变化，不断向总部报告情况。东野参谋处处长苏静曾说：“东野的指挥叫超常指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二局的情报。野司命令经常不通过兵团，不通过军，直接发给师，军、兵团对此都不提意见。”锦州城内敌军总司令范汉杰的指挥部临时易地，但他仍感到，“我到哪里，解放军的炮火即跟到哪里，好像完全了解我的位置一样”。

在解放军四面八方的猛攻之下，敌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援军被阻在塔山过不来，锦州守军斗志全无。14日傍晚，锦州守敌全线崩溃，主帅范汉杰等人出逃，锦州的枪炮声渐趋稀少。当日深夜，六股股长刘承远值班，已经没有什么电报，只听到士气低落的东线敌军电台的报务员唱起了凄凉的“夜半歌声”：“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声，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五更，风凄凄雨淋淋……”

战斗进行到15日拂晓，东野攻锦各部在市内中央大街、邮电局等处会师，7个纵队(包括炮纵)都向野司报告，战斗完毕。野司据此向中央军委报告，攻锦战役结束。这时，二局侦悉，老城区内仍有敌军电台呼救，显然那里尚有一部敌军未被消灭。野司立即命令部队赶到老城区，又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锦州全城遂告解放。

31个小时，歼灭10万敌军。锦州攻坚战是东北解放战争中所进行的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战役。攻克锦州，东北战场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东野完全控制了战役的主动权。二局为野司掌控战场全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二局提供的信息，野司定下围歼廖耀湘兵团的作战计划。林彪下达命令：务求“歼灭全部敌人”

锦州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担着东北，一头担着华北。拔掉了锦州这颗钉子，扁担一折两截，敌军一片慌乱。蒋介石认为，解放军攻锦之后至少要休整1个月。然而，东野首长决心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乘胜回头围歼沈阳西援之敌，同时以一部围歼长春可能突围之敌”。

此时，久困于长春的敌军出现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当日，二局侦获驻沈阳的东北“剿总”致驻守长春的“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的电报。电报是用东北“剿总”与驻守长春的第一兵团的一个专用密码发的。据当时破译这份密码的孙世聪回忆：“由于这个密码是刚刚突破的，我们尚不能译出这份电报的全文，但从片言只字中知道这是一份命令长春守敌撤退的电报。曹局长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逐字逐码地进行破译研究。当电文中出现‘立即向沈阳转进……违者军法从处……中正手谕’这样一些文字后，曹局长顾不上吃晚饭，拿上这份电报，坐上通信员开的摩托车，赶到牤牛屯向林彪报告。”林彪当即下令，位于彰武地区的第六纵队以急行军速度，日夜兼程开赴沈阳与长春之间的昌图地区，阻击并聚歼长春南撤之敌。

在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10月17日，曾泽生的六十军起义；19日，郑洞国和新七军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18日，位于后方的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高岗和东北军区副参谋长伍修权及时建议，应抓住时机，迅速解放东北全境。在此形势下，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东野主力立即回头，歼灭在辽西平原的廖耀湘兵团。

东野首长要二局查明廖耀湘的指挥意图。曹祥仁到野司开会后，回到二局传达林彪的指示：“你们分析廖的动向，不要那么多，三四个方案，就问你们他到底要上哪儿，二局要拿出情报来！”曹祥仁感到压力很大。解放军攻克锦州后，廖耀湘率领援锦的西进兵团，正在辽西的彰武、新立屯一带，而这几天廖兵团的无线电几乎完全静默，侦察台无报可抄。没有新的情报，回答不了林彪的问题。曹祥仁凭着多年的战场经验，经过分析、思考，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大兵团作战离不开无线电联络，没有无线电联络就可以判断，廖兵团肯定是在原地按兵不动，犹豫不前。”后来披露的文献表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蒋介石其时要求廖耀湘继续西进，收复锦州；卫立煌要廖退回沈阳；而廖自己则想向营口转移，从海上撤离东北。三级指挥意见各异，廖耀湘举棋不定，痛苦难言。一向对二局极其信任的林、罗、刘接受了二局的判断，于10月20日定下了在野外围歼廖兵团的作战计划。

锦州战役后仅仅休整了三天，东野各部便从四面八方向廖耀湘逼近。10月22日，黑山阻击战打响，堵住了廖耀湘向南的退却之路。10月23日，各纵队大体完成对廖兵团的合围。林彪下达命令：敌正向南总退却，我军要“乘敌撤退之中，与敌决一死战”，务求“歼灭全部敌人”。

要在野战中歼灭敌人10万精锐部队，在解放军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大平原上廖兵团如何行动，二局严密布控。廖部两广籍的官兵很多，战事紧急时常使用广东话通联。为适应此情，二局早已训练了一批能听懂广东话的侦听员。当廖兵团在黑山遭到东野十纵顽强阻击，陷入解放军大军包围之时，廖耀湘再也沉不住气了，情急之下操着广东话通过无线报话机命令所部：“向东突围，如不成，转向东南。”二局当班侦听的二股股长黄振堂就是广东人，把廖的命令听得真真切切。事关重大，曹祥仁立即找到黄振堂，放出狠话：“这件事太重大，报错了可是要杀头的。”黄振堂答：“杀不杀头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一问一答，寥寥数语，凸显技侦工作的压力——办公室无异于浴血阵地！

这一时期，敌人主要使用话报，所以二局情报的时效特别快。林彪抓住廖兵团动摇的大好战机，在10月25日下达了围歼廖兵团的命令。26日，双方在野外展开混战。二局侦悉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已撤到胡家窝棚，东野总部即令各部迅速向胡家窝棚进击歼敌。当晚三纵发起攻击，敲掉了廖兵团的指挥部。26日下午，由于去营口的路被解放军阻断，廖耀湘下达向沈阳撤退的命令，结果又被二局截获。几乎在同一时刻，林彪下达最后一道命令：各部趁夜“主动寻敌攻歼”。27日，大混战继续，东野各部对敌实施迅速的包围、穿插、分割。在东野猛烈打击之下，廖兵团溃不成军，5个军12个师全部被歼。廖耀湘化装潜逃，11月6日在黑山以西被俘虏。廖耀湘兵团被歼后，沈阳守敌已无斗志，无法组织起像样的抵抗。10月31日，二局侦获，沈阳敌总台向位于葫芦岛的杜聿明报告，“情况紊乱，已成无政府状态”。11月1日，东野对沈阳发起总攻。11月2日，解放沈阳，同日解放营口。至此，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千虑一失：敌五十二军从海上逃脱了一万多人

在东野庆功、总结期间，刘亚楼在总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技侦部队在辽沈战役中立了大功。当时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就是凭借技侦情报来下达命令的。”在辽沈决战全过程中，东野二局对锦州、长春、沈阳敌军的各级各部情况进行了全面、及时、有效的控制，仅在战役最后几天对敌五十二军的动向有所疏漏。

10月20日，在毛泽东的催促下，林、罗、刘一面组织大部队对廖兵团迅速围歼，一面抽调部队抢占营口。由于原担任围困长春任务的十二纵与一兵团的几个独立师距离营口太远，决定先派苏静带两个重炮连到独二师，向营口进发。22日，二局报告，廖兵团未向营口方向撤退，营口地区无敌。同日，林彪电告独二师：“因敌不向营口退却，去营口无仗可打，应即返回，进至新民与半拉门之间，侧击敌人。”独二师奉命回师，于25日在台安对南逃之敌进行截击，为堵住廖兵团南下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营口却被驻守沈阳外围的敌五十二军偷袭成功。

据之后掌握的情况：偷袭营口的敌五十二军二师原在巨流河为廖兵团西进断后，22日与五十三军的一三○师换防。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为了逃命，跑到沈阳取得卫立煌的首肯，去打通营口的海上通道，并于23日拂晓率部从辽阳奔袭营口，24日得手。由于当时五十二军在后方未使用无线电通信，去向不明，曹祥仁推断二师可能西进。当得悉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时，东野各部正与廖兵团酣战于黑山、大虎山一带，并准备辽西平原的大会战，无法抽调兵力。27日全歼廖兵团后，林彪迅速调集部队，星夜兼程南下营口，以阻塞沈阳之敌海上退路。虽然日后在我大部队围攻之下，营口不日即克，但敌五十二军还是从海上逃脱了一万多人。毛泽东对东野未能及时抢占营口提出批评，称之为“一个不小的失着”。林、罗、刘为此向中央作了检讨，但并未责备曹祥仁。苏静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打那么大的战役，跑那么点敌人不算什么”；当然，“失误还是有的”。无论如何评说，我们今天应该对事实经过作出历史的说明。

1948年9月，毛泽东预言：我党将在“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仅仅相隔两个月，毛泽东就把解放全中国的预言向前推移了四年，辽沈大决战的胜利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苏静在谈到东野二局时说：二局“是埋头苦干，靠自己总结经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二局工作也是一个法宝。”1950年初，林彪为技侦战士题词：“同志们的工作对解放战争的贡献是很大的。同志们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很感动人的，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挺进中南 小挫青树坪——

本文摘自：《林彪的这一生》作者：摘自少华、游湖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一百零七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嗣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大部队南下前，作为司令员，林彪前去向罗荣桓辞行。罗荣桓人在病榻上，心系四野。他不无担心地对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广东、广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桂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这位不能随军南下的四野政委的话，林彪又信，又不信。他不能忘怀在东北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四平街之战，他那被侮辱的自尊心和军人特有的威严，一想到自己的对手又将是白崇禧，林彪兴奋得眼里射出熠熠的神采。

1949年4月，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率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

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声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心情。被毛泽东称为“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锋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

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

“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坚人物黄绍去沪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道，“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

“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部知道。”黄绍意味深长地说。

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么？现在老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迫蒋下台，让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称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崇禧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道，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引退”溪口后，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大局。白崇禧为赢得军事上的准备时间，阻止我军渡江，推迟与四野主力决战，建议李宗仁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

4月6日，白崇禧专程飞抵南京，询问“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

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

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

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个“华中王”和“华南王”也好。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六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沙（市）。

汉浔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赶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日，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二十五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兜抄。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急窜。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

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

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步深入湘南即衡州以南作战；第二步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

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浔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我军南下进程。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

三路大军自7月8日起潜师隐踪，日夜兼程。四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日，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撤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空。

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弱点。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

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时间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

敌人在大路上没命地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路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狭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为四十八道湾。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带渡河。即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

南方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

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的连队占四分之三。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

“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气恼。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他。

8月初，四野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于8月4日宣布起义，长沙及湘潭、宁乡等地和平解放。

从5月到8月，四野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汉浔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轸、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怅惘不已。

宜沙、湘赣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对林彪是一次严重警告，主要是他对白崇禧集团避战的指导方针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近距离包围（即战术包围）的部署，而桂军长于山地河川作战，兵力少而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过早与四野主力决战，所以两次均能溜之大吉。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南方战线，他担心精于战术的林彪又在战略上偏离自己制定的战略方针，遂发出长电，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浅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的临时部署而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数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到昆明歼灭之。

毛泽东一语点中了林彪的要害：他太想报四平那一箭之仇了，所以紧紧地盯住“小诸葛”的一举一动，追求“先敌制动、料在敌先”的兵家境界，他越是想一鼓而下越不能如愿，因为他遇到的对手也是以机变著称的白崇禧。“小诸葛”的心态也与林彪一样，他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对手，琢磨着对方的排兵布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拔营起寨。在林彪与白崇禧像斗鸡一样对峙的时候，毛泽东发现了他们共同的毛病，即明于微而昧于巨，专心于战术较量而忽略了战略制胜。

一语点醒梦中人。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

一、白崇禧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美援和国际形势变化，具体实施是以攻为守，巧设疑阵，虚张声势。我军的战略方针则应针锋相对，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迫敌决战，一举歼灭。

二、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是惯于使用战斗力较强的嫡系桂军，依仗熟悉山岳地形，善于乘我侦察警戒疏忽之际，突袭和埋伏包围我前锋部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撤退。我军的特点则应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要敢于奔袭敌后，但尤其要注意侦察警戒，敌情不明，绝不能轻兵冒进。

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方式差别极大，各野战军指挥部的气氛也各不相同。动静最大的一野指挥部，无论何时都能听见彭德怀旱雷般的声音，从指挥人员到机要参谋都显得紧张严肃。相比之下，二野的指挥部则平和得多，刘伯承、邓小平两人都是举重若轻的性格，加上合作十余年，做到了心领神会，水乳交融，手下的参谋也都成竹在胸，有条不紊。三野指挥部总是笑声不断，陈毅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层出不穷，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粟裕都忍不住开怀大笑。最神秘、最安静地要数四野指挥部。一位随军记者反复央求参观四野指挥部，参观后大惑不解，他在报道中写道：“人们难得看见前线最高司令员——林彪那白皙清瘦的面庞，他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了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那无言地图，一坐就是一天。”

足不出户而能算无遗策，这就是林彪的神奇之处。

林彪蛰伏斗室，还有伤病的原因。经过四年多的战争岁月，在指挥数十次重要的战役之后，林彪身体日渐虚弱，肺部创伤再度发炎，中枢神经衰弱。进山海关时，他还能在吉普车上昼夜兼程，渡过长江之后，他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打仗。中央几次要他休养，但是，强烈的复仇欲望和军人的好胜心驱使他强撑病体。林彪下决心要干净、彻底地打垮白崇禧，哪怕追到天涯海角，哪怕病得骨立形销。

四野兵分东、西、中三路，向南兜击，通过试探性的进攻，寻找白崇禧主力兵团的位置。其中，林彪亲自指挥由六个军十九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根据他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第四十九军推进速度惊人，把友邻部队拉下了一两天的行程，成为中路军的箭头部队。

这是一着暗招。林彪有意露出孤军深入的破绽，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吸引白崇禧的主力反噬，从而露形。

这又是一着险棋。第四十九军是久战之师，渡江以来，一直穷追不舍地跟着撵着桂军屁股打，已有疲惫之态，该军主要由东北子弟兵组成，深入南方，水土不服，酷热难耐，又不熟悉地形，而且还与后续部队脱节，一旦遭到优势兵力围攻，处境将十分危险。

白崇禧被林彪的骄纵所激怒，决心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召集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沉稳地表情透出成竹在胸的气度。他不厌其烦地分析道：“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大战连捷之下，林彪已经忘乎所以，他大概认为连连败退的我军已无还手之力、不堪一击了，以为有陈明仁部下带路就能轻车熟路、万无一失，竟敢轻兵冒进，在不知我方部署的情况下出险招走捷径。林彪的算盘打得精啊，他的计划是一下穿越我衡宝防线，直取衡阳，歼灭我军主力，然后直扑湘桂边境，端掉我们的老窝。他太小看我白崇禧和二十万精悍的广西子弟兵了。我们要在青树坪给他埋下绊马索。”

青树坪，又称青水平，位于湖南湘乡县西南一百四十里的莽莽群山之中，它是湘中通往湘南的必经之地。白崇禧先在湘乡作出大撤退的假象，然后命令已退守湘桂边境的桂军第三兵团乘夜色北进，在青树坪埋下口袋阵。白崇禧将前线指挥权交给桂军名将、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告诉他：“张司令官，请你牢记‘快、猛、狠’这三个字，这是当年四平血战制服林彪的要诀。”

当时的战场形势的确对白崇禧有利。首先是第四十九军伤病满营。当时任四野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的肖劲光战后追述道：“以四十九军为例，6月底从湖北天门一带出发南下以后，在两个多月中，病员多达一万三千多名，其中死亡一百三十多人，转院治疗的有两千七百余人。部队马匹也大量死亡，仅该军的一四七师就死了两百多匹战马。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是无法继续投入战斗的。”其次是第四十九军根据前线情报，认为白部已退缩于湘桂边境，遂提速锐进，结果毫无防备地闯入了桂军在青树坪的口袋阵，遭到桂系王牌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围攻，一下子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状态。

中伏的报告传到四野指挥部，参谋人员大惊失色，唯有林彪神色不变。他吃着黄豆，漏了一句：“有好战分子钟伟在军中坐镇，四十九军就是一个砸不烂的铜豌豆！”

林彪太了解了钟伟了。他是四野唯一从师长直接擢升为纵队司令员的将官。他爱打仗，气魄大，作风硬，为了取得战斗胜利，他可以将上级命令置诸脑后。在东北，他是少有的敢于对抗林彪命令的悍将之一。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有一段传神的文字记述了这段插曲：

钟伟是有名的好战分子。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靠山屯战斗，而且这一仗也比较能体现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和作风。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五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一纵队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9日，五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八十七师二六二团的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们的任务是打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的大房身，送上来门来的敌人给我打。”十四团一个冲锋，攻进姜家屯，俘敌二百多，王奎店连攻数次未下。有的老人说，正在这个时候，林彪来电报，命令五师速去大房身。钟伟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那知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跟二六四团的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林彪又来电报，催促执行总部意图。钟伟说：“我这儿都吃掉一个团了，一大堆俘虏，也拔不开脚呀。”十五团连冲四次都没有成功。这时，敌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林彪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钟伟一拍桌子：“谁再说走，我毙了他娘卖×的！”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打了，快让一纵他们都来配合我吧！”老人们说，这一次打了个本末倒置，把一纵和其他纵队都调过来了，把林彪都指挥了。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这一次又是抓大鱼的时候了，不过钟伟和四十九军这次扮演的是鱼饵的角色，钓鱼的人是林彪。

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在桂军疯狂反扑下，钟伟和他的第四十九军全体将士在不利条件，浴血奋战，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安全转出。桂军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斗的胜利，但终于暴露了其主力位置，更加危险的是，白崇禧经此一战，认为逆转了战役的形势，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他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宝庆两地之间待令，准备与四野决一雌雄。

“‘小诸葛’上当了！”林彪大喜过望，急令以第十三兵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和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组成的东路军分别占领芷江、粤北，从两翼突破敌“湘粤联合防线”，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的退路，同时令中路五个军靠拢作战，准备一举歼敌于衡宝战役之中。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林彪的轻松和自信。他亲自手书了中央军委致四野的回电：

（一）同意5日12时电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

（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林彪、邓子恢急令衡宝公路以北的部队就地集结，令西路军主力由黔阳、芷江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准备与敌会战。

10月5日下午，中路军一部插入衡宝公路以南的灵官殿，东路军逼近韶关，合围即将形成。就在这时，白崇禧发现了四野迂回部队，如梦方醒，他慌忙下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林彪也不放松，命令部队急速穷追，于祁阳以北包围了敌七军和四十八军大部。7日，林彪将此情况报告军委，10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对林彪拟在祁阳以北地区与敌决战表示赞许，电报说：

（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

（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

（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

（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这一战役，共围歼白崇禧精锐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大部，与此同时，西路军主力在右下江歼灭敌六十二师。桂军此次虽然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厄运，但桂军精锐共四个师全被“包了饺子”，白崇禧挨了林彪一记闷棍。

10月中旬，四野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发起广东战役，解放广州。

经衡宝、广东战役，敌已无力防守。但为挽回败局，白崇禧以剩下的五个兵团计十五万多人防守湘南东安、新宁和广西兴安、恭城、阳朔、荔浦一带，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公路组织防线，以图坚守广西。中央军委、毛泽东电令四野要以主力从祁阳、武岗向桂林、柳州前进，断敌西逃贵州的退路，将白崇禧、余汉谋残部聚歼于广西境内。林彪、邓子恢和参谋长肖克决定组成西、南、中三路大军围歼残敌，命令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迂回至百色、果德，断敌西逃入滇之路；以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一部为南路军，速进廉江、茂名、信宜地区组织防线，断敌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以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适时牵制敌人，待西、南路军断敌退路后，一起向敌发起攻击。在林彪主持下，四野参谋部又为白崇禧设下了一个陷阱。

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路白公馆召开军事会议，桂系主要将领李品仙、夏威、徐祖贻、赖光大、黄杰、张淦、徐启明、鲁道源参加了会议。白崇禧鉴于广西已成泥淖，不可久留，提出了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一是向西行动，转移至黔滇边域，进入云南。

向西，还是向南？会上，双方争执不下。白崇禧最后裁决为采用第一种方案，向海南岛撤退。他决定以黄杰的第一兵团一部驰援黔东，以张淦的第二兵团南下，指向陆川、廉江、遂溪，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也紧跟向信宜、茂名前进，以上各部均以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联系为目的；另外，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方向逐渐移向武宣、桂平、贵县，并以第五十六军防守柳北三江县，黄杰兵团余部担任桂柳之间的掩护。

11月6日，四野西路军秘密开进，半月后进入广西境内；18日，中路军沿湘桂铁路攻击前进；15日，南路军向廉江、茂名、信宜挺进，以隔断桂军前往海南岛的退路。白崇禧集团在三路大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下，挤成一团，蜂拥在通往海南岛的狭窄道路上。

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能否切断桂军撤向海南岛的通道。南路军总指挥陈赓严令部队不怕疲劳，不惜牺牲，先敌堵住粤桂咽喉，阻止桂军全军撤退。这时，林彪鉴于南路军过于突出，特别是第四兵团有孤军深入之虞，电令第四兵团歼灭广州逃敌后向北移动，协同四野中路军截击敌南撤殿后部队鲁道源第十一兵团。这种部署实际上减轻了对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钳制力，有使白崇禧集团大部漏网的危险。陈赓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于11月24日回电林彪转陈赓，指示“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据此，南路军先敌一步在桂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上筑起了一道阻击线。

白崇禧见南路军较为突出，又切断了他南撤之路，遂令第三、第十一兵团南攻，令进入广西的第十三兵团回头北击，企图南北对攻，吃掉南路军并藉此打开缺口。

白崇禧困兽犹斗，穷凶极恶。四野前线指挥部睹此情形，立即调整部署。林彪急令北路军迅速挺进广西，令李作鹏所率第四十三军由广州西进罗定，协同南路军歼敌于粤桂边境。24日，敌向廉江、茂名、信宜地区进攻，遭到顽强反击后被迫回窜，被第四兵团合围于博白地区；南线余汉谋一部乘隙窜占廉江，又被第四兵团十三军回师聚歼。

白崇禧的“南线攻势”被林彪挫败后，其第一、第十和第十一兵团残部分别撤至南宁、钦州地区，陷入了四野西、南、中三路大军的合围之中。至12月14日，白崇禧集团便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

林彪在战役之前，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活捉白崇禧。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指挥所也一再搬动，居无常处。白崇禧的密友程思远先生回忆道：

1949年11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中路开始进攻桂北，在小溶江击破黄杰兵团的七十一军，白崇禧即日将指挥所从桂林移驻柳州。11月24日，从贵州进入三江的解放军前锋进抵柳州的沙塘，白崇禧又从柳州奔南宁。

12月3日8时40分，黄杰与白崇禧接通电话，报告所部即向南宁移动。10时，白崇禧乘飞机飞逃海南岛。

第二天，白崇禧请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集中一切船只，抢渡即将到达的桂军。12月8日，白崇禧忧心如焚，电令黄杰、徐启明等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以策安全。”12月9日，他神情黯淡地对左右说：“四野分几路穷追不舍，部队或败或溃，能上船的很少。”

白崇禧夜宿舰上，无尽的感触涌上心头。从10月到12月，不足一百天，他的几十万部队全拼完了，“半世英名付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白崇禧不得不承认，在林彪面前，他这个“小诸葛”言过其实了。他心里清楚，在海南岛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

海南岛远离大陆，孤悬南海之中，与雷州半岛遥相对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龟缩于台湾的蒋介石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组成一根海上链条，互为依托，防卫台湾，“反攻大陆”。在海南岛这弹丸之地，蒋介石部署了十万步兵、五十多艘军舰和四十多架飞机，布置了一个所谓“海陆空立体纵深防御”工事，交由国民党琼崖总司令薛岳全权指挥。

解放海南岛，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横隔着琼州海峡。茫茫大海，浪急水高。四野部队一无渡海船只，二无空中掩护，三无海战经验。“东北虎”要变成“南海龙”，困难重重。

两广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林彪命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率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共十万人直接准备渡海作战。12月26口，林彪就任中南局书记，坐镇武汉，指挥海南岛作战事宜。

在第十五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第四十、四十三军及兵团指挥员在渡海时间、作战方式和战术运用上发生着相当尖锐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是早打还是晚打，是用木帆船渡海还是购买登陆舰渡海，是小型分批偷渡还是大规模渡海等问题上。

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他认为：早日发起海南岛战役，可以趁敌人立足未稳，打击敌人妄图“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们南线的安全，巩固国防。反之，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就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必然加强岛上的防御，还会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勾结美帝插手海南。那样，招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

第十五兵团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决定变陆军为海军陆战部队，用木帆船跨海作战，力争阴历年前发起攻击。

毛泽东十分关心海南岛战事的进展。1949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打电报给林彪，同意第十五兵团“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同时又指出，“要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鉴于准备工作不很充分，第十五兵团放弃了阴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计划。

毛泽东从苏联打电报给林彪，详尽分析了海南岛作战的特点，指示：希望海南岛的问题能在1950年春夏两季内得到解决。林彪即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参谋长洪学智亲临雷州半岛指挥。

在战前准备中，四十军和四十一军把缴获的汽车引擎拆卸下来装在木帆船上，改装成机帆船；把战炮装到机帆船上，左右定位，装备成“土炮艇”。这种土炮艇目标小，隐蔽性能好，易于接近敌人，而且造价低，时间短，可以大批量装备部队。很快，雷州湾、安铺港和流沙港泊满了一支支“土舰队”。

1950年2月10日，林彪命令李作鹏部四十三军派一个团先行渡海进行试攻。毛泽东电告林彪，“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方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3月，四十军和四十三军连续组织四次偷渡，获得成功。他们中，有的安全返回，有的进入岛内，与琼崖纵队会合。林彪遂令继续偷渡，以增强岛内我军力量和逐步占领滩头阵地，积小胜为大胜，等待时机成熟时，内外夹攻，一举解放海南岛。

林彪关于海南岛战役的这一设想和部署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遭到韩先楚的反对。韩先楚认为继续偷渡是错误的主张：

因为我们和兄弟部队连续四次偷渡，已使敌人摸清了我军偷渡的规律，并专门组织一个摩托化机动部队堵截和围剿。这种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战法，必然会拖延时间，贻误军机。况且，通过几次偷渡和其他侦察手段，我们对敌人部署已心中有数。

大规模登陆火力强，部队多，力量大，一定能胜利。

韩先楚建议林彪及早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林彪不予理会，继续电令部队组织偷渡。

韩先楚建议尽快发起攻势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从老船工、老渔民口中，掌握了琼州海峡的风向和潮汐规律。他获悉：每年从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风和偏北风，风顺浪和，利于南渡；谷雨过后，海面多为南风，惊涛骇浪，不利南渡。眼看清明即过，谷雨冉冉，韩先楚寝食不安。他向兵团、四野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分析大规模渡海作战与小型偷渡的利弊，并请林彪转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韩先楚的电报使毛泽东想起了一年前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渡海作战，“必须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显然，这是肯定和支持韩先楚建议。

上允下催，林彪不能再犹豫了。他指定韩先楚随军渡海，登陆后统一指挥岛上战斗。

1950年4月16日晚，雷州湾万船齐发，直驰海南。船队击退了敌舰的拦截，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占领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接应大部队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也从敌人背后打上来，前后夹攻。不足一个小时，薛岳吹嘘“固若金汤”的海南岛立体防线便告崩溃。

韩先楚立即指挥岛上部队利用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全线追击，将岛上敌军尽数歼灭。5月1日，海南岛获得解放。

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休养治疗。于是，他和七岁的女儿林立衡一起，第二次来到了莫斯科。

在这里，林彪受到了斯大林的盛情款待。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称林彪为“无敌元帅”，他半开玩笑地对林彪说：

“林彪同志，中国现在已经和平了。作为军人，你失去了用武之地。你才四十三岁，你不感到可惜吗？”

和往常一样，林彪的回答简短精炼：“一切为了和平。中国人天性爱好和平，军人也是如此。”

掌声骤起。

掌声中，林彪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本文摘自：《二十一世纪》，作者：高华，原题：《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时彭德怀虽然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已公开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9，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10。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怀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11。在其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下令当场扣押为彭德怀辩诬的锺伟将军，并发表文章，不指名尖锐批判彭德怀和捧毛12。

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正值全国性饥荒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之际，他在1960年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着”，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向毛献上忠心。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BernardLawMontgomery）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13。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开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但是林彪并没有消沉下去，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别出心裁，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在毛的威信受损的困难时期，林彪为毛保驾护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劳。其后林彪因布署调兵东南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身体累倒了，军委日常工作被毛转给贺龙代管，林彪又不出面了。他亲笔提醒自己：“千万记住”，对于对手的侮辱，应“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勿上敌箝制队，游击队的当”，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怀的教训：“庐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岂可为了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14在这之后的几年，林彪捧毛更加花样翻新：“突出政治”，“活学活用”，1964年5月，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更加霸道，给中央一线造成巨大的压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质量。林彪批评毛“搞权术”15，“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16。“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17。“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18。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毛）和斯（大林）”19，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20，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NikitaSergeyevichKhrushchev）“骂绝了（穿睡衣臭骂）”，“对（王）明斗绝了”21，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于在家里和老婆表达。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22。“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23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24，“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25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26。

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27应该说，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
 隐居中南是准备“日后出山”？ ——

本文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道》作者：徐焰，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71年夏秋之交的北戴河，早就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热闹场面。当年经常到这里来的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在那场运动中被打倒或“靠边站”，以及发配农村干校。

连干部疗养本身，也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批判。

过去夏季喧闹的十里海滩，此时显得很安静，多数地段人去楼空。只有少数身穿军装，此时还保留着特殊权力的人能在别墅区出入。

在原来的中央常委中，毛泽东已不到北戴河来休养，此刻他年纪已大，身体日渐衰老，已失去了搏击大海风浪的能力，所以愿意到南方而不再来北戴河。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后一人撑起主管国家经济运转的重任，日夜奔忙而没有闲暇，根本谈不上疗养。刘少奇、邓小平已被错误地打倒，陈云则已经“靠边站”，在党的九大上勉强选上个中央委员。朱德此时虽勉强保留在中央政治局内，却被当成“老右”的代表，夏天有时还到北戴河来住一小段。此时中央领导人中到北戴河海滨居住时间最多的，就是林彪。

当时林彪所住的房子，在距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那是一幢两层的小楼，为中直疗养院96号楼(现在编为62号)。

说来具有讽刺意味，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把疗养这类事情都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修正主义”来批判，然而极少数被标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特别是那个林彪，倒是在登峰造极的“革命化”运动中仍享受着特别的疗养待遇。他公开鼓吹横扫“封、资、修”，破除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自己的老婆和儿子却追求和享用西方的奢侈品。老百姓只剩下8个样板戏可看，林彪在北戴河住的96号楼中放映的却是进口影片，直至“九一三”前夜出逃时楼内还在放映香港的搞笑片……

了解真相的人，会认定这是最典型的虚伪，而林彪解放后的地位升迁，恰恰又是同这种虚伪联系在一起的。

当年林彪在台上时，曾被吹得神乎其神。“九一三”后开展批判时，他又被说得一文不值，是什么“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历来也不会打仗，云云。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此人怎么能从井冈山斗争时的一个连长，在战火激烈、生存淘汰异常严酷的斗争中很快升到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怎么能被委任为人民解放军最大的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在共和国授予元帅时，他又怎能被排在第三名，而且在1958年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呢？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审定的对林彪的评价，还是讲了两个方面：

林彪(1907～1971)，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种既讲功绩，又说罪过的态度，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

从林彪的履历看，他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地主家庭，原名育蓉(有时亦写作“育容”)，是家中的老二。其兄长年在家陪伴父母，其三弟、四弟都出来参加了革命工作，其中四弟在抗大毕业后便上了前线，于解放战争后期以团级干部的身份牺牲在山西战场上。

应该说，黄冈的林家大湾及其附近地区，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的确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对国家地质学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李四光。而林家堂兄弟中出现的“黄冈三林”──林育南、林育英(化名张浩)、林育容(林彪)，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林彪少年时期沉稳内向，善动脑筋。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各种进步思潮的兴起，林彪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他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只有16岁。林彪18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他与后来的国民党军重要将领高魁元同一个队，还住过上下铺。60年代林彪任国防部长，高魁元在台湾也任“国防部长”，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

北伐战争开始后，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便被分配到前线。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25师73团任排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血雨腥风的恶劣环境中，林彪选择了革命道路，他随本部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作为连长的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林彪由朱德选任工农红军第4军第28团的2营长，后由毛泽东任命为主力团第28团的团长。因他指挥作战有方，提升很快，到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转战于赣南、闽西时，他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升任红军第4军军长，时年23岁。可以说，他也是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多次重大战役，到1932年3月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来改称为军团长。林彪在指挥作战时，善于打突击。他本人也随着胜仗的增多，名声渐大并迅速提升，任军团总指挥时年仅25岁。

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也发生过动摇。如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曾主张化装分散行动，自己还跑了几天，随后又归队。在当时人心不稳的情况下能够回来，还算是不错，朱德、陈毅等领导也未追究，至于“逃兵”一说是在林彪被全国批判时才重提的。

在中央苏区开创初期，林彪对前途一度也感到悲观，曾经发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议论。对此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评这种思想。尽管发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在高级指挥员的位置上把武装斗争坚持了下来，这也应该肯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在1979年重新开设的陈列中，都恢复陈列了林彪的历史照片。黄克诚大将在1980年那篇关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讲话中，也肯定了林彪当年的战功。随后，陈云在对《辽沈决战》编写组的讲话中，也肯定了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功绩。

这才是尊重历史的正确态度！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便是林彪下级的萧克上将，在80年代所写的《记朱毛红军》中，也很客观地评价了林彪的优缺点。他的印象是林彪打仗愿意动脑子，是红军中有名且很受毛泽东欣赏的一员战将。不过此人也有缺点，性格内向狭隘，不愿同人交心。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不论林彪有什么缺点，其战功显赫还是主流，在全党全军有很高的威信。抗日战争中根据地流传的一首“抗战点将台”的歌，就把他排在第一名，即“师长林彪年纪轻”。解放战争中的东北地区，更是高歌“胜利的红旗呼喇喇摆，林总的命令传下来……”

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对林彪也有特殊的好感。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毛泽东便注意到这个年轻、言语不多且很会打仗的连长。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有意见分歧时，这个林彪马上站在支持自己的一边。据抗战期间在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老人回忆，毛泽东对其他到访的同志从不搞迎来送往，唯独对林彪是例外。当林彪从苏联治伤回来时，毛泽东早早等候在外面，一见面便拉着手走进窑洞。

从岗位的安排上，也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特殊倚重。抗日战争一爆发，八路军编成3个主力师，由原来中央红军编成的115师便由林彪当师长；解放战争中，五大战略方向中最重要、兵力最大的东北野战军，也交林彪负责。当然，历史证明这也是选用得人，除了在八路军中林彪因枪伤早早离阵外，其他任务都完成得令毛泽东十分满意。尤其是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林彪担任了其中两个战役的最高指挥员，也让全国革命军民敬佩不已。

林彪在1938年时因穿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骑马奔驰，被国民党山西军的哨兵误击了一枪，伤害了神经系统，在苏联医治几年也未彻底痊愈，回国后还是带病参与指挥了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林彪长期躺倒养病，抗美援朝不肯去，党的绝大多数会议也请假不参加。

据知情者说，林彪是在苏联治疗过程中，因医生使用药物过量，损伤了神经机能，才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拉肚、出汗等一些后遗症。林彪到北京后，在“林办”有两位保健医生，一位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一位是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可是林彪又不大相信医生，喜欢自己翻看《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从中选药吃。有时他很固执，要某种药吃，而医生又认为不合适或吃多了对他的健康不利，就想办法用代用品骗他哄他使用。

在林彪养病的时候，叶群等人对外都说“首长”的身体很健康，秘书关光烈因为向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汇报林彪怕水、拉稀，连山水画都不想看的事，就被认为泄密狠狠批了一顿。这种既养病，又对外声称身体还好的办法，显然是为日后出山做舆论准备。

据警卫说，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夜间穿衬衣睡觉，常被汗湿，出汗就容易感冒，只好注意控制室内温度，及时增减衣服。夏天温度高些，冬天温度低些。林彪没有盖过棉被，只盖毛巾被。北京医院院长经研究嘱咐说：盖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穿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身边的保健人员大体上按这个要求掌握温度，多数时间掌握在21℃左右。

林彪被批判后，外界的小道消息盛传他有吸毒问题，据他身边长期担任警卫的李文普讲这是言过其实。在50年代，林彪偶尔打过杜冷丁的针药，是因为吃狗肉拉肚止泻才使用。从1964年后的7年多，再没有见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林彪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药片，有时一夜连吃3次。有一次在天安门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大会上讲了错话，是因为夜里服了3次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属于少有的差错。

虽然林彪的生活习惯古怪，对警卫人员倒是并无苛求，容易伺侯。他吃的饭菜很简单，专门有一个厨师给他做饭，但有点偏食，吃的肉菜如感觉肚子不舒服拉稀，以后就不吃。平时的主食，就是吃点肉饼、青菜、馒头。林彪因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后来并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可不陪又不行。有一次他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

尽管林彪身体不好，却绝没有像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到了80年代以后，有的人说他“有精神病”、“行动失去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也是不真实的。

一些人夸大林彪的病情，并加油添醋，是想迎合读者好奇的趣味。有的人则是为了说明林彪是一个病体垂危的“重病号”，对叶群、林立果的罪恶活动“不可能知道”，“没有责任能力”，“林彪在叶群手上有时就像线牵的木偶”，甚至想以此说林彪是被“劫持”去苏联的，以改变已经定论的历史事实，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林彪因推说身体不好，解放后长期处于休养状态，在50年代以后他若真是这样躺下去，倒真是会在历史上全功而退，留下美名，可叹的是，这样一个在党中央常委中的头等病号却又在一个个历史关节点上跳上政治舞台，做了一幕幕令后人感到可悲的表演。到了后来，在投机失败后，林彪又从北戴河出逃，结果葬身于异国荒丘。

林彪此人从功臣变为祸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说，是极“左”的风潮不断升高和他本人野心权欲的随之上涨，导致了后来那幕令人感叹的悲剧。

1951年林彪曾接替周恩来主持了几个月中央军委工作，随后便病倒，一直休养不参加工作。在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却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不工作的病号反而当选一事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在这8年间林彪虽然一直养病，却读了不少书，而且注意观察政治风潮，对党内的不少事件都有所分析并在笔记中加以抨击。不过他蛰居在阴暗的不通风的密室之中，所写的许多格言、箴语、散记和感想，多数是对毛泽东的动向和好恶进行揣摸，许多判断和推测，都充满了恶毒、讥讽和近似谩骂的语言，很难想像这位自1928年上井冈山便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的人，竟会有这样的情感。

林彪内心明知极“左”的一套错误，却比别人更卖力地鼓吹，还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理论“创造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如关心政治者，都会记得“政变”论、“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论、“天才”论、“顶峰”论，都是林彪独出心裁的发明。

在搞个人崇拜时，林彪又装出最虔诚的姿态，有诸多登峰造极的令人作呕的表演。他那种“语录不离手”，而且每次出场都以特殊地手法挥动的形象，经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更是记忆犹新。

这种极端的两面派手法，真反映了品质的极度恶劣！

干这种虚伪的歌功颂德勾当，只能有一个目的，便是取得毛泽东的更大信任，就此攫取更大权力。在自己已经处于“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时候继续狂热地搞这一套，便只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
还是“功高震主”而投闲置散？——

本文摘自：《二十一世纪》2008年6月11日，作者：高华，原题：《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林彪是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军事统帅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语，深有韬略的军人政治家。林彪于1942年2月8日从苏联回到延安，从该年底至次年7月，奉毛命去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1943年10月13日，代表毛在西安和蒋介石再次见面。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只是捧毛，没有整人4，中共七大选举中委时，名列第七名。在40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中，林彪率领的“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立下旷世功劳。林彪在“四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四野”有军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南下期间和建国初，林彪先后被任命为华中局、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南军区司令员，党、政、军一把抓，统辖河南、两湖、两广、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实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过同级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

50年代初，林彪从公众生活消失，与他不去朝鲜领兵，身体不好有关。1950年10月18日，林彪在苏联曾和周恩来说，中央有需要，他随时回国5。建国后，林彪除了50年代初为出兵朝鲜，争取苏援和周恩来一同去过苏联，并在索契疗养一年，一直没有出国访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林彪恪守分际，未越逾自己的角色界限，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故而在党内，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于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50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班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为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6。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7。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8，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之后，彭德怀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
林彪直言为彭德怀洗清“反毛”冤案——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10年第6期，作者：徐香花，原题：《庐山会议为彭德怀洗清了一桩历史冤案》

会理会议的召开与历史公案的由来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但是，遵义会议后质疑毛泽东领导能力的“余波”依然存在。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四渡赤水后到会理期间，在红军中央领导层曾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当时，林彪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他曾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撤换新上任的中央领导。四渡赤水过程中，他一直埋怨说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后，林彪更加积极活动，煽动对毛泽东的不满。在会理休整期间，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和朱瑞都在旁边。他的这种错误做法遭到彭德怀的当即回绝，也遭到聂荣臻等人的严肃批评和警告。但林彪拒绝接受批评和警告，自己又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攻击四渡赤水，要求毛泽东下台。信写好后，林彪要求聂荣臻等人在信上签字，遭到了聂荣臻等人的严厉拒绝。林彪一意孤行，独自签上名字后把信上送了。

另外，在林彪写信事件之前，刘少奇曾以自己和杨尚昆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汇报自己同彭德怀及红三军团其他同志谈话的有关情况。当时，彭德怀是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任政委，刘少奇受中央军委委派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彭德怀曾就军中将士因缺乏根据地而疲劳作战的情绪及自己对红军下一步行动战略的意见，跟刘少奇谈过话。两天后，刘少奇根据同彭德怀及其他人谈话的情况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电报，并请彭德怀、杨尚昆等人在上面签字。彭德怀看过电报后因感觉与自己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最后电报以刘、杨的名义发给了中央军委。

刘少奇、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及林彪给中央三人小组的信，引起了中央领导小组成员的高度重视。193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以统一党和军队对战略方针及新的行动方针的认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开创革命新局面。

接到会议通知后，彭德怀从指挥攻打会理城的战场赶到会场，杨尚昆正生病发高烧，被用担架抬到会场，聂荣臻等也参加了会议，刘少奇没有参加会议。会上，与会者看了林彪的信，对林彪进行了严厉批评。毛泽东也对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林彪表白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没等林彪往下说，毛泽东接过话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会上，彭德怀也批评了林彪的信，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面对毛泽东的误会和批评，他采取了等当事者将来自己去申明和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会后，他既没有同林彪谈话，也没有作进一步申明。遗憾的是，林彪在会上和会后也没再作进一步的解释和申明。由此，毛、彭两人产生了误会。会上，毛泽东虽然主要是批林彪，但其不满的主要对象是彭德怀和张闻天。

会理会议后至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毛泽东一直不能释怀，曾四次提起此事，而事主林彪一直保持缄默，彭德怀也没有特别申明。由于林彪的缄默和彭德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造成了事实真相被错误的主观认识所掩盖，最终累积成一桩历史冤案。

庐山风云下历史冤案的澄清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时任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于7月14日以“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意见，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阅信后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并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随后，会议转入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阶段。毛泽东提出对彭德怀要采取“对事也要对人”“新账旧账一起算”，其中就包括会理会议的问题。这让彭德怀非常惊讶和失望。但与历次提及此事时不同，有人为彭德怀开脱。这个人就是林彪。虽然林彪在会上极力攻击彭德怀，但当毛泽东提及会理旧事时，坐在藤椅上的林彪胀红了脸，不紧不慢地插话说：在长征途中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作战，他事先没有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的，与彭德怀无关。林彪的一番表白，终于澄清了事实，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为彭德怀洗雪了一桩历史冤案！

或许是因为疙瘩结的时间太长了，会理旧事在毛、彭关系上投下的阴影始终没有彻底消除，从而给历史留下了遗憾。历史遗憾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我们不禁要问：林彪20多年何以一直缄口不言？是不是他觉得顺水推舟，把反“毛泽东”这一沉重历史包袱让彭德怀背下去对自己更合算？而在庐山会议上，他又为何当众站出来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是不是因为此时此刻权衡利弊，他觉得还是赶快与彭德怀撇清，表明在历史上自己同彭全无瓜葛为好？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恐怕只有林彪自己心里明白。这样的历史包袱太沉重了！这种澄清来得太晚了！正如彭德怀在自述中所说的：“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鼓励军队“突出政治”扩大毛泽东在军中影响 ——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作者：吴欣峰，原题：《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

会上有人提出“将帅不和”

军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又有人提出粟裕“告洋状”。这个问题好像题目挺大，但内容很少。粟裕曾到苏联访问，在与苏联总参谋长对口会谈时，交流了两国总参谋部的一些工作情况和做法。在会谈过程中，粟裕曾提出：总参谋部与国防部的关系，请苏联总参谋长介绍一下苏军的经验和做法。不知是翻译文字语言上的原因，还是对方没有正确理解，苏军总参谋长听了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再没有具体解释。粟裕听了，也没有再说什么。粟裕是总参谋长，又是国防部副部长，不会不知道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

从“总参谋长连批一辆汽车的权力都没有”，“告洋状”，要求下放等几件事说起，会议上一些人鼓噪；“将帅不和”。要求搞清，要求检讨，要求大会批判。

鼓德怀元帅一身正气，个性直爽，疾恶如仇，从善如流。听到会上有人鼓噪“将帅不和”，明知有许多事情与事实不符，但还是忍耐着。他好像看出：有人想故意把事情搞混，把问题拔高，看“笑话”，获渔人之利。

随着会上要把“将帅不和”的问题搞清楚的呼声越来越高，初经“四大”滋味的彭元帅，直性子人忍不住了。他说：“那就扯开，看看我这个恶婆婆有哪些丑行？”这句话里有严于责己的方面，但是好像欠缺全面考虑。扯开干什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在党小组会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小题大做，只能产生内耗，伤害同志感情，将帅两败俱伤，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当时在干部配置上，与前后也有些不同。在彭、粟之前，是周总理兼管军委工作，徐向前是总参谋长，没有到职，由聂荣臻代理。到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增设了军委秘书长一职，经毛主席提议：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粟裕任总参谋长。总参的事、军委的事是各有分工负责的。在粟裕之后，经毛主席提议：由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1959年林彪接任后，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粟裕大将作检讨，仍然坚持下放

军委扩大会议发展趋势，好像对粟裕、彭德怀都不利，是何原因？

继刘伯承、萧克等大会检讨之后，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检讨中表现出他的高尚风格。他不仅检讨了近几年来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而且还把历史上的缺点，犹如布袋里倒核桃似的，哗啦哗啦，全部亮了出来。例如，在华中地区工作时，群众挂他的画像，没有制止；建国初期，在华东地区工作时，对陈毅同志支持不够，等等。

粟裕检讨后，会议上再没有提什么，获得通过。陈毅听了粟裕的检讨后说：“自己检讨好，自己不说别人不好讲！”

粟裕检讨后，仍然坚持要求下放。“下放”是当时的新兴名词，与“将军下连当列兵”，都是光荣的。会上有人质问粟裕：是去当团长还是当师长？陈毅曾写道：“干部下基层，发动大建设；生根而落户，实际干改革。潜力猛发掘，生产开新页。岂仅为精简，下放路子阔。思想大革命，辉煌入史册。”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从5月28日开始到7月22日结束，共开了50多天。会议结束不久，粟裕被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保留国防部副部长职务。以后升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总参谋长一职，经毛泽东主席提议由黄克诚接任。如果粟裕当时是元帅军衔，好像会又有一番光景。当时条令规定：国防部长有权批准师级干部的任命调动。军级任免总理批准，兵团以上干部任免要经过主席批准。所以，粟裕调动是他本人要求，主席批准的，不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任免粟裕的职务。

会后，军委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建制，另成立训练部，归总参谋部领导；新任部长李作鹏中将是林彪的老部下，萧克被调离。原训练总监部两派，看起来好像争论很激烈，大字报铺天盖地，势不两立；军委扩大会议一过，好像时过境迁，云雨消散，分歧也不大。为什么争论那么激烈？这与1957年以来整风、反右、“四大”，以及“大跃进”、“敢想敢说敢干”……的形势有关；又有人从中策动，添加“佐料”，推波助澜。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限上纲，好像与过早提出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关。

粟裕的职务降低了，彭德怀的地位好像也不牢固。从这次军委扩大会结束时，全体与会人员合影大照片看出：彭德怀坐在靠边的位置，没有坐到按惯例应该坐的座位上；而林彪却坐到了紧靠毛主席的座位上。

责任

彭德怀名义上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他应负哪些责任？

一、被动。上有毛主席，毛在刚结束不久的八大二次会上不指名的批评彭，彭也对“大跃进”提出了不同看法。毛之外，又有了一个刚升上来的中央副主席林彪。笔者认为论德、才、资和贡献，提彭为宜，但提了林。彭忠心耿耿，但好提意见，上边不喜欢。提个“病员”似乎好驾驭，岂知，欲望更高更大。“欲取之必先与之”，不仅是“借钟馗打鬼”，欲取而代之。一上来就抛出了个人崇拜的糖衣炮弹，这一“法宝”十分厉害，十分了得！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好像要让“贤”，“无意苦争春”，显得被动。

二、会议没有按原定议程进行，而是顺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趋向发展；彭德怀好像也无法掌握和扭转。50多天的会议，就是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来复去就是那么几件事，几句话。

三、实际上，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人民解放军的日常训练、战备任务，已经作了很大更改，主要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思路开展。毛主席说：以钢为纲，纲举目张。“钢铁元帅升帐”了，部队就停下训练，以人力、物力支持大炼钢铁。毛主席说：以粮为纲，纲举目张。大办粮食，“粮食元帅升帐”了，部队停下来训练，又以人力物力支援农业。

毛主席说：大写诗歌好，全国军民都来写诗歌。部队放下训练，坐在那里写诗歌。

彭德怀不愧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开国元勋之一，优秀的共产党人和军事指挥员，人民解放军的楷模和统帅人物。杨尚昆曾经写文章评价彭德怀：“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霜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革命元老续范亭称赞说：“爽直将军贵姓彭，志如铁石气如鲸。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毛泽东称赞说：“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粟裕，和彭德怀一样，也是立有赫赫战功、富有军事指挥才能的统帅人物。在以后的年代里，受到林彪的压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用，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相应地避免了某些“政治漩涡”。他的一生，用实际行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正像他自己描写的那样：“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何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
犯错交学费：七千人大会上力挺毛泽东——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林彪独具匠心，认为犯错误是“付学费”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这里不能不交待一下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1月29日下午在大会上作的一次发言，该发言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林彪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所谈的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林彪首先肯定：“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这一观点真是新颖别致！

在谈到缺点错误时，他又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又是一番非同一般的高论。

然而，最具特色的则是林彪的这样一段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林彪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林彪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林彪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把这个“三种思想”说与刘少奇的一“左”一“右”之说相对照，的确是颇令人回味的。不可否认，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确实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林彪在1980年4月就曾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林彪讲这话是比较客观的。但问题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下，在大多数人都在对错误进行反思时，林彪的独具匠心的讲话就不能不说是别有所图了。林彪故意制造个人崇拜，讨取毛泽东的欢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是将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了“左”边去，产生了错误，把毛泽东历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加以神化，说成一贯正确而且永远是正确的，并结论说凡是出了问题，就是错误思想对毛泽东正确思想干扰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

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会后，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3月20日，毛泽东又就修改林彪的讲话写信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直到1965年11月底，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召开前十天，毛泽东还对即将前往苏州看望林彪的罗瑞卿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可见该讲话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

如果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准备要“打倒”刘少奇了，这肯定是不确切的。但毫无疑问，自此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而在从“不满”到“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林彪的那次讲话的作用至为明显。“文革”发动后，江青曾在一篇讲话中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是对林彪的讲话“内心是感激的”，也许，这可以为“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作一个注脚。在随后的日子里，林彪的升迁和刘少奇地位的下降乃至被罢黜几乎是同步，也就并非偶然了。
为吹捧毛泽东首先印发《毛主席语录》——

本文摘自：《中外书摘》2004第12期，作者：佚名，原题：《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

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图书是中国的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而今，时光才逝去三十余年，发行五十亿之巨的《毛主席语录》竞成了为数寥寥的收藏家搜寻的“文物”。在文物市场，由于稀少，一本《毛主席语录》竞能以高出原价百倍以上的价格出售。

有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士，她对《毛主席语录》仍怀有极特殊的感情。

是她最早提议并亲手编辑出版后来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记载着她的辉煌、她的艰辛与苦涩。她就是《解放军报》社已经离休了的编辑——田晓光。她向我讲述了自己参与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全过程：毛泽东的语录怎样变成《毛主席语录》

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以后，首先在全军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我当时在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语录卡片资料工作，为报纸选编毛主席语录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头上。在社里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中心，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说来也是很巧的。一次《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同志，带领人马到几家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语录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做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对我们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来说，太用得着了！唐平铸指示我们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来。由我负责重新整理，按我们设的专题重新整理，并把我们以前积累的充实进去，最后又做了校订。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就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毛主席语录天天见报后，部队里反应热烈。当时军人文化程度不高，战士多数是从农村招来的，有初中文化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了，让他们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原著有困难。而我们当时摘编的毛主席语录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简洁、最通俗、最精辟地讲出道理的语言，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这样，学习毛主席语录，战士们既学习了政治，又学习了文化，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林彪对他提出的语录登报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讲，《解放军报》经常按照当时的需要，把毛主席的语言摘出一部分登出来，底下也表示欢迎。

鉴于当时这种情况，我向报社领导提出了要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领导上十分赞成，但说要请示一下。

1964年第一个黎明，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我们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我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我一放下电话，立即拟定了编选计划，送报社领导批准后，马上投入了工作。

为了保证如期完成任务，领导上又调了一位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同志帮助我一块儿干。为了工作方便，我住到了报社，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个星期。我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我们索性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这年除夕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我的四个孩子，两个在学校住校，两个在幼儿园住托，平时很少能在一起。快过年了都盼望着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过个好年。

也就是在这年的除夕之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我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我手捧着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心里感到无限的欣慰，至今回想起来，都令人振奋。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16开本，其中共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

《毛主席语录200条》按期发到了与会代表手里。经过讨论，代表们除了提出增补意见外，还建议迅速印发部队。

我们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花了五天的时间，对《毛主席语录200条》进行了增补，题名改为《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月10日，《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队廖初江、李福生、黄祖示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就这样，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964年7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四篇文章公开发表。为使《毛主席语录》中有这部分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我们提出了再版意见。

我们的意见得到了批准。再版《毛主席语录》的编选，主要是内容的增减，原有的专题，没作大的改动，只是新增了三个专题。

早在1964年5月，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修改后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军报为此还发了消息。

为了部队指战员携带方便，还决定将《毛主席语录》改52开本，这也是最早的小开本《毛主席语录》。

在这本语录出版前，因为当时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我们建议请他为《毛主席语录》题词。并且提出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让我们将这四句话抄转给林彪。林很快写好，转了下来，当我拿到题词后，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我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

我拿着题词感到为难，总觉得不够完满，请示唐平铸，唐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制版算了！”我这才发送工厂制版。

《毛主席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提意见，在1965年《毛主席语录》再版时才做了技术处理。

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按出版惯例有个前言。由我起草后，经过唐平铸副总编审定，在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上，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了。

1964年下半年，《毛主席语录》决定再版后，为了进一步改进《毛主席语录》选编内容，切合部队的需要，报社领导指示我们下部队征求意见。

我到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副指导员孔祥秀说，《毛主席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前言”应该有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论述加进去。

回来后，我综合了部队干部、战士的意见，并专门将孔祥秀同志对前言的意见写了一条。报社领导同意，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的这段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加在了“前言”的开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惟一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后来被罗瑞卿同志删去——作者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

这个“前言”经过总政和罗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

《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在全国发行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又陆续收到许多不同意见，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我们据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并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修改好后，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

总政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并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我们根据总政和军报领导的指示，将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及提法，写进前言。交稿审定时，却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为了出版社便于《毛主席语录》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为好。这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上面。后来又由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国各个报纸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见报后，我与原署名“总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样在文字上核对了一遍，内容一点未变。

《毛主席语录》怎样从军内走向全国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才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册。

《毛主席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

因为《毛主席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我们只送了军委、各总部领导各一本审阅，未送中央。

最先是朱德同志，书出第五天，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主席、周恩来处也派人来拿。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住杨尚昆曾三次索要，还要求直接送到办公室，以免收不到。彭真、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

领导同志要《毛主席语录》，给就是了，可地方一些单位、个人来要却使我们无法招架，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军报请求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刘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求中宣部解决为好。”同时还规定了三条：“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

这三条实际上一条也执行不了。

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求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

口子一开就势不可挡了。从1964年5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毛主席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再版本正式出版。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我们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毛泽东本人赞成搞《毛主席语录》吗？

这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全文如下：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很快地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者我的手里。

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第一，看来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主席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毛主席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们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毛主席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毛主席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毛主席语录》的态度。

文革之初“朱毛会师”变“毛林会师”——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作者：李自华（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原题：《“朱毛会师”缘何成了“毛林会师”？》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由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胜利会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亦即“朱毛会师”。“朱毛会师”，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而且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多有回忆和追述。毛泽东于1936年在陕北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了师。”朱德为会师赋诗歌颂道：“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领导有方在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而据当时在场的何长工后来的回忆，为我们描述了朱、毛初次见面的动人场景：“朱德同志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儿，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深情。”

由此看来，“朱毛会师”这一历史事件不容置疑，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朱毛会师”却诡异地变成了“毛林会师”。这完全是林彪及其党羽的无耻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一方面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进行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另一方面恶意歪曲历史、极力塑造林彪的个人权威，为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段时期，林彪被定为“副统帅”、“接班人”，其“威望”达到空前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歌颂林彪的“丰功伟绩”，井冈山的革命历史被歪曲篡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贡献并不突出的林彪被有意地放大和美化，“朱毛会师”被篡改成“毛林会师”。在1967、1968年出版的关于林彪的生平传记中，出现了“毛林会师”的说法，如“一九二八年四月由林彪、陈毅等同志率领的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与毛主席的部队会师”。林彪的党羽还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挂起了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讲解员在那里向参观者介绍说：1928年春，林彪同志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会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林彪及其党羽偷天换日、颠倒黑白的丑恶行径，群众感到十分不满。

对林彪一伙篡改历史的行径，朱德本人表现出异常的严肃和冷静，他相信党组织，相信历史终究会还清白于人民。1969年国庆节，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到北京探亲。她疑惑地问朱德：“爸爸，过去我们学历史，讲的是毛主席和您在井冈山会师，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这是怎么回事？”朱德回答说：“井冈山会师，那是历史，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你们要相信毛主席，以后事情会弄明白的。”“我跟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了，就是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我自己才有今天，我们党才有今天，国家才有今天。”

“毛林会师”变回“朱毛会师”，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并且与古巴外交官加西亚有着直接的联系。当年，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加西亚是一位中国通，对中国革命史非常熟悉。他看了展览后向中方提出了意见，井冈山究竟是“朱毛”还是“毛林”会师？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随即批示要求加以改正。在毛泽东的批示下，“毛林会师”最终变回了“朱毛会师”。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因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仓皇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自绝于党和人民，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林彪一伙伪造历史的问题上，邓小平持有与朱德相同的观点。1972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与吉安地委的同志交谈中了解到林彪企图篡改井冈山历史一事时，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13日，邓小平参观宁冈砻市“朱毛会师”之地。当讲解员讲到林彪篡改“朱毛会师”为“毛林会师”时，邓小平又插话说道：“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
林彪为何不让祝他身体“永远健康”？ ——

本文摘自：《浙江老年报》2007年1月26日 第00003版：往事，作者：佚名，原题：《林彪为何不让祝他永远健康》

林彪写了一封信

1967年6月16日，林彪给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

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林彪为什么要写信

林彪为什么写这样一封信？它说明和反映了什么？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记述：1967年夏，一天，林彪叫秘书，由他口授了一封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他要求把这封信印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群众组织。又叙述这封信送到总理手中后，总理表示此举没有必要。但林彪想“突出主席”的心情十分迫切，就绕开中央办事机关，派林办工作人员径自把此信送到军内一个印刷厂，印了几千份，以便随时分发。碰巧，那几天人民大会堂接连举行群众聚会，林彪一听说就派警卫人员拿几十份到会场散发。这里的叙述非常生动，把林彪“诚惶诚恐”、“虔诚谦恭”的态度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了。但我认为这个回忆和叙述，似乎还未揭示事情的底蕴，即没有回答林彪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认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回忆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关锋不止一次地说，1967年，有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革命样板戏，头里并排坐着毛泽东和林彪，他正好坐在他们后面。戏开演前，台上报幕员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关锋说，当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时，毛泽东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林彪未说话，微微一笑。很快，林彪给中央文革小组写来一封信，提出不要宣传祝他“永远健康”。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讨论这封信，会上有争论，有人说为什么不能宣传？这是对林彪的崇敬和尊重。关锋说，我管宣传，我的意见是，既然林副主席这样讲了，“恭敬不如从命”！此后，在报刊上也基本没有这样的宣传了。

林彪的精明尽现其中

关锋讲的“毛主席转过头来对林彪说……”仿佛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其内涵深刻而丰富，很值得体会和品味。让我们翻检一下当时的报纸，看看是什么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变化。

新华社关于1967年“五一”劳动节活动的报道，不仅在正文中，而且在提要中，都赫然用很大的字体写着：“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彪同志永远健康！”新华社1967年6月16日讯载：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观看了上海市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演出开始时，一位报幕的演员走到台前，激动地高声颂道：“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而在林彪写信之后，见诸版面的报道中就再也看不到祝林彪“永远健康”的话了。宣传归宣传，实际归实际。在群众场合，仍然是两个口号并提、并列，一直到林彪毙命，因为在当时这是没法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人的魅力能和毛泽东并列，许多人有这种心态，包括林彪、周恩来也有这种心态。1946年在延安为朱德贺六十大寿时，有“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1949年刚进城时，喊了“毛主席万岁”还有“朱总司令万岁”，而建国后，除了“毛主席万岁”就没有其他了。林彪1967年6月16日致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要求不要把他和毛主席并提，不要宣传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突出地表现了林彪的精明。
江青提议把林彪名字写进党章 称要使全国人民放心——

本文摘自《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报告》，作者：马祥林，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大预备会上，为推选大会主席团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发生了意外的小插曲。

毛泽东突然提议，推举坐在身边的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

本来这个位置是非毛泽东莫属的，林彪丝毫没有精神准备，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慌忙喊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再次向台下的代表建议：“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这次不等代表们回答，林彪就先喊道：

“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说完，林彪带头把手高高举了起来。

于是，人民大会堂内的全体代表，除了毛泽东之外，全都高高举起了手。

毛泽东一看，也就同意自己当大会主席，并立即提议林彪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也获得代表们的一致通过。

毛泽东致完开幕词后，按照大会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共分成8个部分，系统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与实践。

从4月2日起，至14日，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了分组讨论，主要内容是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

4月14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召开了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全体会议上分别讲了话。这预示着，讲话的5个人将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

陈伯达在讲话中，赞扬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开拓了前人没有探讨过的各个领域，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来没有一个会议像我们这个大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为我们而欢欣鼓舞，帝、修、反、蒋匪却为之胆战心惊”。

康生先是介绍了新党章的起草和修改经过，然后用大量篇幅称赞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康生还说，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新修改的党的章程中，破天荒地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内容，写进了党章。

这个建议，最初是江青提出的。

早在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的时候，江青就提出：

“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一定要写上！”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再次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在九大会议讨论修改党章时，江青作了如下的说明：

“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负责党章修改草案起草工作的张春桥，更是第一个响应江青：“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也同意把这件事写进党章。他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应当写入党章的。”

报告的起草者向毛泽东汇报说，大部分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说：

“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于是，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名字赫然写进了党章第一篇。九大制定的新党章，将林彪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未来的5位常委，还有几位工农兵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

他们是：代表军队的黄永胜、代表工人造反派的王洪文、代表农民的陈永贵、代表珍宝岛前线解放军官兵的孙玉国、代表妇女界的尉凤英、代表革命干部的纪登奎等。

其中孙玉国的发言尤为引人注目，当时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进行了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代表们听了孙玉国介绍的前线解放军指战员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事迹后，非常激动。毛泽东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带头热烈鼓掌，并与孙玉国握手，还发表了即席讲话，强调要发扬50米拼搏的革命精神，准备打仗。

最后，大会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中得势的林彪、江青两个政治集团的阶段性成功，也是这两个集团为争夺权利而分裂斗争的开始。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21名政治局委员中，属于林彪集团系列的干将及其盟友达12名之多，占60％，稳操多数。

九大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以外，另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这关系着今后由谁来主宰中国命运的问题，因而历来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的规定：

“党的选举必须能够充分表现选举人的意志，党的组织和选举人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应当经过选举人的讨论。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并且必须切实保障选举人有批评、不选和调换第一个候选人的权利。”

这些保障党员和党代表民主权利的规定，在九大修改之后的党章里都找不见了，而用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把协商放在选举之前，并取消了“无记名投票”的规定，从而为阴谋家和阴谋集团玩弄权术、操纵选举开了方便之门。

1969年4月15日，九大开会期间，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发出了关于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办法：中央委员加候补中央委员的总人数不超过250人；各类人员的比例，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中央文革碰头会的12人，以及军委办事组的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原八届中央委员97人和候补中央委员73人被提名为九届候选人的，限为53人。这样，大多数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被选举权就被剥夺了。

在各小组酝酿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也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即使是造反派内部，各阵营之间也争得不可开交。张春桥、姚文元等极力为上海的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金祖敏等争得了候选人的资格。

而一些没有造反背景的代表，如纺织工人出身的郝建秀，是著名的劳动模范，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有才能，本来山东代表团提名她为候选人，但康生等却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为由，坚决反对把她列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

4月11日，在大组召集人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毛泽东的意思是把一批老干部列入候选人名单。结果，经过有意的安排，一些老干部当选了中央委员。

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比原计划要选的要多，这是因为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进入候选人名单的达到279人，超过计划29人。经过投票，这279人全部当选，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

4月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林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投票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堂主席台前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另一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形成了政治上极富暗示性的局面。

选举结束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随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于4月28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除这5人常委之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是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九大作了这样的评价：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71年9月12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召开的中央会议，实际上已经陷于停顿。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已经把注意力放到了林彪身上。

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北京乘火车去南方视察。他每到一个省、市都要找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几次谈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问题，点名批评林彪、陈伯达和黄永胜等人。

毛泽东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就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重申了“三要三不要”的观点：“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的周恩来，已经接到叶群不久之前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要动一动，并谎称山海关机场没有专机，而事实上林彪的专机256号，就停在山海关。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22分，林彪的红旗轿车从北戴河住地，飞速驰到山海关机场，直接停到了林彪的专机三叉戟256号附近。汽车还没有停稳，叶群等人就跳下来，慌慌张张地从驾驶舱门底下，攀着驾驶舱的小梯子爬上了飞机。

时针指向13日零时32分，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飞机还没加满油，机组人员还没上齐，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飞机，甚至机舱门还没来得及关上，机场的滑行灯也没有开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做了请示，毛泽东沉痛地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9月13日凌晨1点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

又过了一会儿，256号飞机在雷达的荧光屏上消失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三叉戟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的现场发现了9具尸体，后来经过辨认，有林彪、叶群、林立果，以及其他6个人。

9月13日下午，当中国外交部接到从蒙古国传来的消息，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国境内失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刚刚服过安眠药，在人民大会堂里入睡，周恩来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

由于事关重大，周恩来被工作人员叫醒。

随即，周恩来交办的几件事，要外交部立即去办。

周恩来的指示分3点：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启；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当日下午5点58分，符浩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口处走进人民大会堂北门，把周恩来要的文件交给站在走廊等候的王良恩。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已经齐聚人民大会堂，就连平时不参加会议的董必武也来了。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已于下午2时乘蒙方专机，前往林彪飞机坠毁地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进行现场观察。

9月18日凌晨1时，使馆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蒙古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孙一先被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他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拿出，交给符浩，马上进行了冲洗。

当天晚上11时许，符浩和姬鹏飞、韩念龙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他们尽量在离周恩来较近的沙发坐下，低声汇报了有关问题。

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被领进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和他握手，孙一先汇报完情况后，时间已是22日凌晨2时多了。

大会堂餐厅的服务员送来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周恩来叫服务员另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吃过宵夜，会接着开下去。

周恩来派人把李德生、邝任农、吴法宪等人找来，把大使馆拍下的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让他主持研究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

杨德中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此时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仔细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再根据孙一先带回的使馆汇报材料，一致认为飞机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时，不慎坠毁的。

凌晨4点多钟，杨德中又转回大会堂福建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分析结果。

周恩来命人把蒙方提出的两份文件稿子各抄写一份，字要写得大一些，然后亲自将稿子和那些现场的照片，送给了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毛泽东主席。

等符浩他们走出人民大会堂北门时，东方的天色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回头望去，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周恩来仍在不倦地工作着。

10天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对林彪的同党进行逮捕。

9月24日上午9点，黄永胜、李作鹏都依照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准时来到大会堂福建厅。邱会作是周总理在机场亲自告诉他的，所以他紧跟着周总理到了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到场的。只有吴法宪磨蹭到了9点10分，才进入福建厅。

黄、吴、李、邱都是军人，为了防止他们反抗，警卫战士在行动前就把福建厅里的烟灰缸、茶杯都拿走了。在“四大金刚”到齐后，周总理对他们说：

“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据中央警卫局当时的副局长邬吉成回忆，林彪事件之后，中央警卫部队进入甲级战备。因为得知林立果小舰队曾策划谋杀毛主席，方案中有利用空军从空中进行袭击的设想，为了防备来自空中的打击，中央核心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防空能力，新成立了一个由高射机枪、高炮部队组成的“机炮”大队，并在毛主席等中央核心领袖办公及住所附近布防。

机炮大队原准备分布两处：一处在故宫，一处在钓鱼台。预定将机枪和高炮架设在故宫的西华门边上的屏风楼上，在实施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钓鱼台的点部署比较顺利，高射武器就架设在国宾馆的南面。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深受刺激和震动，害了一场大病。这期间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切做了反复的审视和思索，曾几次做出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的一些错误并亲自提出对一些冤、假、错案要予以纠正。例如为“二月逆流”平反，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让一些老同志恢复工作等等。

林彪集团的覆亡，宣告“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

核心提示：这个建议，最初是江青提出的。

早在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的时候，江青就提出：

“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一定要写上！”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再次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在九大会议讨论修改党章时，江青作了如下的说明：

“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负责党章修改草案起草工作的张春桥，更是第一个响应江青：“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本文摘自《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报告》马祥林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大预备会上，为推选大会主席团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发生了意外的小插曲。

毛泽东突然提议，推举坐在身边的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

本来这个位置是非毛泽东莫属的，林彪丝毫没有精神准备，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慌忙喊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再次向台下的代表建议：“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这次不等代表们回答，林彪就先喊道：

“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说完，林彪带头把手高高举了起来。

于是，人民大会堂内的全体代表，除了毛泽东之外，全都高高举起了手。

毛泽东一看，也就同意自己当大会主席，并立即提议林彪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也获得代表们的一致通过。

毛泽东致完开幕词后，按照大会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共分成8个部分，系统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与实践。

从4月2日起，至14日，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了分组讨论，主要内容是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

4月14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召开了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全体会议上分别讲了话。这预示着，讲话的5个人将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

陈伯达在讲话中，赞扬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开拓了前人没有探讨过的各个领域，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来没有一个会议像我们这个大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为我们而欢欣鼓舞，帝、修、反、蒋匪却为之胆战心惊”。

康生先是介绍了新党章的起草和修改经过，然后用大量篇幅称赞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康生还说，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新修改的党的章程中，破天荒地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内容，写进了党章。

这个建议，最初是江青提出的。

早在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的时候，江青就提出：

“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一定要写上！”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再次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在九大会议讨论修改党章时，江青作了如下的说明：

“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负责党章修改草案起草工作的张春桥，更是第一个响应江青：“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也同意把这件事写进党章。他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应当写入党章的。”

报告的起草者向毛泽东汇报说，大部分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说：

“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于是，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名字赫然写进了党章第一篇。九大制定的新党章，将林彪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未来的5位常委，还有几位工农兵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

他们是：代表军队的黄永胜、代表工人造反派的王洪文、代表农民的陈永贵、代表珍宝岛前线解放军官兵的孙玉国、代表妇女界的尉凤英、代表革命干部的纪登奎等。

其中孙玉国的发言尤为引人注目，当时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进行了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代表们听了孙玉国介绍的前线解放军指战员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事迹后，非常激动。毛泽东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带头热烈鼓掌，并与孙玉国握手，还发表了即席讲话，强调要发扬50米拼搏的革命精神，准备打仗。

最后，大会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中得势的林彪、江青两个政治集团的阶段性成功，也是这两个集团为争夺权利而分裂斗争的开始。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21名政治局委员中，属于林彪集团系列的干将及其盟友达12名之多，占60％，稳操多数。

九大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以外，另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这关系着今后由谁来主宰中国命运的问题，因而历来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的规定：

“党的选举必须能够充分表现选举人的意志，党的组织和选举人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应当经过选举人的讨论。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并且必须切实保障选举人有批评、不选和调换第一个候选人的权利。”

这些保障党员和党代表民主权利的规定，在九大修改之后的党章里都找不见了，而用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把协商放在选举之前，并取消了“无记名投票”的规定，从而为阴谋家和阴谋集团玩弄权术、操纵选举开了方便之门。

1969年4月15日，九大开会期间，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发出了关于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办法：中央委员加候补中央委员的总人数不超过250人；各类人员的比例，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中央文革碰头会的12人，以及军委办事组的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原八届中央委员97人和候补中央委员73人被提名为九届候选人的，限为53人。这样，大多数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被选举权就被剥夺了。

在各小组酝酿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也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即使是造反派内部，各阵营之间也争得不可开交。张春桥、姚文元等极力为上海的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金祖敏等争得了候选人的资格。

而一些没有造反背景的代表，如纺织工人出身的郝建秀，是著名的劳动模范，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有才能，本来山东代表团提名她为候选人，但康生等却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为由，坚决反对把她列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

4月11日，在大组召集人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毛泽东的意思是把一批老干部列入候选人名单。结果，经过有意的安排，一些老干部当选了中央委员。

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比原计划要选的要多，这是因为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进入候选人名单的达到279人，超过计划29人。经过投票，这279人全部当选，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

4月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林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投票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堂主席台前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另一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形成了政治上极富暗示性的局面。

选举结束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随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于4月28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除这5人常委之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是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九大作了这样的评价：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71年9月12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召开的中央会议，实际上已经陷于停顿。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已经把注意力放到了林彪身上。

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北京乘火车去南方视察。他每到一个省、市都要找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几次谈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问题，点名批评林彪、陈伯达和黄永胜等人。

毛泽东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就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重申了“三要三不要”的观点：“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的周恩来，已经接到叶群不久之前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要动一动，并谎称山海关机场没有专机，而事实上林彪的专机256号，就停在山海关。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22分，林彪的红旗轿车从北戴河住地，飞速驰到山海关机场，直接停到了林彪的专机三叉戟256号附近。汽车还没有停稳，叶群等人就跳下来，慌慌张张地从驾驶舱门底下，攀着驾驶舱的小梯子爬上了飞机。

时针指向13日零时32分，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飞机还没加满油，机组人员还没上齐，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飞机，甚至机舱门还没来得及关上，机场的滑行灯也没有开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做了请示，毛泽东沉痛地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9月13日凌晨1点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

又过了一会儿，256号飞机在雷达的荧光屏上消失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三叉戟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的现场发现了9具尸体，后来经过辨认，有林彪、叶群、林立果，以及其他6个人。

9月13日下午，当中国外交部接到从蒙古国传来的消息，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国境内失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刚刚服过安眠药，在人民大会堂里入睡，周恩来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

由于事关重大，周恩来被工作人员叫醒。

随即，周恩来交办的几件事，要外交部立即去办。

周恩来的指示分3点：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启；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当日下午5点58分，符浩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口处走进人民大会堂北门，把周恩来要的文件交给站在走廊等候的王良恩。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已经齐聚人民大会堂，就连平时不参加会议的董必武也来了。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已于下午2时乘蒙方专机，前往林彪飞机坠毁地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进行现场观察。

9月18日凌晨1时，使馆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蒙古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孙一先被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他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拿出，交给符浩，马上进行了冲洗。

当天晚上11时许，符浩和姬鹏飞、韩念龙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他们尽量在离周恩来较近的沙发坐下，低声汇报了有关问题。

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被领进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和他握手，孙一先汇报完情况后，时间已是22日凌晨2时多了。

大会堂餐厅的服务员送来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周恩来叫服务员另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吃过宵夜，会接着开下去。

周恩来派人把李德生、邝任农、吴法宪等人找来，把大使馆拍下的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让他主持研究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

杨德中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此时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仔细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再根据孙一先带回的使馆汇报材料，一致认为飞机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时，不慎坠毁的。

凌晨4点多钟，杨德中又转回大会堂福建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分析结果。

周恩来命人把蒙方提出的两份文件稿子各抄写一份，字要写得大一些，然后亲自将稿子和那些现场的照片，送给了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毛泽东主席。

等符浩他们走出人民大会堂北门时，东方的天色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回头望去，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周恩来仍在不倦地工作着。

10天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对林彪的同党进行逮捕。

9月24日上午9点，黄永胜、李作鹏都依照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准时来到大会堂福建厅。邱会作是周总理在机场亲自告诉他的，所以他紧跟着周总理到了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到场的。只有吴法宪磨蹭到了9点10分，才进入福建厅。

黄、吴、李、邱都是军人，为了防止他们反抗，警卫战士在行动前就把福建厅里的烟灰缸、茶杯都拿走了。在“四大金刚”到齐后，周总理对他们说：

“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据中央警卫局当时的副局长邬吉成回忆，林彪事件之后，中央警卫部队进入甲级战备。因为得知林立果小舰队曾策划谋杀毛主席，方案中有利用空军从空中进行袭击的设想，为了防备来自空中的打击，中央核心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防空能力，新成立了一个由高射机枪、高炮部队组成的“机炮”大队，并在毛主席等中央核心领袖办公及住所附近布防。

机炮大队原准备分布两处：一处在故宫，一处在钓鱼台。预定将机枪和高炮架设在故宫的西华门边上的屏风楼上，在实施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钓鱼台的点部署比较顺利，高射武器就架设在国宾馆的南面。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深受刺激和震动，害了一场大病。这期间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切做了反复的审视和思索，曾几次做出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的一些错误并亲自提出对一些冤、假、错案要予以纠正。例如为“二月逆流”平反，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让一些老同志恢复工作等等。

林彪集团的覆亡，宣告“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
“九大”后主席欲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 惹林彪不满——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6月9日，作者：王海光（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原题：《张春桥之死》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用“病亡”一词，简略报道了“文革”显贵张春桥于4月21日亡故的死耗。张春桥死了。但此日终结的只不过是一具生物躯体，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终结了。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以人民和法律的名义，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

“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入了中国政治最高层，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是“文革”极左派的扛鼎人物。上至建国元勋，下至各方大员，都是任意损贬，可谓神气活现。

在“文革”十年中，张春桥是一个全须全尾活动其中的重要角色。“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前期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在“文革”后期盖以“四人帮”统称。经过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淘汰，“中央文革”的“首长”仅剩三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大”后，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

对其四人，郭沫若曾在一首词中逐一做了点评。政治流氓冠王洪文，文痞冠姚文元，狗头军师冠张春桥，精生白骨冠江青。世人皆称贴切。但细分开来，四人的分量还有所不同。王洪文虽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质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担当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坛上的政治棍子，所长是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方面，并无实际的政治干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领军人物，然胸无点墨，口无遮拦，惯于闹事撒泼，招摇惑众，所倚仗者无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当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类。张春桥不苟言笑，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论水平”还要胜姚文元一筹，而且心计细密，权谋深远，还颇有些搞“左”的胆气。是“文革”发动的点炮者，“全面夺权”的首创者，又是竭力坚持“文革”路线，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纠“左”整顿的前台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是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张春桥在揣摩“上意”上堪称“能臣”，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在1958年大跃进中，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思。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跑到上海，在张春桥的协助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张春桥也因此为领袖看中，参与制定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迈出了他从上海进入中央高层的关键一步。

1966年11月，张春桥处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众卧轨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此时，他不过是“中央文革”仅奉末座的副组长，却胆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见于不顾，擅自按造反派意愿签订了协议。张春桥此举，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动了对党政部门的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全国夺权运动的第一炮。上海夺权符合毛泽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意图，他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此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张春桥则居“夺权”的首功。张春桥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契合了毛泽东的意图，对“文革”运动的升级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发生了从谋臣到政客的转变。

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理论化归纳时，张春桥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张、姚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代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其内容做了权威性的概括，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张春桥、姚文元担纲的。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为维护“文革”路线，提出“学理论”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写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认为他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容。张春桥据此写出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文革”后期“左”倾理论的两大代表作，在社会上遗毒深广。

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泽东对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欣赏的，曾有“能力强”的称赞。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起了一场对张春桥等人的攻击。毛泽东认为，这是要否定“文革”路线，予以迎头痛击。在林彪事件后的批林纠“左”问题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发生分歧，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张春桥批林彪“极右”实质的意见。即使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也是肯定他们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离不开他们。甚至对党内一些老人告状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也是置之不理。他一直用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文革”力量的政治砝码。但历史毕竟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作为“文化大革命”同生共息的张春桥之流已被“彻底否定”，但产生他们的社会土壤是否彻底清理干净了？对张春桥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符号的文化清理还会继续下去。
林彪批张春桥 许世友：我再给“鳝鱼眼”补一枪——

本文摘自：《战将韩先楚》，作者：张正隆，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从红军到八路军，除在抗大2期学习9个月外，韩先楚在林彪麾下只有平型关一仗，还未打上。自到东北后，他就受林彪指挥了，一直打到海南岛。可开头一个在南满，一个在北满，后来根据地连成一片了，进关了，南下了，也难得见面，只是那还用见面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随后的夏、秋、冬三季攻势，那些战役、战斗的“打点”，时间愈久愈显清晰、夺目。别说他曾亲历其中，就是那没打上的平型关战斗，他从中悟得的东西就比亲历者少吗？还有在我军刚进东北后关于和战前景的大战略上，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目光。25年后他在福建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林彪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是无根无据地望空扑影吗？

生活中有“手把手教”一说。其实，这是只有对刚刚举足学步的幼儿才用得着的。高明的老师是从来不手把手教的，如此教出来的学生又有几多成器的？真正成才，而又有杰出贡献的人，首先离不开勤奋、认真，还需要悟性、灵性，即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天才，之前就讲天才，讲“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韩先楚是承认、并相信有天才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差距很大，大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称之为天才了。毛泽东是大天才，林彪是军事天才。吴焕先是全才，可惜英年早逝，未来得及展示，不为人知。有人说他也是个天才，打仗的天才。只读一年书的大老粗，身经百战从未打过败仗，说明了什么？自己与自己比，起码比起干别的什么行当来，在打仗上他就是个天才。他嘴上从未这样讲过，但他自信，非常自信。

只是天才从来都是立足于大地上的。当毛泽东“万寿无疆”地成了神，林彪也“永远健康”地成了半仙，韩先楚这位老部下就云里雾里找不到老首长“林总”的北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韩先楚刚睡着，周恩来打来电话，劈头一句：“‘老病号’跑了。”

韩先楚莫名其妙。在他的心目中，“老病号”从来都是徐海东。经常往北京给老军长捎东西，连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是给“老病号”的。这回才明白，不同的层次、圈子，是有各自的“老病号”的。可直觉告诉他，即便徐海东不是去年去世了，这个“老病号”也不会是徐大将，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又会是谁呢？

周恩来的回答妙极了：“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

他还是不大明白。而当他终于明白了，就站在那儿愣了、蒙了、傻了。

这怎么可能啊？！

他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威望，然后就是人民--我是被主席打过招呼的，多少有点知觉了，尚且震惊如此，又该怎样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呀？！

其实，他早就对林彪感到迷惑不解了。

最让他迷惑不解的，是在公开场合，林彪高举语录本，紧跟毛主席，讲了那么多颂扬“文化大革命”的话，可向他请示汇报福建的问题，却从来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第一次好像是1966年底，记不得什么事了，肯定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他打电话请示林彪怎么办，秘书接的电话。他以为很快会有回答，却一直没有。不久，有人说林彪病了。他认为这回肯定病得不轻，打电话询问，秘书说还是老样子。就问上次请示“林总”的问题有什么指示，秘书说已经汇报首长了。汇报了怎么没有回话呀？他觉得挺奇怪的。

福州“四联会”（即福州军区、福建省军区、福建省委、省革委会联席会议）揭发的材料，说他给林彪打电话、写信、去林彪家160多次，却未说从什么时间起止。建国后林彪长期休息养病，那时候他就常打电话问候一下，有机会还去看看老首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请示汇报就更多了。1962年紧急战备期间打的电话，差不多就有这个数，1969年战备又打了多少电话？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打多少电话又有什么用？就像“九一三”事件后，从林彪家中搜出的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说的那样，中央、军委一再强调要请示报告，可下边请示报告多少次了，上边答复什么了？他指责的仅仅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吗？不也包括林彪吗？

气愤之中，始终萦绕心头的就是：林彪怎么了？这还是战争年代的那个“林总”吗？

战争年代，每次战役、战斗的企图、方案、思路、步骤，你的任务，林彪都是那么清晰、明确而又具体。你有什么不懂的或是战场情况变化，需要改变打法，请示报告，有问必复，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而且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复你。还唯恐你搞不懂他的思想或是给弄歪了扭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等，把一些战术原则用通俗易记的语言，让士兵都能懂得，在实战中运用。哪像“文化大革命”中，净是些玄而又玄的空话、大话、绝话呀？

西藏军区副司令、老部下郑需凡来看他，说现在的事情不好办哪。韩先楚说好办，有事就写报告，爱批不批，反正我请示你了。这也是跟林彪学的。口头的，书面的，什么事到了毛家湾就石沉大海了。你林彪闭上眼睛装没事，那我也请示报告完了就完了，闭上眼睛没事了。跟郑需凡讲得颇有心得，就像个行家里手，行动起来却一窍不通，他哪是这种人哪。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也不是这个样子呀？1960年底有人要把他打成“彭黄漏网分子”，国防部长林彪发话了：“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这是典型的林彪语言。开头人家只传达了上半句，把他气的呀。我韩先楚有什么错误要坚决地批，别人不了解，你林彪还不了解吗？后来见面问了，林彪说只听别人说，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呀？瞧，这不是怪他请示、汇报少了吗？

就想去看看林彪到底怎么了，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依然是那么沉默寡言，永远是那么沉默寡言，这世界上话语如此金贵的，除了林彪就没见第二人。那面色依然是那么苍白，甚至是惨白，陌生人冷丁一见会以为是个死人幌子。在延安初识抗大校长时，一眼望去就是个小白脸。纤秀得像女人样的林彪，却不显纤弱。平型关战斗前爬山下沟，很有劲道的。白净的脸上，随着汗水泛出些红晕，显得健康而有活力。“八·一五”后闯关东，在铁岭再见时，那面色就挺苍白了。后来就听说他怕光，衡宝战役后风呀水的全怕了。若不是平型关战斗后晋军的那一枪，林彪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

面色难看，那头脑、思维却依然敏捷，甚至好像不减当年。就想直奔主题，问个究竟，几欲开口，又都闭住了。战争年代，无论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下边纵队的，叫你来，问什么，讲完了，你就走人。林彪喜欢清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因为他要思考问题。老部下想他了，看得出来他也挺想大家的，绝无拒人千里之意，却没几句话，那场面就不免尴尬。而今一切照旧，韩先楚却觉得那脸上和这屋子的墙面，地面上，仿佛都写着“莫谈国事”。

他知道，林彪脑子里那个思想的轮子，只要醒着，就一刻不停地飞转。只是当年的“林总”思想的永远是战争，如今的“林副主席”转动的又是什么呢？

刚进抗大时，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传递的信息，有时让他搞不懂，那是因为他还不了解林彪。而今搞不懂林彪，则是因为他太了解林彪了。

他搞不懂林彪，一些人却能搞懂他。

--“坚决打倒林彪死党韩先楚！”

彭德怀横刀立马，英名盖世，没想到风景秀丽的庐山成了他的滑铁卢。

也是林彪的滑铁卢。

1970年8月23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没人想到林彪会出逃，还要谋害毛泽东。毛泽东能想到吗？但韩先楚想到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就会什么事情都没有歧见吗？他越来越看不懂林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看不懂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林彪都有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时候。可自不赞同出兵朝鲜之后，林彪就亦步亦趋，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比毛泽东还高。 

1962年7000人大会上，他不明白林彪怎么会来那样一篇与众不同的讲话。还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他不信浓眉下的那对目光，就只“毒”在打仗上。后来，他发现两次庐山会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少数人外，都未能揣摸到毛泽东的心思。但在当时，无论如何，韩先楚都不可能想象林彪与毛泽东会有什么原则性分歧。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不可分的。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不也仍在一如既往地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吗？

8月26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鳝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鳝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就是后来被“四联会”揪住不放的给林彪的所谓“表态信”，又称“效忠信”，说“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买了船票的，可以说是到了码头，或者已经上了贼船”。

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九一三”事件后，却在林彪家中搜了出来，让他莫名其妙。可在那些人眼里，那抬头和信封都是表面文章，信在林彪手里才是本质，这不正好说明你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吗？我们是按照组织程序来的，你们上边搞错了，把水搅浑了，让我们下边跟着倒霉呀！

林彪讲话后，张春桥在庐山几成千夫所指。可这个长得细瘦的“鳝鱼眼”，就像练就了一身上乘的“金钟罩”、“铁布衫”，枪林弹雨未伤毫毛，那子弹反倒弹了回来击中射手。

攻击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就“罪该万死”、“死也有罪”了。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又一次提醒了韩先楚，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张春桥这帮人篡夺了，中国就完了，他们这些人自然也都完蛋了。

1970年底要召开全省工作会议，总结一年工作，研究、安排明年工作。韩先楚早早告诉秘书，这回要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

“四联会”上，一些人抓住韩先楚12月4日在全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做文章，说他“非常系统地吹捧林彪”，“40多处吹捧林彪”，“比周赤萍的小册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个样板戏，每个一公演，报纸、电台就要欢呼、庆贺一番，自然也就要把“旗手”江青赞美一番。韩先楚说她算老几，一边去。秘书和报社领导说，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搞，咱们就是例行公事表个态。他说那也不行，还是要宣传毛主席。其实，他觉得对毛泽东的宣传也过分了。秘书给他写文章、讲话稿，毛主席语录引用多了，他就说“净抄书”。

对林彪也是一样。可眼见着在庐山不但没有扳倒张春桥，这个“鳝鱼眼”反倒身价日隆，无计可施中，就想用宣扬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压制一下这个“鳝鱼眼”。1959年庐山会议他去晚了，没见到彭德怀讲话后的场面，1970年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片掌声”和“全票通过”，可当时那种场面、情绪却是非同寻常的。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他知道这种战法作用有限，但仗总是要一仗一仗去打的，战争年代他从未因哪一仗微不足道而按兵不动。只要大家齐努力，蚂蚁也能搬倒山。

毛家湾服务员忆：林彪曾称女人当政国家必乱——

本文摘自《亲历记：1978纪事》 作者：吴思 编著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当年，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王淑媛。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然而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在宽松的日子里，她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亲切地称她老王或老太太。近年，一些媒体对老太太有过报道，称她是林家的保姆，老人对此十分反感。她正色地纠正说：我不是保姆，我是服务员。我没问过，这两种称呼有何不同，她为什么如此在意？我想大约她是要说自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人员，同林家不是旧式的主仆关系。

初到林家

王淑媛于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农村的一个家庭，念过几年私塾。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之类的蒙学读本，如今还能背上几句。结婚后，生过一女一男。镇江解放之前，丈夫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逃跑时被杀。解放后，她在镇江军分区政委家做保姆。1952年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当保育员。由于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先后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曾经参加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

1963年秋，“林办”秘书从幼儿园把王淑媛接到毛家湾。经过几天试用，叶群征求她的意见，问是否愿意留下。王淑媛说，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她就这样到了林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王淑媛的具体工作是照顾林彪、叶群、林立果、林豆豆一家的日常生活，诸如开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等。

崇敬与困惑

王淑媛调到“林办”前就是一位获得过多种荣誉的先进人物，到“林办”后，自然更加勤恳敬业，尽职尽责，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对林彪充满崇敬和信任。这不仅因为他过去能打仗，而且后来还是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时间长了，王淑媛看到林彪奇特的生活习惯和弱不禁风的身体，又使她感到困惑。

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吃馒头时，先要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则很严格。当然主要不在于其质料，而是温度。衣服是有度数的。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本是常理，然而林彪的衣服温度，却复杂得多。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林彪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王淑媛看到林彪散步时，常常自言自语，独自发笑。

林彪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

林彪喜欢看药书，并且自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

林彪怕水怕风，对房间、走廊的温度要求极严，在22度左右。然而他并不知道，温度计的度数是假的，被固定在22度上。给林彪用的药，有时是把他所要的药从胶囊中倒出来，换上别的药。有一次，林彪的一个内勤按照叶群的吩咐装假药，被林彪看出来了，十分恼怒，虽然叶群承担了责任，但是那名战士却被打发走了。因为战士是在“九一三”事件前走的，出事之后没有被拘审，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王淑媛初到林家之时，不明白为什么林彪周围的人，以叶群为首，包括卫生、内勤、秘书等都在叶群的指使下欺骗林彪，待她明白原因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可她还是有许多困惑和忧虑。林彪这样的人，怕风怕水，长年生病，怎么可以当副统帅和接班人呢？不过，这些困惑和忧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中，并不影响她平时的工作。

叶群印象

叶群的日常生活，与林彪大不相同，是另外一个样子。

叶群讲究饮食，当然这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的。她强调营养搭配，多食蔬菜、水果和海鲜，不吃肉，以免发胖。她讲究舒适，每天睡觉前，要由内勤做周身按摩。早晨起床，由王淑媛烤热衣服。平时喜好游泳，常看香港电影，“文革”期间，香港电影是禁止公开放映的。“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把叶群调看香港电影作为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的证据，让工作人员予以揭发。一位秘书说，叶群看的电影，许多是江青调看过的，江比叶看的还要多。专案组一听不对，这是在攻击“旗手”，连忙要他打住，不许往下谈了。

叶群在“文革”中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家庭生活却不美满，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家庭。有一次，叶群对老王说：你守死寡，我守活寡。为了首长（指林彪）的身体，我早就与他分居了。

叶群与林彪既存在矛盾，又有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互相依赖，还要不时地提醒对方，避免在多变的政治风浪中翻船。有一次，江青到毛家湾，与林在房间里谈话，叶群让王淑媛在走廊里观察动静，有情况向她报告。不知什么原因，林、江谈得很不愉快，吵了起来。江青把门一摔，昂着头走了。叶群听到老王报告后，跪在林彪面前，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你跟她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筹备“九大”期间，叶群很想挤进政治局，林彪劝她说：你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当办公室主任把秘书管好就行了。你要当政治局委员，把江青往哪摆？你还是不当为好。又说：女人不能当政，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然而江青、叶群还是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了政治局。

叶群平时对林豆豆很不好，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有时用脚踢豆豆，用手揪她的头发。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证实林豆豆确实是叶群所生，然而，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令人不解的是，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为林豆豆选婿。

关于此事，在一次江青到毛家湾看望林、叶走了以后，叶群对王淑媛说，江青向林彪、叶群为×××说亲，希望豆豆嫁给×××。江青说：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找“对象”，别人是不能主动来求婚的。然而，遭到林彪的拒绝。林彪说：我们只能是工作关系，不能结亲家，那样不好。我要给豆豆找个普通人家。

尽管叶群为林豆豆选婿的缘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是叶群想通过选婿来控制林豆豆，而林豆豆则要反控制，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林豆豆自己找的“对象”，叶群不同意；叶群派人给找的，林豆豆也不同意，于是选婿这件事便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倘若不是出了“九一三”事件，大约还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

老王与林豆豆

王淑媛刚到林家时，林豆豆才19岁，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曾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住了一段时间。老王天天送林豆豆到校门口，放学时到学校去接她。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还要靠烧煤球炉取暖。后来，还是回到毛家湾。但是她的房间已经被叶群让给帮助林、叶看书的人住了。

老王的到来，给平时缺少母爱的林豆豆带来了温暖和欢乐，使孤寂寡欢的她有了笑脸，说话也多了。

从1963年到1971年的八年时间，王淑媛与林豆豆相处融洽，情同母女。“九一三”事件后，她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老王同“林办”工作人员一道进了“学习班”，先后在北京西郊原亚洲学生疗养院及大兴劳改农场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1975年“学习班”结束，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后来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林豆豆则被分配到河南郑州一个工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林豆豆被调回北京，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同老人取得联系后，把她从镇江接到北京，她们又团聚了。近十多年来，老人有时住在镇江老家，有时住在北京。林豆豆到朋友家或外地去时，常常带着老人。老人虽然年届八旬，仍然喜欢在林豆豆的照看下四处走动。

老王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年深日久，如今已不大愿意同生人谈论往事；而且每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殊少新的。

王淑媛，一位平凡的老人，有过光荣的过去，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日子，但都走过来了。老人不仅有个温暖的家庭，而且还有个同患难共命运的干女儿林豆豆，她的晚年是幸福的。 
文革中叶群跪求林彪：你跟江青斗 没有好果子吃——

本文摘自《人民文摘》2003年第5期，作者：丁丑，原题：《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鲜为人知生活内幕》

当年，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王淑媛。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然而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在宽松的日子里，她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亲切地称她老王或老太太。近年，一些媒体对老太太有过报道，称她是林家的保姆，老人对此十分反感。她正色地纠正说：我不是保姆，我是服务员。我没问过，这两种称呼有何不同，她为什么如此在意？我想大约她是要说自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人员，同林家不是旧式的主仆关系。

初到林家

王淑媛于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农村的一个家庭，念过几年私塾。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之类的蒙学读本，如今还能背上几句。结婚后，生过一女一男。镇江解放之前，丈夫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逃跑时被杀。解放后，她在镇江军分区政委家做保姆。1952年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当保育员。由于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先后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曾经参加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

1963年秋，“林办”秘书从幼儿园把王淑媛接到毛家湾。经过几天试用，叶群征求她的意见，问是否愿意留下。王淑媛说，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她就这样到了林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王淑媛的具体工作是照顾林彪、叶群、林立果、林豆豆一家的日常生活，诸如开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等。

崇敬与困惑

王淑媛调到“林办”前就是一位获得过多种荣誉的先进人物，到“林办”后，自然更加勤恳敬业，尽职尽责，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对林彪充满崇敬和信任。这不仅因为他过去能打仗，而且后来还是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时间长了，王淑媛看到林彪奇特的生活习惯和弱不禁风的身体，又使她感到困惑。

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吃馒头时，先要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则很严格。当然主要不在于其质料，而是温度。衣服是有度数的。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本是常理，然而林彪的衣服温度，却复杂得多。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林彪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王淑媛看到林彪散步时，常常自言自语，独自发笑。

林彪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

林彪喜欢看药书，并且自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

林彪怕水怕风，对房间、走廊的温度要求极严，在22度左右。然而他并不知道，温度计的度数是假的，被固定在22度上。给林彪用的药，有时是把他所要的药从胶囊中倒出来，换上别的药。有一次，林彪的一个内勤按照叶群的吩咐装假药，被林彪看出来了，十分恼怒，虽然叶群承担了责任，但是那名战士却被打发走了。因为战士是在“九一三”事件前走的，出事之后没有被拘审，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王淑媛初到林家之时，不明白为什么林彪周围的人，以叶群为首，包括卫生、内勤、秘书等都在叶群的指使下欺骗林彪，待她明白原因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可她还是有许多困惑和忧虑。林彪这样的人，怕风怕水，长年生病，怎么可以当副统帅和接班人呢？不过，这些困惑和忧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中，并不影响她平时的工作。

叶群印象

叶群的日常生活，与林彪大不相同，是另外一个样子。

叶群讲究饮食，当然这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的。她强调营养搭配，多食蔬菜、水果和海鲜，不吃肉，以免发胖。她讲究舒适，每天睡觉前，要由内勤做周身按摩。早晨起床，由王淑媛烤热衣服。平时喜好游泳，常看香港电影，“文革”期间，香港电影是禁止公开放映的。“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把叶群调看香港电影作为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的证据，让工作人员予以揭发。一位秘书说，叶群看的电影，许多是江青调看过的，江比叶看的还要多。专案组一听不对，这是在攻击“旗手”，连忙要他打住，不许往下谈了。

叶群在“文革”中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家庭生活却不美满，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家庭。有一次，叶群对老王说：你守死寡，我守活寡。为了首长（指林彪）的身体，我早就与他分居了。

叶群与林彪既存在矛盾，又有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互相依赖，还要不时地提醒对方，避免在多变的政治风浪中翻船。有一次，江青到毛家湾，与林在房间里谈话，叶群让王淑媛在走廊里观察动静，有情况向她报告。不知什么原因，林、江谈得很不愉快，吵了起来。江青把门一摔，昂着头走了。叶群听到老王报告后，跪在林彪面前，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你跟她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筹备“九大”期间，叶群很想挤进政治局，林彪劝她说：你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当办公室主任把秘书管好就行了。你要当政治局委员，把江青往哪摆？你还是不当为好。又说：女人不能当政，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然而江青、叶群还是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了政治局。

叶群平时对林豆豆很不好，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有时用脚踢豆豆，用手揪她的头发。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证实林豆豆确实是叶群所生，然而，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令人不解的是，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为林豆豆选婿。

尽管叶群为林豆豆选婿的缘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是叶群想通过选婿来控制林豆豆，而林豆豆则要反控制，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林豆豆自己找的“对象”，叶群不同意；叶群派人给找的，林豆豆也不同意，于是选婿这件事便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倘若不是出了“九一三”事件，大约还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

老王与林豆豆

王淑媛刚到林家时，林豆豆才19岁，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曾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住了一段时间。老王天天送林豆豆到校门口，放学时到学校去接她。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还要靠烧煤球炉取暖。后来，还是回到毛家湾。但是她的房间已经被叶群让给帮助林、叶看书的人住了。

老王的到来，给平时缺少母爱的林豆豆带来了温暖和欢乐，使孤寂寡欢的她有了笑脸，说话也多了。

从1963年到1971年的八年时间，王淑媛与林豆豆相处融洽，情同母女。“九一三”事件后，她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老王同“林办”工作人员一道进了“学习班”，先后在北京西郊原亚洲学生疗养院及大兴劳改农场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1975年“学习班”结束，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后来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林豆豆则被分配到河南郑州一个工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林豆豆被调回北京，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同老人取得联系后，把她从镇江接到北京，她们又团聚了。近十多年来，老人有时住在镇江老家，有时住在北京。林豆豆到朋友家或外地去时，常常带着老人。老人虽然年届八旬，仍然喜欢在林豆豆的照看下四处走动。

老王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年深日久，如今已不大愿意同生人谈论往事；而且每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殊少新的。

王淑媛，一位平凡的老人，有过光荣的过去，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日子，但都走过来了。老人不仅有个温暖的家庭，而且还有个同患难共命运的干女儿林豆豆，她的晚年是幸福的。

和睦假象：毛泽东与林彪最后合影出台内幕——

本文摘自：《共和国红镜头》，作者：顾保孜，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和林彪一直没有见面，我也没有接到拍摄他们会见外宾的任务。直到197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节日之一，每年这个节日，中央领导人都要上城楼和全国人民一道庆贺共和国的生日。

这天，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

城楼下的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周恩来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按惯例毛泽东如果要出席某一个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提前来到，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都要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要坐的椅子。

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的四员“大将”也来了。

当斯诺带着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去保安找毛主席。”周恩来也接着回忆说。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接过斯诺的话，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高大的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缓走出电梯。

周恩来赶忙上前迎接，并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一见斯诺，非常高兴。他亲切地握着斯诺的手，风趣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林彪不自然地笑着回应斯诺。

对周恩来为寻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努力，林彪是不赞成的。他曾私下对人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毛泽东握住斯诺的一只手，走向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向广场上的人海挥手致意。我安排城楼下的记者用长镜头拍摄下这一历史的瞬间。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做了精心安排。他将城楼下记者拍摄的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向美国发出了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的照片，震动了整个世界。可是一向精明的美国人却忽视了中国发出的信号，直到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他们才意识到中国对美的态度。中美关系才开始有了起点。

如果说林彪那次在城楼隐藏了自己内心的不快，那么到了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就撕去唯唯诺诺的面纱，公然在高层人士面前表现出他与毛泽东剑拔弩张的关系。

可当时人们对写在党章里的接班人，不敢有任何联想和猜测。包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尽管察觉有些不对头，但绝然不敢多说半句。

争权、暗杀、叛逃、摔死……谁也不会料到的。

难怪中央向全国人民传达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时，会场上竟有人吓疯了。有人还把尿撒在裤裆里。

“五一”那天，我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毛泽东也来了。当然，只要有毛泽东在场林彪也一定会在场，这已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既定模式。我站在城楼的露天台子上，靠着大殿的门口静静等候，第一个从大殿门出来的是毛泽东，身后紧跟着摇“红宝书”的林彪。我按下快门时，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禁不住掠过一种遗憾：林副主席的形象太单薄了，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泽东身边，反差更大！

镜头里第三个出来的是周恩来，他仍然从容自如……这是属于他特有的风度。

后面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活动时间很短，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招手致意，和1966年毛主席登城楼相比，主席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时了，或许这次没穿绿军装而是灰色中山装的缘故吧？

下午，部分领导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群众一道游园。

毛泽东、林彪没有去。

我整整跟在后面奔波了一天，拍了十几卷胶卷，派社里的记者送回照片制作车间冲洗印制，要赶当天上机印刷，明天就能见报。

离开劳动人民文化宫，我又立即赶到天安门城楼。晚上还有更大的盛会，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放焰火。中央领导人都要出席晚上盛会，这之前我要检查一下拍摄的灯具，防止曝光不足，因为有主席出场，不能多用手灯。

我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列一般是按照职位大小严格划分的，台子正中放了一张圆桌，围了几把椅子，两边各又有几张圆桌。正中的那张不用说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张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站在桌子的后面。

我仰头看了看天，似乎不作美嘛。阴沉沉的一团乌云好像托着雨水，随时可能从天而落。刚才我给领导人拍照片时还为有这样的天气暗暗欣喜，拍人就需要光线柔和的天气，而现在却担忧起来，晚上的观礼活动可别叫老天爷搅黄了！

晚上的活动往往时间长，场面大，准备不好就会出“洋相”。素以“严”著称的总理，绝对不允许我们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跟了总理10多年，没少受批评，也没少受表扬。他的严要求我是熟知的。我觉得我应该做些应付下雨的准备。到大殿的休息室打电话，让社里备些雨具。我的手刚触到话筒，蓦然，一道淡黄色的光射在我的手背上，像个吻印。一抬头，乌云不知移到什么地方去了，窗外一片晴朗。

晚霞在长安街的尽头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风徐徐，夕阳已快沉坠到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街道，华灯初上，在没燃尽的晚霞里像一团团小黄球，洒出微弱却很顽强的光。红霞愈来愈深沉，愈来愈热烈……

我异想天开，想永久留住热烈绚丽的晚霞，举起相机描向红彤彤的世界……刹那间，我的希望受到致命的一击。相机里的胶卷全是黑白胶卷！

晚霞像嘲笑我的“色盲胶卷”，将最后的余晖涂抹得更加肆无忌惮。

这几年，外国趁中国“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彩色胶卷将他们的生活曝光得有声有色的。黑白？黑白胶卷连小孩也不玩，可我们这些堂堂的中国摄影记者，拍摄中国的最高领袖，用的竟是黑白胶卷！就这还前呼后拥，威风得不行。

记不得是哪个国家的，好像是比较发达国家的来宾，他们到游泳池拜会毛泽东后，我将他们每人和主席握手的照片，交给外交部礼宾司，由他们转交给外宾。

外宾一看照片，皱起了眉：怎么是黑白照片？为什么不给我们彩色的？他们还以为彩色照片让我们中国自己留下了。

礼宾司的人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有彩色照片。

当时我心里真酸涩！完全可以想像外国人瞪着蓝眼睛看我们中国伟人的黑白照片，心里是个怎样的惊诧。可我能和他们说什么呢？说我们只有黑白胶卷，那不是给中国人丢面子吗？我只好说：“黑白照片拍出来层次丰富，立体效果好，而且便于长时间保存。一般拍这样永久性照片都是黑白胶卷。”

谁都知道蛋糕好吃，却硬说窝窝头养人！

我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与其说糊弄莫名其妙的老外还不如说是安慰自己酸楚的情绪。

我一想到晚上天空里五彩缤纷的礼花，而手里只有黑白胶卷，情绪顿时一落千丈。

这时警卫局的人也来城楼，见我就说：“今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要来看焰火。就你一个摄影记者到前台。”

“我知道。”主席一出场，别的摄影记者一般不能随便到跟前，这早已是一条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的规矩。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才参加活动的，晚上还能来吗？”我心里琢磨着，似乎有种预感，林彪会不会不来？

去年8月，林彪从庐山回北京后，好像精神状态不佳，几乎都在北戴河养病。我们工作人员私下里悄悄嘀咕，说林彪其实没什么病，主要是和主席闹意见。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就有情绪。干吗呀！党的副主席都拴在了老牛桩上，还急什么国家主席呀，真是的。

夜幕终于落下。夜沉沉的。

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色灯装，光线像笔生动真实地勾画出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交错重叠、跌落起伏的层次和轮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牌耸立在广场上，闪烁光芒。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他还是上午的灰色中山装，连帽子也是灰色的。他微笑地到屏风后面坐下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被安排坐到主席的身边。

1970年10月1日，全国各大报纸上就发了一张毛主席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的合影。似乎毛泽东更愿意和外国人在一起。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大家随着他的手势，一看，哦——陈老总大大咧咧地跟着总理身后走进人们惊讶的视线里。

久违了，大家好不亲切哟！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迅速抬起眼帘，凝目细望，咧开嘴笑了，忙站起身握住老总的手。

刚开刀不久的陈毅，一点儿也不像身患绝症的人，除比以前消瘦了些，还和以前一样精神饱满，潇洒爽朗。当主席问他身体怎样时，他用大巴掌有力地在胸口上拍了几下，“一切正常！主席。”

主席望着老诗友由衷地笑了。

总理则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欣赏似地望着这对老诗友风趣地一问一答，脸上露出沉思的神色。他在想什么？过去炮火纷飞的年代还是眼前微妙复杂的局势？

城楼上，碘钨灯发出耀眼的亮光。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那座位还空着！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我早就听说他患病用吗啡上瘾，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身体状况。可能味道就是药味。后来听知情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注射吗啡，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微妙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

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了脚后跟——林彪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我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是不是有点儿神经质？好像非要证实自己的预感似的。林彪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我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想到这，我心里惶惶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以为林彪还会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这时，人们目光开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在猜测，我心里滚过一阵阵的不安和惊恐，林彪究竟上哪儿去啦？他怎么可以当着主席的面不辞而别，他这是什么意思？我简直无法想像“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么会做出今天这令人费解的举动来。 

“老杜。”

我又一震，是总理叫我。我原地转了个圈，也找不着他在哪儿叫我。

“老杜，你过来！”

在哪儿？眼前尽是穿梭不停的人影，好容易透过人影缝看见总理在大殿前的柱子旁叫我。

他着急地朝我招手，“过来过来，快点。”

人这么多，我怎么知道你在哪儿？我嘴上叽叽咕咕，脚却大步地跨了过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我刚想说没有，见总理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我见总理神色严峻，不敢多问，拔腿就朝外走。

我在大平台上东寻西找找到了七八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他们随我走进休息室，总理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来。我悄悄地擦着总理背后，隐到旁边的屏风后面。当时见总理气恼的样子，心里发虚，就萌生了个小小的“计策”：先躲在总理的身后，如果他点到我的名，我可以立即投入他的视线中，如果不点我的名，他又可以不看到我。

我在屏风后面听到总理一个个挨着点名，心怦怦差点从嘴巴里蹦出来，好像下一个就会点我的名似的。最后他没有点我的名字。是忘了还是没叫我？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话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总理火了，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舞了个弧形。“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快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头头”们一声不吭，后悔地用鞋尖在厚厚的地毯上碾着坑，在自己的裤缝上摩挲出皱褶。

……屏气凝吸中似乎连出气的声音都能听到。此时的沉默需要有特别的承受力！

我跟总理这么多年，头遭见他发这么大火。吓得窝在屏风后面一动不动。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了些：“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这时总理的目光落在站在最前排的新闻宣传的负责人的身上。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因。以此为戒，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嘶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总理一字一顿说完最后四个字，戛然而止。

大家垂着头散开去。我也轻轻地从屏风后面出来，随着人群往外走。

“老杜，你等一下。”

我的天，心里一哆嗦：总理发现我了！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嗳！”我松了口气，旋即走进深沉的夜色里。

一路上，我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红色灯光中，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我喜出望外地将显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里，细细观看，此时我终于可以吐出一口气了——

说实话，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作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

——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操在袖筒里，他躬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那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取景的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不用它又用哪张呢？

别无选择！

车灯又一次划破夜幕，在宁静的马路上疾驶。沙沙……偶尔一个颠簸，我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困倦迅速席卷全身……渐渐地我走进另一个世界。

“醒醒，醒醒，杜主任。”司机把我从梦中推醒。

下了车，双脚像踩在棉絮上，走了几步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已站在西花厅的院子里。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总理没有发觉我，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我唤了一声，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我坐，我没坐，把照片交给他，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

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我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我拿着密密麻麻堆满革命词汇的报纸，心里却空荡荡的。脑海里老是出现那张空着的椅子……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九一三”事件前夕江青为何特意给林彪照相——

文章摘自《党史博览》2010年第1期 作者：杨银禄 原题为：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亲自给林彪拍摄了一张手捧《毛泽东选集》的免冠照片，起名叫《孜孜不倦》，并发表在1971年8月1日出版的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上，署名“峻岭”。此前一天，即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1970年8月23日，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不指名地批判张春桥。吴法宪等人别有用心地提议学习和讨论林彪的讲话。与会者群情激奋，纷纷批判反对毛泽东思想者是野心家，特别是华北组尤为激烈。8月25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报告分组讨论的情况，哭诉：“要揪人了!”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简报。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全会随后开始揭发和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受到了批评。9月6日，全会闭幕，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文件下达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会上除了继续批判陈伯达，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被迫写的检讨，并传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多次批评。4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意见作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主义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很显然，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江青更清楚，这一切都是针对林彪的。在这种背景下，江青还亲自为林彪照相，对林彪公开进行吹捧，使许多了解内幕的知情者大为不解。

就在这张照片发表一个多月后的9月13日凌晨1时5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越过中国国界，进入蒙古国上空。凌晨2时30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国温都尔汗，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八男一女全部摔死在异国他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人们对江青为林彪拍摄的那幅《孜孜不倦》的照片颇有微词。此事到现在过去近39年了，仍有不少议论和说法。

有人说，毛泽东于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南方巡视期间，想推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错误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多次指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地，或者三个四个地，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江青给林彪拍摄这幅照片并刊登在两本画报上，是毛泽东有意吩咐江青做的，其目的是为了安抚林彪，暗示毛泽东还没有抛弃他，希望他改正错误，做个检讨了事。

还有人说，那次林彪主动到钓鱼台，是想请江青搭桥求见毛泽东，谈谈话，做个检讨，以请毛泽东原谅他，并没有照相的思想准备，所以连胡子都没有刮就去了。

江青为林彪照相，既不是林彪叫她从中搭桥，也不是毛泽东授意

江青爱好摄影和照相，并有一定的技术。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她精气神儿特足，大小会议都积极参加，显得十分活跃。会前会后，邀请了不少高层领导人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17号楼照相，然后放大成16寸的彩照送给他们，以显示她的摄影技术。从那时起，她照相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有人说：“那个时候她照相都照疯了!”

1971年6月8日下午，叶群带着她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窃取的鸡血石等宝物到钓鱼台10号楼给江青看。江青则拿出她拍摄的得意之作请叶群欣赏。当叶群大捧江青的摄影水平之后，江青对叶群说：“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明天如果林副主席身体好、精神好，请林副主席到我这里来，我想给林副主席也照一张相。”叶群听了以后，满面笑容地说：“我先替林彪同志谢谢江青同志。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要给他照相以后，一定会很高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一定动员林彪同志来这里照相。”江青高兴地说：“那好，我热情欢迎林副主席来这里照相。”

6月9日下午，林彪、叶群践约来到了江青住地钓鱼台10号楼。

我看到林彪和叶群兴致勃勃地来到10号楼的楼厅，急忙到江青的办公室报告。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快步走到楼厅。林彪从沙发上站起来，同江青握手，互相问候。江青说：“欢迎林副主席来我这里。看到林副主席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叶群说：“今天林彪同志来这里，是请江青同志照相的，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你们两位一见面这样高兴，我也很高兴。”是的，林彪来钓鱼台的目的的确是专门让江青为他照相的，如果他想请江青搭桥求见毛泽东，他们会到办公室或客厅去谈话，不会在楼厅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谈话。况且，林彪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之事，是头一天已经约好的。江青为林彪照相，不是毛泽东授意的。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就是那个时候江青也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毛泽东了。她曾多次叫我给毛主席的秘书高碧岑打电话说想见主席，却一等再等，一直没有回音。8月15日，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到了湖北武昌，江青还不知道呢，仍然叫我打电话询问什么时间能去见主席。毛主席的秘书高碧岑的电话没有人接，我又打值班室的电话，值班员才告诉我主席已经到外地去了。江青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这个东兴同志，主席这样大的行动也不告诉我一声，在他的眼睛里根本就没有我江青这个人啊!”

林彪照相前刮胡子，借用的是我的刮胡刀，手捧的那本《毛泽东选集》，也是借用我的。

对一般人来说，既然要照相，起码要准备一下，刮刮胡子什么的。林彪到钓鱼台专门让江青照相，连胡子都没有刮，确实让人不好理解。但如果了解林彪这个人，又不难理解。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与江青一样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还多了一怕，即怕水。平时，他很少洗澡、洗脸，也不刮胡子，不修边幅。而林彪不刮胡子到钓鱼台来看江青，也不是第一次了。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彪被法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9月，他重游井冈山，返回北京后，还没回到毛家湾家中，就跑到钓鱼台来看江青。我记得，那次来，他就没有刮胡子，胡子白白的，比这次来照相还长得多、乱得多，足足有一寸长。头顶光光的。头顶下方周围的头发长长的、乱乱的。在他两旁坐着穿着干净得体的江青和叶群，显得十分不协调。我没有想到，林彪在会上的形象与会下的形象差别竟然如此之大。会上的精气神儿，会下的狼狈相，判若两人，根本没有元帅的风度和领袖的气派，简直是一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儿。

这次，林彪是专门来照相的，却也没有刮胡子，江青就不客气地动员他刮胡子。林彪说：“不用刮了。年纪大了，不要讲究了，有胡子没有关系。不想刮。”叶群为了打破僵局，忙劝林彪：“江青同志亲自给你照相，胡子不刮不好，刮了显得年轻，精神焕发。”

林彪瞪了叶群一眼，没说什么。

江青又劝说：“你是党的副主席，解放军的副统帅，照的相应该有领袖气派。”

在两个干净利落的女人不停地劝说下，林彪也就勉强同意了，说：“刮就刮吧。”

 

奇怪得很，林彪刮胡子也和常人不一样，既不用热水湿一湿，也不用热毛巾敷一敷，更不用香皂、肥皂或剃须膏抹一抹，而是干刮。

林彪临时决定在江青住地刮胡子，可想而知，不太方便，没有带刮胡刀。他的警卫员李文普问我：“杨秘书，你有刮胡刀吗？”我说：“有，就用我的吧。”我的刮胡刀是“飞鹰牌”双面刀架，注有“中国制造”四个字；刀片也是“飞鹰牌”的，上面写有“中国上海”四个字。刀架上设计有现代京剧《红灯记》李铁梅手举红灯的图案，转动刀架时，出现全身、半身两种图案。这副刮胡刀的刀架和刀片，现在我还完好地保存着。并不是做什么纪念，而是别人用过了，我不愿意再用，也没扔。

林彪的胡子是李文普帮他刮的。刮胡子时，林彪坐在一张带靠背的椅子上。由于是干刮，所以刮得刷刷作响，他既不说疼，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我心里想，林彪这个人确实让人难以捉摸。

林彪刮完胡子，在江青、叶群陪同下，乘坐各自的汽车到17号楼。那里有谢富治专为江青布置的照相室。

进入照相室以后，江青拿着心爱的照相机，一边摆弄着照相用的灯具，一边对林彪吹捧说：“广大党员、广大群众和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都知道林副主席跟毛主席跟得最紧，对毛主席的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

这时，林彪端坐着，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江青摁动相机快门。江青调整好焦距和灯光，准备摁动快门时，却突然对林彪说：“林副主席，请你把帽子摘掉好吗？我想给你照一张免冠相。因为我给你照相用的是顶逆侧光，你的帽檐遮挡了你的额头和眼睛的光线。”

林彪的头顶光秃秃的，平时出门总是戴着一顶帽子。江青叫他摘掉帽子，看样子他很不情愿。但是，在那种场合，他又不好说什么，于是不好意思地把帽子摘掉，递给了他的警卫员李文普。

江青等林彪摘掉帽子，第二次准备摁动快门前，突然又说：“我觉得这样照还是不够理想，没有林副主席的特点。林副主席最好是拿一本《毛泽东选集》，两手捧着，真的是在看书，因为你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孜孜不倦的。”

叶群夸奖说：“还是江青同志想得周到细致。”

江青立即叫我跑回10号楼，把我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拿来，交给林彪。我那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每册定价5.5元。这本书我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由此可以看出，江青为林彪拍摄捧读《毛泽东选集》的照片，是临时起意。

平时怕光、怕风、怕热的林彪，为了照一张相只好听任江青摆布，被八盏大灯的强光烤得满头大汗。江青递给他一条毛巾，见他擦了头上、脸上和脖颈上的汗水，重新摆好姿势后，终于摁动了她那似乎难以摁动的快门。在一旁观看的叶群，鼓掌表示祝贺。

照完相，林彪和叶群准备离开钓鱼台时，江青说：“林副主席累了吧？明天如果你身体和精神都好的话，请林副主席再来一趟，咱们与这里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合一个影吧？”林彪点了点头，接受了邀请。

由于第二次照相的人数较多，需要梯子。我请示汪东兴后，他安排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负责办理。毛维中要了两辆军用大卡车，于当天下午从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把专为照相用的梯子运到了钓鱼台17号楼，摆放好。晚上，江青到17号楼看电影之前，还亲自检查摆好的梯子，表示满意以后，才放心地看她每天离不开舍不掉的电影。

6月10日下午2时左右，林彪和叶群又来到钓鱼台17号楼与大家合影。江青叫我请来了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摄影记者杜修贤，为大家拍照。杜修贤指挥大家站队时，林彪操着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说：“前面蹲一排嘛!”这张照片，由于人比较多，50人左右，冲洗、放大用时比较长，加之当时摄影部工作较忙，我们还没有拿到手，林彪、叶群就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这张照片后来也就石沉大海了。

林彪的照片洗出来以后，是由姚文元、江青、叶群共同策划刊登于画报的

江青为林彪照完相以后，将胶卷立即送给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冲洗。两天以后，送来了照片小样。江青在小样上亲自作了精心剪裁，又送回新华社放大成16寸彩色照片。

江青拿到放大的照片后，让我打电话叫姚文元(当时负责宣传思想工作)和叶群到钓鱼台10号楼研究如何刊登的有关事宜。姚文元虽然对摄影艺术一窍不通，但为了讨好林彪和江青，还是吹捧了几句。他说：“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通过这张照片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刊登这张照片时，同时刊登主席的一幅照片。我叫《人民日报》发一条消息，我和他们一起措措辞。”江青说：“我看文元同志的意见好。叶群同志，你看呢？”叶群高兴地说：“好好好，我完全同意江青、文元同志的意见。江青同志还有什么作品，以后还可以陆续发表嘛。”

林彪的照片发表后，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相太好了。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如此看来，形象教育有时比文字教育更有影响力。林彪同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他特别感谢江青同志的辛勤劳动，也热烈祝贺江青同志的摄影作品公开发表。我们也希望江青同志的其他优秀作品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江青看了叶群打来的电话记录以后，叫我立即回电话给叶群。她说：“谢谢林副主席对我的鼓励。摄影艺术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林副主席的形象好，同时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最高的代表。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如果林副主席喜欢照相的话，我愿意给林副主席再照几张。”

林彪和叶群折戟沉沙以后，江青对给林彪照相，并对林彪进行宣传的事，就只字不提了。 
文革后期本是“副统帅”的林彪为何要叛逃苏联？——

文章摘自《党史纵横》2004年第9期，作者：厚而实，原题：《林彪为何要逃？》

对于林彪为什么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这些说法中，有不少偏颇之处。出现偏颇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叙述者多限于对零碎史实的“述”而没有在“解”上下功夫，即忽略了对事情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探索。

林彪出逃是有政治背景的，这个政治背景就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并且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林彪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是在九大之后，分歧的根本点在于四条：一是对内政策。毛泽东有一个基本思路：九大之后，要实现安定团结，通过斗、批、改三个阶段，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走上正轨。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了很大权力，尝到了“甜头”的林彪集团，不希望马上结束“文化大革命”，也不希望实现安定团结和国家走上正轨。因为那样的话，军队干部就会退出地方各级政权，回到军营(即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将归帐，兵回营”)。如果“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他们就可以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林彪集团的人就会从“军”逐步“渗入”到“政”里面去。这一点，从林彪手下的人竭力拥戴林彪当国家主席就可以看出来。

二是对外政策。当时中苏两国已经处于剑拔弩张的地步，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威胁。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顶住了苏联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求和缓的途径。当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派柯西金来中国会谈时，毛泽东表现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他决定，自己不见柯西金，而是由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见柯西金。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策略是对的，由于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的北京机场会谈，中苏边境局势逐渐和缓，最终中苏两国没有大打起来，中苏两国人民都免除了一场大战乱。但林彪却对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做法持保留态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林彪是中国政府里面的“鹰派”(主战派)，他主张与苏联对抗。那时，他和他手下的亲信将领曾多次滥用毛泽东很早以前说过的一句话：不怕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句话是毛泽东从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角度提出的。但毛泽东是战略和战术统一论者，他在战术上，在具体问题上，对如何对付敌人上，是慎重的。林彪则不赞成毛泽东的策略，他认为，同苏联的军事斗争，是“反修”斗争的重要战线。同时，林彪也不赞成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他认为，不能向美帝国主义妥协。

三是林彪自以为本集团的权力不够大。对他自己，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少实权。他还认为毛泽东对他不信任，而江青一伙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权力，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对此，林彪一伙是不服气的。为了与江青一伙争夺权力，地方上经常发生造反派与军代表之间冲突的事情。在权力分配上，林彪一直认为毛泽东偏袒江青集团。为了使本集团掌握更多的权力，他要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中央的地位，掌握更大的权力，特别是要掌握国家政务方面的权力。只要掌握国家政务方面的更大权力，他们就会自上而下地逐步扩展自己的势力。叶群说过一句话，最能代表林彪集团的意图。叶群说，林副主席现在有什么权？就管个国防部，其他什么权也没有。九届—二中全会前，叶群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

四是接班人问题。九大党章虽然把林彪确定为接班人，但毛泽东对他还不算放心。在九大上，毛泽东突然对林彪说，你当党的主席，我当副主席，怎么样？林彪赶紧推辞。林彪认为，毛泽东这样说，是试探他，是对自己不放心的表现。九大之后，有一次毛泽东对林彪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听了这个话，林彪觉得毛泽东已经对自己不信任了，不一定要让他当接班人了，要另换别人了，而且毛泽东所提到的李德生和纪登奎，都不是自己的亲信，因此，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个提议，默不作声。后来，毛泽东在1971年8月视察南方时，还提到这件事。他在8月16日同刘丰等人谈话时说，那次同林彪说了这个意见(指培养30-60岁之间的人当接班人之事)后，他“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重大分歧虽然越来越深，但在九大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二人谁也没有说破。特别是林彪，深谙“韬晦”之道，他在表面上仍然拥护毛泽东，正像后来人们所形容的，他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

在九大开过后不久，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重大分歧，就在设不没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二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多次，仍未能统一。实际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只是林彪与毛泽东之间更深分歧的不太明显的一种外部表现。最终，二人之间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在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公开化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重大分歧实际上也已经暴露在全党面前了。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毛泽东批判的虽然是陈伯达，但其矛头所指，是林彪。

九届二中全会在毛泽东意见基础上统一了思想，陈伯达被责令检查，后被隔离审查。林彪手下几员大将也被责令检查，林彪集团遭受惨败。林彪心中又气又恨。但是，他在表而上还要拥护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林彪发表讲话，他假意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议，可能(开)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开成一)个分开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林彪心情沉重地下了庐山。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对这一点，林彪内心是很清楚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让林彪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写书面检查，同时，毛泽东还提出：林彪对这件事要有所表示。林彪对此，抵触情绪是很大的。在庐山上，他告诉手下的人，没有错，不要检讨。下了庐山后，当他看到毛泽东坚持要他们写书面检查时，不得不转而告诉他手下的人写假检查，这就是：在检查中只谈上了陈伯达的当，坚决不谈他们自己搞了什么阴谋。叶群直接告诉林彪手下的大将们：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陈伯达身上，就说是上了陈的当。而林彪自己，则对“批陈整风”一直不表态。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虽然他仍然坚持要拉林彪，保林彪，但在林彪必须表态这个问题上他是不让步的。1970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约汪东兴淡话时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毛泽东还讣：汪东兴回北京后，把他对汗东兴检讨书的批示交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向他们转达毛泽东的意见：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毛泽东后来在接见一些地方和军队高级领导人时，也多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但是，林彪一伙却决心与毛泽东对抗，在检查书中，就是不提他们背后的活动，而毛泽东则从庐山会议上他们的表现中，以及从他们交上来的检查书中，发现他们背后肯定的阴谋。毛泽东在叶群的检查书中读到叶群所写的“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时，十分注意，在这段文字的下面划了两道横线。毛泽东在吴法宪所写的检查书中看到吴写的“曾经把陈伯达的论天才的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的几个同志”后，在这段话的下面也划了双横线。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还在一则针对北京军区党委的批语中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毛泽东的这则批语实际上就是针对他所怀疑的问题而发问的。就在毛泽东写下这则批语不久，他发现中央军委所属部门并没有传达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的讲话，于是他在]971年2月直接在军委办事组的检查书上批道：“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泽东发现—了他们背后有阴谋，是非要搞清楚不可的。

但是，林彪手下骨干分子的检查就是不“深入”，就是不提他们背后搞阴谋这件事。林彪本人不但不表态，还告诉他手下的人，仍然搞假意的检查。林彪后来则干脆离开北京，住到北戴河去。当毛泽东紧紧抓住他们搞阴谋的事穷追不放时，林彪怀恨在心，开始直接对抗毛泽东。

1971年3月29日，毛泽东派周恩来、黄永胜、军委办事组的一些人去北戴河，让他们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关于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同时也向林彪谈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行前，特意交待周恩来：只是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指林彪)一个台阶下。”周恩来到北戴河，住了两天。在两天时间里，他连续同林彪谈话，做林彪的工作。但林彪一直紧锁眉头，一言不发，只是在最后一天才向周恩来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批陈的指示，还表示，对他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的检讨，“很高兴。”当听周恩来说毛泽东对他们(指黄、吴、叶、李、邱)的检查不满意时，林彪“要求”他们“重写一次”。对于中央要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决定，林彪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开这样的会。至于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他避而不谈，毫不认错。周恩来一再说服他，让他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不表示出席，也不表示不出席，就是不开口，实际上是拒绝。

周恩来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态度十分生气。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当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些话时，十分气恼。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19日，周恩来代毛泽东给已经回到北京的林彪送去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还有毛泽东在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查书上的批语，并且向林彪示意：毛主席希望林彪同志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在会上讲几句话。林彪表示：“坚决不讲”，也“不出席会议”。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抗拒态度已经不能容忍了。1971年1月，毛泽东决定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北京军区后不久，1971年4月，毛泽东又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4月中旬，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毛泽东决定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查书及毛泽东对他们检查书所写的批语在会上散发。

林彪对毛泽东采取的这些措施极为不满和忿恨，并且公开地表现出来了。1971年五一节时，按中央规定，晚上中央领导人要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当华灯初上时，毛泽东按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紧挨着毛泽东坐下。毛泽东坐下后，一边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一边看中央领导人都到齐没有。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按时来到天安门城楼，惟独不见林彪的影子。按以往林彪的惯常做法，他总是先毛泽东几分钟到达，在楼梯口迎接毛泽东。今天，林彪却迟迟不到，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开始有些烦躁。焰火开始后，广场上一片火树银花，群众和专业的文艺团体在广场上表演各种文艺节目，毛泽东却无心观看，他不时地看对面空着的座位，不时地与西哈努克说几句话。隔了很长时间，林彪仍然未到，周恩来有些着急，他让秘书去催促。过了十几分钟，林彪才慢慢地走上天安门城楼。当时天气很热，林彪却还穿着一件军呢大衣。他脸色黄黄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到了天安门城楼，他也不同毛泽东打招呼，只是阴沉着脸，不与毛泽东握手，也不同他说话，冷冷地坐下，不抬头看焰火和文艺节目，一直耷拉着脑袋。几分钟后，他起身就走，也不同毛泽东打招呼。这一幕，引起了包括西哈努克在内的中外要人的注意。大家心中明白：林彪已经与毛泽东不和了。实际上，林彪是用这种方式，表示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强硬态度。

林彪感到，他搞的反革命集团即将覆灭，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

毛泽东越来越感到林彪一伙内部在搞什么阴谋。但是，到底是什么阴谋，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他决定再采取一些新措施，摸一摸他们的底。这些新措施中，与以前不同的是：直接涉及到林彪，公开点林彪的名。

5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向各级领导干部传达《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隐喻地批了林彪)。毛泽东的这些举措，引起了林彪的更大不满。他告诉他手下的人，在军队里面，就是不要搞“批陈整风”，也不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和讲话。林彪的这种做法，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发现，他决定，进一步把矛盾挑开，并且针对林彪，实施“敲山震虎”。

1971年7月9日，毛泽东向陪同他会见基辛格的熊向晖问起军委办事组检讨的事，熊向晖据实报告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也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毛泽东听后提高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还说，他们是搞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毛泽东还不点名地专门针对林彪说，我历来不主张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搞秘书专政，有什么好处？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还有后台”，“搞阴谋”，“秘书专政”，实际上指的就是林彪。毛泽东的这些话，就是说给林彪听的。实际上，毛泽东是通过这些话来敲打林彪。

但是，在毛泽东的敲打面前，林彪仍然不表示任何态度。毛泽东决定直接点林彪的名字。毛泽东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的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毛泽东说的“瞒了三个”常委，是指林彪和陈伯达瞒着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搞地下活动)毛泽东还说，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都搞隐瞒。毛泽东还直截了当地说，那几个大将就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就是说，庐山这场斗争，对象实际上是林彪，并且认定林彪他们在搞鬼，搞阴谋。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是用“敲山”的办法，来“震”林彪这个“虎”。

但是在毛泽东的一再敲打面前，林彪还是不表态。毛泽东对林彪有些失望了。他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同一般，而且.林彪也是很难改正的。他决心把问题进一步提出来。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阅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发表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陈伯达也已经倒了，这里所说的“现在正在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显然是指林彪。7月底，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毛泽东还特别指小了书中的四句话，要政治局成员去体会。这四句话是：“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正。”毛泽东所透出的这些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林彪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不肯改悔。林彪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上述信息后，他心里当然明白，毛泽东已经发现他们在搞阴谋了，并且把问题看得很重。他们的小集团面临着覆灭的危险。但是，此时林彪还心存一线希望，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掌握他们搞阴谋的实据。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视察，一路上会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公开点名批评林彪，并且做分化林彪集团的工作。告诫他们要防止突发事变。毛泽东已经向林彪公开摊牌了。毛泽东通过与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谈话提醒林彪：“你不讲，人家也汜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毛泽东还谈到黄永肚、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的检查书要经过叶群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四个人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词‘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毛泽东还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纠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在谈话中，毛泽东向一些高级干部们讲了这样一个意思：林彪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实际上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只是不讲破罢了。毛泽东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是相当严重的，他曾经说：庐山上林彪等人搞的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对这件事，他坚持抓住不放，他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行总结。”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分量是相当重的，他把林彪的问题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认为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指出林彪等人搞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是反对九大路线，急于夺权。这是一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还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决不让步。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毛泽东当时确定，只让他指定范围的人知道他谈话的内容。这个范围，就是周恩来及中央几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与毛泽东直接谈活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但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却千方百计打听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于毛泽东在南巡时要分化林彪集团的人，因此他也要找林彪集团的人谈话，这些人便很快把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通过林彪死党报告给了林彪。林彪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内心是惊恐的。但是，他对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知道得不太详细，就让他的亲信死党继续打听详情。1971年9月5日、6日，在；比戴河的林彪从周宇驰、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详细内容。林彪还是不放心，他让其死党李作鹏专门到武汉去一趟，了解情况。李作鹏于9月6日到达武汉，进一步了解到了毛泽东的淡话内容。他秘密向林彪报告说，毛的谈话有三个重要之处：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上纲比以前更高了；矛头对准了林彪。

听到李作鹏的报告后，林彪进行了分析。他知道毛泽东把问题上升到路线高度的分量，更知道路线斗争中反面头头的下场。他还注意到毛泽东的淡话中说到的：这件事没有完，还要抓后台。此时林彪内心—卜分清楚，毛泽东不光是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布搞阴谋，而且一定会把他们搞的阴谋活动查清楚。他们这个集团灭亡在即了。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决心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即林立果在林彪支持下秘密建立的由效忠林彪父子的人组成的武装部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丁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的这个手令，实际上把他的死党及其所属部队的指挥权直接交给厂林立果、周宇驰，由他们组织实施暗杀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计划，并发动武装政变。

8日当天，林立果、周宁驰二人多次秘密召集“联合舰队”成员研究在毛泽东南巡的途中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在动员时还说，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他们给毛泽东确定的代号)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他们策划的谋害毛泽东的手段主要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O”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毛泽东专列必经在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毛泽东专列，派强击机炸毁毛泽东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同时做好准备，待杀害毛泽东得手，他们准备攻击中南海和钓鱼台，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也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政治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十分敏感，他从一路巡视所见到的蛛丝马迹中预感到了林彪集团有反常举动。这引起了他的警觉。1971年9月11日中午，毛泽东打破了预定行动计划，突然命令专列离沪北上，谁也不通知，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于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丰台约见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并与他们谈话后，要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预备对付突发事件。安排好这一切之后，于下午4时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突然返京，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部署。上海的王维国于9月11日晚上才得知毛泽东离沪北上，但仍不知毛泽东的去向。王维国急忙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向他们报告。林立果得知情况后，完全绝望了，他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

林彪曾有两个选择，当第一个选择落空时，他只能选择第二个——出逃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完全落空时，认定他们的阴谋肯定败露无疑了，他感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但是，他不肯束手就擒。他此时做出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一个选择是逃往苏联。

林彪首先着手实施南下广州的计划。广州是林彪长期经营之地。四野南下解放广东后，许多四野干部安排在广东地方担任领导职务，建国初期林彪担任中南区第一号军政领导人时，又在南方各省特别是广东省安排了大量亲信担任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此后，林彪又不断在广东安插亲信，因此，广东及南方一些省份，是林彪亲信最多且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地方。林彪打算南下广州后，利用他在那里的关系，造成地方武装割据局面，分裂党，分裂国家。林彪按此计划，让林立果向林彪死党传达了他关于南下广州，武装割据的计划，并且宣称：“如果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林彪的死党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林彪死党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根据林彪的计划，拟定了南下广州的名单，名单中有林彪、叶群、林立果、林立衡，还有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名单上的人，分别乘飞机飞往广州。为使林彪一家能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林彪在空军的死党还秘密调了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到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9月12日，林彪、叶群从北戴河用电话直接同广州的死党联系，也同在北京的黄永胜等人联系，准备同飞广州，一到广州，就实行武装割据，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在这一天下午，他们电话联系达51次。为了掩入耳目，林彪和叶群还于9月12日下午在北戴河为其女儿林立衡举行了订婚仪式，此后又安排在大厅里放映电影。

就在为林立衡举行订婚仪式时，林立果从山海关驱车到北戴河，顾不上参加他妹妹的订婚仪式，立即钻进林彪、叶群的房间里秘谈。这一切被林立衡察觉，她听到了三人谈话的内容，并且得知林立果、叶群要带林彪离开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乘飞机飞往广州，明天(13日)上午起飞，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在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到广州。林立衡早就知道一点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林彪和叶群的情况，也知道一点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一点情况，预感到林彪、叶群、林立果的行动中包藏着一个大阴谋，不能不向中央报告。她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得知情况后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听到汪东兴的报告后，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汪东兴回答：“可靠。”

周恩来立即高度警觉起来，他感到这里面有一个大阴谋。他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打电话给吴法宪，查问“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吴法宪说不知道，周恩来让他立即向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查问。胡称“飞机是执行夜航试飞任务，现在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胡萍把这一情况向吴法宪报告后，吴法宪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吴法宪下令说：“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吴法宪把周恩来的命令秘密报告始了在北戴河的叶群。叶群慌了，于12日晚上11点半直接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彪同志想动一下。”周恩采问：“林副主席准备去哪里？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叶群说：“想坐飞机，空中动。”周恩来问：“你们调飞机了没有？”叶群说：“没有，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再调。”周恩来又问：“林副主席身体好吗？我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副主席。”叶群说：“你来，林副主席会不安的，总理不要来。”周恩来从同叶群的这一段对话中已经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是准确的。他放下电话后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当时山海关飞机场归海军管，李是海军领导人)，告诉李：256号专机不要动，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同下令才能动。周恩来还说，林副主席不要夜航，要夜航，必须告诉我。

而在北戴河的叶群则从周恩来的一再追问中和不让飞机动的命令中，感觉党中央已经觉察到了他们的阴谋。一向敏感、细致的林彪从这些情况中断定：中央已经对他南下广州采取了防范措施，南飞广州的计划已经难以实施了。不一会，李作鹏打来电话，向他报告刊司恩来关于只有四个人下令才能动山海关的“二叉戟”飞机的情况，更证实了林彪的这一判断。他不得不放弃第一选择，转而实施第二选择——外逃。

林彪决定外逃的方向是苏联。林彪早年在苏联治病时，结识了苏联军界和政界的不少朋友，虽然当时中苏两同处于对立状态，但林彪坚信，凭他与苏联宰政界高级领导人的老关系，加上苏联方面会考虑到他是与毛泽东分裂后来到苏联的，是会收留他的，因此林彪才决定逃往苏联。当他听叶群说周恩来已经知道他们要南下广州的阴谋时，林彪急忙令身边工作人员：“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叶群说：“越快越好。”(林立衡回忆)12日深夜11点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乘上红旗轿车，急驰山海关机场。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家的轿车开到机场后，不等客梯打开，便顺着驾驶舱放下的吊梯一个一个往上爬。林彪身体虚弱，爬不动，叶群就在前边拉，林立果在后面推，爬进了驾驶舱。机场工作人员见林彪等人行为反常，就报告了李作鹏，请示如何处理，李作鹏不答复。这样林彪等人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林立果一到飞机舱中，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上机，舱门也没有关好，就下令强行起飞，飞机于零点32分升空，向西北方向飞去。

周恩来得到林彪一家已经上飞机起飞的报告后，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掌握飞机去向，他还让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专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沦到北京的东郊机场还是到北京的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专机上不回答，继续在天空飞行。见此情况，周恩来、汪东兴同时赶到毛泽东的住所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说后，沉默不语。周恩来马上安排毛泽东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三叉戟”已经在天上飞了30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了，吴法宪急于立功，从西郊机场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周恩来转而请示毛泽东。由于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策动的政变计划和他突然外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对处理此事仍采取慎重态度，他深思了一会，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9月13日1时50分，林彪乘坐的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境内。

林彪出逃，是慌忙之中做出的决定。已经飞上天的林彪确曾犹豫过，这种犹豫使他“折戟沉沙”

林彪从乘上“三叉戟”升空，到飞出中国国镜，在中国的西北方向飞行了约93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林彪如果直飞蒙古任何机场，或者从山海关直飞苏联西伯利亚任何一个机场，都完全可以做得到，用93分钟是绰绰有余的。那么，为什么林彪没有直飞苏联或者蒙古？对这一问题，一直没有人注意，当然也很少有人提出。这确实是一个待解的疑团，而对这个疑团，也要通过对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分析中才能解开。

经过分析可以肯定，林彪乘—屹机出逃，是慌忙之中做出的决定。当他飞上天空时，他开始思考了。在思考中，他有一段时间的犹豫过程。在此过程中，林彪所乘坐的飞机没有选择直向北飞，也没有选择直向东飞，而是令飞机向西北方向飞行，向西北飞，就意味着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往南，飞回北京，一个方向是往北，飞越边境。而当林彪飞上天空后，在向南还是向北的问题上却犹豫了。本来已经做出外逃决定的林彪为什么会犹豫？答案要从对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实的分析中去寻找。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谈话中，除了讲了不少批林彪的话外，还有许多话提到：对林彪还是要保，要拉。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林彪在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之前，也一直拥护毛泽东，因此，林彪确信，毛泽东所说的要保林彪的话，是真诚的。另一方面，林彪也考虑到，他下令让林立果暗杀毛泽东的事情，毛泽东虽然现在还不了解，(事实上，当时毛泽东也确实不太了解)虽然他们打算南下广州的计划毛泽东目前也不知道，但是，这些事情，毛泽东早晚是会知道的。这些可都是滔天大罪，毛泽东和党中央知道这些事情后，是难以见谅于他的。于是他开始在飞回北京和飞出边境二者之间进行权衡了。权衡中，他犹豫了。使他犹豫的，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周恩来通过调度员向他进行呼叫，让他回来，周恩来还要到机场去迎接他；另一个是毛泽东没有下令派飞机拦截他乘坐的“三叉戟”。他明白，如果毛泽东下令派飞机拦截，是很容易拦截住的，他是飞不出去的。这两个因素也使他费思量。林彪确实在天空中犹豫起来。

正是在这种犹豫中，时间静静地流失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中国西北飞行了93分钟，耗掉了这架“三叉戟”所带的大部分汽油，当“三叉戟”飞出境外，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时，汽油已经耗尽，不得不在温都尔汗的一片草滩上紧急迫降，结果，迫降不成功，飞机起火爆炸，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在爆炸中身亡。这就是事后人们常形容的“折戟沉沙”。
人民日报批林：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

本文系《人民日报》1974年2月2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在见不得人的阴暗的角落里，在他的死党中间，甚至在公开场合，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并且题在壁上，记在日记上，当作“座右铭”。为什么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孔孟提出了“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说什么“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林彪在九大以后多次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孔孟鼓吹“生而知之”。说什么“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林彪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实行独裁统治。

孔孟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污蔑劳动人民只会说“恭喜发财”，只能想“油盐酱醋柴”。

孔孟宣扬“德”、“仁义”、“忠恕”。林彪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孔孟鼓吹“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林彪说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随机应变信如神”，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使用的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

孔孟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林彪攻击“五·七”道路，污蔑干部下放劳动“等于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制定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

孔孟之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林彪教子尊孔读经，还把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武王传授的统治经验，作为“教子经”抄录给他的儿子，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凡此种种，都证明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为了更好的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搞武的要学文，搞经济基础的要懂得上层建筑。要害问题是批不批。要批，就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知难而进。

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带头批林批孔。要发动群众，把孔孟的反动论点同林彪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加以对照，逐条地批。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通过批林批孔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深入基层，进行试点，训练骨干，抓好典型。要经常研究批林批孔斗争的新动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主力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最敢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批林批孔最内行。“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人一样的。”这话说得多好啊！工农兵用生动的语言，一语击中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要害。工农兵起来了，批林批孔才能批深批透。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一些受孔孟之道毒害较深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工农兵对他们的进步是欢迎的。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要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迎着风浪前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江青：林彪是大盗窃犯大贪污犯 要学宋江架空晁盖——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作者：薛庆超，出版：人民出版社

其实，“四人帮”热心于评《水浒》的目的，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自从评论《水浒》的运动开始以后，在1975年5月3日和5月27日、6月3日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别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批评、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过书面检讨、一度消沉的江青，故态复萌，借评《水浒》之机，又猖狂起来。

1975年8月下旬，江青对文化部长于会泳等人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2日，江青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大寨生产大队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无中生有，制造事端，大讲了一通评论《水浒》“要联系实际”问题。她说：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看得见西哈努克头上的白发，听觉比我好。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不学就不能够识别坏人嘛！林彪就学冯玉祥啊！他是大盗窃犯、大贪污犯。说他怎么艰苦啦，睡硬板床啦，烧煤球炉啦；什么一块馍馍一次吃不完留着下次吃啦，才见鬼哟！我去看了他那个床头上有一块很宽很大的木板，上头尽写着吃什么，吃什么有营养价值。其中还有很滑稽的事情，说什么吃茶叶膀胱出汗。请问膀胱出汗谁知道？还说吃杏脯，吃一个不出汗，吃两个出汗。我说好，我来试验试验，结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拼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为做过放射治疗。那个家伙他是造谣，所以你们不要把学评《水浒》看成是文学界的事。主席对学马列的讲话，有人就不提，胆敢删掉。现在我们批《水浒》，就是要看清宋江是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岗位统统都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我每天是‘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大家要提高警惕。”

9月17日，江青又在大寨召集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法家著作注释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等单位的一百多人，进行谈话。在谈话中，江青再次大放厥词，胡言乱语，攻击别人，美化自己。她说：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三十三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

“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挨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在大寨的这两次讲话，哪里是在评论《水浒》，分明是在借古喻今，指桑骂槐，肆意诬蔑、诽谤、影射周恩来、邓小平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泄对中央政治局几次会议批评她的不满情绪；蓄意把评论《水浒》的矛头指向现实的政治生活，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在“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工具，也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极尽影射之能事，锋芒所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文。这篇文章说：“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水浒〉》的长篇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毛泽东“同意转发”的江青批林彪“八宗罪”——

摘自：《“四人帮”兴亡-中》作者：叶永烈，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1973年10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牍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1971年7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1973年9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9月4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9月15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9月27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辩》、《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八十有二的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毛泽东谈老干部“挨整”：我不知这么多同志受罪——

本文摘自：《天津日报》2007年2月20日，作者：陈扬勇，原题：《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27）》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提上了中央议事日程。

按照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需要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九大时，一大批老干部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抓住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契机，让这批老干部在十大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周恩来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然而，此时仍然有大批的干部还没有得到“解放”。

1973年初，周恩来找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情况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干部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

1973年2月9日，原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夫人郑瑛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过去强加给廖的罪名违背史实，要求解除对廖志高的监护，并准许他住院治疗。2月13日，周恩来批示有关方面负责人：“如结论已定，请中央批示，恢复党的生活并出外治疗。如结论一时难定，可先保外就医。”

指示明确，语气坚定。周恩来明显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节奏。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一次很重要的谈话。

1973年3月初，在他的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湖南等地及海军批林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散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还有很多挨整的老干部没有“解放”、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煳了。”

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周恩来需要的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话。他立即召集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加快“解放”干部工作的方案：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均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很快，中组部、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解放军总政治部分头提出了自己的名单，共三百多人。这些干部都是尚待“解放”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副职，中央直属单位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军队的正军职以上的干部。

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时，又进行了补充。刘志坚回忆说：军队的名单中，原来没有他和肖华，周总理审阅时把他们两个加上了。这份名单，既附有每个干部的材料，又有具体处理意见，就等政治局会议最后敲定。

最难过的也就是政治局会议这一关。
叶永烈：毛泽东搞批林批孔 称林彪与国民党一样——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01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钩”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借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1966年10月25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注：本书作者1988年11月3日对王力的采访。），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借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8月5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8月7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黄克诚谈林彪：把他写成一无是处不符事实——

本文摘自《往事钩沉》，作者：何立波，主编：吴元浩，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原题：《黄克诚在中纪委》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淫威，最终选择了说假话。黄克诚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直言者，终身与真话为伍，终身与真理为伍，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黄克诚作为中纪委常务书记（1982年任第二书记），敢讲真话，仗义执言，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高贵品质，中共中央称黄克诚同志为“共产党人的楷模”。

为刘少奇平反立下大功

党内的老同志们都钦佩以刚直正派著称的黄克诚。黄克诚在一生中因提出不同意见，共有十次受过批斗，但他始终保持刚直敢言、坦荡无私的斗争精神。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十次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土地革命时期，他曾因反对攻打大城市与“肃反”扩大化而遭受打击迫害。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遭到错误批判，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严重迫害而身陷囹圄。但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宽阔胸怀，为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后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当选中纪委第二书记（陈云为第一书记）。当黄克诚结束近二十年的蒙冤，走出牢狱重新出任领导职务后，一些当年在批判和审查他时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纷纷向他赔礼道歉。黄克诚毫不介意，坦诚地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也有压力，不向我开炮，你们也难以过关。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去提它了。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多做些工作。”他边说边手把手地向来人热情传授自己在被关押期间学会的按摩术。黄克诚豁然大度的举止和语重心长的话语，曾使不少人感动得落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克诚复出担任领导职务之初，曾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自己年龄太大（1902年出生），不宜担任领导职务。中央领导同志说，你年纪大可以不坐班，但领导职务一定要担任，就是要你这个名字。黄克诚一出山，就开始致力于对党内重大历史问题的审查。邓小平、陈云曾在中纪委常委们面前交代：要解放思想，把一些重大的党的历史问题弄清楚，必要时像当年在延安一样，搞个“历史决议”，把党内思想搞统一。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当年把刘少奇同志打倒，是不合法律程序的。一个国家主席，一张大字报、几个小将就把人弄下来了。还有中央专案组，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不正常的，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了不少名堂，不然情况不会这么复杂，要认真审查。”

中央决定，将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清理“文革”中“三种人”和平反冤假错案，交给中央纪委办理。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定团结和大批干部命运前途的大事，黄克诚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组织研究方针政策，一方面直接参与研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指示，黄克诚一直在调查刘少奇的案子。在此之前，中纪委和中组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了基本调查和复核，发现当初中央专案组在刘少奇的案子上搞了不少名堂，明显存在着不实之处。为此，黄克诚亲自指导调查工作，并同中央领导层中阻碍给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很快，刘少奇一案的情况经过复查基本弄清。这次复查，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属实。

黄克诚对有关领导讲：“刘少奇同志是被诬陷的，是林彪、江青一伙搞的鬼，事实清楚，但还有人突破不了禁区，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主持正义！”从事实真相上看，为刘少奇平反有着充分的依据。但是，由于中央内部有人阻碍，平反工作还有相当阻力。对此，黄克诚决心把这件事一抓到底。

1979年11月底，黄克诚派中纪委干部徐岚到河南，了解核实当年刘少奇被武装监护以及惨死在开封的情况，以备日后为刘少奇平反时使用。不久，黄克诚将了解到的情况向邓小平、叶剑英和陈云进行了汇报，对刘少奇的平反问题提出了详细建议。黄克诚清楚地认识到，刘少奇案件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它涉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方面还是有人僵化教条，坚持原来的“既定”方针。黄克诚认识到，不解决这个矛盾，刘少奇的平反工作是不会顺利的。所以，他在给陈云汇报工作时，也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希望中央加快进程，加大力度。

1980年1月举行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时，黄克诚明确提出要做好刘少奇案件的复查平反工作。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宣布中央将在不久后为刘少奇恢复名誉。

在1980年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任的领导职务被免去，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伴随着组织调整，会议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会议向全党宣布：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当这一重大决定形成时，黄克诚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不仅仅是为刘少奇平反，事实上是对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纠正，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进而为彻底否定“文革”扫清了道路。

对于一些冤假错案，即使有些同志已经去世，或本人没有申诉，黄克诚也主动查清平反，为许多人洗清了多年的不白之冤。但他对自己身上背了几十年的冤案却并不着急，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工作做就行了。”当有关部门整理历史资料，就因他提出正确意见而遭到批斗、撤职的问题向他了解核实情况时，他仍以大局为重说：“如果当时那几个负责同志还在，我还是可以和他们辩论的，但是他们已经去世了，我还在，我不能单方面来做评论。”他又叮嘱说：“你们要实事求是，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了，不要说过头了，不要给那几个负责同志脸上抹灰，给他们抹灰就是给党抹灰。”

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

在拨乱反正阶段，有些干部，尤其是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借机发泄不满，贬低甚至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此，黄克诚深感不安。他认为，如何使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

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黄克诚作为常务书记出席会议。那时，黄克诚已经双目失明，他在别人搀扶下走上主席台，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前一段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有的人甚至放肆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为忧虑。”接着，他从大革命时期讲起，没有套话，没有官话，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黄克诚针对社会上个别人对毛泽东的谩骂和丑化行为，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把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黄克诚认为，“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也留下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黄克诚意犹未尽，坦诚直言：“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人的讲话予以考虑，想想是否有道理！”

在四个小时的讲话中，会场几乎鸦雀无声。一阵沉寂之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黄克诚的讲话引起了轰动，被称为“黄公讲话”。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翌日，有人给黄克诚送来了讲话录音整理稿，建议他拿出去发表。黄克诚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讲话送到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很快看了稿子，明确指示：“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胡乔木看了稿子，做了一点技术上的处理，就交给新华社发了通稿。邓小平赞同黄克诚的观点，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黄克诚的讲话公开见报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党员、干部读后热泪涌流，给报社和黄克诚写信。秘书选了一些来信给黄克诚读，听着听着，他摆了摆手说：“那些赞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意见。”当黄克诚听说确有这样的信时，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快读给我听听，骂我的话也没关系。”于是，秘书把四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有点提心吊胆，他却开怀大笑说：“有味道，实在精彩。”黄克诚对秘书说：“能不能设法找到写信人，以我个人的名义把他们请来，先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和他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是能统一认识的。”

秘书按照他的意见，准备和当地有关部门联系。这时，黄克诚说：“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去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

黄克诚认为，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包括那些开始革命后来走向反面的历史人物，都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做出全面的评价。1984年初，黄克诚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元帅条目释文稿中，所有的元帅都写了历史功绩，唯独林彪条目的释文只写了简历和罪行，认为这样写不真实、不全面，建议改写。他约请撰写组成员面谈，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黄克诚说：写历史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不要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况且，国内外都知道林彪是我们开国十大元帅之一，把他写成既不会打仗又一无是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难令人置信。

黄克诚向撰写组具体谈了林彪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供撰写时参考。最后他还恳切地指出，把林彪当年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作为林彪的一条错误写在条目释文中，值得斟酌。由于林彪提了那个意见，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当时对全党全军都有极大的教育作用。所以我认为，像这类问题，其他人的条目中都没有写，对林彪也不必过于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带头搞廉政令人佩服

作为中纪委领导，黄克诚带头搞廉政，让别人心服口服。多年来，黄克诚一直住在那栋解放前留下的破旧房子里，管理部门曾多次劝说他搬迁或为他翻修住房，但他不答应：“现在群众住房还困难，还是把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黄克诚复出之后，仍住在一处五间平房里。因院子临街，为安全起见，管理部门准备盖一个门楼，并已备好了材料。他得知后立即制止。他的住房多处漏雨，下雨时要用好几个脸盆接雨，服务处多次提出给他翻修房子。当黄克诚听说要花三万多时，就说：“花钱太多了，三万元能办很多事，不要翻修，哪里漏雨就修哪里。”直到他去世，房子始终没有翻修，他一直住在这所旧房里。

黄克诚对子女要求极严，他经常说：“你们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后门可走的。”黄克诚立下“家规”：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家属子女坐着公家的小车“抖威风”，不是我们党的作风，万万要不得！多年来，子女们都自觉遵守这条家规，就连黄克诚最疼爱的小孙子黄健也从来没有坐过爷爷的小车去上学，都是自己挤公共汽车。有一年冬天早晨，7岁的黄健因感冒起床晚了些，又逢刚下过一场雪，司机主动提出用车送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马上制止说：“小健，不许坐爷爷的车是咱们的家规。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私自坐过小车，你坐着小车上学像话吗？”黄健听了奶奶的话，由奶奶撑着雨伞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1980年春，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结婚时，有人提议用小车把新娘接过来。黄克诚说：“摆这个谱有什么用？年轻轻的，不愿走路，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黄晴最后骑上自行车把新娘接进了家，既没有请客，也没有设宴，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邀请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办了。这样的家规虽然近乎苛刻，但却给子女留下了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家风。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克诚感到自己的病难以治愈，便对医生们说：“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他还多次以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在晚年为不增加党的负担而自己结束生命的事为例，拒绝用药和抢救。医生们只好让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按住他的手臂注射、输液，黄克诚一旦清醒又把呼吸机的管子和针头拔掉。有位护理过他的医务人员感慨，这位首长住院时不搞隆重的“欢迎仪式”，是如此的“安静”；他的探视群体很特别，既有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也有普通的群众；他和家人没有给医务人员找“事儿”的意思，还常会轻轻对我们说“谢谢”、“麻烦你了”，让我们很感动。

1985年9月，黄克诚感到身体状况无法适应工作需要，主动辞去了担任的一切领导职务。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黄克诚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并给他发了致敬电，赞誉他“具有坚强的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同志因病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黄克诚逝世后，唐棣华写了一副挽联：“为人复何求少逢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国运日兴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当秘书为黄克诚追悼会的规格征求唐棣华意见时，她无言地取过黄克诚生平介绍草稿，将仅有的几处较高评价的词语删去，平静地说：“他一生没有给自己争过什么，我们还是尊重他吧。”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中称：“黄克诚同志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杨尚昆：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8年第10期，作者：袁成亮，原题：《电影<大决战>诞生记》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把握时机，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

为了把三大战役搬上银幕，八一电影制片厂历时五年，耗资一亿，拍摄完成电影《大决战》。该片公映后，获得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普遍欢迎，在海外也产生了良好的反响。邓小平曾满意地说：“片子拍得很好，我每年都要看一遍。”这部巨片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本文试就此作一披露，以纪念三大战役60周年。

剧本写作求真求精演员选拔形神兼备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曾酝酿将三大战役搬上银幕，但由于条件限制，最终没能如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话剧舞台上曾出现了三大战役，但影响不大。1986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将三大战役拍成故事片。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大决战》的拍摄开始启动。

剧本写作直接关系到影片质量。八一厂为此立下了“剧本不好不拍”的原则，并于1986年2月成立了三大战役剧本创作组，由王军、史超、李平分别负责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部分影片剧本的创作。为了写好剧本，《大决战》创作组查阅了包括当事人回忆录在内的大量资料，采访了战役参加者和有关人士300余人，还实地考察了三大战役旧战场。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和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对《大决战》剧本的创作很重视，多次召见主创人员就剧本创作事宜进行研究讨论。杨尚昆对大家说：“《大决战》拿出来就一定能站住脚，剧本不好不拍，要改就改剧本，不能在将来拍成的影片上改。”

作为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林彪这个人物在戏中的分量可想而知。当时有人担心片中反映林彪这个人会有麻烦，主张剧中不写林彪。还有人主张，如果写林彪的话就把他写成反面人物。杨尚昆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别就林彪角色问题作了重要表态。他说：“剧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杨尚昆的这一表态对于剧本真实地反映林彪，反映三大战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作为当年的战友，杨尚昆对林彪的感情可谓一言难尽。据扮演林彪的马绍信回忆：《大决战》完成后，杨尚昆在接见剧组主要演员的时侯，急切地问“林彪呢？林彪呢？”当有人指着站在后排的马绍信说：“在那儿呢！”杨尚昆便急速上前，紧紧握住了马绍信的手，抖了又抖，眼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那份深情、那份无奈、那份理解溢于言表。

经过一番艰苦而又认真的写作，1987年年底，电影文学剧本《大决战》终于完成了最后一稿的写作。虽说是最后一稿，但在后来的拍摄过程中，为了力求反映历史的真实，剧组对剧本的修改也是在所难免。《平津战役》原剧本有一个细节，写的是林彪到达指挥部后，在地图上到处找山海关。负责这场战役拍摄的导演韦廉和剧组就此采访了当年林彪身边许多工作人员，获知林彪对地图的熟悉是惊人的，他指挥打仗不上前沿，就是对着地图研究。韦廉据此对该情节进行了重新设计：林彪到达指挥部后，参谋人员正在往墙上拼接地图，右上角还空一块，林彪到地图前用棍子指着空白处说：部队从这里进关。参谋人员拼好地图，小棍指的地方果然就是山海关。

剧本定稿以后，《大决战》进入了紧张的筹拍阶段，八一厂研究决定由李俊出任总导演，杨庆卫为总制片主任，同时还确定由杨光远、蔡继渭、韦廉分别负责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具体导演工作。

一部戏的成功与否，演员的选择也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影片《大决战》涉及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238位，其中主要角色就达50人之多，要选出这么多合适的演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摄制组为此决定通过“自愿报名，试戏选拔”的方式在全国进行“海选”，李俊还为演员的选拔作了特别的要求：“选知名人物的演员时要形神兼备，选一般演员时要注意朴实。选我方人员时一定要有农民的土香味。”

《大决战》全国选演员消息一出，一大批特型演员便纷至沓来，他们都希望在这部史无前例的战争巨片中一展头角。经过一番紧张的选拔，片中几位关键人物都有了着落。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扮演者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地落到了古月和卢奇的名下，林彪一角则由马绍信扮演。对于扮演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人选，摄制组却是颇费了一番思量。在当时扮演蒋介石的特型演员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在《西安事变》等众多影片中扮演蒋介石的孙飞虎，其次便是在影片《血战台儿庄》中有出色表现的赵恒多了。摄制组经过反复研究最终选择了赵恒多出演蒋介石这一角色。孙飞虎之所以落选，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对蒋介石认识不够客观，总想将蒋介石塑造成反派人物，因而对蒋介石丑化痕迹较为明显。而相比之下，赵恒多对蒋介石的认识就客观得多，而且他的年龄与气质也与蒋介石比较吻合。事实证明，摄制组这一选择是很到位的。后来台湾有关人士看了赵恒多演的蒋介石后也称赞他演得很到位。关于扮演周恩来的人选，当时很多人猜测这个角色非王铁成莫属，因为他演的《周恩来》实在是太出彩了。但摄制组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曾在《七七事变》、《四渡赤水》等影片中扮演周恩来的苏林。事实上，王铁成落选主要是年龄的缘故。指挥三大战役时，周恩来只有50岁，由王铁成来饰演周恩来就年龄来说显然相差太大，他演老年周恩来更合适。

三场战役各有特点小细节展现大主题

电影《大决战》由《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三部影片组成。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影片的拍摄风格对于影片的成功与否至为重要。作为总导演的李俊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摄制组说：“《大决战》是完整的一部电影，虽包括三个战役，但三个战役构思在大决战一部影片里。各战役的导演要有总体意识，把握总体风格，完成总体构思。除此之外，又要突出自己的特点，展示自己的风格。”为了使摄制组充分把握影片拍摄要点，1989年底，李俊还率杨光远、蔡继渭、韦廉三个分导演走访了作为平津战役总前委之一的聂荣臻元帅。聂帅向李俊一行详细介绍了三大战役的一些情况，尤其对平津战役讲得更为详细，包括如何争取傅作义，如何保护古都等。聂帅详细的讲解对《大决战》的拍摄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在李俊的统筹指导下，电影《大决战》所包含的三大战役在全局上自然天成，但涉及每场战役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是以打为主，一仗一仗地打，一地一地地夺。而平津战役则是有打有谈，军事较量和政治交锋交错，互为制约，尤其在情节推动上特别注意对战略方针的全局把握，并巧妙地避开了前两部已经充分表现的尸横遍野、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独辟蹊径地将重点放在战略部署及和平谈判方面，从而使观众能够相当直观地领略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即使表现战争场面也很特别，如平津战役攻打天津的战斗用29个小时就攻下来了，打得很漂亮。为了显示这一特点，导演特地在银幕上用字幕精确地显示战斗时间表，效果很不错。

总导演李俊经过反复认真思考，为影片定下“削斧砍不失其细，精雕细刻不失其雄”的艺术原则。他说：“影片应该是大笔挥洒出来的一幅巨大的画卷，有分量，有气势，有力度，有视觉冲击力。就像看到万里长城、金字塔，能够引起人民的崇敬与惊叹。同时还要注意挖掘动人肺腑的细节，细节是血，细节是肉，没有细节就不会有感情上的冲击波。前者有冲击力，后者有内涵。应该精选加工，努力把思想性、艺术性结合起来，使之有观赏性。尤其是我们放映时间长达9个多小时的影片，如果不充分注意群众的观赏性，不分析观众的审美心理，不满足观众的要求，就会力气花得很大，看的人很少，这将是一个不幸的结果。”

看过《淮海战役》的人对片中这样一个悲壮情节一定记忆尤深：在战役停顿的瞬间，一个女大学生不堪国民党士兵的侮辱逃出帐蓬，身披白色睡衣在冬天的旷野里奔跑。一位解放军战士见状挺身相救，并用自己的棉大衣裹住女学生。两人不幸中弹，女大学生把棉衣盖在战士身上与之相拥而死……类似这样的情节在《辽沈战役》中也有体现：敌人的通讯班被我军包围后，一个敌军排长高喊着“缴枪不缴女人”，然后开枪把通讯班里的女电报员都打死了。战争性质及国共双方的决战命运通过女性这一特定的视角在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大决战》在演员用普通话还是方言演出时，也很注意。李俊认为：“听领袖人物讲方言，有种真实感和亲切感，而且大家已经听习惯了，还是用方言好。”最后摄制组在征询总政领导、专家顾问及一些老同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一部分领袖和将帅讲方言，其余人物讲普通话。

场景营造真实可信人物塑造个性鲜明

《大决战》之所以拍得既有气势，又能令人回味不已，场景营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营造壮观的战争场面，《大决战》参拍人员数量在军事体裁片中也是史无前例的，仅是八一厂1000多职工中就有近800人参与了拍摄。至于所用各项物资也堪称军事片之最。从下列统计即可一目了然：梯恩梯炸药160吨，解放军棉衣5823套，国民党棉衣4331套，血浆100公斤。可炸汽车100辆，真坦克50辆，空炮弹170多万发，真炮弹1万多发，药品仓库20间，药品120吨，老式电话100部。

影片中有一个反映毛泽东爬坡时冰河开动的场景，很是耐人寻味：在茫茫的陕北高原上，毛泽东爬上山坡，举目四眺祖国的大好河山。随后镜头一转，黄河冰凌开始颤动，一幅大地回春、冰河开冻的恢宏壮观场景便呈现在观众面前。此情此景，将我军走出低谷、开始反攻的背景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出来。这个镜头在片中虽是短短的一瞬，但摄制组为获取它竟然在黄河边苦苦等了两年！

林彪是辽沈战役中一个关键的人物，平时沉默寡言，话语不多。对于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人物，通过造景来反映他的性格特征便更显重要了。《大决战》中林彪的出场可以说是编导们煞费苦心导演出的一个精彩片断：在东北野战军指挥部内，当几位领导人正在根据军委指示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时，林彪背对镜头，沉默不语，长时间凝视着墙上的东北敌我态势图，然后起身走到桌边，边看电报边吃黄豆，仍是一言不发。这场戏既交代了林彪与中央军委在具体行动方案上的分歧（中央军委主张南下北宁线，林彪主张先打长春），同时又点画出林彪的性格轮廓（爱在地图前沉思，喜欢嚼黄豆，平时少言寡语）。

《大决战》对领袖人物或高级将领造景很到位，对于一般战士、老百姓造景也是可圈可点。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塔山保卫战中那个稚气犹存的小战士，在子弹打光后，面对敌人的集团冲锋毫无惧色，戴着农家大嫂送给他的那条红围巾，挥舞着铁铲，扑向蜂拥而来的敌人。小战士接连砍倒了好几个敌人后，敌人的冲锋枪响了，他的身躯缓缓地倒下，红色的围巾在空中飘荡，静静地落下，被爆炸的气浪掀向高空中，又缓缓地落下，挂在一个被烧焦的木架上，当观众的目光追逐着那块红围巾时，同时也体验到了先烈们的壮烈情怀。

《大决战》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三场战役整体风格及细节场景的营造到位，同时还得益于编导们精致的设计和演员的精彩表演。

《大决战》涉及人物众多，如何突破脸谱化公式化的俗套确有难度。但编导们采取了“精神上平民化，细节上生活化”的手法。在表现开国元勋叱咤风云时，将笔墨更多地伸向他们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如冬天冲澡、示范剃头的邓小平；满面春风、用兵如神的刘伯承，张口就开玩笑；诗人味十足的陈毅；一身硬气、打仗灵活机动的粟裕等，无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演员们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吃了不少苦。由于艰苦岁月的磨难，大决战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主要领导都显得比较清瘦，这下可苦了特型演员们。为了使自己形象与剧中人物相符合，大家纷纷减起肥来，其中较为普遍的方法就是饿肚子，有的还特地蒸桑拿减脂肪。扮演毛泽东的古月和扮演邓小平的卢奇为减肥常常饿着肚皮通宵下棋。有一次卢奇实在忍不住了，就劝古月休息一下。古月说：“没关系，剧情里条件艰苦，主席要憔悴些，不睡觉正好。”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瘦身运动”，大家的身材都变得“苗条”多了。

体形问题解决了，演员们又在内功上下起了功夫。为了演好毛泽东这个角色，古月在生活中从说话走路、起坐吃饭，甚至神情都会下意识地用毛泽东的动作。冬穿单、夏穿棉是特型演员经常碰到的情形。拍《大决战》时已是深秋时节，为了拍好“毛泽东游泳”的镜头，古月在清冷的水中一遍遍游来游去，直至拍到满意镜头为止。为了演好周恩来，苏林除了刻苦学习周恩来的语音、语调，查看相关影片、书籍外，还走访了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力图让自己塑造的影视形象与周恩来的原型更接近。对于邓小平这个角色，卢奇也是费了不少心思。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心塑造”，力求反映出邓小平极有个性的内在气质和心理活动。他在《淮海战役》中的出色表演，将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反应敏锐、随机应变、敢作敢为、意志坚强、行为果断的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看了影片后托人转告卢奇：“卢奇演得很好，很成功，我代表家里人谢谢他。”在《大决战》首映式上，邓朴方也称赞“卢奇这个戏演得好”。邓小平夫人卓琳对卢奇的造型也是赞誉有加，她对卢奇说：“我和邓小平生活多年，都觉得（卢奇）很像，没见过邓小平的人自然会觉得更像。”

作为三大战役的重要指挥者，林彪在剧中的表现自然也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其实，当初马绍信在接下扮演林彪这个特殊任务时，也感到莫大的压力。为了真实地再现辽沈战役中的林彪形象，他查阅了很多关于林彪的历史档案资料，也走访了不少与林彪有过接触或有关联的人士。经过一番深入细致调查，马绍信对林彪这个人物有了较深的了解。他对人说：“真是不演林彪不知道，不查资料不知道啊！”正因如此，马绍信在片中对林彪的把握还是比较有分寸的，银幕中的林彪被他刻画得入木三分，展示了他在表演上的巨大潜力与可塑性。后来《大决战》在香港上映时，剧组搞了一个观众见面会。香港观众对马绍信的欢迎程度居然超过了毛泽东的扮演者古月，很多观众都争抢着与马绍信合影。古月见状风趣地说：“林彪同志啊，现在你比我吃香喽……”《大决战》中的蒋介石是人们关注的又一个焦点人物。为了演好蒋介石，赵恒多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及有关书籍，反复琢磨蒋介石的性格特征以及神态举止。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他还走访了在世的国民党各方人士，以期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的鲜活史实。经过一番努力，赵恒多以其朴实贴切、自然生动的表演将蒋介石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后来第十二届金鸡奖评选时，赵恒多因为没有参加影片配音工作而痛失“最佳男配角”桂冠，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评审委员会给了他一个“表演特别提名奖”。

历时五年大功告成影片上映好评如潮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由杨光远、蔡继渭、韦廉各自执导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部影片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由于三个分导演在拍摄风格等方面各有其特点，常常出些不符合影片主题的新意。因此，分导演完成三部影片拍摄后，作为总导演的李俊还必须从总体上把“最后一关”。李俊参加过百团大战，到过朝鲜战场，对于战争片的拍摄可以说既有生活体验，又有拍摄经验，对于《大决战》最后把关可谓是个关键性人物。实际上，一些所谓“精彩片断”就是到李俊这儿被拿下的。如片中有一场蒋介石下台后回奉化老家的戏，原来拍摄样片里有蒋介石的孙子们在竹筏上嬉闹的镜头。李俊认为这个镜头不合适，因为在当时情形下，蒋介石孙子们不会那么嬉闹。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大决战》剧本写作，还是在拍摄过程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大决战》剧本写作先后八易其稿，杨白冰对每一次打印稿都要认真审阅，并提出具体要求。他对影片的审查也是格外的用心。在影片毛片阶段，他几乎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大决战》上了，前后审片达9次之多，一直到出拷贝为止。当时毛片长达10个小时，有人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劝他分几次看。但杨白冰说：“你们创作剧本、拍摄影片花了大量心血，非常辛苦，我们看片子的人还怕累吗？我们可以带饭来，边吃边看嘛。”每次看完片，杨白冰还召集会议，从思想性、艺术性、人物语言细节以至到影片长度都进行了讨论，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当样片定稿后，杨白冰高兴地对摄制组说：“请江泽民主席题写个影片名吧。”

1991年6月11日，江泽民主席与政治局几位常委审看样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反映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既要有真实性，又不要自然主义地去表现。不少历史人物在一生中有许多变化，在描写他们的形象时，要实事求是，要照应到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大决战》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成功的创作经验。”审看完片子后，江泽民还与影片主创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并欣然为影片题写了片名。邓小平对《大决战》的拍摄也很关心，后来他在上海看了片子后满意地说：“片子拍得很好，我每年都要看一遍。”

1991年8月1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4周年，《大决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时任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也参加了首映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同样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1992年1月，《大决战》荣获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最佳美术、最佳剪辑、最佳道具和最佳烟火等6项大奖。同年，该片还获得第1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同年2月，《大决战》又荣获解放军文艺大奖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总政还给《大决战》摄制组记一等功。

《大决战》不仅在大陆产生轰动效应，在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对此作了报道，称赞《大决战》“艺术感染力大，是部好电影”。
“失踪”30年 林彪影像重回10大元帅之列——

本文摘自：《文摘周报》2007年09月04日05版，作者：马智冲 陈位昊，原题：《“失踪”的元帅——林彪30年公众影像追踪》

今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上，林彪等一批在历史上曾经犯有罪行的开国元勋，以真实客观的历史形象出现于展览之中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有评论家认为，这体现了新时期中国新的政治文明，反映了党对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历史人物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

“失踪”的历史人物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在这场运动中，林彪被定性为“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80年代是中国走出文革动乱，走向复苏的十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贴上反革命标签的林彪开始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比如八十年代的话剧《平津战役》，为了避开林彪，甚至几乎完全删去了天津战役的内容。

实事求是党风下的林彪形象80年代，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主持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开始编纂，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的“开国大将”黄克诚同志就明确对编纂人员提出，“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总起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真实林彪浮出水面199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投拍宏大的系列战争史诗巨片《大决战》。三部中的两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都无法回避林彪的历史形象。八一厂没有选择70年代末那样的丑化也没有选择80年代那样的淡化，他们决定直面林彪的真实形象。

《大决战》的公众影响力勿庸置疑，林彪在《大决战》中的正面出场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他的真实形象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开始正视林彪双重的人生和复杂的历史形象。

相比于影视作品，由教育部颁发，全国使用的历史教材更加具有普及意义。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中，有两次正面提到林彪。一次是八路军改编时，提到八路军第115师师长为林彪。一次是关于1955年的授衔，林彪名列元帅名单的第三位。此外，在2004年9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的中国蜡像馆开张，林彪元帅蜡像作为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蜡像之一也被放置其中。林帅蜡像的造型十分严肃，与真人酷肖。

网络与林彪

网络是最开放，最具交互性的新兴媒介，在这里，争议性的话题和争议性的人物永远是网民关注的焦点。像林彪这样集大功大过于一身的历史人物，自网络BBS进入普通中国人生活之后，就一直是网络“论战”的热点。网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林彪和其他解放军著名将帅指挥能力的比较，尤其是林彪与粟裕的水平孰高孰低。活跃在网络上的军迷们大多根据已经出版的军史书籍、介绍革命战争时期的书刊、老将军的回忆录等作为资料，取其中对自己观点有用的内容，进行立论或者作为反驳对方观点的论据。当然，军迷的讨论是带有比较强的感情色彩的，根据自己的好恶亲疏来作评述。但是无论是在“挺林派”还是“挺粟派”的文章和辩论中，他们对林彪的历史功绩都是给予相当的肯定的。尤其，在“挺粟派”对林彪的质疑中，也只是质疑其能力与他人相对的高低，以及由这种高低带来的失误。

对林彪提法有变：首提“林彪集团”未提“反革命”——

本文摘自：新华网2008年09月05日，作者:佚名，原题：《官方对林彪提法有变：首提“林彪集团”未提“反革命”》

前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去世之后，新华社播发了华国锋生平。新华社对四人帮的提法没有变化，而对林彪事件的提法与过去不同，第一次使用了“林彪集团”的中性说法。新华社通稿中有这样一段：“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国务院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

过往，中共比较正式的文件、文稿中提到林彪问题，必曰“林彪反革命集团”。直到半年前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长篇重要讲话中还沿袭上述提法。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

附：新华网北京８月３１日电 华国锋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同志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原名苏铸，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为华国锋。在学生时代，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愤苦读，成绩优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占领家乡的暴行，立志抗日救国。1938年6月，他参加了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他受组织委派回家乡交城县开展工作，先后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群众组织，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抗日武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带领当地军民同阎锡山反动政权进行了顽强斗争，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他在指挥战斗中，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了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他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清匪反霸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同年2月至1956年3月，历任中共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地委书记。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基层经验，运用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积极领导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同时抓好粮食收购、销售和管理工作，使当地农业较大幅度增产增收。1956年3月，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文教部部长。1957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其间，他在贯彻“双百”方针、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8年7月，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村工作。1959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任省政协副主席。他参与领导了全省农村工作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强调贵在鼓劲和科学精神，做出了显著成绩。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1967年7月以后，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对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辛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支持发展杂交水稻，对湖南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维护全省的稳定和维持生产秩序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国务院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1973年7月，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同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他还在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输油输气管道建设，保证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的研制攻关工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亲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同志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党的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华国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华国锋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品格和风范，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结束语：关于林彪的评判之词众多，抛却某些狂热和特定条件下作出的不得已举动，其精彩让人眼花缭乱。为何会有这种情况？这些评价究竟哪些是可信的？只有当我们将这些只言片语重新还原，放回到原本的历史背景下，才能作出相对公允的判断。但是，仅就本专题而言，我们的材料依然显得单薄，过于只言片语。相信，随着官方对林彪评价的逐渐改变，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展现在我们面前，帮助我们更好的评价这位共和国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