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郭徐流毒整改措施:中国历史上惨绝人寰的酷刑大揭秘:凌迟 剥人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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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5日01:26  来源:光明网 

打屁股
核心提示:中国社会只有两种阶级:踢人家屁股者,及预备屁股给人家踢者。林语堂《论踢屁股》

    “拉下去,重打××大板!”

  这样的台词在古书与古装戏中随处可见。这里的“重打”,指的是打屁股以及屁股的延长部分:大腿。古人“股”的概念是宽泛的,但即便仅仅打大腿,屁股一样难辞其咎,至少要暴露出来是肯定的了。

  为什么会选择屁股作为主要行刑的区域呢?原因有二,其一,此处脂肪较多,打之不伤筋骨,相比其他部位比较容易痊愈;其二,臀部为人耻部,中国乃礼仪之邦,先生教育人们“知廉耻”,因此,当众把裤子脱下来让人打,终究是心痛超过身痛的事情。

  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士人间流传着“伴君如伴虎”的说法。无数大员便是在一路棍棒的调教下成长起来,转而有了权力再去调教那些巴望着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人们。

  《明史演义》第七十三回记载:明朝著名权臣沈思孝,因触犯朝廷要员,被施以杖刑。沈思孝因受杖时,右腿叠放左脚上,所以他的右臀受伤重,左臀受伤较轻,回家后,大夫从其身上割掉数处烂肉,大的盈把。为了让肉尽快长齐,生割活羊腿上的好肉填实。

  与此异曲同工,《娱目醒心编》卷五详细讲述了医治杖伤之法:

  用刀割开外皮,剜尽内边烂肉,更取活羊一只,割它腿肉填补空处,使他血肉相连,长成一片,然后可以行动。

  如此可以想见,多少古人的屁股上挂着羊肉。只是,人的屁股遭殃,缘何会殃及羊腿,难道只有那里肉质鲜嫩,堪与人臀相媲美?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中记载了慈禧朝中一位老太监对屁股的回忆:

  太后宫内的总管首领、妈妈、宫女,平日受太后的严厉训练,即使安德海、李莲英等,也是打出来的,其他人可想而知。太后宫几乎天天有打人声。……御前的首领、小太监和妈妈、宫女等殿上的近御者,屁股上常绑一块橡皮,以防重杖,其皮名叫宝贝……

  把“宝贝”穿在身上,这种不得已而透露出的黑色幽默实在让人哭笑不得。而橡皮的这一功用也可以写入中国科技史。

  或许是我们的历史太过浩瀚,因此,与屁股相关的许多有趣的人与事我们几乎可以信手拈来。
行刑者

  三百六十行中没有这一行,但这一行绝对是靠手艺吃饭的。笞杖在手,生杀、轻重仅在一念之间。于是,怎么打人就成了一门学问。

  李伯元《活地狱》第九回提到此事:

  从来州县衙门掌刑的皂隶,这小板子打人,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有的虽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伤;亦有些下死的打,但见皮肤红肿,而内里却受伤甚重。有人说,凡为皂隶的,预先操练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块豆腐,摆在地下,拿小板子打上去,只准有响声,不准打破;等到打完,里头的豆腐都烂了,外面依旧是整整方方的一块,丝毫不动,这方是第一把能手。凡是犯罪的人,晓得自己理屈,今日难免责打,不惜花钱给这掌刑的……

  这样一来,掌握这种高超本领的人,不仅能够顺利完成笞杖任务,而且可以执法违法,从中渔利。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罚分考十四》记载,明代厂卫负责施行廷杖的校卒在训练时,先用皮革绑扎成两个人形,一个里面放上砖头,一个里面包上纸,然后再给它们穿上衣服,让校卒对它们行杖。放砖头的人形是用来练习“外轻内重”手法的,要求能做到看起来似乎打得很轻,衣服也不会破损,但里面的砖头要打碎。包纸的人形是用来练习“外重内轻”手法的,要求做到看起来似乎打得很重,但里面包裹的纸不能损伤。行杖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才算合格。

  清代方苞《狱中杂记》中曾记载着他在刑部监狱中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有三个犯人遭受同样的杖刑,为了少吃点苦头,他们事前都贿赂了行杖的差役。第一个犯人送了三十两银子,被稍微打伤一点骨头,养了一个月的伤;第二个犯人送了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一点皮肉,不到一个月就好了;第三个犯人给了一百八十两银子,受刑后当晚就步履如常了。

  很显然,有钱人犯错误,只要打点得力,一般是可以免去皮肉之苦的。最苦的是那些老百姓们,钱见不着几个,到头来犯点错误,使不上银子,一准落得被狠揍一顿了事。
旁观者

  对于打屁股这样的事情,人人皆有可能轮到。但在棍棒落到自己身上之前,准自由人大可悠游自在,作为暂时的旁观者,欣赏别人伏地挨打不失为一次愉快的精神历险一定是又新鲜又刺激的!

  事实上,行刑是需要看客的,否则就失去了惩戒示众的作用。对于臀部的击打,相比其他刑罚,可能会招来更多的旁观者,因为这种算不得酷刑的刑罚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本有的暴力倾向,同时还可以让人得到一份窥阴癖式的快感。挨打者伏地受刑时,生殖器的暴露在所难免,就算是衙役在行刑时有意维护挨打者的面子,可受杖之后艰难地站起来时又能顾得上什么?

  因此,县衙公堂就成了很多有心理疾病的闲汉们聚集的场所。尤其是当听到有妇女被打屁股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会突地一紧,如同一个重大节日的到来。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给了这些人一个精彩的速写:“事实上,那天这群人聚在一起似乎仅仅是为了某种喜庆的目的。他们真的是快活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相互间开着玩笑,并且就罪犯被捕获一事而相互祝贺。”

  清代大学问家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也记载了这样的嘴脸

  ……闻堂上笞一囚,而咴咴呼痛之声,则女子也,诸又趋往观之,拉余俱去。余危坐不起,咸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就后文了解到,这次行刑并非打屁股,而是打嘴巴。于是,看客们大失所望,悻悻而归。

  同样是在《右台仙馆笔记》中,另一则记载则突出了看客们的卓越贡献不仅仅作为看客,还可以作为行刑者的帮凶。事情是这样的:河南某县农家女与人私通,被发现后不仅不知悔改,还教唆相好的挟持自己的丈夫,向夫家索要金银。县官得知,让该女子的父母出面。女子不听,县官便“命隶笞其父臀,批其母颊”。然后又让其父母训导,不行,又照例责打其父母,如是者三。最终官府擒获这对奸人,县官骂女无耻不孝,猪狗不如。“命左右尽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缕,先批颊如其母数,再笞臀如其父数,然后科以奸罪,决大杖四十。”此事轰动一时,闻风而至者上千人。用刑完毕,县官命父母将其领回,退还聘礼。但事情远远没有完结。当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离开县衙时,脱下自己的外衣为女儿遮丑。这时,伟大的极富正义感的看客们出现了,他们抢走了衣服,迫使那女子光着身子回家去。

  这一幕,纵然是暴力情色电影的大导演也未必能想到。却在看客,这些与案情毫不相关的人们的导演下上演了。估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作为他们的谈资。事情本身的传奇,加上那女人丰满的血流如注的屁股。
怕挨打不愿从军的武举们

  公元1180年,南宋最富热情、最有抱负的皇帝宋孝宗赵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颁布了《补官差注格法》。新的补官办法大大提高了武举们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也为他们许下了一个光明的发展前途。如果这项办法得以全面推行,武举们便能够进入军中长期服务,以便把他们在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日后国家用兵之时,就不愁选不到文武双全的将

  帅之才。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武举们进入军界,军官的素质也会逐步提高,人才也就会源源不断地到来。这位皇帝对号召武举从军给予了很大的期望。

  然而,三年之后,再一次举行武举考试时,冷落的考场依然毫不见起色。宋孝宗困惑不已,他找来主考官王蔺,劈头盖脸对他臭骂一通。王蔺同样困惑不已,从军五年就可以升迁,而担任巡检等官的升迁年限是六年,从军还可以让自己有大好的前途,为什么参加武举考试的人就这么少呢?为什么中了武举的人竟然没有几个选择从军的呢?

  1183年的武状元林飙等人拜望王蔺的时候,王蔺问他们是否愿意从军。林飙等人回答说:“实在是不堪忍受军中的笞捶之辱。”

  王蔺恍然大悟。难怪呀,武功上没有什么建树的南宋朝廷,在军中却存在着极为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而体罚则是体现官大官小的直接方法。事实上,作为一个军人,挨几下竹板木棒,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对于取得了功名的武举们来说,当众受刑这种从军的家常便饭还是不吃为好。因为军法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皮肉之苦,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了!

  王蔺当即上书,奏请宋孝帝下诏,命令军士们对武举以礼相待。七年之后,王蔺成了副宰相,他请求光宗皇帝最终废除了对武举的体罚。从此,武举从军一事稍见起色。然而,为时已晚,病入骨髓的南宋王朝并未因此而中兴,终被异族所灭,个中原因实在复杂,按下不表。
郑板桥的不忍之心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任山东潍县县令,期间常有对犯罪者施以刑罚的情况。对于笞杖之刑的施刑位置,郑板桥主张不要打屁股,而改为打后背。为此,还专门在给豸青山人的信中陈述其理由。个中对臀美的赞叹流露出郑青天的一片不忍之心,实在堪称千古奇文。

  刑律中之笞臀,实属不通之极。人身上用刑之处亦多,何必定要打此处。设遇犯者美如子都,细肌丰肉,堆雪之臀,肥鹅之股,而以毛竹加诸其上,其何忍乎?岂非大煞风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鹅之股,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我见犹怜,此心何忍!今因犯法之故,以最佳最美之地位,迎受此无情之毛竹大板,焚琴煮鹤,如何惨怛?见此而不动心怜惜者,木石人也。……我又不知当初之制定刑律者,果何恶于人之臀,惩罚时东也不打,西也不打,偏欲笞其无辜之臀也。臀若有口,自当呼冤叫屈。……圣朝教化昌明,恩光普照,将来省刑薄税,若改笞臀为鞭背,当为天下男子馨香而祝之!

  郑板桥先生以经天纬地之才为臀部鼓与呼,实在是感人之至。不过,也有人通过这段文字揣测郑板桥有同性爱之嫌疑,以我看来,尚不足为据。我们不妨从人性和美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位颇有艺术品位的老先生,其对人性的关怀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而且用这样有人情味的语言来表述,着实让人钦佩。
酷刑的中国

  了不起的残忍智慧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

  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

  规则是打出来的。规则的制定者,那些帝王们,为了让自己的千秋霸业得以永继,不惜在前人的基础上变本加厉,面对最精妙的人类的躯体,极尽摧残之能事。

  文艺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礼记·曲记》中最早见到前半句,而后半句则无可考,怕是后人为了对仗加上去的。这句看似聪明、贴切的下联很是害人不浅,直接造成了人们对于上半句的误解。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刑不上大夫”指的就是“刑,可以不加在权贵者身上”,其实,这是大大曲解了原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已经有明确的解释:“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这里的“士”指的是“士大夫”。接着,司马迁对这句话做了阐述,其大意是说,士的气节不可辱。有节之士在未受刑遭辱之前就“引决自裁”了。因此,刑罚很难施到他们身上去了。惧怕刑罚到了宁肯一死的程度,可见刑罚之残酷。

  典籍中记载的种种酷刑,让人触目惊心者不下几十种,足见规则制定者超常的想像力。此处只略寻几个,便可窥见一斑。
一六三九年的一次凌迟

  凌迟之刑是诸多酷刑中最惨绝人寰的一种。是将活人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让人慢死的方法。中国历史上有姓名可考的被凌迟处死者不下千人。著名者如颜杲卿、刘瑾、郑鄤、袁崇焕、石达开等等。民间悍妇骂人时常说“挨千刀的”,就是指的凌迟。如此咒人,实在是国骂之精髓,先按下不表。明朝是历史上酷刑最多的时代,百官们竟然用鸩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折磨。

  明代《瑞严公年谱》记下明末崇祯进士郑鄤被凌迟处死时的情景

  一六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后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坐,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儿,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口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喋喋不休地嘱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西城察院的官长就位之后,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谁也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

  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儿,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向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地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疖药的原料。
“人皮草袋”和“沥青人”

  活剥人皮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六朝以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尤其明朝剥皮之刑用得最多、最狠。

  叶子奇《草木子余录》记载,朱元璋对官员责治甚严,若有贪污暴虐,准许百姓赴京诉冤,贪污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杀头后枭首示众,并且剥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让后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府州县衙附近,都要设立一座厅堂,祭祀土地神,若需要实行剥皮就在此执行,因此这座厅堂便叫做“皮场庙”。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而且,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夏充彝在《幸存录》中记载: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姓徐的术士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有的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

  那人大声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夜里,众人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儿,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魏忠贤。他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

  就命令手下人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儿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副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吓得半死,魏忠贤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此刑比剥皮更胜一筹。俗称“上油锅煎”或“油炸”。

  楚汉相争之际,楚霸王项羽就威胁要把刘邦的老爹给“烹”了。刘邦倒是满不在乎:“吾与项羽举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分我一杯羹。”项羽听了气得半死,眼看就要把刘邦的老爹烹掉。幸亏项伯及时相劝,才使刘邦的老爹免此一难。

  明朝大将铁铉却没有刘邦老爹的好运气。当燕王朱棣兴兵颠覆建文帝之际,铁铉等忠于建文帝的臣子奋力抵抗,然而,终是以卵击石,朱棣攻下南京,铁铉也被朱棣大军所擒获。即位后的永乐大帝大开杀戒,把建文帝的老臣一一处死,铁铉自然难逃。蔡东藩《明史演义》第二十六回记载

  ……兵部尚书铁铉,受逮至京,陛见时毅然背立,抗言不屈。燕王强令一顾,终不可得,乃命人将他耳鼻割下,爇肉令熟,纳入铉口,并问肉味甘否?自古无此刑法。铉大声道:“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燕王益怒,喝令寸磔廷中。铉至死犹骂不绝口,燕王复令人舁镬至殿,熬油数斗,投入铉尸,顷刻成炭。导使朝上,尸终反身向外。嗣命人用铁棒十余,夹住残骸,令他北面,且笑道:“你今亦来朝我么?”一语未完,镬中热油沸起,飞溅丈余,烫伤左右手足。左右弃棒走开,尸身仍反立如前。不愧铁铉。燕王大惊,乃命安葬。

  过山龙

  李伯元的《活地狱》对此刑如此记载:“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有想像力和“趣味性”。
连坐宫刑

  宫刑,这种让男人不男的刑罚并非仅存于中国,却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因为男子被割除生殖器后,数日内伤口会发出一阵一阵的肌肉腐烂的臭味,所以又称为腐刑。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被判宫刑的人当属司马迁。此人因为没有管好嘴巴,而把那话儿丢了。这让后世文人接受了不小的教训,从此之后的文人老实了不少。

  翻开中国的历史,受过此刑的人实在浩如烟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宦官,这本也不足为奇。可是,发生在秦代的一场“连坐宫刑”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秦朝大奸相赵高是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赵王室的远亲,在他打入秦国内部之前,被赵国处以宫刑,伤好后他逃到秦宫做了宦官,成了嬴政小儿子胡亥的家庭教师,后来升至宰相,位高权重。说起赵高的受刑,那实在是冤屈。

  其实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按照赵国的律法被处以宫刑,赵高的母亲当时正在干柴烈火的年龄,那能和一个废人共同生活,于是改嫁别人,生下了儿子。根据赵国的规定,妻权夫授,即便改了嫁,生的儿子都承继姓赵,于是那个倒霉蛋名叫赵高,而不是李高王高。于是,更别出心裁的法令让赵高陷入水深火热当时赵国的法令规定,这样生下来的儿子也要被处以宫刑。

  对于这种刑罚,姑且称之为“连坐宫刑”。所蕴含的各种变态心理实在值得把玩。这究竟是一种灭绝式的断后刑罚,还是一种仇恨式的报复?

  太监们的生殖器哪里去了?

  太监们生殖器的归宿一直是一个不宣的秘密,当然,更多情况下是因为人们不去关心这历史细节中卑微的细节。

  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外有间名叫“厂子”的破屋,就是明清两朝赫赫有名的太监工厂,那些身怀绝技的“刀子匠”,按“圣上”的旨意不断制造着太监。按照太监门的规矩,割下来的生殖器不可随便扔掉,大有排场之用,俗称“宝贝儿”。一遇到升迁的机会,必须拿出来呈验;就是在太监临死入棺之前,还得找回“宝贝儿”在原处装上,到了阴曹地府,才不至于尸首不全,以求来世能够六根齐全,重享荣华富贵。

  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因自己的太监身份而痛苦,他不止一次说过,来世一定要做个真正的男人,他恳求家人在他死后为他下体装一个木制的生殖器,以求一个完整的身子去见阴间的祖宗。然而,这段“口述史”终究经不住推敲,考古队打开李莲英保存完好的墓葬时,发现除了一颗头颅外,什么也没有。后人猜测:尽管他的家人沾了他不少的光,但他到底是个阉人,就算安上木柄也是辱没祖宗的,故此把他整个身躯都舍弃掉了。

  摘自《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 作者:李阳泉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