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手团购网 珠海:当马原面对死神（转）

12月8日，北京保利剧院，话剧《培尔•金特》大幕已落。孙海英在后台还魂。高大的马原迈进来，眼睛里汪着的泪扑簌簌落下。马原又哭了。

他给了孙海英一个大力拥抱：“一生有这么一刻，值了！”马原断言，孙海英凭借塑造培尔•金特，足以比肩《武训传》中的赵丹、《茶馆》中的于是之、《哗变》中的朱旭。

《培尔•金特》是易卜生最具哲学意味的作品，此前只有中戏老院长徐晓钟在80年代内部排过，没有公演。故事讲的是老年培尔路遇死神的使者，要被带走，他请求说，等等，于是从头一段段回忆，他历险、辗转、起伏的一生——少年，青年，老年；浪荡子，骗子，富豪；追女孩，撒谎，孤注一掷……他是特别聪明、完全能驾驭人生的那种男人。

第一场幕落前孙海英在台上高声念白：“已故的培尔•金特直到死的那一天，始终保持着自己真正的面目！”剧情展现的，恰恰是培尔如何把它丢掉的。丢了自己，去找；又丢了，再找，人生好像不断在重复这两个动作。

马原在北京的住处跟我讲这台戏，讲得额头泛光，不过也许是刚喝下一大碗牛肉萝卜汤的缘故。隔几天他就煮上一锅，尽量不去吃馆子。一辆山地自行车横在客厅里，座椅的位置相当高。电视机里，在播足球赛。

“昨天早上，伟大的梅西终于得了金球奖。”——好像捧杯的是他。马拉多纳带球连过7人完成的那次伟大射门，20多年来他看了100多回，还会继续看下去。22年前，当护士向他报告落地一个小子，重5000克，他大叫一声：“中国足球有希望了！”

我干嘛要倒计时呢

一个月前，马原上海的寓所。在神侃了一通小说电影之后，我字斟句酌地问：“听说你身体出了点状况，你怎么面对这件事？”

开始是带状疱疹，民间叫蛇盘疮。一般前胸后背腋下都有。有种可怕的说法：如果前后连成一圈儿，就该要命了。我后来了解到，基本没有连成一圈儿的。我是在左侧。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病，神经疼，24小时里它一分一秒都不间断地疼，一般疼4个月。

刚开始看的是西医，认为这是身体某部分出了问题的外化。我是疼到近两个月的时候查出来里边(肺部)长东西了，而且很大。最先进的设备都上了，检查。

第一次肺穿做完，心理上起了严重的变化，觉得仪器这东西残酷。我就想：非得等这东西来给我下判决，然后开始倒计时？肺穿应该做三四次才能确诊，我做完第一次，决定不做了。学校领导跟我说，马老师，别任性，别中断，别耽误了。但我坚决不做了，从医院逃出来了。因为做下去的结果，我看得特别清楚。我跟你说一个类似的场景——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可以去锦州铁路局的机关报，当时全国有十几个铁路局，这个是其中之一，直接归铁道部管。当时我已经发了些小说，报社总编约我过去谈谈。他大概50多岁的样子，跷着二郎腿跟我介绍情况，“年轻人，我们这个空间足以让你施展……”都是这种话。他那个样子是屈尊俯就、居高临下。出来我就问自己：我要来吗？来，我充其量像他那样，还不如他——因为我不是党员，也没想入党，那我充其量当个副总编——也就是说，我努力在这儿奋斗30年，有可能做刚才坐在我对面那个人的副手。我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就已经有答案了：就是现在让我来坐他的位子，我也不要。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他那份志得意满。我也不喜欢明明白白看清楚自己的一生。刚才说什么来着，怎么说到这儿了？

“肺穿。”我说。

联系采访的过程中，我一点没有听出电话那头的人有异样，那声音爽朗、结实。及至见面，一米八几的汉子毫无病态，跟他的自述吻合：

“身高1米84，体重一度90公斤，没心没肺，徒长一身硬肉，曾经把193斤的土杠铃连着举起十几下，手榴弹能投67米……喜欢激烈对抗带有赌博色彩的活动：足球、橄榄球、斗牛、拳击、赛车……”

他有一双浅褐色的眼睛，年轻时一定多情。现在他坐在对面，脸部肌肉放松。我几乎忘记了那个“听说”。

做肺穿的感觉就是看到了全部的余生。检查下去的结果，如果它是良性的，那么我需要开膛破肚把它割掉；但良性也有变异的可能，那我还得做化疗。但，如果不是良性的呢？我就进入倒计时了。

一旦确诊，我所有的生命就进入了那个增强型CT机下达的时间表，可能三年零五个月、两年零八个月，或是一年零七个月。如果我真的只有那么点儿时间了，我干嘛要知道呢？我干嘛要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呢？我可不可以不知道呢？所以我不做了。

这些年，我是个四海为家的男人，也不忌讳抽烟喝酒，男人的世界里总有烟酒。从发现有问题的那一天起，一点不沾了，我觉得那些东西不健康。我原来喜欢开车，喜欢速度，男人都喜欢车，飙车爽嘛，肾上腺素加速分泌。出问题以后，对车啊什么的都淡漠了。原先是个6缸，特别费油，我想要是换车，买个两缸三缸的吧。没有车做不到，尾气污染也不可逆转，但不要因为我给这个地球增加污染了吧，就是我少造点孽。我现在已经习惯了骑单车、走路和坐公交车。

尽量多运动，尽量户外，脑子基本让它闲着。然后画画，像这条鱼，我得画十几二十个小时。写字画画有个好处，它调整呼吸。在海南，我每天的生活都跟阳光、大海有关。非常幸福，说实在的。

你猜我老婆说什么

这个二楼的书房有一扇罗马形的大窗，伸到天花板的书架，每一层都能晒到太阳。除了书、他收的老式收音机、马灯和油灯，最显眼的是他的油画，高更风格的写实肖像——

《七星瓢虫在万圣节降临》。绿色背景包裹着阔脸马原，额上停着一只彩色瓢虫；《它俩有戏》。两条鱼，虎视眈眈，好像要搏斗；

《老婆是个狗东西》。马原的妻子，属狗；画上椰林树影，是他海南的家；

《兔子传奇》，画大儿子马大湾；另有一幅画给9个月大的幼子马格。马原身体出问题两个月后，妻子怀孕。马原希望是个女孩。

我老婆比我小20多，海南人，以前是运动员，7项全能。我见她第一眼就喜欢，不是漂亮，就是舒服、简单、通透。然后我朋友去跟她说，她就嫁给我了。

做肺穿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几十年来头一回。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想我妈今年80了，不能让她知道，否则她可能一下子就垮掉了。她有两个女儿，我是她惟一的儿子。

我老婆一睁眼，看见我没睡觉，就那么近地看着她，还眼泪汪汪，吓了一跳。她说老公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要不你回(海南)去吧，我给你安排好。那时候她刚嫁给我不到一个月，我们是在上海登记的，回去了也没人知道。她跟我在一起每天都那么开心，突然我就可能得了绝症，我就想，她命怎么那么不好呢？

你猜我老婆说什么,她说老公，你不对啊。她说我妈去年得病死了，之前病了好几年，你说我妈病了我就跟她脱离关系这对吗？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啊，你是你妈生的。她说是一回事啊，两公婆是多大的缘分啊，可能比父母、子女的缘分都大，我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病了就病了，死了就死了，这都是命啊，你想那么多干嘛。

我本来没想那啥，要孩子，可她说，我们得要个孩子。出状况是3月份，5月份我们决定要孩子。生下来是个儿子。我老婆知道我心里想要女儿，她说要不我们再要个女儿吧。她就是那么坦然。

我跟皮皮(先锋派作家，著有《比如女人》、《渴望激情》)分开后，单身16年，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朋友们关心，给介绍个女博士啥的，跟她们坐一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觉得够了，特别没劲。我老婆就是个运动员，没什么文化，大专文凭都是工作以后混上的。她就是直接，全凭直觉，所以我说她是通神的。

这个世界能解析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有的那点科学知识，相比那些不能解析的部分，实在不算什么。一般的聪明人读到硕士博士，越读越糊涂，离神很远，离真理很远，离绝对很远——当然那些更聪明的人，早就不怀疑造物的神奇，悟明了人和神的关系。相反没读过多少书的人，有时反而离神更近，他们直觉厉害，没把知识、理性、逻辑带到生活里去，就用直觉面对人和事，而直觉经常是通神的。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说，对本质的任何探求，比不上从头顶轻轻飘落的一片树叶，比不上墙角偷偷开放的一朵野花。庄子《混沌篇》，说两个朋友替混沌发愁，觉得他没眼、没耳、没鼻、没嘴，不能看、听、闻、呼吸，就商量着做做好事，为混沌凿出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混沌死”。我觉得懂得“混沌”的人是智者。

80年代先锋小说出来，有读者说阅读上有障碍，我想主要是因为一下子找不到借以判断的概念了。

马原的眼泪

《收获》杂志资深编辑程永新说起1980年代的文学地图，仿佛就在眼前。他那时常去华东师范大学。

“格非留校做老师，有了一间宿舍，那儿就成了一个文学会所。来来往往的，像马原、余华、苏童、北村、孙甘露，这串名字可以长长地列下去。还有格非的几个学生，像李洱，那时他叫李龙飞。他们都是华师大后门那条小食街的常客。晚上校门关得早，聊天聊饿了，只能翻过后门那扇大铁门去吃宵夜。那时的马原，留浓浓的大胡子，穿及膝马靴，人高马大，翻门时身轻如猿，一点不输给精瘦的李洱。当年在门上翻来翻去的，就是当代的一批实力派作家。”

各种翻译小说、文学杂志畅销，各种人在不同角落传阅手抄，排长队买天书般的《尤利西斯》。其中一些人，譬如先在锦州后到西藏的马原，边读，边写。

从马原回忆的语气推断，那时候人说一句“哎呀，你真是作家啊”，抵得上今天人们对富豪、海归、CEO的仰慕。别的不说，谈恋爱都方便些。

我这辈子一直没间断的事就是跟人讲小说。我读了多少本西方小说？几千本？反正我讲得出，别人爱听。那时皮皮19岁，格非20岁出头一点，我们常在一块儿讲。10年前我变成同济大学中文系的马老师时，格非说：“给他们讲讲大师、名著吧。当年我们能受益，今天他们一定也能。”

马原的徒弟吴瑶是位抽烟的女青年，戴上鸭舌帽端起相机时，辨不出性别。相识9年，师生成了哥们。她在马原四海为家时替他看房子，书架上随便抽一本小说，里面会有波浪线或折痕。

“有时候我师傅回来，我热烈地说，哪本小说哪一段写得真好。他会斜着眼说，30年前我看到这段跟你一样激动。”

2000年，她在本科时上马原的阅读大师课，好几次看到马原流泪。

“一次在课堂上讲梅里美的《马铁奥》。最后马铁奥一枪把儿子打死了，他站在讲台上，头越埋越低，声音也不对了，最后听出是在呜咽。然后就看见他用袖子抹眼泪，说：‘谁读到这一页不流泪，真是狼心狗肺。’

“另一次讲小仲马的《茶花女》，讲到阿尔芒回到玛格丽特身边，与她共度一夜，给了400法郎，玛格丽特说：‘这就是你给的价钱！’他一摔手，边做扔钱的姿势边说：‘这就是你给的价钱！’然后，抹眼泪。”

写小说的圈子里，许多人见过“这个大男人”说着说着哭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话是对的。但男人流泪也是一次绽放。你刚才说童稚童真，我可能还有，我到今天说话都会很唐突。小孩子说话都唐突，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写小说我讲究分寸，为人处世我分寸感并不好。

马原语速不快，遣词造句常常不顺畅，当他仰起脑袋望向天花板或盯着某处时，是在为句子找一个准确的宾语，或落点。大部分时候他说真心实意的话。吴瑶说：“许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人，说话已经不过脑子了。”

讲课扯出去的时候，他会说，上海男人的假领头挂起来很像女人的文胸，北方男人看着很奇怪；偶尔也露一截往事片断，比如讲衣修伍德的《萨莉•鲍尔斯》时他说，替女性朋友须“爱人签字”才能做的流产手术充当只管签字的临时爱人，这样的事他也干过(小说里“我”替萨莉解难)。

他告诉80后写作的苦：“伏案是个很大的问题。也许会一天十几个小时坐着，等到想去解手或吃饭，才发现浑身特别难受，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僵了。”

他告诉同学们，时代换频道了，写小说挣不了钱。为了挣钱——像前辈海明威、福克纳那样——他也写剧本、拍电影。挣钱最痛快的，是一天200来字，一首歌词，1万元。

经济上没问题，可能我脑子比较好用。不瞒你说，正常工作的话，我一天挣的钱比别人一个月多。码字为生的人群里，我算是过得比较好的。克里斯蒂说：杀人不难。我一直说，赚钱不难。只是我没用那么多时间去赚钱，够用就行。

“前小说家”的看法

2009年10月，马原推出了他在同济讲课所得的两本集子《小说密码》、《电影密码》。他觉得早年那本《阅读大师》更有价值，以个人眼力梳理了一遍西方小说史，好看。

马原眼力独特，如果想要标准答案，别去问他。

他觉得金庸的小说，简陋；纪德的《窄门》，高级，几乎无法拆解——他第一次看，被彻底打垮；借给余华，余华看完，浑身都在发抖。

他喜欢张承志的《黑骏马》，“把农牧民写得跟大咏叹调似的”，不喜欢《北方的河》，“太深刻了，看不进去”。

贾平凹的《废都》，在许多人那里“没意思”，在汉学家顾彬那里“糟透了”，但在马原那里，“是一部卓越的、举重若轻的书。100年后如果只留下3部中国小说，不管另两部是什么，《废都》一定是其中之一。古往今来写贪婪、写嫉妒、写恶毒、写吝啬都有杰作，《废都》是一本写无聊写到极致的大书，非常到位。更要紧的是作者写得意了，忘记了深刻，把它写成了只有形态没有思想深度的书。”

在马原那里，一流小说，应该更重表，而非里——这是他个人对内涵、对深刻、对价值判断的反动，也是他今天，作为一个“前小说家”，推崇大仲马和克里斯蒂的原因。

知道一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还不够，还得探求他心里想了什么。这也是心理小说在19世纪后半叶流行的原因。我特别讨厌心理学，它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倒退。因为心理学出现而产生的文学样式都没站住。譬如意识流小说——人类读了几百上千年小说，突然发现小说没法读了。今天发生的许多事，让心理学家一分析，真是可笑透顶。它有点像克隆人，从自己的心出发去刻画别人的心。

我强调小说的表，肯定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但20世纪人们开始大规模寻找意义，不管读什么，先求里。人类希望深刻这个愿望，造成作家们把小说做得越来越精致、复杂，掉进了追求深刻的泥淖。

但现实没按他的喜好走。评论家吴亮说，“看这几年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很清楚，小说哲学化了。不管是奈保尔还是帕慕克，全一肚子他妈的学问，家里藏书都他妈的几万本。至于小说的叙事，完全被好莱坞拿去了。”

从好莱坞到张艺谋，渐渐地，人们先看电影再知道小说。当时张艺谋订了十几种纯文学杂志，被陈村戏称为最忠实的小说读者，其实是小说在为影视打工。所以马原很早就说：小说已死。

而作为小说家，他已经死过一回了。

1990年代初，马原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制组，跑了8个多月(前后两年多)，采访了120多位大陆作家、出版家，拍成了纪录片《中国作家梦——许多种声音》。他对大部分人提了3个问题：怎么看待钱、房子，怎么写性。

说实话，回答让我挺失望的。文人一般都这样。我印象挺深的一个，当时的作家，如果去哪儿玩，一般都是笔会邀请，很少有自己掏钱去的。

你要我答这3个，我会说，我不愁钱，我有挺大的房子。性，每天都在需求、发生的，多重要的事呐。但在我受人关注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女人没有性。我后来也奇怪，怎么没写性呢？我当时关注的是“位移”，不是男女和日常。李潮骂我：你玩得太漂亮了，但没汗味、没屁味、没人味。

性，劳伦斯写得不好，还不如中国古书里写得好，像《何典》，还有《济公活佛》——我看的还是木刻版——它写得跟日常特别接近。我当过知青我知道，性在老百姓那里是特别结实、特别昂扬、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反正说到的时候兴致勃勃，脸上都能带出潮红来。我少年时接触到这些读本，觉得写得真是好，特别直接，酣畅淋漓。性，你把它日常化，当作生命的有机部分，就能写好。

王安忆《小城之恋》里写性写得好。她把人对于性、对于情感的那种无奈、疲倦，那种疲劳地一再重复写出来了，以前没有小说家表现过性里有这个部分。

我在麻疯村也就两个小时

马原对写作环境很有点讲究：光线必须是一束光而不是散射光——这样才能产生幻觉；纸是什么样的，墨水是什么颜色的，都关系到他的状态。摊开稿纸，他喜欢坐上一会儿，找到状态才动笔。因此，他产量不高：1970年代初开始写，1990年代初基本停，100多万字。

马原说，他从识字起，4岁，就开始读小说了。在他是孩子的时候，中国生产的小说大多有一个主题，有一个典型人物，然后是他的命运、遭遇，能印成铅字的气味基本相似。“文革”后，翻译小说大量进来，马原们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他们在喝了点小酒后，会一遍遍拍朋友的胳膊腿：“我这辈子，能写出一部XXX就够了！”

霍桑的《红字》，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田园交响曲》、《梵蒂冈地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城堡》、《审判》，契诃夫的《草原》，格林的《布赖顿硬糖》，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从《小癞子》到《汤姆•琼斯》的流浪汉小说……一次应邀推荐“最喜爱的小说”，马原一口气列了83种。

吴亮说，先锋文学像一支支箭，射向当时的语言规范和思维方式；先锋们，差不多是同时冒出来的。1982年2月号的《北方文学》发了两篇有分量的小说。头条是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讲瓦斯爆炸后的矿工；二条是马原的《海边也是一个世界》。这是他发的第一篇小说，一篇海明威式的男子汉小说。马原记得，那期刊物一时洛阳纸贵。

那时候，除了勤恳的翻译家，还有一批懂小说的编辑，李小林、程永新、朱伟、看到好稿子会流泪的《上海文学》编辑杨晓敏……有一次苏童喝得微醺，对程永新说，他希望到老，跟一摞自己写的书为伴。

马原也有一撂自己的书，也许还不够“等身”。他个人最喜欢的《零公里处》是第一部中篇，“集中了他全部的入世经验”。《冈底斯的诱惑》跳跃着写了3个小故事，来源于一个藏族的绝色美女，“她死了，我差一点看到她的天葬”。《虚构》是进了麻疯村后写的。惟一的长篇《上下都很平坦》写知青生活，带有自传性质，写完感觉“爽，少功利”。一部剧作《过了一百年》，写西藏佛教、本教之争的两段传奇。

职业写家都渴望借上帝之手，灵魂出窍一次。苏童写完《妻妾成群》，让我们好生羡慕，好像他借了第3只眼，鬼使神差把一群女子写得那么精准。李小林是女的，都夸它是《收获》那些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我大概有两次这样的鬼使神差，一次是《冈底斯的诱惑》，一次是《虚构》，都是在很怪的环境里写的。

1984年冬天，我本来是想去青城山，到了灌县，就是今天的都江堰，碰上鹅毛大雪，那个铺天盖地，老辈人说，打记事起没见过。我哪儿也去不了，就窝在县委招待所胡思乱想，披着被子，盘着腿，把枕头搁膝盖上，就这样写，想到哪写到哪。饿了出去吃点东西，然后在四周踏踏雪。那十几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最后写成3万多字。

《虚构》是在北京写的，全是夜里。6个还是9个通宵，我记不清了。实际上进麻疯村也就两个小时，有人带着，给你介绍点情况，你就听听，完了东看看西看看，就回来了。那些麻疯病人也都没说话，像滑动的影子。

通常我是很会结构的，我从小玩这个，起承转合，但那次我竟忘了，所以就出来那么异常的一个东西——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就是时间没发生，给抹掉了。那里面有对话，没有任何沟通的对话，写的时候觉得非常难，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格林写过《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莫里亚克也写过一个《给麻风病人的吻》，我觉得我写得比他们好——更接近真实。这种写作里面，真是有不可捉摸的力量，完全梦魇一样。

我知道我缺一些当一个好作家必需的东西，像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热情和把握能力。我是随意性很强的男人。但我往往可以几乎完美地在假想中还原我的原始感受，那种感受通常是混沌的，我从来不去归纳。

马原说，写小说的人多半爱上了亲手再造的第二种生活体验——在另一个世界经历生命中的一切：生老病死、相遇别离、爱恨情仇，甚至更多。写了20年，他记忆中有一部分甚至已被虚构悄悄替换了；有一阵他跟朋友诉苦：什么都在小说里经历过了，现在连做爱都很形而上。

80年代中期，莫言对他说，去西藏是你一个幸运。7年西藏生活让他成为那个写小说的马原，脱胎换骨，带点神性，尽管他没学会一句藏语。

他说自己确实迷信，信骨血，信宿命。在西藏，他领会了造物主的意志，即爱因斯坦说的“显示自然界和谐与秩序的那种阔大无边的力量”。他也是在那里弄懂了梳理和排列的奥妙，悟到了蒙太奇和诡异哲学的理路。他见识了另一番天地，汲取了一直在寻找的那种能量。他在西藏赤膊踩着兽皮涂鸦的样子，今天再看，已是传奇。马原的“不写”，或许也跟离开那片土地有关。

终于承认跟博尔赫斯有关联，是这几年的事。早些年，他宁肯绕开去谈胡安•鲁尔弗。

86年有人问我，博尔赫斯对你有什么影响？我说，“博尔赫斯是谁？”那是在装。年轻时自尊心强，被问这种问题总是很抵触。海明威、拉格洛孚、菲尔丁都影响过我，这些我都提到过，但我从来不提博尔赫斯。

我在看过《玫瑰街角的汉子》差不多两年后，写出了我第一篇小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如果不是讲课，我不会再去读差不多已经忘光的《玫瑰街角的汉子》。重读之后我发现两篇小说的人物关系、架构、发展都很像。我还写过一个很短的《康巴人营地》，那种杀人的不动声色、事先的预感，回头去看简直像在抄《玫瑰街角的汉子》。怪不得那么多人一点不客气地问我：请问博尔赫斯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果记忆是个大口袋，博尔赫斯一定躲在某个褶皱里，我往里一看没看到，但他一直在那儿。

但老实说，一定要拿我跟博尔赫斯扯上关系也是牵强的。我在写那些故事的时候，博尔赫斯离我很远，我们实际上是在各自不同的生活中汲取经验。我其实是在用博尔赫斯的方法去解决小说的美学——不一定是叙事方法，可能是构思的链条。

我有些别的安排

“你为什么不写了？”

19年来马原被问了不下几百回，就像当年拷问博尔赫斯对他的影响。每次的应答变成文字，定义了另一个马原，一个永远的时代先锋：小说热时他在写小说，影视热时他在写剧本，房地产热时他盖房子去了。

“许多人不写了，张欣、刘索拉、徐星、洪峰都隐退了、干别的去了；先锋派也变调了，余华变了，格非也变了；有一些基本延续原有风格，像莫言、残雪。”程永新说，“写作是人生的长跑。对作家来说，除了才华，考验的是意志。”王安忆今天是公认的马拉松选手，人们提到她的时候，既钦佩，又带点悲壮。

然而，对于没有跑到底的选手，可不可以也换一种口吻思维：哦，原来除了写小说，你还会点别的，干得也不坏。有谁规定一个人写出了像样的小说就得一辈子守着它？时代都换台了，就他们非得坚守，像守着贞操一样？吴亮说，他们每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不再写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过自己的生活，都在选择——生活本来不就是这样的么？

选择，用马原旁观自己的话：“他不喜欢音乐，他宁愿夜里去八角街听狗叫，也不愿意坐在垫着软地毯的沙发里听贝多芬。他要是喜欢穿着新鞋去踩狗屎，随他去吧。”

过去9年里，吴瑶见证了马原在审美、设计、布局上的才能。“他设计的房间，看上去平平淡淡，但很奇怪，拍进照片里，每个角落都非常美。”

马原迷恋影像。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他看了20多遍。他拆解《闻香识女人》剧本时简直像个外科医生。他能看出许多电影里的道道来。

马原说，他上文学课的时候，底下好些学生在忙乎自己的事情，这让他很沮丧；而他开的电影课就很受欢迎。当人们指责他急功近利的时候，他还在跟洪峰互通那些涉及“写，还是不写”的信，真是“谁难受谁知道”。

这些先锋，在还“业余”时，就已经相当“专业”了。马原说，很长时间里，持续的热爱和专注，使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对写作这一件事着迷，他全部生活的重心也都在这一件事上。

可是周围的人和事，变化得实在太快了。读《数字化生存》的时候，马原被震住了。他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是离生活远了。影像时代、互联网世界、比特出现，将那些古老舒缓的情怀远远甩在身后。他终于买了台电脑，替换掉手中的钢笔，左右各出一根手指笨拙地操练他的“一指禅”。

1997年初，下了好几个来回的决心之后，马原躲在深圳写长篇。“先锋”们应对媒体是一套说辞，私下里都在互相使鞭子：“哥们，你还得写啊，不写可惜了啊！”马原至今记得李小林对他的“可惜”。那一次，他早早定下的题目是《缘分的拉萨》。一蹲数月，困难异常。“写作对于我曾经是最拿手最有快感的行为，怎么现在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自40岁上一个人大哭一场之后，马原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了，他彻底平凡、世俗了——工作要安逸，住房要宽敞，多挣些钱改善生活。他拍电视、办公司、跟生意场中各色人等打交道。他开始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直到深夜“晚安”。他的生活彻底变了。有时他也问自己：那个写小说的马原，还会回来吗？

另一方面，这个体制没指望他们回来——它给不起他们一份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

公众也只是以另一套标准，对他们“与时俱进”的谋生，或者比谋生更高些的要求，横挑鼻子竖挑眼。

苏童说，马原拍电影时瘦了几十斤，脸都是青的，掏心掏肺对他说：“兄弟啊，以后再怎么好玩，也别玩这个！”一个现实的原因：马原有个落地10斤的马大湾，法律上归他抚养。

大湾13岁的时候(之前先后在姥姥家、奶奶家长大)，小学快毕业了，我突然意识到，再不抓紧他就长大了，我这个父亲就只是挂个名。我生了他，得尽责任，不能总拿自己当孩子。这之前我一直是荡来荡去。我给自己定的是6年，就是他的中学时代，我得跟他在一起。这样，我就得安顿下来，所以当时急着找工作，最后找到了同济那份工。

这些年我有意培养的，是他的眼力，从视觉审美到价值观。他穿衣服、配家具颜色不会错，看国家、城市、街道和那儿的人，都不会看错。现在他22了，超出色，1米94，英俊，在德国学数学，我不想让他那么早就业，学习时间长一点儿，青春期也就延长了。他也不想学那些马上能挣钱的专业，我觉得他迟早要走艺术这条路。

即使哪天我不在了，他也毫无问题，他能面对任何事情。我打电话跟他说的时候，他在电话里一下就哭了。我说，儿子，哭归哭，哭完了咱们接着说。

我后来也告诉我妈了。前几天我回沈阳，她看我的眼光都那么愁苦，但又看我精气神儿特别高。我跟她说，真没什么事，可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从医院里逃出来那时候我就想，我只有一个一辈子，我有些别的安排，行吗？

我不愿意死，活的乐趣我每天都在享受。在北京每天跟我老婆视频两次，看她抱着孩子在屋里走，孩子抓她头发什么的。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享受。但要是死了，我一点遗憾都没有。说实在的，现在每多活一天，我觉得都是赚的。看《培尔•金特》的时候我很自豪，我没有培尔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和闪躲，我就难过了一天，这一关就过去了。

当然最好满足几个条件，最好我妈看不见，你想她今年都80了；最好再画些画；手里的房地产项目能做起来，周围有些庄稼果树的。我一直想写两个人，林散之和毛泽东，估计没时间了。我还想写本书，(记者：《忏悔录》之类？)呵呵，《马大哈》，长篇，个人传记，像《培尔•金特》、《阿甘正传》那种。我特别欣赏马大哈的境界。

我相信灵魂是有的，但不是以轮回的方式。如果真有来生，我当然还写小说，这是离上帝最近的工种之一，多有快感啊！

吴瑶说，她目睹了马原这些年来的情感经历，每次恋爱他都是扑心扑肝，百分百地投入和专注。如果某个黄昏他坐在那里哀声叹气，一定是吵架了。他有时也会虚无，说“没意思”。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的每一天，都为爱活着。

什么是死？马原说，人人都欠上帝一条命。死，是归还。当那一刻真的来临，他早想好了，自己了断，跟上帝开个小玩笑——主动权别总掌握在他老人家手里。

“我只有一条命，我自己有些别的安排，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