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普陀寺好玩吗:何谓林彪“第一个号令”

何谓林彪“第一个号令”

2011.11.14 收藏　来源：摘自《真实的林彪》

现在说林彪迫害老干部的最大证据，就是说林彪借“第一个号令”将全部老干部赶出北京送到外地去迫害。连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也深信，他们是被林彪赶到南昌去的。

在中央文件和宣传材料里，“林副统帅第一个号令”在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被用来证明是充分暴露了林彪狼子野心。是林彪想试探自己的权威，同时借机迫害老干部，迫害国家领导人的大阴谋。被伟大领袖毛泽东及时识破，对“第一号令”理都不理，轻蔑的说：“烧掉。”

事实上，1969年我军在东北松花江珍宝岛战斗中，设立伏击打死打伤30多个苏军取得了胜利。苏军很快在新疆铁列提克地区对我军进行了报复。以一个营兵力设立伏击，动用飞机坦克大炮，以现代化作战手段伏击了我军巡逻队，打死打伤我军30多人。中苏双方都考虑担心对方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使用战斗升级，都估计中苏一战在所难免。

在苏联领导集团中，以国防部长格列齐科夫元帅为首的“鹰派”已经占了上风，主张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采用“外科手术式”的行动，直接打击中国的核基地，重要工业基地和国家领导人基地，切除中国的手和脚，打击脑袋，必要时动用战术核武器。

同时苏联领导人侧面的通过渠道，探询美国对他们意图的倾向。结果受到尼克松总统怒气冲冲的拒绝，他不允许苏联用武力打破现有的平衡格局。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之后，苏联曾派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在1969年8月20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了一夜，建议美国与苏联联手进行一次“突发性行动”，对中国设在西北的核基地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刚刚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总统也曾考虑在中国问题上与苏联合作，通过默许苏联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换取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但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对后者无动于衷，只想获得美国对苏联单方面的支持。

尼克松总统在与其他的幕僚们讨论后认为：对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美国也会被牵扯进一场可能灭绝人类的核大战中。于是，他们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烈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苏联人的偷袭计划随之流产。

苏联领导层中的“鸽派”领袖柯西金等人对此深表忧虑，他们明白中国人是杀不完的，中国领导人是多年战争中打出来的，是压不垮的。中国当时国内城市建设很差，工业建设不大，军工厂大多在山沟里面很难清除干净，现有的建设打烂了也没什么致命的影响。中国长期生活在闭关自锁之中，满足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境界之中，与世界经济建设没什么联系，对中国的封锁根本不起作用。更关键的是中国也有核武器，中国人不怕炸，毁坏了城市伤亡几亿人中国照样存在，而苏联要是毁坏了城市伤亡几千万人就要崩溃亡国了。为此柯西金急于和中国沟通，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最初联系的情节，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与世隔绝，不懂礼仪盲目自大，充满无产阶级战斗豪情的普遍心态。当苏联外交部费了好大劲把电话打到中国电话局，要求接通中国外交部时，居然受到中国接线员的戏弄刁难和漫骂，这里摘录其中一段以示当年。

莫斯科接线员：北京，我是莫斯科，我把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电话接给你。

北京接线员：是苏联大使馆吗？什么，我不懂。

柯西金主席：请你用俄语讲话吧，好不好。

北京接线员：你用汉语讲话吧。

柯西金主席：我是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接毛泽东的电话。

北京接线员：你找谁？我不明白。

柯西金主席：我现在把话筒给翻译。

苏联翻译：你好，这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他请你接到毛泽东办公的电话。

北京接线员：喂，你是苏联站的电话吗？

苏联翻译：是的，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你转接毛泽东的电话。

北京接线员：喂，你想要干什么？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柯西金主席有事情同毛泽东说。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他是大叛徒，你有什么事同我说吧。

苏联翻译：他有事需要同毛泽东谈。

北京接线员：你跟我讲吧，叫他跟我讲吧。

苏联翻译：喂，柯西金主席请你转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北京接线员：喂，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大叛徒，是大坏蛋，是赫鲁晓夫分子。

苏联翻译：你是谁呀？

北京接线员：我是北京电话站，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大坏蛋。

苏联翻译：他要你把电话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他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可以同他讲。

苏联翻译：请你找你们的上司来接电话好不好，你的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呀。

苏联翻译：是吗？你就是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

苏联翻译：请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接线员：你还要想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还有事情想同他们讲。

北京接线员：我们不同修正主义分子讲话。

……。

当时中国人民都沉浸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梦幻之中，几十年以来对内对外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有着强烈的极左的阶级斗争的战斗豪情。在城市里大挖防空洞、堑壕、时刻准备打仗。有的城市战备气氛不浓，就把坦克、大炮和装满士兵的卡车开进城里转两圈，战备气氛是浓了可是城市街道压坏了，再花钱修路。

军队里大规模的进行三防训练（防坦克、防化学、防空降），把部队骨干集中起来送到坦克基地，让坦克开来开去大家往坦克上扔炸药包，什么连环包、子母包、挂钩包、夹板包、插板包几十种。通过训练全军将士斗志昂扬，认为苏联坦克有什么了不起，我隐藏起来等坦克开过来，突然跃出来摔两个炸药包上去，炸不翻它震也把里面的人震昏了，然后轻松抓俘虏。苏修和美帝一样都是纸老虎，只要他们敢来定叫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然后趁势解放连黑面包都吃不饱的苏联人民。

周恩来听说了打电话事时，也无可奈何地说：“立场可佳，方式不对。”

3月22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周恩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谈话时说：“柯西金打电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接电话的人很厉害，把他骂了一顿，说他是叛徒，把人家总理都骂了一顿，人家说是不尊重他们，我看应该给他转一下。”

周恩来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毛泽东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法国大使叫大家帝国主义大使，苏联大使叫大家修正主义大使，我们在有些场合揭露是必要的，但有时候不要这样骂人。我们同蒋介石谈判也不骂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人理我们了。”

后来柯西金又利用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之际，要与周恩来总理在越南首都河内胡志明葬礼后会晤。由于中国迟迟没有答复，未能在河内与周恩来会晤成功，柯西金只好飞离河内。当飞机已经到达苏联境内时，又得到中国同意会晤的答复，柯西金总理又再度折返飞到北京。1969年9月11日在首都机场与周恩来见了面，双方商定进行副部长级的外交谈判，两国的政治家很理智的从战争的边缘都后退了一步。

在此期间，中国领导高层也得到情报，了解到苏联的动向，了解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计划。中国驻东欧某使馆甚至报出了袭击的具体时间。

对此，政治局做过多次战备局势的分析研究。林彪在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的陪同下，还专门到张家口地区进行战略调研，勘察地形。

1969年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分析中苏形势和苏联的战争准备情况，在分析研究之后担心苏联会利用谈判作为烟雾，麻痹我们然后发动突然袭击。首先打击北京，摧毁领导层。毛泽东提议并批准由政治局做出决议，立即开始加强战争准备，提高战备等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新老，不管有无问题，不看是否在职一律紧急疏散，10月20日前全部撤离北京。撤离方案由周恩来、汪东兴负责制定实施。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北京只留周恩来、黄永胜等人，进入西山军事指挥所。

实事求是的说，这个决议在感情上是照顾老同志和被打倒、被审查的同志的，没有在紧急形势下把他们丢在北京，等待战争中导弹和飞机轰炸的死亡。就像中央红军在长征时，把瞿秋白、何叔衡等一批老弱病残和被列入有问题的人丢在了瑞金苏区。（原来计划把毛泽东也丢在苏区）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下，这批伤残人员和文弱书生注定是没有多少活路的。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在苏州蒋介石原配毛氏夫人住过的一个较小院落里把秘书叫来说：“你记录。”这是林彪典型的作法，没有客套，没有多话，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字斟句酌，语调缓慢，出口成章，很少修改。

一、苏联谈判团将于10月20日在北京会谈，对此应提高警惕。

二、为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为烟雾对我突然袭击，全军部队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及目标可进行伪装和隐藏。通信联络保证畅通。

三、国防工业要抓紧弹药武器生产。

四、二炮要做好随时发射准备。

“都记下来了吗？”

“都记下来了。”

“多少时间可以发给黄永胜？”

“两个小时左右。”

“先给主任看一下。”

“是。”

叶群看到电文，召集林彪秘书来说：“我对军事一窍不通，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大胆说。”

秘书有大小之分，林彪的秘书都是经过战争的高级干部。秘书说：“这个调动部队命令是否应该向毛主席报告。另外二炮导弹部队如果处在随时发射的状态下，稍微一紧张按错电钮，战争就爆发了，最好不要进入随时发射准备状态。”

叶群说：“对对，这都是101战争时期的习惯了，自己先做主然后向中央报一下，现在这样当然不行了，我去向首长说一下。”

很快叶群回来说：“命令改一下，然后我向主席报告，你们打电话给黄永胜。”

秘书根据林彪为了防止冲动，规定所有批示都要积压一天的惯例，问：“这个命令压多少时间。”

叶群说：“两个小时就够了。”

当晚7时，秘书打电话给在北京西山指挥所里的黄永胜，说：“林副主席对战备有几点指示，请你记录一下。”黄永胜立刻安排了记录，然后说马上执行。

这个命令的全过程和全部内容都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军队实际领导人，对军队战备工作做的必须的份内的工作，应属于业务安排。本来与党内政治无关，也没有丝毫半点“第一号令”的影子，林彪可能到死也不知道还有一个“第一号令”，是证明他早有野心的证据。

事后的调查是，10月18日20时左右，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到达时，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海军政委李作鹏，空军司令吴法宪、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已在座。

黄永胜说：“林办传来了林副主席关于战备的四条指示，你记录一下传达下去。”黄永胜没照文件读，只是讲了大意，然后又做了说明和补充。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

黄永胜说：“用电话说说就行了。”

阎仲川整理了一份电话稿，在林彪的四点指示后又加了：

五、立即组织精干指挥部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加强首长值班掌握情况及时上报。

他想战斗文书中有预先号令，既然是林副主席第一次有关战备的指示，又用电话口头传达不太正式，就加了一个帽子“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用电话传达下去。

文革时期军地混杂，许多地方革委会主任就是军人，要准备打仗的消息很快传遍社会，有的地方为落实“林副主席的第一号令”，还搞的轰轰烈烈。

情况很快反映到中央，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十分惊讶，把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找去询问：第一个号令是怎么回事？

军委办事组的人都张口结舌，不知道这个第一个号令怎么来的。

从周恩来处回来，黄永胜把阎仲川喊来，大声责问：“你们传达电话稿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第一个号令，谁是第二个号令。”

阎仲川解释说那只是文件编号。

邱会作说：“你们传达的电话稿，如果叫林副主席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或者用参作字第几号就好了。”

李德生说：“这件事你们搞的不好，可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黄永胜看看电话稿说：“哎，林副主席的四条指示怎么又变成六条了，你们把我们的意见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混到一起去了。”再看看六条意见没什么错也就算了。后来黄永胜在军队驻京大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还对编号问题专门做了说明。

毛泽东对第一号令的标题很反感，对里面的内容并无意见也没要求停止执行，林彪却莫名其妙背上了黑锅以后也没人再提起。直到死后，第一号令才被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重大的罪状提了出来。

阎仲川这位当时在全军中最年轻的大军区级干部，因为这个号令被关了7年半。直到1973年周恩来说：“过去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的太重了？”专案组才开始重新调查，后来按大军区副职离休。

10月20日，苏联副外长库兹涅佐夫的专机从伊尔库次克方向进入中国境内，中国空军密切监视着苏联领空的动向。黄永胜每一个小时向林彪报告一次飞机的航向、速度、方位及边境的动态，甚至包括莫斯科与远东地区的电波频率。

林彪通常是中午12点午睡，但这一天却不去休息，在屋子踱步听取情报。林彪担心的是“布拉格之春”在中国的重演。

1969年春，苏联因为华沙条约组织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独立倾向日益明显，不按苏联的指挥棒转，决定对其实施“外科换脑手术”。一天，一架苏联民用运输机在布拉格机场上空报告，出现机械故障需紧急降落。机场同意紧急降落。飞机降下来歪歪扭扭冲到塔台前才停止，舱门打开冲出的却是50多个全副武装的苏军特种部队士兵，他们迅速熟练地控制塔台、候机厅、出入口、通信机房，紧接着黑压压的苏军运输机群大批在机场降落。苏军坦克、装甲车、汽车开出飞机直接熟练地驰向捷克首都的各个要害地方。在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打倒在地立即逮捕，押上飞机直接送到莫斯科关了起来，新的捷共领导随即诞生，“换脑手术”圆满地成功。

林彪担心的是从飞机上下来的不是外交官而是特种兵战士，直到报告飞机上下来的库兹涅佐夫与乔冠华副外长两人握手，乘车离开了机场，林彪才去休息。

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走下飞机舷梯时，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为了显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故意不主动伸出手去与客人握手，待库兹涅佐夫伸出手后才伸出手。当库兹涅佐夫向乔冠华问候“你好”时，乔冠华竟然不顾外交礼仪常规来了一句“你好吗”，库兹涅佐夫楞了一下两人随即相视一笑走向汽车。

第二天《参考消息》在提及外国报刊报道这一细节时，还赞扬了乔冠华表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中国人那时浑身上下四处冒火星，什么事都要占个上风，把强硬当作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