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对电子屏收费:从日本人身上得到的启示

从日本人身上得到的启示

（发表于 2008-5-4   强国论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位日本社会的顶尖人物决意重建日本，振兴工业。这个顶尖的领导班子，并没有被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国占领军解散。当中共介入朝鲜战争时，美国人就决定改变政策，重建日本。日本领导人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一方面保持深藏不露和谦卑的低姿态，一方面在纺织、钢铁、造船、汽车、石油化工专业、电子电气产品、照相机、以至电脑等各个领域中，快马加鞭赶上美国人。日本有个同法国贵族学校一样的精英制度。前皇家大学和顶尖私立大学精选人才、造就人才。这些人才在公私部门的事业阶梯逐渐攀升。他们的行政官员和公司领导人，跟世界的任何杰出人才一样能干。不过，日本的奇迹并不是由少数最上层的人创造的，全体日本人民都有一种要证明自己济事的坚强意志。不管哪一个阶层，他们都不忘争取最卓越的成就。

日本人敬业乐业


70年代末，在一次访问四国岛的主要市镇高松时遇上一件小事，我对日本人敬业乐业的态度从此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日本大使在当地一家酒店宴请我，虽属三星级，却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晚宴菜肴水平绝佳。水果和甜品时间一到，一名不过三十几岁的厨师一身洁白登场，耍弄着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展示削柿子和日本脆梨的身手，呈现了一场让人惊叹的大师级表演。我问他这功夫是怎样练成的。他是从厨房助手做起，只负责洗碗碟，削马铃薯，切菜。五年后他以助理厨师的身份毕业，十年后生任酒店主厨。对自己的工作他引以为荣。正因为具有对工作的深切自豪感，以及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竭尽所能的高昂志向，哪怕是厨师、侍应生，以至清洁女工，都具有最高的生产力；在制造业方面获得接近零失误的工作成果。亚洲没有其他民族在这方面及得上日本人。无论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东南亚人，任何民族都做不到。唯一的弊端在于日本人自视为特殊的民族。要不你就是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是这个魔术圈子里的一份子；要不你就一无是处。“特殊民族”的神话使日本人不论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或者任何工作场所的一小组员工，都构成一股难以应付的力量。（团结，排外）


日本人文化独特


日本人具有令人钦佩的素质。他们有个独特的神话，像乐高砌砖一样，恰如其分地互相配合拼凑成一个整体。一对一单挑，中国象棋也好，围棋也罢，许多中国人都不输给日本人。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工厂里的生产队伍，任谁也难把日本人击垮。80年代，一家日本公司获颁生产力奖，我在颁奖给公司人事经理日坂时问他，既然本地公司和日本总公司使用同样的器材配备，以新加坡员工跟日本员工比较，他如何评价本地员工的表现。他给新加坡员工打了70分。原因是日本员工技术更纯熟，也是多面手，灵活性大，适应性强，跳槽和缺勤的现象少，更愿意终身学习和接受训练。谁也不把自己当成白领或蓝领，大家一律是灰领员工。无论是技术员、小组组长或督工，都不会介意弄脏一双手。我问日坂，本地员工还要多久才赶得上日本的水平？他认为也许在10年至15年后。在进一步追问下，他却表示本地员工恐怕不可能完全与日本同步。他指出两个原因：首先，日本员工总会在同事因其他事情离开岗位时，自发地暂代其职，新加坡员工则只顾份内的工作；其次，新加坡沿袭了英国的制度，基层和领导核心界限分明，理工学院或大学毕业生一参加工作必定直接高居要职。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

1967年到日本访问期间，我参观了石川岛播磨工业在横滨的船厂，这家公司是新加坡裕廊造船厂有限公司的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真藤恒博士是个出色的工程师，身强体壮，精力过人，精明能干，他带我四处走走。他跟其他工人一样，身穿公司制服，脚穿胶靴，头戴安全帽。在进入船坞之前，他拿一顶安全帽给我。他对船坞熟悉得不得了，边走边用英语向我解释。日本人守纪律、勤劳、团结和有效率。

回到办公室共进午餐时，他解释了英国管理层跟日本管理层的不同点。日本执行人员和工程师在工厂里工作。他们必须了解最底层的工人，才能有效地领导他们，所以必须从基层做起，逐步上升。英国船坞执行人员坐在铺地毯的办公室里，从不去看看在车间或船坞工作的工人。对工人的士气和生产力来说，这不是好事。

后来，我在泰恩赛德参观了斯莱船坞。约翰`亨特爵士带我到各个部门走走，得到的印象跟日本船坞相成了最强烈不过的对比。亨特爵士穿一袭剪裁出色的大衣，皮鞋擦得锃亮。我们一起乘坐劳斯莱斯汽车前去。行经油腻的车间地面时，我们的鞋子沾上油泥。在横滨的石川岛播磨船坞，我没有发现油泥。快上车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亨特爵士却满不在乎，在地上擦了擦鞋底，没把油泥擦干净便上车。在车里，他把油泥擦在地毯上，叫我也这样做。我必定是露出了诧异的神情，因为他说：“他们会用洗涤济洗干净的。”接着车子便开动，不是到办公室去吃午餐，而是到戈斯福斯酒店，先吃一顿美味佳肴，然后到酒店的高尔夫球18个洞的高尔夫球。英国执行人员的生活讲究派头。

1975年5月，我在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后第一次访问日本。从不少的报道中，我了解了日本人如何采取彻底而全面的步骤节省能源，每单位工业产量的石油耗损量都减少。这趟岁访日，我就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和公共大楼，包括豪华酒店，全积极减少所使用的能源。即使夏日炎炎，我居住的酒店客房空调系统最低也只能调到25摄氏度，在那种季节算是最热的。酒店内贴上通告，敬请房客原谅。客房清洁女工也总会在我们离开房间后，殷勤主动地把所有电灯和空调都关上。

我请公用事业局的官员研究日本人节省能源的方法。他们的报告显示日本人处理问题态度认真，不像美国人那样对危机情况总是不当仪回事。所有使用电能超过特定水平的工厂，都必须委任能源经理，管理能源用量，而且每年向日本国际贸易工业部呈交进展报告。建筑业也采取节省能源措施，避免外墙和窗户散热。制造商提高了空调机、电灯、热水器等家庭电器产品和工业机械的效率，减低耗电量，并在每一件电器产品上面注明电能的使用功效。

我发动国内几位部长采取类似的措施，电能消耗量总算下降了，但还是远远不及日本的成绩。

进入70年代末期，日本从石油危机中复苏的经济奇迹，成了举世艳羡的焦点。就在西欧和美国不得不放慢脚步的时候，它却已重享高增长率。尽管许多文章和全球最畅销书籍都纷纷称颂它的成功之道，世界对日本人依然抱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工作起来像蚂蚁似的不眠不休，居住在兔子窝里，坚持封闭自己的市场，然后把钢铁、汽车、零失误的电视机和电子产品，源源不绝地输往外国。

从日本人身上我得到仪个启示：通过员工和管理层紧密合作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____这才是人力资源发展背后的真正意义。新加坡在1972年成立国家生产力局，此后日渐步上正轨。自从一名曾在新日联营电子公司担任行政经理的行动党议员黄贵祥也参与工作后，我逐渐认识到日本管理方式的好处。这名议员协助生产力局成立国家生产力委员会，邀请私人企业参与提供咨询。我也要求日本生产力中心协助新加坡成立类似的中心，还同日本中心主席乡司古平见了面。乡司古平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七十五六岁。他是个苦行者，浑身充满真诚和热忱。他认为生产力就好比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此后十年，在他的协助下，我们建立起一个高效率的生产力组织，一步步把工会和管理层集中起来，齐心合力提高生产力。

日本经理总会全力以赴


不管获配什么职务，日本经理总会全力以赴，尽心尽力。70年代，日新合作的裕廊造船厂的一名日籍工程师，因在计算成本时出差错，导致公司失去一项重要的石油贮存库工程。他把公司那年赢利的滑落归咎于自己的失职，愧疚之下以死谢罪。我们非常震惊，无法想象任何新加坡人会对自己的工作具有如此强烈的深重责任感。

我在所到的中国和越南个大城市，总能见到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派驻代表在当地考察，决定什么东西可以买下来转售到世界其他地方，或者当地需要什么产品可以由日本从世界各地买进来。他们勤奋卖力，孜孜不倦，随时为日本公司提供最新资料。新加坡公司要委派年轻的执行人员到中国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去，肩负比较艰巨的外务，却总是困难重重。

正因为自我要求高，日本公司难以找到及得上国内水准的新加坡管理人员。在裕廊造船厂有限公司，自
60年代同我们联营20年来，无论总裁、财务主管、总工程师，全是日本人。几乎所有美国跨国公司在开业十年后，都大胆起用新加坡人出任总裁。新加坡执行人员和工程师都晓得，要在日本跨国公司获得升职和认同难如登天。

责任感、可靠性、专业性或者掌握日语的能力，都是非日本人在日本公司掌权的重要障碍。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但是很缓慢。一家主要日本跨国公司“日本电气”（NEC），在90年代首次委任新加坡人为总裁。同时期，超过8成的美国公司和半数的欧洲公司，都已起用新加坡人当总裁一职。日本公司的文化不一样。这样给海外的日本公司带来许多问题，他们无法使他国人轻易低融入他们的制度。在经济环球化的大趋势下，除非他们向美国人和欧洲人学习，吸纳外国人让他们融入自己机构的文化，否则日本跨国公司跟后者相比，就难免处于劣势。

不少新加坡的华族人和金融家，就在日本住上好几十年，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也能入乡随俗，却始终未能跟日本同事建立深交。大家可以在公共场所一起吃饭、应酬，登门造访的情况却几乎完全没有。

日本公司总会把商业机会保留给自己的银行，肥水不流外人田。新加坡银行在日本做生意，靠的全是新加坡人和其他外国人。日本大公司在新加坡投资时，都会从日本引进辅助公司来应付各种需求，包括日本超级市场、餐馆和各种符合日本生活方式的供应商。

以前他们完全同西方科技隔绝，只能通过倒序制造（即仿制）一步步跟上，所以特别吝于输出科技。台湾地区、韩国和东南亚都觉察到这一点。也正由于眼前的财富得来不易，他们尤其厌恶把财富分给挥霍无度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任由这些国家的领袖随意糟蹋，富了自己却救不了人民。日本最终在美国的劝说下，一反传统晋身为世界最大的援助国，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新加坡同样是一路艰辛走过来的，所以我能感同身受，宁以提供训练和技术协助的方式提供援助，而不提供捐款，以免它被滥用。

1980年，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的官员到日本同身具影响力的国际贸工部工作货伙伴会面，当时国际贸工部已为日本拟好战后工业发展的总方向，整份报告书深具启发性。日本人高瞻远瞩，懂得放眼未来而不一味墨守成规，缅怀过去帆船、武士的朴实年代。报告书主要讨论的课题是节省能源，开拓可以取代石油的能源，同时转向创意知识工业，作为突破钢铁、汽车和电子保护主义的策略。过去他们是靠一路追赶取得进步的，如今他们要靠自己创造新科技和新产品向前迈进。国际贸工部为日本勾勒出80年代的前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国家，全力汲取和开发新知识，为人类和社会的需求服务。

国际贸工部当时给新加坡官员的劝告是，凭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我们可以充当知识和咨讯中心，跟东京相辅相成。日本人相信这样的中心要取得成功，非得有可靠的和可以信赖的人民不可。这些话我们牢记在心。对发展成知识和咨询中心的必备条件进行认真研究后，我们加倍重视学校里的数学和电脑教学。政府部门为私人企业树立榜样，率先全面电脑化，并通过电脑的加速折旧提供所得税优惠。这个决定使我们走在邻国的前头。“智岛”计划正是这个时候播种萌芽的。通过光导陷纤维在岛内建立四通八达的网络，再把小岛同东京、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主要的知识和咨讯中心，以及同吉隆坡、雅加达、曼谷、马尼拉等邻近城市连接起来。

日本人的企业哲学


跟新加坡的日本商会代表会面，使我认识到他们是通过不间断的投资使他们的企业推陈出新的。他们相信要跟世界竞争，工业必须随时具备最先进的科技。不过最让我折服的还是日本人对操作这些机器的人员的重视。他们不断为员工提供训练和再训练，使得先进的机器能发挥最大的功用。日本人的这套企业哲学，确保他们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

日本国际贸工部官员跟我说过，企业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更何况员工都是终身受聘，所以他们愿意在雇员身上投资。新加坡人都是移民的后代，我们的员工沿袭了英国制度的求职态度，哪个雇主的出价高，员工就往哪儿跑。

日本公司给员工额外补贴的方式，包括津贴、加班酬劳、花红和公司福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像新加坡的做法，日本公司提供的津贴往往比员工的基本薪酬还要多。就因为日本员工所获得的额外补贴高，国家一旦面临经济不景气，公司利润下降，雇主就能立刻削减花红和津贴，把薪金成本紧缩40%到50%。只要公司营业额一恢复，补贴自然又增加。

这么做才能实行终身雇佣制。劳资双方分享利润，也共度难关。在艰苦时期，即使公司赚不了钱，员工也清楚知道公司的长远利益是他们终身饭碗的保障，包括薪酬之外所附加的种种福利：医疗和牙齿护理、单身宿舍、高津贴的住房贷款、家庭消费设施、雇员子女教育费、迎新和欢庆会、长期服务奖、雇佣股票选择权、红白事津贴……员工和公司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当然，只有大公司或公共部门才能推行这样的终身雇佣制度。经济滑坡时，裁员的是小公司，也就是大公司的供应商。我还真希望能向日本学习，可惜同新加坡的雇主谈过几次后，却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新日两国的文化根本不一样，新加坡雇员对公司不像日本人那么忠心耿耿。更何况，新加坡有许多大雇主是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他们的公司文化各不相同。

我尝试探讨日本有什么制度上或方法上的优点，值得我们仿效和沿用。从日本成为我们的军事统治者到现在，这50年来，我同日本总裁、工程师、部长和其他优秀的日本官员有过无数次的接触，我逐渐相信西方心理学家的研究报告所说的，日本人的平均智商，尤其是在算术方面，比美国人和欧洲人来得高。

纵使日本占领时期的经验历历在目，日本的民族特性叫我至今心有余悸，我还是觉得他们有值得尊敬和佩服之处。他们的群体协作精神，他们的纪律、智慧、刻苦勤奋和为国牺牲的精神，促成了一只强大无敌的生产力特强的队伍。日本人深知自己的国家资源贫乏，他们必将会继续格外努力，为人所不能为。

独特的文化价值观使他们在即使发生任何突变的情况下，也能成为灾难的生还者。地震、台风、海啸，自然界某些不可预测的力量，时不时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但是，他们随时勇于面对任何损失与伤亡，从废墟中抖擞精神，振作起来，重建家园。1995年神户那场大地震过后，日本人民的举动和反应，比起1992年洛杉矶一场破坏性较小的地震过后，暴乱、掠夺到处发生的混乱场面，益发值得我们佩服和学习。神户完全没有发生掠夺或暴乱事件。日本公司自己采取拯救行动，提供食物、救济所、衣服；志愿组织请缨提供援助。就连日本黑社会也义不容辞地加入拯救行列。政府方面的拯救工作显得缓慢，铁路、公路、电话不能使用，水电服务全部中断。但是，没有人陷入悲痛绝望而一蹶不振，哪怕失去的家人、财产再多。

1996年11月大地震过后的一年半，我到神户访问时，惊讶于生活如此迅速地恢复正常，神户居民从容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如常生活。日本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进行足够的改变，以便融入由许多不同文化的人组成的世界。

日本赶上西方国家的模式已经瓜熟蒂落了。80年代末是它的高峰期，当时东京股市的实质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市值相等，东京的地价也比纽约来的高。可是，当日本中央银行在1990年刺破经济泡沫后，它的经济就开始长期下滑。

在这同时，通过经简化和重组，充分利用数码科技革命的成果，尤其是互联网，美国经济进行了转型。他把日本和欧洲经济远远抛在后头。日本人正在试图拟出新的模式。它必须接受数码科技的革命，也必须同美国公司一样，加强股本的回报率，着重股东投资的价值。随着经济环球化，日本已被迫开放它的市场。许多历久不衰的做法，例如终身雇佣制也必须有所改变。但我见识过日本人民的能力以及它们的教育素质。虽然他们不像美国那样成功鼓励许多企业家自行创业，但日本的年轻男女并不缺乏想象力、创意和创新的点子．5到10年内，日本人必将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