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独奏浏阳河带谱:中共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22:26:23
  王海光 2010-08-12 17:47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的垮台,标志着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掀过了最后一页。随着全国“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开展,在清算林彪、“四人帮”的 名义下,不断披露出各种骇人听闻的“文革”暴行,中共将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已无可回避地被摆到了实现历史转折的门槛上。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始终丢之不得的“通灵宝玉”。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68年8月讲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些话他不仅给党内讲、也给党外讲,还给外国人讲。到“文革”后期,这场运动已是天怒人怨,但毛泽东仍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评价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承认有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直到临终前,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还是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会怎么看的问题。他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仍把它称为自己一生的两件大事之一。-把发动“文革”与“打天下”的功绩相并列,足见其维护“文革”的用心之重。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能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敢不敢评说毛泽东的错误?不仅关系到中国能不能走出“文革”的历史阴影,而且关系到中国之后的道路将如何走。

1977 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仍然坚持这次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继续肯定毛泽东晚 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还是把“文化大革命”称作“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 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还要求老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

当 时,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在内的一大批重返领导岗位的老干部,都是以待罪之身进行工作的,“文革”中加之于他们的罪名尚未澄清。许多干部对“文革”噩梦还心 有余悸。更为重要的是,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势必要牵涉到对“文化大革命”和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另外,对“文革”中肆意篡改歪曲党史的做法,党内老同 志的反映也很强烈。所以,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又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要对“三次路线斗争”进行总结,这在党内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在这个大题目下,党内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凡是派”想把“文革”的罪责全盘推到林彪、“四人帮”那里,以解脱毛泽东的责任,维护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实践派”则是要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以实践为衡量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能够也不应该回避毛泽东本人的问题。

很明显,“十一大”提出的编写党史、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其目的要求与当时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当时编写党史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首先是由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起来了。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开展了一场全校范围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党内以实践标准评价“文革”的开篇之作,开启了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先河,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思路的形成

-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复校工作。

胡耀邦到校后,组织全校教职员工,清查“文革”遗留问题,整顿学校管理秩序,收回和维修校舍,筹备秋季开学的各项工作。胡耀邦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问题地搞。-为了“完整、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央规定党校教学实行“两个为主”的方针:学原著为主,自学为主。所开课程是四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

相比其他学科,中共党史的开课难度尤其大。中共党史原本是中央党校的一门主课,此 时已与党建并为一个教研室。在“文革”中,党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需要正本清源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许多东西中央并没有定论,研究的 政治风险大,大家手里又没有多少材料,最不好讲。但是,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中央党校是责无旁贷的。当时, 包括叶剑英在内的许多老同志,也希望中央党校能担当此事。中央还曾指示中央党校筹建党史研究室。-

胡耀邦对编写党史极有热情。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党校工作时,胡耀邦即提出了编写党史的建议。-在5月19日中央党校的一个小会上,胡耀邦说:争取在明后年搞出一个研究党史的计划大纲,上报给中央。他还讲了一下编写要求:要大家提倡敞开思想,提倡争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资料。--

当 时拨乱反正迫切需要的,是总结“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但政治敏感度也最高。在酝酿党史教学中,许多人主张在路线斗争问题上,要多讲前八 次,少讲后三次。胡耀邦否定了这种观点,坚持要以研究“文化大革命”为重点,着重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列入了党校的教学计划。--

胡 耀邦对“文革”的思考是由来已久。在这场运动一开始,他和团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都被打倒了,经过十年沉浮,已有了基本的定见。1977年8月下旬,他在指 导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时说: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他还说:毛主席 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建议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不久,在《理论动态》的一次很随意的谈话中,有人问胡耀邦,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他脱口 而出说:“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还举出“内人党”冤案和农业落后的例子加以说明。--

为了高屋建瓴地打开“文革”研究的局面,胡耀邦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党校工作的文件和有关领导人讲话中,非常强调要认真研究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明文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了讲话。叶剑英专门讲了一段修史的话:“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

要 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毛泽东晚年错误。当时,人们头脑中普遍带有“两个凡是”的思想印记,不敢逾越雷池一步。关于党史教学计划,党史 党建教研室讨论多次,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用一周时间学习中共十一大报告和文件;有的主张以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讲的十次路线斗争为依据,讲党 内路线斗争史;有的主张党史只印一些文件让学员自学,再请几位中央首长作几场报告。--眼看开学在即,党史课的教学方案还是迟迟定不下来。

1977 年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听取和研究党史、党建课的教学准备情况。教研室负责人缪楚黄、周逸分别汇报了党史课和党建课的问题。缪楚黄 说:总结“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清路线是非,是非常重要的。最大困难是“三无”。即:一是无党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无定论;三是教员多 年不搞教研无人能讲课。他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大部分同志去搞党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先放下;另一个是还搞党史,把一至八次路线斗争的稿 子发给学员,然后着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关于如何教学,大家普遍存在“四依靠”的思想。希望中央领导人能来讲课,中央能给个定本, 中央其他部门能来协助,再请大庆、大寨等基层单位来介绍先进经验等。

当 天,胡耀邦去见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党校开学的准备情况,并转告了党内一些老同志希望他出来挂帅编修党史的意见。邓小平考虑了一下,认为由他出面不合适,要 党校先搞起来。邓小平还给胡耀邦谈了转变文风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两个风要很好抓一下,一个是学风,一个是文风。千篇一律,应景文章,无病呻吟。他希望胡 耀邦在中央党校带个头。

第二天,即9月22日,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主要意见有:

第 一,自力更生搞好党校教学。胡耀邦讲:第一期办学的两个目的,一是搞好学习,二是积累经验。你们说“三不定”、“四依靠”是不对的。上面靠不了,友邻靠不 住,下面不能靠。“人家卖的瓜比我们自己卖的甜?”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下这么个决心,自力更生,长我们自己的志气,立他一个雄心壮志。 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主要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也依靠我们的学员。依靠我们同学员打成一片。

第二,学马列原著原理不能搞教条主义。胡耀邦讲:我们选编了近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最高的定论、最根本的定本”。把这些原理真正搞懂了,首先是分清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是非,一破一立,林彪、“四人帮”的谬论也就清楚了。中国的骗子多,不要上当。

他还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搞灵魂的东西、实质的东西,不要搞“条条玩条条,脑袋玩脑袋”的东西。归纳多少条,归纳的好,就叫体系;归纳不好,就变成一种僵死的教条了。毛主席在延安对教条主义挖苦的很厉害,说他们生吞活剥,当了一个外国的留声机。

第 三,关于党史教学和编党史本子的问题。胡耀邦讲,党的历史确实需要一个定本。叶帅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希望搞出一本党史,呼声很高。他为此找过邓小平。他说: 中央要我们搞一个党史研究室,高于其他教研室。要等开学以后再考虑。他设想搞一个“从一声炮响到'四人帮’垮台,六十年四十万字的本子”。但什么时候搞出 来,中央没定,他也没想清楚。他还说:党史前边的可能好写一点,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难写,九次、十次路线斗争更难写,难度更大一些。但是,我们总要有人向 这个目标前进。没有本子,党史教学怎么搞,胡耀邦提出:“就是进一步弄通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是写出个稿子来,作为报告也可 以,当作文章发表也可以”。他还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应该抓住这个主题。”

第 四,干部教员要自觉清理自己思想。胡耀邦说:“这十几年来我们党内受错误路线的干扰,制造了那么多的谬论,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因此,我们有一个自觉清理 自己思想的问题。”“这十几年来,报刊上发表的很多东西,包括自己同意的、甚至宣传过的东西,要下决心重新认识,也就是说要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回来,把弄 偏的弄歪的东西纠正过来。”我们现在理论工作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折衷主义的问题,因此要独立思考、独立辨别,不能含糊不清。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包括比较复 杂的思想感情。--

胡耀邦特别提出,还要搞一个东西。就是向全国、全世界解答,为什么中国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多。你们搞了十一次了,这么激烈,这个共产党可是难当,天天不安生。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中国社会来回答。

这次汇报会,正式确定了重点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党史教学思路。根据胡耀邦讲话的精神,党史党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由金春明为组长,负责起草有关研究的提要材料。

-二、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研 究小组深知责任重大,起草工作非常慎重,期间还专门请高级班学员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最后形成了两个初步方案。一个是按校党委 要求搞的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提纲;另一个是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这是因为刘少奇这次路线斗争实在讲不清楚。两个方案都是按照“十 一大”基调写的,对“文化大革命”都是基本肯定。--打印十几份报送给了校党委。

1977年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各学员部负责人等参加,专门讨论党史教学问题。党史党建教研室的负责人汇报了两个方案的情况,反映了备课的诸多困难。基本学习方法是编文献给学员自己学习研究,教研室只是启发诱导,不讲大课。

与会者对方案提出了直率而尖锐的批评意见。

胡 耀邦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要立即收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走漏出去怎么办?他说:“文化大革命”一 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 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夺权,大部分干部都靠边站。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当时是方兴未艾,怎么排除得了?中央文件怎 么选?不能贴标签。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错了就是错了。胡耀邦明确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 嘛。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胡耀邦明确表达了对“文 革”的否定态度。他说:“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和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

与 会者议论纷纷,敞开思想,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如:关于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主席路线是否占主导地位?“文革”究竟胜利在什么地方?“一月风暴”怎么 看?“二月逆流”怎么看?揪“走资派”怎么看?有没有十七年“黑线”专政?等等。胡耀邦不时插话,冯文彬等学校领导人也发表了重要意见。如有的说,“文 革”是延安审干抢救运动的发展。有的接着说,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大家摆出了许多:《十六条》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队伍,同毛主席说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 好的有矛盾;一月风暴是打倒一大片的反革命夺权风暴;“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今天是否还提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要大胆重新考虑;“文化大 革命”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错了,账为什么不能算呢?毛主席带头算了账嘛!为什么不可以算?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 开,我们要继续开下去……等等。也有人提出:“要把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讲充分”。

会 上,关于课程的问题,大家认识也不统一,有人说:要以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心,把“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说清楚。但大家都感到,三次路 线斗争的问题很大很重要,很不好讲,是全党关心的问题。有些人提出,按这个提纲讲,会更混乱,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要中央作结论。这一期讲不讲?短短的 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胡耀邦坚定地说:要讲!是怎么讲法。他进而提出: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要跳出框子,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 析。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主 持会议的冯文彬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学员关心的,必须研究,避也避不开。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 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 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尽管难,但时间不能拖,越早越好。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 度。 

最后,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这次会议否定了以往以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为党史研究是非标准的传统做法,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历史上是非曲直的评价标准,使党史研究有了正确方向。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拨乱反正历史中最早提出要对“文革”重新评价的一次会议。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了吴江和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正式确定了搞一个关于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并就写作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

胡 耀邦说: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脱离实 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会发生这场 “文化大革命”?要求大家认真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写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 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靠只语片言。-otnotes]-->[17]

胡耀邦在这里提出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用实践作为检验历史是非的标准。这对于研究小组的成员来说,无异是一次醍醐灌顶。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了,起草工作进行得很快,一个月后,《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就搞出来了。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提要初稿报送胡耀邦,并附信说明:“提纲草稿已拟出,是大家讨论的结果,我也作了一些修改,大都是陈言。请审阅后再作一次指示,以便逐步改进。”

当 时“初稿”还不可能从正面突破中共十一大对“文革”继续肯定的基调,如吴江所说“大都是陈言”,但在“陈言”下又添加了十分重要的新内容,即:突出强调了 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初稿在“引言”中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 来。”我们应当“摆脱有关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考虑,敢于触及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和一切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和片面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 源,如实地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重大经验教训(包括个人的经验教训在内)”。“这样地研究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打碎'四人 帮’的精神枷锁,实现思想大解放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内容上,初稿对刘少奇问题的批判调子比过去又降低了许多。

此时,中央已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兼管中央党校。胡耀邦在百忙之中,抓紧审读了稿子,于1月20日作出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 

在“三次路线斗争”提纲初稿出来后,胡耀邦又提出新的意见:稿子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先印发给第一期学员800多人内部讨论,征求意见,然后将提纲连同学员意见一并上报中央。再考虑如何着手编写。-otnotes]-->[18]

实 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决定。胡耀邦领导搞的这个稿子,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十一大”的框框,如果直接呈报上去,肯定不会符合中央坚持“两个凡是”的领 导人的意愿,胎死腹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首先在中央党校的学员中进行内部讨论,反映了大家的意见,把文章做大了,上面也就不好再轻易否定掉了。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研究小组赶在春季开学前拿出了新的修改稿。修改稿调整了某些章节内容,扩充到38000字左右。

-三、“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1978年春季开学以后,根据1977年12月2日校党委会上冯文彬的建议,“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于1978年3月6日邀请省部级部分学员开小型座谈会,听取对稿子的意见。被邀请开座谈会的有6人,其中有不久后调任《光明日报》总编的三支部学员杨西光。-

1978年4月上中旬,在党的学说这门课程中,党史教研室将数易其稿的稿子正式铅印下发第一期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理论宣传干部班三个班次的全体学员(共807名)讨论,征求修改意见。题目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

《提要》的章节如下:

-一、

-二、

-(甲)

-(乙)

-三、

-(甲)

-(乙)

-四、

(甲)“四人帮”变本加厉推行披着“左派”伪装的极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乙)粉碎“四人帮”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五、

-六、

第一,怎样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关于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澄清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路线是非,同捍卫和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关系问题。

《提 要》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中共十一大肯定“文革”的政治框框,但在这个框框下填充进了许多新鲜的历史内容,促使人们对“文革”的深入思考,是为否定“文革” 的第一步。具体说,这是在“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的大题目下,“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旗帜的“陈言” 下,强调“应当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运用其精神实质,去分析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客观 标准。

《提 要》是一个“以论代史”的写作模式,最有新意的思想成果,是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遵循的三条原则。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 准。”第三,“应当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条,即对实践标准的论述。它引用毛泽东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的话为依据,说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如此旗帜鲜明地论述实践标准,用实践效果评价“文革”是非,是“文革”后的第一次。

《提 要》对当时人们最为疑惑的两个问题——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论断、澄清“文革”以来重大路线是非与“捍卫和高举”的关系,都做出了新的解释, 强调不要拘泥于这个“三七开”的数字,鼓励人们要敢于承认错误和实事求是地认识错误。并且说: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澄清事实真相和 重大的路线是非,彻底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是目前所需要的“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棘手的还是刘少奇的问题。“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全民大批判,强加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罪名。现在怎么看?吴江领导起草小组在研究中提出,要把刘少奇的问题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分开来,前者是党内路线问题,后者是反革命集团。--为 了搞清楚“文革”中加给刘少奇的诸多罪名,起草小组有关人员找了一些知情的学员了解具体情况。如“三自一包”的问题,找了来自农业部和安徽、吉林等地学 员;“三和一少”的问题找到中联部等单位的学员。他们详细地说明了这些问题的来由,证明这些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对于在“文革”中大批特批的所谓刘少奇的 “黑六论”,研究小组认为这是党内不同认识的问题,在《提要》中也不再提起了。

《提 要》虽然还是延续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但一是肯定了毛主席的路线“始终占着统治的、主导的地位”,二是确定了刘少奇路线到 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已告结束”,这就把刘少奇和造成“文革”大动乱的政治责任实际上区别开了。刘少奇问题的主要内容,限定在毛泽东在八 届十一中全会上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提到的几项——即1962年的右倾、1964年的形“左”实右、“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提要》正 式铅印时,报经胡耀邦同意,又抹去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扣在刘少奇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擅自行动。

学员们对研究和讨论“三次路线斗争”非常重视。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非常热烈,对《提要》逐字逐句推敲,从写作体例、思想观点到措辞用语都提出了许多意见。

党 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上老、中、青都有,由于在“文革”中的经历不同,感受不同,思想解放程度不同,在讨论《提要》中,意见分歧很大。往往同一段文 字,有的同意,有的反对;有的认为说过了,有的认为说的还不够。许多小组整理了三四份修改意见。还有个别学员觉得小组整理的意见不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又 另写了一份意见呈上。党史教研室和《理论动态》等单位派人参加了学员的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

第一期三个班次学员讨论材料最后都汇总上来。这些材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反映了“文革”结束时期人们头脑混沌初开的思想状况。根据笔者所存当年的学员各小组上报的讨论意见,结合一些口述回忆整理出以下问题:

大家对编写《提要》总体上都是认可的。认为“这个材料虽然还是初步的东西,但毕竟提供了线索”,大体上勾勒出了三次路线斗争的轮廓,为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对于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有很大帮助。“尽管有些问题写得不够,但大方向是对头的”,是个很好的开端,具有积极的意义。

多数人肯定《提要》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上做了有益的工作,表示很受启发。认为作者尽了很大努力,“在许多地方打破了林彪、'四人帮’的框框,突破了'思想禁区’,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对于“启发大家端正态度、解放思想,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有着实际的启发教育作用”。同时也指出,这个稿子还是初步的尝试,“有些问题写得不够;有些问题现在还不好做结论;有的提法还不准确”。

学员对存在问题的反映主要集中在写作思想和体例方法两方面:在写作思想方面,许多学员认为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回避了一些重大史实。“有些问题写的很原则,很抽象”,“有 些问题含糊不清,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没有完全做到实事求是。有的学员说:“文章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文字结构和写法上都下了功夫,但有许多重大问题, 讲得吞吞吐吐,有些干脆回避掉了”。有些学员直率地指出:《提要》要求大家敞开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但它本身却回避了许多 问题。还有的学员说:编者还是不够大胆,心有余悸。有的学员还鼓励编者,“是真理就不怕辩论,怕辩论就不是真理,不能回避要害”。

在体例写法上,学员普遍反映,材料像是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录,不像写历史。有些重大事件没写上,有的写得太简单。有的还说:“看了觉得整个文化大革命似乎都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进行的,看不出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看不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导作用”。

-四、学员的反馈意见和主要观点

-在讨论中,主要争论的观点如下:

1、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学 员们一致认为“这段历史必须认真总结”。但是要客观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势必要突破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定性。首先是“三分错误”的具体内容 是什么?有的认为“三分错误”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的认为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还有的认为“两者都应包括在内”,各有各的账。许多人提 出: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需要弄清毛主席对一些问题指示的历史条件和范围,分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伪 造的。有的还建议党校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搞出一个经过鉴别的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指示,发给大家作为研究的根据。

许 多学员提出:“文革”中出现了许多严重情况,“只说不可避免,不足以服人”。一些学员还举例说:把林彪写入党章,是不是不可避免?张春桥、江青为什么摆到 那么高的位置上?九大、十大的组织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一个好人都没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混进这么多坏 人,是怎么来的?中央文革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干了不少坏事,在组织上一度凌驾于中央之上,代替中央发号施令,对中央文革应作如何评价?有的还提出了多年来党的“左”倾的问题,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一直存在,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危害很大。

许多人说:十年来直至打倒“四人帮”为止,把任何工作上、思想上的错误都提到路线上来整人,叫做上纲上线,动辄扣上“走资派”帽子。因此要求搞清楚,形成错误路线和具体工作中的错误的区别是什么?“走资派的科学标准是什么?” 有的说:直到“ 四人帮”倒了以后,才说是以“三要三不要”为“走资派”的标准,这还是在大原则上说的。有些说:形成路线问题的标志,毛选五卷上讲了三条,即“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其他的错误再大也只是具体错误,不能叫路线错误。许多人还建议:请党校写一篇“什么是路线,怎样正确的进行路线斗争”的文章,载之于《理论动态》。

2、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问题

在讨论中,许多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如何估计,是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出发点和基础。必须充分肯定十七年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党和军队是好的,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虽然《提要》谈到了,但还不够,应该写得更充分。

关于毛泽东提出的“文革”的发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的论断,一些学员以不同方式委婉地表示了不同看法。如有一位中级班学员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不理解。后来看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otnotes]-->[24]

很多学员对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直接提出批评。如:讲党政军各部门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应怎么看?对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是否估计得过于严重了?有些明确说:《五一六通知》对当时敌情估计过头了,把“走资派”说成是“一大批”,造成“打倒一切”,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工作,问题很大。

不少学员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之久,原来是怎么打算的,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有计划的搞这么久,还是由于形势发展控制不住?如果是控制不住,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教训?” “搞了十年之久是由于控制不住,原因是党委都瘫痪了”。还有的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是不是不可避免?如果能够避免,为什么不能避免?这里有什么经验教训?

3、关于刘少奇路线的问题

学员们对《提要》中不再提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反映非常强烈。有的是直接问:“为什么给刘少奇摘掉了'三顶帽子’?” “为什么只剩半顶了”?有的是间接问:“是不是中央有什么新精神?”有的是责问:“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还做不做数?”甚至有人当面质问下班老师,“谁给你们的权力?”也有个别学员提出:说刘少奇是叛徒,证据不足。-otnotes]-->[25]

关 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有四个方面。(一)刘少奇路线的起止时间如何划分?一些学员提出:“如果说建国后就有一条刘少奇修正主 义路线,那么刘少奇两次当选国家主席就不好理解了”。还有学员提出:刘少奇的路线与第七次、第八次路线斗争有什么关系?与八大有什么关系?有的说:“'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过去一直说是刘少奇塞进'八大’决议的,批了很长时间,现在应该怎样看?”关于刘少奇路线的结束时间,《提要》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基本结束了。有些学员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提得对。有的则表示不同意,认为还是过去说的明确,毛主席在全会上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揭盖子”。还有的说:既然已经基本解决了,为什么毛主席还接见红卫兵,让红卫兵到处造反?还有的提出: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才迅猛开展起来的,层层揪各级领导干部,应以“九大”作为第九次路线斗争结束的标志。

(二) 刘少奇路线有哪些内容?有些学员问:在“文革”中大批特批的东西,如“黑《修养》”、“黑六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工业七十 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专家治厂、洋奴哲学、文艺上的封资修……,为什么没写上?现在应怎么看?有的还说: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批判刘少 奇有三条,而在“文革”中批的范围很宽,许多地方“批过头了”。 有的学员还指出了《提要》中对刘少奇的一些不正确的提法。如:《提要》说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在干部中吹冷风”,有参加了七千人大会的学员说,这样的提法不妥。对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说过的“农村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学员提出,毛主席也说过“相当一个多数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话。

(三)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许多学员提出:应怎样看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哪些成员?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各地区各部门的控制程度究竟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文 革”中层层揪刘少奇的“代理人”,有没有这么多?还有“叛徒集团”的问题,都有哪些人?有些人还提出:看不出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非要采取“文革”这 种形式不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不采取“文革”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而是采取政治局会议的方式,“打招呼”会议的方式,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 帮”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这样不更好吗?有的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刘少奇问题,为什么还要开展“文化大革命”,让林彪、“四人帮” 利用了这个机会,搞篡党夺权的活动。有的还说:“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揭发阴暗面”这条毛主席语录值得研究,与列宁讲的组织动员群众有矛盾。

(四)怎么看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一些人还提出:对“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作怎样评价?究竟什么是资反路线?面有多大?时间有多长?是否各级领导、各地区各单位的领导人都执行了资反路线?事实上后来搞得面很宽很凶。有的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五十多天,实际上各地的文化革命工作组,被说成是刘少奇的工作组,被揪斗,后来是层层批干部。有的提出“毛主席说五十多天派工作组是镇压了革命群众,派军宣队工宣队也是工作组形式,这怎么理解?”

4、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大民主”和造反夺权的问题。

在讨论中,各学员支部几乎都提出了如何看待“大民主”的问题。如,第九次路线斗争是否一定要采取从下到上搞大民主的方法?“如何理解'大民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怎样开展 '四大’?”“为什么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为什么要进行夺权?”等等。

大家对停止党的组织活动,意见很大。认为,“文革”初期取消了地方党委的领导作用,停止党组织的活动是不对的。林彪、“四人帮”借机煽动极“左”思潮,把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同党的各级组织对立起来,提出“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实际上就撇开各级党委的领导了,毛主席的指示靠什么贯彻执行?有些人还说:在“大民主”的口号下,党员停止组织生活,搞全国大串联,组织战斗队,不分青红皂白冲乱各级党委,形成停工、停产、停课,无政府主义空前泛滥。把干部群众划分成“造反派与保守派”,资产阶级派性发展起来,被坏人利用,造成极为严重的政治恶果。这个经验教训,应该很好总结。

很 多人对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过实践检验,“十六条”的问题也很大。这个文件对党的领导没有强调,说群众运动“他们的革命大 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和列宁所批判过的那种不要党的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有什么两样?文件对文化革命小组一类的“权力组织”的规定,也是不对的。 以“左派”划线,不讲党的阶级路线,混淆了敌我。

许多人认为,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实际上是只准一部分人讲话,不准另一部分人讲话,受冲击的干部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申辩讲话的权利,甚至人身自由也失去了保障。不少领导干部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有的被迫害致死,还株连家属子女。这种离开了党委领导的大民主,今后要引为鉴戒。

还 有的说:只要碰到群众头上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就是“走资派”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就叫“走资派还在走”。这是压在广大干部头上的精神和政治枷锁。在批“资 反路线”中,很多党团员、老工人、模范人物和积极分子被当成“保皇派”、“保守势力”进行批判斗争。在斗、批、改和“整党建党”中,由群众组织或某些“造 反派”领导整党,是极端错误的。

有些学员提出,当时夺权都是中央批准的,并发了贺电和社论,现在应怎么看?毛主席对全国各地夺权是怎么指示的?大多数学员认为:“文 革”中的普遍夺权,是一条极其深刻的教训,应予总结。由群众组织自下而上的夺权方式不好,造成混乱局面。上海“一月风暴”引起全国性的夺权,现在看清楚 了,不是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而是适得其反,地方各级党组织都瘫痪了。“当时报刊上点了各中央局和省委负责人的名”。全国各地夺权,不要党的领导,自发 夺,层层夺,甚至街道居民委员会、农村生产队的权也被夺了。夺权把地方各级党组织都搞瘫痪了,搞乱了党的阶级阵线,这是林彪、“四人帮”乱中夺权的阴谋。

有 的还提出,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发表了社论。如《东北的新曙光》、《西南的春雷》、《华北山河一片 红》等,把夺权以前的形势描绘成漆黑一团,仿佛“文革”前十七年就是“全国山河一片黑”似的。这样讲,怎么能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呢?

5、关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问题

《提 要》把林彪、“四人帮”说成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结成的反革命黑帮,是资产阶级势力和封建地 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集中代表”,还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进行严重的干扰破坏”。但林彪、“四人帮”的问题说得越是严重,人们的疑 问越是多多。学员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一)林彪、“四人帮”是怎样上台的?有些人提出: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讲政变问题的“五一八讲 话”,当时就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总感觉不安”-。 大家的问题是,毛主席为什么不安?如果已经看出林彪的罪恶目的,为什么还要选林彪为接班人?有些学员说:既然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斗 争,那么为什么还把他们培养成接班人?而且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高,篡夺的权利越来越大,林彪还爬到副统帅的位置,写入了九大党章。还有的说:为什么林彪、 “四人帮”反党集团存在那么长时间?应该好好总结我们党在审查干部和民主集中制方面的经验教训。

(二)对“九大”、“十大”怎么看?当时“十一大”是肯定了“十大”的,而“十大”又肯定了“九大”。因此学员的问题多数是从组织路线上提出的。认为:这 两届政治局委员中混进了那么多的坏人,把许多老同志排斥在外,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政治局中占据相当大的数量,叶群、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等一步登天当了政治局委员,在中央部门和各级党委安插了许多帮派骨干,因此,不能说“九大”、“十大”路线没有问题。有的还说:当时有人把林彪作为接班人 写入党章,吹捧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创举,从实践的结果看,这个创举是失败的。连政治局委员发表了不同意见,都被打成“二月逆流”,这是根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 则的。

(三)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的形成。多数学员提出,应当对“中央文革”如实进行评价。他们说:中央文革小组被 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干了许多坏事。它本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个办事机构,为什么竟然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会衔向全国发表指示,甚至架空 中央政治局,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是不正常的。还说:“四人帮”本来与林彪是一丘之貉,但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之后,反而更加得势了;他们在1974年以后就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和警告,而到1976年又如此猖狂反扑。“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飞黄腾达,爬得那样高,破坏性又这么大,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经验教训很深刻。还有人提出: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很多坏事,应该写上一笔。

(四)关于“三支两军”的问题。许多学员都提出了“三支两军”的问题,认为问题很大。有的说:林彪利用“三支两军”,搞枪指挥党。以军代党,以军代政,严重破坏了军政、军民关系,败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并且迫害了大批的老干部。有的提出:“支左”的问题很多,有的支一派,打一派。不少地方和单位的大联合长期联合不起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五)关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等问题。许多学员提 出,林彪的路线主要表现为极“左”,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不去批“左”,结果批了林彪,又出了“四人帮”,越批越 “左”。从当时情况看,“十大”已提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好像也没有必要再单独发动一次“批林批孔运动”。还有的说:“批林批孔时,为什么江青一伙能擅自 在京召开所谓动员大会,迫使党的副主席做检查?” 有的提出:“从'十大’以来搞了一系列运动,如批林批孔、学理论、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都有指示,今天怎么理解?”。“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 当时传达说是毛主席让写的,要搞清楚”。有的人还说: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一直反右,没有反过“左”。在批林时,只能批极右,不能批“左”。这个问题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从1958年以后到“文革”,一直是反右,党内生活不正常,不能提不同意见。

6、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大家认为《提要》说“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病重和周总理逝世的机会,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提的很对。但是要把打击陷害的过程讲清楚。是怎么搞起来的?四人帮是怎么样搞的阴谋诡计?哪些指示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许多学员提出了需要澄清的一些问题。如:当时有没有右倾翻案风?1975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四人帮”所谓“教育战线大辩论”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公布的毛主席的许多指示,是否属实?当时发的中央文件,哪些是错误的?许多人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应该实事求是。”还说:“这不会有损毛主席伟大旗帜的”。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很多学员提出:应该指出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真正的大民主。有些人明确地说:1976年 清明节广大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是革命的行动,这也是广大革命群众对四人帮愤恨的表示,也是广大革命群众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即使有个 别的人乘机活动,也改变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这一性质。“四人帮”加以镇压,并诬陷了邓小平同志,这是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这一事件,应拨乱反正, 明确写清,载入史册。有的还提出:当时所谓追查“反革命谣言”,就是“四人帮”镇压革命群众。

此 时,民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声音日渐强烈。华国锋等人对“天安门事件”虽然有所松动,但由于事件性质为毛泽东所定,不敢公开予以平反。在党内较大 范围进行讨论“天安门事件”问题,这还是第一次。许多学员旗帜鲜明地公开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表达了党心所向。

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大困难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不清楚,具体材料不足。这也是大家对《提要》最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学员还把要求搞清楚的相关史实编出了数字串串。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报、七·二〇武汉事件、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九·一三事件”、十月的胜利。-otnotes]-->[28]

在“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中,尽管还有“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但许多学员已经开始以实践标准考虑“文革”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了。大家强烈要求搞清楚“文革”许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表达了党内要求知情权的民主诉求,也是以实践标准判断政治是非的应有之义。

-五、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三次路线斗争”研究

-根据学员提出的意见,研究小组整理出了一份综合材料,并于5月17日报送给了校党委。校党委将《提要》征求意见稿连同整理出的学员意见,转送给 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汇总整理的学员意见材料,虽然在一些语言表达上经过了“柔化”处理,还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了讨论中的各种观点。中央党 校学员反映的这些意见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党内的思想认识,大多数意见不同程度地带有着否定“文革”的倾向。即使一些比较温和的意见,例如要求在党内披露毛 泽东在“文革”中的一系列指示,以澄清林彪、“四人帮”的造谣歪曲,其实也是在委婉地表达对“文革”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沿用过去的传统政治模式——搞出几个路线斗争的头子为政治替罪羊,以维护毛泽东一贯正确的领袖形象——则已经很难立得住了。

中 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也集中暴露出了党内在“文革”认识上的一些阻力。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一些“文革”言行应如何看的问题,大家一般都是多有顾 忌。在“完整准确”的概念判断和“实践标准”的客观判断之间,许多人是来回徘徊的。即使是在实践标准上,人们的看法也多有歧义。如有的问:每个人的实践不 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所以,要打碎党内多年形成的“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必须从哲学的认识论高度阐明实践第一的观点。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问题,并把这场讨论从中央党校推向全国。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是刚从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毕业的杨西光。在众多来稿中,他敏锐地发现了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特殊价值。他与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合作,对该文进行大幅度地修改,加上“唯一”一词,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实》文经胡耀邦两次审阅定稿,于1978 年5月10日首发于《理论动态》,次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文章提出:“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只能是实践”。文章使党内“凡是 派”和“求实派”的冲突明朗化了,将真理标准问题发展成为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在中央党校接受了思想解放洗礼的学员毕业后,枝布叶分,成为各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骨干。

全 国范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兴起,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主持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对“两个凡是”形成了猛烈的冲击,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 运动,“凡是派”的阵地越来越小了。中央党校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并确定在今后各期学习中,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列 为党史的一门常设课程。

1978年6月,中央党校第二期高级班和中级班开学。中共党史教研部根据校领导指示,参照第一期学员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对《提要》稿的修改进行了多次讨论,于1978年8月23日提出了新的修改方案,并上报给校党委。

1978年11月,党史教研部“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拿出了一份修改后的《提要》稿,根据吴江的审阅意见,又作了进一步修改。12月23日,党史教研部将新的修改稿报送胡耀邦。

此 时,胡耀邦正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里会外非常忙碌。1978年12月26日,胡耀邦对党史教研部的报告作了批示:“我没有时间看了。可能问题多一点 是如何评价刘少奇错误路线问题。(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夸大这次路线斗争)。这没有关系,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

新修改的征求意见稿,充分吸取了第一期学员的意见和建议,借鉴了方兴未艾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成果,从章节结构、文字表述到思想观点都进行修改,较前一稿又有了很大进步。

新 稿把过去的三条研究原则拓展为了四条。即: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 非的唯一标准;第三、要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第四、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二、四条是重点。

第二条体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成果,突出强调了实践的“唯一”性。第四条是新添加的一条,明确表示了要敢于去揭“文革”疮疤的态度。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加以批判和纠正。” “如果不顾事实,不作分析,禁区处处,讳莫如深,把缺点当美德,把错误当成果,那绝不是什么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继续保护错误路线造成的灾难和恶果”。

第三条新稿在“前言”中明确表达了要敢于去揭“文革”疮疤的态度。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加以批判和纠正。” “如果不顾事实,不作分析,禁区处处,讳莫如深,把缺点当美德,把错误当成果,那绝不是什么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继续保护错误路线造成的灾难和恶果”。-

新稿在对“三次路线斗争”的论述中,进一步减少了刘少奇路线的政治份量,加大了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新稿还点了康生的名,称他是林彪、“四人 帮”的“同伙和智囊团的首领”,“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许多坏事”。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已不再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原稿中剩下的半顶“帽子”也彻底 取消了,所谓“资反路线”的问题也不再讲了。同时指出在揭批刘少奇路线中,“也曾产生了一些严重错误”,为林彪、“四人帮”所利用,在各方面造成了严重后 果。这方面新增的提法有:《五·一六》通知对敌情和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革命派”等,缺乏明确的解释和 具体标准,制造了混乱;在批判刘少奇路线时,把本来正确的东西也给批判了等等。

新稿中对林彪路线和对“四人帮”路线的论述,不再使用“极右实质”之类的语言,明确提出批极左的问题,重点批判他们全盘否定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成就,煽动“打 倒一切、全面内战”。这方面新加的提法有:以红卫兵为先锋的群众运动,带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色彩;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为反革命的指挥 部”;上海的“一月风暴”是“一次典型的反革命夺权”;“十大”未能察觉“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让他们窃取了更大的权力;对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明 确指出“这是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行使民主权利,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等等。

新稿在总结经验中也较前稿更具理论深度,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新观点。如指出:过去党内流行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等等一些说法,“是极其错 误和极其有害的” ;认为“文革”的党内斗争大抓大斗,逼供信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谣诬陷,无限上纲,“冤案、错案、假案之多,被迫害致死的人数之多,都是我党历史 上罕见的”。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论述,表现了中共党内对“文革”劫难已有了比较深刻的反省。照录如下:

“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要让人民群众讲话。不仅允许讲符合各领导人口味的话,符合'长官意志’的话,而且允许讲不同意见的话,批评的话,甚至骂 人的话;不仅允许讲正确的话,而且允许讲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话(讲错了可以批评、教育,但不要戴帽子,打棍子,真正实行'言者无罪’);不仅允许坚持真 理,而且允许改正错误;不仅允许批评,而且允许反批评(但只能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允许'无限上纲’,以势压人)。特别重要的是,不仅要有批评已 经下台的刘少奇的权利,而且要有批评当时正在台上的林彪、'四人帮’的权利。不仅要有批评林彪、'四人帮’的权利,而且要有批评任何野心家、阴谋家的权 利。不仅要有批评机会主义头子的权利,而且要有批评任何领导者的错误的权利。没有这些条件,没有这些规定,没有这些保证,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人民连说 话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人民当家作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吗?”-

这段不无精彩的论说,是只有在经过十年“文革”的切肤之痛后才说得出来的。是在对“文革”痛定思痛的历史总结中,中共党内重新响起的呼唤民主自由的声音。

新修改稿的成稿日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果断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 纲”的口号,解决了一大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和重大是非问题。但由于新稿的成稿时间早,胡耀邦又无暇进行具体指导,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许多拨 乱反正的积极成果都未能及时吸收进来。虽然研究小组在修改稿子上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添加了很多新的内容,但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要求来说,还是 有一定落差的。这个落差问题,在第二期学员对“三次路线斗争”讨论中充分反映出来了。

-六、第二次大讨论和历史进步的扬弃

-中央党校第二期学员,一部高级班223人,二部中级班985人,两班共计1208人。学习期限是从1978年6月到1979年1月。第二期理论宣传干部班350人,1979年3月入学。中央党校第二次“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是在前两个班次进行的。

1978 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大会上,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关于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他说:为了搞好四个现代化,必须安 定团结。要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必须分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功过是非。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彭老总、陶铸、彭真、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大批历史 遗留问题。但不是所以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同志问,还有刘少奇那个叛徒、内奸、工贼算不算数?有没有?这我还说不清楚,没有看材料,估计大体不可靠。-

1979年1月5日到9日,一、二部学员讨论了修改后的“三次路线斗争”《提要》。这次讨论是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的,大家敞开思想,讨论十分活跃。少数学员作了系统地发言,多数学员是漫谈式的议论。讨论中提出来不少重要的意见,有些意见提得非常尖锐。

第二次讨论与第一次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讨论的《提要》稿,还不能完全突破“十一大”的政治禁区,对“文革”许多问题的论述都是吞吞吐吐,闪烁其 辞。同时仍有许多学员提出意见,指责稿子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成绩肯定不够。这次的《提要》修改稿,否定“文革”的意图更明确了,理论分析更深入 了,叙述也更顺畅了,但学员们反倒是普遍表示不满意,认为思想还不够解放,写得不好。这个巨大的反差,正是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思想解放的新气象。

学员们认为:“《提要》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总结,距离还比较大,存在问题很多。主要问题是:写的较早,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够,思想不够解放,观点不 够充分,材料不够充分;没有冲破禁区,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没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观上可能是为了维护旗帜,回避的东西太 多,特别是不敢写毛主席的缺点错误,不能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水落石不出,字到纸上留几句;总结经验教训也一般化,不深刻,阐明规律性的东西不 够。”大家的意见是:“这个稿子不是小修小补就能用的,必须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把思想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动大手术,重写此稿”。不少学员还提出: 党的路线斗争,不要编号排列,而应按照发生的事实,是什么就写什么。排次数的方式不科学。-

大 家还对如何写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主要有:1、必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准,实事求是。关键是打破禁区,丢掉思想枷锁,解放思 想;2、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大量积累资料,把“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情搞清楚。对搞党史研究的同志,要开放档案馆,要给他们看一切必要的材料,如 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重要记录、专案审查材料。事实不搞清楚,就没法写历史;3、应该发动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起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有 的小组还建议,把“八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文件,全部汇集成册,供党内一定范围和党史工作者研究讨论。

第二期学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更加大胆和深入。笔者根据研究小组整理汇总的意见,集中讲述三个问题。一、刘少奇路线问题,二、对“文革”的评价问题,三、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

在“三次路线斗争”应该如何写的问题上,学员们提出了许多意见。如胡耀邦事先预料的一样,刘少奇问题是这次讨论中议论最多的问题。大家总的倾向是,刘少奇错误路线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

主 要意见有:1、根据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认定刘少奇有一个司令部,不符合实践标准;2、刘少奇“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无论从历史上的发展生 产,还是从现在的引进外资,都不能作为罪状;3、关于1962年的右倾。当时国内形势确实严重,群众吃树叶,刘少奇的讲话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4、关于包 产到户的问题。包产到户是管理方法问题,不涉及所有制,不能叫资本主义道路。工厂可以搞计件工资,农村为什么不能搞包产到户?5、关于1964年的形 “左”实右。刘少奇搞桃园经验是不对的,但还是属于具体工作的错误,不能称为路线错误;6、关于“四清”问题。“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 叉”,是下面的提法,并不是刘少奇提的。今天看来也不全错。“二十三条”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也并不是正确的;7、1957年以后,如果说反错误 倾向,就应反“左”。1958年炼钢,不是在炼钢,而是在破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是右倾路线,还是在反对“左”倾路线?8、《修养》一书到底是 红的?还是黑的?批“黑修养”,不实事求是;9、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应该否定。派工作组是维持秩序,把它说成是镇压群众,不实事求是。不少学员提 出:第九次路线斗争,不是缺点的问题,而是根本搞错了,刘少奇是受害者。有的还明确说:我们就是要给刘少奇翻案,刘少奇不仅不是错误路线,而且是正确路线 的代表。实践证明,所谓刘少奇的错误,是正确的。还有的说:“下边对今天工作的看法是:毛主席的旗帜,周恩来的班子,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的点子。”

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这期学员再没有要求肯定“成绩”的意见,大家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各种意见,都是否定性的。不少意见是在控诉“文革”。主要有:

1、 发动“文革”是否有必要?许多学员提出:“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到底搞好还是不搞好?如果要搞,又应该怎么搞?主观动机可能是要反修防 修,但因为苏联修了,我们就要搞“文革”,看不出有什么必然联系。十年实践的结果,证明“文革”这样一种形式是不好的,不能再搞了。有的提出:“文化大革 命”不是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而是由毛主席个人领导和发动的,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是不正常的。

2、 对“文革”是否能三七开?许多学员说:从第九次路线斗争开始,就是坏人夺了权。现在平反昭雪的,很多是那时打倒的。从实践标准衡量,政治、经济、思想、文 化、组织、作风都破坏了,三七开能站得住脚吗?有的明确说:应该倒三七开。“文革”完全颠倒了敌我,叫我们正确对待,杀了我们的头,怎么正确对待?有的还 用反问的语气说:你能摆得出一条文化大革命的优点给我看看吗?

3、“四大”的形式究竟好不好?许多学员说:“四大”实际效果并不好,往往为一小撮人操纵利用,本人不能辩解,今后不宜采用。我们今后应该建立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并以法制来保证,不宜强调大民主。

4、 对“文革”一些文件和会议的评价。学员们认为:《五·一六通知》规定的方针、路线都是错误的,应基本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效果是不好 的,不应肯定;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党籍是错误的;“九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错误的,不是所谓“团结胜利”的会议;学员们还提出了“十大”和 “四人帮”为什么能够窃取很大一部分权力的问题。有一位高级班学员编了个顺口溜说:“中央有个四人帮,随意制定新党章,先当书记后入党,条件就是打砸 抢”。

5、 关于林彪、“四人帮”上台的问题。不少学员认为:说他们“窃取”权力,不符合实际。是把他们请上来的,并给了他们大权。不是(主席)“没有察觉”,而是信 任他们,支持或放任他们作了大量坏事。一些学员还说:“他们的特征,还表现为封建主义。江青扛着毛主席的牌子,到处吓人,就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关 于对毛泽东的评论问题,是这期学员讨论“文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实际上,要真正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在讨论中,学员们对毛泽东 有诸多议论。研究小组对学员评论毛泽东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整理,以专题报告的形式上报给了校党委。这些评论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有:

1、 不能避开对毛主席功过的评论。一些学员说:“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避开对毛主席功过的评论,这样就不能说明历史真相,也不能总结真正的经验教训,要打破 禁区”。“要讲文化大革命,就要联系到他老人家。主席哪些地方错了,哪些地方受骗上当,要写清楚”。有的说:“对主席缺点错误,应如实反映。包着没有好 处。……现在应该搞清楚”。

2、 不能否定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责任。一些学员说:说中央文革背着主席干坏事,不符合事实,好多问题,主席是知道的。“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支持的,不然不可能 有那样大的权力”。“文革小组的问题,不讲毛主席的错误,写不清楚”。有的说:“夺权问题,不能说没有毛主席的事,是他老人家亲自号召的”。有的说:“黑 线专政论”怎么来的?还不是毛主席讲的。文化部是“死人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中宣部是“阎王殿”,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 进”,“资产阶级统治学校”,“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等,那么十七年当然是“黑”的了。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稿子是毛主席修改的。有的拿毛 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事:第一把手给第二把手贴大字报,据一般常识来看,这样是不合适的。还有的举出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亲自抓“六厂二校”经 验,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例子,说:“否认毛主席的责任,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

3、毛主席与江青、林彪篡权的关系。有的说:“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亲自修改的,是毛主席让江青出来的。主席同意江青当文革第一副组长。”“致江青的信, 客观上为江青捞了政治资本。不给政治局写信,给江青写信,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当时,毛主席的心里话,只能给江青讲。”有的说:“林彪写入党章,主席当 时对林彪是很信任的”。有些直接说是毛的责任。如:“把政治局靠边站,不要各级党组织,中央文革有这么大的权力?是他们'窃据’、'骗取’,还是主席交 权、让权?”“主席个人说了算。江青、林彪有那么大的能耐,主要在主席”。“林彪、'四人帮’作了这么多恶,得不到解决,毛主席是他们的保护伞”。还有的 说:“毛主席不死,'四人帮’揪不出来”。

4、 毛主席与老一辈的关系。有的高级班学员说:是不是毛主席对老一辈都不相信了。“所谓二月逆流,主席也讲过错话。对总理,病了也不去看,遗体也不告别,追悼 会也不参加,不知主席是怎么想的。”“很多问题,是由于毛主席'恐修’、'恐夺权’而产生的。”“防修反修……把老同志看成敌人,把捧自己的人看成好人。 口头说老干部是好的,但实际做法不是这样。”

5、 对毛主席一些指示的议论。有的高级班学员说:“'吐故纳新’的提法有问题,实际上是把我们老头子都吐掉,纳那些造反派。”高级班的军队学员说:“部队'支 左’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支左,必然是支一派,压一派”。有的学员说:“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指示,经过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如说'工人宣传队、 贫下中农永远占领学校’, '攻击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等等”。

还有高级班学员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今天说这个好,明天说这个坏,难琢磨。”有参加过七千人大会的学员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说得何等好啊!但实际做得怎么样?!”

从上述第二期学员的讨论情况看,大家心里很清楚,“文革”中许多重大问题,只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最后都会集中到了毛泽东这里。而且大家提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毛泽东的政治操守和政治道德上面。这已经超逾了《提要》的范围。

根 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发展和第二期学员的讨论情况,以“三次路线斗争”为线索的《提要》稿子已不能适应需要,这个框架体系不能再用了。事实上,在三中 全会上已经有人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提出了质疑。但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刘少奇的问题必须搞清楚。不把被颠倒的 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彻底清算过去的左倾路线,全党正在开展的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是难以彻底的。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极其复杂,特别是 许多事情都涉及到毛泽东,总结起来困难很大。

 “文 化大革命”现在还要不要研究?在第二期学员讨论中,大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大多数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中国 今后的发展和教育下一代,都是非常必要的。应该组织力量,多做调查,抓紧进行;还有些人认为,这段历史太复杂,有不少问题还搞不清楚,现在总结,条件还不 成熟,建议到适当时机再搞。

根 据学员的意见,“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专题研究的新思路。1979年2月6日,中共党史教研室向校党委提出一份报告。报告 说:《提要》征求意见稿已不能适应需要,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建议从研究小组抽调人员,暂借调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帮助工作,借参加专案工作之 便,进行专题研究,一举两得。校党委批准了这份报告。

-总 之,在胡耀邦亲自指导下,中央党校进行“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和大讨论,既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为全党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 “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起到了拓荒者和先锋军的作用,是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进入到学术上的拨乱反正的开端。第二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虽然是教员 殚精竭虑,学员却满意度不高。然而在这种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中,我们看到了人们思想一旦得到解放,就会具有的爆炸性传播速度。“三次路线斗争”的命题被否 定了,但这场大讨论的意义已经定格在历史中了,一个历史时代也就此跨越过去了。在大讨论中,全校学员反映的意见和对“文革”教训的总结,直接帮助了十一届 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若干政治生活准则》的制定。也为后来全党高级干部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大讨论和通过,起了历史铺垫的作用。

-(本稿经过“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于南教授、金春明教授、沈宝祥先生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 转引自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

-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1976年3月3日,中发[1976]4号。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81页。

- “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它是在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针对老干部对“文革”普遍的不满情绪提出来的。首见于毛泽东圈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招呼讲话要点的通知中(中发[1975] 23号文件),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延续了这一提法。

-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

-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77年10月10日。

- 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第49页。

- 建立党史研究室一事,后来中央意图有改变,不再由中央党校承办。

- 《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105页。

-- 《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54页。

-- 《党史党建教研室座谈会记录》,1977年9月21日上午。

--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24、25页。

-- 金春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胡耀邦同志关于教学问题的几点意见,《党史党建教研室座谈会记录》(1977年9月22日)。

-- 金春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第115~117页;1977年12月2日中央党校党委会记录。下同。

金春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

    据吴江回忆:这是1977年11月初在研究小组呈交提纲稿时,吴江向胡耀邦面陈的建议,为胡所接受。参见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第178、179页。但查1977年9月21日的党史党建座谈会记录,缪楚黄在谈到学习“三次路线斗争”的好处时,就已有把各地同志意见集中起来,为中央编写党史做准备的说法。可见,全校大讨论的意见,应是胡耀邦等早有考虑的事情。

- 杨西光到中央党校学习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于毕业前夕调任《光明日报》总编,就任后主持发表了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

-- 《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1978年4月(内部讨论稿),第3、4页。

--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吴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对具体史料的处理往往大而化之。吴书中说,《提要》没有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刘的主要错误中列有反对“三面红旗”、“三和一少”等项,都与《提要》的正式铅印稿不符。所说稿子印发学员讨论的时间是1月,也比实际讨论时间提前了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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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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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求意见稿),1978年11月,第4页。下引该稿的内容,不再列出。

- 《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求意见稿),1978年11月,第64页。

- 《胡耀邦思想年谱》,第266页。

- 中共党史教研室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整理: “一、二部学员讨论《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的意见”,1979年1月22日,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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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指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给毛泽东来信告学校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一事,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员,所以毛泽东说来信中的矛头是对着他的。

原载《往事》第九十八期(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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