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典歌曲曲谱:樊洪业：“我们三个朋友”——胡适、任鸿隽和陈衡哲 (2)

樊洪业：“我们三个朋友”——胡适、任鸿隽和陈衡哲 (2)

　　1934年4月20日，上海《十日谈》旬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称在美留学时期，陈衡哲要求与胡结为永久的伴侣，胡未答应，而是把陈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任鸿隽。任、陈对此十分气愤，去找胡适。结果是由胡写信给《十日谈》提出抗议。

　　近年来，报刊上屡有文章讲陈衡哲与胡适的“恋情”，前赴后继的作者们尽情创作，几乎全是不要史实根据的。有时拎出个把貌似“史实”的文字，也很经不住推敲。比如，有些人举出的证据，是胡适在《尝试集》中第一首新诗《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臆测者说，这两个黄蝴蝶就是指胡适与陈衡哲。释意为胡适因母命难违，不能与陈结婚。陈转向了任鸿隽，胡适以诗表达自己孤单的心情。

　　这首诗最早见于胡适1916年8月23日日记，后附作者“自跋”，称“这首诗可算得一种有成效的实地试验”，表示是他尝试作白话诗中比较满意的一首。

　　成诗的那一天，是胡适在7－8月间与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等就白话文、白话诗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之后。关于作诗时的心情，胡适在12年后说“写的是我当时自己感觉的寂寞。诗中并不指谁，也不是表示我对于朋友的失望，只表示我在孤寂之中盼望得一个半个同行的伴侣。”（《小雨点。序》）做这番解释之时，胡适已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有可能是不愿意在功成名就之时让老朋友们感到他当年的抱怨。

　　检索胡适当时的日记，在写此诗的前两天，他提出了“文学革命八条件”，并同日写信给陈独秀。在写此诗的前一天，他写诗送别任鸿隽。胡适后来在将此诗收入《尝试集》时，本想拟题为“朋友”。如果硬要把那两只蝴蝶与人对号入座的话，应该胡适与任鸿隽才对，绝对扯不上陈衡哲的。因为这时的陈衡哲既没有见过胡适，甚至还没有与胡适通过信。

　　在日记中的《蝴蝶》诗，原始题目是“窗上有所见口占”。笔者由此想到了1990年代由毛阿敏唱红的那首流行歌曲《思念》。歌由乔羽作词，他老人家也是因为从窗子看到了飞舞的蝴蝶而“口占”的，于是乎迸出了“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后来有人总想追问他那个朋友是谁，好在至今尚未有人给这位乔老爷编造花边故事。

　　针对胡、陈关系的不实文章，笔者曾在任鸿隽评传中做过如下评述：这三人中，任、陈是终生相敬相伴的夫妻，任、胡是大半生亲密合作的至友，胡、陈也是自新文化运动结缘而始终心心相印的密友。然而外界偏要对这位才女多一层“关注”，于是，胡陈关系的绯闻也不绝如缕。依笔者所见文献而论，胡、陈之间的友情是值得后人尊重的。任鸿隽对待胡、陈关系的态度也是开放而坦然的。至于人生中男女朋友之间的心底波澜，怎晓得究竟又何必晓得究竟呢？治史者以史料为据，逾此为妄。

　　后事

　　三位朋友在1949年以后就天各一方了。任氏夫妇与在美国的子女之间可以通信，而且自家形成规矩，一般是每个月都至少写一封的。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任以都在给父母的信中提及胡适时，都是用“赫贞江上的老伯”以代之（当年留学时期，胡适和任鸿隽都在纽约赫贞河旁的小公寓中住过）。（《任以都先生访谈录》）因为有这个渠道，“三个朋友”之间的一般情况还是会相互了解的。

　　任鸿隽晚年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主持了中国科学社末期的善后工作。他于1960年退休，翌年11月9日去世。陈衡哲随即写信给任以都和任以安，要他们赶快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1962年1月16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在台北接到了任鸿隽子女的信，知道了任鸿隽病逝的消息。信中还附有陈衡哲的三首悼亡词，胡适看了很感动，尤其是其中的第三首最使他感动。第二天夜里，他给任家姐弟复了一封长信，很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任以都先生访谈录》）胡适还询问任鸿隽“手抄的自传稿子”写成了多少，希望能尽早读一读老友的自传。复信中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3863页）胡适真的老了，这话说过还不到一个月，即于2月24日溘然长逝。

　　陈衡哲于1976年1月7日病逝于上海，生前有次女任以书（即胡适的干女儿）侍侧。曾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这“三个朋友”完全谢幕。

　　下面就以陈衡哲悼任鸿隽的词中最使胡适感动的那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

　　浪淘沙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

　　“人生事事足参商，

　　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

　　回黄转绿孰承当？

　　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