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危机的历史基因

2011年11月14日 10:16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贾冬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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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纺织品交易市场（摄于1983年）

10月，在温州城区里不少替大品牌加工的小作坊生意红火

探寻此次危机的历史基因，1986年发生在温州乐清的“抬会”风波可作为参照。那次危机的爆发更为猛烈：“抬会”是以高息为诱饵，层层向下吸引群众入会，形成一种复杂的金字塔式结构。从1985年8月到1986年初，这一疯狂的游戏在温州乐清蔓延，总发生额约10亿元，有的村子几乎涉及每家每户，直到层层累加下的金字塔上的支付危机再也无法解决，导致8万多户家庭破产。当时法律在这方面的监管完全属于空白，潜逃后被抓获的会主多以“投机倒把”罪处置，最终以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被判处死刑而结束。

长期关注本地金融研究的温州党校副教授诸葛隽认为，“抬会”是一种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的极端案例，与温州民间传统的“会”有很大区别。她解释说，“会”是一种基于温州特有的人缘和地缘关系，带有合作及互助性质的民间金融形式，自古以来，通过“会”来聚集“下海”资金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各种形式的“会”十分普及，不仅存在于生意人之间，就连她所在的温州党校，还保留着一张1987年的资金互助会会单：包括“会首”在内，“会脚”共17人，每月聚会一次，缴纳在一起的会金轮流提供给各个“会脚”使用。

诸葛隽告诉本刊记者，除了自家的兄弟姐妹，温州自古有认盟兄弟、盟姐妹的习俗，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同学、邻居、朋友，一帮有10人组成，一个人可以同时参加几帮，交错在一起的几帮人会出现在各种红白喜事上，出去发财也是几帮人一起。这一系列互助活动培育了基层的个体与群体间的信任，从而通过人缘、地缘关系形成了稳固的微观结构，民间信用也就有了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她说，打破这一信任机制的代价是巨大的，若是赖账，父母、兄弟在村里怎么生活？这种民间道德的约束，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比法律契约还要强有力。

观察乐清“抬会”的资金断裂发现，根本无法持续的高收益形成了以疯狂吸收会员为唯一途径的金字塔式结构：一个缴纳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第18个月就要发展2万个会员。诸葛隽认为，一个熟人社会里的独立的“会”本身不具备引发民间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蔓延到更大范围，资金规模、参与人数呈几何数增加，甚至会中有会，就不排除以盈利为目的的一批聚资食利者和金融诈骗者加入，一旦资金链条出现断裂，就会引发系统性的市场风险。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认为，温州民间以各种“会”的形式出现的金融，早期的合约执行是熟人圈子里的人格化交易，也就是以个人信誉为担保的。但后来资金的用途变了，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甚至生产型企业在规模扩大之后转向金融投资，另外，资金规模变大，借贷的链条也拉长了。他告诉本刊记者：“原本是大舅、姑姑投钱一起做一项生意，现在亲戚的亲戚，甚至很多不熟悉的人全部进来，这就意味着参与民间融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离熟人社会人格化交易产生的最初情况越来越远，人格化交易机制对民间借贷合约执行的保障也就越来越弱了。风险不断地放大，一旦出事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比较这两次危机的形成机制，1987年“抬会”危机受非理性逐利心态影响较大，而这一次更多地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不过，过度依赖人格化交易的内在基因是相似的。史晋川认为，解决途径在于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推动金融活动的合约机制向现代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转变。

开闸

开担保公司的方培林这几天都在忙着“救火”。在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企业即使抵押物充足，但还是无法从银行贷到资金，一些企业主纷纷上门求助。作为曾经温州第一家私人钱庄的老板，方培林一直被认为是民间金融市场上最有办法的人。这天傍晚的电话求助里，一个朋友要紧急筹措300万元，因为明天就是银行的到期还款日，还不上的话就要上“黑名单”，这意味着他以后很难再从银行借到钱。方柏林不慌不忙打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他上次去青岛讲课时结交的朋友，那人爽快地答应出这笔钱，可以出借3天，不需要任何抵押物，只要4分5的利息。只是有一个问题，青岛朋友的300万元在交通银行，还款行是浦发，而17点后的跨行业务就无法实现了。“这好办。”方培林对本刊记者说，“我再找个同时有交通银行和浦发银行卡的朋友，今天先把300万元先打到他的交行卡上，让他马上把自己浦发卡上的300万元打给借款人，中转一下就行了。”3天4分5的利看似高了点，但方培林算得清楚，这相当于2分5的市场利率——银行利率的4倍，再加上2分的风险利率——逾期不还的风险和异地吸储有可能引致的法律风险。“这在我们这行叫‘过桥’，4分5的利把我的利润空间已经压得很薄，这次解人燃眉之急就不收佣金了，这也是我们这行维护关系网的成本。”

方培林的办公室内挂着“民间金融探险者”招牌，他很喜欢这一称呼，无疑，除去一个形形色色的庞大朋友圈，善于捕捉政策缝隙的敏感和大胆，也让他成为1984年成立私人钱庄的第一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方培林所在的钱库镇，是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他有个朋友做塑料生意，每天忙到天昏地暗，回到家又要为把白天收进来的钱藏在哪个角落而犯愁。而镇上的水果商贩，每天早上去城里进货，手头经常缺一两万元的资金，可一去银行，迎面就是“国家金融重地，行人莫入”的警示，往往耽误上一整天也难拿到钱，当时村一级的“会”和充当中介人的“银背”已经无法满足这些日益扩大的资金需求。当时在国营医院当会计的方培林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大约缺口200万元，他确信办金融服务社肯定大有市场。没想到镇委书记黄德余比他更大胆：“也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这年的9月30日钱庄挂牌，按原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比人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不便。比如银行的服务时间是8小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钱庄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利率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到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为1%，3个月以上1.2%，一年1.5%；贷款利率在1.5%到1.86%浮动。这一“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也在同一时期，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此后的几年时间，温州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典当行和股份制转让咨询服务等，月利率常常高达3分左右。

其后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方兴钱庄和鹿城城市信用社等民间金融尝试也起到间接推动作用。竞争压力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率先在温州施行利率改革试点，在银行系统内部实行浮动利率，一些信用社利率改革也同时获批。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当年曾任体改委第一副主任，他告诉本刊记者，不能把这些民间金融探索看成个人的孤立事件，其实是在当时的政策大环境的暗示下推动的。当时万里、田纪云、李瑞环、胡乔木都来温州表明支持，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对外联络处处长的王岐山还专门来考察方兴钱庄，对方培林说中国金融体制要改革，需要外围的力量来推动，“你把这个搞起来，等于就是把民间地下金融引导到了地上来”。在钱庄和信用社等遇到央行垂直管理的银行系统阻止时，地方政府的立场也很鲜明，比如市委书记董朝才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这些灵活多变的草根金融机构，成为浇灌温州上世纪80年代遍地开花的中小企业的活水，民间金融和民营企业共同打造了“温州模式”的黄金时代。尽管在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放开前的十几年间，这些民间金融创新都没有被明确承认，但马津龙认为，民间金融在温州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运转机制，像水一样流到各个缝隙。

暗流

90年代初，方培林在政策转向下关闭了方兴钱庄。虽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帽子在董朝才的力争下没有摘下，但从此再无人提及了，“温州模式”的光环也逐渐黯淡下来。

民间金融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之后，渐渐式微。诸葛隽说，相对于民间金融环境的一片风声鹤唳，处于垄断地位的银行则开始加速进入这一新兴市场，除四大行外，连福建银行、宁波银行、台州银行等省级银行都开始攻城略地，事实证明，每一家“温州分行”都成为各自总行下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温州银行业的业务趋向也受民间金融市场的影响，银行信贷结构中个人贷款比重较大，货币结构中现金占比较高，与小额、分散的民间融资相衔接，也与企业非透明的财务状况相适应。银行也开始学习民间借贷市场中的一些弹性经验，比如银行贷给大企业依然看报表，贷给小企业，则像民间贷款一样看水表、电表、工人的打卡机人数等等。

一明一暗两大金融体系发展的落差十分显著。据央行的统计，温州民间金融在整个金融市场中的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1990年后所占比例却在降低：1980年前后，温州民间融资约为4.5亿元，而1980年温州全市贷款余额仅为7亿元，民间融资约占银行贷款的65%。到1991年达到最高峰，民间融资约为银行贷款的80%。2001年，民间融资规模超过了300亿元，但温州银行贷款额已经上升到708亿元，民间融资下降到40%左右。

断裂的二元金融体系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但在民营经济占90%的温州，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结构的错位最为严重。史晋川表述，温州经济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银行是国有银行为主体，这种双重不对称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据1998年的统计数字，国有部门的产值不到总产值的6%，其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率却在80%左右。同时，占90%以上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得到的银行融资却不超过7%。

与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渴求相对应的，依然是潜藏在暗处的民间融资。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本刊记者说，民间金融也是一把“双刃剑”。央行曾经对6家温州企业历年来的融资情况做过一次取样调查，发现民间融资的信用就维系在企业主或法人代表的个人信誉上。这意味着，民间融资随着企业主个人事业的代际转换，将缩减甚至终止。另外，由于温州民间金融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组织化程度较低，难以形成较大的资金借贷规模。受此影响，温州企业只能选择设备少、投资小、上马快、易扩散、投资回收期短的“短平快”投资项目。这样一来，民间金融反过来又制约了温州经济的产业升级。史晋川认为，在包括融资方式在内仍依赖人格化交易的情况下，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共同编织成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温州模式”的升级。

“民营企业缺水，建一根大管子没用，对不着中小企业了，要建很多小的管子，每一条都可以对着中小企业。”史晋川说，药方在于深化金融市场，如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开市场准入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将“体外循环”的民间资金纳入“体内循环”。

多方博弈下的乱局

尽管微弱，但2000年《担保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仍被敏感的方培林视为民间金融市场重新放开的一个信号。“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正是他2005年开办担保公司后最为得意的“金融创新”。前者是拿房契为他人借贷抵押担保，而后者实际涉及差额部分的剩余担保贷款，正是这银行不屑涉足其中的百分之几的小数目，在拥有几千亿元民间游资的温州也不可小觑。

2008年允许开办小额贷款公司，进一步反映了信贷偏紧状况下对民间金融的渴求。诸葛隽告诉本刊记者，她当时对上海、福建、浙江几个民营经济最活跃区域的比较发现，浙江是各省中对这一政策反应最灵敏的，而温州又是在浙江各地最灵敏的。只不过，小额贷款进入的门槛比较高，温州规定主发起人必须是当地实力雄厚、信用优良的民营骨干企业，注册资本要达到1亿元。方培林说，这其实是为广大放贷自然人设置了“玻璃门”、“弹簧门”，实际上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功能，会使民间金融持续疯狂。

在同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下，传说中“5000亿游资”在四处寻找出口。周德文推算：“温州市银监局2004年的统计资料说，温州的民间资金大致是3000亿元，加上温州流向外地的资金，官方统计将两块相加，得出的数字就是5000亿元。”他指出，本地同类产业已经过度进入，而对短期民间借贷的依赖限制了温州民营企业的升级和转型，实体产业已经“空心化”，进入到投机性的炒房、炒煤、炒油、炒棉中去了。他说，很多企业的利润已经低至2%，其继续存在实际上更多作为一个融资的幌子。

“民营企业就像被装在玻璃瓶里，看着外面的天空很美好，但却出不去。”周德文形容。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认为，民间资本无路可去的一大原因是“国进民退”的政策趋向，在国有资本把控的大部分投资领域，民间资本仍被挤在门外，两个“非公36条”成了一纸空文。他告诉本刊记者，他今年去考察的温州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的老板们想进入利润更高的超高压电器行业，这本来是民营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好趋势，可现在超高压领域国家却要垄断起来，不让民营企业做了。“说是民间资本可以非禁即入，实际上是门关得越来越死。看看石油领域，说是管道运输可以进入，但是赢利的销售领域让进吗？许多电器产品，也都是电业部门自己垄断。金融业，温州人都跃跃欲试，可实际上真的敞开了门吗？”

“温州人以前炒房，炒矿、炒煤，后来则是‘炒钱’。”朱康对说，对企业来说，既然炒房的利润能够翻番，那么再高的民间借贷利息都能承受，再加上打着担保公司旗号放高利贷的现象十分普遍，且企业之间存在极为危险的连环担保，进一步推进了危险的高利贷游戏。诸葛隽指出，银行本身也通过各种变通的方式卷入这一链条，包括和担保公司合作，赚取利差。很多时候，银行借贷与民间借贷缠绕在一起，已经分不清是钱是姓“银行”的，还是姓“民间”的了。她说，在宽松的金融环境中这一切都没问题，甚至因为有了民间借贷来临时差补给银行，温州本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前一直是全国最低的。但是金融危机以来，房地产低迷，迪拜泡沫破裂，山西煤改“国进民退”，大量投机性的温州民间资本陷入危机之时，银根突然收缩，一直游走在政策边缘的民间资本要承担非长期性政策震荡的第一波冲击。企业与银行建立的信任机制首先断裂，即使企业借了高利贷来饮鸩止渴，银行也会切断后续供给的水源，一个缠绕了企业、政策、银行、民间借贷机构等多个环节的超长链条绷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