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吉他谱 c调家乡txt:《竞底》连载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20:23:28
《竞底》 作者：月光之都 回复日期：2010-06-03 18:40:46
在竞底组织中必然存在着相互博弈的两方，其中，强势的一方作为打到底线的角色，成为竞底者；而弱势的一方，则被对方打往底线，成为被竞底者。
在李志强的工厂中，大量延长加班时间显然是一种竞底，在这个竞底活动中，李志强是竞底者，而打工妹们则是被竞底者；对喜欢血尿哲学的郭台铭来说，他本人是竞底者，而他手下的员工则是被竞底者；有时竞底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时虽然竞底组织的个体只有一个，竞底者同时也是被竞底者，但我们可以将这同一个人“一分为二”，因为他的内心存在着不同的欲望，这时的竞底就是不同欲望之间的搏斗，其中由强势欲望扮演竞底者的角色，而弱势欲望则充当被竞底者。
例如一个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复习到凌晨一点，但他迫于想考出好成绩的压力（强势欲望），只有压制想早点睡觉的念头（弱势欲望），咬着牙再复习一个小时，这就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竞底。
竞底的两种形式
按照竞底的对象不同，竞底可分为对外竞底和对内竞底。
对于竞底者而言，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除了懂得何时抓住利益外，还要懂得何时放弃利益。
何时抓住利益就是对外竞底，何时放弃利益就是对内竞底。
顾名思义，对外竞底是竞底者将压力施加于外部被竞底者，将他们打往底线；而对内竞底则是竞底者将自己打往底线，此时，竞底者又是被竞底者。
对外竞底是控制别人的艺术，以直接的方式谋取利益；而对内竞底则是顺从别人的艺术，它是谋求利益的间接途径。
二、底线的特性
A、极限性
为什么一个号称“千年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物欲横流的程度，远远胜过“万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内心缺少底线意识。
正因为缺乏底线，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们不断地试探底线：
额外加班3小时行不行？5小时行不行？10小时呢？
用15岁的童工可以吗？12岁的呢？9岁的呢？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最终的底线，就是生理上的绝对底线——死亡，所以中国人爱说“人命关天”。
如果说，“人命关天”这句话意味着中国人重视生命，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中国人因为日本鬼子的荼毒和侵略，非正常死亡三千五百万，但他们可以很快坐下来，和背负着千万血债的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既不要战争赔款，也不在乎仇家是否真的道歉悔罪。
中国人的生命既然不重要，那他们为什么总说“人命关天”呢？
“人命关天”只是说出了人命，就说明到了底线状态。
到底线了，再不重视，竞底组织就要崩溃了，这才是真正天大的事。
因此，底线有强烈的极限性，这种极限意味着：越过底线，就产生严重的危机。
B、针对性
底线将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这种影响是有针对性的。
首先，所有的底线，都是人的底线。如6500万年前，恐龙因未知的原因灭绝，那里就有一系列的底线问题，但那是恐龙的底线，与人类无关。
其次，底线有个别的针对性。俗话说“一个人的美味，是另一个人的毒药”，月饼对普通人可能是美味，但却可能会要糖尿病人的命。
因此，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企业，底线的各类和形式是不同的。竞底企业家必须时时瞪大双眼，盯住自己企业面临的各种底线，以免不小心击穿。
案例：美国宝洁公司自我设置底线
1999年，宝洁宣布，除非是法律所要求的，否则将中止使用动物对所有的化妆品、衣料和家庭护理用品进行测试，以此响应维护动物权利者的呼吁。
2001年，宝洁承认进行过间谍活动，它的一些员工翻拣过竞争对手联合利华公司芝加哥分部的垃圾箱，宝洁的代理人收回了大约80页联合利华的秘密计划。宝洁公司说，他的代理人没有违反法律，但是违反了宝洁自己的伦理制度，该伦理制度禁止为了获得竞争对手的信息翻拣垃圾箱。为此，宝洁同意付给联合利华1000万美元，并同意由第三方审计机构，监督其产品开发和营销计划；宝洁的CEO发誓，他已采取行动，保证所获得的资料不被使用。
中止动物测试，禁止翻拣对手的垃圾箱，就是宝洁针对自己设置的底线，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的。
2001年，宝洁在《企业伦理规范》杂志列出的一百家最佳企业公民中，排名第一。
在中国，并没有进行企业公民排名，即使进行这项排名活动，按这个竞底社会的惯例，其公信力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不少企业一定会使用竞底手段，争取在榜上名列前茅，这就使排名失去意义。
C、权威性
底线是一种规则，因此必须真实，它确实表明的是“悬崖的边缘”状态。
尤其是人为制定的底线，如最低结婚年龄的规定、未成年人的饮酒限制等等，常常会夹杂制定者的主观意志，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底线的真实。
但只有真实的底线，人们才愿意花费资源去维持，而只有得到认真维持的底线，才具有权威性。
没有权威性的底线，只能称为虚假的底线。
案例：令人捧腹的武汉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
2008年8月，武汉市公布了首部环境卫生作业规范，首次使用精确的量化标准。武汉人精明能干，历来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自居，这份作业规范开全国风气之先。它设定的控制底线清晰、明了，很易于考核，如：
一级道路一千平方米内，果皮不能超过两片，痰迹不能超过两处；如有，必须在20分钟内清除。垃圾转运站夏季在可视范围内，招来苍蝇不得超过两只。
这个规范将在9月1日开始试行，明年起在全市范围内正式实施。这个标准可谓精细，但是否有意义呢？
一千平方米内，果皮不能超过两片，那瓜子壳、碎纸片、烟头、塑料袋又应该控制在多少以下呢？
垃圾站里的苍蝇不能超过两只，那蚊子、蟑螂、老鼠、跳蚤又应该在多少以下？如果检查的时候不幸飞来三只苍蝇，应该对环卫工人做何等处罚？
如果让制定规范、发布规范的人，去实际按照这个规范做一个月环卫工人，那他们的表现能打多少分呢？再退一步说，这些制定规范、颁布规范的人，有没有朋友、亲属在武汉市做环卫工人呢？
无独有偶，江苏、上海、太原、大连、绍兴等地的环卫局，都对垃圾转运站的苍蝇规定了两只到六只的不同数量。
说到底，制订规范和颁发规范的人，都是竞底者。他们闭门造车，根本不考虑规范的可操作性，就炮制出一个看起来漂亮的东西，准备以此向环卫工人竞底。而环卫工人作为被竞底者，也只有无奈地默默忍受。这就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但实际上这种规范，完全是官样文章。如果真的按此规范严格执行，在检查工作时，必须有四名以上工作人员，一个人盯住一个方向，这样才不会冤枉环卫工人。当甲盯住的东面苍蝇向南飞动时，他必须立即对乙喊叫“喂，我这边的苍蝇飞往你那个方向去了，这一只不算”，或者说“我这只还在这里，你那里又发现两只？好，这个垃圾站违规了。”
白天检查垃圾站的苍蝇数量还好办，晚上又该如何检查呢，难道要把探照灯支起来，把垃圾站照得通明透亮，然后再逐个角落检查吗？
如果不能这样检查，那么制订规范是开玩笑的吗？
显然，这完全是可笑的规范。可笑之处在于，垃圾站多一二只苍蝇，会有什么本质变化吗？
这，就是竞底。
为什么这条规范令人捧腹呢？因为2只苍蝇根本不构成底线，只是坐在办公室的竞底者，拍拍脑袋简单地把它规定成了底线。这样的底线并不会有权威性，只会成为竞底者向上交差，向下施压的工具。
虚假的底线既然没有权威，为何竞底者还要制定、公布出来呢？因为虚假的底线也可以用来对被竞底者进行竞底。
如前面所列举的武汉环卫规则案例中，派去垃圾站检查工作的检查员，如果想对负责垃圾站卫生的清洁工竞底，可以这样对环卫工人施以颜色“老张，你也看到了，这里有三只苍蝇，怎么办？”
如果老张没有背景，他就不得不打躬作揖，送上几包香烟，甚至拉对方去馆子里撮一顿，才能让检查员睁只眼闭只眼。三、底线类型
1、法律底线
在各类底线中，由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法律这种底线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尽管人情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白条等现象时有发生，但和其它底线相比，法律的威慑力依然是最强大的。
在中国的企业里，挑战法律底线通常是为了降低成本。因此，逃税成为对法律竞底的主要方式。中国的企业逃税相当普遍，小到管理人员将私人消费开具发票，记入公司成本以偷逃所得税，大到虚开增值税发票，以偷逃增值税，很多企业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法律竞底，只是有些竞底得太过分、太疯狂或不够幸运，击穿了法律底线，最终受到严肃查处。
案例：日本富士胶卷在中国的竞底
20世纪80年代，富士胶卷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0%。
到1998年，中国感光行业在富士、柯达的强力竞底下，被打到崩溃的底线，全行业累计亏损近百亿。当时的中国政府希望外资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对感光行业进行全行业合资，富士由于不敢迎接这个挑战，因此拒绝了中国方面伸出的橄榄枝。而柯达则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建立了绝对的竞争优势。
为了挽回在中国市场的败局，富士开始了最强有力的竞底——“降价”。每个彩色胶卷市场零售价为13元，国内的批发价在11.8-12.4元之间。而按关税税率，彩色胶卷每卷应交纳关税及增值税10.37元，如果加上胶卷的生产成本和运销成本，11.8元的批发价，绝对击穿了成本底线。
富士的大规模竞底，终于激怒了对手。柯达亚太区总裁安瑞特别申明“柯达公司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在中国的生产厂商，我们的全线生产都是在中国进行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并且是可以拿到台面上来的分销体系，当客户拿到这些产品时，很清楚这些产品是从哪里来的，很放心”。
同时，柯达将对手不规范运作的资料，整理上报国家经贸委。
经查明，富士利用其代理商作为前沿阵地，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这种走私主要分三种途径：“一是拼装，将胶卷与别的货物混装在集装箱里运进来。二是闯关，一些货船通过海上直接偷运过来。三是化整为零，主要从广东、福建、广西等地，蚂蚁搬家似地偷运上岸，再分送给各地的大经销商。”
富士的这次疯狂竞底活动，因而击穿底线，在国内激起轩然大波，被严肃查处。
在中国民间，有很多挑战法律底线的俗语，如以身试法、法不责众、枪打出头鸟、顶风作案，这些俗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对法律这条底线，采取的不同办法。
案例：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各投毒厂家的结果
2008年9月爆发的毒奶粉事件，使刚刚结束奥运会的中国人，在世界面前蒙羞，中国的食品出口在多个国家遭到抵制。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大多数厂家，尤其是那些响当当的名牌大厂，都被揭露出在奶制品中掺加三聚氰胺。
但最终的处罚还是遵循了“枪打出头鸟”和“法不责众”的潜规则，最先曝光、掺毒最多、导致婴儿死亡的三鹿董事长被刑事拘留，而其他各家击穿法律底线的奶制品厂家，却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
如此一来，法律这条底线的权威性何在？这种处罚，是否在鼓励更多的厂家更加激烈地向法律竞底呢？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2、道德底线
道德底线在中国并不陌生，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良心”，中国人爱说“凭良心做事”，指的就是做事情不可逾越道德底线。
道德是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善恶标准，它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儒家曾教导人们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现代的中国，虽然推崇儒学，却摒弃了这条道德。
道德虽然随时间变化，但有一条相对稳定的底线。
挑战道德底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昧着良心干事，对一个有廉耻之心的正常人，通常会有做贼心虚的感觉。站在道德的悬崖边，也如同站在真实的悬崖边那样，让人心惊肉跳。
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些大胆妄为的竞底者，通常能用名利等富有诱惑力的目标，说服自己和他人，背离道德的底线。
案例：牛根生的道德底线
如果没有毒奶粉事件，牛根生原本不配进入本书的案例，因为他经营的蒙牛乳业，并没有多少特别创新、典型的竞底技术。但由于毒奶粉事件反映出牛根生这个人的道德底线，因此，特设案例进行研究。
牛根生向来以中国企业家中的道德楷模著称，他信奉“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财聚人散，才散人聚”的经营哲学，他的另外几套著名论点是：
“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宁可为真话负罪，决不为假话开脱。”
……
显然，单从这些口号来分析，牛根生俨然是一位重德胜于重才，特别强调讲真话的企业家，像他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老板，讲道德、讲真话，主要是为讲金钱服务的。
对于质量，牛根生也是极其重视的，他也有几套漂亮的口号：
“产品就是人品，质量就是生命。”
“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
……
但事实又如何呢？
2008年9月12日，三鹿集团被曝光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大量婴幼儿患肾结石，并有数例死亡。三鹿将责任推到奶农身上，引起民众的强烈质疑。
作为奶制品行业的风云人物，牛根生对此事一反以往的“大嘴巴”常态，他未做任何表态，很奇怪。
9月16日，中央电视台公布，蒙牛、伊利、光明等22家企业的乳制品中，也检测出三聚氰胺，民众哗然！
原来蒙牛的奶粉里也有毒！
牛根生的危机公关显然早有准备，9月17日，他迅速抛出一篇长文，这篇文章如牛根生平日的话语那样，铿锵有力，词藻非常华丽漂亮。但在这篇长长的宏文中，牛根生完全没有明确说：他牛根生真的不知道蒙牛产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
不过，他全力向外界暗示：我牛根生确实不知道蒙牛的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
那么在事发之前，牛根生到底知不知道蒙牛的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吗？他为什么不敢直说自己不知道呢？这真是个謎。
接着，牛根生在他的宏文中，用一大堆漂亮的词藻轰轰烈烈地宣布，他和蒙牛为了承担责任，“我们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准备”，但他却没有提一个字，该如何去清查、追究蒙牛产品是如何被添加了三聚氰胺的。
奇怪，被冤枉的人，难道不想洗清自己身上的冤枉？！
此时，民众们虽然认为：广大奶农都知道了添加三聚氰胺的秘诀，而作为蒙牛的董事长却毫不知情，实在无法理解。但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也只能停留在怀疑阶段。
直到9月19日，谜底才被揭开。这天，蒙牛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恬不知耻地向香港人献媚：
“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
确实，香港政府的检测表明，蒙牛出口到香港的奶制品，不含三聚氰胺。
蒙牛在香港人面前的这段丑表功，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一，蒙牛早已控制着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制品销售方向，蒙牛当然知道哪些奶制品中有毒，哪些没有；
二，蒙牛认为内地人的生命，不如香港人和外国人值得重视，因此可以给他们供应含有三聚氰胺的产品。
牛根生之所以不敢在9月17日的公开声明中，明确直接地拍胸脯说：
我牛根生实在是不知道蒙牛的奶制品中含毒，我是被冤枉的！
就是因为，牛根生确实知道：蒙牛的奶制品中是含毒的！
明知有毒，还大肆销给无辜的消费者，这就是牛根生所追求的道德！一时间，舆论大哗。
既然丧心病狂地卖毒奶，而且还把内地人和香港、老外区别对待，就不要还出来装孙子啊。
但牛根生不，他在关键时候，还是要出来装道德楷模。
事情到这里，却还没有完。9月23日，蒙牛乳业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复牌，开盘即暴跌近七成。证券界相信，毒奶事件对蒙牛影响深远，其下跌空间高达81%。
可能有人会幸灾乐祸：这回蒙牛跌惨了，牛根生损失大了。
但实际上，蒙牛管理层早在2008年7月，就明察到9月23日的这次暴跌。他们不仅明察到了，而且由牛根生拥有控股权的银牛及金牛公司，早已选择在公布中期业绩前约一个月，即8月1日透过摩根斯坦利配售旧股，每股净配售价格为22.02元，套现12.6亿元，银牛及金牛公司对蒙牛的持股量，总计降至16.42%。
多么高明的预见性啊！牛根生抛售蒙牛股票的时点，掌握得多么恰到好处！
将这前前后后的事情串联起来，人们眼前出现这样的合理推测：就在牛根生张开大嘴，放谈道德高调之时，实际上蒙牛公司的上上下下，早已步调一致，精心控制着三聚氰胺的浓度，众志成城地参与到毒奶粉事件中去了。
不过，牛根生很谨慎，在出口的奶制品中，没有掺毒。
而到了2008年7月，牛根生们看到由三鹿集团引发的三聚氰胺事件，越来越可能捂不住盖子，他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估计事件的爆发将不可避免地把蒙牛卷入其中，并导致股价大跌，因此在8月1日抢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蒙牛股票，以便将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给香港股民。
一边高唱“财聚人散，财散人聚”道德之歌，一边却用掺毒的奶制品销往市场，以维持公司业绩，维持股价高企，然后再悄悄地暗渡陈仓，大幅抛售股票，疯狂聚敛财富，牛根生的举动真可谓“高明”。
而最后当盖子揭开，蒙牛被查处含有三聚氰胺时，牛根生再以毫不知情的无辜者姿态，继续高喊“自己要全力承担责任”的道德口号。
真是一连串漂亮的策划，只是民众的智商并不只有70而已，他们这回彻底看清了：
牛根生的道德底线，就是没有道德！
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并不适宜从事食品行业，因为食品是用来吃的，他们只适合去挑大粪，因为大粪本身就是底线产品，即使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也不会在里面加三聚氰胺。
不过也很难说，没有道德的人，能玩出什么花招，不是有道德的人能想象的。
案例：不搞贿赂，算不算一种道德底线
在中国的法律中，行贿受贿是明确的违法犯罪，同时也是三令五申要严格禁止的，这显然是一条有威慑力的底线。但另一方面，在如战场般的商场，不花钱就办不了事，也是商人们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即另一类底线。
商人们必须按行业内的潜规则花钱，甚至要琢磨如何多花钱、花好钱，但又要小心翼翼，不碰到另一条威严的法律底线。这使得中国大大小小的商人们，兴趣盎然地生活在处心积虑、如履薄冰之中，演出一场场勾心斗角的活闹剧。
没有人统计得过，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中国商人按潜规则花钱，因为这是最顶级的商业机密。但一件事颇有典型性：2003年10月，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询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过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企业家们就开始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人举手了，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
王石的猜测显然是保守的，在中国不论新兴行业或传统行业，行贿早已是潜规则，企业在这方面只存在成本底线和风险底线，道德是不存在底线的。
中国企业家在行贿的问题上，同样处于囚徒困境的竞底局面：
甲乙二个企业的囚徒困境
甲：行贿 甲：不行贿
乙：行贿 乙按潜规则抢单，甲也按潜规则抢单 乙获得订单，甲丢失订单
乙：不行贿 乙丢失订单，甲获得订单 乙按公开规则抢单，甲也按公开规则抢单
显然，不论乙的选择如何，对甲最有利的选择，都是“行贿”：如果乙不行贿，甲获得订单；即使乙行贿，甲依然有获得订单的可能性。这种理论模型反映到现实中，就是：
1、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大约有20万宗贪腐案件，第二个十年增加了一倍多，到第三个十年，才下滑到30万宗。
2、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指数显示，中国的贪污指数已从1998年的52名滑落到2008年的72名。
3、世界银行的指标也显示，中国政府的反贪能力从1996年的0.15削弱到2007年的－0.66。这项指数的最低值是－2.5，显示中国的贪腐有恶化迹象。
显然，随着经济的增长，在行贿受贿方面的道德底线，已越降越低。
什么时候，法律的底线才能和人们心中的道德底线，合二为一呢?
这，也许需要国家和民众长久的共同努力。
案例：《色戒》：汤唯突破底线，一脱成名终被封
浙江女孩汤唯应奥斯卡金奖导演李安的邀请，出演《色戒》中的女主角，她的床上戏表现得非常激情、出位，在这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个人也有了更大的收益机会：
在接拍《色戒》之前，汤唯的广告身价非常低，接拍一次平面、一次影视广告，使用两年，叫价只有区区5万元。而在《色戒》之后，汤唯的知名度迅速攀升。尤其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后，更是以国际影星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影迷面前，因此，汤唯的身价水涨船高，以前5万元的广告费，陡然翻升到150万人民币以上，暴涨30倍以上。
可以说，《色戒》中，超级露骨的10分钟床上戏，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尽管有很多女性曾经靠一脱成名，但汤唯的成功太有震撼性，也太接近普通人的生活了，因此，内地的演艺人员跃跃欲试，纷纷大胆放言自己“可以比汤唯更……”，渴望有机会走一把同样的竞底成功老路。
但突破道德底线的榜样，毕竟是不能让人学习的。虽然中国引进的《色戒》剪掉了最精彩的床上戏，但盗版碟还是让内地人了解到：汤唯为什么这样火爆。
广电总局一看势头不对，毫不犹豫地下令对汤唯进行全面竞底：“所有广播、电视、新闻、专题、文艺、广告、直播等节目一律不得炒作与汤唯有关的任何事情。”
李安和汤唯通过满足人们的窥私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终因偏离道德底线太远，而受到打压，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相对失败的竞底。汤唯在公众面前消失，而一个月前刚以600万酬劳出任某化妆品代言人的广告，也被彻底取消，击穿道德底线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 案例：一个国家的道德底线
1840年，大英帝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是近代基督教文明国家的耻辱。
尽管当时的英国基督徒反对对华鸦片贸易，但世俗化的国家的民众力量，最后还是压倒了宗教的道德底线，国会通过向中国开战的提案。
而开战的目的，就是为了顺利地向中国贩毒。
鸦片战争显示出一个世俗化基督教文明国家，是如何击穿道德水准的底线。
3、能力底线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于2008年6月退休， 53岁，身体健康，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华人首富李嘉诚在2008年已经80岁高龄，从未考虑过退休事宜，这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
毋庸置疑，人的能力与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一样，也有其底线。
对是否要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东西方有着不同的观念：
比尔盖茨在能力未达到底线时退休，一是他已为微软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另一方面，除了微软的工作，他希望自己有一段人生，做其它喜欢做的事。
而中国的竞底者们，却不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底线，不肯罢休。中国第一个击穿能力底线的著名竞底者，就是死于巡视途中的秦始皇，他为了管理自己庞大的帝国，不得不四处立威，终究把自己打到底线。
为什么中国的竞底者倾向于把自己打到能力底线呢？
1、 因为竞底组织很难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2、 竞底者习惯于将全身心贡献给工作，他们的人生除了赚钱、工作以外，很难有其它喜爱的东西。可以说，竞底者的人生，就是以辛苦工作为乐的人生。
管理学中有一条彼得原理：“在层级组织中，每个人都会由原本能胜任的职位，晋升到他无法胜任的职位”，这说明即使在一个正常的、有制约力的组织中，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安置到能力底线的位置。更何况在一个竞底组织中，竞底者往往缺乏有效的制约和均衡，因此更容易滑向能力底线。
案例：体操王子李宁击穿能力底线 中国奥运军团“兵败汉城”
1984年，李宁在洛杉矶奥运会获得三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一时风光无限，没有中国人认为，此刻已是他的能力巅峰。
1988年汉城奥运会，能力早已下滑的李宁勉强披挂上阵，他从吊环上狼狈地摔下，鞍马动作严重变形，最后不仅未得一块奖牌，严重的失误还给队友们带来很大压力（中国式的“只许胜不许败”的竞底要求，往往使运动员无法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使极其重视体育奖牌的中国，仅得5块金牌，兵败汉城。
如果中国体操队当时的夺牌战略不建立在对李宁的能力竞底上，早早培养几名新人，也许汉城一役，中国输得不会那么惨。
4、规模底线
在能力所构成的底线中，有一种底线较容易被人忽略，也常常引发灭顶之灾，这就是能力的规模底线，我们将其单列为规模底线。
规模底线是如何形成的呢？显然，一个没有一定能力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竞底者的，当竞底者在创建竞底组织，或在已有的竞底组织中，赢得竞底者的地位后，不断的成功，将增强竞底者的实力和地位，使其越来越容易一言九鼎，对其能力的质疑也将销声匿迹。
另一方面，竞底者有强烈的“铺摊子”的冲动，“铺摊子”将带来显性的增长，这将给予竞底者强烈的成就感。因此，竞底组织的规模，将不可遏制地扩张和放大，直到击穿规模底线。
在中国现代商业史上，大量企业溃败在规模底线上：如VCD巨头爱多公司，在规模扩大后难以完善财务机制和产权机制；如白酒行业的传奇秦池，在销售猛增后，不得不用四川白酒进行勾兑，从而被媒体曝光；如保健品行业的三株，组织规模和销量脉冲式地扩大后，危机公关能力却成为致命的底线。
案例：死于规模底线的日本八佰伴
八佰伴于1930年由农民出身的和田良平(日本电视剧《阿信》的原型)创办，主要出售水果。
1962年，和田一夫从美国学成归来，接下了父母手里的八佰伴。
一夫苦心经营20多年，使八佰伴1986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打通了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此时，八佰伴在国内拥有82家店，海外只有12家店，人员6000人。
上市为和田一夫打开了快速“铺摊子”的资源大门，八佰伴开始在海外急剧扩张，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八佰伴在1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50家店，员工近30000人，成为日本在亚洲的头号海外企业。
规模急剧扩张后，八佰伴的管理能力被打到底线。在内部管理方面，八佰伴虽然组织机构庞大，但采用家族式经营，决策高度集中于最高竞底者和田一夫，同时没有得力的人才培养机制。快速扩张使中层经理人才极度缺乏，内部管理混乱，例如八佰伴在香港沙田租用的写字楼，从租用到关门的五六年时间内，有1/3的地方一直空置，无人过问，在租金十分昂贵的香港，这种情况对其他公司是不可想象的。
但家族式管理并不可靠。和田一夫让其弟弟做日本八佰伴的总裁，不仅下面的人向他汇报假账，连他自己的亲弟弟也汇报假账。在经营决策方面，由于扩张太猛，权力又集中于一人之手，和田一夫根本无法对重大决策做出细致、周密的考虑。超市经营的好坏，选址至关重要，但八佰伴在这方面显得很随意率性，如香港马鞍山新市镇只有十几万人口，又缺少流动人口，因此购买力非常有限，但八佰伴不做深入调研，就在此开设大型超市，结果从开业一直亏损到关门。
掉入多元化陷阱。和田一夫早期的成功，使他自我膨胀，盲目自信，除了到处开设分店外，在没有周密投资计划的情况下，八佰伴同时向房地产、金融业扩张，丝毫不顾自己的能力底线。另外在高速扩张中，和田一夫觉得，从银行贷款获得资金这种方法，不够爽快便利，喜欢直接在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结果得罪了长期交往的主力银行。
结果，当危机发生时，曾经担任八佰伴主力银行角色的日本所有大银行，全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作为一名典型的竞底者，和田一夫同样缺少反省能力，即使在八佰伴破产后，和田一夫还是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由于击穿底线，而引至溃败的结局。他耿耿于怀地对日本媒体絮叨道：
“在八佰伴宣告破产前半年，我赶回日本实施拯救计划，将16家店铺卖给另一家日本大型超市集团大荣公司，得到320亿钱款，但我轻信了别人的话，认为只要将这笔钱还给银行，银行还会贷款给我，但银行收到这320亿后，却没有履行诺言，拒绝贷款，这样八佰伴不得不宣告破产，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决策错误，如果不把这笔钱立即还给银行的话，也许八佰伴还能够存在下去。我认为银行这样的做法，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经历八佰伴破产的和田一夫还能有这样的宏言，只说明竞底者是极其难认错的。也许正因为和田一夫有如此坚定的近乎盲目的自信，才能开创出八佰伴的巨大事业，也正是由于这种病态的自信，才使八佰伴盛极而衰，堕入覆灭的深渊。
八佰伴这块日本人打造的墓碑，就立在竞底者们快速扩张的道路旁，但他们要么匆匆而过，要么随意对之感慨一番，继续奔走在自己的扩张之路上。
衷心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边扩张自己的规模，边拓展自己的能力底线，不要最终将它们击穿。
5、机制底线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其运行机制如儿童的骨骼，将逐渐成熟、完善，以支撑越来越大的“体积和重量”。这种机制主要由决策系统、监督系统和执行系统三大部分组成。
犹如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理性地进行经营企业，使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地运行，保证企业稳步发展。但在某些特殊状态下，各系统之间的平衡可能被打破，此时企业将面临机制失效所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的极限状态就是机制底线。
案例：击穿机制底线——巴林银行灰飞烟灭
1995年2月26日，英国央行宣布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巴林银行申请资产清底。10天后，这家拥有233年历史的银行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被收购，意味着巴林银行的彻底倒闭。
巴林银行在英国声名显赫、历史悠久，素以发展稳健、信誉良好而闻名，其客户主要是包括英国女王在内的显贵阶层。
但这家在全球范围内掌控着270多亿英镑资产的庞然大物，竟毁在一个只有28岁的毛头小伙子手里。
里森是英国一个泥瓦匠的儿子，从未上过大学。1987年加入摩根斯坦利，1989年在伦敦受雇巴林银行，开始只是一名从事清算工作的内勤人员，但里森聪明外露，工作出色，赢得了管理层的信任和重用。1992年，他被派往新加坡公司担任经理，他的赚钱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93年，年仅26岁的里森通过期货交易，为巴林银行赚得1000万英镑，占巴林当年总利润的10%。
这种非凡的成功，使里森赢得了上司的赏识，为了用好这样一个“具有适当综合能力的交易员”，巴林让里森在新加坡既担任期货交易部经理，同时也兼任清算部经理，让里森自己监督自己。这样的机制给了里森瞒天过海的机会。
在进行期货交易中，有时会因为疏忽或失误发生错误交易，此时银行会将该项错误转入到一个被称为“错误账户”的账户中，然后向总部报告。里森在1992年担任新加坡的期货交易员时，巴林银行原本有一个“99905”的错误账号，专门处理交易过程中因疏忽造成的错误，1992年夏天，伦敦总部要求里森另设一个错误账号并自行在新加坡处理，几周后，伦敦总部又要求用回原来的99905账号，却没有要求里森将新加坡的“错误账号”销户。
这一疏忽使巴林银行的管理机制出现了一个漏洞，正是这个被疏忽的错误账户，三年后使巴林银行遭受灭顶之灾。
最开始，里森只是将一些正常疏忽造成的失误交易，记录到“错误账户”中，但由于他兼任清算部经理，因此很方便地隐瞒了这些错误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接着，这些错误像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大，急于挽回损失的里森不得不走向另一种错误：冒险。
1994年7月，里森的损失已达5000万英镑，他成为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一边将巴林银行存在花旗银行的5000万英镑挪到“错误账户”中，继续赌博；一边做假账蒙蔽巴林银行的审计人员。
他的冒险时而成功，时而失败。1995年2月份的头一周，里森狂赚1000万美元，巴林高层欣喜若狂，梦想里森每周能为他们赚那么多，因此无条件为里森的疯狂举动共给资金。
但高收益必然有高风险，当市场的走势和里森的操作完全相反时，巴林银行的损失达到8.6亿英镑，最终死于非命。
案例：中航油击穿机制底线，巨亏5.5亿美元
发生在新加坡的中航油，因为炒期货亏损5.5亿美元的重大事件，也是由于击穿机制底线所致：事发之前，中航油曾聘请世界四大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制订了风险管理手册，在风险控制流程、风险管理委员等方面，拥有完备的制度。
但在处理期货交易的过程中，规定的流程成为形式，设定的风险管理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使中航油卖空石油期权的损失，从2004年1季度的580万美元，扩大到6月份的3000万美元，直至11月底的5.5亿美元。
设立机制无疑是需要智慧的，而很多时候，能敏锐地感到机制受到挑战并坚守住机制底线则需要更大的智慧。
有时，人们会像大海中航行的水手，受不了女妖飘渺、美妙的歌声，奋不顾身地从甲板上纵身跳入海里，这时，他们就将机制为他们构筑的保护网击穿了，成为女妖的牺牲品。
如何设立机制、如何坚守机制，同时又保持灵活性进行权变，显然能极大地考验企业家的智慧。
5、观念底线
观念是直接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系列主观标准和意识。中国人喜欢说“思路决定出路”，这说明有时改变思路非常重要，但思路是人的观念与现实环境碰撞中产生的，不突破观念的底线，思路只能陈旧的观念框架内低水平循环。
但观念底线并不十分显眼，有不少人混混沌沌地过了一辈子，压根都不知道自己被哪些观念束缚着，生活在哪些观念的囚笼中。
案例：美国富人与中国富人在工作观、财富观、子女观上，为何有差异？
2008年，蝉联十三届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在退休前一周，决定将自己总计580亿美元的财产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留给自己的子女。
这一决定让中国人大跌眼镜：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也出现了百亿甚至千亿级的富豪，但能在英姿勃发的壮年时期，就进行有相当规模的慈善捐献的中国人，不要说打着灯笼难找，就是用卫星也搜索不到。
很多人将此事的差异，归结为对财产“舍不舍得，看不看得开”的情感问题，但实际上是这两类富人的观念底线不同：
对比尔盖茨来说，编程和创办公司是他的人生最爱之一。在他创办和经营微软的30多年历程中，可以说他一直在干着自己最喜爱的事，他曾经直白地说：
“我没有什么钱，我只有微软大约35%的股票和17.5万美元的年薪。虽然我很擅长乘法，但我从不看股价，所以不知道我的股票该乘以什么数字。”
“我不认为有钱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很高的声望。”
“商业是一种好游戏，竞争激烈，规则极少，不要以钱计算得分。”
“我想我们的工作环境应该是一个像校园一般美好的环境。我们把员工分成不同的组，为每个人配置需要的工具、计算机、一切所需的东西和他们自己的办公室，这可以让职员们集中精力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
“我的工作就是要创造一种真正优越的环境，让公司员工在这种环境中真正能够舒心地工作…我们拥有天才的雇员并且时刻不忘更上一层楼，要不是这样，我们早就沦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软件公司了。”
“如果不是我对这份事业有如此的激情，我绝对坚持不了。”
2006年，比尔盖茨在他的豪宅里招待了胡锦涛，让中国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只用了三道菜。
比尔盖茨认为，他生活中最大的挥霍，可能是打扑克牌输钱——最多不过五百美元。
因此，当比尔盖茨退休时，他已经享受了“工作”这个幸福的竞优过程，而580亿美元的财富，可以说是社会给他的额外奖励，这笔巨额财富在比尔盖茨的眼里，绝不比工作的乐趣更重要。
有中国人说，比尔盖茨的捐赠是为了逃避遗产税，这显然是以竞底小人之心，度竞优君子之腹。实际上，当小布什总统刚上台时，为了振兴美国经济，曾经考虑要用取消遗产税的方法来促进消费，而以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为首的上百名美国最富有的人联名给白宫写信，呼吁不要取消遗产税。显然，慈善事业也是比尔盖茨热爱且擅长的活动。
美国股神巴菲特正是欣赏比尔盖茨比自己更强的“花钱的能力”，曾将自己赚得的370亿美元，捐献给后者的基金会。
巴菲特对工作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他认为：“投资对于我来说，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娱乐，我喜欢通过寻找好的猎物来捕获稀有的快速移动的大象”。巴菲特喜欢研读目标对象的公司报表，他从中获得了猎人寻找猎物的快感，因此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享受他的投资生涯，他也一定认为，巨额金钱是人生对他的额外报酬。
巴菲特说：“我所想要的并非是金钱。金钱多少对于你我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我们不会改变什么，只不过是我们的妻子会生活得好一些。我所想要的并非是金钱，我觉得赚钱并看着它慢慢增长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哲学家告诉我们，做我们所喜欢的，然后成功就会随之而来……生活的关键是要弄清谁为谁工作……吸引我从事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它可以让你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你没有必要为成功而打扮…每天早上去办公室，感觉我正要去教堂，去画壁画。”
“我们不因大人物或大多数人的赞同而心安理得，也不为他们的反对而担心。”
巴菲特76岁时再婚，当记者问起度蜜月一事时，他的新婚妻子说：
“他在办公室的每一天，都是度蜜月。”
对于金钱改变自己的生活，巴菲特则认为私人飞机，是钱改变他个人生活方式的唯一一点。
巴菲特的三个孩子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基金会，他也给这几个基金会捐赠，但金额加起来还不到给盖茨基金会的零头，因为“他比我花钱更有效率。”
他认为，捐赠和做股票买卖一样，应该把钱交给最有效率的人来经营。
在美国富人的眼里，生活就是体验，而对财富的享受，只是体验的一种形式，不能让孩子由于财富过多，而影响了他们对生活其它方面的体验。他们希望孩子通过创造自己的竞优生活，而享受到生命的快乐，巨额财富反而有可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正如美国希尔顿酒店的女继承人帕里斯•希尔顿以其奢华的生活和“丑闻女皇”的名声，闻名于世，这显然不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明智的富人所希望看到的。
而反观中国的富人们，他们大多采用竞底的方式聚敛财富，长期牺牲生活质量，财富是人生对他们的唯一回报。如2008年富豪榜首位的国美老板黄光裕，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扑到公司的经营上，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日常娱乐只是偶尔看看电视，他从来没说过自己很幸福，却总是抱怨太累，说如果重新择业，第一就不干零售业。（2008年11月，黄光裕因涉嫌操纵市场，被警方带走调查，媒体报道其在港澳赌博，输掉80亿之多。）
确实，像这样辛苦竞底聚敛起来的财富，实在弥足珍贵，中国的富人们当然舍不得捐出来做慈善事业。
而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由于中国还处在竞底阶段，中国的富人们很清楚被竞底者处于底线状态时的艰难生活条件，因此他们很担心自己的后代被人竞底，本能地想多留一些财产，使他们远离底线。
因此，和美国相比，中国更缺少受公众欢迎和尊重的富人，这并非仅仅因为民众的“仇富情结”和“红眼病”，而更多取决于中国富人们的所作所为。
而最终的根子，还应上溯到竞底这个最终的源头上。
案例：不许竞底——管理大师戴明的理念，和中国竞底者的异同
人们曾经尊崇美国人戴明为：“质量管理之父”“日本经济的救世主”“美国复兴的导师”“工业革命先驱”，目前盛行的国际质量管理标准ISO900X系统，和美日盛行的质量管理标准TQM、TQC、六西格玛等等，都可以在“戴明十四条”中找到类似的思想。
戴明是一位美国大学的统计学教授，兼管理咨询专家。二战以后，他一直通过媒体向美国人呼吁：高成本产品肯定要在全球化激烈竞争中，遭受灭顶之灾，唯有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和“人性化管理”，才能使企业有持续改善能力和持续竞争力。
但二战的胜利使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他们对戴明的啰嗦根本听不进去。而战败的日本，企业复兴十分困难，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成了低质低价的代表。有些日本公司想方设法在一个名为“Usa”的日本小村庄设厂，这样他们的产品就能打上made in USA(美国制造)，借以蒙骗外国人。
当时的日本人对低劣的质量，具有极强的忍受力，也就是说他们的底线非常低，“日本制造”就是垃圾的代名词，但日本人必须出口产品，因为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根本不够糊口。
为了重振日本经济，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搜罗了包括戴明在内的大批专家到日本访问。在这期间，日本科学家及工程师联合会慧眼独具，他们发现了戴明。
1950年6月，戴明再次受邀来到日本，当时，他认为日本的产品都是“净负值”，但为日本人的坚忍精神所感动（日本人是比中国人更肯对自己竞底的民族）。在日本科工联合会的主持下，控制着日本80%资本的最有实力的21位企业家，来恭恭敬敬地向戴明请教：
日本企业应当如何向美国企业学习管理？
而戴明的话却让他们瞠目结舌：“你们不要复制美国模式，你们只要运用统计分析，建立管理机制，五年之后你们的产品质量将超过美国。”
没有人相信戴明的话，但戴明的理念和方法，却相当符合日本人注重细节、认真求实的秉性，因此他们开始全心全意接受戴明的培训。
最终，戴明的话却还是被证明错了：日本人的产品质量，只用了四年就超过美国，而不是五年！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工业将美国整个打翻在地，日本人狂呼要“收购美国”，美国产品在海外没有市场，而国内市场则受到日本产品的猛烈竞底，美国经济濒于崩溃。1980年6月24日，美国播出电视纪录片“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这部片子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给了美国人一个巨大的震撼：
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智囊，居然是美国人戴明！
一夜之间，美国人通用、福特、摩托罗拉、宝洁等巨型企业，甚至美国宇航局都来紧急求教。
结果，10年后，临濒破产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稳居世界企业前10名。
观念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啊！而要突破观念底线，又是何等的艰难啊！中国人说“不见棺材不落泪”，正是说明了这种难度。
因此，美日朝野给了戴明难以计数的荣誉。1991年，丰田汽车公司主席丰田喜一郎领取日本全面质量管理最高奖——戴明奖时，声泪俱下：“没有一天，我不想到戴明博士对丰田的意义，戴明是我们管理的核心，日本欠他很多。”
戴明的事迹虽然很神奇，但其真正的管理要点，却只有十四条，正符合“话不在多而在精”：
1、建立坚定不移的目标，用以改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并能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头上注重质量，实际行动上只要“能达到客户的最低标准”就行）
2、采用新的经营哲学，企业正处于一个崭新的经营年代，管理者必须认清新时代的挑战，确认自己的责任所在，挺身领导，替员工应变。（中国竞底企业强调落后的威权管理，领导想方设法把责任推到员工身上。）
3、停止依赖检验以获得质量，以“一开始就制造出高品质”的方式取代大量的检验。（中国人喜欢“先污染，后治理”，不到制造的产品产生严重问题，绝不积极改进。要改进，也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
4、停止仅以价格作为评判交易的基础，应以最低总成本来评判，一种物料最好向同一供应商采购，并建立长期忠诚与互信的伙伴关系(竞底型企业特别喜欢以低价竞争，同时为了降低成本，也常常选择多个供应商进行恶性竞底，很难做到与供应商的长期忠诚与互信)。
5、不断改进生产与服务系统，改善质量与生产力，进而持续降低成本(中国人降低成本主要靠牺牲环境，无休止地加班，尽量压低工资，偷工减料)。
6、进行在职训练，提升员工能力，对工作充分了解并能有效执行(先对工作有充分了解，然后才谈得上有效执行。而中国人强调“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员工遇到问题时，上司只会要求“不要有任何借口”)。
7、建立领导风格，确认领导的目的在于协助人员、机器与装备，把工作做得更好。除了生产线上的作业员之外，管理者的表现也应该接受督导(中国的管理者都是大大小小的竞底者，要督促和指导他们，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面子下不来。)
8、排除恐惧，使每一个员工能在有安全感的环境中，更有效率地为公司工作(中国的老板唯恐员工有了安全感，而变得缺乏狼性，没有进取心，因此效率低下。如华为的任正非，就拼命想把公司内部的“沉淀层”去之而后快，不惜用“万人大辞职”来对付新劳动法。)
9、部门之间的藩篱不论是研发、设计、制造或行销部门的人员，都应通力合作，形成团队，共同使产品在使用上可能发生的问题并防患于未然(中国老板不喜欢员工有太多跨部门的横向沟通，因为这样可能使公司的竞底政策，更被人洞察，从而导致员工思想“混乱”，容易产生“异心”)。
10、避免向员工喊口号、说教或订目标，要求员工达到零缺点或新的生产力水准，这只会造成他们的反感，形成与公司对立的关系，因为许多生产力低弱的情形是制度不良所造成的，不应一味要求员工(竞底组织的一大特点就是空头口号特别多，仿佛没有口号就没有管理，且经常搞大运动，对员工进行见缝插针的说教，戴明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洗脑的恶果。中国的竞底者通常认为：缺陷是由员工造成的。而戴明则认为，大部分的缺陷是由制度造成的。中国的竞底者要改变观念，首先必须把“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无稽之谈，扔进垃圾堆里去，那只是替竞底者开脱的理由，成败主要由制度和战略所决定，而这一点和竞底者的心胸、见识和能力有密切的关系，不能“头痛医脚”。)
11、以领导方式达成工作要求，不以数字化目标要求员工，或是在工厂第一线设定配额标准(显然，如果按这一标准执行，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将立刻瘫痪，其实，正是因为中国企业的领导方式，不能达到戴明的要求，因此竞底者就简单化地以数字目标来要求员工，因为数字目标是最显性的目标)。
12、让员工都享有以工作为荣的权利，基层工人同样有权以工作的成果为荣，不应剥夺他们这项权利。除了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外，还应废止年度考核绩效以及目标管理(由于中国的员工都处于被竞底的状态，他们很难发自内心地以工作为荣，因此竞底者就不得不以一系列的指标每年、每季、每月恨不得每日、每时来考核他们的绩效)。
13、拟定有活力的教育与自我改进计划(中国的教育是有活动的，而没有活力的，员工的自我改进计划是为了给上司看的，而不能落实到自己的内心)。
14、让企业组织内每一分子都投入工作，以完成心态上的转轨，企业变革是大家的事。(由于竞底者往往享有大部分企业变革的成果，因此员工的心很难转轨，他们只是做出上司喜欢看的样子，伪装进行了转轨)
戴明曾告诫日本人说“不要单是为了得奖本身而报名角逐戴明奖，要提高公司的全面质量管理而角逐这个奖项。”
戴明不愧为一位先哲，这老先生五十多年前对日本人说的话，翻译成相对中国现状的话，也极具强烈的现实警示性：
“不要单是为了金牌本身而角逐奥运会，要提高全民体育素质而角逐那些奖牌。”
“不要单是为了GDP本身而拚命发展经济，要提高全中国人的全面生活质量而提升GDP。”
“不要单是为了分数本身而努力学习，要通过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而获得高分。”
……
戴明尤其对彼得•杜拉克的目标管理颇为反感，因为目标管理、评分或排名绩效考核（控制管理）无法做到公平准确，不能表示公司最重要的东西，制造谎言、失败者、恐惧、不公平、怨气、不合作、不帮助、破坏团队精神和领导力。他十分明确地告诫世人：“绩效考核、不管称它为控制管理或什么其它名字，包括目标管理在内，是唯一对今日美国管理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和日本人尊崇戴明相反，中国人特别喜欢杜拉克，特别是他的目标管理，因为这套理论太适合竞底的需要了：目标在上司的控制下，被高额地制定出来，然后所有下层员工在完不成滚蛋的压力下，象爱斯基摩人的雪橇狗一样拚命狂奔，考绩评级和上司的督促，就象赶雪橇人呼啸的鞭子，稍有懈怠就飞舞过来，这就是被竞底者的人生写照。
戴明的方法，意味着管理者本身得做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严格按科学的制度办事，中国的竞底者懒得费心去做，而制度也妨碍他们竞底。杜拉克的管理，则是要员工去做大量的工作，竞底者的主要工作是开会布置，这当然爽快得多，否则做竞底者还有什么人生乐趣。 看了戴明的方法在日本和美国获得巨大成功，中国的竞底者们一定会对这位智者心向神往；但接着在看了戴明的十四条要点，这些竞底者们一定会大摇其头，或大叹苦经：“中国人不如日本人敬业，不如美国人守法，怎么能不对他们计件、考绩？”
什么叫叶公好龙？这就是叶公好龙。
当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被西方人的炮舰打开国门后，日本人全心全意地向西方人学习，不仅学他们的科技、工业、商业，也学他们的体制、文化、法律和教育等等；而中国人则半信半疑，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想引进器物层面的机床、兵工厂、电报、汽车，而看不到这些器物是生长在西方整体文明上的。
中国人虽然也实行ISO900X甚至14000、18000系统，但行内人都心知肚明的是，中国人执行这些标准时，大多就像被掺了毒的蒙牛牛奶一样，是有自己内心的一套底线标准的，这样一来，最后的质量控制效果当然也会打折扣。
观念啊，中国人无法突破自己陈腐不堪的观念底线，也就无法为自己开拓更广阔的竞底空间。
结果，经济腾飞三十年后，日本靠制造业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却……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有智慧吗？
6、泡沫底线
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啤酒；而泡沫太多，就没有啤酒了。因此在泡沫和啤酒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恰当的比例，过于偏离这个比例，就接近了泡沫底线。
同样，一块糖放在一杯水里，那是甜甜的糖水；如果再掺成三杯水，则变为淡糖水；若进一步掺成一桶水，糖的浓度肯定会低于味蕾能感觉出来的阈值，最终成为白开水。
因此泡沫底线也可称之为掺水底线。以这种方式进行竞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司空见惯：
如街边新开一间兰州拉面店，刚开始的牛肉一定又大又厚，等生意兴旺了，就会渐渐变得越来越薄，如果店主足够聪明，他会在靠近底线处停止让牛肉变薄，则小店可以维持下去，否则将击穿底线，关门大吉；
如一部电视剧，获得好评，制片人一定会推出续集甚至续续集，不让观众倒尽胃口不肯罢休。
案例：掺水——五粮液的品牌竞底战略
五粮液是中国白酒的老名牌，为了充分发挥这块牌子的价值，五粮液公司曾展开急剧掺水的品牌战略：当五粮液刚刚登上中国白酒榜首时，只有价格两三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和几元一瓶的“尖庄”、“翠屏春”三个品牌。但其决策者显然觉得这杯“糖水”太甜了，就这样卖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于是开始品牌掺水。
五粮液品牌首先系列化，开发出52度、39度、29度和25度等口味较淡的系列酒，并将品牌细分为“五粮春”“五粮醇”“五粮神”等新品种。为了提高掺水效率，五粮液公司还施出一手绝招，即“买断经营”：五粮液除了提供品牌支撑外，只负责生产与检验，其他一切推广费用(包括产品设计，包装、广告、营销渠道)都由合作经营方承担。
这样的懒汉经营方式从财务角度看，公司没有任何风险。但决策者却看不到，或者懒得去看：五粮液在品牌上正滑向泡沫底线。
到2003年，五粮液下属的子品牌高达100多个，各种不同规格的新产品则有300多种，其中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家喻户晓的名牌，但更多的是运作不良、良莠不齐的杂牌。
这么多的子品牌都借着五粮液这个母品牌，集中在非常有限的白酒市场，进行竞底式的杀价竞争，使得五粮液这个金光闪闪的高档品牌，在人们的心目中，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垢，变得模糊不清，表现在财务指标上，就是五粮液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双双大幅下跌。
五粮液觉察到这样的品牌竞底战略，正把自己拉下掺水底线，因此在2006年提出“1+9+8”品牌战略，即“一个世界品牌，九个全国品牌，八个区域品牌”。
虽然这样做，杯子里的水还嫌太多，但看来这些四川汉子还算明白事理，在还没有击穿泡沫底线之前，开始主动回头了。
7、风险底线
中国人的风险意识向来薄弱，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之前，风险是不存在的。另外，中国人也有“富贵险中求”的习语，仿佛为了赚钱，就得敢于冒风险。
在这两种观念的作用下，中国人很容易将平时用于防范风险的资源，挪作它用，使自己懞懂而快乐地生活在风险底线状态。平时他们无视或刻意漠视风险，而等到风险降临时，往往会酿成奇祸。
案例：深圳“舞王俱乐部”大火：中国消防通道法则
2008年9月20日，“舞王俱乐部”在舞台表演节目时，没有表演资质的演员（风险一）向上方发射自治的烟火枪（风险二）。几十秒后，火灾爆发；一分钟后，全场停电，一片漆黑。大火导致44人死亡，80多人受伤。
这是一家无牌无证的俱乐部（风险三）。据深圳人大代表杨剑昌介绍，深圳龙岗2/3的娱乐场所都无牌无证。这家俱乐部只有两个消防通道，其中一个不太被人熟知（风险四），且通道内都堆放着杂物，没有应急指示灯（风险五）。消防大队曾在8月就消防通道排风系统等不合格，发出过6项《整改通知书》，但显然这点鸡毛小事情，很快就被“妥善地摆平”了（风险六）。
2007年2月，东莞发生特大火灾，由于消防通道被阻，堆积大量易燃物品，导致13人死亡；
2007年6月，深圳一个酒吧发生大火，因消防通道被锁死，造成3人死亡……
在中国的火灾史上，因为消防通道堵塞酿造的人间惨剧，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仅沈阳一地近三年来，因消防通道堵塞造成严重伤亡的火灾，就达84起，死亡60人。
而据2008年年初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全国共发生因消防通道堵塞，酿成的群死群伤特大火灾109起，死亡2694人(不含深圳那44个冤魂)。
消防通道是什么？在建筑设计要求中，它是保障人们面临突发灾难时的逃生线，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备用资源。但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眼里，它却是不用白不用、不用太可惜的房地产资源。
对待这种重要的消防通道，人们常常会先摆一点小杂物，再逐渐放置更多的大杂物，造成最终的堵塞。其实，任何一种竞底，都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些“不幸”击穿了底线，有些暂时还没有。
为此，我们特别总结出“中国消防通道法则”，以警醒读者：
平时用于防范风险的备用资源，一定会被逐渐占用，不到引发重大后果，不肯回头。
这一法则作为一项潜规则，在中国各个方面应用得相当广泛：
如在采矿业中本来应该用于安全设施的预算，或者被老板们当作利润分配掉，或者干脆没有设立这类预算，使采矿在高风险下进行，直到发生大规模的矿难；
如在某些高污染行业，为了节省成本，让员工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作业，直到发生重大职业伤病事故，引来媒体曝光为止；
如官员或企业家们将休息时间长期忙于应酬，最终因过劳或疾病倒下；
如血汗工厂牺牲员工的睡眠时间，直至发生过劳死，引起媒体关注；
如出事故后为了避免媒体曝光，给真假记者发“封口费”，直至被有良心的记者捅破；
……
8、标准底线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标准，如千克、米、ISO900X、食物安全标准、消防验收标准等等。正是仰赖于这些标准，人类世界才能正常运转。因此，标准理应被严肃对待。
中国人即使没有遭遇过所谓的“七两秤”“八两秤”，但也一定对此有所听闻。缺斤少两，就是一种对标准底线的竞底。同样，屡屡发生的掺杂使假，也是中国人对标准底线的竞底。
但在中国的商界，为了削减成本，标准常常成为竞底的方向，其中最普遍的是食品安全标准和生产安全标准：
如使用瘦肉精的猪肉、用硫黄薰白的银耳、以避孕药催熟的黄鳝、大排档中使用的潲水油，中国人在食品安全上使用的竞底招数，是如此花样翻新，不堪入目，以致有人惊呼：
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食品安全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底线，会被频繁竞底呢？
1、国家管理不严所致。如在中国毒奶粉事件中，除三鹿的个别高层人员被刑拘外，其他如伊利、蒙牛、光明等掺毒厂家，无一人受到刑事追究，这无异于为后来的竞底者，做出了不良引导。
2、成千上万的公民是弱势群体，他们无法检验食品是否达标。如民众虽然怀疑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却没有可行的检测手段。
3、有些食品难以检测，如以病死猪肉灌制的香肠、熏制的腊肉。
4、食品只要吃了不出现明显的问题，不合格的证据通常就此灭失，无良厂家往往得以逃脱检查，这使他们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相对于这种侥幸心理给他们的竞底动力，中国对食品违法的打击力度显然还远远不够。
甲乙二个企业的囚徒困境
甲：掺杂使假 甲：不掺杂使假
乙：掺杂使假 乙卖劣质货，甲也卖劣质货 乙大赚黑心钱，甲被淘汰
乙：不掺杂使假 乙被淘汰，甲大赚黑心钱 乙卖优质货，甲也卖优质货
显然，如果国家对掺杂使假的打击力量不够有力的话，不论乙的选择如何，对甲最有利的选择，都是“掺杂使假”，而实际上，许多地区政府为了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本身就以“掺杂使假”的方式，对无良厂商表面打击，实际保护，这使得热衷于挑战标准底线的企业越来越多，最终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因此，政府在这一点上，也应该对这些无良厂家进行更为严厉的竞底。
案例：击穿标准底线的中国毒奶粉事件
由于多名婴儿吃奶粉致死，数千名婴儿患肾结石，2008年9月，三鹿集团被确认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随即，伊利、蒙牛、光明等22家著名奶制品公司，也被曝出产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
由此，中国乳制品行业中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学物质，正常情况下怎么也和乳制品挂不上钩。因此在人们通常的底线中，乳制品当然不应该含有三聚氰胺，因此也从未将此项目，作为必须的检测内容。
但中国的这些无良乳制品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往鲜奶中掺水，为了掩饰稀释后的鲜奶蛋白质含量太低的事实，他们就添加三聚氰胺，以便蒙混过关。当然，在添加三聚氰胺时，这些无良厂家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们在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出口的乳制品中，都没有添加，而且，他们“很智慧”地觉得：添加少一点应该不会出事。因此在每公斤奶粉中，蒙牛添加了28.6毫克，伊利添加了12毫克，光明每公斤含98.6毫克……，大都没有超过100毫克。
果然，喝了这些公司的婴幼儿奶粉的婴儿，基本没有表现出肾结石问题。这些无良厂家可能都心存侥幸地觉得，如果自己控制在这个添加量的底线内，竞底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
但三鹿集团率先打破了这条“内部底线”，它在每公斤奶粉中添加了2563毫克三聚氰胺，导致众多婴儿死亡，从而引爆毒奶粉事件。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无良厂家和公众社会在三聚氰胺问题上存在两种底线，他们大致觉得，只要添加的三聚氰胺不超过100毫克就可以相安无事；而公众社会正常的底线应该是0毫克。
有时，一件事物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法官在判定夫妻是否感情破裂时，往往只能根据一些常识和相对模糊的主观感觉，而不会参照“一周不讲三句话；一季做爱不足一次，即为感情破裂”之类的硬性标准。
但官僚机构为了办事方便，或敷衍塞责，往往会对一些难以明确量化的事件，生搬硬套地设置标准，而这样的所谓“标准”，就一定会成为竞底的工具。为了维护这种标准的权威性，人们往往不得不做出荒诞滑稽的事。
案例：无知和官僚造成的标准底线
中国目前申办大学，还是采取审批制而不是准入制。为此，国家制定了众多的门槛，也就是标准，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就不允许兴办大学。
其中一条标准规定：独立学院至少要有五百亩地。国外有很多著名大学，也只不过两三百亩地，香港城市大学就一百多亩地，招了将近两万个学生。
中国的教育官员们大概以为，办大学和办农场一样，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土地，而不是由教学质量、教学水平所决定的。
所以有人质疑：到底在中国办大学，是“以人为本”呢？还是“以地为本”？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胡乱制定标准，来进行选择、判断的竞底思维，只不过他们为独立学院所设定的这条底线，显得实在太无知了。
9、政策底线
与法律底线相比，政策底线常常根据形势的需要变动。尤其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搞活与调控这两极之间摆动，因此竞底者必须时时留意政策的变化。
中国的老板们雷打不动地收看中央电视一台的晚七点新闻联播，留意观察人事变动的各种小道消息，就是为了揣摩政策底线的变化趋势，以便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而那些只顾埋头打理自己生意的商人，往往会不慎触到政策底线，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但对中国人来说，充分、及时地了解政策，并不全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政策，相当多的人是想从政策中找到漏洞，好钻政策的空子。
什么是“政策的空子”呢？就是竞底者所喜好的竞底空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就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人想对政策竞底的心态。
但如果对政策竞底没有掌握好时机、分寸，也有可能击穿底线，导致身败名裂。
案例：触犯政策底线，铁本惨遭搁浅
常州农民戴国芳以捡破烂起家，办起了自己的钢铁厂。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温，钢铁非常紧俏，戴国芳理所当然地想扩建自己的钢铁厂。他的兴建计划得到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常州除了梳子、景泰蓝等小工艺品外，特别需要一些大项目，来提升当地的GDP，大型钢铁厂当然是个好东西。
而戴国芳也是个合适的人，他是个典型的苦行僧，在常州以“五不老板”著称：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为了事业，把自己熬得骨瘦如柴，除了抽烟，没有其它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呆在工厂。
他的办公室里布满灰尘，没有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端茶送水，他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不热衷于政治公关，即使是国家部委级领导来视察，他也常常推托工作忙，而不去接待。
显然戴国芳是典型的对内竞底者，他家里的所有积蓄都投入工厂，即使作为亿万富翁上了富豪榜，也没有改变其对内竞底的本色。但这个农民实际上很专业、很能干，例如他和澳大利亚铁矿商谈成的铁粉合约价格，无论在当时还是到了2008年，都是国内钢厂中最低的。
常州政府的热情支持，使戴国芳的扩建项目从200万吨到400、600，最后定在840万吨，占地从2000亩变成9000多亩，投资规划400亿元。
而中国当时的政策规定，钢铁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戴国芳获准立项的机会非常小。
为了抓住机遇，戴国芳在当地政府的默许和授意下，开始向这条审批政策竞底：他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先后成立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
戴国芳事后说：当时所有手续都是政府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戴国芳对这一项目充满信心，他很自豪地表示“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后来有人认为，正是这句话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从而让他惹祸上身。
戴国芳所看中的钢铁业，是受垄断保护的重工业，存在着随处可见的低效率和高利润，他以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竞底精神，自然能找到大量的赚钱机会，因此，铁本的一切进展顺利。
直到2003年底，国家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新一轮暴风骤雨式的宏观调控开始了。
很快，铁本项目引来国家九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专项调查。
为了保住项目，戴国芳病急乱投医，他按某些“谋士”的意见，进行自我竞底，交出一份自查报告，承认收购价值十几亿废旧钢铁中，曾虚开发票两亿元，抵扣税近2000万，并于第二天迅速补交了税款。
但他的自救失败了。2004年4月19日，戴国芳因“涉嫌偷税漏税”，协同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亿万富豪仅有的8万元积蓄被彻底查封。4月29日，铁本的五大问题被高调公诸于世：违规审批、占用耕地，套取贷款、偷税漏税，等等。
两年后，戴国芳在常州中级法院受审时，罪名却和这五大问题毫无关系，只有他自己给自己查出来的“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而实际上，当时对国内的废铁回收行业，税务总局曾专门规定“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反有关税收规定，不应定性为虚开。”
因此，戴国芳在法庭上痛苦流涕、声泪俱下：“人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吃官司？”令不少在场者深受感动，唏嘘不已。
而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铁本被严厉查处的同时，上海宝钢正在大上投资65亿元的中国钢铁业最大合资项目；澳大利亚博斯格投资17亿元的钢铁项目，从递交申请材料到颁发营业执照，只用了7个工作日。
更富有对比意义的是：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曝光的，同样违规审批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最终却死而复活。
对建龙的“奇迹”，铁本的几个原高层认为，这是因为“建龙的几位董事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而戴国芳只是个纯粹的农民，不会搞政治，否则，铁本是通过江苏省批准的，而建龙甚至还没通过浙江省的批准，但为什么人家没事，就该戴国芳倒霉？”“他从不巴结政府，也没请过市领导吃一次饭，就是九部委来查，也没查出官商勾结的行为。”
政策底线，究竟是什么底线？也许戴国芳的例子，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
戴国芳触碰政策底线的代价是：亿万财产灰飞烟灭，如今只靠政府每年发给的10万元生活费度日 案例：华为员工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中国企业中，华为以管理规范，员工执行认真，素质优秀而著称，但同样存在政策竞底的现象。
如公司规定中午吃饭从12点5分钟起，禁止提前到食堂就餐。对这项小小的政策，华为也秉承一贯落实到位的精神，设立了考核办法。而考核的标准是检查刷卡买饭的时间，如果买饭时间早于12点5分，显然就是违反规定。应该如何扣款扣分，自然也有严格标准。
但有的员工很“聪明”，他们看出这个规定的漏洞，就和食堂员工沟通好，提前先吃饭，等慢悠悠地吃完饭，时间早过了12点5分，然后再去刷卡，自然不会违规。
从以上二个大小不同的案例可以看到，在竞底文化的作用下，中国只要有政策的地方，就可能存在对政策的竞底。要改善这种情况，一要消除竞底文化；二要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倾听下层的意见；三要加强监管。
10、环境底线
环境底线有两类表现形式：
一是为了谋求发展，不惜毁坏优美的自然环境，将以往适合于人和动物生存的环境，打到不适合的底线。如过度砍伐、过度放牧造成的水土流失、荒漠化和沙尘暴、泥石流，畸形发展高污染产业导致的江河、空气严重污染。
尽管中国人知道，并在文字上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常常认为：“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环境是合理的。”而这个所谓的一定程度，到最终就成了不可容忍的最终程度。
也许有人会质疑：发达国家不也曾发生过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吗？如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那他们不也是以环境为底线，进行竞底吗？
但只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区别：发达国家发生环境公害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对某种做法的长远影响，并不能预先确定。他们在发生某种环境污染后，往往会痛定思痛，制定严格的防范措施，使这种污染再次发生的概率，大大减低。
实际上，他们重复发生同样的严重污染事件，确实不多。
而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对前人所犯的错误，没有可能不了解。任何一个决策者都不可能不清楚：将造纸厂、电镀厂的废水，不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但中国却依然不断变本加厉地，重复前人的错误。
这就是竞底。
牺牲自然环境，已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因此我们不再赘述。但为了经济发展牺牲人文环境，则较少被人关注：
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拜金主义、掺杂弄假，在中国日益泛滥、猖獗，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薄弱，个人的道德水准下降，使整个人文环境向底线滑落，这也是竞底式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案例：美国朗讯公司向中国电信官员行贿，违反美国《反海外贪污法》
2000年到2003年，朗讯邀请约1000名中国国有电信公司官员赴美国或其他地方旅行——这些国企都是朗讯的潜在客户或已有客户。而官员们在朗讯的内部记录中常常被标为“决策者”，指其能带来新业务。
这些官员在美国只花很少甚至不花时间去参观朗讯公司，而大多在各个旅游点如拉斯维加斯、大峡谷、迪士尼世界、纽约等地游玩，朗讯为此支付了全部费用，朗讯把这些旅游归类为“售前”或者“售后”项目，取决于朗讯是想从这些客户那里获得业务(“售前”)还是对已有合同关系(“售后”)的酬谢。
朗讯为55宗“售前”旅行花费超过100万美元，为约260宗“售后”旅行花费900万美元。
为此，朗讯的四名中国高层管理人员被同时解聘，并最终被罚款250万美元。
中国与此事有关的近千名电信官员，却无一人因此事受到处理。
中国有句古话说，“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海外做生意相对清白的朗讯，到了中国，竟成了行贿者，到底是中国的环境使然，还是他们积极主动以行贿为武器，污染了中国的商业环境，这也许只有朗讯的中国高官们才能真实回答。
案例：脑白金广告：史玉柱对中国人文环境的竞底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节庆喜日或平常处于交际、应酬的需要，肯定会适当地互赠礼品(如月饼就是典型的应节礼品)。但送礼之风一经过头渲染，就容易成为世人的某种负担，甚至贪官收受贿赂的有效手段，因此，送礼之风不可长。
竞底怪才史玉柱在兵败巨人大厦后，经过三年的对内竞底，终于鼓捣出一个名称闪闪发亮的玩意：脑白金，以此重现江湖。
这脑白金虽然名称闪闪发亮，但实质上主料不过是美国人早就玩腻了的褪黑素。麻省理工学院的乌尔特曼是研究褪黑素的专家，他说“没有证据表明，褪黑素对人的寿命期望值有任何影响。”
美国专家还在一个专门的研讨会上警告：市面的褪黑素产品剂量太高，会造成低体温、不孕、降低男性性欲的负作用，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低剂量使用。
1997年，中国卫生部给脑白金批准的仅仅是“改善睡眠，润肠通便。”但史玉柱们使用掺水式竞底策略：在一本随脑白金附送的小册子中，它的功效被扩张到降压、抗癌、内分泌调节等数十种，还居然能提高性快感(虽然国内外普遍认为它会抑制生殖功能)，甚至能“推迟更年期十五年”！
同时，该书堆砌了大量没有出处的史玉柱式神话，比如说“美国五千万人疯狂抢购”“价格被炒到白金的1026倍”“克林顿、教皇保罗二世也服用脑白金”。
如果仅靠小册子中这种不着边际的竞底式宣传，脑白金想打开市场绝无可能。史玉柱深知在中国，广告的力量和影响是多么巨大，他自然不会不善加利用。
脑白金的广告非常奇特：作为保健品广告，它一字不提脑白金是个啥玩意，有些什么作用。而是完全将它作为一种最佳的首选送礼工具，来直白通俗地大肆宣传。在很多人看来，这一系列广告一无是处，业内人士斥叱其毫无创意，土得令人恶心。
但正是这些被人喻为“第一恶俗”的广告，使脑白金创下几十亿的销售额，让史玉柱咸鱼翻身。
对人文环境的破坏，远没有对自然环境那么直观，容易被人觉察，竞底怪才史玉柱正是钻了这个空子。脑白金的恶俗广告和史玉柱的竞底做法，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中国大地横行无碍。直到2008年7月30日，中国广电总局社会管理司副司长在“城市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现场交流会”上，指出对于一些虽不违法，但内容低俗，对社会风气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广告，也要在审查监管中严加把握。他举例说，根据举报，观众对“脑白金”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送老师，送亲友，送领导”广告很反感，他说“一个很纯洁的小孩，知道什么是送礼呀？(这些广告)会误导下一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非常恶劣。”
显然，广电总局的这次会议为史玉柱们设置了新的人文环境底线，相信这也难不到他，史玉柱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又鼓捣出符合底线范围的新的恶俗广告，然后迫使广电总局再次提高底线。
社会就在这样不停的博弈中朝前进步。
环境底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利用不适当的恶劣环境，以降低综合成本。
案例：厕所旁生产的美味哈根达斯
2005年6月16日，深圳罗湖质监局按群众举报，前往振华大厦的一套三居室小作坊。没想到这个无牌无证的地下作坊竟是哈根达斯深圳品牌经营店的正宗“加工厂”，供应着深圳哈根达斯全部五家品牌经营店的货源。
执法人员很难相信这种所谓“冰淇淋中的劳斯莱斯”竟然会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出来：一进门的右手边就是卫生间，卫生间的门敞开着，里面散乱地放着几双鞋，晾着刚洗过的袜子；而再过去，客厅就是“加工车间”，一个大大的半人高的垃圾桶放在正中央，沿着客厅的墙壁摆满了工作台，烤箱。
最后经过查证，这确实是哈根达斯深圳公司的加工厂。
质监部门依法查封了这家非法加工厂，并将现场和已发运到各销售店的哈根达斯冰淇淋蛋糕全部销毁。
这种击穿环境底线的做法，使哈根达斯陷身“厕所门”，声誉受到极大影响。至今每当我走过万象城的哈根达斯漂亮的销售点时，心里总免不了涌起一片疑云，它是厕所旁生产的吗？
11、时间底线
有相当多的工作，存在着一个必须完成的时限，超过这个时限，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个时间也常常会成为对手竞底的武器。
案例：艾柯卡用时间底线对克莱斯勒工会竞底
美国汽车巨子艾柯卡在接受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公司后，他觉得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压缩开支，而第一步就是降低工资。
他首先降低了高层管理人员工资的10%，自己也将年薪从三十六万美元降为一美元，随后，他对工会领导人说：“每小时十七元的工作是有的，二十元的一件也没有。”
工会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双方僵持了一年，罢工断断续续，始终没有进展。
后来，在一次罢工中，艾柯卡忽然将工会代表们召来说：
“你们这种间断性的罢工，使公司无法正常运作，如果明天上午八点还不开工的话，将有另一批人顶替你们的工作。”
工会代表原本想通过谈判，在工资问题上取得新的进展，他们为此作好了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但没料到艾柯卡会这么直截了当地竞底。
经过短暂的讨论，工会基本上完全接受了艾柯卡的要求。
而在某些场合，时间是达到某种效果的必需资源，缺乏足够的时间，就不可能达到起码的效果。 案例：竞底式的相亲：上海白领相亲 1小时见千人
2008年某日下午，在上海举行的一个相亲会中，3000余位白领参加者，在1小时中可与超过1,000位异性见面。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3,000张门票通过婚介机构等渠道向社会免费发放。45岁以下的单身白领，只要凭身份证，便可以参与相亲。
在卢湾体育馆的大会现场，男白领排列成队，女白领走完整个队伍，需要1小时。主办方表示，每个参与活动的人都可以与超过1,000位异性见面。由于人数多时间少，不少参加者抱怨无法有更详细的了解。一位张小姐直言，在“检阅”过所有男性后，自己已经记不清将手中的“缘分卡”分别交给了谁，“和每位男士的见面时间平均为2-3秒，印象不深。”
显然，主办方出于良好目的，筹办了这次活动。但为了达到轰动效果，却用了竞底方法，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性因素，最终的实际收效不佳。
12、生理底线
生理底线就是人的生理承受极限，郭台铭的血尿哲学，挑战的就是生理底线。
对中国人而言，最根本的底线就是人的生命，即所谓“人命关天”，但这句话并不是说中国人重视生命，而是说在出了人命案之后，才想到该如何进行补救。
案例：山西黑砖窑的奴隶式生存之道
刘宗军是山西省太谷县任村乡东卜砖厂所有民工的真正竞底者，他请了一帮打手，控制着所有来自四川的民工。这些民工全部被安排在制砖、晒砖、砖窑等粗笨、繁重的岗位，每天凌晨四点就得上班，晚上十二点才能下班。砖厂对民工的吃饭时间也做严格限制，超过时限下一顿就没饭吃。民工们不能打电话、发信，他们没有从砖厂拿到分文。
刘宗军监督民工多干活、多生产，任何影响生产效率的行为，都会受到严酷的惩罚，他发明了“跑窑”的惩罚方式，即让受罚者绕着烧砖的大窑奔跑，直到体力不支倒下为止。他的规矩是：只要有一个民工触犯了他，所有民工就得全部跑窑。
对刘宗军来说，一个民工就是一笔财富，少一个民工就少一笔进账，为了防止民工逃跑，他晚上派人把守工地大门，上班派人监工，但即使这样，还是不断有民工逃跑，连刘宗军的堂弟也不堪压迫，逃跑被抓回后，被刘宗军用方铲暴打一顿，最后连铲把也打断了，身上的伤口缝了二十八针。
砖厂的黑窑奴工被打死，有的直接被扔进黑窑里烧掉，有的则被偷偷埋葬，一些“黑奴工”、“包身工”、“童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样的黑砖窑，在山西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产业链：
拐骗绑架，集中运输，讨价还价。这是贩卖人口的链条；
黑窑主打点当地关系，应付各种检查，包工头雇用打手，购买奴隶进行生产。这是黑窑运转的产业链。
虽然黑窑奴工的生存状态极差，但这个产业链的利润，却是难以想象的微薄：一般窑主支付给包工头每一万块砖360元，这360元在理论上是包含工人工资的，窑主每一万块砖只能卖1000元，除了要付360元给包工头外，还得承担场地、材料、机器设备、工商税务等方面的费用，还得打点有关的方面，这样窑主一年辛苦下来，也只有三五万元的收入。
而人贩子每诱骗来一个奴工，可得介绍费400-500元。因此，很多黑砖窑的包工头和打手就尽量诱骗自己家乡的人来做奴隶，成了“老乡骗老乡，老乡拐老乡”。而当他们把老乡诱骗到黑砖窑之后，为了对他们进行竞底，则最终演变成“老乡打老乡，老乡杀老乡”的惨烈事件。
黑砖窑在山西并不罕见，仅2007年5月就查处了3000多黑砖窑。同时黑砖窑也不仅仅只在山西存在，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也同样被揭发出黑砖窑炉工事件。
黑砖窑暴露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竞底式生存状况，它挑战的就是人的生理极限。
案例：对生理底线竞底：航空公司省成本 飞行组员3变2 ，飞行员累到打瞌睡
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由于不景气，航空公司缩减营运成本，原本三人执行的加强组员飞航任务，日前悄悄缩减为两人的标准模式，因而发生飞行员体力不支、打瞌睡，甚至在飞机进场准备降落时，遗漏航管人员指示等严重危害飞行安全的问题。
另外，也有飞行员向“行政院”飞航安全委员会投诉指出，航空公司在航程八小时以上的长程航线班机，未装设供飞航组员休息的卧舖，易使组员疲劳，影响飞安。
一位外国籍飞行员向飞安委员会举报说，该公司一航线之单趟飞航时间约八至九小时，部分时间为夜间飞行，由于飞航时间较长、且飞航组员于一段时间内连续执行此种任务，因此公司过去都派遣加强组员（三人）执行，近来因成本考量，而改派标准组员（二人）。
飞行员表示，某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副驾驶因体力不支，而几次在航程中打瞌睡；飞机要进场时，遗漏了几项航管指示，还好飞机最后平安降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自己也必须利用各种方式保持清醒，也曾听闻有组员执行该种任务时，半数的时间都在打瞌睡！
飞行员指出，台湾民航法规定的标准飞航组员时间限度为“连续二十四小时内，国际航线飞航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已经超越体能所能负荷范围，也高于世界各国普遍订定的八小时。
看来，台湾同胞的竞底，也是相当直截了当。同是中华文明，竞底是没有台海之分的。
13、心理底线
与生理底线相比，向心理底线的竞底，则更为隐蔽，也运用得更为广泛。
心理底线较为广泛，它通常包括心理承受力。现代社会在审讯嫌疑犯时，由于不能使用肉刑逼供，审讯者会争取将对手打到心理承受力的底线，使其不得不坦白。有很多自杀的人，也是被击穿了这类底线，从此结束痛不欲生的生命。
中国企业中喜欢使用的另一类心理底线是：强制性的激情。
激情是个美好的东西，它源于强烈的动机，即热爱。但企业中很多枯燥乏味的工作，刻板的管理制度，沉闷的说教，常常使员工无法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此时要求他们保持高昂的激情，正如男妓面对一个无法让自己勃起的老富婆，为了“业务”却不得不勃起一样，这自然是一种心理折磨。
另外，象民族感情、文化偏好、消费习俗之类的因素，也会成为某种特定群体、特定时刻的心理底线，这也是竞底者务必注意的问题。
案例：丰田广告挑战中国人的心理底线
上世纪90年代初，丰田的汽车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可谓相当经典而霸气。但很快由于经营策略的问题，丰田汽车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被“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桑塔纳轿车所取代。
2003年，丰田进口其“PRADO”普通越野车到中国销售。PRADO的本意为“平原”，该车造型也并非霸气十足，但丰田为该车型取名为“霸道”，并为“霸道”车刊登广告。
在广告画面上，霸道越野车威武地行使在路上，而两只石狮则蹲坐在路旁，一只挺身伸出右爪，向霸道车做行礼状，另一只则低头作揖，配图的广告语写着“霸道，你不得不尊敬！”
看到这则广告，有中国民众立刻在网上表示了疑议和愤怒，他们认为石狮在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代表权力和尊严，丰田广告用石狮向霸道车敬礼、作揖，极不严肃；而且“霸道，你不得不尊敬”的广告语太过霸气，有商业征服之嫌，损伤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一时间网友的声音迅速扩大，媒体也立刻跟进报道此事。
显然，近年来日本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遗留毒气弹伤人事件等等，一再触动中国人心里的历史伤痕，使相当多的中国人建立了敏感的心理底线，此次霸道汽车广告事件，无疑击穿了这条敏感的心理底线，以致引发各方的强烈反应。
随后，丰田公司启动危机公关程序，在各大媒体和主要网站上刊登道歉信，向中国人道歉，而新款霸道车的销售，理所当然地遭遇了滑铁卢。
与丰田公司相类似，日本立邦也发布过一条名叫“龙篇”的油漆广告，画面上有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亭子的两根立柱各盘着一条金龙，左边的立柱色彩暗淡，但金龙紧紧地攀附在柱子上；而右边的立柱因为涂了立邦漆，闪闪发光，金龙攀附不住，无奈地跌落到地上。
这条广告由于龙的跌落，击穿了自喻为龙的传人的中国人的心理底线，也掀起轩然大波。这一事件除了广告制作公司出面道歉外，日本立邦置身事外，并无任何声明和解释，但却被作为策划失败的教训，写入大量商业文章和案例。
案例：华为的自杀事件与心理底线
华为在频频出现自杀事件前，是一家漂亮的高科技公司：员工薪酬好，企业增长快，与跨国公司在主流市场以主流产品竞争，毫不逊色，整个社会对它基本上是赞誉一片。
但众多的自杀事件，使人们本能地意识到：华为已濒临底线。这才引起社会对华为的运作模式、企业文化开始反思。
心理学的存在分析理论认为：人的空虚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确实空虚，或没有表现情感的潜能，而是由于人们感到自己既不能对外部事物加以控制，也无法对别人施加影响，无力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这种无力感诱使人产生强烈的失望感，于是便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要求和情感，久而久之，使人变得更加冷漠无情，陷入更深的空虚和孤独之中。
任正非虽然在华为内部是至高无上的竞底者，但他在大环境中，同样是被竞底者，他在2008年的感叹，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空虚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才是幼稚可笑的，不要有太多幻想。”
这种空虚感必然会带来深刻的孤独，人们越是想和别人建立联系来防止孤独，反而越感到孤独，环境的力量也会使人们抬不起头来，因此人们不得不默默地承受痛苦，不得不假意奉迎，这样就学会了如何“适应别人”“适应环境”，学会了和那些并不真正喜欢和尊敬的人建立联系，但与此同时却压抑了自己的个体性和存在感，自己的内在潜能也得不到充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焦虑，焦虑到底线状态，则会有绝望、轻生的情绪产生。
这种情结浓重到极限，就会产生自杀行为，而任正非多次坦言，自己常常有活不下去的感觉。
有知情者说：身处技术更新极快的IT业，同时又以“狼文化”为企业文化，华为公司内部管理非常严格，加班时间长、业绩目标明确的管理特点给员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相比面对面交流和电话交流这两种更为直接的沟通方式，大部分技术人员普遍更喜欢采用E-mail这种交互性比较差的沟通方式，从事技术工作的员工在与人沟通方面相对欠缺交互性，工作环境的压力加上人际交流的阻碍，构成了华为员工沉重的枷锁。
从简单的报道来看，华为员工的自杀，大多是因为走到了心理底线：
2007年7月18日下午，年仅26岁的华为员工张锐，在深圳梅林某小区的楼道内自缢身亡。
当年4月，张锐应聘华为并被录取。5月14日，张锐与华为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对此，他很高兴，还打电话告诉了父母。但张锐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和他住在一起的表弟首先感觉到了这种变化。表弟说几天之后张锐就有些不高兴，晚上经常失眠。他问张锐是否工作压力比较大，张锐说表现不好就会被主管批评，还要经常加班。1个多月后，父母接到了儿子的电话。张锐表示，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他想不干了，并征求父母的意见。对此母亲明确表示不同意。由于惦记着儿子，母亲催促父亲去深圳劝说孩子不要放弃这份工作。7月1日，张锐父亲买了张站票，带了个小板凳坐车到了深圳。在父亲的劝说下，张锐逐渐恢复平静，同意继续工作。3天之后，父亲回到了武汉老家。
但几天之后，张锐再次打电话回家表示准备辞职，老父只好第二次来到了深圳。７月１７日，进入公司６０多天从没请过假的张锐向主管请了一天假。晚上，他与父亲一起到小区附近散步。７月１８日，张锐又请了一天假。下午２时，他告诉父亲要出去，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张锐选择了以自缢这种方式与亲人告别，没留下一句话，身后只有因上大学欠下的５万多元债务。
在张锐死后，华为方面向家属表示：华为公司的员工的确都有压力，但对于张锐来说，压力实际上远没到把他击垮的程度。张锐进入华为只有６０多天，没有转正，也不能独立承担项目。张锐性格比较内向，“外人很难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最后，华为人事部付部长以典型的华为立场说：“张锐选择了这条路，将痛苦留给你们，也给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就是一个竞底组织对一个鲜活生命夭折的“一般”结论，透着无尽的冷漠和冰冷，但没有忘记
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2007年8月11日17时30分左右，在长春市国联小区，华为长春办事处员工赵炳与人在电话里争吵20分钟后，纵身从7楼跳下身亡。
据了解，该7楼正是华为办事处。事发后，办事处迅速下令封锁消息，各主管分别通知下属员工，禁止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及公安机关调查。
而据网友的贴子称，在赵某跳楼时，办事处正在做所谓的培训，这种培训“每周至少一次，都是在周末，强制参加，不参加的会受处罚”。 据称，赵某临终前接的电话极有可能是其主管张某打来的，张某因赵某未参加培训，在电话中严厉批评赵某，以致其过分激动，最终跳楼自杀。 网友分析，“办事处不合理的销售指标，多的不可理喻，强迫性、几乎与员工无关的会议、培训又在此次惨剧中充当什么角色呢？”
2008年2月26日下午13时左右，华为成都研究所员工李栋兵跳楼自杀。
2008年3月6日中午12时20分左右，华为公司深圳坂田研发基地科研中心F2餐厅内，正在吃午饭的男员工张立国突然起身跃下3楼栏杆，坠落1楼砸中餐椅身亡。
2008年6月，任正非在优秀党员座谈会上，发表《人生是美好的，但过程确实是痛苦的》，回应社会对华为自杀事件的议论，其中谈到：
“近些年来有员工自杀，大多数是个人原因，有些进来也就一个月不到两个月左右，时间比较短。我们忽略了心理测试，对他们的心理关怀也不够。
“整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已经很宽容了，同性恋在这个社会上也不会受到太多的谴责和歧视！你既然有这么大的精神压力，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呢？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说明你认为它是正确的，是你的追求，那你怕什么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很多员工面对生命过于草率，实在不好，不好。特别是工作没有成绩啊，决策失误啊，走向这一步，更不好！我们有的员工的精神包袱太大，在这个进取的团队里面，落伍了就感到有点压力。”
显然，任正非并没有反思自杀事件折射出来的华为文化问题，而是简单地将其归咎为“大多数是个人原因”，埋怨他们“面对生命过于草率，实在不好，不好。特别是工作没有成绩啊，决策失误啊，走向这一步，更不好！”轻描淡写地说他们的死是由于“精神包袱太大，在这个进取的团队里面，落伍了就感到有点压力”这正显示了第六章中“竞底者不能认错”的规律。
在这篇文章中，任正非也谈到了他的竞争观：
“美国竞争失利是因为他们薪酬太高而失利，而不是因为华为的崛起使他们失败了。所以美国很多要人跟我交流，我就讲是你们失败是因为你们的薪酬点太高了”
听话听音，任正非的言下之意是：华为竞争胜利的原因，是由于薪酬相对更低。这也正印证了华为的竞底特点。实际上，华为的行业对手确实指责说：华为“奇迹”无非是低廉的价格，加上无所不用其极的市场策略。华为带来的恶性竞争，最终让行业参与者都没有好日子过。
竞底，实在是一把双面刃，用于他人，则他人难受；用于自己，则自己难受。
但竞底确实能带来一时的竞争力，有时还会迸发出闪亮夺目的光彩，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快速工业化；如希特勒在短短几年内，就通过扩张军备重振德国雄风。这些辉煌都曾让世界为之震撼，更让不少顶级学者为之着迷，认为极权、独裁有利于社会发展。华为今日的成就，比起这些超级竞底高手，连九牛一毛都不能算。但如今这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庞大帝国，只作为人类的历史教训，被人提起而已。
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帝国走的不是竞优策略，没有为人类真正增加价值，一旦时机来临，人类将弃之如敝屐。
华为的未来又将怎样呢？我们将在第七章的案例中进行探讨。作者：月光之都 回复日期：2010-06-08 18:39:49 14、综合底线
在实际操作中，一项竞底行为往往会面临多种底线：如经营一座血汗工厂会挑战生理底线、心里底线、环境底线、法律底线等；争取某个合同会遇到风险底线、道德底线等等。这种多条底线同时发生作用的情况称为综合底线。
当然，为了使竞底能不断进行下去，竞底者会不断尝试，还会有花样翻新的新型底线出现，越是新奇的底线，越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问题是，中国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这些偷鸡摸狗的方面，能昂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案例：击穿综合底线——长虹在美国遭遇巨额亏损
依靠垄断彩管和率先打价格战的竞底策略，长虹勉强爬上了中国彩电第一的宝座，但靠这种低级竞底手段获得的优势，很容易被对手超越。
2001年，重掌大权的倪润峰为实现长虹的海外战略提高销售额，迫不及待想打开美国市场。
竞底战略一直强调“哪里有需求，哪里就可能被竞底；哪里的需求越强烈，哪里就容易被竞底得更厉害。”
倪润峰迫切想进军海外市场的需求，首先就让自己处于潜在被竞底地位的不得地位。在数度赴美考察后，长虹与美国APEX董事长季龙粉达成了合作意向。
这季龙粉虽然留学后定居美国，但到底是个中国人，对竞底的那一套策略非常熟悉：他在美国做生意，靠的就是低价竞争和赊销，一台APEX的DVD，在沃尔玛只有39美元。而对国内供应商，季龙粉则千方百计先拿到货，再千方百计拖延付款。
中国的许多大公司，如上海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的天大天财以及宏图高科等，都吃过季龙粉的亏。
但倪润峰病急乱投医，最终还是选择了声名狼藉的季龙粉。
在长虹的这个案例中，也许存在某种“神奇”的原因，它轻率地突破了机制底线：中国公司做外贸，通常以T-T(现款现货)方式，或不可撤销信用证(货到由银行付款)两种方式，这可以较好地保证中国公司货款的安全性。但显然，长虹为了达成与季龙粉的合作，跳过了这条机制底线，采取了先铺货，销售后回款的商业模式，将中国人生产的彩电、DVD等等，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APEX。
但季龙粉却总是以质量问题或货未收到为借口，拒付或拖欠货款。
如果作为一个正常的商人，在这种形势下，一定会断然停止向美国发货，并开始追讨货款，但也许是在某种“神奇”力量的作用下，长虹不断放宽自己的心理底线，使APEX欠长虹的货款如雪球般迅速膨胀，直到46750万美元。
甚至到这种局面，长虹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被打到底线，它还想极力掩盖已经出现的问题。2003年3月5日，《深圳商报》刊登“传长虹在美国遭巨额诈骗，受骗金额可能高达数亿”一文。对此，长虹反应相当激烈，认为该报导给他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们通过绵阳市委紧急致函深圳市委，希望《深圳商报》对失实报道予以澄清，并公开声明：保留采取法律途径解决的权利。
长虹竞底式的危机公关发生了作用，《深圳商报》不得不在显要位置对此事进行了澄清。
但长虹被打到底线的严酷事实，却不会因为这种无聊的危机公关而消失。仅仅一年后，长虹就不得不在公告中宣称，公司应收APEX账款4.67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38亿美元。
这一次长虹的被竞底，不仅带来数十亿的直接损失，还导致中国彩电企业集体在美国遭遇反倾销，损失不可估量！
有业内人士这样评价倪润峰：他的口号非常漂亮，“大市场，大外贸”，是个权威型领导的典范，蔑视游戏规则，无情地颠覆游戏规则，并擅长以自己的方式重建新规则，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
所有这些，正是最典型的竞底者特征。
但这一次，竞底者倪润峰却在美国，遇到了比他更厉害的竞底者季龙粉，因此被深深打到底线。
2004年10月，季龙粉在深圳被拘捕。2006年4月，他与长虹签订和解框架协议，但直到2007年7月，才将一些股票作价将6000万归还长虹。
这6000万股票的作价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按这样的还款速度，38亿欠款何时才能还清呢？这是否又是长虹在以敷衍塞责的方式，对广大投资者竞底呢？
四、不断变动的底线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也是进化最快的地方。对中国的竞底者们来说，所谓的进化，就是越来越适应更严酷、更苛刻的底线。
在前面电话机厂的案例中，最初大家都用铅做加重块，这是第一条成本底线；李志强率先用不锈钢代替了铅，将成本降下1元多，很快，他的对手相继跟进，于是形成了新的底线；接着有人发现用铸铁代替不锈钢，能进一步节省成本，这回轮到李志强向他的对手学习了。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体现在这里，就是底线越来越严酷：谁不能适应新的底线，谁就像池塘里缺氧的鱼，开始呼吸困难、渐渐将窒息而死。
有时，底线就像拔河比赛中双方之间的那条中线，是竞底者与被竞底者双方之间博弈的结果。竞底者强大了，就能操纵底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移动，反之亦然，如果被竞底者强大了，虽然他们一时还不能赢得竞底者的地位，但仍然可以使底线稍稍移动，让自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案例：家乐福与上海炒货业的博弈
国际上的大卖场主要通过两条途径盈利：
一种是通过收取进场费和咨询费等来赚取利润，供货商不必把自己的详细的利润成本清单，罗列给大卖场，这类模式的代表是家乐福；
另一种是大卖场通过先进的物流体系等有效方式降低成本，赚取利润，但要求供应商向大卖场提供详细的利润成本清单，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沃尔玛。
相对于众多的供应商来说，大卖场显然就是竞底者，他们制定的采购规则和格式合同，就是底线之一。
2003年6月，上海炒货的会员企业由于不堪家乐福的沉重竞底，双方沟通谈判失败，断然宣布停止向家乐福供货。
而家乐福向会员企业所收的名目繁多的进场费也浮出水面：
法国节日店庆费 每年10万元
中国节庆费 每年30万元
新店开张费 1至两万元
老店翻新费 1至两万元
海报费 每店2340元，一般每年10次左右
堆头费 与海报同步，每店1500元
新品费 3.4万元
人员管理费 每人每月2000元
堆头费 每家门店3至10万元
服务费 占销售额的1.5%至2%
咨询费 占1%；送货不及时扣款：每天千分之三
补损费 产品保管不善，无条件扣款
无条件退货 占销售额的3%至5%
税差 占5%至6%
补差价 发现任何一家商店价格低于家乐福，就要给予家乐福相当数额的罚金
如果仅仅是按表上列明的收费，企业也许就忍气吞声了，但实际上，有企业却反映“节日里促销的堆头费简直是见风长，平时一个堆头1500，春节翻倍我们也就认了，可真到了春节前夕，堆头奇货可居了，家乐福也不管合同不合同，张嘴就涨四倍，一个堆头就12000了，这是什么世道？！”
也有的企业叫苦说“就像海报费，每次付2000元，并要付17%的增值税，也就是说实际上付2340元，但家乐福开的却是5%的普通发票。这样一进一出，就差了12%，每年累计起来算，家乐福光海报费就收了我们80万。另外，中国的节庆日生意好，要我们交钱心甘情愿，但法国的节庆日和中国开的商店有什么关系呢？每家企业交10万，1000家企业，就这一项得付出上亿元。”
有商界人士称，在这样的竞底条件下，为了生存，留在家乐福内的炒货企业不惜以次充好，设法题内损失题外补，这就形成了供应商对广大消费者的竞底。
谈判破裂后，炒货协会对家乐福提出了“11条建议”，包括新一年合同的费用应在原有基础上降50%，退货价格应按进货价格计算，所有收费价格应是含税的，等等。
但家乐福的反应十分冷淡，对这11条建议根本不予理睬，甚至不认可协会的代表性，只愿意与供应商单独分别协商，以便分而治之。
在这次博弈中，家乐福体现了一个成熟竞底者的专业风范。他们对此事保持十分谨慎、低调的态度，公关部门不发表任何言论，不接待记者，而负责人的电话也无法打通，他们抱定了一个宗旨，就是想对供应商分别竞底，各个击破。
在苦苦僵持一个月后，此事终于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称之为“家乐福炒货风波”。
2007年3月下旬，上海炒货协会宣布与家乐福的博弈，取得阶段性胜利，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努力，修正了以往由家乐福单方面制定的底线。
但对于新的底线，上海炒货协会却语焉不详：“家乐福已同意今年各炒货厂家与其签订的合同中不再增加新的进场费用，同时部分有分歧的进场费用将给予适当调节。”
也许作为一个被竞底者，这就是在和竞底者博弈时，能争取到的最佳结果。
五、击穿底线和突破底线
案例：竞优和竞底——挑战底线的两种模式
毋庸置疑的是，人世中的任何一项竞争活动，都带有挑战底线的色彩：
两国之间的战争极限性地考验了两国人民对流血、恐惧、苦难的忍受力底线，也最大程度地考验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对正义的理解，这些构成了国家的精神底线；
竞技体育显示了最浓厚的挑战底线色彩，各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国家纪录、省纪录、市纪录、校纪录，就是一条条明确规定的底线；另外，同台竞技的对手的成绩，也是不明确的未来底线。
但挑战底线存在二种方式，以体育训练为例：
有些人通过加大训练中的科学因素、刻苦训练，并使训练的支出符合自己的经济水准，以此来挑战底线，这会使人类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变得更快、更高、更强，这是一种竞优。
但也有人为了一时的荣耀，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服用违禁药物，或不顾客观经济能力勉强为之，这种挑战底线的方式，就是不值得提倡的竞底。
竞底者与底线的关系，犹如站在板凳上的活人与套在其脖子上的绞索之间的关系，只要处于竞底色彩浓厚的环境下，脖子上的绞索就不可能取下来。
竞底的残酷性在于，如果竞底者无所作为，随波逐流，那么必然面临被淘汰的结局，因为底线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在对手们的不断竞底中不断抬高，犹如绞索越抽越紧，因此，竞底者必须有所作为，他既要全力摆脱对手强加给他的竞底，同时也要抓紧一切机会对他们进行竞底。
这种作为可分为两类，一是竞底者通过智慧、坚韧、外界关系甚至运气成功地将底线推开，或让自己离底线更远，我们称之为突破底线。这就如同板凳上的人设法将绞索套得更松一些。
以李志强的电话机加重块为例，当他用不锈钢代替铅，使自己的成本比对手低1元时，他就在1元的程度上突破了成本底线对他的限制。对竞底者而言，突破底线意味着竞底空间的扩大，因此是他们普遍追求的目标。
当郭台铭将鸿海从台湾搬到深圳成立富士康时，他就是要突破台湾工人薪酬高起的底线。他成功了，从而成为世界代工大王。
而另一家台湾企业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手机业务，当管理层希望随并购而来的德国员工也像台湾员工、甚至大陆员工那样工作时，他们是在试图突破德国员工效率低下的底线。但明基失败了，最终以亏损8亿美元壮士断腕，将这块业务抛弃掉。
面对底线，有些竞底者则会采取另一类行动，他们可能铤而走险、鲁莽行事，也可能实行鸵鸟政策，惘然不顾底线向他们不断逼近的现实。
这类行动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我们称之为击穿底线。击穿底线就如同板凳上的人，为挣脱绞索盲目地错误行动，不慎踢翻了赖以立足的板凳，绞索立刻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颈。
击穿底线常常会给竞底者带来灭顶之灾，即使通过重重危机公关，侥幸逃过一劫，也必然元气大伤。
当2008年9月，三鹿、蒙牛、伊利等奶制品厂被曝出产品中含三聚氰胺时，这些无良企业一直在玩的底线被彻底击穿，三鹿董事长及有关人员被刑拘，工厂停工并面临破产，其他公司也遭遇巨大的信用危机。
因此，如何既要竞底，又避免击穿底线，这是中国的竞底者们需要时时刻刻注意的问题。但这种感觉犹如刀头喋血，也是坐在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使人承担强烈的精神负担，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仅很少有幸福感，而且常常会患上心脏病、高血压、神经衰弱，甚至英年早逝就不是一件难于理解的事。他们也常常把自己内心的压力转嫁给公司的员工。
对平庸竞底者而言，底线是阻碍其行为的制约，同时也是保护他们前行的防护网。他们小心翼翼，力求不击穿底线。
而对强悍竞底者来说，底线能约束的只是对手，他们追求的是如何突破底线。
案例：联想努力奋斗，突破底线争荣誉
1988年，联想汉卡被国家评为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公布在《人民日报》上。但联想不满足只被评为二等奖，他们认为，评委把联想汉卡作为计算机辅助产品是没有看到它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巨大利益，这是很不恰当的，因此想推翻评选结果。按程序，必须在由50人组成的专家组中，找到至少10人联名要求复议，然后召开专家大会，让2/3以上的专家同意复议，才能改评一等奖。为此，联想按照50名专家的名单，展开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关攻势，本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终于有10名专家被竞底成功。
接着专家大会召开，联想汉卡被评为科技进步一等奖。
作者：月光之都 回复日期：2010-06-09 21:03:20 第三章 竞底精神与竞底实力
一、竞底精神
精神是人的意志、意识和心理状态。
竞底精神特别用于衡量：一个人能承受多大的竞底压力，能对别人施加多大的竞底压力，敢冒多大的风险。因此，竞底精神也可称为竞底意志。
直白地说，竞底精神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有多狠：
1、 对自己的狠。这种“狠”体现在对内竞底上，对应于《厚黑学》中的“厚”，即能否要求自己对一切不可忍之事忍耐；
2、 对他人的狠。这种“狠”体现在对外竞底上，对应于《厚黑学》中的“黑”，即对他人能否下得了狠心，下得了黑手。
3、 对风险的承受。从广义上讲，这种承受也可归结为对内竞底，因为巨大的风险会让人坐卧不宁，而这需要极强的忍耐性。
对内竞底的精神尤其体现在面对困境的时刻：
那些能够决绝地、义无反顾地面对异常艰难的困境，并不为困难压倒的人，拥有坚强的对内竞底精神；
而那些面对一般困难，即借故逃避，固守不前，对内竞底精神则相当贫弱。
在这种时刻，竞底精神就直接表现为忍耐。
由于数千年的竞底熏陶，中国的忍耐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和沉淀。中国人关于忍耐，有众多的说法：
退一步海阔天空、忍字头上一把刀、退而求其次、小不忍则乱大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逆来顺受、能忍自安、船到桥头自然直、君子有容人之量；
君子不念旧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守得云开日月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百忍成金；
……
爱因斯坦曾两次短期访问中国，他在旅行日记中，谈到对中国的印象：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但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天5美分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驽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驽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纯朴的劳动者……在劳动，在呻吟中，并且是顽强的民族。”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写道：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力更让欧洲人吃惊的了…我在中国期间，有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有的人还会为了几块钱卖掉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给别人去当奴婢，如果拿不到这笔钱，他们甚至会杀死自己的孩子…贪心是我认为的中国人最大的缺点，生活艰苦，挣钱不易，为了得到金钱，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外，很多人都贪污或者犯罪，有时仅仅为了几分钱，几乎所有苦力阶层的人都会甘愿冒生命危险。”
英国人麦高温说：“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不管他是商人、苦力、匠人，还是工人，他都给人一个这样深刻的印象，在他粗鲁和缺少教养的外表背后，有着强壮的身体以及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能迅速适应任何环境…中国人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也正是由于这种斯巴达式的忍耐和坚强，他们年复一年地靠着很少的粮食生活，像奴隶一样干着繁重的一层不变的工作，而没有一天的休息…特别要提出的是中国妇女的坚强并不输给男人，她们承受着痛苦和悲哀，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任，却没有一句的怨言。”
可以说，忍耐和竞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因为中国下层百姓无止境的忍耐，才使得竞底者可以恣意将他们打到底线；同时，也正因为百姓长期被迫生存在底线状态，他们又不得不练就出一身过硬的忍耐功夫。
中国人在无穷忍耐的同时，常常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漂亮的口号来激励自己，渴望通过异于常人的忍耐，往上爬到竞底者的地位，获得将他人打到底线的权利，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从奴隶到将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案例：柳传志的“折腾”人才观及忍耐成才
联想的柳传志有个观点：人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大赢家。他的这种理念，和当年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尽入我磬中矣”，所代表的意思非常相似，只是气魄小了许多。因此，从好听的一方面说，柳传志的人才观象唐太宗那么英明；从难听的一方面说，柳传志的人才观，比当代社会整整落后了一千多年。
但这种理念在中国商界却广为流传，奉为经典。
这样的人才观，表明柳传志本能地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竞底者，而把人才当成工具。什么叫经营好人才？就是要把人才的可用性，最大程度地压榨出来。这和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郭台铭的“血尿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拧毛巾哲学”要求将毛巾的最后一滴水拧干，“血尿哲学”希望手下不到血尿程度，工作还有潜力可挖。
当然，以上这些观念，都意味着竞底。
其实柳传志的这种观念，和山西黑煤窑使用劳工并没有两样。黑煤窑倾向于雇用身强力壮、驯服听话的劳动力，因为这样的人最经得起井下高强度劳动的折腾，也最能出活，也能经营得最好。
实际上在商界，柳传志就以喜欢折腾出名，他有句名言：人才是折腾出来的，折腾是检验人才的唯一标准。
有个故事说他当年的潜在接班人杨元庆，被他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骂了一通，杨元庆被骂得哭了（唉，杨元庆的竞底精神多么脆弱，真为联想的未来捏把汗）。他第二天给杨元庆写了封信，这封私人信件后来流传到了网上：
（你）只有把自己锻炼成火鸡那么大，小鸡才肯承认你比它大；当你真像鸵鸟那么大时，小鸡才会心服。这封信翻译成竞底语言则是：只有你的竞底实力非常大于下属时，你手下的被竞底者才会承认你比他们大；而只有你的竞底实力远远大于下属时，他们才会对你心服。（柳传志的这个思想，正符合竞底落差理论，在下面小节中将专门分析。）
柳传志靠着这种竞底功夫，将联想带成了国际企业，这表明竞底战略在中国有很深广的成功基础。有些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认为柳传志的方法非常适合中国现实，值得发扬光大，那么恭喜你，你具有一个竞底者所必须的“成者王候败者寇”的思想，在你看来，成功高于一切，而手段和方法都是为成功服务的。
话说回来，我们不知道，比尔盖茨找他的校友巴尔默来做微软总裁时，是否也像柳传志折腾杨元庆那样，好好地、反复地折腾了一阵子。但可以肯定的是，比尔盖茨绝对不是由于巴尔默抗“折腾”能力很强，有极高的忍耐功夫，而聘请他做微软总裁的。否则比尔盖茨应该到中国来找微软的全球总裁，到华为、黑煤窑、联想去找总裁，因为那些人的忍耐功夫，远远胜过美国人。
我们也可以对照来看看IBM董事长小沃森的人才观，他说：“我对IBM的最大贡献是我能够挑选一些年富力强、极富才华的人，并通过劝说、赔礼道歉、奖金刺激、演讲鼓励、当他们生病或出事故时和他们的妻子聊天……以及用尽各种我能够使用的方法，使他们相信我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对于忍耐，中国学者林语堂在上个世纪认为：
“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是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形……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中国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我们有句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内嵌执绋，老子和儿子朝夕复习，这种德行极力互相容忍……
“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
民众这种超强的忍耐力，所结出的硕果是“（民国期间）四川省一部分税赋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咒，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做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
“税赋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这样的底线实在太骇人听闻了！蒋介石政权不垮台，实在是天理难容啊！
而中国的积弱积贫，和中国人无原则的忍耐，自然有密切的逻辑关联。
案例：评任正非在2008年对华为优秀党员的训话
林语堂曾说：“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
他又举了两个例子，说西方母亲教育孩子“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而中国母亲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
林语堂在上个世纪痛斥中国人劣根性的这些话，我们可以在21世纪中国最先进的高科技企业中找到。任正非在2008年对华为的优秀党员的训话时说：
“我们一定要有点忍耐。我为什么有点担心呢？担心社会可能不忍耐。如果社会不能忍耐，出了乱子的时候，我们应严格要求员工不准发表任何政治言论，更不允许上街去参加什么活动……关键时刻你不能发表任何讲话，给社会添麻烦…你乱发表言论，你上街游行，我们是要辞退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才是幼稚可笑的，不要有太多幻想。”
对于任正非苦口婆心所阐述的这些道理，林语堂数十年前就评论过：“无可无不可本非高知之德性，而作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
任正非讲得对吗？当然，竞底者在微观层面上总是对的，就像皇帝应不应该把能干的大臣杀掉呢？从自家天下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当然应该，但从整个民族的角度，还应该吗？
从宏观来讲，皇帝的错误在于：他身居如此高位，却不肯站在全民族的生存发展角度思考问题；而任正非的狭隘在于：华为是中国的标杆企业，他却不肯承担一点改良大环境的社会责任！
忍耐者蝇营狗苟，只注重自己眼皮底下的私利。但即使如此，忍耐只能带来一时的微观发展。中国正是像任正非之类的忍耐者太多，以致2000多年的光阴飞逝，却没有实质的宏观进步。
实际上，象任正非、宗庆后之类的竞底者，也是用竞底来对待宏观环境的变化：只要环境许可，就尽可能地挣钱，不放弃最后一个银子；一旦觉察环境濒临底线，马上手持早已备好的绿卡或他国护照，飞去大洋彼岸，以使自己的人财二全，因此他们对改善宏观环境，只认为是纯付出的成本，兴趣索然。
中国竞底者在对下属洗脑时，很爱谈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他们最喜欢喊的口号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任正非也经常这样喊。但他可曾把这句口号，用在宏观环境和微观发展的方面？因为没有宏观环境的制度和文化保障，任何微观的一时发展（即华为今日的强大），也难逃“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隐患！
在竞底精神的对内方面，除了忍耐，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冒险。
中国人普遍相信“富贵险中求”，尤其对于缺少核心技术、大量资金、权力资源的普通百姓而言，要获得成功，除了百般忍耐之外，还必须敢于冒人不愿冒的风险。
对于冒险，中国人有不少语录：刀头舔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破釜沉舟、兵行险着、
冒险挑战的是风险底线，其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商业史上，因冒险而翻船的商人多如过江之鲫：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国首富”牟其中、爱多VCD老板胡志标、德隆唐万新兄弟、长虹倪润生……
为何失败者的墓志铭林立，而中国商界还有很多勇于冒险的故事呢？
一是中国人太多，即使99%的人不敢冒险，1%的人也有很大的绝对数量；
二是中国百姓的命贱，如陈胜、吴广、刘邦、朱元璋之类，即使冒险失败，能失去的也不多；
三是冒险的潜在收益巨大，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不爱冒险，因此冒险是一种稀缺资源，一旦冒险得手，成功的果实十分丰硕，成功的故事吸引着后人不断前仆后继；
四是中国人走向成功的途径太少，不得不兵行险着。
案例：华为和联想的事业高度 与任正非和柳传志的竞底精神
任正非勇于承担困境，善于用坚忍的意志克服困难，确实对华为的发展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在创业之初，不惜冒险借30%年利率的高利贷，前后投入一个亿，孤注一掷地开发万门程控。当时华为危难重重，险象横生，任正非曾在华为五楼的会议室对全体干部说：
“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和任正非相比较，柳传志的故事就失色很多。他曾亲自上门联系过客户，但却被人轰了出来，由于他常常要求下属“只有死攻，一定要不顾一切地把事情做完”，因此这一次他“在当时就是一心想做，要给公司其他人做出样子来，用这种事互相激励”。
凭着这个念头，柳传志咬紧牙关，排除万难，最终还是把生意做成了。
多年以后，柳传志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还对此事颇为唏嘘：“被人轰出去，那是什么感觉？我四十岁的一个技术员，被轰出去……”
这种低强度的羞辱，从未在任正非的言谈中被提及，因为他遇到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多，多到完全麻木，没有感觉，认为这样才是理所当然，而用自己的“狼性”，可以有效地将这种“困境”处理好。
从柳传志这番耿耿于怀的感慨，可以看出其对内竞底功夫，比任正非还差得较远。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同等条件下，吃的苦越“苦”，能成为的人也就越“上”。
联想和华为今时今日事业高度的差距，两位领头人的竞底功夫高低，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毫无疑问，任正非执掌的华为，表现出远远胜过联想的竞底精神，正如一头猛狮率领的一群恶狼，胜过一头犀牛率领的一群斑马。
对外竞底，就是能把他人能毫不留情地打到底线，为了自己的需要，丝毫不受人类感情的影响，不顾世间舆论的人，则拥有最强大的对外竞底精神。
中国人对此也有不少“血淋淋”的语录：无毒不丈夫、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除恶务尽、杀人如麻、草菅人命……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强势的竞底者，凭借毫不留情的对外竞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的“英名”留存在中国的青史上，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等，清朝的顺治皇帝在扫平中原期间，靠“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残酷竞底政策，大肆屠杀数千万平民。这些人由于他们的成功，而受到后人的景仰，也强化着后人的竞底理念。
中国有句古话说，“慈不掌兵”，这说的是带兵打仗是一项严酷的活动，心地仁慈善良的人难以胜任。竞底是要把他人或自己打到底线，同样需要铁石心肠。
李宗吾在《厚黑学》中将中国历史人物的成功秘诀，总结为“厚”“黑”两字。即为了成功，脸皮要厚，良心要黑——可谓点出了那些枭雄们的精髓。
实际上，《厚黑学》与竞底有共通之处，所谓的“厚”即对自己竞底要狠得下心；而所谓的“黑”即对他人竞底要下得了手。
不管是对内竞底还是对外竞底，都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否则，竞底者在别人的悲情哀告，或自己的艰难困苦面前，容易打退堂鼓。
案例：竞底精神的较量：华为与巨龙的比较
1996年，中国军人邬江兴率先开发出第一台大型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并通过部级鉴定。
是军人而不是一般科研人员先搞出这种民用设备，仿佛说明了当时军人较高的竞底性，在高科技领域也能发生作用(而此时，华为的任正非苦于资金与人才的缺乏，还未着手开发这一产品)。
1993年，华为才开发出相应产品。
1995年，为了将“04机”快速产业化，国家指定8家旗舰级国有通信设备制造商组建巨龙公司。95年年底，“04机”已开通2400多个局，市场占有率为20%。
据巨龙的内部人介绍，华为在开发08机时，曾“借鉴过‘04机’的技术”，这一传言虽未经证实，但却相当符合华为的狼性作风。
随即，一家纯国有公司和一家纯民营公司，在中国市场展开了博弈。
由于内部机制问题，巨龙不仅要与华为、中兴、大唐竞争，同时内部的多家公司也彼此竞底。为了降低采购成本，“04机”元器件的质量日益下降，售后服务捉襟见肘，用户紧急求救的事件遍及大江南北。
1996年，国家对巨龙开始第一次重组，有些安装“04机”的邮电局，开始拆下“04机”，换上华为或国外的产品。
在这段时期，国内厂家万门程控的技术日新月异，产品的底线越来越高，而“04机”却在原地踏步。
国家又于1999年两次对巨龙重组，2000年再次重组，大部分员工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这些重组，全部以失败告终。
因为“04机”的技术，掌握在邬江兴为首的军人手里，而巨龙的股权控制在国有大型企业普天集团手中，这两家国有单位为了争夺竞底者的地位，无法达成双赢的协议，无穷的内耗使巨龙根本没有对外竞底的能力，却成为华为的竞底对象。
2001年，华为销售达到255亿元，利润超过20亿元；巨龙只靠前几年国家照顾的一些海外订单生存，销售额3-4亿元，利润为-0.9亿元，从此巨龙在中国通信市场，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
＃2006年3月底，巨龙通信的资产总额为792.94万元，但负债高达792.27万元，其股东权益仅有4700元。而在2005年，巨龙通信的主营业务收入为805万元，不过亏损额高达445万元。2006年7月，普天决定出售巨龙公司，并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标价即为4500元人民币。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族通信企业沦落至此，不能不让人反思。＃
从巨龙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商界，没有强大的持续的竞底实力，即使凭一时侥幸，凭借巨额资源获得成功，那种成功也只是脉冲式的昙花一现，成功得越辉煌，失败得越惨烈。
而作为军人的邬江兴，他的竞底精神绝不比复转军人任正非差，否则他不可能率先搞出“04机”。但以他为首的巨龙，尽管拥有最为得天独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扶持，却彻底败于华为，只能说明巨龙的竞底精神，远远逊色于华为，因而酿成了最终的失败。
为什么竞底精神逊色，就会导致最终的败局呢？我们下面接着分析。
第二章 底线
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
――恩格斯
一、 底线的定义
2002年，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看到大量的美国低级产业，外包到不发达国家，因此充满激情地写了一本《世界是平的》，在他的眼里，仿佛人们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世界各地穿行无碍。
但实际上，世界当然不是平的，而是充满了底线。其中重兵把守的美国－墨西哥边境，就是一条有形的底线，这条底线保证美国公民可以方便地前往墨西哥，而墨西哥公民却很难进入美国。
除了国境线外，底线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存在于人类社会，如法律、道德、宗教禁忌、信仰、民俗、文化传统、合同、协议、承诺、生理和心理极限等等。
底线通常是指篮球、网球等运动场地两端的界限。当球一出底线，就意味着一方得分或取得发球权。
在比赛中，一只网球飞向底线，是一个持续的量变过程，但当它越过底线的一刹那，量变导致了质变。
底线，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个临界点，超过这一点，量变的事物就会发生质变，通常这种变化将产生难以控制的状态。这有如一个人慢慢走向悬崖边，当他跨出悬崖边缘、滑向深渊的那一刹那，就是底线，而滑向深渊相对于在悬崖上走动，自然是一种相对难以控制的状态。
当志强厂对打工妹们的工资克扣到某个水准时，打工妹们将辞工或投诉，这个水准也是底线。
在人类的活动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底线。同时，底线也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底线的世界里，形形色色的自然规律，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底线：
如正常气压下，水加热到100度就会沸腾，这是自然底线；
如一般情况下，心跳停止四分钟后，人体可能由于脑部缺血而死亡，这是人的生理底线；
人的心理承受力则构成了他们的心理底线，越过这条底线，人会精神崩溃或自杀。
而在社会中，法律是白纸黑字的底线，而道德则可能更多是约定俗成、大家心知肚明的底线。
案例：中国的富人们为什么怕曝光和不受人尊敬
“财不露白”是中国的一条古训。旧时代，自然和法律环境不良，这条古训作为富人保全身家的一条要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今法制健全的社会，富人们为何仍然怕财富曝光呢？
英国青年胡润在大陆进行“富豪搜索”，每年一次出炉财富排行榜，颇为吸引中国民众的眼球，也引起政府的关注。
2002年的一天，胡润和助手到北京拜访一位亿万富姐，该富姐通过公关部负责人回绝了他的请求。胡润委婉地请对方提供财产方面的资料，负责人又打电话向富姐请示该怎么办，富姐在电话里下了竞底指令，该负责人一放下电话，就让几个保安连拉带拽地将胡润等人推出公司，其中一个保安狠狠朝胡润脸上打了一拳，让这个英国孩子领教了中国功夫的厉害。
另一次，胡润到东北去拜访一个富豪，该富豪听说后，马上扬言要成立一个抵制富豪榜的敢死队，让胡润知难而退。果然，胡润的助手发现有人跟踪他们，一天在饭店吃饭时，旁边的客人莫名其妙打起架来，而盘子、碟子却全都朝胡润砸过来，吓得他们赶紧离开了东北。
而上海一名富豪知道自己名字上榜后，竟托人告诉胡润，要干掉他。果然，胡润很快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自称是某某富豪的黑道兄弟，恶狠狠地警告胡润说“你凭什么把他列入今年的富豪榜？他的背景你调查过吗？出名不是好事，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也不想让人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我警告你，两天之内必须纠正，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另一位富豪听说胡润的苦衷后，告诉他“人怕出名猪怕壮，谁能保证自己口袋里的钱都是干净的？生财之道经不起曝光啊。”
……
在广东，胡润也不受人待见，他的富豪榜被称为“杀猪榜”，谁肥先杀谁。不少富人提出“防火、防盗、防胡润”，胡润更是被列为“中国富豪公敌”。
不少上榜富豪因为欠税、偷税、欠债、行贿、违法经营等，相继被曝光，富豪榜也成了“出事榜”，周正毅、杨斌、刘晓庆、仰融等上榜富豪，都锒铛入狱。
为什么中国的富人们怕曝光呢？
因为，他们是靠竞底的手法来聚敛财富的。只要竞底，就可能不慎击穿底线。“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这种底线可能是政策底线、环境底线，也许是法律底线，但富人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通常有三头六臂的功夫，各良好的人脉，通过上下打点式的危机公关，总能将事情摆平，把击穿的底线修补或遮掩好。但如果上了富豪榜或者曝了光，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让全国人品头论足，那么有些击穿底线的事就难以遮掩，出事的概率自然高了许多。
这种现代版的“人怕出名猪怕壮”，背后正是竞底在作祟。
中国企业的经营，存在许多不能言说的底线技巧，自然不能堂堂正正地拿出来，作为众人的榜样。竞底不可能产生让人尊敬的企业家，因为他的成功是难以细究的，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
竞底空间
在定义了底线之后，我们很容易给出竞底空间的定义。所谓的竞底空间，就是从目前的状态到底线的距离。
当爸爸在自助餐厅的取餐台旁问：“儿子，你还能吃几个饺子？”儿子回答说：“撑死也就只能再吃十个了。”那么显然这十个饺子，就是儿子目前在自助餐厅存在的竞底空间；
当李志强通过研发，将加重块的成本比其他厂家减少一元时，这宝贵的一元就是他的竞底空间，他将针对不同的客户给与0.01至1元的价格优惠，以获得不同程度的竞底优势。但随后其他的厂家很快跟进，也同样将加重块的成本减少了一元，那么这个竞底空间就不复存在；
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竞底空间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存空间，发现新的竞底空间就意味着找到了新的商业机会。
作为一名竞底企业家，其核心能力中最关键的两点：
一是敏锐地发现竞底空间，这叫做眼光。而为了发现竞底空间，他们必须时时揣摩底线在哪里；
二是大胆迅速地利用竞底空间，这就叫魄力。
在人们吹捧中国优秀的企业家时，这两个特质是最为频繁地提及的，而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提得最多的却是梦想、理念、商业模式，他们往往先梦想空中有一个美丽的城堡，然后在它下面一直把基础打上去；而竞底企业家们是先看见别人建好了一个美丽的城堡，而自己总想如何偷工减料地建一个差不多类似的城堡。
在竞底组织中必然存在着相互博弈的两方，其中，强势的一方作为打到底线的角色，成为竞底者；而弱势的一方，则被对方打往底线，成为被竞底者。
在李志强的工厂中，大量延长加班时间显然是一种竞底，在这个竞底活动中，李志强是竞底者，而打工妹们则是被竞底者；对喜欢血尿哲学的郭台铭来说，他本人是竞底者，而他手下的员工则是被竞底者；有时竞底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时虽然竞底组织的个体只有一个，竞底者同时也是被竞底者，但我们可以将这同一个人“一分为二”，因为他的内心存在着不同的欲望，这时的竞底就是不同欲望之间的搏斗，其中由强势欲望扮演竞底者的角色，而弱势欲望则充当被竞底者。
例如一个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复习到凌晨一点，但他迫于想考出好成绩的压力（强势欲望），只有压制想早点睡觉的念头（弱势欲望），咬着牙再复习一个小时，这就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竞底。
竞底的两种形式
按照竞底的对象不同，竞底可分为对外竞底和对内竞底。
对于竞底者而言，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除了懂得何时抓住利益外，还要懂得何时放弃利益。
何时抓住利益就是对外竞底，何时放弃利益就是对内竞底。
顾名思义，对外竞底是竞底者将压力施加于外部被竞底者，将他们打往底线；而对内竞底则是竞底者将自己打往底线，此时，竞底者又是被竞底者。
对外竞底是控制别人的艺术，以直接的方式谋取利益；而对内竞底则是顺从别人的艺术，它是谋求利益的间接途径。
二、底线的特性
A、极限性
为什么一个号称“千年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物欲横流的程度，远远胜过“万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内心缺少底线意识。
正因为缺乏底线，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们不断地试探底线：
额外加班3小时行不行？5小时行不行？10小时呢？
用15岁的童工可以吗？12岁的呢？9岁的呢？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最终的底线，就是生理上的绝对底线——死亡，所以中国人爱说“人命关天”。
如果说，“人命关天”这句话意味着中国人重视生命，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中国人因为日本鬼子的荼毒和侵略，非正常死亡三千五百万，但他们可以很快坐下来，和背负着千万血债的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既不要战争赔款，也不在乎仇家是否真的道歉悔罪。
中国人的生命既然不重要，那他们为什么总说“人命关天”呢？
“人命关天”只是说出了人命，就说明到了底线状态。
到底线了，再不重视，竞底组织就要崩溃了，这才是真正天大的事。
因此，底线有强烈的极限性，这种极限意味着：越过底线，就产生严重的危机。
B、针对性
底线将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这种影响是有针对性的。
首先，所有的底线，都是人的底线。如6500万年前，恐龙因未知的原因灭绝，那里就有一系列的底线问题，但那是恐龙的底线，与人类无关。
其次，底线有个别的针对性。俗话说“一个人的美味，是另一个人的毒药”，月饼对普通人可能是美味，但却可能会要糖尿病人的命。
因此，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企业，底线的各类和形式是不同的。竞底企业家必须时时瞪大双眼，盯住自己企业面临的各种底线，以免不小心击穿。
案例：美国宝洁公司自我设置底线
1999年，宝洁宣布，除非是法律所要求的，否则将中止使用动物对所有的化妆品、衣料和家庭护理用品进行测试，以此响应维护动物权利者的呼吁。
2001年，宝洁承认进行过间谍活动，它的一些员工翻拣过竞争对手联合利华公司芝加哥分部的垃圾箱，宝洁的代理人收回了大约80页联合利华的秘密计划。宝洁公司说，他的代理人没有违反法律，但是违反了宝洁自己的伦理制度，该伦理制度禁止为了获得竞争对手的信息翻拣垃圾箱。为此，宝洁同意付给联合利华1000万美元，并同意由第三方审计机构，监督其产品开发和营销计划；宝洁的CEO发誓，他已采取行动，保证所获得的资料不被使用。
中止动物测试，禁止翻拣对手的垃圾箱，就是宝洁针对自己设置的底线，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的。
2001年，宝洁在《企业伦理规范》杂志列出的一百家最佳企业公民中，排名第一。
在中国，并没有进行企业公民排名，即使进行这项排名活动，按这个竞底社会的惯例，其公信力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不少企业一定会使用竞底手段，争取在榜上名列前茅，这就使排名失去意义。
C、权威性
底线是一种规则，因此必须真实，它确实表明的是“悬崖的边缘”状态。
尤其是人为制定的底线，如最低结婚年龄的规定、未成年人的饮酒限制等等，常常会夹杂制定者的主观意志，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底线的真实。
但只有真实的底线，人们才愿意花费资源去维持，而只有得到认真维持的底线，才具有权威性。
没有权威性的底线，只能称为虚假的底线。
案例：令人捧腹的武汉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
2008年8月，武汉市公布了首部环境卫生作业规范，首次使用精确的量化标准。武汉人精明能干，历来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自居，这份作业规范开全国风气之先。它设定的控制底线清晰、明了，很易于考核，如：
一级道路一千平方米内，果皮不能超过两片，痰迹不能超过两处；如有，必须在20分钟内清除。垃圾转运站夏季在可视范围内，招来苍蝇不得超过两只。
这个规范将在9月1日开始试行，明年起在全市范围内正式实施。这个标准可谓精细，但是否有意义呢？
一千平方米内，果皮不能超过两片，那瓜子壳、碎纸片、烟头、塑料袋又应该控制在多少以下呢？
垃圾站里的苍蝇不能超过两只，那蚊子、蟑螂、老鼠、跳蚤又应该在多少以下？如果检查的时候不幸飞来三只苍蝇，应该对环卫工人做何等处罚？
如果让制定规范、发布规范的人，去实际按照这个规范做一个月环卫工人，那他们的表现能打多少分呢？再退一步说，这些制定规范、颁布规范的人，有没有朋友、亲属在武汉市做环卫工人呢？
无独有偶，江苏、上海、太原、大连、绍兴等地的环卫局，都对垃圾转运站的苍蝇规定了两只到六只的不同数量。
说到底，制订规范和颁发规范的人，都是竞底者。他们闭门造车，根本不考虑规范的可操作性，就炮制出一个看起来漂亮的东西，准备以此向环卫工人竞底。而环卫工人作为被竞底者，也只有无奈地默默忍受。这就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但实际上这种规范，完全是官样文章。如果真的按此规范严格执行，在检查工作时，必须有四名以上工作人员，一个人盯住一个方向，这样才不会冤枉环卫工人。当甲盯住的东面苍蝇向南飞动时，他必须立即对乙喊叫“喂，我这边的苍蝇飞往你那个方向去了，这一只不算”，或者说“我这只还在这里，你那里又发现两只？好，这个垃圾站违规了。”
白天检查垃圾站的苍蝇数量还好办，晚上又该如何检查呢，难道要把探照灯支起来，把垃圾站照得通明透亮，然后再逐个角落检查吗？
如果不能这样检查，那么制订规范是开玩笑的吗？
显然，这完全是可笑的规范。可笑之处在于，垃圾站多一二只苍蝇，会有什么本质变化吗？
这，就是竞底。
为什么这条规范令人捧腹呢？因为2只苍蝇根本不构成底线，只是坐在办公室的竞底者，拍拍脑袋简单地把它规定成了底线。这样的底线并不会有权威性，只会成为竞底者向上交差，向下施压的工具。
虚假的底线既然没有权威，为何竞底者还要制定、公布出来呢？因为虚假的底线也可以用来对被竞底者进行竞底。
如前面所列举的武汉环卫规则案例中，派去垃圾站检查工作的检查员，如果想对负责垃圾站卫生的清洁工竞底，可以这样对环卫工人施以颜色“老张，你也看到了，这里有三只苍蝇，怎么办？”
如果老张没有背景，他就不得不打躬作揖，送上几包香烟，甚至拉对方去馆子里撮一顿，才能让检查员睁只眼闭只眼。三、底线类型
1、法律底线
在各类底线中，由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法律这种底线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尽管人情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白条等现象时有发生，但和其它底线相比，法律的威慑力依然是最强大的。
在中国的企业里，挑战法律底线通常是为了降低成本。因此，逃税成为对法律竞底的主要方式。中国的企业逃税相当普遍，小到管理人员将私人消费开具发票，记入公司成本以偷逃所得税，大到虚开增值税发票，以偷逃增值税，很多企业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法律竞底，只是有些竞底得太过分、太疯狂或不够幸运，击穿了法律底线，最终受到严肃查处。
案例：日本富士胶卷在中国的竞底
20世纪80年代，富士胶卷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0%。
到1998年，中国感光行业在富士、柯达的强力竞底下，被打到崩溃的底线，全行业累计亏损近百亿。当时的中国政府希望外资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对感光行业进行全行业合资，富士由于不敢迎接这个挑战，因此拒绝了中国方面伸出的橄榄枝。而柯达则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建立了绝对的竞争优势。
为了挽回在中国市场的败局，富士开始了最强有力的竞底——“降价”。每个彩色胶卷市场零售价为13元，国内的批发价在11.8-12.4元之间。而按关税税率，彩色胶卷每卷应交纳关税及增值税10.37元，如果加上胶卷的生产成本和运销成本，11.8元的批发价，绝对击穿了成本底线。
富士的大规模竞底，终于激怒了对手。柯达亚太区总裁安瑞特别申明“柯达公司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在中国的生产厂商，我们的全线生产都是在中国进行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并且是可以拿到台面上来的分销体系，当客户拿到这些产品时，很清楚这些产品是从哪里来的，很放心”。
同时，柯达将对手不规范运作的资料，整理上报国家经贸委。
经查明，富士利用其代理商作为前沿阵地，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这种走私主要分三种途径：“一是拼装，将胶卷与别的货物混装在集装箱里运进来。二是闯关，一些货船通过海上直接偷运过来。三是化整为零，主要从广东、福建、广西等地，蚂蚁搬家似地偷运上岸，再分送给各地的大经销商。”
富士的这次疯狂竞底活动，因而击穿底线，在国内激起轩然大波，被严肃查处。
在中国民间，有很多挑战法律底线的俗语，如以身试法、法不责众、枪打出头鸟、顶风作案，这些俗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对法律这条底线，采取的不同办法。
案例：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各投毒厂家的结果
2008年9月爆发的毒奶粉事件，使刚刚结束奥运会的中国人，在世界面前蒙羞，中国的食品出口在多个国家遭到抵制。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大多数厂家，尤其是那些响当当的名牌大厂，都被揭露出在奶制品中掺加三聚氰胺。
但最终的处罚还是遵循了“枪打出头鸟”和“法不责众”的潜规则，最先曝光、掺毒最多、导致婴儿死亡的三鹿董事长被刑事拘留，而其他各家击穿法律底线的奶制品厂家，却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
如此一来，法律这条底线的权威性何在？这种处罚，是否在鼓励更多的厂家更加激烈地向法律竞底呢？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2、道德底线
道德底线在中国并不陌生，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良心”，中国人爱说“凭良心做事”，指的就是做事情不可逾越道德底线。
道德是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善恶标准，它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儒家曾教导人们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现代的中国，虽然推崇儒学，却摒弃了这条道德。
道德虽然随时间变化，但有一条相对稳定的底线。
挑战道德底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昧着良心干事，对一个有廉耻之心的正常人，通常会有做贼心虚的感觉。站在道德的悬崖边，也如同站在真实的悬崖边那样，让人心惊肉跳。
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些大胆妄为的竞底者，通常能用名利等富有诱惑力的目标，说服自己和他人，背离道德的底线。
案例：牛根生的道德底线
如果没有毒奶粉事件，牛根生原本不配进入本书的案例，因为他经营的蒙牛乳业，并没有多少特别创新、典型的竞底技术。但由于毒奶粉事件反映出牛根生这个人的道德底线，因此，特设案例进行研究。
牛根生向来以中国企业家中的道德楷模著称，他信奉“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财聚人散，才散人聚”的经营哲学，他的另外几套著名论点是：
“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宁可为真话负罪，决不为假话开脱。”
……
显然，单从这些口号来分析，牛根生俨然是一位重德胜于重才，特别强调讲真话的企业家，像他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老板，讲道德、讲真话，主要是为讲金钱服务的。
对于质量，牛根生也是极其重视的，他也有几套漂亮的口号：
“产品就是人品，质量就是生命。”
“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
……
但事实又如何呢？
2008年9月12日，三鹿集团被曝光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大量婴幼儿患肾结石，并有数例死亡。三鹿将责任推到奶农身上，引起民众的强烈质疑。
作为奶制品行业的风云人物，牛根生对此事一反以往的“大嘴巴”常态，他未做任何表态，很奇怪。
9月16日，中央电视台公布，蒙牛、伊利、光明等22家企业的乳制品中，也检测出三聚氰胺，民众哗然！
原来蒙牛的奶粉里也有毒！
牛根生的危机公关显然早有准备，9月17日，他迅速抛出一篇长文，这篇文章如牛根生平日的话语那样，铿锵有力，词藻非常华丽漂亮。但在这篇长长的宏文中，牛根生完全没有明确说：他牛根生真的不知道蒙牛产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
不过，他全力向外界暗示：我牛根生确实不知道蒙牛的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
那么在事发之前，牛根生到底知不知道蒙牛的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吗？他为什么不敢直说自己不知道呢？这真是个謎。
接着，牛根生在他的宏文中，用一大堆漂亮的词藻轰轰烈烈地宣布，他和蒙牛为了承担责任，“我们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准备”，但他却没有提一个字，该如何去清查、追究蒙牛产品是如何被添加了三聚氰胺的。
奇怪，被冤枉的人，难道不想洗清自己身上的冤枉？！
此时，民众们虽然认为：广大奶农都知道了添加三聚氰胺的秘诀，而作为蒙牛的董事长却毫不知情，实在无法理解。但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也只能停留在怀疑阶段。
直到9月19日，谜底才被揭开。这天，蒙牛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恬不知耻地向香港人献媚：
“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
确实，香港政府的检测表明，蒙牛出口到香港的奶制品，不含三聚氰胺。
蒙牛在香港人面前的这段丑表功，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一，蒙牛早已控制着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制品销售方向，蒙牛当然知道哪些奶制品中有毒，哪些没有；
二，蒙牛认为内地人的生命，不如香港人和外国人值得重视，因此可以给他们供应含有三聚氰胺的产品。
牛根生之所以不敢在9月17日的公开声明中，明确直接地拍胸脯说：
我牛根生实在是不知道蒙牛的奶制品中含毒，我是被冤枉的！
就是因为，牛根生确实知道：蒙牛的奶制品中是含毒的！
明知有毒，还大肆销给无辜的消费者，这就是牛根生所追求的道德！一时间，舆论大哗。
既然丧心病狂地卖毒奶，而且还把内地人和香港、老外区别对待，就不要还出来装孙子啊。
但牛根生不，他在关键时候，还是要出来装道德楷模。
事情到这里，却还没有完。9月23日，蒙牛乳业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复牌，开盘即暴跌近七成。证券界相信，毒奶事件对蒙牛影响深远，其下跌空间高达81%。
可能有人会幸灾乐祸：这回蒙牛跌惨了，牛根生损失大了。
但实际上，蒙牛管理层早在2008年7月，就明察到9月23日的这次暴跌。他们不仅明察到了，而且由牛根生拥有控股权的银牛及金牛公司，早已选择在公布中期业绩前约一个月，即8月1日透过摩根斯坦利配售旧股，每股净配售价格为22.02元，套现12.6亿元，银牛及金牛公司对蒙牛的持股量，总计降至16.42%。
多么高明的预见性啊！牛根生抛售蒙牛股票的时点，掌握得多么恰到好处！
将这前前后后的事情串联起来，人们眼前出现这样的合理推测：就在牛根生张开大嘴，放谈道德高调之时，实际上蒙牛公司的上上下下，早已步调一致，精心控制着三聚氰胺的浓度，众志成城地参与到毒奶粉事件中去了。
不过，牛根生很谨慎，在出口的奶制品中，没有掺毒。
而到了2008年7月，牛根生们看到由三鹿集团引发的三聚氰胺事件，越来越可能捂不住盖子，他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估计事件的爆发将不可避免地把蒙牛卷入其中，并导致股价大跌，因此在8月1日抢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蒙牛股票，以便将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给香港股民。
一边高唱“财聚人散，财散人聚”道德之歌，一边却用掺毒的奶制品销往市场，以维持公司业绩，维持股价高企，然后再悄悄地暗渡陈仓，大幅抛售股票，疯狂聚敛财富，牛根生的举动真可谓“高明”。
而最后当盖子揭开，蒙牛被查处含有三聚氰胺时，牛根生再以毫不知情的无辜者姿态，继续高喊“自己要全力承担责任”的道德口号。
真是一连串漂亮的策划，只是民众的智商并不只有70而已，他们这回彻底看清了：
牛根生的道德底线，就是没有道德！
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并不适宜从事食品行业，因为食品是用来吃的，他们只适合去挑大粪，因为大粪本身就是底线产品，即使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也不会在里面加三聚氰胺。
不过也很难说，没有道德的人，能玩出什么花招，不是有道德的人能想象的。
案例：不搞贿赂，算不算一种道德底线
在中国的法律中，行贿受贿是明确的违法犯罪，同时也是三令五申要严格禁止的，这显然是一条有威慑力的底线。但另一方面，在如战场般的商场，不花钱就办不了事，也是商人们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即另一类底线。
商人们必须按行业内的潜规则花钱，甚至要琢磨如何多花钱、花好钱，但又要小心翼翼，不碰到另一条威严的法律底线。这使得中国大大小小的商人们，兴趣盎然地生活在处心积虑、如履薄冰之中，演出一场场勾心斗角的活闹剧。
没有人统计得过，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中国商人按潜规则花钱，因为这是最顶级的商业机密。但一件事颇有典型性：2003年10月，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询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过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企业家们就开始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人举手了，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
王石的猜测显然是保守的，在中国不论新兴行业或传统行业，行贿早已是潜规则，企业在这方面只存在成本底线和风险底线，道德是不存在底线的。
中国企业家在行贿的问题上，同样处于囚徒困境的竞底局面：
甲乙二个企业的囚徒困境
甲：行贿 甲：不行贿
乙：行贿 乙按潜规则抢单，甲也按潜规则抢单 乙获得订单，甲丢失订单
乙：不行贿 乙丢失订单，甲获得订单 乙按公开规则抢单，甲也按公开规则抢单
显然，不论乙的选择如何，对甲最有利的选择，都是“行贿”：如果乙不行贿，甲获得订单；即使乙行贿，甲依然有获得订单的可能性。这种理论模型反映到现实中，就是：
1、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大约有20万宗贪腐案件，第二个十年增加了一倍多，到第三个十年，才下滑到30万宗。
2、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指数显示，中国的贪污指数已从1998年的52名滑落到2008年的72名。
3、世界银行的指标也显示，中国政府的反贪能力从1996年的0.15削弱到2007年的－0.66。这项指数的最低值是－2.5，显示中国的贪腐有恶化迹象。
显然，随着经济的增长，在行贿受贿方面的道德底线，已越降越低。
什么时候，法律的底线才能和人们心中的道德底线，合二为一呢?
这，也许需要国家和民众长久的共同努力。
案例：《色戒》：汤唯突破底线，一脱成名终被封
浙江女孩汤唯应奥斯卡金奖导演李安的邀请，出演《色戒》中的女主角，她的床上戏表现得非常激情、出位，在这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个人也有了更大的收益机会：
在接拍《色戒》之前，汤唯的广告身价非常低，接拍一次平面、一次影视广告，使用两年，叫价只有区区5万元。而在《色戒》之后，汤唯的知名度迅速攀升。尤其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后，更是以国际影星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影迷面前，因此，汤唯的身价水涨船高，以前5万元的广告费，陡然翻升到150万人民币以上，暴涨30倍以上。
可以说，《色戒》中，超级露骨的10分钟床上戏，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尽管有很多女性曾经靠一脱成名，但汤唯的成功太有震撼性，也太接近普通人的生活了，因此，内地的演艺人员跃跃欲试，纷纷大胆放言自己“可以比汤唯更……”，渴望有机会走一把同样的竞底成功老路。
但突破道德底线的榜样，毕竟是不能让人学习的。虽然中国引进的《色戒》剪掉了最精彩的床上戏，但盗版碟还是让内地人了解到：汤唯为什么这样火爆。
广电总局一看势头不对，毫不犹豫地下令对汤唯进行全面竞底：“所有广播、电视、新闻、专题、文艺、广告、直播等节目一律不得炒作与汤唯有关的任何事情。”
李安和汤唯通过满足人们的窥私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终因偏离道德底线太远，而受到打压，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相对失败的竞底。汤唯在公众面前消失，而一个月前刚以600万酬劳出任某化妆品代言人的广告，也被彻底取消，击穿道德底线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 案例：一个国家的道德底线
1840年，大英帝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是近代基督教文明国家的耻辱。
尽管当时的英国基督徒反对对华鸦片贸易，但世俗化的国家的民众力量，最后还是压倒了宗教的道德底线，国会通过向中国开战的提案。
而开战的目的，就是为了顺利地向中国贩毒。
鸦片战争显示出一个世俗化基督教文明国家，是如何击穿道德水准的底线。
3、能力底线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于2008年6月退休， 53岁，身体健康，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华人首富李嘉诚在2008年已经80岁高龄，从未考虑过退休事宜，这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
毋庸置疑，人的能力与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一样，也有其底线。
对是否要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东西方有着不同的观念：
比尔盖茨在能力未达到底线时退休，一是他已为微软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另一方面，除了微软的工作，他希望自己有一段人生，做其它喜欢做的事。
而中国的竞底者们，却不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底线，不肯罢休。中国第一个击穿能力底线的著名竞底者，就是死于巡视途中的秦始皇，他为了管理自己庞大的帝国，不得不四处立威，终究把自己打到底线。
为什么中国的竞底者倾向于把自己打到能力底线呢？
1、 因为竞底组织很难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2、 竞底者习惯于将全身心贡献给工作，他们的人生除了赚钱、工作以外，很难有其它喜爱的东西。可以说，竞底者的人生，就是以辛苦工作为乐的人生。
管理学中有一条彼得原理：“在层级组织中，每个人都会由原本能胜任的职位，晋升到他无法胜任的职位”，这说明即使在一个正常的、有制约力的组织中，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安置到能力底线的位置。更何况在一个竞底组织中，竞底者往往缺乏有效的制约和均衡，因此更容易滑向能力底线。
案例：体操王子李宁击穿能力底线 中国奥运军团“兵败汉城”
1984年，李宁在洛杉矶奥运会获得三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一时风光无限，没有中国人认为，此刻已是他的能力巅峰。
1988年汉城奥运会，能力早已下滑的李宁勉强披挂上阵，他从吊环上狼狈地摔下，鞍马动作严重变形，最后不仅未得一块奖牌，严重的失误还给队友们带来很大压力（中国式的“只许胜不许败”的竞底要求，往往使运动员无法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使极其重视体育奖牌的中国，仅得5块金牌，兵败汉城。
如果中国体操队当时的夺牌战略不建立在对李宁的能力竞底上，早早培养几名新人，也许汉城一役，中国输得不会那么惨。
4、规模底线
在能力所构成的底线中，有一种底线较容易被人忽略，也常常引发灭顶之灾，这就是能力的规模底线，我们将其单列为规模底线。
规模底线是如何形成的呢？显然，一个没有一定能力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竞底者的，当竞底者在创建竞底组织，或在已有的竞底组织中，赢得竞底者的地位后，不断的成功，将增强竞底者的实力和地位，使其越来越容易一言九鼎，对其能力的质疑也将销声匿迹。
另一方面，竞底者有强烈的“铺摊子”的冲动，“铺摊子”将带来显性的增长，这将给予竞底者强烈的成就感。因此，竞底组织的规模，将不可遏制地扩张和放大，直到击穿规模底线。
在中国现代商业史上，大量企业溃败在规模底线上：如VCD巨头爱多公司，在规模扩大后难以完善财务机制和产权机制；如白酒行业的传奇秦池，在销售猛增后，不得不用四川白酒进行勾兑，从而被媒体曝光；如保健品行业的三株，组织规模和销量脉冲式地扩大后，危机公关能力却成为致命的底线。
案例：死于规模底线的日本八佰伴
八佰伴于1930年由农民出身的和田良平(日本电视剧《阿信》的原型)创办，主要出售水果。
1962年，和田一夫从美国学成归来，接下了父母手里的八佰伴。
一夫苦心经营20多年，使八佰伴1986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打通了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此时，八佰伴在国内拥有82家店，海外只有12家店，人员6000人。
上市为和田一夫打开了快速“铺摊子”的资源大门，八佰伴开始在海外急剧扩张，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八佰伴在1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50家店，员工近30000人，成为日本在亚洲的头号海外企业。
规模急剧扩张后，八佰伴的管理能力被打到底线。在内部管理方面，八佰伴虽然组织机构庞大，但采用家族式经营，决策高度集中于最高竞底者和田一夫，同时没有得力的人才培养机制。快速扩张使中层经理人才极度缺乏，内部管理混乱，例如八佰伴在香港沙田租用的写字楼，从租用到关门的五六年时间内，有1/3的地方一直空置，无人过问，在租金十分昂贵的香港，这种情况对其他公司是不可想象的。
但家族式管理并不可靠。和田一夫让其弟弟做日本八佰伴的总裁，不仅下面的人向他汇报假账，连他自己的亲弟弟也汇报假账。在经营决策方面，由于扩张太猛，权力又集中于一人之手，和田一夫根本无法对重大决策做出细致、周密的考虑。超市经营的好坏，选址至关重要，但八佰伴在这方面显得很随意率性，如香港马鞍山新市镇只有十几万人口，又缺少流动人口，因此购买力非常有限，但八佰伴不做深入调研，就在此开设大型超市，结果从开业一直亏损到关门。
掉入多元化陷阱。和田一夫早期的成功，使他自我膨胀，盲目自信，除了到处开设分店外，在没有周密投资计划的情况下，八佰伴同时向房地产、金融业扩张，丝毫不顾自己的能力底线。另外在高速扩张中，和田一夫觉得，从银行贷款获得资金这种方法，不够爽快便利，喜欢直接在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结果得罪了长期交往的主力银行。
结果，当危机发生时，曾经担任八佰伴主力银行角色的日本所有大银行，全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作为一名典型的竞底者，和田一夫同样缺少反省能力，即使在八佰伴破产后，和田一夫还是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由于击穿底线，而引至溃败的结局。他耿耿于怀地对日本媒体絮叨道：
“在八佰伴宣告破产前半年，我赶回日本实施拯救计划，将16家店铺卖给另一家日本大型超市集团大荣公司，得到320亿钱款，但我轻信了别人的话，认为只要将这笔钱还给银行，银行还会贷款给我，但银行收到这320亿后，却没有履行诺言，拒绝贷款，这样八佰伴不得不宣告破产，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决策错误，如果不把这笔钱立即还给银行的话，也许八佰伴还能够存在下去。我认为银行这样的做法，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经历八佰伴破产的和田一夫还能有这样的宏言，只说明竞底者是极其难认错的。也许正因为和田一夫有如此坚定的近乎盲目的自信，才能开创出八佰伴的巨大事业，也正是由于这种病态的自信，才使八佰伴盛极而衰，堕入覆灭的深渊。
八佰伴这块日本人打造的墓碑，就立在竞底者们快速扩张的道路旁，但他们要么匆匆而过，要么随意对之感慨一番，继续奔走在自己的扩张之路上。
衷心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边扩张自己的规模，边拓展自己的能力底线，不要最终将它们击穿。
5、机制底线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其运行机制如儿童的骨骼，将逐渐成熟、完善，以支撑越来越大的“体积和重量”。这种机制主要由决策系统、监督系统和执行系统三大部分组成。
犹如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理性地进行经营企业，使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地运行，保证企业稳步发展。但在某些特殊状态下，各系统之间的平衡可能被打破，此时企业将面临机制失效所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的极限状态就是机制底线。
案例：击穿机制底线——巴林银行灰飞烟灭
1995年2月26日，英国央行宣布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巴林银行申请资产清底。10天后，这家拥有233年历史的银行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被收购，意味着巴林银行的彻底倒闭。
巴林银行在英国声名显赫、历史悠久，素以发展稳健、信誉良好而闻名，其客户主要是包括英国女王在内的显贵阶层。
但这家在全球范围内掌控着270多亿英镑资产的庞然大物，竟毁在一个只有28岁的毛头小伙子手里。
里森是英国一个泥瓦匠的儿子，从未上过大学。1987年加入摩根斯坦利，1989年在伦敦受雇巴林银行，开始只是一名从事清算工作的内勤人员，但里森聪明外露，工作出色，赢得了管理层的信任和重用。1992年，他被派往新加坡公司担任经理，他的赚钱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93年，年仅26岁的里森通过期货交易，为巴林银行赚得1000万英镑，占巴林当年总利润的10%。
这种非凡的成功，使里森赢得了上司的赏识，为了用好这样一个“具有适当综合能力的交易员”，巴林让里森在新加坡既担任期货交易部经理，同时也兼任清算部经理，让里森自己监督自己。这样的机制给了里森瞒天过海的机会。
在进行期货交易中，有时会因为疏忽或失误发生错误交易，此时银行会将该项错误转入到一个被称为“错误账户”的账户中，然后向总部报告。里森在1992年担任新加坡的期货交易员时，巴林银行原本有一个“99905”的错误账号，专门处理交易过程中因疏忽造成的错误，1992年夏天，伦敦总部要求里森另设一个错误账号并自行在新加坡处理，几周后，伦敦总部又要求用回原来的99905账号，却没有要求里森将新加坡的“错误账号”销户。
这一疏忽使巴林银行的管理机制出现了一个漏洞，正是这个被疏忽的错误账户，三年后使巴林银行遭受灭顶之灾。
最开始，里森只是将一些正常疏忽造成的失误交易，记录到“错误账户”中，但由于他兼任清算部经理，因此很方便地隐瞒了这些错误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接着，这些错误像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大，急于挽回损失的里森不得不走向另一种错误：冒险。
1994年7月，里森的损失已达5000万英镑，他成为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一边将巴林银行存在花旗银行的5000万英镑挪到“错误账户”中，继续赌博；一边做假账蒙蔽巴林银行的审计人员。
他的冒险时而成功，时而失败。1995年2月份的头一周，里森狂赚1000万美元，巴林高层欣喜若狂，梦想里森每周能为他们赚那么多，因此无条件为里森的疯狂举动共给资金。
但高收益必然有高风险，当市场的走势和里森的操作完全相反时，巴林银行的损失达到8.6亿英镑，最终死于非命。
案例：中航油击穿机制底线，巨亏5.5亿美元
发生在新加坡的中航油，因为炒期货亏损5.5亿美元的重大事件，也是由于击穿机制底线所致：事发之前，中航油曾聘请世界四大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制订了风险管理手册，在风险控制流程、风险管理委员等方面，拥有完备的制度。
但在处理期货交易的过程中，规定的流程成为形式，设定的风险管理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使中航油卖空石油期权的损失，从2004年1季度的580万美元，扩大到6月份的3000万美元，直至11月底的5.5亿美元。
设立机制无疑是需要智慧的，而很多时候，能敏锐地感到机制受到挑战并坚守住机制底线则需要更大的智慧。
有时，人们会像大海中航行的水手，受不了女妖飘渺、美妙的歌声，奋不顾身地从甲板上纵身跳入海里，这时，他们就将机制为他们构筑的保护网击穿了，成为女妖的牺牲品。
如何设立机制、如何坚守机制，同时又保持灵活性进行权变，显然能极大地考验企业家的智慧。
5、观念底线
观念是直接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系列主观标准和意识。中国人喜欢说“思路决定出路”，这说明有时改变思路非常重要，但思路是人的观念与现实环境碰撞中产生的，不突破观念的底线，思路只能陈旧的观念框架内低水平循环。
但观念底线并不十分显眼，有不少人混混沌沌地过了一辈子，压根都不知道自己被哪些观念束缚着，生活在哪些观念的囚笼中。
案例：美国富人与中国富人在工作观、财富观、子女观上，为何有差异？
2008年，蝉联十三届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在退休前一周，决定将自己总计580亿美元的财产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留给自己的子女。
这一决定让中国人大跌眼镜：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也出现了百亿甚至千亿级的富豪，但能在英姿勃发的壮年时期，就进行有相当规模的慈善捐献的中国人，不要说打着灯笼难找，就是用卫星也搜索不到。
很多人将此事的差异，归结为对财产“舍不舍得，看不看得开”的情感问题，但实际上是这两类富人的观念底线不同：
对比尔盖茨来说，编程和创办公司是他的人生最爱之一。在他创办和经营微软的30多年历程中，可以说他一直在干着自己最喜爱的事，他曾经直白地说：
“我没有什么钱，我只有微软大约35%的股票和17.5万美元的年薪。虽然我很擅长乘法，但我从不看股价，所以不知道我的股票该乘以什么数字。”
“我不认为有钱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很高的声望。”
“商业是一种好游戏，竞争激烈，规则极少，不要以钱计算得分。”
“我想我们的工作环境应该是一个像校园一般美好的环境。我们把员工分成不同的组，为每个人配置需要的工具、计算机、一切所需的东西和他们自己的办公室，这可以让职员们集中精力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
“我的工作就是要创造一种真正优越的环境，让公司员工在这种环境中真正能够舒心地工作…我们拥有天才的雇员并且时刻不忘更上一层楼，要不是这样，我们早就沦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软件公司了。”
“如果不是我对这份事业有如此的激情，我绝对坚持不了。”
2006年，比尔盖茨在他的豪宅里招待了胡锦涛，让中国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只用了三道菜。
比尔盖茨认为，他生活中最大的挥霍，可能是打扑克牌输钱——最多不过五百美元。
因此，当比尔盖茨退休时，他已经享受了“工作”这个幸福的竞优过程，而580亿美元的财富，可以说是社会给他的额外奖励，这笔巨额财富在比尔盖茨的眼里，绝不比工作的乐趣更重要。
有中国人说，比尔盖茨的捐赠是为了逃避遗产税，这显然是以竞底小人之心，度竞优君子之腹。实际上，当小布什总统刚上台时，为了振兴美国经济，曾经考虑要用取消遗产税的方法来促进消费，而以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为首的上百名美国最富有的人联名给白宫写信，呼吁不要取消遗产税。显然，慈善事业也是比尔盖茨热爱且擅长的活动。
美国股神巴菲特正是欣赏比尔盖茨比自己更强的“花钱的能力”，曾将自己赚得的370亿美元，捐献给后者的基金会。
巴菲特对工作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他认为：“投资对于我来说，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娱乐，我喜欢通过寻找好的猎物来捕获稀有的快速移动的大象”。巴菲特喜欢研读目标对象的公司报表，他从中获得了猎人寻找猎物的快感，因此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享受他的投资生涯，他也一定认为，巨额金钱是人生对他的额外报酬。
巴菲特说：“我所想要的并非是金钱。金钱多少对于你我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我们不会改变什么，只不过是我们的妻子会生活得好一些。我所想要的并非是金钱，我觉得赚钱并看着它慢慢增长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哲学家告诉我们，做我们所喜欢的，然后成功就会随之而来……生活的关键是要弄清谁为谁工作……吸引我从事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它可以让你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你没有必要为成功而打扮…每天早上去办公室，感觉我正要去教堂，去画壁画。”
“我们不因大人物或大多数人的赞同而心安理得，也不为他们的反对而担心。”
巴菲特76岁时再婚，当记者问起度蜜月一事时，他的新婚妻子说：
“他在办公室的每一天，都是度蜜月。”
对于金钱改变自己的生活，巴菲特则认为私人飞机，是钱改变他个人生活方式的唯一一点。
巴菲特的三个孩子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基金会，他也给这几个基金会捐赠，但金额加起来还不到给盖茨基金会的零头，因为“他比我花钱更有效率。”
他认为，捐赠和做股票买卖一样，应该把钱交给最有效率的人来经营。
在美国富人的眼里，生活就是体验，而对财富的享受，只是体验的一种形式，不能让孩子由于财富过多，而影响了他们对生活其它方面的体验。他们希望孩子通过创造自己的竞优生活，而享受到生命的快乐，巨额财富反而有可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正如美国希尔顿酒店的女继承人帕里斯•希尔顿以其奢华的生活和“丑闻女皇”的名声，闻名于世，这显然不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明智的富人所希望看到的。
而反观中国的富人们，他们大多采用竞底的方式聚敛财富，长期牺牲生活质量，财富是人生对他们的唯一回报。如2008年富豪榜首位的国美老板黄光裕，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扑到公司的经营上，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日常娱乐只是偶尔看看电视，他从来没说过自己很幸福，却总是抱怨太累，说如果重新择业，第一就不干零售业。（2008年11月，黄光裕因涉嫌操纵市场，被警方带走调查，媒体报道其在港澳赌博，输掉80亿之多。）
确实，像这样辛苦竞底聚敛起来的财富，实在弥足珍贵，中国的富人们当然舍不得捐出来做慈善事业。
而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由于中国还处在竞底阶段，中国的富人们很清楚被竞底者处于底线状态时的艰难生活条件，因此他们很担心自己的后代被人竞底，本能地想多留一些财产，使他们远离底线。
因此，和美国相比，中国更缺少受公众欢迎和尊重的富人，这并非仅仅因为民众的“仇富情结”和“红眼病”，而更多取决于中国富人们的所作所为。
而最终的根子，还应上溯到竞底这个最终的源头上。
案例：不许竞底——管理大师戴明的理念，和中国竞底者的异同
人们曾经尊崇美国人戴明为：“质量管理之父”“日本经济的救世主”“美国复兴的导师”“工业革命先驱”，目前盛行的国际质量管理标准ISO900X系统，和美日盛行的质量管理标准TQM、TQC、六西格玛等等，都可以在“戴明十四条”中找到类似的思想。
戴明是一位美国大学的统计学教授，兼管理咨询专家。二战以后，他一直通过媒体向美国人呼吁：高成本产品肯定要在全球化激烈竞争中，遭受灭顶之灾，唯有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和“人性化管理”，才能使企业有持续改善能力和持续竞争力。
但二战的胜利使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他们对戴明的啰嗦根本听不进去。而战败的日本，企业复兴十分困难，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成了低质低价的代表。有些日本公司想方设法在一个名为“Usa”的日本小村庄设厂，这样他们的产品就能打上made in USA(美国制造)，借以蒙骗外国人。
当时的日本人对低劣的质量，具有极强的忍受力，也就是说他们的底线非常低，“日本制造”就是垃圾的代名词，但日本人必须出口产品，因为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根本不够糊口。
为了重振日本经济，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搜罗了包括戴明在内的大批专家到日本访问。在这期间，日本科学家及工程师联合会慧眼独具，他们发现了戴明。
1950年6月，戴明再次受邀来到日本，当时，他认为日本的产品都是“净负值”，但为日本人的坚忍精神所感动（日本人是比中国人更肯对自己竞底的民族）。在日本科工联合会的主持下，控制着日本80%资本的最有实力的21位企业家，来恭恭敬敬地向戴明请教：
日本企业应当如何向美国企业学习管理？
而戴明的话却让他们瞠目结舌：“你们不要复制美国模式，你们只要运用统计分析，建立管理机制，五年之后你们的产品质量将超过美国。”
没有人相信戴明的话，但戴明的理念和方法，却相当符合日本人注重细节、认真求实的秉性，因此他们开始全心全意接受戴明的培训。
最终，戴明的话却还是被证明错了：日本人的产品质量，只用了四年就超过美国，而不是五年！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工业将美国整个打翻在地，日本人狂呼要“收购美国”，美国产品在海外没有市场，而国内市场则受到日本产品的猛烈竞底，美国经济濒于崩溃。1980年6月24日，美国播出电视纪录片“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这部片子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给了美国人一个巨大的震撼：
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智囊，居然是美国人戴明！
一夜之间，美国人通用、福特、摩托罗拉、宝洁等巨型企业，甚至美国宇航局都来紧急求教。
结果，10年后，临濒破产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稳居世界企业前10名。
观念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啊！而要突破观念底线，又是何等的艰难啊！中国人说“不见棺材不落泪”，正是说明了这种难度。
因此，美日朝野给了戴明难以计数的荣誉。1991年，丰田汽车公司主席丰田喜一郎领取日本全面质量管理最高奖——戴明奖时，声泪俱下：“没有一天，我不想到戴明博士对丰田的意义，戴明是我们管理的核心，日本欠他很多。”
戴明的事迹虽然很神奇，但其真正的管理要点，却只有十四条，正符合“话不在多而在精”：
1、建立坚定不移的目标，用以改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并能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头上注重质量，实际行动上只要“能达到客户的最低标准”就行）
2、采用新的经营哲学，企业正处于一个崭新的经营年代，管理者必须认清新时代的挑战，确认自己的责任所在，挺身领导，替员工应变。（中国竞底企业强调落后的威权管理，领导想方设法把责任推到员工身上。）
3、停止依赖检验以获得质量，以“一开始就制造出高品质”的方式取代大量的检验。（中国人喜欢“先污染，后治理”，不到制造的产品产生严重问题，绝不积极改进。要改进，也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
4、停止仅以价格作为评判交易的基础，应以最低总成本来评判，一种物料最好向同一供应商采购，并建立长期忠诚与互信的伙伴关系(竞底型企业特别喜欢以低价竞争，同时为了降低成本，也常常选择多个供应商进行恶性竞底，很难做到与供应商的长期忠诚与互信)。
5、不断改进生产与服务系统，改善质量与生产力，进而持续降低成本(中国人降低成本主要靠牺牲环境，无休止地加班，尽量压低工资，偷工减料)。
6、进行在职训练，提升员工能力，对工作充分了解并能有效执行(先对工作有充分了解，然后才谈得上有效执行。而中国人强调“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员工遇到问题时，上司只会要求“不要有任何借口”)。
7、建立领导风格，确认领导的目的在于协助人员、机器与装备，把工作做得更好。除了生产线上的作业员之外，管理者的表现也应该接受督导(中国的管理者都是大大小小的竞底者，要督促和指导他们，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面子下不来。)
8、排除恐惧，使每一个员工能在有安全感的环境中，更有效率地为公司工作(中国的老板唯恐员工有了安全感，而变得缺乏狼性，没有进取心，因此效率低下。如华为的任正非，就拼命想把公司内部的“沉淀层”去之而后快，不惜用“万人大辞职”来对付新劳动法。)
9、部门之间的藩篱不论是研发、设计、制造或行销部门的人员，都应通力合作，形成团队，共同使产品在使用上可能发生的问题并防患于未然(中国老板不喜欢员工有太多跨部门的横向沟通，因为这样可能使公司的竞底政策，更被人洞察，从而导致员工思想“混乱”，容易产生“异心”)。
10、避免向员工喊口号、说教或订目标，要求员工达到零缺点或新的生产力水准，这只会造成他们的反感，形成与公司对立的关系，因为许多生产力低弱的情形是制度不良所造成的，不应一味要求员工(竞底组织的一大特点就是空头口号特别多，仿佛没有口号就没有管理，且经常搞大运动，对员工进行见缝插针的说教，戴明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洗脑的恶果。中国的竞底者通常认为：缺陷是由员工造成的。而戴明则认为，大部分的缺陷是由制度造成的。中国的竞底者要改变观念，首先必须把“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无稽之谈，扔进垃圾堆里去，那只是替竞底者开脱的理由，成败主要由制度和战略所决定，而这一点和竞底者的心胸、见识和能力有密切的关系，不能“头痛医脚”。)
11、以领导方式达成工作要求，不以数字化目标要求员工，或是在工厂第一线设定配额标准(显然，如果按这一标准执行，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将立刻瘫痪，其实，正是因为中国企业的领导方式，不能达到戴明的要求，因此竞底者就简单化地以数字目标来要求员工，因为数字目标是最显性的目标)。
12、让员工都享有以工作为荣的权利，基层工人同样有权以工作的成果为荣，不应剥夺他们这项权利。除了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外，还应废止年度考核绩效以及目标管理(由于中国的员工都处于被竞底的状态，他们很难发自内心地以工作为荣，因此竞底者就不得不以一系列的指标每年、每季、每月恨不得每日、每时来考核他们的绩效)。
13、拟定有活力的教育与自我改进计划(中国的教育是有活动的，而没有活力的，员工的自我改进计划是为了给上司看的，而不能落实到自己的内心)。
14、让企业组织内每一分子都投入工作，以完成心态上的转轨，企业变革是大家的事。(由于竞底者往往享有大部分企业变革的成果，因此员工的心很难转轨，他们只是做出上司喜欢看的样子，伪装进行了转轨)
戴明曾告诫日本人说“不要单是为了得奖本身而报名角逐戴明奖，要提高公司的全面质量管理而角逐这个奖项。”
戴明不愧为一位先哲，这老先生五十多年前对日本人说的话，翻译成相对中国现状的话，也极具强烈的现实警示性：
“不要单是为了金牌本身而角逐奥运会，要提高全民体育素质而角逐那些奖牌。”
“不要单是为了GDP本身而拚命发展经济，要提高全中国人的全面生活质量而提升GDP。”
“不要单是为了分数本身而努力学习，要通过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而获得高分。”
……
戴明尤其对彼得•杜拉克的目标管理颇为反感，因为目标管理、评分或排名绩效考核（控制管理）无法做到公平准确，不能表示公司最重要的东西，制造谎言、失败者、恐惧、不公平、怨气、不合作、不帮助、破坏团队精神和领导力。他十分明确地告诫世人：“绩效考核、不管称它为控制管理或什么其它名字，包括目标管理在内，是唯一对今日美国管理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和日本人尊崇戴明相反，中国人特别喜欢杜拉克，特别是他的目标管理，因为这套理论太适合竞底的需要了：目标在上司的控制下，被高额地制定出来，然后所有下层员工在完不成滚蛋的压力下，象爱斯基摩人的雪橇狗一样拚命狂奔，考绩评级和上司的督促，就象赶雪橇人呼啸的鞭子，稍有懈怠就飞舞过来，这就是被竞底者的人生写照。
戴明的方法，意味着管理者本身得做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严格按科学的制度办事，中国的竞底者懒得费心去做，而制度也妨碍他们竞底。杜拉克的管理，则是要员工去做大量的工作，竞底者的主要工作是开会布置，这当然爽快得多，否则做竞底者还有什么人生乐趣。 看了戴明的方法在日本和美国获得巨大成功，中国的竞底者们一定会对这位智者心向神往；但接着在看了戴明的十四条要点，这些竞底者们一定会大摇其头，或大叹苦经：“中国人不如日本人敬业，不如美国人守法，怎么能不对他们计件、考绩？”
什么叫叶公好龙？这就是叶公好龙。
当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被西方人的炮舰打开国门后，日本人全心全意地向西方人学习，不仅学他们的科技、工业、商业，也学他们的体制、文化、法律和教育等等；而中国人则半信半疑，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想引进器物层面的机床、兵工厂、电报、汽车，而看不到这些器物是生长在西方整体文明上的。
中国人虽然也实行ISO900X甚至14000、18000系统，但行内人都心知肚明的是，中国人执行这些标准时，大多就像被掺了毒的蒙牛牛奶一样，是有自己内心的一套底线标准的，这样一来，最后的质量控制效果当然也会打折扣。
观念啊，中国人无法突破自己陈腐不堪的观念底线，也就无法为自己开拓更广阔的竞底空间。
结果，经济腾飞三十年后，日本靠制造业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却……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有智慧吗？
6、泡沫底线
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啤酒；而泡沫太多，就没有啤酒了。因此在泡沫和啤酒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恰当的比例，过于偏离这个比例，就接近了泡沫底线。
同样，一块糖放在一杯水里，那是甜甜的糖水；如果再掺成三杯水，则变为淡糖水；若进一步掺成一桶水，糖的浓度肯定会低于味蕾能感觉出来的阈值，最终成为白开水。
因此泡沫底线也可称之为掺水底线。以这种方式进行竞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司空见惯：
如街边新开一间兰州拉面店，刚开始的牛肉一定又大又厚，等生意兴旺了，就会渐渐变得越来越薄，如果店主足够聪明，他会在靠近底线处停止让牛肉变薄，则小店可以维持下去，否则将击穿底线，关门大吉；
如一部电视剧，获得好评，制片人一定会推出续集甚至续续集，不让观众倒尽胃口不肯罢休。
案例：掺水——五粮液的品牌竞底战略
五粮液是中国白酒的老名牌，为了充分发挥这块牌子的价值，五粮液公司曾展开急剧掺水的品牌战略：当五粮液刚刚登上中国白酒榜首时，只有价格两三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和几元一瓶的“尖庄”、“翠屏春”三个品牌。但其决策者显然觉得这杯“糖水”太甜了，就这样卖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于是开始品牌掺水。
五粮液品牌首先系列化，开发出52度、39度、29度和25度等口味较淡的系列酒，并将品牌细分为“五粮春”“五粮醇”“五粮神”等新品种。为了提高掺水效率，五粮液公司还施出一手绝招，即“买断经营”：五粮液除了提供品牌支撑外，只负责生产与检验，其他一切推广费用(包括产品设计，包装、广告、营销渠道)都由合作经营方承担。
这样的懒汉经营方式从财务角度看，公司没有任何风险。但决策者却看不到，或者懒得去看：五粮液在品牌上正滑向泡沫底线。
到2003年，五粮液下属的子品牌高达100多个，各种不同规格的新产品则有300多种，其中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家喻户晓的名牌，但更多的是运作不良、良莠不齐的杂牌。
这么多的子品牌都借着五粮液这个母品牌，集中在非常有限的白酒市场，进行竞底式的杀价竞争，使得五粮液这个金光闪闪的高档品牌，在人们的心目中，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垢，变得模糊不清，表现在财务指标上，就是五粮液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双双大幅下跌。
五粮液觉察到这样的品牌竞底战略，正把自己拉下掺水底线，因此在2006年提出“1+9+8”品牌战略，即“一个世界品牌，九个全国品牌，八个区域品牌”。
虽然这样做，杯子里的水还嫌太多，但看来这些四川汉子还算明白事理，在还没有击穿泡沫底线之前，开始主动回头了。
7、风险底线
中国人的风险意识向来薄弱，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之前，风险是不存在的。另外，中国人也有“富贵险中求”的习语，仿佛为了赚钱，就得敢于冒风险。
在这两种观念的作用下，中国人很容易将平时用于防范风险的资源，挪作它用，使自己懞懂而快乐地生活在风险底线状态。平时他们无视或刻意漠视风险，而等到风险降临时，往往会酿成奇祸。
案例：深圳“舞王俱乐部”大火：中国消防通道法则
2008年9月20日，“舞王俱乐部”在舞台表演节目时，没有表演资质的演员（风险一）向上方发射自治的烟火枪（风险二）。几十秒后，火灾爆发；一分钟后，全场停电，一片漆黑。大火导致44人死亡，80多人受伤。
这是一家无牌无证的俱乐部（风险三）。据深圳人大代表杨剑昌介绍，深圳龙岗2/3的娱乐场所都无牌无证。这家俱乐部只有两个消防通道，其中一个不太被人熟知（风险四），且通道内都堆放着杂物，没有应急指示灯（风险五）。消防大队曾在8月就消防通道排风系统等不合格，发出过6项《整改通知书》，但显然这点鸡毛小事情，很快就被“妥善地摆平”了（风险六）。
2007年2月，东莞发生特大火灾，由于消防通道被阻，堆积大量易燃物品，导致13人死亡；
2007年6月，深圳一个酒吧发生大火，因消防通道被锁死，造成3人死亡……
在中国的火灾史上，因为消防通道堵塞酿造的人间惨剧，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仅沈阳一地近三年来，因消防通道堵塞造成严重伤亡的火灾，就达84起，死亡60人。
而据2008年年初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全国共发生因消防通道堵塞，酿成的群死群伤特大火灾109起，死亡2694人(不含深圳那44个冤魂)。
消防通道是什么？在建筑设计要求中，它是保障人们面临突发灾难时的逃生线，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备用资源。但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眼里，它却是不用白不用、不用太可惜的房地产资源。
对待这种重要的消防通道，人们常常会先摆一点小杂物，再逐渐放置更多的大杂物，造成最终的堵塞。其实，任何一种竞底，都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些“不幸”击穿了底线，有些暂时还没有。
为此，我们特别总结出“中国消防通道法则”，以警醒读者：
平时用于防范风险的备用资源，一定会被逐渐占用，不到引发重大后果，不肯回头。
这一法则作为一项潜规则，在中国各个方面应用得相当广泛：
如在采矿业中本来应该用于安全设施的预算，或者被老板们当作利润分配掉，或者干脆没有设立这类预算，使采矿在高风险下进行，直到发生大规模的矿难；
如在某些高污染行业，为了节省成本，让员工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作业，直到发生重大职业伤病事故，引来媒体曝光为止；
如官员或企业家们将休息时间长期忙于应酬，最终因过劳或疾病倒下；
如血汗工厂牺牲员工的睡眠时间，直至发生过劳死，引起媒体关注；
如出事故后为了避免媒体曝光，给真假记者发“封口费”，直至被有良心的记者捅破；
……
8、标准底线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标准，如千克、米、ISO900X、食物安全标准、消防验收标准等等。正是仰赖于这些标准，人类世界才能正常运转。因此，标准理应被严肃对待。
中国人即使没有遭遇过所谓的“七两秤”“八两秤”，但也一定对此有所听闻。缺斤少两，就是一种对标准底线的竞底。同样，屡屡发生的掺杂使假，也是中国人对标准底线的竞底。
但在中国的商界，为了削减成本，标准常常成为竞底的方向，其中最普遍的是食品安全标准和生产安全标准：
如使用瘦肉精的猪肉、用硫黄薰白的银耳、以避孕药催熟的黄鳝、大排档中使用的潲水油，中国人在食品安全上使用的竞底招数，是如此花样翻新，不堪入目，以致有人惊呼：
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食品安全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底线，会被频繁竞底呢？
1、国家管理不严所致。如在中国毒奶粉事件中，除三鹿的个别高层人员被刑拘外，其他如伊利、蒙牛、光明等掺毒厂家，无一人受到刑事追究，这无异于为后来的竞底者，做出了不良引导。
2、成千上万的公民是弱势群体，他们无法检验食品是否达标。如民众虽然怀疑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却没有可行的检测手段。
3、有些食品难以检测，如以病死猪肉灌制的香肠、熏制的腊肉。
4、食品只要吃了不出现明显的问题，不合格的证据通常就此灭失，无良厂家往往得以逃脱检查，这使他们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相对于这种侥幸心理给他们的竞底动力，中国对食品违法的打击力度显然还远远不够。
甲乙二个企业的囚徒困境
甲：掺杂使假 甲：不掺杂使假
乙：掺杂使假 乙卖劣质货，甲也卖劣质货 乙大赚黑心钱，甲被淘汰
乙：不掺杂使假 乙被淘汰，甲大赚黑心钱 乙卖优质货，甲也卖优质货
显然，如果国家对掺杂使假的打击力量不够有力的话，不论乙的选择如何，对甲最有利的选择，都是“掺杂使假”，而实际上，许多地区政府为了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本身就以“掺杂使假”的方式，对无良厂商表面打击，实际保护，这使得热衷于挑战标准底线的企业越来越多，最终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因此，政府在这一点上，也应该对这些无良厂家进行更为严厉的竞底。
案例：击穿标准底线的中国毒奶粉事件
由于多名婴儿吃奶粉致死，数千名婴儿患肾结石，2008年9月，三鹿集团被确认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随即，伊利、蒙牛、光明等22家著名奶制品公司，也被曝出产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
由此，中国乳制品行业中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学物质，正常情况下怎么也和乳制品挂不上钩。因此在人们通常的底线中，乳制品当然不应该含有三聚氰胺，因此也从未将此项目，作为必须的检测内容。
但中国的这些无良乳制品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往鲜奶中掺水，为了掩饰稀释后的鲜奶蛋白质含量太低的事实，他们就添加三聚氰胺，以便蒙混过关。当然，在添加三聚氰胺时，这些无良厂家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们在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出口的乳制品中，都没有添加，而且，他们“很智慧”地觉得：添加少一点应该不会出事。因此在每公斤奶粉中，蒙牛添加了28.6毫克，伊利添加了12毫克，光明每公斤含98.6毫克……，大都没有超过100毫克。
果然，喝了这些公司的婴幼儿奶粉的婴儿，基本没有表现出肾结石问题。这些无良厂家可能都心存侥幸地觉得，如果自己控制在这个添加量的底线内，竞底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
但三鹿集团率先打破了这条“内部底线”，它在每公斤奶粉中添加了2563毫克三聚氰胺，导致众多婴儿死亡，从而引爆毒奶粉事件。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无良厂家和公众社会在三聚氰胺问题上存在两种底线，他们大致觉得，只要添加的三聚氰胺不超过100毫克就可以相安无事；而公众社会正常的底线应该是0毫克。
有时，一件事物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法官在判定夫妻是否感情破裂时，往往只能根据一些常识和相对模糊的主观感觉，而不会参照“一周不讲三句话；一季做爱不足一次，即为感情破裂”之类的硬性标准。
但官僚机构为了办事方便，或敷衍塞责，往往会对一些难以明确量化的事件，生搬硬套地设置标准，而这样的所谓“标准”，就一定会成为竞底的工具。为了维护这种标准的权威性，人们往往不得不做出荒诞滑稽的事。
案例：无知和官僚造成的标准底线
中国目前申办大学，还是采取审批制而不是准入制。为此，国家制定了众多的门槛，也就是标准，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就不允许兴办大学。
其中一条标准规定：独立学院至少要有五百亩地。国外有很多著名大学，也只不过两三百亩地，香港城市大学就一百多亩地，招了将近两万个学生。
中国的教育官员们大概以为，办大学和办农场一样，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土地，而不是由教学质量、教学水平所决定的。
所以有人质疑：到底在中国办大学，是“以人为本”呢？还是“以地为本”？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胡乱制定标准，来进行选择、判断的竞底思维，只不过他们为独立学院所设定的这条底线，显得实在太无知了。
9、政策底线
与法律底线相比，政策底线常常根据形势的需要变动。尤其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搞活与调控这两极之间摆动，因此竞底者必须时时留意政策的变化。
中国的老板们雷打不动地收看中央电视一台的晚七点新闻联播，留意观察人事变动的各种小道消息，就是为了揣摩政策底线的变化趋势，以便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而那些只顾埋头打理自己生意的商人，往往会不慎触到政策底线，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但对中国人来说，充分、及时地了解政策，并不全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政策，相当多的人是想从政策中找到漏洞，好钻政策的空子。
什么是“政策的空子”呢？就是竞底者所喜好的竞底空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就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人想对政策竞底的心态。
但如果对政策竞底没有掌握好时机、分寸，也有可能击穿底线，导致身败名裂。
案例：触犯政策底线，铁本惨遭搁浅
常州农民戴国芳以捡破烂起家，办起了自己的钢铁厂。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温，钢铁非常紧俏，戴国芳理所当然地想扩建自己的钢铁厂。他的兴建计划得到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常州除了梳子、景泰蓝等小工艺品外，特别需要一些大项目，来提升当地的GDP，大型钢铁厂当然是个好东西。
而戴国芳也是个合适的人，他是个典型的苦行僧，在常州以“五不老板”著称：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为了事业，把自己熬得骨瘦如柴，除了抽烟，没有其它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呆在工厂。
他的办公室里布满灰尘，没有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端茶送水，他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不热衷于政治公关，即使是国家部委级领导来视察，他也常常推托工作忙，而不去接待。
显然戴国芳是典型的对内竞底者，他家里的所有积蓄都投入工厂，即使作为亿万富翁上了富豪榜，也没有改变其对内竞底的本色。但这个农民实际上很专业、很能干，例如他和澳大利亚铁矿商谈成的铁粉合约价格，无论在当时还是到了2008年，都是国内钢厂中最低的。
常州政府的热情支持，使戴国芳的扩建项目从200万吨到400、600，最后定在840万吨，占地从2000亩变成9000多亩，投资规划400亿元。
而中国当时的政策规定，钢铁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戴国芳获准立项的机会非常小。
为了抓住机遇，戴国芳在当地政府的默许和授意下，开始向这条审批政策竞底：他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先后成立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
戴国芳事后说：当时所有手续都是政府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戴国芳对这一项目充满信心，他很自豪地表示“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后来有人认为，正是这句话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从而让他惹祸上身。
戴国芳所看中的钢铁业，是受垄断保护的重工业，存在着随处可见的低效率和高利润，他以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竞底精神，自然能找到大量的赚钱机会，因此，铁本的一切进展顺利。
直到2003年底，国家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新一轮暴风骤雨式的宏观调控开始了。
很快，铁本项目引来国家九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专项调查。
为了保住项目，戴国芳病急乱投医，他按某些“谋士”的意见，进行自我竞底，交出一份自查报告，承认收购价值十几亿废旧钢铁中，曾虚开发票两亿元，抵扣税近2000万，并于第二天迅速补交了税款。
但他的自救失败了。2004年4月19日，戴国芳因“涉嫌偷税漏税”，协同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亿万富豪仅有的8万元积蓄被彻底查封。4月29日，铁本的五大问题被高调公诸于世：违规审批、占用耕地，套取贷款、偷税漏税，等等。
两年后，戴国芳在常州中级法院受审时，罪名却和这五大问题毫无关系，只有他自己给自己查出来的“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而实际上，当时对国内的废铁回收行业，税务总局曾专门规定“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反有关税收规定，不应定性为虚开。”
因此，戴国芳在法庭上痛苦流涕、声泪俱下：“人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吃官司？”令不少在场者深受感动，唏嘘不已。
而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铁本被严厉查处的同时，上海宝钢正在大上投资65亿元的中国钢铁业最大合资项目；澳大利亚博斯格投资17亿元的钢铁项目，从递交申请材料到颁发营业执照，只用了7个工作日。
更富有对比意义的是：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曝光的，同样违规审批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最终却死而复活。
对建龙的“奇迹”，铁本的几个原高层认为，这是因为“建龙的几位董事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而戴国芳只是个纯粹的农民，不会搞政治，否则，铁本是通过江苏省批准的，而建龙甚至还没通过浙江省的批准，但为什么人家没事，就该戴国芳倒霉？”“他从不巴结政府，也没请过市领导吃一次饭，就是九部委来查，也没查出官商勾结的行为。”
政策底线，究竟是什么底线？也许戴国芳的例子，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
戴国芳触碰政策底线的代价是：亿万财产灰飞烟灭，如今只靠政府每年发给的10万元生活费度日 案例：华为员工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中国企业中，华为以管理规范，员工执行认真，素质优秀而著称，但同样存在政策竞底的现象。
如公司规定中午吃饭从12点5分钟起，禁止提前到食堂就餐。对这项小小的政策，华为也秉承一贯落实到位的精神，设立了考核办法。而考核的标准是检查刷卡买饭的时间，如果买饭时间早于12点5分，显然就是违反规定。应该如何扣款扣分，自然也有严格标准。
但有的员工很“聪明”，他们看出这个规定的漏洞，就和食堂员工沟通好，提前先吃饭，等慢悠悠地吃完饭，时间早过了12点5分，然后再去刷卡，自然不会违规。
从以上二个大小不同的案例可以看到，在竞底文化的作用下，中国只要有政策的地方，就可能存在对政策的竞底。要改善这种情况，一要消除竞底文化；二要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倾听下层的意见；三要加强监管。
10、环境底线
环境底线有两类表现形式：
一是为了谋求发展，不惜毁坏优美的自然环境，将以往适合于人和动物生存的环境，打到不适合的底线。如过度砍伐、过度放牧造成的水土流失、荒漠化和沙尘暴、泥石流，畸形发展高污染产业导致的江河、空气严重污染。
尽管中国人知道，并在文字上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常常认为：“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环境是合理的。”而这个所谓的一定程度，到最终就成了不可容忍的最终程度。
也许有人会质疑：发达国家不也曾发生过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吗？如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那他们不也是以环境为底线，进行竞底吗？
但只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区别：发达国家发生环境公害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对某种做法的长远影响，并不能预先确定。他们在发生某种环境污染后，往往会痛定思痛，制定严格的防范措施，使这种污染再次发生的概率，大大减低。
实际上，他们重复发生同样的严重污染事件，确实不多。
而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对前人所犯的错误，没有可能不了解。任何一个决策者都不可能不清楚：将造纸厂、电镀厂的废水，不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但中国却依然不断变本加厉地，重复前人的错误。
这就是竞底。
牺牲自然环境，已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因此我们不再赘述。但为了经济发展牺牲人文环境，则较少被人关注：
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拜金主义、掺杂弄假，在中国日益泛滥、猖獗，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薄弱，个人的道德水准下降，使整个人文环境向底线滑落，这也是竞底式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案例：美国朗讯公司向中国电信官员行贿，违反美国《反海外贪污法》
2000年到2003年，朗讯邀请约1000名中国国有电信公司官员赴美国或其他地方旅行——这些国企都是朗讯的潜在客户或已有客户。而官员们在朗讯的内部记录中常常被标为“决策者”，指其能带来新业务。
这些官员在美国只花很少甚至不花时间去参观朗讯公司，而大多在各个旅游点如拉斯维加斯、大峡谷、迪士尼世界、纽约等地游玩，朗讯为此支付了全部费用，朗讯把这些旅游归类为“售前”或者“售后”项目，取决于朗讯是想从这些客户那里获得业务(“售前”)还是对已有合同关系(“售后”)的酬谢。
朗讯为55宗“售前”旅行花费超过100万美元，为约260宗“售后”旅行花费900万美元。
为此，朗讯的四名中国高层管理人员被同时解聘，并最终被罚款250万美元。
中国与此事有关的近千名电信官员，却无一人因此事受到处理。
中国有句古话说，“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海外做生意相对清白的朗讯，到了中国，竟成了行贿者，到底是中国的环境使然，还是他们积极主动以行贿为武器，污染了中国的商业环境，这也许只有朗讯的中国高官们才能真实回答。
案例：脑白金广告：史玉柱对中国人文环境的竞底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节庆喜日或平常处于交际、应酬的需要，肯定会适当地互赠礼品(如月饼就是典型的应节礼品)。但送礼之风一经过头渲染，就容易成为世人的某种负担，甚至贪官收受贿赂的有效手段，因此，送礼之风不可长。
竞底怪才史玉柱在兵败巨人大厦后，经过三年的对内竞底，终于鼓捣出一个名称闪闪发亮的玩意：脑白金，以此重现江湖。
这脑白金虽然名称闪闪发亮，但实质上主料不过是美国人早就玩腻了的褪黑素。麻省理工学院的乌尔特曼是研究褪黑素的专家，他说“没有证据表明，褪黑素对人的寿命期望值有任何影响。”
美国专家还在一个专门的研讨会上警告：市面的褪黑素产品剂量太高，会造成低体温、不孕、降低男性性欲的负作用，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低剂量使用。
1997年，中国卫生部给脑白金批准的仅仅是“改善睡眠，润肠通便。”但史玉柱们使用掺水式竞底策略：在一本随脑白金附送的小册子中，它的功效被扩张到降压、抗癌、内分泌调节等数十种，还居然能提高性快感(虽然国内外普遍认为它会抑制生殖功能)，甚至能“推迟更年期十五年”！
同时，该书堆砌了大量没有出处的史玉柱式神话，比如说“美国五千万人疯狂抢购”“价格被炒到白金的1026倍”“克林顿、教皇保罗二世也服用脑白金”。
如果仅靠小册子中这种不着边际的竞底式宣传，脑白金想打开市场绝无可能。史玉柱深知在中国，广告的力量和影响是多么巨大，他自然不会不善加利用。
脑白金的广告非常奇特：作为保健品广告，它一字不提脑白金是个啥玩意，有些什么作用。而是完全将它作为一种最佳的首选送礼工具，来直白通俗地大肆宣传。在很多人看来，这一系列广告一无是处，业内人士斥叱其毫无创意，土得令人恶心。
但正是这些被人喻为“第一恶俗”的广告，使脑白金创下几十亿的销售额，让史玉柱咸鱼翻身。
对人文环境的破坏，远没有对自然环境那么直观，容易被人觉察，竞底怪才史玉柱正是钻了这个空子。脑白金的恶俗广告和史玉柱的竞底做法，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中国大地横行无碍。直到2008年7月30日，中国广电总局社会管理司副司长在“城市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现场交流会”上，指出对于一些虽不违法，但内容低俗，对社会风气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广告，也要在审查监管中严加把握。他举例说，根据举报，观众对“脑白金”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送老师，送亲友，送领导”广告很反感，他说“一个很纯洁的小孩，知道什么是送礼呀？(这些广告)会误导下一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非常恶劣。”
显然，广电总局的这次会议为史玉柱们设置了新的人文环境底线，相信这也难不到他，史玉柱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又鼓捣出符合底线范围的新的恶俗广告，然后迫使广电总局再次提高底线。
社会就在这样不停的博弈中朝前进步。
环境底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利用不适当的恶劣环境，以降低综合成本。
案例：厕所旁生产的美味哈根达斯
2005年6月16日，深圳罗湖质监局按群众举报，前往振华大厦的一套三居室小作坊。没想到这个无牌无证的地下作坊竟是哈根达斯深圳品牌经营店的正宗“加工厂”，供应着深圳哈根达斯全部五家品牌经营店的货源。
执法人员很难相信这种所谓“冰淇淋中的劳斯莱斯”竟然会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出来：一进门的右手边就是卫生间，卫生间的门敞开着，里面散乱地放着几双鞋，晾着刚洗过的袜子；而再过去，客厅就是“加工车间”，一个大大的半人高的垃圾桶放在正中央，沿着客厅的墙壁摆满了工作台，烤箱。
最后经过查证，这确实是哈根达斯深圳公司的加工厂。
质监部门依法查封了这家非法加工厂，并将现场和已发运到各销售店的哈根达斯冰淇淋蛋糕全部销毁。
这种击穿环境底线的做法，使哈根达斯陷身“厕所门”，声誉受到极大影响。至今每当我走过万象城的哈根达斯漂亮的销售点时，心里总免不了涌起一片疑云，它是厕所旁生产的吗？
11、时间底线
有相当多的工作，存在着一个必须完成的时限，超过这个时限，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个时间也常常会成为对手竞底的武器。
案例：艾柯卡用时间底线对克莱斯勒工会竞底
美国汽车巨子艾柯卡在接受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公司后，他觉得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压缩开支，而第一步就是降低工资。
他首先降低了高层管理人员工资的10%，自己也将年薪从三十六万美元降为一美元，随后，他对工会领导人说：“每小时十七元的工作是有的，二十元的一件也没有。”
工会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双方僵持了一年，罢工断断续续，始终没有进展。
后来，在一次罢工中，艾柯卡忽然将工会代表们召来说：
“你们这种间断性的罢工，使公司无法正常运作，如果明天上午八点还不开工的话，将有另一批人顶替你们的工作。”
工会代表原本想通过谈判，在工资问题上取得新的进展，他们为此作好了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但没料到艾柯卡会这么直截了当地竞底。
经过短暂的讨论，工会基本上完全接受了艾柯卡的要求。
而在某些场合，时间是达到某种效果的必需资源，缺乏足够的时间，就不可能达到起码的效果。 案例：竞底式的相亲：上海白领相亲 1小时见千人
2008年某日下午，在上海举行的一个相亲会中，3000余位白领参加者，在1小时中可与超过1,000位异性见面。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3,000张门票通过婚介机构等渠道向社会免费发放。45岁以下的单身白领，只要凭身份证，便可以参与相亲。
在卢湾体育馆的大会现场，男白领排列成队，女白领走完整个队伍，需要1小时。主办方表示，每个参与活动的人都可以与超过1,000位异性见面。由于人数多时间少，不少参加者抱怨无法有更详细的了解。一位张小姐直言，在“检阅”过所有男性后，自己已经记不清将手中的“缘分卡”分别交给了谁，“和每位男士的见面时间平均为2-3秒，印象不深。”
显然，主办方出于良好目的，筹办了这次活动。但为了达到轰动效果，却用了竞底方法，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性因素，最终的实际收效不佳。
12、生理底线
生理底线就是人的生理承受极限，郭台铭的血尿哲学，挑战的就是生理底线。
对中国人而言，最根本的底线就是人的生命，即所谓“人命关天”，但这句话并不是说中国人重视生命，而是说在出了人命案之后，才想到该如何进行补救。
案例：山西黑砖窑的奴隶式生存之道
刘宗军是山西省太谷县任村乡东卜砖厂所有民工的真正竞底者，他请了一帮打手，控制着所有来自四川的民工。这些民工全部被安排在制砖、晒砖、砖窑等粗笨、繁重的岗位，每天凌晨四点就得上班，晚上十二点才能下班。砖厂对民工的吃饭时间也做严格限制，超过时限下一顿就没饭吃。民工们不能打电话、发信，他们没有从砖厂拿到分文。
刘宗军监督民工多干活、多生产，任何影响生产效率的行为，都会受到严酷的惩罚，他发明了“跑窑”的惩罚方式，即让受罚者绕着烧砖的大窑奔跑，直到体力不支倒下为止。他的规矩是：只要有一个民工触犯了他，所有民工就得全部跑窑。
对刘宗军来说，一个民工就是一笔财富，少一个民工就少一笔进账，为了防止民工逃跑，他晚上派人把守工地大门，上班派人监工，但即使这样，还是不断有民工逃跑，连刘宗军的堂弟也不堪压迫，逃跑被抓回后，被刘宗军用方铲暴打一顿，最后连铲把也打断了，身上的伤口缝了二十八针。
砖厂的黑窑奴工被打死，有的直接被扔进黑窑里烧掉，有的则被偷偷埋葬，一些“黑奴工”、“包身工”、“童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样的黑砖窑，在山西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产业链：
拐骗绑架，集中运输，讨价还价。这是贩卖人口的链条；
黑窑主打点当地关系，应付各种检查，包工头雇用打手，购买奴隶进行生产。这是黑窑运转的产业链。
虽然黑窑奴工的生存状态极差，但这个产业链的利润，却是难以想象的微薄：一般窑主支付给包工头每一万块砖360元，这360元在理论上是包含工人工资的，窑主每一万块砖只能卖1000元，除了要付360元给包工头外，还得承担场地、材料、机器设备、工商税务等方面的费用，还得打点有关的方面，这样窑主一年辛苦下来，也只有三五万元的收入。
而人贩子每诱骗来一个奴工，可得介绍费400-500元。因此，很多黑砖窑的包工头和打手就尽量诱骗自己家乡的人来做奴隶，成了“老乡骗老乡，老乡拐老乡”。而当他们把老乡诱骗到黑砖窑之后，为了对他们进行竞底，则最终演变成“老乡打老乡，老乡杀老乡”的惨烈事件。
黑砖窑在山西并不罕见，仅2007年5月就查处了3000多黑砖窑。同时黑砖窑也不仅仅只在山西存在，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也同样被揭发出黑砖窑炉工事件。
黑砖窑暴露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竞底式生存状况，它挑战的就是人的生理极限。
案例：对生理底线竞底：航空公司省成本 飞行组员3变2 ，飞行员累到打瞌睡
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由于不景气，航空公司缩减营运成本，原本三人执行的加强组员飞航任务，日前悄悄缩减为两人的标准模式，因而发生飞行员体力不支、打瞌睡，甚至在飞机进场准备降落时，遗漏航管人员指示等严重危害飞行安全的问题。
另外，也有飞行员向“行政院”飞航安全委员会投诉指出，航空公司在航程八小时以上的长程航线班机，未装设供飞航组员休息的卧舖，易使组员疲劳，影响飞安。
一位外国籍飞行员向飞安委员会举报说，该公司一航线之单趟飞航时间约八至九小时，部分时间为夜间飞行，由于飞航时间较长、且飞航组员于一段时间内连续执行此种任务，因此公司过去都派遣加强组员（三人）执行，近来因成本考量，而改派标准组员（二人）。
飞行员表示，某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副驾驶因体力不支，而几次在航程中打瞌睡；飞机要进场时，遗漏了几项航管指示，还好飞机最后平安降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自己也必须利用各种方式保持清醒，也曾听闻有组员执行该种任务时，半数的时间都在打瞌睡！
飞行员指出，台湾民航法规定的标准飞航组员时间限度为“连续二十四小时内，国际航线飞航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已经超越体能所能负荷范围，也高于世界各国普遍订定的八小时。
看来，台湾同胞的竞底，也是相当直截了当。同是中华文明，竞底是没有台海之分的。
13、心理底线
与生理底线相比，向心理底线的竞底，则更为隐蔽，也运用得更为广泛。
心理底线较为广泛，它通常包括心理承受力。现代社会在审讯嫌疑犯时，由于不能使用肉刑逼供，审讯者会争取将对手打到心理承受力的底线，使其不得不坦白。有很多自杀的人，也是被击穿了这类底线，从此结束痛不欲生的生命。
中国企业中喜欢使用的另一类心理底线是：强制性的激情。
激情是个美好的东西，它源于强烈的动机，即热爱。但企业中很多枯燥乏味的工作，刻板的管理制度，沉闷的说教，常常使员工无法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此时要求他们保持高昂的激情，正如男妓面对一个无法让自己勃起的老富婆，为了“业务”却不得不勃起一样，这自然是一种心理折磨。
另外，象民族感情、文化偏好、消费习俗之类的因素，也会成为某种特定群体、特定时刻的心理底线，这也是竞底者务必注意的问题。
案例：丰田广告挑战中国人的心理底线
上世纪90年代初，丰田的汽车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可谓相当经典而霸气。但很快由于经营策略的问题，丰田汽车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被“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桑塔纳轿车所取代。
2003年，丰田进口其“PRADO”普通越野车到中国销售。PRADO的本意为“平原”，该车造型也并非霸气十足，但丰田为该车型取名为“霸道”，并为“霸道”车刊登广告。
在广告画面上，霸道越野车威武地行使在路上，而两只石狮则蹲坐在路旁，一只挺身伸出右爪，向霸道车做行礼状，另一只则低头作揖，配图的广告语写着“霸道，你不得不尊敬！”
看到这则广告，有中国民众立刻在网上表示了疑议和愤怒，他们认为石狮在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代表权力和尊严，丰田广告用石狮向霸道车敬礼、作揖，极不严肃；而且“霸道，你不得不尊敬”的广告语太过霸气，有商业征服之嫌，损伤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一时间网友的声音迅速扩大，媒体也立刻跟进报道此事。
显然，近年来日本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遗留毒气弹伤人事件等等，一再触动中国人心里的历史伤痕，使相当多的中国人建立了敏感的心理底线，此次霸道汽车广告事件，无疑击穿了这条敏感的心理底线，以致引发各方的强烈反应。
随后，丰田公司启动危机公关程序，在各大媒体和主要网站上刊登道歉信，向中国人道歉，而新款霸道车的销售，理所当然地遭遇了滑铁卢。
与丰田公司相类似，日本立邦也发布过一条名叫“龙篇”的油漆广告，画面上有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亭子的两根立柱各盘着一条金龙，左边的立柱色彩暗淡，但金龙紧紧地攀附在柱子上；而右边的立柱因为涂了立邦漆，闪闪发光，金龙攀附不住，无奈地跌落到地上。
这条广告由于龙的跌落，击穿了自喻为龙的传人的中国人的心理底线，也掀起轩然大波。这一事件除了广告制作公司出面道歉外，日本立邦置身事外，并无任何声明和解释，但却被作为策划失败的教训，写入大量商业文章和案例。
案例：华为的自杀事件与心理底线
华为在频频出现自杀事件前，是一家漂亮的高科技公司：员工薪酬好，企业增长快，与跨国公司在主流市场以主流产品竞争，毫不逊色，整个社会对它基本上是赞誉一片。
但众多的自杀事件，使人们本能地意识到：华为已濒临底线。这才引起社会对华为的运作模式、企业文化开始反思。
心理学的存在分析理论认为：人的空虚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确实空虚，或没有表现情感的潜能，而是由于人们感到自己既不能对外部事物加以控制，也无法对别人施加影响，无力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这种无力感诱使人产生强烈的失望感，于是便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要求和情感，久而久之，使人变得更加冷漠无情，陷入更深的空虚和孤独之中。
任正非虽然在华为内部是至高无上的竞底者，但他在大环境中，同样是被竞底者，他在2008年的感叹，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空虚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才是幼稚可笑的，不要有太多幻想。”
这种空虚感必然会带来深刻的孤独，人们越是想和别人建立联系来防止孤独，反而越感到孤独，环境的力量也会使人们抬不起头来，因此人们不得不默默地承受痛苦，不得不假意奉迎，这样就学会了如何“适应别人”“适应环境”，学会了和那些并不真正喜欢和尊敬的人建立联系，但与此同时却压抑了自己的个体性和存在感，自己的内在潜能也得不到充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焦虑，焦虑到底线状态，则会有绝望、轻生的情绪产生。
这种情结浓重到极限，就会产生自杀行为，而任正非多次坦言，自己常常有活不下去的感觉。
有知情者说：身处技术更新极快的IT业，同时又以“狼文化”为企业文化，华为公司内部管理非常严格，加班时间长、业绩目标明确的管理特点给员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相比面对面交流和电话交流这两种更为直接的沟通方式，大部分技术人员普遍更喜欢采用E-mail这种交互性比较差的沟通方式，从事技术工作的员工在与人沟通方面相对欠缺交互性，工作环境的压力加上人际交流的阻碍，构成了华为员工沉重的枷锁。
从简单的报道来看，华为员工的自杀，大多是因为走到了心理底线：
2007年7月18日下午，年仅26岁的华为员工张锐，在深圳梅林某小区的楼道内自缢身亡。
当年4月，张锐应聘华为并被录取。5月14日，张锐与华为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对此，他很高兴，还打电话告诉了父母。但张锐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和他住在一起的表弟首先感觉到了这种变化。表弟说几天之后张锐就有些不高兴，晚上经常失眠。他问张锐是否工作压力比较大，张锐说表现不好就会被主管批评，还要经常加班。1个多月后，父母接到了儿子的电话。张锐表示，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他想不干了，并征求父母的意见。对此母亲明确表示不同意。由于惦记着儿子，母亲催促父亲去深圳劝说孩子不要放弃这份工作。7月1日，张锐父亲买了张站票，带了个小板凳坐车到了深圳。在父亲的劝说下，张锐逐渐恢复平静，同意继续工作。3天之后，父亲回到了武汉老家。
但几天之后，张锐再次打电话回家表示准备辞职，老父只好第二次来到了深圳。７月１７日，进入公司６０多天从没请过假的张锐向主管请了一天假。晚上，他与父亲一起到小区附近散步。７月１８日，张锐又请了一天假。下午２时，他告诉父亲要出去，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张锐选择了以自缢这种方式与亲人告别，没留下一句话，身后只有因上大学欠下的５万多元债务。
在张锐死后，华为方面向家属表示：华为公司的员工的确都有压力，但对于张锐来说，压力实际上远没到把他击垮的程度。张锐进入华为只有６０多天，没有转正，也不能独立承担项目。张锐性格比较内向，“外人很难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最后，华为人事部付部长以典型的华为立场说：“张锐选择了这条路，将痛苦留给你们，也给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就是一个竞底组织对一个鲜活生命夭折的“一般”结论，透着无尽的冷漠和冰冷，但没有忘记
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2007年8月11日17时30分左右，在长春市国联小区，华为长春办事处员工赵炳与人在电话里争吵20分钟后，纵身从7楼跳下身亡。
据了解，该7楼正是华为办事处。事发后，办事处迅速下令封锁消息，各主管分别通知下属员工，禁止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及公安机关调查。
而据网友的贴子称，在赵某跳楼时，办事处正在做所谓的培训，这种培训“每周至少一次，都是在周末，强制参加，不参加的会受处罚”。 据称，赵某临终前接的电话极有可能是其主管张某打来的，张某因赵某未参加培训，在电话中严厉批评赵某，以致其过分激动，最终跳楼自杀。 网友分析，“办事处不合理的销售指标，多的不可理喻，强迫性、几乎与员工无关的会议、培训又在此次惨剧中充当什么角色呢？”
2008年2月26日下午13时左右，华为成都研究所员工李栋兵跳楼自杀。
2008年3月6日中午12时20分左右，华为公司深圳坂田研发基地科研中心F2餐厅内，正在吃午饭的男员工张立国突然起身跃下3楼栏杆，坠落1楼砸中餐椅身亡。
2008年6月，任正非在优秀党员座谈会上，发表《人生是美好的，但过程确实是痛苦的》，回应社会对华为自杀事件的议论，其中谈到：
“近些年来有员工自杀，大多数是个人原因，有些进来也就一个月不到两个月左右，时间比较短。我们忽略了心理测试，对他们的心理关怀也不够。
“整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已经很宽容了，同性恋在这个社会上也不会受到太多的谴责和歧视！你既然有这么大的精神压力，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呢？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说明你认为它是正确的，是你的追求，那你怕什么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很多员工面对生命过于草率，实在不好，不好。特别是工作没有成绩啊，决策失误啊，走向这一步，更不好！我们有的员工的精神包袱太大，在这个进取的团队里面，落伍了就感到有点压力。”
显然，任正非并没有反思自杀事件折射出来的华为文化问题，而是简单地将其归咎为“大多数是个人原因”，埋怨他们“面对生命过于草率，实在不好，不好。特别是工作没有成绩啊，决策失误啊，走向这一步，更不好！”轻描淡写地说他们的死是由于“精神包袱太大，在这个进取的团队里面，落伍了就感到有点压力”这正显示了第六章中“竞底者不能认错”的规律。
在这篇文章中，任正非也谈到了他的竞争观：
“美国竞争失利是因为他们薪酬太高而失利，而不是因为华为的崛起使他们失败了。所以美国很多要人跟我交流，我就讲是你们失败是因为你们的薪酬点太高了”
听话听音，任正非的言下之意是：华为竞争胜利的原因，是由于薪酬相对更低。这也正印证了华为的竞底特点。实际上，华为的行业对手确实指责说：华为“奇迹”无非是低廉的价格，加上无所不用其极的市场策略。华为带来的恶性竞争，最终让行业参与者都没有好日子过。
竞底，实在是一把双面刃，用于他人，则他人难受；用于自己，则自己难受。
但竞底确实能带来一时的竞争力，有时还会迸发出闪亮夺目的光彩，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快速工业化；如希特勒在短短几年内，就通过扩张军备重振德国雄风。这些辉煌都曾让世界为之震撼，更让不少顶级学者为之着迷，认为极权、独裁有利于社会发展。华为今日的成就，比起这些超级竞底高手，连九牛一毛都不能算。但如今这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庞大帝国，只作为人类的历史教训，被人提起而已。
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帝国走的不是竞优策略，没有为人类真正增加价值，一旦时机来临，人类将弃之如敝屐。
华为的未来又将怎样呢？我们将在第七章的案例中进行探讨。
在实际操作中，一项竞底行为往往会面临多种底线：如经营一座血汗工厂会挑战生理底线、心里底线、环境底线、法律底线等；争取某个合同会遇到风险底线、道德底线等等。这种多条底线同时发生作用的情况称为综合底线。
当然，为了使竞底能不断进行下去，竞底者会不断尝试，还会有花样翻新的新型底线出现，越是新奇的底线，越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问题是，中国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这些偷鸡摸狗的方面，能昂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案例：击穿综合底线——长虹在美国遭遇巨额亏损
依靠垄断彩管和率先打价格战的竞底策略，长虹勉强爬上了中国彩电第一的宝座，但靠这种低级竞底手段获得的优势，很容易被对手超越。
2001年，重掌大权的倪润峰为实现长虹的海外战略提高销售额，迫不及待想打开美国市场。
竞底战略一直强调“哪里有需求，哪里就可能被竞底；哪里的需求越强烈，哪里就容易被竞底得更厉害。”
倪润峰迫切想进军海外市场的需求，首先就让自己处于潜在被竞底地位的不得地位。在数度赴美考察后，长虹与美国APEX董事长季龙粉达成了合作意向。
这季龙粉虽然留学后定居美国，但到底是个中国人，对竞底的那一套策略非常熟悉：他在美国做生意，靠的就是低价竞争和赊销，一台APEX的DVD，在沃尔玛只有39美元。而对国内供应商，季龙粉则千方百计先拿到货，再千方百计拖延付款。
中国的许多大公司，如上海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的天大天财以及宏图高科等，都吃过季龙粉的亏。
但倪润峰病急乱投医，最终还是选择了声名狼藉的季龙粉。
在长虹的这个案例中，也许存在某种“神奇”的原因，它轻率地突破了机制底线：中国公司做外贸，通常以T-T(现款现货)方式，或不可撤销信用证(货到由银行付款)两种方式，这可以较好地保证中国公司货款的安全性。但显然，长虹为了达成与季龙粉的合作，跳过了这条机制底线，采取了先铺货，销售后回款的商业模式，将中国人生产的彩电、DVD等等，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APEX。
但季龙粉却总是以质量问题或货未收到为借口，拒付或拖欠货款。
如果作为一个正常的商人，在这种形势下，一定会断然停止向美国发货，并开始追讨货款，但也许是在某种“神奇”力量的作用下，长虹不断放宽自己的心理底线，使APEX欠长虹的货款如雪球般迅速膨胀，直到46750万美元。
甚至到这种局面，长虹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被打到底线，它还想极力掩盖已经出现的问题。2003年3月5日，《深圳商报》刊登“传长虹在美国遭巨额诈骗，受骗金额可能高达数亿”一文。对此，长虹反应相当激烈，认为该报导给他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们通过绵阳市委紧急致函深圳市委，希望《深圳商报》对失实报道予以澄清，并公开声明：保留采取法律途径解决的权利。
长虹竞底式的危机公关发生了作用，《深圳商报》不得不在显要位置对此事进行了澄清。
但长虹被打到底线的严酷事实，却不会因为这种无聊的危机公关而消失。仅仅一年后，长虹就不得不在公告中宣称，公司应收APEX账款4.67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38亿美元。
这一次长虹的被竞底，不仅带来数十亿的直接损失，还导致中国彩电企业集体在美国遭遇反倾销，损失不可估量！
有业内人士这样评价倪润峰：他的口号非常漂亮，“大市场，大外贸”，是个权威型领导的典范，蔑视游戏规则，无情地颠覆游戏规则，并擅长以自己的方式重建新规则，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
所有这些，正是最典型的竞底者特征。
但这一次，竞底者倪润峰却在美国，遇到了比他更厉害的竞底者季龙粉，因此被深深打到底线。
2004年10月，季龙粉在深圳被拘捕。2006年4月，他与长虹签订和解框架协议，但直到2007年7月，才将一些股票作价将6000万归还长虹。
这6000万股票的作价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按这样的还款速度，38亿欠款何时才能还清呢？这是否又是长虹在以敷衍塞责的方式，对广大投资者竞底呢？
四、不断变动的底线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也是进化最快的地方。对中国的竞底者们来说，所谓的进化，就是越来越适应更严酷、更苛刻的底线。
在前面电话机厂的案例中，最初大家都用铅做加重块，这是第一条成本底线；李志强率先用不锈钢代替了铅，将成本降下1元多，很快，他的对手相继跟进，于是形成了新的底线；接着有人发现用铸铁代替不锈钢，能进一步节省成本，这回轮到李志强向他的对手学习了。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体现在这里，就是底线越来越严酷：谁不能适应新的底线，谁就像池塘里缺氧的鱼，开始呼吸困难、渐渐将窒息而死。
有时，底线就像拔河比赛中双方之间的那条中线，是竞底者与被竞底者双方之间博弈的结果。竞底者强大了，就能操纵底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移动，反之亦然，如果被竞底者强大了，虽然他们一时还不能赢得竞底者的地位，但仍然可以使底线稍稍移动，让自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案例：家乐福与上海炒货业的博弈
国际上的大卖场主要通过两条途径盈利：
一种是通过收取进场费和咨询费等来赚取利润，供货商不必把自己的详细的利润成本清单，罗列给大卖场，这类模式的代表是家乐福；
另一种是大卖场通过先进的物流体系等有效方式降低成本，赚取利润，但要求供应商向大卖场提供详细的利润成本清单，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沃尔玛。
相对于众多的供应商来说，大卖场显然就是竞底者，他们制定的采购规则和格式合同，就是底线之一。
2003年6月，上海炒货的会员企业由于不堪家乐福的沉重竞底，双方沟通谈判失败，断然宣布停止向家乐福供货。
而家乐福向会员企业所收的名目繁多的进场费也浮出水面：
法国节日店庆费 每年10万元
中国节庆费 每年30万元
新店开张费 1至两万元
老店翻新费 1至两万元
海报费 每店2340元，一般每年10次左右
堆头费 与海报同步，每店1500元
新品费 3.4万元
人员管理费 每人每月2000元
堆头费 每家门店3至10万元
服务费 占销售额的1.5%至2%
咨询费 占1%；送货不及时扣款：每天千分之三
补损费 产品保管不善，无条件扣款
无条件退货 占销售额的3%至5%
税差 占5%至6%
补差价 发现任何一家商店价格低于家乐福，就要给予家乐福相当数额的罚金
如果仅仅是按表上列明的收费，企业也许就忍气吞声了，但实际上，有企业却反映“节日里促销的堆头费简直是见风长，平时一个堆头1500，春节翻倍我们也就认了，可真到了春节前夕，堆头奇货可居了，家乐福也不管合同不合同，张嘴就涨四倍，一个堆头就12000了，这是什么世道？！”
也有的企业叫苦说“就像海报费，每次付2000元，并要付17%的增值税，也就是说实际上付2340元，但家乐福开的却是5%的普通发票。这样一进一出，就差了12%，每年累计起来算，家乐福光海报费就收了我们80万。另外，中国的节庆日生意好，要我们交钱心甘情愿，但法国的节庆日和中国开的商店有什么关系呢？每家企业交10万，1000家企业，就这一项得付出上亿元。”
有商界人士称，在这样的竞底条件下，为了生存，留在家乐福内的炒货企业不惜以次充好，设法题内损失题外补，这就形成了供应商对广大消费者的竞底。
谈判破裂后，炒货协会对家乐福提出了“11条建议”，包括新一年合同的费用应在原有基础上降50%，退货价格应按进货价格计算，所有收费价格应是含税的，等等。
但家乐福的反应十分冷淡，对这11条建议根本不予理睬，甚至不认可协会的代表性，只愿意与供应商单独分别协商，以便分而治之。
在这次博弈中，家乐福体现了一个成熟竞底者的专业风范。他们对此事保持十分谨慎、低调的态度，公关部门不发表任何言论，不接待记者，而负责人的电话也无法打通，他们抱定了一个宗旨，就是想对供应商分别竞底，各个击破。
在苦苦僵持一个月后，此事终于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称之为“家乐福炒货风波”。
2007年3月下旬，上海炒货协会宣布与家乐福的博弈，取得阶段性胜利，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努力，修正了以往由家乐福单方面制定的底线。
但对于新的底线，上海炒货协会却语焉不详：“家乐福已同意今年各炒货厂家与其签订的合同中不再增加新的进场费用，同时部分有分歧的进场费用将给予适当调节。”
也许作为一个被竞底者，这就是在和竞底者博弈时，能争取到的最佳结果。
五、击穿底线和突破底线
案例：竞优和竞底——挑战底线的两种模式
毋庸置疑的是，人世中的任何一项竞争活动，都带有挑战底线的色彩：
两国之间的战争极限性地考验了两国人民对流血、恐惧、苦难的忍受力底线，也最大程度地考验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对正义的理解，这些构成了国家的精神底线；
竞技体育显示了最浓厚的挑战底线色彩，各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国家纪录、省纪录、市纪录、校纪录，就是一条条明确规定的底线；另外，同台竞技的对手的成绩，也是不明确的未来底线。
但挑战底线存在二种方式，以体育训练为例：
有些人通过加大训练中的科学因素、刻苦训练，并使训练的支出符合自己的经济水准，以此来挑战底线，这会使人类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变得更快、更高、更强，这是一种竞优。
但也有人为了一时的荣耀，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服用违禁药物，或不顾客观经济能力勉强为之，这种挑战底线的方式，就是不值得提倡的竞底。
竞底者与底线的关系，犹如站在板凳上的活人与套在其脖子上的绞索之间的关系，只要处于竞底色彩浓厚的环境下，脖子上的绞索就不可能取下来。
竞底的残酷性在于，如果竞底者无所作为，随波逐流，那么必然面临被淘汰的结局，因为底线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在对手们的不断竞底中不断抬高，犹如绞索越抽越紧，因此，竞底者必须有所作为，他既要全力摆脱对手强加给他的竞底，同时也要抓紧一切机会对他们进行竞底。
这种作为可分为两类，一是竞底者通过智慧、坚韧、外界关系甚至运气成功地将底线推开，或让自己离底线更远，我们称之为突破底线。这就如同板凳上的人设法将绞索套得更松一些。
以李志强的电话机加重块为例，当他用不锈钢代替铅，使自己的成本比对手低1元时，他就在1元的程度上突破了成本底线对他的限制。对竞底者而言，突破底线意味着竞底空间的扩大，因此是他们普遍追求的目标。
当郭台铭将鸿海从台湾搬到深圳成立富士康时，他就是要突破台湾工人薪酬高起的底线。他成功了，从而成为世界代工大王。
而另一家台湾企业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手机业务，当管理层希望随并购而来的德国员工也像台湾员工、甚至大陆员工那样工作时，他们是在试图突破德国员工效率低下的底线。但明基失败了，最终以亏损8亿美元壮士断腕，将这块业务抛弃掉。
面对底线，有些竞底者则会采取另一类行动，他们可能铤而走险、鲁莽行事，也可能实行鸵鸟政策，惘然不顾底线向他们不断逼近的现实。
这类行动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我们称之为击穿底线。击穿底线就如同板凳上的人，为挣脱绞索盲目地错误行动，不慎踢翻了赖以立足的板凳，绞索立刻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颈。
击穿底线常常会给竞底者带来灭顶之灾，即使通过重重危机公关，侥幸逃过一劫，也必然元气大伤。
当2008年9月，三鹿、蒙牛、伊利等奶制品厂被曝出产品中含三聚氰胺时，这些无良企业一直在玩的底线被彻底击穿，三鹿董事长及有关人员被刑拘，工厂停工并面临破产，其他公司也遭遇巨大的信用危机。
因此，如何既要竞底，又避免击穿底线，这是中国的竞底者们需要时时刻刻注意的问题。但这种感觉犹如刀头喋血，也是坐在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使人承担强烈的精神负担，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仅很少有幸福感，而且常常会患上心脏病、高血压、神经衰弱，甚至英年早逝就不是一件难于理解的事。他们也常常把自己内心的压力转嫁给公司的员工。
对平庸竞底者而言，底线是阻碍其行为的制约，同时也是保护他们前行的防护网。他们小心翼翼，力求不击穿底线。
而对强悍竞底者来说，底线能约束的只是对手，他们追求的是如何突破底线。
案例：联想努力奋斗，突破底线争荣誉
1988年，联想汉卡被国家评为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公布在《人民日报》上。但联想不满足只被评为二等奖，他们认为，评委把联想汉卡作为计算机辅助产品是没有看到它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巨大利益，这是很不恰当的，因此想推翻评选结果。按程序，必须在由50人组成的专家组中，找到至少10人联名要求复议，然后召开专家大会，让2/3以上的专家同意复议，才能改评一等奖。为此，联想按照50名专家的名单，展开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关攻势，本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终于有10名专家被竞底成功。
接着专家大会召开，联想汉卡被评为科技进步一等奖。
作者：月光之都 回复日期：2010-06-09 21:03:20 第三章 竞底精神与竞底实力
一、竞底精神
精神是人的意志、意识和心理状态。
竞底精神特别用于衡量：一个人能承受多大的竞底压力，能对别人施加多大的竞底压力，敢冒多大的风险。因此，竞底精神也可称为竞底意志。
直白地说，竞底精神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有多狠：
1、 对自己的狠。这种“狠”体现在对内竞底上，对应于《厚黑学》中的“厚”，即能否要求自己对一切不可忍之事忍耐；
2、 对他人的狠。这种“狠”体现在对外竞底上，对应于《厚黑学》中的“黑”，即对他人能否下得了狠心，下得了黑手。
3、 对风险的承受。从广义上讲，这种承受也可归结为对内竞底，因为巨大的风险会让人坐卧不宁，而这需要极强的忍耐性。
对内竞底的精神尤其体现在面对困境的时刻：
那些能够决绝地、义无反顾地面对异常艰难的困境，并不为困难压倒的人，拥有坚强的对内竞底精神；
而那些面对一般困难，即借故逃避，固守不前，对内竞底精神则相当贫弱。
在这种时刻，竞底精神就直接表现为忍耐。
由于数千年的竞底熏陶，中国的忍耐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和沉淀。中国人关于忍耐，有众多的说法：
退一步海阔天空、忍字头上一把刀、退而求其次、小不忍则乱大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逆来顺受、能忍自安、船到桥头自然直、君子有容人之量；
君子不念旧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守得云开日月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百忍成金；
……
爱因斯坦曾两次短期访问中国，他在旅行日记中，谈到对中国的印象：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但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天5美分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驽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驽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纯朴的劳动者……在劳动，在呻吟中，并且是顽强的民族。”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写道：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力更让欧洲人吃惊的了…我在中国期间，有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有的人还会为了几块钱卖掉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给别人去当奴婢，如果拿不到这笔钱，他们甚至会杀死自己的孩子…贪心是我认为的中国人最大的缺点，生活艰苦，挣钱不易，为了得到金钱，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外，很多人都贪污或者犯罪，有时仅仅为了几分钱，几乎所有苦力阶层的人都会甘愿冒生命危险。”
英国人麦高温说：“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不管他是商人、苦力、匠人，还是工人，他都给人一个这样深刻的印象，在他粗鲁和缺少教养的外表背后，有着强壮的身体以及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能迅速适应任何环境…中国人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也正是由于这种斯巴达式的忍耐和坚强，他们年复一年地靠着很少的粮食生活，像奴隶一样干着繁重的一层不变的工作，而没有一天的休息…特别要提出的是中国妇女的坚强并不输给男人，她们承受着痛苦和悲哀，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任，却没有一句的怨言。”
可以说，忍耐和竞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因为中国下层百姓无止境的忍耐，才使得竞底者可以恣意将他们打到底线；同时，也正因为百姓长期被迫生存在底线状态，他们又不得不练就出一身过硬的忍耐功夫。
中国人在无穷忍耐的同时，常常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漂亮的口号来激励自己，渴望通过异于常人的忍耐，往上爬到竞底者的地位，获得将他人打到底线的权利，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从奴隶到将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案例：柳传志的“折腾”人才观及忍耐成才
联想的柳传志有个观点：人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大赢家。他的这种理念，和当年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尽入我磬中矣”，所代表的意思非常相似，只是气魄小了许多。因此，从好听的一方面说，柳传志的人才观象唐太宗那么英明；从难听的一方面说，柳传志的人才观，比当代社会整整落后了一千多年。
但这种理念在中国商界却广为流传，奉为经典。
这样的人才观，表明柳传志本能地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竞底者，而把人才当成工具。什么叫经营好人才？就是要把人才的可用性，最大程度地压榨出来。这和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郭台铭的“血尿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拧毛巾哲学”要求将毛巾的最后一滴水拧干，“血尿哲学”希望手下不到血尿程度，工作还有潜力可挖。
当然，以上这些观念，都意味着竞底。
其实柳传志的这种观念，和山西黑煤窑使用劳工并没有两样。黑煤窑倾向于雇用身强力壮、驯服听话的劳动力，因为这样的人最经得起井下高强度劳动的折腾，也最能出活，也能经营得最好。
实际上在商界，柳传志就以喜欢折腾出名，他有句名言：人才是折腾出来的，折腾是检验人才的唯一标准。
有个故事说他当年的潜在接班人杨元庆，被他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骂了一通，杨元庆被骂得哭了（唉，杨元庆的竞底精神多么脆弱，真为联想的未来捏把汗）。他第二天给杨元庆写了封信，这封私人信件后来流传到了网上：
（你）只有把自己锻炼成火鸡那么大，小鸡才肯承认你比它大；当你真像鸵鸟那么大时，小鸡才会心服。这封信翻译成竞底语言则是：只有你的竞底实力非常大于下属时，你手下的被竞底者才会承认你比他们大；而只有你的竞底实力远远大于下属时，他们才会对你心服。（柳传志的这个思想，正符合竞底落差理论，在下面小节中将专门分析。）
柳传志靠着这种竞底功夫，将联想带成了国际企业，这表明竞底战略在中国有很深广的成功基础。有些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认为柳传志的方法非常适合中国现实，值得发扬光大，那么恭喜你，你具有一个竞底者所必须的“成者王候败者寇”的思想，在你看来，成功高于一切，而手段和方法都是为成功服务的。
话说回来，我们不知道，比尔盖茨找他的校友巴尔默来做微软总裁时，是否也像柳传志折腾杨元庆那样，好好地、反复地折腾了一阵子。但可以肯定的是，比尔盖茨绝对不是由于巴尔默抗“折腾”能力很强，有极高的忍耐功夫，而聘请他做微软总裁的。否则比尔盖茨应该到中国来找微软的全球总裁，到华为、黑煤窑、联想去找总裁，因为那些人的忍耐功夫，远远胜过美国人。
我们也可以对照来看看IBM董事长小沃森的人才观，他说：“我对IBM的最大贡献是我能够挑选一些年富力强、极富才华的人，并通过劝说、赔礼道歉、奖金刺激、演讲鼓励、当他们生病或出事故时和他们的妻子聊天……以及用尽各种我能够使用的方法，使他们相信我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对于忍耐，中国学者林语堂在上个世纪认为：
“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是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形……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中国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我们有句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内嵌执绋，老子和儿子朝夕复习，这种德行极力互相容忍……
“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
民众这种超强的忍耐力，所结出的硕果是“（民国期间）四川省一部分税赋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咒，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做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
“税赋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这样的底线实在太骇人听闻了！蒋介石政权不垮台，实在是天理难容啊！
而中国的积弱积贫，和中国人无原则的忍耐，自然有密切的逻辑关联。
案例：评任正非在2008年对华为优秀党员的训话
林语堂曾说：“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
他又举了两个例子，说西方母亲教育孩子“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而中国母亲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
林语堂在上个世纪痛斥中国人劣根性的这些话，我们可以在21世纪中国最先进的高科技企业中找到。任正非在2008年对华为的优秀党员的训话时说：
“我们一定要有点忍耐。我为什么有点担心呢？担心社会可能不忍耐。如果社会不能忍耐，出了乱子的时候，我们应严格要求员工不准发表任何政治言论，更不允许上街去参加什么活动……关键时刻你不能发表任何讲话，给社会添麻烦…你乱发表言论，你上街游行，我们是要辞退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才是幼稚可笑的，不要有太多幻想。”
对于任正非苦口婆心所阐述的这些道理，林语堂数十年前就评论过：“无可无不可本非高知之德性，而作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
任正非讲得对吗？当然，竞底者在微观层面上总是对的，就像皇帝应不应该把能干的大臣杀掉呢？从自家天下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当然应该，但从整个民族的角度，还应该吗？
从宏观来讲，皇帝的错误在于：他身居如此高位，却不肯站在全民族的生存发展角度思考问题；而任正非的狭隘在于：华为是中国的标杆企业，他却不肯承担一点改良大环境的社会责任！
忍耐者蝇营狗苟，只注重自己眼皮底下的私利。但即使如此，忍耐只能带来一时的微观发展。中国正是像任正非之类的忍耐者太多，以致2000多年的光阴飞逝，却没有实质的宏观进步。
实际上，象任正非、宗庆后之类的竞底者，也是用竞底来对待宏观环境的变化：只要环境许可，就尽可能地挣钱，不放弃最后一个银子；一旦觉察环境濒临底线，马上手持早已备好的绿卡或他国护照，飞去大洋彼岸，以使自己的人财二全，因此他们对改善宏观环境，只认为是纯付出的成本，兴趣索然。
中国竞底者在对下属洗脑时，很爱谈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他们最喜欢喊的口号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任正非也经常这样喊。但他可曾把这句口号，用在宏观环境和微观发展的方面？因为没有宏观环境的制度和文化保障，任何微观的一时发展（即华为今日的强大），也难逃“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隐患！
在竞底精神的对内方面，除了忍耐，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冒险。
中国人普遍相信“富贵险中求”，尤其对于缺少核心技术、大量资金、权力资源的普通百姓而言，要获得成功，除了百般忍耐之外，还必须敢于冒人不愿冒的风险。
对于冒险，中国人有不少语录：刀头舔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破釜沉舟、兵行险着、
冒险挑战的是风险底线，其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商业史上，因冒险而翻船的商人多如过江之鲫：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国首富”牟其中、爱多VCD老板胡志标、德隆唐万新兄弟、长虹倪润生……
为何失败者的墓志铭林立，而中国商界还有很多勇于冒险的故事呢？
一是中国人太多，即使99%的人不敢冒险，1%的人也有很大的绝对数量；
二是中国百姓的命贱，如陈胜、吴广、刘邦、朱元璋之类，即使冒险失败，能失去的也不多；
三是冒险的潜在收益巨大，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不爱冒险，因此冒险是一种稀缺资源，一旦冒险得手，成功的果实十分丰硕，成功的故事吸引着后人不断前仆后继；
四是中国人走向成功的途径太少，不得不兵行险着。
案例：华为和联想的事业高度 与任正非和柳传志的竞底精神
任正非勇于承担困境，善于用坚忍的意志克服困难，确实对华为的发展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在创业之初，不惜冒险借30%年利率的高利贷，前后投入一个亿，孤注一掷地开发万门程控。当时华为危难重重，险象横生，任正非曾在华为五楼的会议室对全体干部说：
“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和任正非相比较，柳传志的故事就失色很多。他曾亲自上门联系过客户，但却被人轰了出来，由于他常常要求下属“只有死攻，一定要不顾一切地把事情做完”，因此这一次他“在当时就是一心想做，要给公司其他人做出样子来，用这种事互相激励”。
凭着这个念头，柳传志咬紧牙关，排除万难，最终还是把生意做成了。
多年以后，柳传志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还对此事颇为唏嘘：“被人轰出去，那是什么感觉？我四十岁的一个技术员，被轰出去……”
这种低强度的羞辱，从未在任正非的言谈中被提及，因为他遇到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多，多到完全麻木，没有感觉，认为这样才是理所当然，而用自己的“狼性”，可以有效地将这种“困境”处理好。
从柳传志这番耿耿于怀的感慨，可以看出其对内竞底功夫，比任正非还差得较远。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同等条件下，吃的苦越“苦”，能成为的人也就越“上”。
联想和华为今时今日事业高度的差距，两位领头人的竞底功夫高低，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毫无疑问，任正非执掌的华为，表现出远远胜过联想的竞底精神，正如一头猛狮率领的一群恶狼，胜过一头犀牛率领的一群斑马。
对外竞底，就是能把他人能毫不留情地打到底线，为了自己的需要，丝毫不受人类感情的影响，不顾世间舆论的人，则拥有最强大的对外竞底精神。
中国人对此也有不少“血淋淋”的语录：无毒不丈夫、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除恶务尽、杀人如麻、草菅人命……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强势的竞底者，凭借毫不留情的对外竞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的“英名”留存在中国的青史上，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等，清朝的顺治皇帝在扫平中原期间，靠“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残酷竞底政策，大肆屠杀数千万平民。这些人由于他们的成功，而受到后人的景仰，也强化着后人的竞底理念。
中国有句古话说，“慈不掌兵”，这说的是带兵打仗是一项严酷的活动，心地仁慈善良的人难以胜任。竞底是要把他人或自己打到底线，同样需要铁石心肠。
李宗吾在《厚黑学》中将中国历史人物的成功秘诀，总结为“厚”“黑”两字。即为了成功，脸皮要厚，良心要黑——可谓点出了那些枭雄们的精髓。
实际上，《厚黑学》与竞底有共通之处，所谓的“厚”即对自己竞底要狠得下心；而所谓的“黑”即对他人竞底要下得了手。
不管是对内竞底还是对外竞底，都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否则，竞底者在别人的悲情哀告，或自己的艰难困苦面前，容易打退堂鼓。
案例：竞底精神的较量：华为与巨龙的比较
1996年，中国军人邬江兴率先开发出第一台大型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并通过部级鉴定。
是军人而不是一般科研人员先搞出这种民用设备，仿佛说明了当时军人较高的竞底性，在高科技领域也能发生作用(而此时，华为的任正非苦于资金与人才的缺乏，还未着手开发这一产品)。
1993年，华为才开发出相应产品。
1995年，为了将“04机”快速产业化，国家指定8家旗舰级国有通信设备制造商组建巨龙公司。95年年底，“04机”已开通2400多个局，市场占有率为20%。
据巨龙的内部人介绍，华为在开发08机时，曾“借鉴过‘04机’的技术”，这一传言虽未经证实，但却相当符合华为的狼性作风。
随即，一家纯国有公司和一家纯民营公司，在中国市场展开了博弈。
由于内部机制问题，巨龙不仅要与华为、中兴、大唐竞争，同时内部的多家公司也彼此竞底。为了降低采购成本，“04机”元器件的质量日益下降，售后服务捉襟见肘，用户紧急求救的事件遍及大江南北。
1996年，国家对巨龙开始第一次重组，有些安装“04机”的邮电局，开始拆下“04机”，换上华为或国外的产品。
在这段时期，国内厂家万门程控的技术日新月异，产品的底线越来越高，而“04机”却在原地踏步。
国家又于1999年两次对巨龙重组，2000年再次重组，大部分员工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这些重组，全部以失败告终。
因为“04机”的技术，掌握在邬江兴为首的军人手里，而巨龙的股权控制在国有大型企业普天集团手中，这两家国有单位为了争夺竞底者的地位，无法达成双赢的协议，无穷的内耗使巨龙根本没有对外竞底的能力，却成为华为的竞底对象。
2001年，华为销售达到255亿元，利润超过20亿元；巨龙只靠前几年国家照顾的一些海外订单生存，销售额3-4亿元，利润为-0.9亿元，从此巨龙在中国通信市场，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
＃2006年3月底，巨龙通信的资产总额为792.94万元，但负债高达792.27万元，其股东权益仅有4700元。而在2005年，巨龙通信的主营业务收入为805万元，不过亏损额高达445万元。2006年7月，普天决定出售巨龙公司，并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标价即为4500元人民币。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族通信企业沦落至此，不能不让人反思。＃
从巨龙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商界，没有强大的持续的竞底实力，即使凭一时侥幸，凭借巨额资源获得成功，那种成功也只是脉冲式的昙花一现，成功得越辉煌，失败得越惨烈。
而作为军人的邬江兴，他的竞底精神绝不比复转军人任正非差，否则他不可能率先搞出“04机”。但以他为首的巨龙，尽管拥有最为得天独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扶持，却彻底败于华为，只能说明巨龙的竞底精神，远远逊色于华为，因而酿成了最终的失败。
为什么竞底精神逊色，就会导致最终的败局呢？我们下面接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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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恶魔之吻2的连载？
哪里有连载龙日一，你死定了2
在哪个网站上连载风烟引2？？
在哪个网站上连载风烟引2？
有天使街23号2连载吗？
请问风烟引2还出不出了？网上有没有连载？
哪里可以免费在线观看电视剧深情密码连载2
泡沫之夏2什么时候能连载完
天使不曾离开2网上连载的网址.!!
谁有《1年3班恶男军团2》的连载？
恶魔的法则2，3 ，4哪里有连载？
求<诓你别想跑2>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