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国民党的抗战史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在战后相当长时间里，参与抗战的国共双方在写抗战史的时候，都不能摆脱党争的阴影，去实事求是地描写各种力量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不客观地看待中共就写不出完整的抗战史；同样地，不客观地看待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也写不出完整的抗战史。

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往昔党争的硝烟离人们越来越远。如今，上海的陵园里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的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进行的，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过，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不会悄无声息地过去。届时，中国大陆针对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最令世界关注的可能不是排场大小，而是当局承认和对待历史英雄的政治胸襟。而在此之前，修订大陆历史教科书因既有意识形态分歧而回避的国民党抗战史，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或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民党军队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而国民政府何应钦的说法则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300余万人。

各种抗日力量在不同的战场，从不同的角度发挥自己的作用，无论是平型关大捷还是百团大战，都是卫国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当然，真正对日开战后，国民政府统率下的各路军队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他们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

或许，在大陆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用***先生所说的一分为二来对待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抗战史和内战史适当分开，不失为一种选择。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参加过抗战的国民政府官兵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为祖国流过的血、出过的力，同样不应该被遗忘甚至歪曲。如果因为政治对立，在史册中留下的记录没有包括张灵甫这样一些在抗日战争中声名赫赫的战将，那么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史也就被抽离了不可分离也无法填补的部分。事实上，在承认他们曾经是共产党的敌人的同时，也承认他们是民族的抗日英雄，向人们呈现一部更为完整的抗战史，不但无碍于人们对历史的真实观照，更无损于人们对当局的尊敬和体认。

对此，美国内战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更何况中国内战的硝烟已经散去50多年。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的人民又何妨不可以尝试，在历史的反思中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和解文化与传统呢？

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典范。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的确有一些人认定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在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刻着“一心为公”。1870年，李将军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一个区别对待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而很长时间内，大陆对待抗战历史的态度并非如此。对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民党军队将士，不仅有过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因为他们也参加了内战。

1948年12月25日，***开列了一份43名重要战犯的名单，其中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曾是抗日名将。抚顺战犯管理所，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

同样地，如果我们翻开国民党1949年后写的历史，也同样充满着政治对立的情绪，国民党同样有自己开列的战犯名单。就连像雷震这样的人在台湾写文章批评国民党，都要借口“共匪”如何如何来指桑骂槐。由此可见中共曾经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里又是弄成了什么样的形象。

曾经在大陆某著名长篇小说“修订本序言”里被描述为 “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的“匪徒”张灵甫，也许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华民族而言，他是抗日战场上骁勇善战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被称为“跛将军”，却从未打过败仗。以在抗战期间对中国人民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

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民党军队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 号）。

当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曾被命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原本是一个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并于1946年 1月正式宣告结束，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结束了。中美合作所和军统局在对日作战中的功勋，同样应该被后人知道和记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巴黎屈服了，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在亚洲，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重庆还在战斗。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这一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曾经除了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60年。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开始了民间研究国民党抗战史的风潮，也拍摄了《血战台儿庄》等反映国民党军队抗战史实的影片。现在，胡宗南、汤恩伯等国民党抗战将领的故居已被修葺开放；而张灵甫已于2004年移灵上海的墓园（《凤凰周刊》148期曾对此报道），在他之前，已有多位国民党军队抗日将领移衣冠冢至此。有一天，大陆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会不会有这些国民党军人的位置呢？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血汗的人们。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借鉴。虽然俄罗斯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军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胜利者应该有胜利者的胸襟。可否期待，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