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洞庭新歌古筝曲谱:走西口与河套文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8 10:25:38
史料记载，河套最早的农业开发始于秦汉，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05年），大将军蒙恬发兵30万击败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之后，在这里设置了九原郡，移民3万户拓荒屯田。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率兵击败匈奴，夺取河套，设朔方、五原二郡，从内地移民10万，在西起乌兰布和、东到乌梁素海的范围内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到了唐朝，在河套地区屯田实边，并开始兴修水利，揭开了这里农业开发新的一页。及至明朝中叶后期，蒙古部首阿拉坦汗亦曾在河套进行农业开发。后来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自然的变迁，到明末清初，西部乌兰布和成了一片荒漠，东部后套平原遍布红柳和枳芨，成了蒙古族人的游牧之地。是后来兴起的走西口，才又带来了河套地区的新的农业开发。
这新的农业开发的第一人当数王同春。
王同春原为河北省邢台县人，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12岁时随其父走西口来到河套。从15岁时起，对由黄河引水浇地发生了极大兴趣，后便经叔父王成推荐，效力于万德元商号，为其挖渠。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王同春18岁，被万德元委任为施工渠头，谋划并指挥开挖了20余里长的短鞭子渠，几年后又作为股东，与万德元商号等合股开挖了四大股渠。后因与四大股渠股东之一的郭家发生矛盾，决定另起炉灶，自己开渠，遂于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开始，先后在河套独自开挖和疏浚了义和渠、沙河渠、刚济渠、丰济渠、永济渠5条大干渠，与他人合伙开挖、重修了杨家河、灶火渠、通济渠，号称八大干渠；另帮助西公旗开挖了三公渠。
这八大干渠以及它们的分支，都无不浸透着走西口人们的血汗；也是这八大干渠的开挖疏通，带来了河套农业的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加。
以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为例，那年中国北方晋、陕、绥、冀多省遭受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而这时王同春在后套凭借黄河水利，家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囤积着大量粮食。于是他决定以工代赈，于是那年冬季指定专人负责，在五原县城南四大股庙开办粥厂，作街市状分列两行搭起无数毡帐，接纳饥寒交迫的灾民，备有百余口大锅，由各牛犋送米送柴，每日两顿供灾民吃饭。灾民闻讯而来者如水之赴壑，一下集聚四五万人。王同春前后赈灾用粮3万余石。第二年农历春三月开始，王同春组织起上万名灾民为其挖渠。这样既救济了灾民，又解决了挖渠的劳力问题。到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挖通了80余里的沙河渠。这些灾民大多来自晋西北和陕北，以后在河套定居下来，成为河套农业生产的主力。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晋、绥、陕地区再次遭遇荒年，王同春也又再次开仓施赈，又有大量灾民流入后套。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绥远省东部和伊克昭盟一带遭受旱灾，难民再次蜂拥入套，光到临河县落脚的即4万余户。这些灾民虽来自绥东和“梁外”，人们称其为“东川人”和“梁外人”，但追其原籍，仍然是晋西北和陕北人居多。这是因为如前所说，当初走西口的人如风中沙蓬，在哪里落脚，不可能一步到位，许多晋陕走西口者，有的先到土默川一带落脚，有的先在梁外种“王爷地”。后套称土默川为“东川”；“梁外”指鄂尔多斯地域与陕北接壤的高原地，民谣唱“一翻坝梁心更伤”，“翻坝梁刮怪风两眼难睁”，可见鄂尔多斯地域与陕北、晋西北间有一“坝梁”之隔，所以被陕北和晋西北人称“梁外”。清朝那片土地都属蒙古王公贵族之封地，称“王爷地”。这时东川和梁外两个地方都遭了灾荒，人们不得不再次逃荒转移，于是旱涝保收的后套就成了晋西北和陕北人走西口人的最终的会聚之地。
在晋陕人走西口的历史年代中，亦有与内蒙古西界邻近的宁夏北部及甘肃民勤、武威一带的灾民移入后套，多数定居在河套西部的矴口县和杭锦后旗西南部。
民国提出“移民实边”，1925年山东省官办移民700户计1500余人移居后套临河县，集居在今狼山镇和新华镇一带，随后在临河建立了山东移民事务所，专办移民事宜。此间河北省及河南省亦有不少移民走西口到了后套。
到20世纪20年代末，后套地区的人口构成状况基本定形。以临河县统计为例，1926年以后，来自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等县人约占30%；来自陕北府谷、神木、榆林等县人约占36%；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及甘肃人约占30%；其余为蒙古人或从其它地方迁来的人。五原县和乌拉特前旗农区情况大致相同；杭锦后旗和磴口县宁夏人（当地称西人）和甘肃人的比例要大一些。此数据表明，原被讥为“球也孪（干）不成”的晋西北人和陕北人这时在后套地方已近乎三分天下各有其一；更重的是他们成了开发和建设河套的主力军。在王同春的支持和帮助下开挖杨家河的杨氏兄弟就是极好的范例。
杨氏兄弟名满仓、米仓，原为河曲城关人，其父辈于清光绪初年走西口来到五原县白家地，靠给地主揽工和卖豆腐为生，满仓、米仓长大后投到王同春门下效力，并当渠工，经常跟随王同春勘察地形，观测水流和确定渠路，此过程中耳听心记掌握了不少开渠治水经验。到民国初年，兄弟俩单独包租土地，开始自行测量并组织挖渠。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开始，在王同春的支持和帮助下策划开挖杨家河，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春正式开工，历时12年，到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竣工。其间先是杨满仓、杨米仓兄弟均为挖渠积劳成疾先后于1922年和1923年病逝，其子继父志继续挖渠不止，杨满仓长子杨茂林也积劳成疾于1926年去世。后由杨米仓长子杨春林、次子杨泽林及杨满仓次子杨文林等继承父兄大业，终于开通了杨家河。
杨家河渠长64公里，并开挖了连通干渠的多条支渠和若干子渠，当年灌溉面积达18万亩，1941年经傅作义将军领导修整治理，其灌域面积曾增至30万亩。杨家河上修建了上能走马车、下能行船的大桥五座，今杭锦后旗境内的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均为杨家河桥。1942年傅作义将军在河套实行新县制，将杨家河灌域即今杭锦后旗南部和西部地区划为一县取名米仓县，即杨米仓之“米仓”也。如果说从河北邢台走西口来的王同春开发了后套东部的五原县，那么陕北河曲走西口来的杨氏兄弟则在河套西部创立了一个米仓县（今杭锦后旗境内)。
另有河曲走西口的田氏兄弟，从做木工、种地开始，逐步发展为农民企业家，成为老包头十大晋商之一，在包头开设的规模颇大的“田油坊”作为内蒙古西部地区重要的油料加工基地，有力地带动了河套农业生产的发展。
斗转星移，世代更替，当年走西口人的后代尤其是晋西北和陕北人的后代，在顽强的踏踏实实又永不停息地开发和建设河套的奋斗中，早已融入这片母亲胸怀一样温暖的土地，成了河套当然的主人，也成了当今河套的骄傲。
多少年来，有多少走西口人的优秀子孙，他们生在河套长在河套，后来又走出河套，成长为共和国的部长、将军、大学教授、科学家、艺术家和著名企业家；又有多少走西口人的优秀子孙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为这片土地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又有多少走西口人的优秀子孙为改变这片土地的落后面貌，为建设更为富裕文明的河套，在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如河套酒业集团董事长张庆义，带领职工艰苦创业，将当初不到百人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厂发展为今天拥有5500多员工的国家大型企业，今巴彦淖尔市的支柱产业，并成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景点和花园式酒厂。他就是当年走西口的府谷人后裔。还有一位农业科学家名叫白栋才，以毕生的精力在河套这片土地上坚持科学实验，为推广小麦新品种和新的栽培技术，把河套建成高产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也是山西走西口人的后裔，其先祖于清朝咸丰年间从山西太谷县走西口，先到了托县落脚，后于民国初年移居临河县永康乡（现属白脑包镇永胜村）。这样的人物、事例不胜枚举。
如果你在注意一下21世纪之初的巴彦淖尔市的官员名录，中层以上干部大多数籍贯都是山西某县或陕北某地，尤以河曲、府谷人居多。● 李廷舫
走西口与河套民俗之形成 ●李廷舫
清光绪年间，五原厅同知浙江湖州人姚学镜编撰《五原厅志略》，其《风俗志》言河套汉人“饮食衣服渐染蒙古习俗”。其实当时当地汉人不止是“饮食衣服”，居住及礼仪等诸多方面同样“染蒙古习俗”。民国年间临河设治局长山东济宁人王文墀编撰《临河县志》，其《风土习俗纪略》亦言：“河套渐染蒙俗，服御由来简陋，衣则羊裘一袭，足以御冬；食则酸粥一瓯，足以永朝；住则茅茨三弓，足以容膝。家无垣，室无牅，居然有夜不闭户风；衣无表，食无羹，俨若守太璞不完之素。此衣食住只求需要，不尚安适之习惯也。”这里说出了现象，却没完全说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年河套农业开发，是“地随水走，人随地走”，当时走西口到河套种地的晋陕农民，春来秋归，居而不定，可称“游农”，颇似逐水草而徙的游牧民族，也就学蒙古人的游牧方式，游牧到哪里就在哪里扎蒙古包；“游农”没有蒙古包可扎，就选个地势较高较干爽的地方，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用柳笆和泥巴搭个能够遮风挡雨的茅菴居住；若明年再“游”到别处耕种，将这茅菴扔掉，到新地方再搭个茅菴。因无长居打算，所以没有院墙（“家无垣”），茅菴无窗（“室无牅”），常常人起炕光，家里也没什么怕丢的东西，也就有“夜不闭户风”。这并不是河套人压根就有“衣食住只求需要，不尚安适之习惯”，不是不想让居住环境更完善更美好些，生活得更舒适些，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能够吃饱肚子活下去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后来时间长了，根据各方面条件的变化，有的“游农”选个较为合适的地方，用砢垃垒墙，柳笆盖顶，建一座土房，就是定居了。这也就有了河套早年村名的特色。
河套引黄河水浇地，当年渠道不是十分牢固，管理也欠完善，常有“跑水”现象，所以人们盖房都选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以防水淹；河套地方管地势突兀的地方叫圪旦，盖起房就越显高，所以那个“圪旦”就以房主的姓名而命名，那里最先住了叫王二牛的，就叫王二牛圪旦；最先住了叫孙三娃的，就叫孙三娃圪旦；同姓人家集居的地方，就以姓氏命名，如乔家圪旦，李家圪旦等；还有的称圪梁、圪堵，如孙家圪梁，韩家圪堵等；住在地势略显低洼之地就叫圪巴、圪卜，如马兰圪巴、喜娃圪卜等。早年每个村子的命名都有个来由，一是如上所述以居住最早的人的名字命名；二是以村里某个方面最出名的人的名字命名，如梁团长圪旦，二寡妇圪旦，老好人圪旦等；三是以村里占有土地最多最富有的人即地主的名字命名，如张维世圪旦、乔海余圪旦等；四是以地商的商号命名，如临河的德和全圪旦，杭后的桂祥元圪旦，五原的天盛兴圪旦等；五是因村里住了什么匠人或开了什么作坊得名，如铁匠圪旦、杨木匠圪旦、油坊圪旦、贾粉房圪旦等；六是同籍贯人集中居住的村子便以其籍贯得名，如乌拉特前旗的偏关圪旦，五原的准格尔圪旦，临河的河曲圪旦、镇藩（民勤）圪旦、行唐台子，杭后的托城圪旦、山东圪旦等；当地人统称冀鲁豫人和东北人为侉子，所以河套还有不少侉子圪旦；有的村子是来自各省的人插凑（混合）居住，就叫插凑圪旦，临河、五原、杭后都有叫插凑圪旦的村子；还有的村子因自然环境而得名，如红柳圪旦、红泥圪卜等。有的后来新建村子是因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而得名，如学校圪旦、机器圪旦、水利社圪旦等。五原县复兴镇有个村子叫神圪旦，却不知因何得名。 河套的“圪旦”在走西口的移民运动中形成，也在走西口的移民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如原叫张家圪旦的地方，后来又住进了姓王的、姓李的、姓赵的……虽还叫张家圪旦，但已不再是一姓独居的村子了；原来的河曲圪旦，后来又迁入其他地域的人，虽仍叫河曲圪旦，但也不再是河曲人的独家天下了。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习俗。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住在一个村子，风俗习惯上必定要互相影响，一般地说哪个地方的人多即显强势、影响力就大。前面说了，在走西口的移民运动中，河套地区形成了晋西北人和陕北人各近乎30%的强势群体，所以晋西北和陕北地方的习俗就成了影响和形成河套民俗的主体，其他地方来的人也就只好“入乡随俗”了。但也有例外，如杭锦后旗查干乡有个原为河北人集居的侉子圪旦，后来随着甘肃民勤人的大量迁入，成了那里的强势群体，在相互影响特别是相互通婚的过程中，侉子人渐渐被民勤人同化，村人渐染民勤民俗，现在说的都是民勤话，村子就成了民勤圪旦。 河套地区的衣食，多受了晋西北和陕北的影响，或者说是以晋西北和陕北人的衣食习惯为主色调。比如早年河套地区无论男女都喜穿红腰腰，男人夏秋季节头上罩个白毛巾——“羊肚肚手巾掩眉眉罩”，冬天穿白茬羊皮袄，都是晋西北和陕北人带来的习惯。饮食方面，河套人早年吃糜米酸饭酸粥，是向晋西北人学的，晋西北尤其是河曲素有吃酸饭酸粥的习惯，做的酸粥也最纯正最好吃，五原县有一位从民国年间走来的教育家，即山西河曲人，一生生活俭朴，唯一的奢侈是每天早晨吃一碗酸粥。河套还有一种“和合饭”，在煮糜米稀饭的锅里下进面条或面片，一起煮熟后，再拌上炝好的油盐即食，这是陕北人带过来的吃法。有句民谣：“民勤的馍馍梁外的糕，后山的饸饹实在好。”各地人有各地人的吃法，各地人都有自己独具风味的美食，大家住在一起，就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渐渐融合就形成了河套的特色美食。河套人饮食喜酸，不仅吃酸饭酸粥，还有酸烩菜、酸蔓茎、酸黄瓜等等，醋是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这都是受了为数居多的山西人的影响。 此外岁时祭祀、婚嫁及丧葬礼俗、社会礼仪等等，中原及北方各省大同小异，走西口来到河套的各地人，除沿袭自己原籍的习俗外，也多受属强势群体的晋西北人和陕北人影响。比如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过中元节，这一习俗就是晋西北人带过来的。这天，家家户户要蒸馍祭祖，上坟烧纸祭祀先人，还要蒸面人儿互送以娱儿女。晋西北黄河边的河曲县，每年都要在一个称作“西口”的摞坝处搭台唱戏，同时放河灯，为当年在黄河上走船而死难的人超度亡灵。这一习俗也被河曲走西口的人们带到了后套。从清末到民国年间，每年七月十五，杭锦后旗的元子渠桥、五原义和渠桥、临河马道桥等沿河较大村镇，也都要搭台唱戏，放河灯。解放后虽不再放河灯，但每年过农历七月十五这个节日，却被整个河套人接受并沿袭至今。 说到河套民风，自古到今，有多少人都用“民风淳厚”四个字来概括，具体的诠释就是河套人朴实厚道，宽容大气，常怀怜悯之心，善以待人。不虚假客套，少繁文缛节。这种民风一是受了蒙古族习俗的影响，也是在走西口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当年走西口的人一路艰辛，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吃到哪里，常常受到他人的包容接济；后来定居下来，就也常常怀着同样的怜悯之心包容和接济他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河套这特有的民风。 走西口与二人台及爬山歌走西口带来了河套农业新的开发，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民俗，同时也带来了民间艺术的融合。
据专家论证，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及晋陕冀部分地区、深受群众喜爱的二人台及爬山歌等艺术形式，就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艺术融合的产物。
有关二人台产生的年代和发源地，包头市戏剧家和艺术评论家李野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初接触二人台，通过对老艺人的深入访问，并查阅了有关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李野先生著《多元融合的艺术——二人台》一文，引用了1957年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陕北榆林小曲》书中的一段话：“大约六七十年前，经过一位萨拉齐（绥远省）蒙古族老艺人老双羊同几位汉族艺人的合作，创造了一种简单的化妆演唱形式……这就是……二人台。”通过研究论证，李野先生认为二人台作为一种化妆演唱的戏剧形式，最早于19世纪70年代即清朝光绪年间，出现在土默川萨拉齐一带，演出的主要创始人是1857年出生于土默特右旗的蒙古人云双羊，人称老双羊。
另一说是二人台产生于河曲，是河曲人走西口带来内蒙古西部的。此说亦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因为在二人台作为戏剧形式演唱之前，河曲地方就流传着一种独具韵味的民歌，其中就有同治年间即已传唱开来的《走西口》，后来河曲走西口之人把这民歌带到了内蒙古，就成为在内蒙古形成化妆演唱形式的二人台的重要的音乐元素和内容元素；同时来自河曲的演唱之人有的在内蒙古加入了职业艺人队伍，成了二人台艺人的重要成分。来自河曲之人用河曲民歌的曲调演唱河曲人走西口的内容，所以有人就认为二人台产生于河曲。
对于这个问题，李野先生在《多元融合的艺术——二人台》一文中，引用1956年出版的《河曲民歌采集专辑》中的一段话，以说明二人台到底产生在哪里：“关于二人台的发源地，在河曲是许多人颇感兴趣而纷争不一的，他们不否认二人台从内蒙古传来，但始终认为‘老根子’还是河曲，因为流行节目《走西口》反映的是河曲人的生活。”这里说的“老根子”就是河曲民歌，应该说这一说法是客观的；但认为“《走西口》反映的是河曲人的生活”却有失偏狭，其唱词中有句“府太原地面宽”，应该说反映的是走西口的太原人（即山西人）的生活。此书中又说：“据……老艺人任淑世回忆，二人台在河曲的首次演出是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地点在巡镇。那时，有几个在内蒙古作职业艺人的本地人回来省亲，他们……表演了二人台的《十样锦》等几个节目，人们非常喜爱这种新的歌舞形式，河曲的农民开始学唱二人台。”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原在河曲传唱的《走西口》只是一首民歌，是河曲人走西口将这民歌带到了内蒙古西部，内蒙古西部艺人觉得这曲调好听，就吸收了其优美的音乐元素，又加进了舞蹈形式和当地生活的内容，和来自河曲的演唱者共同合作，一起演化创立了作为戏剧的二人台演唱形式。后来河曲走西口者回去探亲时，再将这演唱形式带回老家演出，从而使二人台在河曲也流传开来。20世纪80年代，包头市一位文化界领导人曾把二人台比喻为一个"孩子"，说山西和内蒙古唱《争儿记》。我们如果把上面河曲人说的"根子"比作这个"孩子"的父体，而将对应的产生环境比作其母体，那么这个"父体"和"母体"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结合，"孩子"也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出生的。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李野先生还从二人台作品的内容上分析，说明其产生于内蒙古西部。众所公认，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二人台传统剧目如《打后套》、《水刮西包头》、《水淹坝口子》、《小叔夸嫂嫂》、《姑娘抽大烟》、《种洋烟》、《打樱桃》、《栽柳树》、《压糕面》、《转山头》、《拔壮丁》、《表民国》、《撑船》、《阿拉奔花》等等，反映的都是内蒙古西部的社会生活，无疑是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在二人台艺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特别是《阿拉奔花》，还有二人台对唱《海莲花》，不仅是蒙、汉男女演员对唱，而且是用蒙汉两种语言的“风搅雪”形式演唱，表现蒙汉青年的爱情，这更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说明这些剧目是蒙汉艺术家们共同创作的。当然，流行的二人台传统剧目中，也有的如《画扇面》、《小放牛》等原是走西口人带来的山西民歌，但带到内蒙古后，以二人台形式化妆演唱，“经过塞外这一方水土的长期滋润，经过同塞外文化的长期交融，也渐渐具有二人台的共性，有了二人台的味儿，成为二人台艺术肌体的‘血肉’了”（李野语）。
综上所述，二人台最早产生于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地域，由此向内蒙古西部地区以及晋西北、陕北及宁夏盐池等地广为传播，后又分为“西路”和“东路”，东路二人台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直传播到河北省张家口地区。
河套（今巴彦淖尔地域）是最早流传二人台的地域之一，有的二人台传统剧目如《打后套》就是以发生在河套的刘天佑暴动为题材而创作的；河套人也最喜欢二人台，又最喜欢看萨、托二县艺人演唱的二人台。当年人们把演唱二人台称为“打玩艺儿”，早年河套地方流传着一句话，说“萨、托二县的玩艺儿，好玩艺儿”，是说萨、托二县的二人台演唱得好。河套地区走西口人后代中也出现过不少著名的二人台艺术家，如顾小青、贾士元、杨占林等。
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爬山歌也叫山曲儿，与二人台是在走西口中诞生的孪生姐妹，同样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专家认为，无论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内蒙古西部蒙古族的坐唱和汉族中流行的“打座腔”的结合，曲调上是蒙古族民歌与陕北的信天游及山西民歌的结合，它的形式典型地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与内地农耕文化的结合。
“白猫黑猫钻水道，什么人留下个走后套”。“哥哥走了河套川，新手巾巾揩泪拧不干”。河套是当年晋陕农民走西口的理想的落脚之地，也是爬山歌产生和流行之地，是民歌大师韩燕如当年搜集爬山歌的三大基地（土默川、后套、后山）之一。“高山流水叮咚脆，后大套一片山曲味”。自走西口多少年来，爬山歌已经走进河套地方千家万户，人们用山曲儿倾诉哀愁，表达愿望，传送爱情，抒发欢乐……“山曲儿本是无梁子斗，多会儿想唱多会儿有”，“想唱山曲儿拉长音，十里路上有人听”，“芝麻开花杆杆高，唱曲儿唱出瘾来了”。多少年来，在走西口带来的蒙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二人台演遍后大套，爬山歌唱响河套川，巴彦淖尔曾赢得小戏之乡和歌海的美誉，也曾涌现出樊俊梅、巴德玛等众多以演唱蒙汉民歌驰名的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