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5年53名倭寇为何能洗劫浙皖苏 杀数千官兵

2011年11月14日 14:16                     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和倭寇相比，明军虽然也是冷兵器为主，但阵中的热兵器很强大。比如火绳枪，明朝称为鸟铳，鸟铳射程远（可达300米），准度高，杀伤力大。盔甲方面，明军基本身着镶着铜钉的轻便棉甲，头戴高大的铁盔，无论是式样还是坚实程度，都远胜“裸身跣足”的倭寇。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1年11月10日   原题：《53名倭寇为何能杀数千明军 》

公元1555年，在中国发生了一起战争史上罕见的事件。一股仅53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省，直逼有数万明军驻守的留都南京。这股倭寇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最后才被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明军围歼。数万明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和官军相比，倭寇的武器装备堪称简陋。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刀枪弓矢等冷兵器。至于穿戴，倭寇大多裸身而战。和倭寇相比，明军虽然也是冷兵器为主，但阵中的热兵器很强大。比如火绳枪，明朝称为鸟铳，鸟铳射程远（可达300米），准度高，杀伤力大。盔甲方面，明军基本身着镶着铜钉的轻便棉甲，头戴高大的铁盔，无论是式样还是坚实程度，都远胜“裸身跣足”的倭寇。

那为何明军打不过倭寇？答案就两个字：腐败。明朝的兵制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卫所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到了明朝中叶，因为不堪田产被占和军饷被扣，军户大量逃亡，明初驻军高达30万的海防前线，都只剩下30%的兵员。卫所荒芜都是表象，更加致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士兵则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卫所里的士兵年轻力壮的都逃走了，剩下的都是羸弱之辈，当然一触即溃。

而倭寇方便，由于这些人大多都是日本战国时代没有人雇佣的武士，个个武艺高强，单兵作战能力极强，而且倭寇作战勇敢，两相对比，明军当然不敌。
 一、 五十三个暴走族
　　
　　先从一段剽悍之极的故事说起吧。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夏天，有五十三个倭寇，流劫浙、皖、苏三省，攻掠州县二十余处，悍然进犯留都南京。他们一路不杀平民，不抢劫，不奸淫，只挑战官军。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最后穷途末路被绝对优势的明军围歼。
　　这段故事很有名，几乎每本有关倭寇的书上都会提及，不过，故事主角的身份和作战动机一直是困扰中日史学家的疑案。
　　
　　1、野猪一样的战斗力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狼奔豕突”，意思是像狼和猪那样乱冲乱撞，到处骚扰，这是完完全全的贬义词。日本也有个成语叫做“猪突猛进”，却是褒义的，在日本文化里，野猪是勇猛、刚强的象征。如果你在日本的公园里，说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像“猪”，他的妈妈多半会微笑道谢。
　　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野猪一样的生命力。
　　这股来自日本的倭寇是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时年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7日。上岸后没有像一般倭寇那样热衷于奸淫掳掠，而是直接了当的“猪突猛进”，沿途遇小县城则攻打纵火，遇官兵则搏杀。《明史》的记载用了大量生动之极的动词：“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
　　这伙倭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犹如特种部队一样的战斗力。毫不夸张的说，在明朝倭患最严重的几十年里，没有与之匹敌的。“一道（芜湖县丞）所率皆芜湖骁健，乃麾众独进，为贼所杀。”“贼引西东犯江宁镇，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坠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筹海图编》里则惊呼：“盖此五十三人者，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
　　有一个小细节。这股倭寇打到南陵时，南陵县丞引300兵守城，倭寇冲溃守兵冲进县城纵火焚屋。地方的正规军建阳卫指挥缪印和周边三个县府的官员率兵来援，交手时，官兵“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逐俱溃。”
　　个个能手接飞箭，这样的武艺简直可以在明朝的武举夺魁了。明朝的武举注重文事，写策略，对武艺的要求仅仅是能马步引弓射中靶子。当时，地方武生通过乡试（省级考试）武举人，可以到京师参加会试，一共三场比赛。第一场试“马上箭”，射35步远的靶子，十中三即合格；第二场试“步下箭”，80步的靶子，同样十中三即可；第三场是笔试写策论。我们熟悉的戚继光和俞大猷都参加过这样的武举会试，不过猜想他们也达不到“手接飞矢”的地步吧，难怪四个县的正规军和地方民兵看到这样的神技后一齐崩溃。
　　不得不提明朝正规军的战斗力。明朝的世兵制度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高达18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但是到了明朝中叶，这部巨大的军事机器已经千疮百孔，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克扣军饷谎报军员的将领，不堪重负的士兵，都使得军户的大量逃亡司空见惯。到了嘉靖年间，军户的逃亡率已经高得吓人，大量卫所形同虚设，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一个人！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更要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就算是尽职了，而士兵更是战斗力低下，忙于屯田，乐于领饷，就是不会打仗，上阵一触即溃。前线官员章焕曾上疏皇帝，痛心疾首地描绘前线官兵说：“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数不胜数。”
　　一方是“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一方是“上阵如同儿戏”，难怪区区五十三人能横行一时。
　　 　　2、史上攻打南京城之最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还在后面——这股倭寇开始攻打南京了！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守城兵力不下万余，周边卫所明军尚不计算在内。但就是这样几十个倭寇，居然大张旗鼓的进攻，上演了一幕以寡凌众的闹剧。“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銃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祩陵关而去。”
　　事出仓卒，而且对敌情一无所知，南京举城鼎沸，军民皆惊。南京最大的官员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
　　此事的目击者，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文人何良俊在笔记里，愤愤不平的挖苦道：“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於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当时，明代著名学者归有光也在南京城内科考，同样的感慨不已：“平昔养军果为何？”
　　关于这伙倭寇的人数，史料记载不一，有称“五十三人”，有称“六、七十人”，有称“七十二人”，考虑到“五十三人说”的《筹海图编》作者郑若曾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幕中，战役记载都是出自军方塘报，应该比较准确。
　　和中国相比，日本国内的战争规模都很小，所谓的城也多数类似于城寨。日本战国时期攻城、守城往往只有数十人数百人，见惯了古代中国动辄数十万大军攻城的大场面，冷不丁在日本大河剧（日本古代战争题材连续剧）里看到某武将慷慨激昂的向主家请战：“请给我200兵，一定把某某城攻下！”真是忍不住莞尔。不过，对于这五十三个暴客来说，南京城实在显得太大太结实了。
　　我是南京人，对南京坚固复杂的明城墙熟知一二，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士兵，这样的城墙简直是怪兽。湘军围攻太平天国十年而不破，炮弹打到城墙就被弹开，实在是赖坚固的明城墙之功。明朝初建时南京有16座外城门，大安德门是其中一座，外城门俗称“土城头”，和高大厚重的内城门不同，它是利用南京郊外的天然岗垄建筑而成，是城砖和土混合筑成的。但就是这样的土城头，仅凭几十人和冷兵器就贸然发动进攻，只能用以卵击石来形容了。
　　不管怎么说，这股倭寇创下了史上攻打南京的两个之最：最小的部队，最不自量力的进攻。
　　
　　3、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猪突猛进”到最后终成强弩之末，八月十二日，五十三个倭寇在大批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
　　这伙倭寇之所以最后落入官军的包围圈，还有两个老百姓的功劳。当时这伙倭寇到了无锡，因为势单力薄，想取道常熟，去和拓林的另一股倭寇会合，就抓了两个当地人走在前面做向导。常熟在无锡北面，这两个人却故意领着他们往南，一路上遇到路人就悄悄告知，说倭寇到了，你们赶紧报告官军说他们已经陷入绝地，快来擒拿！倭寇最后走到了苏州落入了官军的罗网，而这两个“英雄王二小”一样的老百姓也惨遭倭寇乱刀分尸：“贼比败，恨二人入骨，竟脔割之。”
　　这头疲惫的野猪到了苏州浒墅关，已经注定插翅难逃。苏松提督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率领佥事董邦政、指挥张大纲、把总娄宇等，督率数千官兵布下了天罗地网。陆上、太湖边都布下重兵。曹邦辅是嘉靖年代素有“知兵”之名的大臣，后来还总督蓟辽等处军务。一方大员亲自出阵，重兵布防杀鸡用牛刀，完全是因为这股倭寇太过猖獗的缘故。
　　以逸待劳的官军终于和倭寇正面接战了，在曹邦辅的严令下，“士皆骨栗，殊死战。”吴林庙猝然相遇，官军奋勇上前擒斩了二十七人，剩下的倭寇逃走到灵岩，夺了几艘民船准备从太湖逃窜，不料见到太湖上的官军船只旗帜，没敢渡，弃船步行到了横泾前马桥，躲进一间民舍。
　　官军团团包围民居用火攻，倭寇抵挡不住拼命杀出一条血路，跑出一大段路后，四散藏在田禾中。官军四处找寻不得，都以为逃走了。就在这时，一个官军头目、武生车梁用手摸了摸地上一具倭寇尸体，发觉还有余温，知道倭寇没逃远，又看见田里“草露微动”，就让手下齐声大喊：“贼人躲在田里！”这招打草惊蛇果然有效，喘息未定的倭寇果然受惊奔出，被悉数擒杀，没有一人逃脱。
　　行程数千里，不掠财、不奸淫、不杀平民，官兵伤亡四五千人，杀死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最后全军覆没。在异国他乡，这种自杀式攻击的目的何在？浒墅关战前，曹邦辅对部下严训：“此贼势捋数千劲敌，我地形、兵力为彼所窥，他日大举入寇，何以支之。誓灭此而后入城。”而郑若曾在《筹海图编》里则做了如释重负的评语：“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曹公所斩，似当以贼首律之，而不当视为常贼；似当以千万人拟之，而不当拘其为五十三人也！” 从曹邦辅和郑若曾的话里，不难看出他们都认为这小股部队是倭寇的侦察部队，其志在于“大举入寇”。这个观点显然还是缺乏佐证，而且侦察兵用不着攻城拼命吧？
　　不管怎么说，区区五十三个倭寇的翻江倒海，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一直使中国人深深警醒。这一小股倭寇如入无人之境的长驱直入，就好比一柄锋利的尖锥，刺进了明王朝这头臃肿懒散巨象的中枢神经。
　　 　　4、九州就是倭寇的老家
　　
　　作战动机是谜团，那么，这五十三个“非常贼”来自日本何方？
　　明代的日本倭寇绝大多数来自日本九州，又以萨摩（今日本鹿儿岛县）、肥后（今日本熊本县）、平户（今日本长崎县）居多。日本史学家也认为，这三个地方是倭寇的发源地。
　　平户是恶名远扬的“海贼八幡船”大本营，“八幡船”是因海盗悬挂的旗帜得名：西方的海盗挂“骷髅旗”，日本的海盗挂“八幡大菩萨旗”（八幡大菩萨是日本的一尊神灵，相当于武神）。平户地处九州的西北部，与亚洲大陆距离最近，长崎港距上海860公里，对马岛距韩国釜山仅有53公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平户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成为日本和世界交流、贸易的门户，同时兼海盗码头。日本战国时期，平户的大名松浦氏据此风水宝地，豢养本国海盗，也不排斥外来者。
　　有两个明朝人至今在平户享有盛誉，王直和郑成功。王直的故事后面将细说，而郑成功，众所周知平户是郑成功的出生地，他的母亲田川氏就是平户女子。　　
　　从这股倭寇的勇猛无畏和缺乏神经的表现看，更像是萨摩人。
　　地处九州岛最南端，也是全日本最西南的萨摩是战国时期的强藩，开化较晚，民风剽悍。在日本，关于萨摩人的段子很多，大抵来说，相当于日本的斯巴达人：开化迟，头脑简单，崇尚武力，憨不畏死。
　　说起萨摩人剽悍的民风，江户时代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节申维翰留下一段有趣的记载。途经萨摩，申维翰问：“日本民俗自古轻生，怒必自刎其颈，自剖其腹，所以官府没有刑讯的手段，是真的吗？”雨森芳洲（日方接待使，著名儒学家）答：“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不过萨摩州民俗却不一样。谁犯了大罪，官府不需要囚禁他，只要告诉他，你罪大当死。那么这个人答应一声就走，到家后就剖腹自杀，没有任何犹豫。日本人轻生的说法，实在是因为萨摩州而得名。”申维翰又问：“这和中国的燕赵侠士很像，是注重气节的缘故吗 ？”答却是：“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就义，君子之所难。而萨摩州则人人如此，岂有气节之可论，概其土风奇怪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风奇怪”的萨摩在乱世的日本，诞生了一批打仗不要命的强兵。
　　微软的著名游戏《帝国时代2》里，日本的步兵最强，而萨摩的步兵是日本最强。萨摩州大名岛津氏能在乱世中，独力制霸九州而不坠，就是依仗强悍的萨摩兵。
　　日本人给自杀性攻击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玉碎”。战场上，类似五十三个倭寇这样“玉碎”般的进攻对于萨摩人并不罕见（详见后文岛津义弘事迹）。除此之外，时间背景也吻合。
　　1555年，南九州的萨摩、大隅正是战火烧得如火如荼之际，岛津氏为了统一全境，和蒲生氏和肝付等反抗势力打得不亦乐乎，在那个大鱼吃小鱼的年代，对战败的大名和家臣，不外乎两种结局：杀戮和放逐。侥幸逃生的亡国武士一下成为浪人，在本国无立足之地，只好漂洋过海做起倭寇来。
　　除了平户和萨摩之外，北九州的肥后也是以民风剽悍好战出名。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中，第二军主将加藤清正率领的肥后兵团，以能打硬仗和屠杀平民令朝鲜兵丧胆。无独有偶，1937年南京沦陷，接着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占领军正是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是九州福冈县人，士兵则是清一色的熊本人。
　　从五十三个倭寇“犯南京”之后，时隔近400年，南京第二次被外族所犯，主角居然还是和日本九州脱不了干系——历史有时巧合得让人泪下。
　　 　　
　　二、那个隐藏在大洋深处的“双面国”
　　
　　日本，这个太平洋深处的岛国，数千年来一直和大陆的霸主中国隔海相望，虽然有时是情侣，有时是仇人，但更多的时候，双方只是互不相干的遥远邻居。唐朝，中国人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后，他们恭恭敬敬修书来朝；元朝，忽必烈的巨舰被“神风”吹得四分五裂后，他们就再也不把师傅放在眼里。倭寇来袭，只是这股神风的延续，桀骜的双刀终于舞到了明朝人的眼前。
　　
　　　　1、徐福是日本神武天皇？
　　
　　考证日本人的来源就和考证有没有“上帝”这个人一样难。日本人所写的远古史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当然，不仅仅是日本人，如果追溯每个文明古国的远古历史，都有一个铁打的规律，那就是所有国家都宣称自己是神的子民。
　　但日本人的执著在于，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以神国自居。
　　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日本民族不是凭空在日本列岛上繁衍的，而是融合了从大陆迁徙的移民组成的。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观点认为，日本民族是由中国汉族、西伯利亚通古斯人、中国吴越人、少量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印支人融合衍变而来。
　　日本正史记载的第一位天皇是神武天皇。因为实在找不到任何只言片语的历史证据，《神武纪》上只好含含糊糊地称：“神武天皇不生长于日本，乃乘天盘船自高天原飞降者。”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神武天皇是不是真实存在，千百年来一直是个难解的谜。
　　到了近代，香港学者卫挺生出版《日本神武开国新考》一书，第一次惊世骇俗地提出：神武天皇就是中国的徐福。总算为飘渺在云端的神话故事找到了一个确确实实的依托。
　　卫挺生的结论大约是：公元前210年，齐地（今江苏连云港市）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寻找“不老药”，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徐福东渡没有获得“不老药”，却发现了“平原广泽”(日本九洲)，唯恐回国遭杀身之祸的徐福便长居于此，不再复返。徐福东渡，给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技术，日本从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时代，一跃而到了精美的青铜器时代。徐福向日本土著传播农耕知识和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还带去了医疗技术等秦朝先进文化，深受日本土著敬重，从而奉其为神武天皇。
　　徐福天皇论是作为正规历史学说登陆日本的，也得到了裕仁天皇弟弟以下的许多日本人的信任。喜欢较真的日本学者甚至研究比较了日本人的头盖骨和中国江苏人的头盖骨，最后发现头盖骨惊人的相似——这还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就像南海鳄神的后脑勺长得和段誉很像一样。不过，日本人对徐福的研究和崇拜一直到今天还延续着。时至今日，中日学术界的最保守观点是：徐福到过日本是肯定的，至于当没当上天皇还有待确定。
　　现代的中国人可能会多多少少凭借这个虚幻的“日本祖先是中国人”而暗自得意，但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对这个小小岛国却从不曾垂下高傲的目光。
　　 　　2、人畜无害的“化外岛夷”
　　
　　古代中国对远隔重洋的岛国日本的了解少得可怜，有地理上的客观原因，更多的是天&朝上国的主观原因。在中国人眼里，宇宙的中心就是中国，中国之外都是蛮夷。日本？只是群化外的岛夷而已。就像BBC的生态纪录片《行星地球》拍摄南极最深处的企鹅一样，除了告诉大家，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有这么一群奇异的鸟外，其他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
　　汉、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称日本为“倭”，汉光武帝曾赐日本国王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就“倭”这个词本身来说，并不含贬义，《说文》的解释是：“倭与委义略同。委，随也。从也。诗曰：周道倭迟。”不过，后人也有另一种解释：“人委为倭。倭者，矮人也。”这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带了感情色彩。
　　现存文献中以“倭”指称日本的最早记录是《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所置的郡，其海中之国当指日本无疑。到了三国时期，陈寿在《魏志•倭人传》里第一次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本，“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在以考证严谨著称的陈寿眼里，日本还是个靠“鬼道”来“惑众”的原始部落。
　　综合一下宋元之前的记载来看，日本人在中国人的眼里大致是这样的：有国王统治，贵贱等级严格，跣足椎髻，礼节古怪，耕种禾稻捕鱼蛤为生，嗜酒，少盗贼。请注意，这些记载中的日本人基本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样板，没有丝毫好战的样子。
　　隔着无边无垠的太平洋，中国对日本没有领土要求，没有资源要求，没有文化要求。对中国皇帝来说，这个岛国还算恭顺，能按时请安纳贡，所以时不时封个王赐个印什么的。日本也乐于接受，因为对日本人来说，中国是先进文明的发源地，是师傅，是偶像。
　　南昌才子胡平说过，但凡岛国人，都有一个避免不了的忧患意识，就是唯恐自己被大陆的先进文明所抛弃。所以当日本人第一次见识到世界上有如此一个庞大富足的国家，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学习、模仿。日本人就像效颦的东施一样，贪婪而虔诚地向大陆投去膜拜的目光。
　　蒙古入侵日本之前，中国和日本人面对面刀刃相见只有一次。
　　唐代的白江口之战（日本称白江村之战）。
　　其实，在白江口之战前，日本的“不恭”已经有苗头了。
　　隋朝建立时，日本出了个不世出的大人物：圣德太子，把国号由“倭”改成“日本”的就是此人。日本史载圣德太子聪明绝顶，饱读经书，笃信佛教，他是日本历史上最深受爱戴的政治家，旧款的日元1万元印的人像就是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不甘心屈居他国之下，在遣隋使携带的国书里傲慢地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这种“不逊之词”当然惹得当时的隋炀帝大为不悦，他责怪手下：“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3、唐朝把日本狠狠地揍了一顿
　　
　　和未来的万历援朝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一样，唐朝和日本的战争起因也是因为朝鲜半岛。
　　当时的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鼎足而立：百济、高勾丽和新罗。新罗亲唐，百济亲日，高句丽则是唐朝打击的对象。唐高宗时期，新罗受到了百济和高句丽的联手进攻，一连被夺去三十三座城，新罗王遣使到唐朝求援。唐高宗李治觉得这是个削弱高句丽的好机会，就同意“锄强扶弱”派兵讨伐百济。他派出的将领是苏定方。
　　一本《说唐》，忽悠了无数中国人的眼睛。书中最有人缘的第七条好汉罗成，就是被苏定方“卑鄙”射死的。罗成是虚构的，苏定方却是真实的无敌上将，唐史载：“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
　　苏定方统水陆大军近十三万，战船一千九百艘，加上五万新罗兵，十八万大军泰山压顶一样迅速“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苏定方撤离时，留下了郎将刘仁愿在百济旧都泗沘城镇守。唐朝大军一走，百济的局势就开始不稳了，百济的旧将鬼室福信很忠心，他召集了余部展开“复国”的游击战，为了迎回在日本为人质的王子丰回国即王位，鬼室福信遣使到日本求援，并献唐俘一百余人。
　　当时日本齐明天皇在位，她是位60多岁的老太太，执政的是她儿子——皇太子中大兄。中大兄当然不甘心日本的势力就此在朝鲜半岛瓦解，又看到献来的俘虏，觉得唐朝兵不过尔尔，于是开始全国总动员，由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率领三万二千人马杀奔百济。不料大军到了南方，齐明天皇染上瘟疫一命呜呼。出师不利，中大兄却硬着头皮出了海，把刘仁愿部团团围困。
　　唐高宗派遣文武双全的大将刘仁轨率兵船来救，加上此后派出的另一支援军，总数大约在二万人。公元663年10月，决战在白江口（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锦江入海口）展开。
　　中日双方兵力对比为：唐军170艘船，二万人；日军1000艘船，三万二千人。日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当时唐军的战船主要是楼船、艨艟、斗舰等高大船只，还有一种配备了火器的“火舰”。而日军的船只小得多，质量方面完全处于劣势。
　　中日历史上第一次交战很快有了结果。日本史料的记载是：“日本水师舍身突入唐阵，唐军从容左右迎击，纵火焚日船。须臾，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甚众。”中国史料的记载是：“焚其舟四百艘，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等率众降。”
　　不管哪一方面的记载，都是唐军大获全胜。三万精锐之师一举覆灭，余下的日军逃回岛上，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修筑“山城”作为防线。但日本人多虑了：唐军并没有来，他们连不堪一击的小小岛国在哪个方向都懒得搞清楚。
　　白江口中日之战，从性质上说就是东亚的霸权争夺战，就是比谁膀子粗。日本吃了败仗后，整整一千年没敢对朝鲜半岛用兵。唐朝打赢竞争对手后，顺利灭掉百济，五年之后又灭了高句丽，而与唐友好的新罗最终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不过，从技术上说，强盛的大唐帝国给落后的日本上了血的一课。
　　第一次面对面嗅到头上梳髻的日本人的暴戾气息，中国人却没有感到多少威胁，因为他们太弱了。
　　而被狠狠揍了一顿的日本人，却丝毫没有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日本民族尊崇强者，你把他打得服服贴贴，他反而更加佩服你——白江口之战后的日本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对日本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这依赖于日本一批一批恭恭敬敬的遣唐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举止温雅表情谦恭，能和唐朝的一流诗人吟和诗词，留下了中日史上最缠绵的一页。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中国到了宋代，这时的日本已经养足精神羽翼渐丰，不再像对待唐朝那样恭敬，官方没有使者互通，只有民间的僧侣和客商来往，但日本人谦逊好学的形象在中国人眼里依旧没有改变，欧阳修在《日本刀歌》里吟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在大政治家、大诗人的诗里，“风俗好、工词藻”的日本完全是一派世外桃源。
　　不过，到了明代，日本人的形象一下变了样。谦谦君子变成了凶恶野人，世外桃源变成了海盗之国。
　　一半原因是因为忽必烈袭击日本。
　　 　　日本人的战斗精神是一种长期文化积淀所致。我自大学时代就一直思考东乡平八郎为什么会以“一生低首拜阳明”自诩。所谓心学与日本的武士精神及文化有什么关联？渐渐地，随着对阳明心学的体悟加深，意识到日本民族中的精英包括东乡平八郎、西乡隆盛、吉田松荫、上杉谦信、武田信玄等都有一种强烈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当然，这个“知其不可为”是相对而言的，就像LZ提到的53暴走客一样，在信心与视死如归之心的引导下，人的能量会成倍释放与增长。中国人向来惯以人多势众来衡量强弱对比，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惨败无不是在绝对优势的人数之下。仅从明末的萨尔浒之战、刘泽清黄河渡口之战来看就可以一窥丧失了信念与组织的军队是如何不堪一击。
　　 日本人深谙心学之道，对结果的注重远不如对过程的关注。阳明心学教育人以平凡之躯做不平凡之事，正是告诫人抛开功名利禄去实现人生抱负。官也好、民也好，能尽心尽性而为便是善功。反观中国人得失利禄之心太重，古人训导“不在其职，不谋其政”，士大夫做事的心往往也因宦海沉浮跌宕不断（这恐怕也是专制到极点的社会特征）。能如陈同甫“推到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人毕竟少之又少。  　　
　　4、“蒙古来袭”的后患
　　
　　历史上，日本本土遭受的最重大袭击当然是二战时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除此以外，这个以“日照大神”保佑的岛国在有史书记载的二千七百年历史上，遇到的最大危机就是元朝的侵略。日本称为“元寇来袭”或者“蒙古来袭”。迄今，“蒙古来袭”都是日本无数文学影视作品乐之不疲的绝佳题材，这是种微妙的情感，犹如好莱坞动画大片《狮子王》中，那两只坏鬣狗背地里呼唤狮子王名字时，带有的“战栗和侥幸”交织在一起的奇特幸福感。
　　“蒙古来袭”一共两次。日本史学界称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公元1268年（元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正月，日本满朝公卿围坐在天皇的座前，惶恐不安地开了六天外交扩大会议。会议室的最显眼处放着一封蒙古国书——这次君前会议的起端。
　　蒙古国书是忽必烈下的，他用强烈恐吓性的语言，指责日本为什么不来朝献贡，难道不怕横扫天下的蒙古大军吗？
　　会议在幕府当权者北条时宗的最后裁定下，有了结果：无礼的国书，不予理睬。
　　因为屡次招谕日本称臣遭到不理不睬，忽必烈龙颜大怒，派遣蒙古和高丽联军两万五千人，从朝鲜半岛扬帆出海，远征日本。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10月，联军首先把对马岛洗劫一空，连夜在九州的博多湾登陆，遭到镰仓幕府军队和九州各藩武士的强烈抵抗。
　　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天，开始阶段战术落后的日本军伤亡惨重——日本武士按照日本的战法，披带盔甲策马提刀，上前报上自己名号：“我是某某家臣！”要求对方身份相当的武将前来“一骑”单挑，结果等待他的是蒙古人如蝗一样的短箭……但日军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阻止了元军的推进，最后由于箭和给养都即将用尽，元军只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鲜的海上，元军舰队遭风暴袭击，百余艘船只沉没，损兵过半。
　　第二年，忽必烈又向日本派出了招谕使团，这批无辜的羔羊被北条时宗一声令下，全部在镰仓的龙口斩首。
　　七年后，公元1281年春，忽必烈派出了第二支由蒙古、高丽、汉人组成的远征军，船舶数千艘，士兵接近二十万。这是一支空前强大的远征军，以蒙古人的报复心，一旦日军抵挡不住，亡国灭种即在眼前。
　　这一次元军轻易攻占了博多附近的几个岛屿，屠杀了岛上的居民。不过，当他们登陆作战时却遇到了想象不到的障碍——日军花费5年时间，早早筑起了一道长３０公里，高达５米的防御石墙，以之为堡垒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双方伤亡俱重，始终相持不下。
　　不料到了八月，台风再一次突然来临，数百艘元军战舰一夜间被摧毁。元军统帅只有率领残存的舰队退往大陆，扔下了海滩上数万士兵，这些悲惨的士兵最后大部分被杀，剩余的作了俘虏。看到日本这样的难以驯服，加上群臣的劝谏，忽必烈终于下诏罢征日本。
　　“蒙古来袭”带来的间接后果有两个：其一，日本人更相信他们的国家是神国。其二，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关系降到冰点。
　　倭寇的侵扰，是明人对日本缺乏好感的另一半原因。
　　日本倭寇对大陆的侵扰从元朝就开始了，明初，日本“乘中国未定，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日本人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
　　明代的百科全书《万宝全书》里画有一幅日本人像，人像为半裸跣足，下身着裙，身体肥壮，肩扛长刀，一幅暴戾的野人模样。人像旁的注释是：“日本国即倭国，在新罗国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九百余里，专一沿海寇盗为生，中国呼为倭寇。”意思说日本专门“出产”海盗，这就是明朝士俗对日本的普遍看法。
　　清代，徐福家乡出了个才子李汝珍，他在神话小说《镜花缘》里写道海外有个双面国，其国人有两张面孔，正面是和颜悦色、满面谦恭，背面却用浩然巾藏著一张恶脸，鼠眼鹰鼻，血盆大口。从小国寡民到世外桃源，再到沿海寇盗，日本人终于在十三世纪之后，露出了隐藏已久的一张恶脸。
　　作为日本两个最大的邻居，朝鲜和中国都深受倭寇之害，对此，中朝两位君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这一次元军轻易攻占了博多附近的几个岛屿，屠杀了岛上的居民。不过，当他们登陆作战时却遇到了想象不到的障碍——日军花费5年时间，早早筑起了一道长３０公里，高达５米的防御石墙，以之为堡垒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双方伤亡俱重，始终相持不下。
　　　　不料到了八月，台风再一次突然来临，数百艘元军战舰一夜间被摧毁。元军统帅只有率领残存的舰队退往大陆，扔下了海滩上数万士兵，这些悲惨的士兵最后大部分被杀，剩余的作了俘虏。看到日本这样的难以驯服，加上群臣的劝谏，忽必烈终于下诏罢征日本。
　　　　
　　　　这一次元军轻易攻占了博多附近的几个岛屿，屠杀了岛上的居民。不过，当他们登陆作战时却遇到了想象不到的障碍——日军花费5年时间，早早筑起了一道长３０公里，高达５米的防御石墙，以之为堡垒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双方伤亡俱重，始终相持不下。
　　　　　　不料到了八月，台风再一次突然来临，数百艘元军战舰一夜间被摧毁。元军统帅只有率领残存的舰队退往大陆，扔下了海滩上数万士兵，这些悲惨的士兵最后大部分被杀，剩余的作了俘虏。看到日本这样的难以驯服，加上群臣的劝谏，忽必烈终于下诏罢征日本。
　　　　++++++++++++++++++++++++++++++++++++++++++++++++++++++++++++++++++++++++++++++++
　　　　
　　三、朝鲜怒了，出兵日本！
　　
　　韩国现代海军的9艘209型潜艇，全是以朝鲜历史上的海军名将来命名的。这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李舜臣”，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李从茂”。这个李从茂，就是征伐日本对马岛的朝鲜司令官。
　　600年前的夏天，朝鲜巨济岛，战鼓隆隆军旗烈烈，大小战船200多艘，1万7千多官兵整装待发。随着李从茂的一声令下，历史上唯一一次朝鲜对恶狼般的邻居日本的征伐开始了。当年是公元1419年，己亥年，日本应永26年，朝鲜方面称为“己亥东征”，日本方面称为“应永外寇”。
　　
　　1、 渡海抢高丽人的大米去！
　　
　　海上有一种臭名昭著的强盗鸟，叫贼鸥。这种鸟好吃懒做，从来不自己筑巢，而是抢占其它鸟的巢窝，饿了，则从其它比它弱小的鸟口中抢夺食物，偷食鸟蛋。
　　对于朝鲜半岛的居民来说，来自海峡对面的倭寇就是贼鸥。
　　倭寇侵扰朝鲜半岛古已有之，事实上，“倭寇”一词不是明代中国人创造的，其最早见于文献，是公元404年朝鲜半岛上高句丽“好太王”碑文，此碑现存于吉林省集安县，碑上载有“倭寇溃败，斩杀无数”字样。而《高丽史》第一次明文记载倭寇，是在1223年，“倭寇金州。”
　　 朝鲜半岛最严重的倭寇问题是约从1350年开始到1420年左右为止，前后七八十年，在倭寇最猖獗的1350年至139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倭寇没有出没的年份仅是两年。到了日本南北朝时期，南朝许多溃兵败将流亡海上，使得倭寇势力更加凶猛。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藤经光的倭寇首领写信恐吓高丽辛禑王，要求其进献粮食，不然就发兵入寇。当时高丽的全罗道元帅金先致设计想借酒宴杀掉藤经光，可惜计谋泄露，藤经光还是逃回了海上，只杀掉三个日本人。这起事件激化了日本倭寇，据《高丽史》称，从此，倭寇侵朝鲜，“妇女婴孩，屠杀无遗”，“掳我人民，焚荡我府库，千里肃然。”倭寇不仅蹂躏了半岛南部沿海各地，有时竟然深入高丽内地，有一次居然逼近了陪都平壤，成为高丽王朝的心腹大患。
　　 早期的倭寇抢劫目的很明确：大米。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对大米最有感情的民族。早些日子看到日本报纸做了个民意调查：什么时候让你感到最幸福？结果一半以上的日本人选择了“吃大米饭，喝大酱汤的时候。”不过，日本人最钟情的自己国家生产的大米，其它国家的优质稻米如泰国香米、中国东北大米在他们眼里都是不堪下咽的——当然，闹饥荒的时候除外。
　　 古代日本战乱多和平少，所以歉收和饥荒不断，那就得向贼鸥学习了。乘船去朝鲜半岛的“抢米敢死队”是日本九州破产的渔民和农民，这些流民聚集在肥前藩的豪族松浦氏麾下，也被称为“松浦党”，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抢抢谷物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今年抢，明年抢，终于能抢的大米都被抢光了，再抢什么？到了后期，粮食已经不能满足倭寇越来越大的胃口，他们开始直接掠走朝鲜居民回日本，成了强盗兼人口贩子。
　　日本《太平记》对这段历史毫不讳言：“四十余年间，本朝大乱，外国亦不安宁。盗贼备置数舟，拥向元朝、高丽之港口，劫掠明州、福州之财宝，焚毁官衙、寺院。元朝、三韩之吏民，为防此寇而内迁，各国濒海之郡县，已荒芜人烟。”　
　　到高丽恭愍王时期，三南（忠清道、全罗道和庆尚道）等沿海地区成了倭寇的自留地，几乎一日一警。高丽王朝因为倭寇潮水般无穷无尽的侵袭，财政极度困难，以至于不能支付官员的薪水，士兵也是军心全无。无奈之下，高丽政府只好把全罗道等沿海地方的仓库迁移到内陆，海边几十里之内几乎没有人烟。高丽辛禑王时期，得陇望蜀的倭寇已经在朝鲜沿海占据岛屿常住，不但抢邻居的粮食，还抢邻居的地盘。
　　对倭寇的鹊占鸠巢，高丽辛禑王曾经对大臣这样发火：“（你们）只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贵快活，也合寻思教百姓安宁，至至诚诚的做些好勾当，密匝匝的似兀那罗州一带筑起城子，多造些军船，教倭子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每三五十里家无人烟耕种。又说倭子在恁那一个甚么海岛子里经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这的有甚难处？着军船围了，困也困杀那厮！”对倭寇的恼怒和恨自己属下不力之情跃然纸上。　
　　这样不胜其扰的情况一直到了朝鲜的大英雄横空出世才暂时告一段落。
　　 　　2、“岳飞后代”一箭射死倭寇首领
　　
　　大英雄是李成桂，朝鲜李氏王朝的开国君主。
　　李成桂出生名门望族，少年时期就有武勇之名，很快飞黄腾达，掌握了高丽王朝的实权。
　　1380年，李成桂率高丽军队在北全罗道的南原与倭寇主力进行了一场决战。战斗陷入胶着状态，倭寇一个年轻首领阿只拔都（高丽人对其的称呼，具体姓名不详。“阿只”是朝鲜语，意为“幼儿”，“拔都”是蒙古语，意为“勇敢无敌的武士”）骁勇无比，“乘白马舞槊驰突，所向披靡莫敢当，我军争避之。”
　　李成桂惜其勇，命爱将李之兰把他生擒过来，李之兰担心生擒会死更多人，便一箭把他射死了。
　　李之兰在朝鲜历史上是个有来头的人物。他的初名叫佟豆兰，是女真贵族，高丽王朝末期来投李成桂的军事阵营。韩国学者徐炳国依据《青海李氏世谱》一书，断定李之兰的先祖为岳飞！岳飞有五个儿子：云、雷、霖、震、霆，据其考证，李之兰的先祖是岳飞的小儿子岳霆，岳霆在岳飞死后潜往金朝接受官职并娶妻生子。李之兰的家门从此开始依照女真风俗，在女真族社会生活。加入朝鲜国籍后，李之兰便成为现在韩国青海李氏的始祖，据说韩国现有岳飞后裔1200余户。 徐炳国还有部巨著《《高句丽帝国史》，宣扬高句丽的民族独立性，这个好理解，岳飞儿子跑到金国当官，这个比较雷人，姑且听之一说而已。
　　朝鲜传说中，称李之兰年轻的时候和太祖李成桂相遇，两个神箭手同时拉弓相射，结果两支箭中途相撞而落，两人认为这是老天安排，就地结为兄弟。
　　阿只拔都的死挫伤了倭寇的斗志，高丽军队趁势取得大胜，俘获倭寇600多人，杀敌无数，史称荒山大捷。据说当地的河流都被倭寇鲜血染红了，过了六七天后颜色都没有褪干净。
　　这次决战使倭寇元气大伤，好长一段时间无力骚扰高丽边境。
　　1388年，奉命率军讨伐明朝的李成桂发动威化岛兵变，废高丽辛禑王，改变亲元的外交政策，向明太祖朱元璋称臣，改国号为“朝鲜”，奠定了五百余年李氏王朝的基业。1388年是洪武二十一年，明朝军事达到顶峰的年代，高丽辛禑王却不识时务，与新兴的明朝敌对而臣服于已经退居大漠的元朝，实在缺乏政治眼光，被李成桂取代实属必然。
　　李朝开国后，李成桂一方面向日本派遣使者要求取缔倭寇，送还朝鲜俘虏。一方面呼吁倭寇首领投降归化，并对归化的倭寇给予田地家财，让他们娶妻定居，而这些人则被称为“投化倭”——曾有一个名叫“平道全”的日本人归化朝鲜，官位做到“上护军”。
　　 朝鲜的地理位置非常尴尬，置身于中日俄三大强国之间，民族存亡的危机永远如剑高悬。对大明俯首称臣，对倭寇怀柔分化，应该说，李成桂的外交智慧已经足够超凡。但，对于贪得无厌的倭寇还不够。
　　
　　 3 、朝鲜大军兵发对马岛！
　　
　　展开世界地图，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北部之间，横亘着一个700平方公里相当于杭州市区面积的小岛，就好比一块日本和朝鲜之间的踏脚石。元朝军队攻打日本是从屠杀这个岛居民开始的，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十五万大军的战略物资是从这个岛源源不断输送到朝鲜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军神”东乡平八郎摧毁俄国舰队的大海战是在这个岛附近进行的。
　　它就是对马岛，现隶属日本长崎县，距离朝鲜半岛仅有50公里。
　　对马岛从十二世纪以来一直是宗氏的家族封地，苦于岛上山地多耕地少的贫瘠，宗氏一直频繁和朝鲜半岛展开粮食贸易。李朝初年，朝鲜和宗氏家督宗贞茂的关系很和睦，称其“威行诸岛，禁制群盗。”但是宗贞茂死后，幼子宗贞盛继承家督，实权落入海贼首领左卫门大郎（朝鲜方称“三味多罗”）手中，和朝鲜的关系开始恶化。
　　1419年五月，宗贞盛继位的第二年，对马岛发生严重的饥荒，岛人蠢蠢欲动准备大举进犯大陆，船只经过朝鲜忠清道与黄海道时，要求当地官员提供粮米物资被拒，恼羞成怒的倭寇便纵兵劫掠了这两个地方。
　　警报传到京城，当时的世宗大王李祹很保守，主张在陆地防守。反而是已经将皇位禅让给儿子的太宗上王李芳远怒不可遏，立即主张武力讨伐对马的老巢，彻底消灭倭寇。“予亦患此久矣......蕞尔岛夷，一举可歼，特重动民而隐忍耳！”
　　太宗李芳远是太祖李成桂之子，李朝的第三代君主，是个青出于蓝的狠角色，类似李世民和朱棣的结合体。他为父亲篡位时出力最大，曾主持策划刺杀了高丽大贤郑梦周。后来逼老父让位给次子定宗，然后取而代之。骨肉相残、囚禁老父一节，颇似唐朝李世民的事迹。洪武年间，李芳远随贡使前往南京，路过北平时与燕王朱棣私相会见，两人性格相近，相谈甚欢。而朱棣“靖难”成功登极之后，同为夺位成帝的李芳远又再次上贺表，“龙心甚慰”的朱棣欣然赐以金印、诰命、冕服等诸多物事。
　　有强硬的太宗上王，自然有强硬的军队。六月十九日，大小军船227艘，官兵17285人从巨济岛浩浩荡荡出发，李从茂为三军都体察使，柳廷显为都统使。军船、兵力、将领，都是李朝能拿得出手的最强阵容。
　　次日，讨伐军抵达对马岛的浅茅湾，岛上居民以为是倭寇满载而归，手舞足蹈出来迎接。看到是遮海而来的朝鲜船队，才一哄而散，宗贞盛仓卒之间只能组织几十人进行零星的对抗，朝鲜官兵憋了很久的气全撒在对马岛上，杀死抵抗的日人，焚烧房屋和稻田，还找到并释放了131名中国俘虏。接下来，李从茂和来援的日军打过几次小型的遭遇战，朝鲜方一共俘虏了600人，杀死了200人，自己也伤亡数百人。
　　势单力孤的宗贞盛最终奉书乞和，称七月间有台风，劝朝鲜军撤离对马岛。朝鲜军队不为己甚，于7月3日退回巨济岛。以倾国之力攻打倭寇老巢的对马岛战役就此结束，李从茂将军也凭此役名垂朝鲜史册。
　　宗氏喘息已定后，老老实实和朝鲜达成和平协定：宗氏承认朝鲜王朝的宗主权，保证不再有倭寇侵犯。朝鲜方面则给与对马岛贸易优先权，并答应每年给对马岛200石米豆的粮食援助。
　　
　　 4、 日本震惊：第二次蒙古来袭？
　　
　　对于朝鲜这次闪电突袭的军事行动，远在京都的室町幕府开始阶段一无所知。但种种捕风捉影的消息随即传来，有称明朝和朝鲜联合进攻对马，现在已经打到萨摩，双方死伤惨重；有称是蒙古、高丽联军占据了对马，九州诸藩奋勇抵抗，但是突然雷声震动，敌人船毁人亡，抓了很多蒙古俘虏，就要胜利回国。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出现很多不详的事件：神社门无风自倒，宫殿震动。
　　后花园天皇的父亲贞成亲王忧心忡忡在日记上写道：“从高丽传来的消息，大唐、南蛮、高丽将联手进攻日本，室町幕府非常吃惊。日本是神国，不会出什么事情吧？”这些杞人忧天的传闻，其实全部带有蒙古来袭的恐怖后遗症。
　　当时，足利义持任征夷大将军，他刚刚断绝了对明朝的朝贡，心里正虚，当然被“明朝和朝鲜联合进攻”的传言弄得寝食难安。为了探明真假，义持赶紧派遣外交僧亮倪出使朝鲜。后来，朝鲜的回使宋希璟前往日本，明确表示朝鲜对对马没有领土要求，并且朝鲜不会被明朝派遣攻打日本。双方和解。
　　宋希璟回国时途经对马岛，曾赋诗一首表白心迹：“瘠地顽民无所用，古来中国厌寒胡。渠今慕义自求属，非是朝鲜强籍图。”
　　对于对马岛征伐的意义，朝鲜时人评价：“虽不得大捷，而倭亦畏威，不敢肆。”此后，和平贸易成了朝日外交的主题，虽然中途爆发过“三浦倭乱”和“蛇梁倭变”等倭寇暴乱，导致朝鲜与日本的贸易因此而数次中断，但每次都在对马岛宗氏的请求下重订商约。
　　凭借这一仗的老本，朝鲜大大的松了口气，一直到170年后，终于迎来了史上最大的“倭寇来袭”：丰臣秀吉大军登陆釜山，打响了侵朝战争的第一枪。这以后的朝鲜历史，尽是屈辱了。
　　 　　
　　四、朝&贡的故事（上）
　　
　　四海称臣，万邦来贡——这八个字是中国所有帝&王的最大座右铭。但英明神武的明太祖朱元璋却吃了小小岛国的一记耳光，使臣被怀良亲王当场斩首！假设朱元璋是头老虎，日本就是一头豪猪，又臭又硬，一心想吃却硬是无法下口。无奈之下，朱元璋忍了这口气，断绝了和日本的往来，同时告诫子孙：日本是“不征之国。”
　　
　　　　1、使臣被斩！耳光打到朱元璋的脸上
　　
　　如果给坐在龙&椅上的明太祖朱元璋一个问卷，问他最恨的人和最恨的国家，他会怎么填？
　　最恨的人：无。元顺帝、陈友谅、张士诚、韩林儿、胡惟庸、李善长，这些阻碍朱元璋登上和坐稳皇位的人都早已被一一被剪灭了，朱元璋的人生座右铭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最恨的国家：日本。因为同样是不顺，不恭，触了逆鳞，朱元璋却无法伸出惩罚的长手。
　　明初，来朝的国家有日本、占城、真腊、暹罗、琉球和西洋诸国，但朱元璋最反感日本。
　　朱元璋的书房里挂着把日本扇子，是明军一次剿灭倭寇战斗中缴获献上的。他以此为题写过一首《倭扇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诗中斥责日本国王无道，民众都是 盗贼，还鄙夷地称日本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
　　光是心里鄙视也就罢了，有一次，朱元璋接见日本使者答里麻，居然当面出了一件让他火冒三丈的事。
　　明初来朝&贡的外国使者很多，一般使者来华先被礼部官员接到京师的会同馆住下，第二天到奉天殿接受皇帝的接见。接见时，朱元璋先问：“尔国王安否？”再问：“尔使者远来勤劳？”然后使者磕头，贡献方物，完毕。
　　这天接见答里麻，朱元璋一时起了兴致，多问了第三句：“尔国风俗如何？”可以想象，这纯粹是上国之君对夷狄小国的敷衍之问，不料答里麻早有准备，直着脖子撅着脑袋吟诗作答：“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首诗明显和朱元璋的《倭扇行》反着说，傲慢之意一目了然，因此朱元璋“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鉴于倭寇屡次侵掠海滨郡县，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玺书声讨其罪。国书写得异常霸道，完全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联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一要其称臣，二要其取缔倭寇，三甚至还扬言要缚其国王，征服日本。
　　收到这封国书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国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实力派人物怀良亲王。
　　怀良亲王可不是个善男信女，铜簸箕碰上了铁扫帚。
　　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怀良亲王是南朝后醍醐天皇第十一皇子，头衔是征西大将军。南北两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筑后川之战中，怀良亲王亲自上阵督战，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胜。
　　无论身份还是性格，怀良亲王看到这封劈头盖脸训斥的国书，自然一头恼火，加上受蒙古来袭后遗症的影响，日本人对中国来使有一种警觉和鄙视的排斥心理，当场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等两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
　　使臣被斩！这还得了？
　　坐上万乘之位后，朱元璋命令手下大将平四川、克云南、攻辽东，都是大军所至兵不血刃，可称传檄而定。受到“君臣跣足语蛙鸣”的化外小国斩使之辱，朱元璋的愤怒可想而知。估计当晚，书房里那把倭扇成齑粉矣。
　　
　　 　　2 、屡遭羞辱，为何不征日本？
　　
　　怀良亲&王完全重复了当年北条时宗斩杀元朝使者的一幕，但思前想后，朱元璋却不敢效仿忽必烈的天&子一怒兵伐日本。
　　眼看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隔了一年，朱元璋再遣使臣赵秩出使日本，递交国书给怀良亲王。吸取上次“直抵其国，缚其王”的教训，这次的国书完全走怀柔的路子，大意是说：“最近几个被倭寇抓走的俘虏逃回本国，我这才知道早些时候的倭寇来犯，不是贵国王的本意，而是盗贼所为。所以我已经让海军方面暂停造战船了。果然能够革心顺命，共享太平，不是件美事吗？”
　　硬的不行，软着来。在这封国书中，朱元璋对日本大加安抚利诱。不过，赵秩还是差点遭到前任使者的下场，怀良亲王见他姓赵，怀疑他是当年元朝使臣赵良弼的后代，并且是代元朝出使，喝令左右斩杀，幸好赵秩没有慌张，耐心说明现在中国当&政的是明朝而不是蒙古，自己也不是赵良弼的后代，才打消了怀良亲王的敌意，并同意派回使入明朝献马和方物，并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70余口。
　　此后，朱元璋从在华的日本僧人口中，了解到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大失所望：敢情我一直对牛弹琴啊。这期间，日本的大名也出动几次贸易船，每次都因为没有正式的国书而被朱元璋赶走。
　　明太祖希望的日&夷来朝的圣世景象依然没有出现，在一再失望之下，洪武十四年再次遣使，在指责日本国王的国书中以开战相威胁：
　　“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瘣、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国书到达日本九州后，同样被扣在怀良亲王手中而没有到达北朝，当时北朝幕府大兵压境，南朝节节败退已处苟延残喘之中。怀良亲王这次收敛了脾气，没有斩使，只是回了一封不卑不亢的国书：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论武有孙武韬略之兵法。又脚下选股陈梢，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 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节选）
　　这封回书有抑有扬，强直豪壮，文采斐然，“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的豪言，实在是才子手笔，放之世界史上也应该是著名的国书。文中用典很多，实在怀疑是中国文人手笔，不像是日本精通汉学之人能写出。
　　武则天当年废中宗自立，读完才子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氏檄》后感慨：“宰相安得失此人？”但朱元璋不会这么说，因为宰相都被他杀光了。
　　说起来，两位宰相胡惟庸、李善长的死也和日本有关。
　　胡惟庸是从龙功臣，官居左丞相，位于百官之首，却被朱元璋处死，李善长受株连一起被杀。朱元璋给胡惟庸加的罪名是：秘密交结宁波卫指挥林贤，让他向日本国王借兵谋反。“日本国王”怀良竟派遣“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包藏祸心。”
　　胡惟庸擅权跋扈是真的，“通倭”却是真假难辨，史学界一般视为“莫须有”，只是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一贯手段。杀掉宰相后，朱元璋顺势定下了有明一代不立宰相的祖训，说到底，还是为后世儿孙扫平障碍。
　　堂堂中华之主，却受到夷狄小国如此奚落，“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汉朝镇守西域的大将陈汤敢喊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作为开国雄主，连一代天骄的蒙古人都被他赶到了漠北，日本如此无礼，朱元璋为什么不征讨？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从政治上考虑，天下初定，朱元璋深知休养生息的重要，不愿再起干戈，在祖训里他不厌其烦的告诫后代不要“穷兵黩武”。从战略上考虑，北方的蒙古残余才是心腹之患，日本虽然不臣，但远在大洋深处，劳师远征，胜败难料，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当然，如果朱元璋能预知他一手开创的大明江山后世屡遭倭寇侵犯，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出动百战之师，不惜一切为子孙拔掉这根荆棘。
　　朱元璋忍下了这口恶气，不过“怒日本特甚”，从此对日本派来的朝&贡一概拒绝接受，宁愿与日本老死不相往来。不过，担心后代不能像自己一样能忍，朱元璋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写入《祖训》传后世子孙。朱元璋在“日本国”旁特意添加了小字注释：“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怒日本，但持重不敢出兵，这恐怕是朱元璋一生的最大遗憾。
　　 　　再来一张图片：日本油画《元寇》

  　　
　　五、朝贡的故事（下）
　　
　　风水轮流转，转到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皇帝时，日本人突然一改傲慢不恭的死硬面目，低头哈腰请求称臣朝贡。当好大喜功的中国皇帝朱棣遭遇拜金为上的日本将军足利义满，两个国家又重新好得像蜜里调油一般。朱棣甚至夸奖道：“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不过，这一次蜜月，能延续多久呢？
　　先斩使，再称臣，又反目。日本和明朝的外交史上，一次次上演白云苍狗的时代闹剧。嘉靖皇帝忍无可忍：断贡！这下更惹了马蜂窝，翩翩使者不见了，头缠白布的倭寇呼啸而来！
　　
　　　　1、“铜钱将军”足利义满
　　
　　看过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的人，想必都对那位时而糊涂可爱时而霸道威严的将军大人很有印象。
　　那个“将军大人”就是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一个喜慕中国文化的日本当权者。在中日关系断绝了二十余年后，他主动派使者前往明朝表达友好，请求朝贡。
　　此时的明朝皇帝是成祖朱棣，他对四夷来朝一向热衷，看到久不来朝的日本“慕义来归”当然很高兴。所以在永乐二年(1404年)遣使赵居仁东渡日本，册封了“日本国王源道义”，并且赐以一枚龟形金印(“日本王之印”)。源道义就是足利义满，当朱棣的诏书到达时，足利义满恭恭敬敬的行了跪拜之礼，并在其表文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当时日本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足利义满的手中，他已经是日本事实上的国王，但是足利义满对来自明朝的册封却十分得意。只要明使来访，他都要携带妻妾亲自去兵库港口参观，接待仪式也很隆重。他还在日本京都的常寂光寺，身穿明式服装，和明使一同赏玩红叶。对于这颗朱棣所赐的金印，日本有这样的记述：“龟形金印光辉照人，斤两尤重，双手捧起颇感费力，真国家之遗宝也。”
　　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敬意，足利义满还在同一年捉了二十多个倭寇首领，遣使献给朱棣。朱棣当然大喜，为表示上国气度，当即“命治以彼国之法。”
　　“彼国之法”是怎样的？日本使者到了宁波，上船回国前，找了一片空阔的海滩，将犯人五花大绑放在铜甑（古代蒸饭的一种的容器，类似于现在的蒸锅）里，下面燃起柴火，全部活活蒸死。
　　在日本，切腹自尽是属于武士专用的尊贵死法，蒸、煮、油煎、火烧，这些残酷的刑法才是对付盗贼的。日本历史上被大锅煮死（一说油煎）的最有名的人，是大盗石川五右卫门。
　　石川五右卫门，日本人称之为“义盗”，他是个很受民众喜爱的罗宾汉一样的人物。他白天乔装打扮探听富户人家，夜里进行破门抢劫。后来据说要行刺太阁丰臣秀吉（一说是偷大阪城天守阁的翡翠），闯下泼天大祸，手下和一家老小被抓起来，在京都三条桥边的河滩上处以釜煮刑。煮死五右卫门的那口锅一直在日本保存着，直到二&战后期，才被作为军需物资砸了炼铁。
　　据日本和西方人的记载，当时在河滩上立起三口大锅，为增加他死前的痛苦，石川五右卫门是最后一个受刑的。眼看着犯人一个个在酷刑中痛苦而死，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惨不忍睹。日本有一幅《石川五右卫门父子油煎图》的画很出名：五右卫门站在滚开的油锅中，双手将幼小的儿子高高举起以免受煎，自己则伸长脖子、咬牙切齿地忍受着无比的痛苦。
　　甘愿接受封赏、酷刑处死倭寇，为什么足利义满对明朝这样恭顺？
　　原因很简单，他需要恢复朝贡，他需要铜钱。
　　日本将朝贡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因为明王朝的交易带有很大的赏赐性质。因为是“外夷”的朝贡，所以身为“上国”的明王朝，无论给价还是回赐往往超出“贡品”价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来能显示“天&朝怀柔之道”。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一书中认为：“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
　　从1404年明成祖答应恢复朝贡以来，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进贡贸易船，回国后其总获利约在二十万贯左右。每到朝贡年间，往来海上的日本朝贡船都在船头竖起一丈长的大旗，上书“日本国进贡船”六个大字随风飘扬，那种骄傲得意之态好比朝&廷钦差鲜衣怒马，高举“皇差在此，闲人回避”的纛旗一般。每当载满明朝赏赐货物的朝贡船回国时，日本人就衣冠整齐聚在兵库港的岸边翘首西望。
　　一个日本和尚在日记里得意洋洋的写道：“唐(指明)船归朝，宣德钱到来。”
　　当时，日本国内无造币能力，国内长期使用的流通货币是中国造铜钱，洪武、永乐、宣德铜钱是日本人最熟悉和喜爱的阿堵物。日本国内铜钱价甚高，“每一千文价银四两”，从中国输入的铜钱，本身就可获利三、四倍。
　　明王朝得到了面子，日本得到了铜钱。
　　
　　　　2、郑和舰队为何放日本一马？
　　
　　说到明成祖朱棣，当然要提一个人：郑和。
　　很多现代人说起郑和下西洋就扼腕长叹：那么强大的远洋船队，为什么不顺手把倭寇灭了？
　　朱棣还真的动过这个念头，因为有一阵子，倭寇闹得不像话。
　　足利义满死后，接任将军的其子足利义持觉得朝贡“有辱”日本国体，在永乐六年（1411年）突然停止了朝贡。一停止朝贡，倭寇在中国沿海的活动又开始猖獗了。到足利义持的儿子足利义教恢复朝贡时止，十九年间，倭寇侵扰中国沿海达十七次之多，地方官员的报警震动了朱棣。
　　朱棣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法还是他爸爸朱元璋的老路数：遣使带国书，致以严厉的谴责。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派遣吕渊出使日本，把“国王源义持”（足利义持）臭骂了一番：“自尔嗣位，反父之行，朝贡不供，屡为边患……尔居海东蕞尔之地，乃凭恃险阻，肆为桀骜。群臣屡请发兵问罪，朕以尔狗盗鼠窃，且念尔父之贤，不忍邃绝。曲乖宽贷，翼尔悔悟。”意思是你只是狗盗鼠窃之辈，看在你父亲面子上，才放你一马，赶紧解决倭寇，恢复称臣朝贡！
　　很快朱棣得到了足利义持的回书，义持首先撇清和倭寇的关系，“是实我所不知也。”接着傲慢地提起“神风”往事，“昔元兵再来，舟师百万，皆无功而溺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实神兵阴助以防御也。远闻是事，必为怪诞，古来吾国之神灵验赫，可不恐乎！”最后表示，“只要彼不来，此不往，各保封疆。庄子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足利义持明白无误地告诉朱棣，我们老死不相往来，你就死了日本来朝的心吧！真要打仗也不怕，我有神灵保佑！
　　朱棣的外交努力成了泡影，军事上呢？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何等威风，西方史学家认为当时“明王朝的海军力量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海军力量”，朱棣为什么不打这张王牌，派军队渡海进攻倭寇巢穴呢？
　　朱棣有他的难言之隐。
　　对于夺去侄子朱允炆皇位的朱棣来说，平息天下人口舌，巩固皇位才是第一要务。郑和下西洋，战船千艘，士卒二万，浩浩荡荡，但只是秉承朱棣的怀柔政策，充当和平使者炫耀国力，丝毫没有武力称霸的想法。真要转向东洋进攻日本，风险很大，没有胜利的把握。万一失败，闹出政治风险，皇位都不稳。这是其一。
　　朱棣本不是个爱好和平的皇帝，在位期间北伐蒙古，南征安南（越南），连最后驾崩都是在北伐的路上。五次征伐漠北是为了扫除蒙古后患，势在必行，但安南战争就是得不偿失了，以前后八十万大军和小小的安南（今越南）打了三十年，双方死伤无数。这两场战争大大消耗了明王朝的国力，特别是深陷安南战争的泥潭，多少让朱棣有点灰心丧气，实在没有精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这是其二。
　　其三，就是不得不考虑的庞大开支问题。郑和在第六次下西洋回国后，朱棣就不再大力支持耗资巨大的船队出海。朱棣死后，他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终于在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后不久，下令严禁船只出海远航，并停止所有建造远洋帆船及修缮工作，违反者都被处决。
　　正是因为这么多的隐痛，朱棣才不得不和朱元璋一样，对日本问题上采取了忍让的政策。
　　不过，在此期间，明朝还是和倭寇打了一仗，结果换来了辽东百余年间的安宁。这场大战史称“望海埚大捷“，和朝鲜派军进攻对马岛发生在同年同月。
　　“望海埚大捷“是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完全可以作为伏击全歼战的教科书。永乐十七年（1419年），辽东总兵刘江得知倭寇来犯的消息，就在金州卫的咽喉要塞——望海埚筑立城墩，在山下和林中埋伏好马、步两路伏军，另派一支精锐部队迂回烧船。六月十五曰，倭寇乘二十余艘船驶入，从望海涡登陆，排成长蛇阵鱼贯而入。刘江鸣炮举旗，伏兵尽出，两翼包抄截杀倭寇。倭寇毫无准备，队伍溃乱奔回海滩。不料船只已被伏兵焚毁，余寇全部被歼。这一战，共斩首七百余级，生擒八百余名，无一漏网，令倭寇盘踞的海岛上家家招魂，人人哀鸣。
　　这一战的威力不小，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惨遭倭寇荼毒，却不曾有一个倭寇踏上辽东半步。
　　 　　3、乌烟瘴气的日本使团
　　
　　号称和明朝“老死不相往来”的义持死后，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决心恢复朝贡。明宣德八年（1432年），一封“日本国臣源义教”开头的日本国书递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手中，朱瞻基见日本恢复朝贡大喜，因而赠赐的铜钱特别多，以致后期历次日本贡使都要求援宣德八年的“惯例”赠赐铜钱。
　　朝贡制度完全是为满足于大明帝王的所谓“四海称臣，天下归心”的虚荣心，也是明朝为抑制倭寇骚扰而对日本实行的羁縻政策，在经济上却是愚蠢透顶。明代对待朝贡历来是“厚往薄来”，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即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
　　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斤，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斤、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斤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
　　赏赐唯恐不厚，招待唯恐不周，难怪两次出使明朝的日使楠叶西忍满口赞叹：“大明乃空前绝后之大善政国家。”
　　成祖朱棣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只限两船，人数两百。”但日本方面并不严格遵守，在缩短朝贡时间、增加货物数量上下文章，明廷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获利巨大，将军、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贡看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挤进朝贡团。所以，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货物越来越多，如有一年来了10艘朝贡船，总人数达到1200人，货物超过规定十几倍。这样膨胀下去，明朝在经济上已是不堪重负。
　　货物方面，中国方面输出的主要是铜钱、丝绸、绵布、瓷器等，日本方面的贡物主要是刀、扇、硫磺、铜、苏木等，前者对日本是生活必需品，后者对中国则可有可无。于是，明朝的国库里出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场景：外夷进贡来的杂七杂八东西堆积如山，用不了卖不掉成了累赘。朝廷甚至把胡椒苏木等贡物折成俸禄发给在京的官员，闹出底下不少的怨言。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长相太过猥琐不能去，对大唐不够尊重。赴唐出船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明代，在众多的外国来使中，日本贡使成了素质最差、态度最恶劣、行为最放肆的一群。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但说来荒唐的是，日本使团如此放肆，却很少受到明朝的惩处。每次日本使者杀人犯罪，朝廷最后总是以“下不为例”或“勿失人心”为由纵容他们。
　　日本使团得了便宜就卖乖，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敲诈勒索等伎俩，占尽明朝的便宜。有耍无赖博取同情的，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带着超过规定十倍的货物，明政府给价稍低，使者就叫起屈来，说如果不按照以前的先例给高价，回国就要被国王诛杀，表示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不走了，明政府无奈只好加价。有公开赤裸裸恫吓的，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日使了庵挂梧在争价书中威胁：“（如不加价）失我国主之心，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
　　纵容的结果，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事件的发生，嘉靖倭患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4、一个中国人引发“宁波争贡”
　　
　　宁波是官方指定的日本朝贡唯一港口，争贡事件就发生在此。事件的过程，如果用时下流行的网络“眼球体标题”，可以称为“两个日本和尚为一个中国男人拔刀互砍！”
　　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国内爆发了应仁之乱，大内氏和细川氏两个豪族对峙。日本贡使桂悟一行回国时，携带的新勘合在半途被盘踞九州的大内氏夺去。明朝和日本的朝贡贸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颁发符契文书，日本商船到中国后只有拿出勘合交验，才准许贸易。
　　取得唐僧肉一样的新勘合后，大内氏随即派出三艘朝贡船，一行300人由僧侣宗设谦道率领，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抵达宁波。看到大内氏独占朝贡，控制京都的细川氏当然不满，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将军当时已徒具虚名，丝毫不敢拒绝，但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拿过期作废的旧勘合交给细川氏。
　　新的也好，旧的也罢，有勘合就能对付。细川氏之所以这么有信心，因为他手下有个做生意老手：中国浙江人宋素卿。细川氏赶紧也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也是僧侣）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大概比宗设一行迟了3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宋素卿原本姓朱，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往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得到细川氏的重用，从而多次出使中国。正是这个熟谙国情的宋素卿，挑起了两批使团的嫌隙。
　　按明朝惯例，凡是外邦来贡，查阅货物和设宴招待，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故违例先盘阅瑞佐贡船的货物，而且虽然发现勘合的新旧问题也装作没看见，反过来刁难宗设。接着，按照惯例在嘉宾堂设宴招待时，又让瑞佐坐在宗设之上。
　　宗设憋了半天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当场与瑞佐互相拍桌子大骂。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方人多，而且大多为九州的海盗无赖，当场杀了瑞佐，砸了嘉宾堂，并顺手抢了市舶司的东货库。接着，宗设一伙追杀宋素卿一直追到绍兴城下。杀红了眼的宗设一行，再折回宁波时就沿途杀掠，又在市区大肆抢劫，夺船逃向大海。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掳走，“浙中大震。”
　　宗设谦道一伙在逃回本国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被朝鲜守卫军诛杀三十，生擒二十，缚献明朝。
　　案发之后，侥幸逃生的祸首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病死在狱中。嘉靖四年(1525年)琉球入贡使郑绳回国，明世宗朱厚熜令其转交日本国王一封信，要求逮捕肇事元凶宗设归案，送还指挥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由于日本国内实在太乱，始终没有回音。嘉靖八年（1529年）给事中夏言（后担任首辅）奏称此祸起于市舶，朝廷于是痛下决心，撤消了宁波市舶司，关上了日本朝贡的大门。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内氏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由策彦周良率领，船四只、六百三十七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怏怏扬帆而去。
　　至此，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结束了。
　　迫于海盗的骚扰，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不久就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如今又断了日本朝贡，双管齐下的结果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成了走私的天堂，进而全面遭到倭寇的骚扰。“数千里间受其荼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庐舍以数万计，所杀将、吏、士、民以数千计，所陷城邑、卫所、乡镇以数十百计。”
　　海上再无宁日。 六、真倭和假倭（上）
　　
　　乱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战国时代，无处不燃战火，无人能得安宁，田园荒芜，尸骨遍野。丧家野犬般的浪人、无粮可种无鱼可打的的流民、烂命一条的无赖，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软弱的中国，一艘艘倭船出发了！
　　明朝军民对这些“髡头鸟音，赤体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为恐惧，而在异国他乡干坏事，来自日本的倭寇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 、乱世日本太难混了！
　　
　　看过黑泽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对电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纷乱的日本战国时代，丧失了家主的武士们犹如丧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为了饭团就可以用生命战斗。
　　嘉靖年间，日本国内的情况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捣翻的蚂蚁窝一般混乱不堪。
　　名义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实权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养着，完全是寄人篱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了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从足利义满后，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1467年连绵11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征夷大将军已经空有名号毫无实权，听任有实力的权臣摆布。
　　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国类似中国的州县），其中的五十三个藩国，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大名们强弱分明，强的占据几国率众数万，弱的占据几个村子率众数百，为了达到权力的顶峰，整天你争我杀，儿子杀老子，弟弟杀哥哥都不算稀奇。当时的情况往往是：今天家臣们造反杀了主子，明天却被邻居的大名杀死，后天当胜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儿子已经取代他了。
　　日本进入了毫无纲常道德可言的所谓“下克上”的诸侯争霸时代，整整乱了一百多年。战乱中，尸骨横野，无数人流离失所，农民无法安心下田耕种，饥荒当然随之而来。老百姓无路可生，强壮点的当盗贼或者参加宗教组织“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发源地，日本九州的情况怎样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岛，有肥前、肥后、平户、大隅和萨摩等诸多藩国。如同日本各地一样，九州岛也是诸雄并立，空前混乱。北边，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但是遭遇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并顺势进入北九州，这就和另一个强藩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南边，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边，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
　　有战争就有失败者，在战争中失败、丧失家主的武士成了无米下锅的浪人，怎么办？因战争无法谋生的渔民、流民，怎么办？下海！做海贼！与其在陆地饥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运气。
　　除了死里求生，发财梦也是下海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当时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交易，导致海盗走私团伙日渐猖獗，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等，都是日本的抢手货，日本不少富商、无赖也打起了做海贼掳掠回日本赚取厚利的算盘。不仅仅如此，海贼的背后还有大名的资助和庇护，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倭寇”：“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
　　日本十九世纪著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贡贸易正常的百余年内，倭寇到中国劫掠的次数并不很多，因为日本的将军、大名为了保护航路也进行严打，为祸不烈。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贡贸易中断以后，情况才为之一大变。
　　明代，从日本到中国去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从平户的“五岛”或萨摩出发，经过大小琉球（冲绳岛和台湾），到达浙江、福建、广东。当年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去中国，在海上要航行几十天甚至数月，旅途之艰难骇人听闻，我们在中学课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学生晁衡（阿陪仲麻吕），就是因遭遇风暴死于回国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们对季风的知识已经日渐丰富，加上船只的制造技术有了发展，从日本出发，如果掌握好风向，只要几天就能顺利到达中国。
　　《日本图纂》上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船：“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至于船的大小，从能载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载二百余人的大船。
　　就这样，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贼，满怀对财富的渴望，乘风破浪地向大海彼岸进发——富裕而软弱的中国，就是他们的目标。
　　
　　　　2 、真倭的姓名哪里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没有丝毫警惕性，像看动物园猴子一样。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个普通的早晨，浙江嘉兴盐邑县早起赶海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滩，船上有六十几个“髡头鸟音”的怪人，还带着枪刀弓矢。当地的巡海官军百余名围了上去，问他们为何而来，无奈语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张小木柜铺上纸，用笔交谈，船上一个懂汉字的人写道：“我们是日本人，从本国而来，停船是因为舵坏了，想问你们借点粮食，等修好舵就走。我们不是坏人，不要逼迫我们，不然我们就和你们拼命。”
　　海边来了好多外国人！整个县城的人都轰动了，扶老携幼地赶去看稀罕，当时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没有一个知道害怕。到了黄昏，突然之间，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张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发一声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赶紧关上城门开始防御。
　　上述描写出自嘉靖年间明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采九德是浙江海宁人，耳闻目睹了许多倭寇事迹记录成书。对于倭寇的侵扰，除了朝廷官方的记载，明代地方上有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猎。
　　但是，倭寇来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却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现，大多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类模糊称谓，笔者手上的资料中，能确定是“真倭”的只有“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彦太郎”、“和泉细屋”、“善妙”、”庄公“等寥寥数人，而且这些名字不一定确切。
　　真倭姓名少见，除了后面要提到的有中国人假冒外，还有两个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数日本人只有名没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阶层，而且全日本也没几个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颂布了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规定了“凡国民，必须起姓”，否则受罚。说来有趣，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马行空般的海量发展。据统计，现代日本的姓氏数目超过了十万，而中国十三亿人，加上少数民族的姓氏，才不过一万出头。
　　日本的姓氏复杂，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彻地弄明白。不过，他们的名却简单的多。拿日本男子来说，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结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标志，长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 11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说的几个知名倭寇，日向彦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则是老五，善妙则是和尚的法号。
　　除了日本人姓名复杂怪异外，明代人对日本也了解太少，没有语言翻译。抓到真倭后，“赴官司讯问，言如鸟语，莫能辨也。”当时，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着、语言以及长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倭寇侵扰上海地区，市民自发组织敢死队数百人守城。当时正好涨潮水，倭寇不知深浅，挽着手在濠水中行动，准备连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间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丢弃营垒从南浦逃走了。地方志记载：“城中人见衣裾浮在水面，得67尸，皆受重创，头颅肿大如斗，口圆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3、勇憨不怕死，狡猾如狐狸
　　
　　真倭的数量虽然少，但战斗力很强。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经在西南镇压过少数民族作乱，他对倭寇的评价是：“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
　　早期倭寇的主力是真倭，打先锋和断后的危险差事都是日本人充当。“倭贼勇而憨，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倭变事略》上有这样两段真倭“勇而憨”的记载。一次，数百官兵包围住一艘倭寇海船，弓矢齐发，并点燃了船只，“酋长有八大王者，从火中奋跃，眉毛尽焦，独举二刀拂火飞斫我军，跳掷数四而倒。”另一场东洋桥战斗中，官兵三路包围住一伙43人的倭寇，“贼一先锋衣红绡金短袄，舞双刀突前，众围之，斩其首，犹能匍匐数百步，我兵复斫断其手足。”
　　除了勇猛剽悍、不怕死外，真倭的性格也够泼辣。日本人用的弓是竹木质的合成弓，“矢皆重，弓皆劲，中者必毙，故人畏之。”而中国“弓软矢轻，中者多生。倭夷被射中，常拍其臀，以为我辱。”拍着自己屁股辱骂敌人，大有泼皮无赖打架的劲头。
　　打仗不怕死不代表日本人就是一群没头脑的蠢汉，狡猾起来，日本人堪比狐狸。
　　身处异国他乡，干着掳财害命的勾当，尽管有当地盗贼无赖做向导，真倭还是保持了绝对的警惕。倭寇到了民间，遇到喝酒吃饭的场合，都命令中国人先尝，然后才吃，唯恐被人放毒。在城镇里，倭寇只走大路，不走小巷子，害怕中了埋伏；不沿着城墙走，怕城上抛砖石；平时行军，必定排成单列的长蛇队，前面派斥候（侦察兵），大部队边缓步走边注意观察，所以“数十里莫能近，驰数十日不为劳。”
　　遇到和官军交战，真倭表现出极度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倭寇会乔装打扮，“贼多效吾民装束，又类吾军装束，混而无别，遂致常胜。”吃了败仗总有跑路的时候，在逃跑前，倭寇总会像越战中越南游击队对付美国鬼子一样，在路上挖几个陷坑，把稻杆打结用来绊腿，或者地上插上竹签。还不行，就把掠来的丝帛、金银甚至妇女丢在路边为饵，引诱官军停步。
　　万一被官军重重围困住，还可以鱼目混珠，“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中；或云巾纻履，荡游于都市。”生死关头，能好整以暇装扮成披蓑顶笠的农夫，最妙的是还弯下腰插秧劳作，令人绝倒——真的是贼有急智。
　　
　　　　4、真倭最喜欢抢什么东西
　　
　　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日本倭寇不远万里历尽海上磨难来到中国，同样为了求财。攻上岸后，他们掠夺财物，焚烧房屋，对抗官军，把有钱人劫为人质，甚至挖掘祖坟，把挖到的尸骨限价勒索。
　　《筹海图编》里对倭寇上岸后的烧杀抢掠有详细描写：“贼每日鸡鸣起，蟠地会食。食毕，倭酋据高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队者，舞刀横行，人望之股栗远避，延颈授首。薄暮即返，各献其所劫财物，毋敢匿。倭酋较其多寡而赢缩之。每掳妇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将终，纵之以焚，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贼则抽去矣。”
　　民间毕竟金银有限，真倭对中国物产同样来者不拒。《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磁器、漆器、女人脂粉；药材类：川芎、甘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原料类：水银、硝石。
　　真倭尤其喜欢丝棉。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号称“丝绸之府”，几乎所有的农户都以种桑养蚕为主业，遍地桑林，处处可闻机杼之声。可叹的是，正因为如此，反而成了倭寇侵袭的重灾区。嘉靖三十四年，一伙倭寇攻入浙江崇德，在一个大户人家中发现了丝绵仓库，“踊跳而喜。”
　　为什么见到丝绵会高兴得跳起来？因为丝绵在日本很值钱，运回国起码有十倍的利润。虽然养蚕早就从中国传到了日本，但是普及量很小，当时的丝织品仅仅为少数贵族使用，是最时髦的物品。十六世纪前，多数日本人仍以麻布等植物纤维为主要衣料，直到江户时代棉布才较为普及。
　　因为极端的喜欢丝棉，倭寇甚至连行军过程也不忘“抓生产”。时人记载道：“随处抢劫人口……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抓到妇女，白天缲茧纺布，晚上供其泄欲。
　七、真倭和假倭（下）
　　
　　千万不要以为“髡头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实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国流贼。嘉靖年间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领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国冒险家。嘉靖一朝，前线报捷奏章往往有“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从贼若干颗”的文字，真倭就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从贼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中国人。
　　真倭和从贼比例是多少？《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而万历年间编写《虔台倭纂》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1、剃头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错了
　　
　　当时一个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道自己的所见所闻：“船上大概200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两百个倭寇中，只有十几个真倭，明史说的“十之三”看来还夸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国人了。
　　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人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一句话：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拿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王直的义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许栋是逃跑的犯人；萧显、陈东则是不得志的书生。
　　书生也做贼？没错。看看下面这首诗：
　　“海雾晓开合，海风森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明朝睛更好，飞翠泼征鞍。”
　　这首五言律诗辞句清丽，意境恬淡，大得唐诗三味，作者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书生倭寇。采九德在《倭变事略》中记载，他曾亲眼见到一伙四十余人的倭寇中，有个善卜筮的书生，专门出谋划策，这首诗就是倭寇撤退后他题在庙壁上的。如此文采令采九德大为感慨：“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
　　对中国人冒充真倭的问题，明代史料上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仅有二百人，真倭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福建浙江无赖之众，头顶剪发而椎髻向后，然而“发型”和真倭并不一样。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时候一同作战，打完仗则分开吃饭睡觉。《筹海图编》直截了当的称：“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2、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头跣足”，穿着日本服装，连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掩盖身份。生物学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棉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过来说，嘉靖前期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呢？是因为正德年间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兼海盗对沿海城镇、岛屿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加上中国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南方之祸”，才变本加厉的实施禁海，最严厉的时刻连捕鱼都不允许。禁海令是标准的因噎废食，虽然并不是禁海招来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更多的中国倭寇。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了——禁海的弊端明摆着，当时有不少有见识的人都很担忧。抗倭名将谭纶用了一个“老鼠洞”的比喻，说：“禁海越严，则获利越厚，而趋之者愈众。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连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罢日本朝贡，明朝这两大举措看似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带来的结果，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为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知，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盗——这真是令人绝望的一幅场景。
　　对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时人形象地讽刺道：“片板不许入海，艨瞳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全民皆寇，问题烂在自己根子上，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元气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
八、中国皇帝和日本国王
　　
　　倭寇搅得天下大乱，在位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干啥吃的？在一般人眼里，这个皇帝不爱江山爱炼丹，不弄国事弄女人，地地道道的“昏君”——你们全被忽悠了。历史不是评书演义鼓儿词，朱厚熜一点都不“昏”，他刻薄精明，大权紧握，皇位坐得稳稳当当。
　　倒是日本天皇活得很可怜，穷得要卖字画，穷得连下葬钱都得借。
　　
　　　　1、倔皇帝朱厚熜的怒火
　　
　　嘉靖三十四年夏天的朝会上，朱厚熜发怒了。
　　这个性格古怪喜怒无常的皇帝经常发怒，但这次他的怒火不是因为大臣的青词写得不满意，也不是因为吃了道士献上的春药晚上没起作用，而是为了倭寇。
　　再确切些说，朱厚熜不是因为倭寇侵扰子民而发怒，而是为了自己对远在千里的东南沿海这场莫名其妙的倭患，始终如同隔岸观火，他在生气跪在前面的这些大臣——“坐视贼欺，无一策平剿！”
　　后世人喜欢说朱厚熜是昏君，从国家利益来说，没错。但从个人利益看，朱厚熜却一点不昏，一向是个不容人臣摆布的精明人。
　　朱厚熜有什么个人利益？做皇帝啊。他在位四十六年，天灾人祸不断，皇帝的宝座却稳稳当当。
　　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熜的年号，这个年号一共45年，是明朝使用第二长的年号（最长的是万历）。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嘉，美也；靖，安也。嘉靖者，礼乐教化、蔚然於安居乐业之中也。说来讽刺，嘉靖年间恰恰是明代自然灾害最多的年份，加上北虏南倭，和“美”、“安”一点也沾不上边。海瑞在他出名的《直言天下第一疏》，毫不掩饰地直言：“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气得朱厚熜把奏折一扔，嘶哑着嗓子大喊：“快抓这个人！别让他跑了！”
　　朱厚熜是明代外藩而入主帝位的第一人。他是明孝宗朱佑樘的侄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原本袭封为兴鲜王，在湖广的安陆当鱼肉乡里的一方藩王。不料天上掉馅饼，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年仅31岁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吐血驾崩。朱厚照一生好色荒淫却没有生出一个儿子来继位，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远在几千里外偏僻之地的朱厚熜被迎来北京，成为紫禁城的主人，时年才15岁。
　　外藩入京做皇帝不是那么轻松的，毕竟没有皇太子的正统地位。受到以首辅杨廷和为主的大臣拥戴是一回事，确立自己乾纲独断的皇帝威风是另一回事。少年天子朱厚熜坐上皇帝宝座的前两年，表现是异常英明的。铲除宦官势力，清理天下田产，开放言路，大有中兴之君的趋势。《明史》夸奖其：“求治锐甚，力除一切弊政。”
　　不过，随着少年一天天长大，翅膀硬了的朱厚熜最需要证明一点：他可以不是个好皇帝，但绝对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天下第一人。
　　朱厚熜继位第三年，发生了历时三年半之久，史称“大礼议”的政治事件，朱厚熜终于充分显露出皇权的淫威。起因是朱厚熜提出要追尊其生父为“皇考”，意思就是把自己老爹的名号排进正统。这下，古板守礼的大臣们不愿意了：这不是乱了万世纲常吗？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百官一致反对，上疏说应该以孝宗为皇考，以兴献王为皇叔。朱厚熜当然不乐意自己的亲爹成为“皇叔”，愤怒地说：“难道父母还能更换吗？”为了这个名号，他和大臣们争执了长达三年半的时间。最后在杨廷和被迫辞职后闹到最激烈：229名大臣跪伏于左顺门请愿，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在天之灵，“声震阙廷”，从早晨跪到中午，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结果呢？17岁的青年皇帝勃然大怒，命令将134人抓起来下狱，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者杖之，以至17人被当场杖死。依靠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朱厚熜胜利追尊其父为“皇考、献皇帝、睿宗”。
　　此后，板子打大臣屁股就成了嘉靖年间的独特一景。皇帝倔，大臣也倔，遇到所谓的原则问题毫不退让。嘉靖一朝，大臣被杖二百余人，死者超过前代五倍多，“公卿之辱，前所未有。”
　　不过，有的时候大臣被打得不冤枉。比如在抗倭问题上。
　　朱厚熜是个喜欢祥瑞的皇帝，听到大臣报地震、干旱等天灾尚且发脾气，对被倭寇搅得一团糟的东南沿海，更是一肚皮的恼怒：“南北两欺，倭贼残毁地方尤甚！”
　　可是，没有哪一个大臣能拿出像样的策略。前线的抗倭大员忙碌一团，要兵要粮要钱，但胜仗难得打一个；后方的御史只管痛心疾首地弹劾前线大臣“玩忽职守，空耗饷银。”远离前线的各司大臣则各自异想天开，有的建议开市，有的建议祭神。
　　朱厚熜越发摸不着头脑，怒火更甚，于是就罪名列得更多，板子打得更响。嘉靖倭患最厉害的二十年里，各部尚书23人次被罢官，方面大员27人次被锁拿下狱、被斩首。说起来，朱家的皇帝历来有迁怒大臣的习惯，到了他的重重孙子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的前夕，面对群臣说了一句出名的话：“我不是亡国之君，你们却是亡国之臣！”
　　只有一个人的奏章引起朱厚熜的重视，马上宣旨施行。这份奏章来自浙江总督杨宣，他奏请朝廷派遣使者到日本，与日本国王直接交涉。不过，派出的使者郑舜功一行从广东经大小琉球到达日本九州后，人生地不熟，转了一大圈也没见到“日本国王”，只好铩羽归来。
　　朱厚熜很纳闷：“自己的臣民到外国作恶，日本国王为什么不管？要是我，早就诛他们九族了！”
　　
　　　　2、 后奈良天皇穷得连下葬钱都没有
　　
　　日本国王是谁？
　　不单是朱厚熜，有明一代，从洪武皇帝朱元璋、永乐帝朱棣再到朱厚熜的孙子万历帝朱翊钧，都为搞不清那个远在大洋深处的岛国国王到底是谁而苦恼过。
　　朱元璋一度认为和他国书来往的怀良亲王就是日本国王，所以颐指气使地送去威胁开战的国书；朱棣以为他弄明白了，因为他封了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而足利义满也欣然接受了；万历皇帝朱翊钧也以为他搞明白了，他在万历援朝战争的和谈中，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结果被狂妄的日本太阁扯诏逐使。
　　不怪明朝皇帝弄不懂，对于一朝一君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政治体制确实过于复杂了。天皇只是养在深宫里的精神领袖，真正统治日本的人一直在轮流“坐庄”。拿足利氏创立的室町幕府来说，自打六代足利义教之后，将军已是徒具虚名。掌握中央政权的都是权臣，而地方诸侯更是互不买账。
　　当时代，对日本最有发言权的其实不是别人，正是被嘉靖皇帝砍了头的倭寇首领王直。王直被捕后所上的自梳状说：“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
　　君弱臣强，来看看这个弱君：日本天皇。
　　玩过日本光荣公司出品的游戏《信长之野望》的人都知道，游戏中想要加官进爵只需给天皇进贡粮食即可。这不是笑话，而是战国时期的真实历史。
　　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从十世纪起就被挤出了中央舞台，退居深宫了。在战国时期的五位天皇更是穷的揭不开锅，其处境甚至连养在笼中的小鸟都不如。
　　1500年，后土御门天皇崩逝，皇室无钱安葬，一连放了40几天，尸体都生蛆了，最后四处求告，才勉强凑钱把他送葬。后土御门天皇的儿子后柏原天皇即位了，同样因为穷，拿不出钱来举行即位大典，直到22年之后，在本愿寺和尚和地方大名的资助下，后柏原天皇才补办了典礼。
　　和朱厚熜同一时代的天皇是日本第105代天皇：后奈良天皇（在位1526-1557）。后奈良天皇是后柏原天皇的次子，和他的老爹一样，没钱举行即位大典，直到10年后九州大名大内义隆进贡了二千二百贯的巨额献金，才得以补办。
　　当时皇室的财政是由幕府提供的：每年620贯钱（1贯＝1000文），这是一个很低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地方上有名望的武士赚得多。天皇要养活为数不少的皇室成员和宫廷官员、杂役仆人，区区600贯连吃饱肚子都难。为了补贴财政，皇室甚至开始贩卖天皇的亲笔字来赚钱（历代天皇都是不错的书法家和诗人），还有就是经常派遣使者敦请地方大名进贡“献金”。你出献金，我就封你一个官爵，不过，时间一长，空头的官爵也贬值了，最后官爵越卖越多，献金却越来越少。
　　活得不容易，死也死不起。1557年九月后奈良天皇去世，当时京城当政的是权臣三好长庆。兵荒马乱之际，后奈良天皇的遗体在皇宫足足放置了两个半月，才勉强下葬。
　　天皇家没有余粮，幕府将军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三好长庆当权的时候，第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被迫出走近江，组成流亡幕府。
　　义辉是个剑术高手，被称为剑豪将军，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复将军家的昔日荣光，为此，他暗中和越后的豪强上杉谦信约好，想效仿中国三国时诸侯进京讨伐董卓的故事。不料密谋泄露，被继承三好家的权臣松永久秀率兵袭击住所，义辉不愧是剑豪将军，他拔剑死战，杀死了不少敌人，据说义辉在走廊上插了十几把他收藏的名刀，每砍钝一把就换，但势单力薄最终全家被杀。
　　乱世中的日本，连天皇、将军都如此艰难，哪里能顾及到倭寇扰乱中国？一直到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海上的倭寇才绝迹，只不过，这个连“日本国王”头衔都看不上的野心家，却摇身变成最大的倭寇，十五万铁蹄踏上异国的土地。
九、狼兵，被神化的部队
　　
　　在戚家军粉墨登场前，明朝靠什么部队抵挡来势汹汹的倭寇？正规军——卫所军不堪一击到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朝廷只好病急乱投医，征调全国有战斗力的地方武装杀往前线。于是，偏处一隅的土司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出贫瘠的岭南山区奔赴江浙，苏杭的和尚放下经书拎起铁棍冲锋陷阵。结果呢？狼兵成了贪狠如狼的扰民兵，功不抵过；僧兵虽骁勇绝伦，毕竟杯水车薪难支大局。
　　抗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世，呼唤真正的无敌之师。
　　
　　 1、 壮族人自古最能打仗
　　
　　明朝的狼兵，是被过分神化的一支部队。
　　被誉为明代《山海经》的《赤雅》上记载：“狼兵鸷悍，天下称最。”狼兵并不是虎狼之兵的意思，而是把“俍兵”读白了。“俍”就是土官，“俍兵”就是土官统治下的兵丁。明朝的狼兵是指壮族地区的土司兵。
　　说起中国历代战斗力最强的地方军队，广西的壮族兵无疑名列前茅。往远的说，秦始皇当年派大将屠睢率50万大军南征百越（壮族是古代百越的一个分支），被越人袭击，“伏尸流血数十万”，进退不得，中原人第一次得知在岭南的蛮荒之地有这么一支骁勇之师的存在。往近的说，毛泽东在1970年接见黎笋的时候说：“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壮族人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就是靠壮族人。”
　　对壮族人能打的原因历代都有记述，西汉大尉田蚡说：“越人相攻击，固其常。”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邕州溪峒之民，无不习战，刀弩枪牌，用之颇精。峒民事仇杀，是以人人习于战斗。”越、峒都是壮族的古称，历代人都认为因为他们乐于互相仇杀，所以锻炼出了习于战斗的好身手。
　　《岭外代答》里还记载了一则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有次一个官员要出远门到钦州，担心路途不安全，就从峒人村落雇了几个从人同行。路上，碰巧有一只鹿跳跃出来，这几个峒人光着脚，徒步围追，活活抓住了鹿，割了肉烤了吃；有老鹰在天上飞，一个峒人手起一箭，将它射了下来。一个晚上，住在旅店里 正好碰到一伙盗贼，人人面有惧色，唯独几个峒人“整暇以待，盗不敢前。”
　　明朝卫所军糜烂，朝廷无奈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各地的客兵身上。嘉靖年间，天下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涌到了江浙：京营神枪手、涿州铁棍手、保定箭手、辽东虎头枪手、河间府义尖儿手、河南毛葫芦兵、汉中矿徒兵以及广西狼兵和湘西土兵等等。这里面河南的嵩县毛葫芦兵比较奇特，嵩县兵是矿徒，善长走山路，“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号毛葫芦，是因为箭袋用兽皮制成，看上去毛茸茸的，故名。”
　　三教九流的客兵中，以广西的狼兵人数最众，名头最大。《筹海图编•附录客兵》载：“广西狼兵于今海内尤悍……东兰、那地、丹州之狼兵，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
　　征调广西狼兵，是抗倭总督张经的主意。张经曾总督两广军务，深知当地狼土兵的骁勇善战，因而力主远调狼兵御倭。他选中的狼兵，是名气最大的田州岑氏兵。
　　
　　 2、六旬女首领率“不可败兵”出征
　　
　　田州岑氏的历史源远流长，田州是今天广西右江地区的田阳县，岑氏的始祖则是北宋名将狄青的部将，几百年来一直世袭守卫本土。张经征调时，田州土司首领岑猛已死，其妾瓦氏夫人主持大局，已经年近六旬。
　　瓦氏夫人，原名岑花，嫁与土官岑猛后，改姓为“瓦氏”。岑猛早年因起兵反明而被杀，儿子同时战死，其孙岑芝也在几年后战死。瓦氏独力处理州事，“躬为规划，内外凛然。”经历了家族巨变的瓦氏抱着替家族洗清耻辱重立荣誉的念头，欣然接受了朝廷的征调。
　　瓦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朝另一个著名的女将：崇祯年间的秦良玉。两个都是少数民族首领之妻，瓦氏是壮族，秦良玉是土家族；两人都英勇善战，并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私人武装：瓦氏是狼兵，秦良玉是白杆兵。甚至在年至6旬携幼孙出征这一幕上也惊人的相似。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著居民中一向有女性首领的传统，岭南冼夫人、瓦氏夫人、秦良玉都是著名的女首领。至于中原地区，出现女首领的可能性则非常小，特别是宋代以后，礼教严苛，女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可能有机会上阵杀敌。宋朝最有名的女将，杨家将里大名鼎鼎的佘太君，出生西北大族折家，羌人后裔，党项族。近代，有学者查阅地方志考证出杨家将中另一个脍炙人口的女英雄——“穆桂英”的出处：杨家将长期镇守边关，曾娶少数民族鲜卑人之女慕容氏，“穆”乃是“慕容”的讹传。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瓦氏亲率两个年幼的曾孙岑大寿和岑大禄，以及田州、南丹州、归顺州、东兰州和那地州等地狼兵共6872人一同誓师出征。瓦氏夫人豪言道：“我自备军粮，不效尺寸，何以归见乡党？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
　　瓦氏夫人对胜利为何如何自信？
　　瓦氏夫人出征时携有战马450匹，全是当地的德保矮马。德保矮马是世界稀有的优良马种，它是世界上最矮的一种马，只产于广西德保、靖西等地，貌虽不扬却善爬耐驮。这一点和狼兵坚忍不拔的特点如出一辙。土司兵是奴隶制下的私人武装，生死取决于首领，所以士兵作战一向勇猛无畏。而岑氏兵法又有独到之处：“七人为伍，六人击刺，一人割级，所获功绩，七人共分之。凡一人赴敌，一伍争救，若没一人，必斩一伍。”除了七人阵法，还有两人为一组的野战法，临敌时两人一前一后，执枪者突前，执弓弩者在后，口衔刀手持矢，矢射尽，扔掉弓弩抓起刀，与枪兵一起战斗。
　　千锤百炼的阵法，连坐的残酷军纪，使得“其兵可死而不可败”，这正是瓦氏的自信所在。
3、 狼兵的神话终于破灭
　　
　　东南的百姓听到狼兵出征的消息个个奔走相告，认为骁勇无敌的狼兵—到，倭寇即将败亡。不过出自对客兵的畏惧，瓦氏部行军到江苏丹阳，“丹阳尹避而不出，居民复闭户不纳。”千里迢迢赶赴前线的狼兵被泼了第一盆冷水，疲惫的将士只有打消歇息的念头，继续前行。
　　瓦氏到了苏州被泼了第二盆冷水：苏州知府林懋举把城门紧闭，不许狼兵入城，让他们在城外搭帐篷。当然，苏州知府这么做是有“祖宗旧制”的：“凡征调狼兵，所经过处，不许入城！”一方面需要狼兵解燃眉之急，一方面担心狼兵的“贪淫、剽掠之性”，地方官有地方官的苦衷。幸好张经闻讯急忙赶来，劝喻道：“野人慕苏松之胜久矣。万里远来，藉以靖难，当推诚待之，若防闲如寇，焉能得其心也！”终于说服苏州知府开城迎入。
　　东南官兵得到狼兵的增援，兵威大振，倭寇听到狼兵已到的消息，闻风震慑。
　　一心立功的瓦氏很希望速战，朝廷派来的钦差赵文华也屡次催促派狼兵剿贼。稳重的张经却认为狼兵“勇进而易溃”，不能托大，要等保靖、永顺的土兵到来，合力夹攻才是万全之策。
　　不久，狼兵和倭寇的白刃交战终于开始了，但几次规模不大的接触战后，结果出乎意料：狼兵损兵折将，“可死不可败”的神话终于破灭。
　　第一次，总兵俞大猷派狼兵出哨探敌，落入倭寇的埋伏，狼兵头目钟富、黄维等十四人战死，损兵大半；《吴淞甲乙倭变志》上记载：“群倭围瓦氏数重，杀其家丁数人及头目钟富。瓦氏披发舞刀，往来冲突阵中，所乘马尾鬃，为倭拔几尽，浴血夺关而出，马上大呼曰：'好将官! 好将官!’尽愤。当日，诸将拥甲不前援也。”明朝官兵畏倭如虎，不肯救援，瓦氏血战后大呼“好将官”当然是怒极反讽。
　　次日瓦氏夫人的侄子岑匡，自持勇力独自出哨，贼兵掩至，岑匡力战杀四贼，自己也人马俱毙。此后，倭寇三千余人南来金山，游击白泫率狼兵迎战，贼鼓众来冲，狼兵死伤甚多，全军大溃，白泫被围数匝。又是年近花甲的瓦氏夫人亲自出场，“披发舞刀，往来突阵”，才突破重围救出白泫。
　　直到1555年5月，郁郁不得志的广西狼兵才得以扬眉吐气，瓦氏夫人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朝廷赏赐，被诏封了“二品夫人”，广大了门楣。 当时，四千倭寇突犯嘉兴，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率部分狼兵和保靖兵驰援嘉兴；总兵俞大猷率部分狼兵和永顺兵，扼其归路；副总兵汤克宽引舟师从中路击之，倭寇大溃，斩首一千九百八十余级。东南御倭战争此为第一功，史称“王江泾大捷”。此后，狼兵又在陆泾坝战役中，斩获倭首三百余级，烧毁海盗船只三十余艘。
　　
　　 4、 宁遇倭贼，毋遇客兵
　　
　　时有民谣：“花瓦家，能杀倭。”江浙地区的百姓是爱憎分明的，早期瓦氏夫人率领的狼兵“颇有纪律，秋毫无犯”，但后期的狼兵完全成了扰民的虎狼之师。
　　庞大而混杂的客兵，素质不一，习俗各异，被临时拼凑到江浙这一富庶地区来，军纪就成了第一难题。张经在派系斗争中被朝廷冤斩之后，客兵更成了失缰的野马，《筹海图编》里有如下记载：“弃戈鼠走，所过道路，率又逞其狼豕贪残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则污渎妇女，一或捍拒，则露刃而哗，杀人无忌，故谚曰：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避，遇兵不得生。”各地的土司兵对民间的搜刮之狠之密无以复加，当时一伙流寇这样对老百姓调侃：“别抱怨啦，我们最多是梳子，他们土司兵是篦子。”千里迢迢调来的援兵，居然比倭寇对老百姓的危害更大，真是搬了石头砸自己脚。
　　值得一提的是，明王朝之所以喜用土司兵，不是单单因为其骁勇。汉兵出征安家、行粮两项银子，而土司兵只给行粮，每个士兵一天只有一分二厘银子，再算上土司头目的克扣，穷年在外征伐的土司兵不掳掠，实在没法生存。　　
　　拿狼兵来说，自张经死后，加上七月瓦氏因病离开前线，失去头目约束的狼兵开始了对民间的大肆劫掠。明人严从简记述道：“初至，甚有纪律……经去后，又随阃帅往来年余，竟无成功而还。于是所至骚扰，鸡犬不宁。闻瓦氏兵至，皆闭门逃出，殆与倭寇之过无异焉。”
　　再有，民族和生活习惯的迥异，也使狼兵和当地百姓的误解、对立越来越严重，比如狼兵皆以白巾扎头，是岭南人的习俗，当地人就反感：怎么像天天死人戴孝一样。再如狼兵“日需蛇犬为食”，江浙人不理解，骂他们是狼人。
　　有明一代，狼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军事组织，屡屡被当做救火队员，被朝廷用于平叛、抗击外寇所征调。崇祯年间，大名鼎鼎的宁远守卫战中，袁崇焕的守城卫戍部队中就有五千广西狼兵。
　　到了清代，土司兵被征调的几率大幅减少，加上清政府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狼兵”终于不复存在。
十、手持三十斤铁棍的僧兵
　　
　　自古两军交战勇者胜。野史相传后梁大将王彦章，日不移影连胜唐将三十六阵，碰到李存孝，却一个回合既败。苏州、杭州一带的倭寇不足三百人，却“挥刀迅捷，小民畏怯，遇之辄败而走。”倭寇连胜官军三十七阵，比王彦章还嚣张，但碰上手持大铁棍的僧兵，一战既溃败。
　　狼兵在江浙百姓的怨声中黯淡收场，但几乎同一时间出场的僧兵却灿烂如一道闪电。
　　
　　　　1、“僧兵”不一定是和尚
　　
　　僧兵可不仅仅是中国才有，日本和朝鲜都有僧兵。不过，虽然大家都叫僧兵，性质却是截然不同。
　　日本僧兵最有名。他们的形象大致是这样的：头蒙白布腰佩短刀，手执长柄的锋利薙刀，不念经文，不戒酒色，横行跋扈。
　　日本僧兵是大寺院所蓄养的军队，又称法师武者，本身不一定是僧人。一般由下层僧侣、寺院领地上的农民和地方无赖组成，和武士群体一样在平安时代末期形成。势力最旺盛时，日本著名的寺院，如东大寺、本愿寺、延历寺、兴福寺，都拥有大量的庄园和数以千计的僧兵。那时候日本的皇室成员、地方大名大多喜好出家，更加使得大寺院的势力如虎添翼。作为一股独立于世俗世界的强大军事势力，几百年来，僧兵在日本的皇权、贵族、教派之争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强悍的战斗力不亚于武士。
　　战国末期，骄横的比睿山延历寺僧众，公然收留织田信长的敌人。身为战国霸主的织田信长决定报复，他派遣大军突袭了毫无准备的比睿山，一把大火烧毁了数百年的佛教基业，数千名僧人、百姓皆死于屠刀之下。显赫一时的僧兵从此一蹶不振，织田信长也背上了“佛敌”和“第六天魔王”的外号。此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两代日本霸主均对大寺院进行消减领地、没收兵器和武力镇压，僧兵就此根绝。
　　朝鲜的僧兵比较类似明朝僧兵，都是在国家须抵御外侮时，政府临时征召有武艺的僧人组成军队，性质与日本寺院之拥兵自重迥然不同。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朝鲜在全国共募得僧兵8000，由年过7旬的西山大师休静统帅，在清州、平壤、开城之役中，战斗力较强的僧兵都作为朝鲜军主力和日本军血战。
　　明朝嘉靖年间的僧兵是在征调客兵、乡兵的大背景下开上战场的。僧兵类似于乡兵，听当地军事长官檄调，自为部伍。
　　《明史兵志》载：“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
　　伏牛山云岩寺位于河南嵩县，从元朝以来，一直是中国佛教重地，以禅修炼魔为特色，拥有一支数量不详的僧兵武装。史料对伏牛僧兵的记载很少，从地理渊源看，大约与少林僧兵出自一脉。在嘉靖年间，伏牛山的僧兵没有伏牛山矿兵出名，前文说到的调集全国客兵中有河南嵩县的毛葫芦兵，也就是伏牛山一带的矿兵。
　　与低调的伏牛山僧兵相比，五台山僧兵的名头就大得多了，《宋史》中就载有钦宗年间五台山僧人真宝率武僧抗金英勇阵亡的事迹。当然，历史上五台山最出名的和尚是杨五郎和鲁智深，杨五郎率僧兵大破天门阵，鲁智深醉打山门的故事在民间脍炙人口，虽然杨五郎和鲁智深都是小说的虚构人物，不过五台山僧人尚武的传统和名声是确然无疑的。《五台县志》载：“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其次为伏牛，其次为五台。”而且，有意思的是，五台山僧兵的确是以杨家枪闻名，《筹海图编》卷十一《僧兵》云：“五台之枪，本之杨氏，世所谓杨家枪是也。以五台山僧善杨家枪，调征倭冠。”
　　当然，在抗倭战斗中，少林僧兵才是主力。
　　
　　　　2、少林僧两则“私下比武”的秘闻
　　
　　少林寺扬名于世，是在近代。尽管早在隋末就有“十三少林僧救秦王”的故事，但是在明代，对少林和尚的武艺并不像现代这样推崇为天下第一，所以少林僧兵出场前，发生过两场有趣的比武事件。
　　第一次比武发生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僧兵参加抗倭的第一次战役之前。当时，倭寇犯杭州，“三司领僧兵四十人御之”，大破倭寇。僧兵队伍的首领是天真、天池二人，天池就是少林僧。
　　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里记录了这次比武：杭州之战前，地方官员和将领曾对僧兵的武艺有所怀疑，于是在涌金门设计了一次比试。他们邀请一名高僧赴宴，事先暗暗安排了八个武术教师埋伏。不久，一名法号“孤舟”的少林僧，毫无防备地扬扬而来。“八教师从旁跃出，各持棍乱击孤舟。孤舟一无所备，以偏衫袖却棍，一棍为袖所裹，信手夺之，反击八人，八人应棍而倒。三司击节叹赏。”从此僧兵大为地方官员所钦佩和倚重。
　　杭州之战后，少林僧天员率“苏州僧兵八十四名”、月空率“杭州僧兵一十八名”前来增援，为了争将领之位，两批僧人发生了第二次比武。
　　天员和月空都是少林僧，不过天员是正宗少林寺出家的和尚，月空只是少林旁支。所以天员当时这样说：“我是真少林，尔有何所长，而欲出吾之上乎？”
　　口说无凭，比武夺帅。
　　杭州十八僧推举了八个武功最强的僧人，天员一个人应战。天员当时站在露台上，八僧从台阶登上，挥拳击打，却被天员一一挡住，一个都上不去。八僧不服，拿出刀剑从殿后绕出，围攻天员。“天员急取殿门长闩横击之。众力不得近，反为天员所击。”见到“真少林”天员果然厉害，月空只好“求免，十八僧伏地称服。”
　　看到僧人“内讧”，有人飞马汇报了负责江防的操江都御史蔡克廉，蔡公赶来解劝，对天员说：“闻汝骁勇，果能以灭倭自任乎？”天员合掌：“诺！”
　　黄昏，苏州翁家港，担任官军先锋的僧兵和一百多名倭寇狭路相逢。两军对阵，倭首赵大王手执军扇居中，四十个绿衣倭当先，六十个红衣倭分列左右，仰天而揖！僧兵列长蛇阵，互发弓矢。天元一声令下，僧兵口念三声佛号后，大喊：“杀！杀！”长枪手在前，钩枪手、铁棍手在后，奋勇向前。左右弓弩火炮齐发，天员引骑兵绕到背后围攻。倭寇大败，被斩首六十余级，余贼舍死逃命，僧兵穷追不舍，一直杀到天黑才收兵而还。
　2、明代版“四郎探母”
　　
　　“失落番邦十五年，雁过衡阳各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这是京剧《四郎探母》里，四郎杨延辉出场时的一句唱词。
　　在明代，有个被倭寇掳去的卫所士兵，流落日本娶妻生子，一呆就是十八年，比起杨四郎来更加充满悲欢离合。
　　据《明史•孝义篇》和《金山卫志》记载，永乐初年有个叫鞠祥的十四岁小伙子，随任卫所百户一职的父亲鞠亮调任金山卫所，一次海战中他被倭寇掳去日本，辗转贩卖到一个大名手中。大名得知他是中国人后特地召见了他，对鞠祥很有好感，将他留在身边做随从，改名为“元贵”。麴祥后来出仕于该大名，娶了日本女子为妻生了孩子。
　　这个情节很像美国著名作家詹姆士•克拉维尔八十年代写的《幕府将军》，那是当时的全球畅销书，书中流落日本的英国船员得到日本大名誉志寅永（以德川家康为原型）的好感，被赐名安信，收为俸禄三千石的旗本，拥有了自己的百余名家臣，并娶了日本妻子。日美两国曾联合将它搬上银幕，由日本著名演员三船敏郎扮演老谋深算的誉志寅永一角。
　　尽管在日本过的不错，但麴祥心中一直怀念祖国，一有机会常向大名提出应该向中国遣使进贡。在他留居日本十八年后，大名终于遣使赴华，麴祥也在其中担任翻译。到达北京，麴祥立即向当时的宣宗皇帝上书，说明自己的身世，请求回国回乡与家人团聚。可是，宣德皇帝考虑他作为使者的特殊身份，命他回日本，但允许他先回家乡探亲。
　　麴祥千里迢迢回到家乡时，才知道父亲已在那次海战中阵亡，只有老母尚在。因为相隔十八年，老母已经不认得他了。不过老太太说，如果真是我的儿子，耳朵背后应该有一颗红痣。一验，果然有颗红痣，于是母子抱头痛哭。母子失散近二十年，居然有重聚的一天，邻里都叹息不已。
　　没多久，麴祥随使团返回日本，把这件事告知了大名，大名被他归乡的心情所打动，下一次遣使赴华时，同意让麴祥同去。这回皇上答应了麴祥归国的请求，发诏令其承袭其父官职，归养老母。
　　麴祥在日本混得不错，算是高级海归，所以当时不少日本的朋友写了送别麴祥的诗。比如这首源常熙的诗云：
　　“流寓殊方十八年，生还中土岂非天？冷泉解缆好风便，三月落帆鄞水边。”
　　史料的记载中没有提到麴祥的日本妻儿，看来这桩海外婚姻被生生地拆散了。不过，日本当时有部“谣曲”《唐船》，描写的故事和麴祥的故事有点类似，只是结局有点皆大欢喜的意思。
　　《唐船》的情节大致如下：明朝一个商人祖庆在宁波被倭寇掳走，卖到筑前藩的一个武士箱崎殿（殿是古代日本对武士的称谓）手下做奴隶，饲养牛马整整十三年，期间娶了日本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也帮着饲养牛马。后来，祖庆在中国生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突然带着很多宝物渡海来到日本寻找父亲，祖庆夹在中国儿子和日本儿子中间很苦恼，难以割舍。最后在箱崎殿的裁决下，被允许带着日本儿子一同回国。
　　
　　 3、 王长年海上斩倭贼
　　
　　除了靠日本人“同情”“恩赐”得以归国外，还有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不但成功逃生，而且斩杀了整船的倭寇，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
　　2009年的福建高考语文模拟试卷上，有一道阅读理解题：王长年。这篇短文节选自明朝人朱国桢的杂记随笔《涌幢小品》，说的就是这段传奇故事，原文如下：
　　古称操舟者为“长年”。王长年，闽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渔海上。嘉靖己未，倭薄会城大掠，长年为贼得，挟入舟。舟中贼五十余人，同执者男妇十余人，财物珍奇甚众。
　　贼舟数百艘，同日扬帆泛海去。长年既被执，时时阳为好语媚贼，酋长亲信之；又业已入舟，则尽解诸执者缚，不为防。长年乘间谓同执者曰：“若等思归乎？能从吾计，且与若归。”皆泣曰：“幸甚！计安出？”长年曰：“贼舟还，将抵国，不吾备，今幸东北风利，诚能醉贼，夺其刀，尽杀之，因捩舵饱帆归，此不可失也。”皆曰：“善！”
　　会舟夜碇海中，相与定计，令诸妇女劝贼酒。贼度近家，喜甚。诸妇更为媚歌唱，迭劝，贼叫跳欢喜，饮大醉，卧相枕藉。妇人收其刀以出。长年手巨斧，余人执刀，尽斫五十余贼，断缆发舟。旁舟贼觉，追之。我舟人持磁器杂物奋击，毙一酋。长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风举帆，行抵岸。长年既尽割贼级，因私剜其舌，另藏之。挟金帛，并诸男妇登岸。
　　将归，官军见之，尽夺其级与金。长年秃而黄须，类夷人，并缚诣镇将所，妄言捕得贼。零舟首虏，生口具在，请得上功幕府。镇将大喜，将斩长年，并上功。镇将，故州人也。长年急，乃作乡语，历言杀贼奔归状。镇将唶曰：“若言斩贼级，岂有验乎？”长年探怀中藏舌示之。镇将验贼首，皆无舌。诸军乃大骇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军门复按，皆实。用长年为裨将，谢不欲。则赐酒，鼓吹乘马，绕示诸营三日，予金帛遣归。并遣诸男妇。而论罪官军欲夺其功者。长年今尚在，老矣，益秃，贫甚，犹操渔舟。
　　照原文翻译很无趣，笔者模仿《三言二拍》的文体，写一段这段市井英雄的拍案惊奇。
　　且看——
　　
　　　　 王长年夺船斩倭贼
　　
　　诗云：
　　海浪风波独从容，诛戮倭贼吾彀中。仗义每多屠狗辈，风尘从来出英雄！
　　且说国朝嘉靖年间，福州府有一渔人，姓王，名字久已不记，因掌船得好，人皆呼之为“长年”。生来颇有胆气，好仗义打抱不平，专在沿海操舟捕鱼趁些生活，虽四十余岁未曾娶得妻子，旦出暮归，打得鱼虾来换些酒食，却也自在逍遥。
　　那一日，王长年收网拢船，上得岸来，到了集市，才在相熟店家处坐了一回。忽然集市外舟车挤压，男女奔忙，不由吃了一惊。原来是倭寇大犯，已然杀上岸来。只见一个倭子在空地上立定，把海螺吹了一回，吹得呜呜作响，四周许多倭贼，一个个光头赤身，手舞长刀，跳跃而来。众人惊得呆了，有胆小些的抱头跪在地上，有撒溜些的房前屋后乱躲乱藏，有鲁莽些的拼着性命拿器械前来抵挡，犹如火中投雪一般，被倭贼一刀一个，砍瓜切菜一般送了性命。
　　王长年见势头不对，进退两难，只得随众朝地上一倒，且看倭贼行事，却作区处。倭贼却不肯尽情杀戮，将王长年和一众男女擒了，押上船只。那倭贼的船只甚大，王长年眼中数来，共载有贼五十余人，皆赤裸半身，操弓持刀。为首者独踞高处，绯衣短袄，腰插双刀，神色桀骜。倭首令将王长年等十数男女捆缚做一团儿，卧倒在船舱角落，周围胡乱堆放数百件大大小小的包袱，皆为倭寇掳掠来的财帛。
　　那倭贼上岸劫掠了许多财物人口，心满意足，闻得明朝大批官军将到，就全数上了船，共计数百艘，某日一齐张帆开船，径回日本国去了。那船中被掳百姓见出了海口，这一回哪有逃生的指望，纷纷望着故土禁不住哀哭起来。有道是：
　　一帆远渡从此逝，乡关魂梦已茫然。
　　原来倭奴入寇，乃是各岛穷民无赖，合伙泛海，彼处只如做买卖一般，劫掠得金帛，均分受用。如被中国人杀了，只作做买卖折本一般。所掳女子，多卖与烟花巷为妓，所掳男子，则留作奴仆使唤，苦不堪言。彼国远隔中华万里重洋，从来生还者未曾一闻。
　　这王长年本是见多识广之人，沿海操舟，和来往赴日本国走海泛舟的客商相熟，也曾习得几句倭语。自出海后，王长年时时用巧言好语哄那倭子开心，尤其得倭首欢心。船只入海后，眼见无处可逃，那看守的倭贼心也懈了，解开一众男女的绳索，呼三吆四，用做杂役。
　　一路银涛卷雪，白浪滔天，不知过了几昼夜，也不知行了多少路程。这一日东北风起，船行艰涩，王长年寻机和众人低语：“你等想回乡吗？能听我的计策，包你等全能逃得性命，归国回乡，重逢天日。”众人惊喜而泣道：“我等朝思暮就是逃生回乡！无奈在此孤舟大海上，如何得脱？”王长年道：“我素识风向，幸好时下正刮东北风，只须如此这般……我等夺船后掉头张帆，可以直抵故土。如大伙不齐心，离死不远矣！”众人具誓，只听王长年布置。
　　当晚风势转大，乌云遮月，黑浪滔天，倭贼急忙找一水势平静之处，下了船帆，在船后抛了铁锚。而后众贼盘坐船舱之中，取出酒食享用，歇息一宿。王长年见是时机，暗使眼色，众人会意按计行事。女人们进得舱中轮番唱起娇媚小曲，不住劝酒，男人们来回端酒送菜听从吩咐，撺哄了多时。
　　彼倭国人，十分爱好酒色二物。其地已距日本国不远，此群倭贼远离故土掳掠，一路披风戴雨十分艰辛，想到将回本岛，十分快活，又得妇人劝酒，解开腰中佩刀置于身侧，酒酣之余唱起彼国俚曲，又赤足跳舞欢叫，尽数喝得酩酊大醉，横七竖八躺在舱中。
　　女人们见状，趁机把倭贼的刀尽数抱出来分与众人。王长年率先手持巨斧，其他人拿着刀，下舱后排着头砍去，可怜五十几个倭贼尚且在酒梦之中，虎狼之徒顿作刀俎之肉，尽数被斫死。众人砍断拴锚的缆绳，王长年掉转船头升帆开船，此时尚未破晓。
　　看官说了，数百只倭贼船只，岂不有人干预？原来那海上行船，比不得江河之中，风急浪大，能不倾覆已是万幸。数百艘海船只如渺渺海鸟一般，安能始终并行，互相接应？话说王长年掌舵南行，却恰巧有一艘倭船就在左近，见路线尴尬，立刻起了疑心，追赶上来呼喝不止，隔着十数米就乱箭射将过来。众人只叫得苦，奋起以船中杂物还击，恰好船中倭贼掠得大批瓷器，坚硬锋锐，有膂力者便大力抛去，比之弓箭更见奇效，一倭贼头目被击中面门，一头掉进大海，眼见被浪涛吞噬。王长年无暇其它，只顾掌船，把篷拽得满满，如海兽一般飞快南行，倭船眼巴巴看它驶远，哪里追赶得上？
　　众人乘风破浪日夜兼程，不必多说。忽一日，遥见福建海岸。众人感泣道：“不想还有回乡的一日！我等得命多亏了王长年公。”
　　自古人心不足，既得陇，又望蜀，众人喜滋滋割下倭贼首级，收拾船上财帛包袱预备打点上岸，等着解官请赏。王长年却多生了个心眼，偷偷剜了倭贼的舌头，包裹起来藏在怀中。
　　俗语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王长年一众才上得岸，就有一伙官兵如狼似虎拥将过来，手持刀剑，不由分说将众人逐个捆绑拿下，劫下了首级财帛等物。原来近来倭寇屡屡生发，地方卫所每日遣兵巡警，看见一倭船抵岸，众人携物累累，当然眼热。众人才待分说，却被官兵鹰隼抓鸡一般推搡喝骂，王长年相貌生得头秃须黄，颇像倭贼，兵丁更为欢喜，一根绳索紧紧绑了牵走。
　　这正是：才逃虎口，又落狼窝。
　　官兵们到了镇所，谒见指挥。谎称斩杀一船倭贼，擒得倭贼头目，夺得倭船，现有首级、财帛、生口带来为证，特来报功请赏。指挥大喜，手指王长年道：“此等倭奴，留他何用，便行斩首示众。”王长年叫起屈来，见指挥是本地人，故用闽中口音述说杀贼逃生之事。指挥听了，疑惑难定，细细打量了王长年一回，喝道：“照此说来，是你等斩杀的倭贼首级，有何为证？”王长年不慌不忙道：“彼倭贼舌头，小人尽数剜之，现在怀中。请松开绳索，小人取出检验便知。”指挥令军士松绑，解开包裹验之，再看首级果然俱无舌。旁观众官兵大为骇异，只得伏地请罪。
　　此事上报到州府，巡抚怀疑，再次召集相关人员、物具复审，果属确实。巡抚不由拍案道：“有此奇事！真正有十二分胆智，才做得如此事情！此人手段，可以行兵，如为朝廷所用，料能立功。”宣王长年，欲用他为裨将。王长年自忖道：官军暴戾，欺压百姓有余，御寇安民不足。我自守着渔船尽度余生，何苦为虎作伥？遂极力辞去。巡抚惋惜不已，于是赐美酒佳肴，鼓吹乘马，绕军营三日展示，并重赏王长年。
　　福州人闻得此事，街巷市井中谈及多惊骇钦佩，唯王长年一如从前，每日操舟捕鱼，只是尤秃尤老，尤其贫穷而已。
　　有诗赞曰：
　　海上风波平地起，谁知生死两茫茫。世间每说奇男子，何必操印胜操船？
十二、大明头号坏和尚
　　
　　如果把明代最有名的转业和尚做个排名，出身皇觉寺，最后打下大明300年江山的太祖朱元璋无疑是第一位，“靖难”第一功臣、“和尚军师”姚广孝第二的位置也无可撼动，再往后，前十名中无疑有明山和尚徐海的一席之地。
　　作为嘉靖倭患的第二号倭寇首领，徐海当年威风八面，他的最辉煌之举是纠合日本大隅岛、种子岛、萨摩、日向、和泉等地的倭贼，总计数万人，船千余艘，大举入寇明朝。而徐海身边的一个女人比他更出名，这个女人叫王翠翘。明清两代，关于徐海和王翠翘的事迹见诸正史、野史、小说、诗词、弹词，络绎不绝，甚至，十八世纪的越南著名诗人阮攸以他俩的故事为原型，写出一篇堪称越南国宝级文学巨著的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
　　这些对徐海和王翠翘零零总总的描述，基本是一个调子：一个悲剧英雄和一个侠义名妓。
　　那么，真实的徐海和王翠翘是怎样的？
　　
　　 1、虎跑寺和尚下海当倭寇
　　
　　徐海，徽州歙县人，少年时在杭州虎跑寺为僧，法名普净，称为“明山和尚”或“名山和尚”。
　　始建于唐代的杭州虎跑寺有“一泉一寺三和尚”的说法，一泉指的是虎跑泉，一寺指的是虎跑寺，三和尚指的是创建虎跑寺的唐代性空大师、宋代的道济和尚济公和近代的弘一法师。徐海虽法名“普净”，却丝毫没有悟出六根清静之理，而是被花花世界搅乱了心神，他和尚没当多久，就远离青灯古佛，跟随其叔叔徐惟学从事海上贸易了。
　　徐惟学，又名徐碧溪，嘉靖十九年随王直一同入海，成为著名的海商头目。徐惟学带着自己的和尚侄子第一站就到了日本。“日本之夷，初见徐海，谓同中华僧，敬犹活佛，多施与之，海以所得，随缮大船。”富有生意头脑的徐惟学看到了侄子“奇货可居”，索性将徐海抵作人质，向大隅某领主贷了大批银两。不想没多久徐惟学和部下在广东柘林被指挥黑孟阳所杀，日本债主当然要找徐海要债，怎么办？当和尚变不出银子，只有下海捞钱了，徐海几乎没作多少考虑，就伙同日本人辛五郎，以大隅、萨摩为根据地，养精蓄锐，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海盗集团，开始了烧杀抢掠的海盗生涯。
　　嘉靖大倭患期间，明山和尚的大名响彻东南沿海。除王直外，徐海为第二号海商集团首领。他力强势盛，特别是王直在日本期间，“雄海上，称天差平海大将军。”
　　不过，徐海同王直并不和，原因在于王直捉拿与之对立的海寇而同官方合作的姿态。
　　1554年到1555、1556年期间，徐海纠合大隅、种子岛、萨摩、日向、和泉等地的倭贼，总计数万人，船千余艘，连年出没于中国沿海地区，以大陆沿岸的柘林、乍浦为前进基地，频繁地袭击江苏、浙江的各州县和卫所。
　　1556年三月末，徐海在浙江乍浦登陆，与先入寇的陈东（此人在萨摩领主之弟的幕下担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走狗）、叶麻团伙汇合，大约有万人之众，攻陷了慈溪，杀死知府钱涣。四月，杀死游击将军宗礼，包围了撤退到桐乡的浙江巡抚阮鹗，徐陈叶得理不饶人，使用云梯、云楼、撞车等各种攻城武器昼夜轮番攻城。桐乡属浙江嘉兴府，乃江浙战略要道，若陷于倭寇手，将直逼杭州和苏松，满朝震惊。但是仅仅四个月后，浙江总督胡宗宪巧用连环计，离间倭寇各头目。叶麻、陈东、辛五郎先后被擒，徐海溺死。
　　《明史》称徐海“狡诈”，是指他的军事能力，几年之内掳掠扫荡，多次打败官军，战况之烈让胡宗宪“潸然流涕”。但在政治能力上，他在遇上老谋深算的胡宗宪时，就像个幼稚之极的婴儿一样，被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中。
　　　
　　 2、徐海中计三部曲
　　
　　片名：徐海中计
　　男主角：徐海
　　男配角：陈东、叶麻、夏正
　　女配角：翠翘、绿珠
　　制片兼导演：胡宗宪
　　第一步，动之以利禄，诱之以功名。
　　胡宗宪早先已经与王直和毛海峰联系上，取得王直的好感。随即派手下指挥夏正持王直的往来书信，秘密潜入徐海营帐劝降。徐海见信后大惊失色：“老船主亦降乎？”看到连势力最大的王直都在与朝廷暗送秋波，徐海当即露出降意，只是犹豫不决。夏正索性再下一猛药，诈称：“陈东已经约好了，就担心你一个。”这就埋下了徐海陈东互相怀疑的种子。
　　打铁要趁热，胡宗宪第二天再次派夏正携带数万两银子贿赂徐海：“足下所求不过欲多得利耳，与其鏖战而取劫掠之财，孰若安闲而享所自致之货！且直与足下固唇齿也，直已遣子入款，朝廷赦其罪，将官之矣。足下不于此时解甲归顺，他日使直独保富贵，孤立将安所为也！”见到白花花的银子，又加上总督的“富贵”保证，徐海心满意足，在归还两百名官军俘虏后，率先退兵。陈东得知徐海私受重贿，一丝一毫没分给他，当然很不高兴，单独攻打了桐乡城一天后，势单力薄的陈东也撤退回到乍浦。
　　桐乡之围解了。刀枪办不到的事情，银子和诡计轻易办成了。
　　第二步，断其臂膀。
　　徐海和胡宗宪多次遣谍来往后，“感宗宪待之诚，且谓其不足惮。遂以故所戴飞鱼冠及坚甲名剑来酬献，间遣其弟洪入质，于是彼此无忌。”送盔甲宝剑，连弟弟都送到军营做人质，徐海已经显现了投降的姿态，但胡宗宪觉得还要加上一道，让他彻底不能反悔。
　　胡宗宪从探子口中得知徐陈叶三巨头中，数叶麻最狡黠骁勇，近期与徐海争一女子，正巧有矛盾。于是遣谍带着银子（必备品）说服徐海配合擒拿叶麻。徐海很乐意，当晚与叶麻共宴胡宗宪的使者。酒过三巡，徐海对叶麻说：“我们已经和胡军门通好，是一家人了。人家使者回去，我们理当亲自相送。”叶麻就懵懵懂懂的让部下不必陪同，和徐海两人送使者至十里外，伏兵一拥而上抓住了叶麻。首领被抓，叶麻的部下都心怀怨恨但敢怒不敢言。
　　第三步，美人计。
　　徐海营中有两个歌妓专宠，都姓王，一名翠翘，一名绿珠。胡宗宪深谙女人的枕头功，时不时秘密派人送金银首饰给两女，让两女日夜劝降并要徐海擒拿陈东。徐海犹豫未决，胡宗宪再出连环计，放叶麻出来假意宽待，令其写信给陈东，商量共杀徐海，然后故意把信泄露给徐海。徐海当然大怒，认为陈东背叛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突然率兵抓住陈东献给胡宗宪。
　　协助官府擒获了叶麻与陈东两个重要的人物，自以为有功的徐海终于要面见总督大人了。这一日，徐海带着亲信酋长百余人顶盔带甲昂然入城，拜见胡宗宪等大小官员，俯首称罪。“海顿首口呼：天星爷！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项曰：若苦东南久矣，今既内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为孽。”
　　不过，徐海带胄而入态度傲慢的姿态还是让胡宗宪和其部下感到难以驾驭，“海为巨擘，虽扭而内附，终固不可测。”于是，总导演胡宗宪定下了“诛海以杜后患”的大结局。
　　最后一幕上演了。
　　
　　 3、王翠翘，一个美丽的虚假故事
　　
　　徐海所部千余人被安排在沈家庄驻扎，胡宗宪令陈东写了一封书信趁夜送给他的余党，称：徐海己约官兵要剿灭你们了！“陈东党果大惊，即勒兵篡两妓女过海所，骂曰：“我死，若俱死耳！”一场内讧混战中，徐海中槊倒地，众人大乱。“明日，官兵四面合墙立而进。风烈，纵火焚之。海窘甚，沉河死。余酋搜斩殆尽。永保兵俘两侍女而前问海何在，两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处。永保兵遂蹈河斩海级以归。”
　　这场混战中，倭寇或被杀或自焚，死者一千六百多人。徐海的忠实盟友日本人辛五郎也在逃亡途中被生擒，部下400多人被杀。
　　这是一次辉煌的全歼战。当胡宗宪将徐海的首级和陈东、叶麻、辛五郎解到北京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十分高兴，行了告庙礼，百官着礼服祝贺。陈东、叶麻、辛五郎随即被凌迟处死。徐海的余党数百人逃到舟山，被追击的俞大猷尽数歼灭。至此，震动了整个明朝的徐陈叶系倭寇，全军覆灭。
　　在这部悬念惊悚动作大片中，名叫王翠翘的歌妓戏份委实太少，充其量能和另一个歌妓竞争最佳女配角。不过，在民间的演绎中，徐海和王翠翘的故事却被发扬光大起来。
　　嘉靖年间大才子王世贞的小说集《艳异编》中有篇《王翘儿》，即描述王翠翘的故事。小说称王翘儿本是临淄民家女，少时被卖与娼家，善弹胡琵琶。倭寇为乱之际，翘儿窜走桐乡，为徐海所虏，并宠爱有加，尊为夫人。后来胡宗宪派人用金珠宝玉私贿翘儿，翘儿于是连续1 3夜说降徐海。徐海听从投降，丝毫不加防备，被胡宗宪尽歼。事后，中军行酒，胡宗宪于醉中与翘儿乱，醒后悔，以翘儿配一永顺酋长。翘儿与酋长舟过钱塘，翘儿意不自得，叹曰：“明山厚我，我以国事诱杀之。杀一酋而更属一酋，何面目生乎?”遂投水死。
　　王世贞是学术界公认的《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才情出众，此文一出，恰好迎合了民间对徐海被诱杀的不满，类似的传说一个赛似一个。甚至到了当代，台湾作家高阳先生还写了部《草莽英雄》，正面描绘徐海为不得志的草莽英雄。
　　明末清初有部小说《金云翘传》里，徐海和王翠翘的结局最为精彩感人。小说结尾处，徐海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胡宗宪的人马包围，最后身被数创。“（徐海道）夫人误我，夫人误我! 长叹而死，立而不仆两个时辰，诸军方敢近前……忽翠翘为诸军拥至，见明山（徐海）死立不仆，翠翘哭道：“彼英雄士也，因妾苦劝归降，不得其死，怨气不散，故虽死犹立，待妾亲拜慰之。”对死尸拜祝道：“大王，妾实是误你，然终不敢独生，以辜大王厚德。” 说毕，放声大哭。徐明山立的尸自把眼一睁，泪如雨落，尸亦随仆。”
　　真实的历史总比传说苦涩很多，还是吴梅村说得好：“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徐海以一黠僧勾结外族肆虐中国，谈不上英雄，他是死于自己的贪财忘义和低下的政治智慧，和歌妓王翠翘无关。
　　纵横一时的徐陈叶系倭寇，在胡宗宪的连环计下灰飞烟灭，但还没有结束，下一个，是明代的倭寇之王，王直。
十三、海贼王（上）
　　
　　日本漫画《海贼王》在中国拥有无数粉丝，500年前的明王朝，却有一个真实的海贼王，他在日本开山立户，占据萨摩州的一片岛屿，自称徽王，周围“三十六岛之夷”都受他节制。他的影响力甚至延续到现代，2000年轰动中国的“王直墓事件”，就是因为12个日本粉丝为他修墓立碑而造成的。
　　他就是王直，大冒险家、大商人、倭寇首领、海上帝王，一个不能轻易用“汉奸”概括的历史人物。
　　
　　 1、徽州浪荡子，天生冒险家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明朝大才子汤显祖的这两句话显然和王直无缘。
　　王直出生在皖南山区——徽州歙县。徽州四面环山，山高坡陡，田地贫瘠，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在文人眼里山清水秀，在当地人看来只觉得是穷山恶水，要想有出路，只有走出大山闯荡。徽州有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自小就“往外一丢”的王直起初和同乡徐惟学一起做私盐买卖。明清两朝，贩盐本是徽商起家的产业，清朝显赫一时的扬州大盐商几乎都是徽州人。徽州人做生意以忍辱负重、坚韧不拔著称，所以明清两代喜欢称徽商为“徽骆驼”。不过，“少落魄，有任侠气”的王直与他的老乡们不同，他有着不受法制拘束的自由梦想。
　　一天，王直做生意来到浙江沿海，眼望着辽阔的大海，王直浩叹一声：“中国法制森严 ，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
　　混不下去了，做亡命一博，北方人选择“下关东”，南方人则是“下海”。
　　王直不愿做忍辱负重的骆驼，他要做遨游四海的龙。
　　舟山群岛中有两个对峙的不起眼小岛，名叫双屿。岛上草木不丰，禽鸟不群，但南北水陆相接，是天然的深水海港。十六世纪的海上探险家葡萄牙人看中了这里天高皇帝远的独特地理条件，把第一间货物仓库盖在了岛上。此后，中国走私海商林碧川、李光头、许栋也把据点设在了此处。
　　嘉靖十九年，往日鸟不生蛋的双屿岛上，已经有长住居民约3000多人，其中葡人约有1200人，岛上有居家、教堂、医院、裁判官、仓库、交易所，俨然欧洲中等规模的集市。当地人丝毫不排挤碧眼焦须的外国人，“同舟之济，三尺童子亦视海贼（葡萄牙人）如衣食父母。”明朝和世界各国的商品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由这里进入世界。当时的双屿岛被后世的历史学家惊叹为“16世纪的上海”。
　　王直下海后的第一站就是双屿。他投奔了许栋——一个徽州老乡。许栋集团是武装走私船队，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王直凭借足智多谋和做生意的才能深受许栋器重，初任许栋的“管库”，因表现出色不久被提拔为“管哨”，成为许栋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史载王直“多智略，善施与。”在变幻莫测的海上生涯里，没有智谋只能当小卒出苦力，而善于笼络人心则是首领人物的必备素质。这期间，王直指挥走私船，运载生丝和硝磺等违禁品，远渡日本、暹罗、西洋诸国牟取暴利，如鱼得水。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日本历史走向的大事，王直恰逢其会。
　　据日本文献《南浦文集•铁炮记》中的记载：公元1543年8月，有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南部的种子岛，岛上居民看到这些金发碧眼的南蛮很害怕，语言不通也无法交流，所幸自称为“五峰”的王直随同在船进行了翻译，日本人就此向“南蛮“购买了新式武器火绳枪，这就是日本鼎鼎有名的“铁炮传来”事件。不经意间，王直在近代日本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双屿港注定成为不了上海。因为走私活动的猖獗和倭寇的侵扰，明王朝早已把这个“走私犯兼倭寇巢穴”视为眼中钉。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闽浙总督朱纨调集两省水师6000人、战船380艘进攻双屿，战火迅速弥漫了不到100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居民死伤惨重，双屿岛被完全从地图上抹去了。
　　王直逃生了，这场灾难对他的唯一好处就是：因为许栋在混乱中不知去向，余党推举他做了新的首领。
　　带着惊魂未定的部下，王直重新挑选了舟山烈港为新的走私贸易基地。
　　
　　 2、“五峰船主”在日本通吃
　　
　　海里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海上的法则同样如此。
　　王直一开始只是鱼群中的一条，但他知道怎样利用明朝这条巨鲨的威力。比起许栋和其他海商集团，王直更具备政治眼光，总设法和明朝的海道、卫所拉近乎，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在浙江海道的授命和协助下，王直剿灭了卢七、沈九几伙小海盗，打败并吞并了另一支势力较大的陈思盼集团。
　　这以后，挂着“五峰”旗的船通行大海，纵横无阻，“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
　　黑道、白道通吃的王直终于成为最大的那条鱼。
　　中国是内陆国家，数千年的文明史，海上的冒险家一向如凤毛麟角。王直这样成功的海上豪强只能怪自己生错了地方。同是16世纪，在地球的另一端，伊丽莎白女王正在给纵横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杀人越货的众多海盗船长颁发爵士称号。而明朝的态度只有一句冰冷的祖宗家法：片板不许下海。在禁海派眼里，王直的烈港基地无疑骨鲠在喉。
　　王忬上任浙江巡抚后，海禁政策加厉。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总兵俞大猷统兵数千，进攻烈表山。由两个有罪当斩的士兵充当敢死队，潜入王直营寨，点燃火药库，群寨俱燃。俞大猷看见火焰冲天，遂命舟师齐进。王直拼命率心腹突围而出，逃到日本。
　　这把冲天大火几乎烧光了王直成为中国最大合法海商的信心，他想不通：自己为朝廷立过功，朝廷为什么反而要杀我而后快？从此，他不惜公开和明朝敌对。不过，终其一生，王直骨子里希望“既不得罪中国官府，同时大赚贸易财”的红顶商人梦一直残留，而这也最终断送了他的性命。
　　在中国立足不了的王直索性盘踞了日本“五岛”（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岛，包括福江、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五个小岛），自称“徽王”，日本史料中称之为“五峰船主”，周围三十六岛都归附于他。王直以养子王滶（毛海峰）为心腹，又招来徐海、陈东、叶麻（叶明）等海盗首领为羽翼，此外，王直还豢养了一支日本卫队，“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
　　王直可不是漫画里带眼罩、挥大刀、占岛为王的海盗，他讲义气，重信用，慷慨好施，对下属有严格的纪律，因而广泛博得部下的信任和推崇，更重要的是，王直得到了当时平户大名松浦隆信的拉拢和庇护。
　　在战国日本大名中，盘踞肥前西北角的松浦家地盘只能算蜗居，但是说起商业和贸易，松浦家却绝对不可以被忽略。据日本《大曲记》载：“道可（松浦隆信）是福气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个名叫五峰（王直）的大唐人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中国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也开始驶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明朝官员也有记载：“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
　　因为王直与日本西部各大名的关系密切，日本史学家对王直有下述评语：“中国目为不逞之徒，而对日本实乃忠实之盟友。”
　　直到现在，如果你去日本旅游，还可以看到位于平户市印山寺附近王直故宅的遗迹。
　　　
　　 3、 大明“黑名单”上第一人
　　
　　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四月的一天，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赫然发现往日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突然升起无数的桅杆，林列的海船上站着髡头鸟音手持弓刀的日本人。
　　倭寇大至！
　　“（王直）纠岛倭及漳、泉海盗，巨舰百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一幕嘉靖年间最大规模的倭寇来犯，明朝史书称为“壬子之变。”而倭寇数量暴然增加的原因是，当年肥前庄稼歉收，大量日本饥民无法生存，索性追随倭寇来中国掳掠。
　　此后两年间，以王直、徐海为首的倭寇集团，对浙江、南直隶、广东、福建和山东等沿海地区甚至内地肆行劫掠，官军连连惨败。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几乎处于一种无处无倭的糜烂状态，整个明朝的半壁江山动摇了。
　　王直从这一刻，完成了从徽州落魄少年到海贼王的蜕变，让自己上了明王朝黑名单的第一位。
　　明王朝悬赏王直人头的榜文，贴满了东南沿海的城市乡村：“但有能主设奇谋擒斩王直者，封伯爵，赏万金，授以坐营作府管事。”
　　明朝的公、侯、伯三种爵位皆位列一品，用来封赠外戚或功臣。明朝开国功臣、著名的刘伯温也不过封伯爵，戚继光戎马一生战功赫赫都没有封爵。而擒斩一个王直，居然开出了“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的厚赏，可见明王朝对王直之忌恨已到何等地步。
　　不过，王直可不是那么容易“擒斩”的。
　　王直航行于海上的大船能容纳数百人，据说可以“驰马往来”，而他的船队拥有二百余艘之多，“官军莫敢撄其锋。”
　　对这个乘巨舰往来于茫茫东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倭寇首领，明朝的大小官员除了恐惧痛恨外，还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佩服。《明史》里有一段少有的人物形貌描述：“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
　　“绯袍玉带”的王直，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和明朝分庭抗礼的海上帝王。
上张图：平户市松浦史料博物館前的王直铜像
　　
　　

  　　十四、海贼王（下）
　　关于王直，官方的《明史日本传》里“嘉靖倭乱”几乎一半全是他的记录，民间的图编、考源、倭纂、纪略、文集、方志、小说更是浩如烟海。一直试图从茫茫史料中找出一个真实的王直，但最后还是流于平面化，甚至连他的姓都模糊不清，汪直还是王直？
　　也许是汪直——王加上三点水，才是海贼王。当王直决定离开大海上岸投降的那一刻，他就从海上霸王成了任人宰割的囚徒。
　　
　　 1、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
　　
　　王直被老乡胡宗宪诱杀的。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东南沿海的抗倭统帅职位落到了徽州绩溪人胡宗宪的身上。和几个前任以剿为主，“四处救火”不同，胡宗宪上任后决计剿、抚并施，并把最大的目标毫不迟疑地对准了王直，面对茫茫大海，他冷静地发出这样的声音：“海上贼惟(王)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
　　同为徽州人，胡宗宪对于他的倭寇老乡有着深入骨髓的认识：王直骨子里还是一个商人，他不愿意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海上财富梦被战火毁于一旦，更没有与明王朝彻底决裂的勇气，用招抚之计完全可行。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胡宗宪派特使蒋洲、陈可愿远赴日本说降王直。这是一次艰难的万里劝降，历经千辛万苦，两位使者成功到达日本，见到了王直。
　　很难想象王直第一眼见到两位朝廷特使时的复杂心情。但是很快，冰山化冻了。
　　除了许诺免罪，胡宗宪手中有张王牌：王直的老母和妻儿。一上任，胡宗宪就意识到王直家属的利用价值，把他的老母妻儿从金华的监狱里释放了，安置在干净住宅中监视居住，在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一直以为家人早已受株连的王直得知亲人无恙，顿时喜极而泣。
　　王直对两位特使诉苦道：“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一直到现在，王直还深恨俞大猷，可见俞大猷在烈港的那把大火，在他胸中从来就不曾熄灭。
　　投降可以，但是有条件。王直派养子王滶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明确无误地提出了投降条件：“乞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这就明摆着要求，我要成为红顶商人。胡宗宪满口答应。
　　王直之所以答应投降，其实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根据地已经不稳了。当时日本九州的强藩岛津贵久崛起，开始平定南九州，已经占领大隅、日向两国的大部分，身为“唐人”，王直在九州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加上连年对抗明朝，兵员和财物的来源日益减少，就连王直占据的五岛，当地日本人连年跟随王直作战，多有死伤，有的甚至全岛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死者家属十分怨恨王直。
　　倭寇集团的瓦解倒计时开始了。
　　徐海、陈东、叶麻相继被擒杀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应胡宗宪之邀，带着属下“骁勇之倭”千余人，包括四十多个日本随从，乘“异样巨舰”返回了舟山群岛的岑港，投降只有一步之遥。
　　胡宗宪曾对属下说过：“王直越在海外，难与角胜于舟楫之间，要须诱而出之，使虎失负隅之势，乃可成擒耳。”现在，王直送上门来了。
　　为了坚定王直的投降决心，胡宗宪让王直的儿子王澄写下血书，让王直老母亲按上手印，叙述胡军门不杀之恩，劝王直早降。
　　王直不是笨蛋，接到血书后，笑道：“笨儿子，朝廷不杀你们，是因为我的缘故。我要是归顺，连你们都跑不掉。”不过，此刻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2、传首海滨！犯禁冒险者的下场
　　
　　最后的考验到了：胡宗宪邀请他上岸相会。
　　自古会无好会，宴无好宴，草莽出身的王直一生中自然少不了经历过“掷杯为号”的黑活，抛开自己的船队上岸，无疑蛟龙离海。不过，这一次，他只有华山一条路了。原因有三：其一，他相信明朝确实要通商互市了，他一生的梦想实现在望；其二，老乡的诚意，胡宗宪交好他数年，甚至答应他的要求派出了指挥夏正到岑港作为人质；其三，这时岑港四周皆被明军的精锐俞大猷、卢镗、戚继光包围，如果不上岸就意味着马上要武力对抗。
　　最后，海上生涯的一帆风顺也让王直萌生了“天意佑我”的念头，他对劝阻的部下说：“昔汉高谢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
　　在惴惴不安又心怀希望的矛盾心理中，王直于11月份带着两个心腹叶宗满、王汝贤离船上岸，进入胡宗宪总督府。
　　如王直所愿，胡宗宪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让他去见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没想到一到杭州，王直即被逮捕，他大呼冤枉：“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此时的胡宗宪对王直却无杀心，有收归己用之意，上疏请求皇帝赦免他，但形势的发展已经由不得他了。主张禁海的王本固放风说胡宗宪收受了王直数十万两白银的巨贿，并上书弹劾胡宗宪。这下胡宗宪“大惧”，重新上书称王直罪在不赦，请皇帝处分。
　　王直在狱中写过一封《自明疏》，希望朝廷许他戴罪立功，剿灭海上诸夷，特别是他在疏文的最后，念念不忘的希望明政府能够开放海禁，通商互市。
　　当时，朝廷内外对王直普遍的口径是“恶贯滔天，神人共怒”，不过又担心立刻杀了王直，会带来倭寇更大的报复，朱厚熜也在杀、抚之间犹豫，只好先令胡宗宪“羁养之”。王直虽然下狱，衣食卧具一直都受优待。挨了两年后，朱厚熜终于下达了死刑诏书：“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
　　嘉靖三十八年（1559）隆冬，王直在杭州法场被斩首。刑前，王直把束头发的金簪交给儿子，相拥而泣，不胜怨恨地叹道：“没想到会在这里受到典刑！”
　　王直的首级被传示海滨——明王朝要再一次警告所有人，大海永远是个不吉祥的地方，犯禁冒险者就是这个下场。
　　王直被杀一百年后，明朝最后一个雄霸海上的海贼王郑芝龙也被清廷杀于北京柴市。
　　不过，茫茫大海中，中国人的舰船仍在乘风破浪——郑芝龙和日本平户女子所生的儿子郑成功，率领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浩浩荡荡自金门出发，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盘踞38年的宝岛台湾。
　　今天的宁波三门湾蛇蟠岛，王直塑像旁的洞窟岩壁上，题刻着一副对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它是这个大倭寇、大冒险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墓志铭。十五、死间
　　
　　在明代抗倭史上，岑港之战不可不提。一场明军最精锐部队对小股倭寇残部的包围战，却打了近一年，官军牺牲无数生命才攻克了这个弹丸之地。悲壮的间谍之死，疯狂的负隅顽抗，一代名将的伤痛，这个地方就是这么富有传奇。
　　这场战役，我们可以记住三个人：夏正、王滶、戚继光。
　　
　　　　1、男儿到死心如铁
　　
　　对夏正的兴趣是在阅读胡宗宪擒杀徐海和王直的大量史料时产生的。
　　夏正何许人？对他的籍贯出身明史并无记载，只提到他的职位是“指挥”，明代各卫的指挥使简称指挥，属于地方军事官员。不过夏正是通事（翻译）出身，指挥的职位是后来授予的。与嘉靖年间纵横睥睨的风云人物相比，他只是个跑龙套的小人物。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小人物都做了些什么。
　　夏正是在剿灭徐海集团时被我们熟悉的，具体事迹前文已经描述过。作为胡宗宪的特使，夏正单骑来往周旋于两军之间，口舌便给，机智警觉，功不可没。
　　徐海灭亡，该王直了。一切就绪，王直投降上岸前，“因要一贵官为质。宗宪立遣夏正偕滶往……（王直）乃偕碧川、清溪入谒。“又是夏正，这一回有死无生，肩负的是丢车换帅的瞒天过海之计。为什么“立遣夏正”而不是别人？除了夏正的丰富外交经验外，只能是他的忠心不二。
　　夏正最后的结局是悲壮的，得知王直被处死后，“滶等闻，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坚守。”
　　不少现代书籍写这段历史提到夏正之死时，都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顶多加一句“可惜夏正这个糊涂蛋，就这么成了别人的牺牲品。”然而，这却是我读来最战栗的一段。
　　夏正是胡宗宪的心腹和得力助手，在诱杀徐海战役中，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作为亲信，他完全知道胡宗宪诱杀王直的战略目的，可仍然不惜慷慨赴会，以一命换巨寇一命。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间谍。
　　中国古代有许多著名的间谍，苏秦、郑国、要离、西施、貂蝉，或者游说列国，或者巧计骗敌，或者舍身行刺。但是像夏正这样明知死路，被抵作人质，后被无情肢解的，绝无仅有。
　　夏正是死间。
　　郑若曾主持编写的《筹海图编》里，载有一篇名为《擒获王直》的战役资料，里面明确无误地记载：“乃以夏正等为死间，谕直曰：汝欲保全家属，开市求官，可不降而得之乎？带甲陈兵而称降，又谁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即往见军门，敢留汝耶？况死生有命，当死，战亦死，降亦死；战死不若降死，且万一有生焉。”郑若曾是胡宗宪幕僚，记录当属第一手。此外，采九德在《倭变事略》中也有同样毫不含糊的记录道：“而以夏正为死间。”
　　《孙子兵法》里首次提出“死间”的兵法。“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所谓死间，是指制造散布假情报，通过我方间谍将假情报传给敌间，诱使敌人上当，一旦真情败露，我间难免一死。
　　我试图设想夏正被杀的情景：
　　王滶阴沉着脸，一口喝光了一杯烧酒，把酒杯一扔喝道：“把那个鸟官儿押上来！”
　　两个身强力壮的倭寇押着五花大绑的夏正，按倒跪在堂前。经过多日的折磨和饥渴，夏正的脸色已经不像个人类了，他浑浊的目光扫视了一眼周围，最后略带讥诮地盯住了王滶。在胡军门的大营里，夏正是当做人质的王滶最好的“朋友”，一次次的陪酒座谈，一次次的推心置腹，终于使王直的首级悬挂于海滨。当然，今天轮到自己了。
　　远处，传来明军佛狼机密集的炮声。除了严守要隘的倭寇，残余的王直下属都涌到了堂前，群情激昂，大声呼喝：“宰了这个狼心狗肺的狗官！为老船主报仇！”王滶一挥手，让手下在桌上点起香烛，布起一个简易的灵堂，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地上放声大哭，“父亲！您英灵不远，儿为您送行！”
　　王滶倏地站起身，咬牙切齿道：“推下去，碎剐了！”
　　噢！噢！无数双手拥过来，把夏正瘦弱的身躯横七竖八拖拽到了门外，无数把雪亮的倭刀举起，这些沾满了大明无数子女鲜血的凶器，再一次落在在明朝最忠实的军官身上。
　　男儿到死心如铁。口若悬河的夏正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甚至他讥诮的表情都没有变过。
　　是夜，风雨如晦。远处，胡宗宪军门戎装待发，督使戚继光和俞大猷的部队猛攻……
　　史料记载，夏正死讯传来，胡宗宪“亲临海边望祭之，恸哭不已，军将皆堕泪不能仰视。”胡宗宪之所以望祭恸哭，一是痛惜爱将惨死，二是内心有愧：自己没能说服朝廷留住王直的性命，致使夏正断绝了生路。
　　2005年“王直事件”时期，《新民晚报》的记者去舟山采访，见报稿有一段提及岑港之战和夏正之死：“夏正以血肉之躯，换得海疆平安。直到今天，舟山人民还在深深怀念着夏正。何雷书老人告诉记者，舟山人直到今天还在猜测，夏正是不是夏言的儿子？夏言是明代有名的“君子宰相”，后来死在“小人宰相”严嵩手中。”
　　纯朴的舟山人！当然，夏正和夏言毫无关系，《明史夏言传》明确记载夏言只有一个小妾生的儿子，而且病死了，“言竟无后。”其实，夏正不需要攀附宰相，真正的英雄永远像繁星一样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2、王滶给戚继光上了生动的一课
　　
　　夏正死于王滶之手。和夏正一样，王滶也做过一回间谍，不过，他上演的是明代版本的“蒋干盗书”，扎扎实实被胡宗宪玩弄了一回。
　　当时，王直在舟山对投降犹豫未决，而王滶则在胡宗宪大营做人质。为了坚定王直来降的决心，胡宗宪预先准备好两个文书放在案头，一是自己请求朝廷宽待王直的奏稿，二是手下将领们积极请求攻打岑港的请战书，当然，这些都是假的，骗人的道具而已。当晚，胡宗宪约王滶连床同寝，然后找个借口外出赴宴。机会难得，王滶趁机偷看了这些奏章和文书，又惊惧又感动。第二天，胡宗宪假意放王滶回舟山。从养子口中得知此事，王直才下定决心认定胡宗宪是真情实意。
　　王滶无疑是一个不称职的间谍，带来的结果就是在他养父的棺材上钉了最后的钉子。
　　王滶原名毛海峰，父亲毛相是个犯了事被黜退的秀才，后来毛海峰和哥哥毛明下海做通藩走私的勾当。王滶为人有勇力，又擅长使用佛朗机等兵器，在海外算是一号人物，因而被王直看上收为养子。
　　王直很器重王滶，与胡宗宪的交往中，都是派这个最了解自己意图的干儿子去办，讽刺的是，连人质也是他。为防万一，王直在决定上岸谒见胡宗宪前，提出的最后条件就是：“舟山需要首领约束，请放王滶回来主持。”当时胡宗宪听到这个条件时，大笑：“以犬易虎，不可失也。”
　　政治欺诈方面，王滶和他的义父王直一样低能，但到了打仗时，王滶就算是犬，也是斗牛犬、藏獒。
　　有一个成语，叫负隅顽抗，意思是凭借险要地势，顽固抵抗。岑港之战，王滶完美地诠释了这个成语。
　　当时王直被抓十多天后，部下们见老船主迟迟不归，人人自危。王滶一把火烧掉了船只，率众盘踞岑港，声言为王直报仇，声势闹得很大。
　　嘉靖三十七年初春，胡宗宪调兵遣将，俞大猷、戚继光、卢镗等当时最精锐的明军将领率领各路兵马，开始了对岑港的王直残部的围剿。一时间，舟山群岛四周的海面上，密密麻麻全是官军的战船。
　　岑港位于舟山之西，山岭逶迤，道路崎岖狭隘，岔口众多，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王滶事先堵塞了其他通道，只留下一条小路，率众居高临下，据险死守。
　　一开始，明军奋勇作战，“蹂尸而进”。在只有一条路的进攻路线上“鱼贯而入”，然而“行将尽，贼兵自尾击之，我军大溃，死者过半。”到了三月，风雨交加，山洪爆发，王滶命令手下决堤，水淹官兵，双方都死伤惨重。
　　正当两军激战难分胜负之际，大批新倭又乘春汛接踵而至，新旧倭盗汇而为一，大约有3000人占据岑港。明军分兵进剿，疲于奔命，最后只能形成一个围而不攻的态势。
　　到了七月，岑港进攻战还是毫无进展，远在北京的朱厚熜大怒之下，下诏削除了主将俞大猷、戚继光的职级，处分了一批官员。最后限期一月内攻破岑港，否则所有将领逮捕进京！
　　胡宗宪在总督衙门坐不住了，他披盔带甲亲自坐船临海指挥，率兵大举进击。王滶“依山阻水列栅”，固守营寨，利用火器、弓矢、石头阻击明军。一直打到十一月，俞大猷、戚继光等诸将率部舍生忘死，冒险挺进，付出无穷代价才进逼到王滶的大本营。粮草弹药消耗殆尽的王滶终于支持不住了，官军在夜间趁机纵起大火，众寇大乱，“官兵蹑踪，砍栅直入，斩首百余。”
　　在严密的包围圈里，王滶率几百残部居然冲出一条路，亡命福建。不过，没多久，他就在一次出海途中遭遇飓风翻船身亡。
　　历时近一年的岑港之战，以官军攻占了倭寇的老巢和王直余部的逃窜告终。看似官军获得了胜利，但王直这批骁勇死战的部下在疯狂的王滶率领下，给官军的杀伤之重，完全出乎朝廷和胡宗宪的意料，战况的惨烈也使得朝廷内部萌生了对胡宗宪的不满，认为他诱杀王直导致倭寇报复，最后这成了胡宗宪遭弹劾的罪名之一。
　　在岑港之战中，身为参将的戚继光率领3000名新募的绍兴籍士兵负责左路进攻，但是他很快发现手下兵卒的特点：平时看上去军容严整，一打仗，敌人后退他们就进攻，敌人进攻他们就后退，这些聪明的绍兴兵把生命看得太宝贵，关键时候根本排不上用场。
　　一个弹丸之地，官军以十倍于倭寇的兵力却久攻不下，损兵折将，最后贼首王滶扬长而去。把武将荣誉看得很重的戚继光，内心里一直把这次战役视为最大的耻辱。
　　正是遭遇惨痛的岑港之战后，戚继光痛定思痛，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经胡宗宪批准，以民风剽悍的义乌为招募地，广招新兵，进行严格训练，闻名天下的戚家军才就此诞生。
十六、千古谁识胡宗宪
　　
　　这是个很难用世俗眼光读取的人物。他无权不快，依附奸相严嵩，伙同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陷害抗倭功臣张经；他媚上，累献祥瑞阿谀皇帝；他生活放纵，挥金如土，酒色不绝；他识人善任，提拔出俞大猷、戚继光、卢镗等一代名将；他深沉多谋，谈笑间剿灭王直，徐海，陈东，叶麻；他爽朗勇敢，每战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亲自指挥。他生前保住了国家东南半壁，死后却背得一身骂名。
　　提起抗倭，我们立刻会想到戚继光、俞大猷，但戚继光和俞大猷只是他帐下听命的将领而已。
　　他，就是抗倭统帅，时任七省总督、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胡宗宪。
　　
　　 1、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
　　
　　　　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
　　　　快酌人头酒，怒啖倭贼心。
　　拼凑了一幅对联，试图把胡宗宪的人生全包涵进去——不予余力的要权，快意人生的醇酒妇人，豪壮的破贼杀敌。
　　胡宗宪，字汝贞，出生于徽州府绩溪县。绩溪胡氏是当地望族，自唐宋至今名人辈出，民间有“七胡故里”（七胡指胡舜陟、胡宗宪、胡松、胡雪岩、胡开文、胡适、胡锦涛）之称。胡舜陟是北宋名臣；胡宗宪，明代抗倭名将，兵部尚书；胡雪岩，清代红顶巨贾；胡开文，清代徽墨巨匠；胡适，现代国学大师；胡锦涛，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后，胡宗宪的仕途一帆风顺。先任益都知县、余姚知县，嘉靖二十八年以御史巡按宣府、大同等边防重镇。在宣大任上，有一次朝廷下诏书让大同左卫军迁徙到别地，士卒不满意，“聚而哗”。胡宗宪“单骑慰谕，许勿徙，乃定。”
　　　　不要小看这次“单骑慰谕”，这不是一般的文职官员能做到的事。明代的宣、大官兵桀骜难驯是有名的，嘉靖三年及十二年，大同一共发生过两次震惊全国的兵变事件，两次兵变的起因和这次非常相似，一为迁徙戍堡，一为修筑工事，两次都因为士卒不满最终哗变并杀掉了统帅。单身一人入军营化解了一次兵变危机，胡宗宪已经显露出胆气过人且善于攻心的政治魄力。
　　　　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嘉靖皇帝朱厚熜钦点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历史把胡宗宪推到了属于他的舞台，这一年他四十三岁。
　　　　当时东南前线是四驾马车：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督察军务赵文华和巡按胡宗宪。四人品位相当，职权并不明确。其中，赵文华是内阁首辅严嵩的义子，此人不是只善鸟，奸诈骄横，排挤忠良，抗倭有功的张经和李天宠都因为他的陷害而被冤杀。
　　　　《明史》称“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胡宗宪显露其世故圆滑的政治手段。对赵文华这个公子哥儿他豪爽大方绝不得罪，对张经、李天宠则落井下石毫不手软，跟随赵文华上疏弹劾二人。最后，在赵文华的大力推荐下，踏着牺牲品的尸骨，胡宗宪步步直升，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浙江、南直隶、福建等七省军务，成为抗倭前线的统帅。
　　　　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赵文华和胡宗宪就是这样两种人，奇怪的是，他们配合得居然很和谐。嘉靖年间明人潘之恒的笔记《亘史》里，记有这样一则轶事，似乎能说明一些问题：
　　某次胡宗宪宴请赵文华，赵文华态度倨傲，胡宗宪讽刺了他几句，席上所有人都错愕万分。赵文华大怒：“吾奉天子命监尔军，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无状耶？吾旗牌安在？”于是赵的卫队在堂下大哗。胡宗宪大笑，叱道：“吾拥十万之众，节制七省，不知天子命，何顾监军，吾独无旗牌耶？”胡的卫队发出更大的呼喝声，盖过了赵卫队的气焰。陪席的人忙打圆场：“您是主人，他是客人，您就委屈一下吧。”胡宗宪厉声说：“让我道歉？大不了给二千两银子！”赵文华也见好就收，打趣说：“你只送二千两，我更加怪你。”胡宗宪笑道：“就给四千两有何难？”第二天果然把银子送过去，和赵文华相安无事。
　　后来胡宗宪对亲信解释说：“这样的人无才无德，来做监军，无非想趁机得利。我要是不给，他必然心生怨恨，平白给他则不甘心，所以我故意先骂后赏。骂他解我的气，赏他趁他的意，大家都满意。”
　　　
　　 2、 独撑东南，臣罪当诛！
　　
　　大权到手，“东南帑藏，悉从调取；天下兵勇，便宜征用”，胡宗宪大展宏图的机会终于来了。
　　　　胡宗宪具有识人的慧眼，他重用俞大猷、刘显、谭纶、卢镗等知名宿将，而他的幕府里，云集了当时东南最有名的文人、能士。特别是，他对当时默默无闻的戚继光的一手提拔：戚继光任参将是他推荐的；戚继光义乌募兵是他同意并支持的；提戚继光为副总兵也是他上疏朝廷的。因为胡宗宪的知人善任，尤好施予，故属下皆能效死力。
　　　　面对糜烂的东南前线，胡宗宪不是军事天才，创造不出挥师荡平倭患的奇迹。但他的眼光独具——擒贼擒王，招抚攻心。
　　　　当胡宗宪把在官场上百战百灵的政治欺诈手段，施展在王直、徐海等难以驯服的倭寇首领身上时，效果同样的好。离间计、反间计、连环计、美人计，胡宗宪用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组合拳”，告诉所有人：仗也可以这么打。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诱杀王直、徐海两大倭寇集团首领后，胡宗宪领导下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浙江的倭患基本扫平，时人张鼎评价道：“其擒徐海、诱王直，功尤奇……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造力也，抑公可谓社稷臣矣。”
　　　　就在胡宗宪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却突如其来。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主政长达二十一年的权臣首辅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逮。胡宗宪是由严嵩义子赵文华的举荐而屡屡升迁的，是如假包换的“严党”。树倒猢狲散，严嵩倒台，胡宗宪的处境岌岌可危。到了年底，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就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皇帝一纸令下：罢免职务，锁拿进京。
　　　　于是，和他踢倒的前任张经、擒获的陈东叶麻一样，胡宗宪戴着沉甸甸的枷锁怀着无限感慨进了北京。不过，朱厚熜念其抗倭的功劳，最终给了胡宗宪一条生路：“宗宪非嵩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疾。且初议获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后谁为我任事者？其释令闲住。”不过，胡宗宪的仕途戛然而止，回到了老家。
　　　　热衷权力的胡宗宪不甘心就此终老故里，后来在万寿节“献秘术十四”。献祥瑞是胡宗宪的绝招，献神龟、献白鹿、献灵芝，每次皇帝都是龙心大悦。这次也不例外，“帝大悦，将复用矣。”不料，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严嵩之子严世蕃以谋反罪被诛时，御史发现了两年前胡宗宪和严世蕃勾通的书信，于是胡宗宪再次被押赴至京。在狱中，愤恨交加的胡宗宪自杀身亡，自杀前他愤然写下了绝笔诗：“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
　　直到万历十七年，胡宗宪死后25年后才被朝廷平反， 追赠谥号为“襄懋”。谥文对他的高度评价，想必能让九泉下的胡宗宪瞑目：“竭十年徇国之志，遗七省生灵之安。虽萋菲不免于后言，而孤忠已明于先代。”
3、喝人头酒、吃倭贼心的奇男子
　　
　　　　胡宗宪之死，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时人多为他打抱不平，王世贞说：“我知道绩溪（胡宗宪）的功劳，可他被华亭（新任首辅徐阶）所压制，不能表白他的冤屈。”
　　当胡宗宪第一次被逮时，作为最受胡宗宪信赖和重用的将领，戚继光当即萌生解甲归田的念头。他对朋友哀叹：“胡公北辕，浙无知己。”后来在朋友的解劝下才重新振作起来。
　　　　胡宗宪最大的罪名是厚结严嵩，为结好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但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胡宗宪的几个前任朱纨、王忬、张经、周琉都因为得罪严嵩，撤职的撤职，杀头的杀头，自身不保还谈何做事？明人张鼎的一席话道出了胡宗宪的两难：“不贿则身危而功不成，贿则幸成功而受恶名以死。疆场之臣难言哉，盖千古蹈斯弊。”
　　胡宗宪的第二大罪名是贪污军饷。当时很多言官弹劾胡宗宪侵吞军饷，并赠他一个外号：“总督银山”。胡宗宪上疏自辩称：“臣为国除贼，用间用饵，非小惠不能成大谋。”这确实是实情，诱降王直、徐海时，胡宗宪“日费百余金。”比如为解桐乡之围，胡宗宪一次性就馈送徐海黄金千两，缯绮数十箱。
　　说来讽刺的是，素有“贪”名的胡宗宪死时，“其家也几乎壁立”。而取代严嵩担任首辅的徐阶素有“廉”名，但私人田产却高达四十万亩之多。
　　　　党争之外，胡宗宪个性上的张扬率性，也是招祸的根源之一。
　　　　胡宗宪节制东南，所有的总兵、元勋、外戚、大臣，来办公事，都只能从偏门入见，“庭参跪拜。宗宪直受不辞，稍稍违忤，即被斥责。”这样的权倾一方，飞扬跋扈，自然得罪了太多人。　
　　胡宗宪性格倜傥，好携妓酣饮，不拘泥世俗之行，这也使他在士大夫眼里成为异端。明人沈德符在笔记《万历野获编》里描述说：“宗宪在江南亦恣情妓乐，自负嫪毐之器，至拥诸倡女，与幕客宣淫于制府，乘醉狎御史门役，至发旗牌斩之，又通健步徐子明之妻，纳乡官洪(木便)之女为妾。”把胡宗宪夸张为战国时能用阳具转动车轮的嫪毐，纯属文人毒舌。相比之下，清代史学家谷应泰对胡宗宪的评价比较公正：“才望颇隆，气节小贬。”
　　　　还得提一个人：海瑞。
　　海瑞和胡宗宪相斗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当然，在明代第一“道德模范”海瑞的光芒下，胡宗宪都是作为反派出现的。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叫《海瑞巧办胡公子》，说的是海瑞智斗胡宗宪的故事，这倒不是杜撰，明史载有其事。海瑞当淳安县令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两斤矣。’宗宪子过淳安，怒驿吏，倒悬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无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罚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
　　　　中国人素有清官情结，海瑞这样清贫到买不起肉吃的官就是好的，胡宗宪这样高台大轿大鱼大肉的官就是坏的。其实，就在这个故事里，权倾一时的胡宗宪对小小的县令没有加罪，还不说明问题吗？
　　　　胡宗宪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总督，“为人魁岸彭硕，膂力绝人，尤善骑射。”经常亲自临阵，冒着矢石督战。倭寇围杭州时，他“亲登城监视，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栗，惧为流矢所加，宗宪恬然视之。”你可以说他喜欢出风头，但你不能不承认他勇敢。正是因为胡宗宪身上集中了诸多古代儒将的特点，所以东南文士都为之拜服，将他喻为明代的“郭子仪”、“李愬”。
　　　　最后，再回到开头那副对联。“快酌人头酒，怒啖倭贼心”不是我的杜撰，且看一段胡宗宪最有名的幕僚、明代大才子徐渭的纪实文字，节选自《筹海图编》里的“龛山之捷”：“我兵攻堡破之，悉斩首以献。公喜……命取贼心，啖之；选狰狞首级二十余颗，置案上，每颗为饮一，左右皆失色，而公谈笑自若也。”
　　　　喝人头酒、吃倭贼心的奇男子，一代名将胡宗宪委实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太久太久了。
王牌对王牌
　　
　　战火，第三次在千年古城平壤熊熊燃烧。
　　第一次，朝鲜军几乎没有抵抗，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平壤；第二次，贸然冲进城内的明军被伏兵打得全军覆没；第三次，兵临城下的是大明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在无数门大炮的轰击和舍死忘生的攻击下，飞扬跋扈的小西行长终于第一次吃到了败仗，开创了侵朝日军弃城逃命的先例。
　　
　　
　　1. 生子当如李如松
　　
　　东北小城铁岭，因为一个小品演员的走红而名闻全国。不过，在明代“铁岭卫”设立之初，这个戍守辽东边塞的军镇没有“二人转”，有的只是号角连营，金戈铁马。
　　从这里，走出来一个名震三国的大将：李如松。
　　李如松的父亲更加厉害，赫赫有名的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
　　李成梁是朝鲜后裔，高祖李英自朝鲜内附（朝鲜史料称因为杀了人，夫妻同逃到铁岭卫），授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李成梁有大将才，隆庆、万历两朝，他镇守辽东三十年，抗击蒙古，剿灭土蛮，离间女真，把边境的异族首领玩弄于股掌之间，三十年来大捷十次，朝廷倚为东北长城。明史称誉为“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所未有”。努尔哈赤早年在李成梁手下效力，后来起兵反明，在一字一泪告天的“七大恨”中，几乎全是冲着李成梁说的。
　　李成梁还有一项比战功更值得自豪的成绩。他的九个儿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做到总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做到参将，时人誉为“李家九虎将”。同为万历朝名将，戚继光的门户凋零与之无法相比。
　　不过援朝战争中，“师出必捷”的李成梁只有干看的份。身为东北王，李成梁贵极而骄，他生活奢侈无度，侵吞边饷，虚报战功，杀良冒级，屡被言官弹劾。一年前（万历十九年），他因御史弹劾被罢官在家休养（万历二十九年以七十六岁高龄复职，继续镇守辽东八年之久）。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长子，性格沉毅，屡建战功，明史称“成梁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风”。
　　朝鲜求援的时候，李如松提督辽东、宣大等各路军马，正在西北平定原宁夏副总兵玄拜（鞑靼人）的叛乱，这是“万历三大征”（指万历年间的三大平叛战役，为西征宁夏哱拜，东征侵朝倭寇，南征四川播州杨应龙）中的第一征。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李如松包围住宁夏城，决黄河水淹七军，一举破城，哱拜自尽。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朝廷任命宋应昌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刚刚结束宁夏战斗的李如松则被任命为东征提督，主管军事，统帅蓟、辽、冀、川、浙诸军，马不停蹄地转向辽东。打虎亲兄弟，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柏任副总兵，同军前往。
　　李如松的确像他老子，连骄悍之气都像得十足。他丝毫没把名义上的督帅宋应昌放在眼里，到了辽东军营，第一件事就是喝斩沈惟敬，叱其“奸邪”，把仙风道骨的老头吓得一哆嗦，幸好一个参谋进言：“不如让他继续假装谈判，我们派兵袭击，出其不意。”李如松这才饶了沈惟敬一命，誓师渡过鸭绿江。《明史纪事本末》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如松将诸镇士马四万余，东由石门度凤凰山，马皆汗血。临鸭绿江，天水一色，望朝鲜万峰，出没云海。监军刘黄裳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四日，冒着隆冬的刺骨寒气，李如松大军到达平壤附近的肃宁馆，派人通知小西行长：“朝廷来使臣了，和谈成功了！”小西行长大喜过望，高高兴兴地派遣了二十个牙将来迎，李如松暗令手下生擒他们，不过日本人的单兵作战本领令人出乎意料，“倭猝起格斗，仅获三人，余走还”。小西行长得报大吃一惊，认为有了误会，再次派亲信小西飞来拜见，李如松假意宽慰。两天后，大军到达平壤城下。
　　李如松兵临城下，小西行长居然懵懵懂懂的不知是敌，《明史》记载得很有趣：“行长犹以为封使也，踔风月楼以待，群倭花衣夹道迎。”此时是阴历正月，古代日本承继中国有过春节的习俗，小西行长等人穿着过年的花衣，夹道相迎使者。可惜李如松手下诸将披盔带甲准备厮杀的动静，还是暴露了形状，行长这才醒悟过来，花衣脱掉换铁衣，登上城墙据守。
　　第二天清晨，大战开始了。
　　
　　
　　
　　
　　2. 平壤大捷！
　　
　　平壤是座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城墙坚厚高大，北面又有牡丹峰和万寿台为自然屏障，易守难攻。
　　几千年来，中国的大军事家孙子一直用他睿智的兵法警戒后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不过，对于攻城老手李如松来说，早已成竹在胸。
　　李如松令戚家军老将、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部和三千名朝鲜僧兵共同攻城北牡丹峰，自己亲提大军直抵城下，主攻西城。明军的王牌——大将军炮、佛郎机炮、虎蹲炮，全力轰击日军阵地。
　　李如松还暗藏了三个杀招，其一是命令祖承训部伪装成朝鲜军，潜伏在南面，故意示敌以弱。其二是命令诸军留下东面不攻，给敌人留一个逃跑的缺口，扰乱敌人军心。
　　日军居高临下死守，枪矢如雨，明军稍稍退却。督战的李如松当阵斩掉先退的士兵，“募集死士，援钩梯直上”。这时，一心雪耻的祖承训机会到了，日军一向轻视朝鲜军，所以守南面的人数很少，主要是一些投降的伪军，祖承训攻到临近城门，一声令下，突然脱掉朝鲜服饰露出明军的鲜亮衣甲。敌军大惊，阵脚大乱，急忙分兵来救，围攻西城的副总兵杨元和李如柏部乘机分别攻破大小西门。
　　顷刻间，平壤的几处城门全部失守。明军主力一拥入城，行长率余部退到风月楼死守。街巷战中，日军的鸟铳打得又准又远，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李如松命令暂时停火。
　　初次入朝作战的明军，斗志非常高。在“火器并发，烟焰蔽空”的激烈战斗中，吴惟忠胸口中弹，犹奋呼督战。李如松坐骑被击毙，李如柏头盔中弹，都毫无惧意。将领如此，士兵也是个个奋勇当先，骄横已久的日军终于见识了大明军队的战斗力。
　　入夜后，支持不住的行长率领余部，强突东南面，渡过冰冻的大同江逃窜。没想到中了李如松的第三个杀招：游击李宁和参将查大受率精兵三千早已在道旁埋伏已久，一阵冲杀，复斩首数百。前面故意留东城缺口，后面打埋伏，李如松熟知“围师必阙”的兵法，不愧名将。
　　小西行长的残兵在冰天雪地里仓皇逃了几天，才退到日军的地盘。这一仗完全打垮了小西行长精锐的第一军，据《日本战史》统计，平壤之役第一军减员一万一千三百余名，仅余六千六百人，减员近三分之二。而明军只阵亡七百九十六人。
　　李如松攻平壤，有正有奇，有谋有勇，凭此一战挽救了朝鲜的危局。
　　三百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同样是宗主国出兵援助朝鲜，同样在平壤，清朝与日军又打了一次平壤攻防战，区别在于这次中国是守方，日本是攻方。进攻的日军是孤军，没有后援，补给严重不足，士兵只有两天的口粮，但恰恰前后不过两天，面对一万七千日军的正面殊死进攻，除了总兵左宝贵力战而死外，两万余人的清军居然竖起白旗乞降，狼狈撤出平壤。
　　日军仅伤亡六百余人，就占领了平壤并进而占领朝鲜全境，打死了两千名清军——清军基本是逃跑路上被打死的，日军之所以没能打死更多逃敌，是因为他们的子弹打光了！清军主帅叶志超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才停步，留下了“逃跑将军”的万世臭名。
　　一座平壤城，两个朝代、两个中国人留下了不同的历史痕迹。
3. 朝鲜的弓箭，日本的鸟铳，明朝的大炮
　　
　　我们可以把四百多年前的这场三国大战，看做一个东亚武器博览会。
　　朝鲜、日本、明朝各有所长。
　　先从最弱的一环来。朝鲜最强的是弓箭。
　　现代奥运会上，许多国家的选手都疑惑不解：为什么射箭的冠军总是被韩国人垄断？他们有什么秘密吗？
　　靶子都是一样大小，一样远近，韩国选手的弓箭虽然是本国生产，但并不违规。要说秘密，体育专家会解释，韩国人成为“射箭梦之队”是因为他们残酷的选拔和魔鬼般的训练。比如训练中，教练会在选手准备射箭时，突然把蛇塞进选手衣服——这种极端的训练模式，才造就了韩国人称雄世界箭坛的地位。
　　朝鲜人射箭好是有历史渊源的。古代中国对于四野边民，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朝鲜半岛属于东夷的大范畴，“夷”这个字在《说文》上的解释就是一个人持着一张弓。《后汉书•东夷传》说“乐浪，檀弓出其地”。明代朝鲜人所写的《朝鲜史略》上有这样的记载：高丽恭愍王与倭寇对阵时，曾于两百多步外（大约一百五十米）引弓毙敌。
　　朝鲜的角弓和片箭不同于中国和日本，角弓弹性好，射程远，片箭箭身短小，轻巧，飞得远。后来朝鲜半岛的西方传教士也称赞说“朝鲜人力大无比、擅长使用弓和箭，他们的弓箭像土耳其箭那样非常小巧”。
　　到了朝鲜李朝，军事技术匮乏，很少的火器也是从明朝传来的老式铳炮，士兵更乐于练习弓箭。连两班贵族，都把射箭作为修德、娱乐的手段。其实，朝鲜也有新式武器鸟铳，早在日本侵朝三年前，对马岛主宗义智曾向朝鲜献过两只孔雀与两把鸟铳，结果国王李昖把孔雀放生了，把鸟铳闲置到军器库里。
　　战场上，朝鲜人才悲哀地发现，自己被时代抛弃了。日军普遍装备鸟铳，比弓箭射的更准更远更有杀伤力，明军大量闻所未闻的火炮更不用提。柳成龙曾悲叹道：“吾国军事只用弓箭，未能练就其他技术。”
　　日本最强的是火绳枪（中国人称鸟铳，日本人称铁炮）。
　　日本仿自葡萄牙的火绳枪质量相当优秀，柳成龙在《惩毖录》里描述道，朝鲜军的弓矢发射后数十步就坠地，而日军火绳枪却能隔远杀伤，近距离则能贯穿击伤三四人。在日军第一次攻克平壤时，火绳枪在城下发射，竟能越过城墙射进城内，射入城楼柱子达数寸。
　　侵朝日军的骑兵数量很少，基本是步兵（足轻），而每军的“铁炮足轻”就是装备了火绳枪的主力，约占全军的三分之一，而且由织田信长开创的三段射击已经普及，日军轮流射击能保证密集的火力。明军大炮厉害，骑兵厉害，所以日军大量利用工事，野外作战就掘地三尺挖战壕，城市里巷战则利用房屋墙壁，凿洞、隔门板射击。
　　优质的火绳枪加上久经锤炼的战术，造就了日军很强的战斗力。
　　明军最强的是大炮。
　　说起明朝中期的火器，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让饱受外国“船坚炮利”之苦的后世人吃惊：我们原来这么强大过！早在永乐年间，二万五千人组成的京师神机营，就全部装备火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火器部队。到了万历年间，军队装备的火器品种更是繁多：大将军炮、神炮、虎蹲炮、灭虏炮、百子铳、佛郎机、鸟铳、三眼铳、快枪、火箭、千里铳等等。
　　火力最猛、威力最大的无疑是炮。朝鲜战场上，对日军威胁最大的是大将军炮、虎蹲炮和各类佛郎机。大将军炮是重型炮，最重达千斤以上，威力巨大，能洞穿墙壁，是攻城第一利器。从葡萄牙传来的佛郎机是后装的中型炮，发射时内装火药，发射钢珠钢弹，有效射程能达五百米。虎蹲炮是轻型炮，便于机动作战，很像迫击炮，每次发射几十到上百粒弹丸，杀伤力大。更难能可贵的是，明军的火炮多装在战车上，两匹马拉一辆，不但能攻城，还可以打野战。
　　明军攻平壤时，十里之外的风山城大友义统部曾率领数千人马前来增援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震天动地的炮声吓得不战而退。
　　朝鲜《宣祖实录》里记录了朝鲜国王李昖与大臣李德馨的一番问答，李昖问：“铳筒（日本人的鸟铳）之声，不与天兵（明军）之火炮同耶？”李德馨答：“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李昖赞叹道：“军势如此，可不战而胜矣！”
　　用援朝明军经略宋应昌的一句话概括：“中国制倭长技，全恃火器。”
　　时光轮转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朝督师左宗棠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的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当场感慨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4. “金甲倭”的殊死一搏
　　
　　朝鲜国土狭长，几乎没有战略纵深可言。5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首度入朝的志愿军将士乐观地认为：朝鲜形状就像一管牙膏，打联合国军就像挤牙膏一样，从北挤到南，把他们挤下海，战争就结束了。
　　日军从王京打到平壤，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现在，轮到李如松如数奉还。
　　平壤收复后，李如松大军趁势南进，而受到小西行长第一军失败的影响，日军各部纷纷弃城南逃。李如松乘胜收复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占领开城后，离王京只有一步之遥了。
　　入朝不到一个月，便收复平壤到开城失地五百余里，明军辉煌的战果让李如松开始轻敌了。他知道而忽视的事实是，平壤战役之后，两军并没有发生大的接触战，日军基本是全军而退。他不知道而更加忽视的是，从各地撤退的五万日军退到王京后，再也不肯后退一步了。
　　当时，在王京紧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日军各路主将对下一步行动争作一团，战还是退？第六军主将，年届六旬的老将小早川隆景坚持道：“要退你们退，我一定要战！”小早川隆景是毛利元就的儿子，战国有名的智将，丰臣秀吉的“五大老”之一，倚为臂膀的人物。后来小早川隆景回国后病逝时，秀吉曾发出这样的哀鸣：“呜呼！吾失一镇护矣！”
　　决战李如松！五万日军铁了心要在王京打一场阻击战。小早川隆景派出的先锋是猛将立花宗茂的三千人马，对以武勇闻名的立花宗茂，小早川隆景用了激将法：“立花家的三千士兵足以抵挡敌军一万！”
　　李如松的铁骑终于碰到了倔强的绊马索。
　　这场惨烈的战斗发生在碧蹄馆，一个距离王京以北十五公里处的馆驿附近。
　　正月二十七日，有朝鲜老百姓向李如松报信：“倭贼已退，京畿（王京）已空。”李如松随即派遣副总兵查大受、祖承训率三千骑兵，南下探查王京虚实。查军路遇一小股日军巡逻队，短暂交锋，日军死伤百人逃离。得到查大受的报捷，李如松亲率轻骑一千南下接应。他不知道，这时的查大受已经陷入小早川隆景的重兵包围之中。
　　身为一军主帅，李如松轻骑出击，看起来很是冒险而不慎重。但，李如松的作战风格一向如此：攻城步步为营，野战轻骑奔袭。
　　和他父亲李成梁一样，李如松非常酷爱轻骑偏师，千里奔袭敌人巢穴，这是长期与马上民族蒙古人的交锋中养成的作战习惯。同为大明边疆名帅，李成梁、李如松的作战思路和明末袁崇焕的坚城大炮、老成持重恰恰相反，这是不同的敌手、不同的具体情况造成的差异，不能简单评价优劣。不过，李如松最终为这个轻骑偏师的习惯付出了巨大代价——万历二十六年四月，李如松率两千轻骑奔袭土蛮人的巢穴，却中了数万敌人的埋伏，全部阵亡。
　　因为道路湿滑，李如松在路上不慎被马蹶落，跌伤了左脸，等到赶到战场，见査大受、祖承训等面对不断增多的日军正在犹疑不决，且战且退，当即喝令众军一齐向前，对日军发动了反攻。明军是轻骑，没有携带重型火炮，只有小型铳炮和弓矢刀剑可用，加上才下过雨，道路泥泞不堪，很不利于骑兵战斗。在人数众多的日军进攻下，李如松陷入苦战，渐渐不支，“围数重，如松督部下鏖战”。
　　从早晨打到中午，双方均疲惫不堪，这时，立花宗茂故示轻松地命令部下就地吃午饭。嚼完饭团后，立花宗茂拔刀出列，率军直扑明军本阵。
　　最惊险的一幕出现了——金甲倭直搏李如松！
　　这段情景在中朝的史书上全有细致的记载，完全是惊险动作片：立花宗茂军突破了明军阵地，一个骁勇的金甲倭将，骑马持刀直扑李如松，大喝一声一刀斩下，护卫主将的指挥李有升见情况危急，用身体挡住了这一刀，立刻坠马被敌人砍成数段。李如柏和李宁等将领看到主将有难，纷纷杀出血路向李如松靠拢，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眼看李如松不保，突然，弓弦响处，一支箭射中金甲倭面门，翻身坠马——原来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从旁拉弓引箭，一箭毙敌。
　　战后，据日方战报，金甲倭是勇将小野成幸，立花宗茂家头号家臣小野镇幸的堂兄弟。
　　战况愈加危急，幸好副总兵杨元率一千骑兵及时赶到，杀透重围前来增援，日军不明情况开始混乱。李如松乘机且战且退，撤回了开城。
　　碧蹄馆一战的双方损失，中日朝三国的记载大相径庭。李如松自己对朝廷的战报轻描淡写：“当阵斩获首级一百六十七颗，阵亡官兵二百六十四员。”朝鲜方称“天兵死者数百”。日方则大喜报捷，称己方损失不过数百人，而明军被斩首六千。《日本外史》夸张地描述道：“大破明军，如松痛哭彻夜。”
　　这样大相径庭的战果记载在壬辰战争中比比皆是，明朝和日本将领都乐于夸大或掩盖事实，突出己方战绩，贬低敌方战果，作为第三方的朝鲜人记载虽然相对靠谱些，但又存在道听途说之嫌。
　　碧蹄馆一战，李如松的四千骑兵死伤过半，而且阵亡的大多数是李如松的精锐亲兵，朝鲜方记载：“天兵之精锐多死，人马相践，器甲枪戈，散布路上。”李如松回营后痛惜不已：“好男儿为我死矣。”
　　这一次意想不到的挫折，把李如松的骄气打消了不少，战事陷入了僵持。
天下无敌义乌兵
　　
　　这一章，天才戚继光终于出场了。其实，身为海防武将，戚继光早已战斗在东南抗倭的第一线了，只不过，在1558年之前，戚继光一直遭遇着孙猴子在花果山时一样的烦恼：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
　　浙中小城义乌及时承担了东海龙宫的角色，正是凭借从义乌招来的四千名农民和矿徒，戚继光开始打造出一支天下无敌的王牌军队。倭寇的丧钟敲响了。
　　
　　
　　1. 义乌人就是金矿
　　
　　戚继光，字元敬，出身于武职世荫家庭，登州（山东蓬莱）人。戚家祖籍安徽定远，祖上戚详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最后论功，为子孙赢得一个“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的职位。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为人正直，从小就对长子戚继光严加管教，指望儿子日后能光宗耀祖。戚继光也没有辜负将门之子的荣誉，“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
　　十七岁那年，因为戚景通病重，戚继光接替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此后他的官途一路平坦，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被提拔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这个职位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海防，督促士兵屯田训练，因为当时倭寇的主攻方向是浙江，所以山东无仗可打。因胡宗宪的举荐，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改佥浙江都司佥事，擢升为参将，主持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军事。也就是从这年起，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北调守边，戚继光前后与倭寇周旋了十二个年头。
　　武将世家出身的戚继光从年少时就胸怀朴素的理想：“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从主抓屯田训练到直接走到前线，这正是戚继光期待已久的平生所愿。
　　不过，到了抗倭的前线，戚继光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窝囊。
　　戚继光第一次和倭寇接触是在1556年，一股八百人的倭寇流窜到宁波北面的龙山所，胡宗宪下令围而歼之。官军方面，除了戚继光所部外，还有卢镗、尹秉衡等五路人马，官军一共一万四千人，超过倭寇十几倍。按说，胜负没有任何悬念。但是一接战，倭寇兵分三股，由三个头目率领，一下突入立足未稳的官军阵中，五路兵马溃不成军。最后，因力量过于悬殊，倭寇大部从容退走。虽然在官方记录上是“龙山所大捷”，但亲眼目睹战况的戚继光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官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了！身为一线将领，戚继光这个固执的山东人只有一个念头：“我不服！只要给我一支严格听我号令的军队，我一定会战胜凶猛的倭寇。”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戚继光第一次向总督胡宗宪上书提出募兵：“堂堂全浙岂无材勇？”当时被官军的低下战斗力弄得灰心丧气的胡宗宪看了建议文书后，一把扔到地上，苦笑道：“浙江人如果能用，我早就用了！”不过，静了一会，他又捡起文书，再次细读，终于答应了募兵的要求。
　　不过，第一次募的兵，在岑港之战的表现，让戚继光很失望。懦弱狡猾的绍兴籍士兵让他老虎吃刺猬，无从下手。
　　一年后戚继光再次提出募兵，这次他选准了目标：义乌。因为发生在那里的一场大规模械斗让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要找的兵出现了。
　　现在的浙江义乌是中国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满大街都是操着各地方言的批发户，交通要道上贴着醒目的横幅：义乌欢迎您。但在四百多年前，这个浙中小城却是个民风剽悍、排斥外地人的地方。
　　这场械斗的原因其实是个误会。据《义乌县志》记载，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义乌县南有个八保山，时间久了以讹传讹被叫做“八宝山”。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邻近的永康县有个叫施文六的盐商路过，见到“八宝山”的土色闪亮，就断定是银矿，于是他纠集了数千名永康县和处州县的矿徒来抢矿。
　　其实，义乌从秦朝设县以来，一直是个贫矿区，银矿完全是子虚乌有。不过，义乌人哪能容忍外地人乱来，在民众中素有威望的陈大成聚起族人和邻近乡人，三千名义乌子弟用能找到的一切武器行动起来，同仇敌忾，和素以强悍著称的邻县矿徒开始了一场长达数月的大械斗。后来连义乌知县赵大河也惊动了，这位在当地很得民心的县令也是火爆性子：“妈的个X，敢到我的地盘来撒野！”立马捋起袖子亲自督军，指挥义乌之民“平贼”，械斗打得激烈无比死伤惨重，“暴骨盈野”，最后义乌人胜利把外地人赶走了。当时这件事闹得很大，震动全浙。
　　戚继光以一个老练军人的眼光一下看到了这场械斗的闪光点，也就是他再次上书胡宗宪所说的话：“（义乌人）其气敌忾，其习骠而自轻，其俗力本无他，宜可鼓舞。及今简练训习，即一旅可当三军，何患无兵？”虽然义乌无银矿，但义乌人同仇敌忾、剽悍又轻生的特点，在戚继光眼里就是金子一样的品质。
　　
　　
　　2. 戚继光招兵，比皇帝选妃还挑剔
　　
　　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得到胡宗宪的支持后，戚继光来到义乌正式招募新兵。
　　第一站，戚继光拜访的是县令赵大河，两人相互慕名已久，当场成了莫逆之交。第二站，戚继光赵大河两人携手去拜访械斗的首领陈大成。面对带着重礼上门的抗倭大将和父母官，陈大成爽快地答应了戚继光的请求。头面人物搞定了，民众受感染开始到募兵场上踊跃报名，下面就是士卒的挑选了。
　　说起挑选士卒，真是门学问。历朝历代，方法人人都会，巧妙各自不同。
　　战国时的标准是力气大，能跑。
　　吴起在魏国选武卒的标准是现代人望尘莫及的：“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驱百里。”参加考选的人穿三层甲，挎着能开十二石的硬弩（按战国量制，一石等于120斤，1斤约合今251克，十二石合今729.8斤），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囊，扛着戈，头戴盔，腰佩剑，带三天的干粮，在半天之内急行军走完百里路。非常恐怖的标准，相当于全副武装在半天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
　　唐代是轻骑兵的天下，招兵标准自然是善骑射，卫戍中央的部队号称“飞骑”、“百骑”、“千骑”、“万骑”，选的是士卒中的骁勇善骑射者。
　　到了宋代，北方割据，马源没有了，只有猛操步兵，于是招兵的主要体格标准变成了身长体壮。宋太祖赵匡胤亲自挑了批长壮的军士充作“兵样”，分送各地用作招募的样板兵。后来嫌“兵样”太麻烦，改用一根木杖，叫“等长杖”，按身长尺寸招兵，长壮的当禁军（拱卫首都的近卫兵），短弱的当厢兵（维持治安的地方兵）。
　　明代的兵制是军户世袭制，除了驻扎首都的京营和辽东的骑兵比较精锐外，地方卫所的官军素质纯粹望天收，每况日下。
　　到了戚继光招兵，他的标准又变了。强壮的体格不再是最高标准，气质成了首选。
　　戚继光的标准是：城乡的油滑之徒不要，老兵油子不要，见惯官府的城里人不要，脸孔白白细皮嫩肉的也不要。只要黑大粗壮，见官府有胆怯之意的乡野之人，农村人和矿徒最好。一句话概括：老实健壮的乡下人。
　　戚继光的这套选兵标准，后来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原样照抄，只召山村朴实的农民作为兵勇，决不用兵油子和市井无赖之徒。以至于当时人人都知道，曾国藩招兵，只要手上有老茧的。
　　按照“戚氏相面法”海选结束后，开始从上而下进行精选。
　　戚继光给这支新军的编排是这样的：每队十二人，由队长指挥；每四队为一哨，由哨长指挥；每四哨为一官，由哨官指挥；每四官为一总，由把总指挥；每四总为一营，由大把总指挥；总与营都有辅助兵和军官随从。这样一营约近三千人，营以上由主将亲自指挥。
　　首先由戚继光挑选把总、哨官等基层军官，这是军队的基石。把总相当于现代军队的营长，哨官相当于连长，选拔的要求是：平日要有威信，战时要有魄力喊出“弟兄们，跟老子冲！”
　　被戚继光封作把总、哨官的，除了陈大成，还有矿徒首领王如龙，武举出身的吴惟忠、叶大正，都是义乌数得上的人物。顺便提一句，义乌知县赵大河也没闲着，在戚继光的坚请下，朝廷委派他为戚继光的监军，这是戚继光一箭双雕的妙棋：有了父母官监督，看你们哪个中途敢逃跑！
　　接下来由哨官挑选哨长，哨长挑选队长，队长选兵。选好的人全部席地坐好，摆上桌子逐个登记编队，另外记载下此人姓名、住址、年龄、面貌特征。编队结束后，队内分工，力气大的使长牌，力气小但敏捷的使藤牌，年轻健壮的使狼筅，年长有杀气的使长枪，老实有力气能负重的当伙头军。
　　至此，这支由四千农民和矿徒组成的戚家军就编成了。原本戚继光只打算招三千人，不过义乌人的踊跃报名使得总数增加了一千人。
　　“弟兄们，从现在起，你们是吃皇粮的大明士兵了！”戚继光振臂高呼后，心里默默说：我要带你们建立不世之功！
戚家军是这样练成的
　　
　　中国古代，用主将姓氏命名的军队很少，岳家军、戚家军这样带着浓厚个人色彩的军队是两支比较罕见的。
　　戚继光是中国古代不世出的天才将军。什么天才？战术天才，心理学天才，实用主义天才。什么将军？杀人不眨眼将军，爱兵如子将军，常胜将军。
　　
　　
　　1. 怕死的，千万别当戚家军
　　
　　戚继光治军有个一字诀窍，就是“杀”。你要是生在明朝，光荣地投身为戚家军的一员，先来看看你有多少次机会被杀吧——
　　临阵诈称疾病者，斩首；临阵抛弃军器者，斩首；你是鸟铳手，演习或实战中开枪开早了的，斩首，队长若发现不告发的，一起杀；你是鸟铳手身后负责保护的近战兵，若鸟铳手阵亡，你将被斩首偿命；凡是临阵退缩，允许甲长割兵耳，队长割甲长耳，哨官哨长割队长耳，把总割哨官哨长耳。收兵回营，查有耳者，斩；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埋伏作战，遇贼不起及起早者，队长斩，各兵捆打。当然，不服上官，令不行，禁不止，杀平民冒功、奸淫妇女更是斩首。
　　此外，行军途中你尿急离队小便，割去耳朵；喧哗说话者，捆打四十；训练还有考核，凡是成绩在中下的，捆打；凡兵逃走，同队之人各捆打。平时除了统一唱军歌，没有任何娱乐，不许拉家常煽动乡愁，更别说喝喝小酒玩玩叶子牌了。
　　戚家军军纪之严酷，在明代可谓罕有。
　　战国时期有本奇书《尉缭子》，位列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这部奇书的核心就是：重刑。书中鼓吹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请注意，这里杀卒指的不是杀敌人的士兵，而是杀自己的士兵。所以像白起、项羽等杀降大户都算不上“威加海内”。
　　中国古代历史上，以战斗力强出名的军队很多，名将如孙子、吴起、田穰苴、韩信、周亚夫、赵充国、杨素、岳飞、徐达、戚继光、年羹尧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军纪严酷。如岳家军。在闽、浙一带广为流传的“戚继光斩子”故事，是纯粹的民间传说，而岳飞斩舅却是货真价实记载于宋人徐梦莘编写的《三朝北盟会编》里。
　　当时岳家军在宜兴，有老百姓投诉他的舅舅姚某骚扰乡间。岳飞是大孝子，先告诉了母亲，并责备姚某说：“舅舅的所为如此，牵累到我。再犯的话，我能容，恐怕军法不能容。”母亲也苦苦相劝，这事就算过去了。不料，过了几天，岳飞和部将押马行军，姚某也随之同行。突然，心怀怨恨的姚某飞马向前奔驰数十步，拉起满弓，回身对着岳飞就是一箭，没中，射中了马鞍鞒。岳飞催马过去把姚某擒下马，“令王贵张宪捉其手，自取佩刀剖其心，然后碎割之归”。
　　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爱护百姓而著称于史。岳飞平日驻军，尽量使军人和百姓不接触，经常是屯兵数万，而街上不见一兵一卒。岳家军有规定：“有践民稼，伤农功，市物售值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取人一钱者，必斩。”曾有人在市场上要给一个岳家军士兵降价售物，该士兵笑着说：“我岂敢为二文钱而易吾首领矣。”岳飞是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即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后来宋孝宗在为岳飞平反的时候，对岳飞的儿子说了一句盖棺论定的话：“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所不及。”
　　隋朝开国第一名将杨素，性好杀人，每次打仗前都要故意挑错，帐前当场斩兵斩将，“多者百余人，少不下十数”，自己却“流血盈前，言笑自若”。两军对阵，他从不指挥整军压上，而是先派个一二百人上去厮杀，务必要求取胜，不能取胜而败下阵来的，无论剩下多少人，全部斩首。继而再派几百人上去厮杀，如前而战，不能取胜的再全部斩首，直到取胜为止。
　　杨素的部下对他极其敬畏，作战时皆抱必死之心，所以杨素戎马一生未尝败绩，伐陈时致使“江海无波”，以至于陈人见到稳坐大船上威风凛凛的杨素不禁感叹：“清河公（杨素）即江神也！”
　　说了这么多杀人不眨眼的将军，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光一个“杀”字就能当名将，整天吹毛求疵找机会杀手下，不激起兵变才怪！
　　一手是大棒，一手是胡萝卜，恩威并重才是为将之道。
　　严酷如杨素，对随他征战的将士“微功必录”，上奏皇帝请功封赏，绝不是一味好杀人的屠夫。在杨素军中虽然有被杀的危险，可是立功封侯的机会更多，所以隋朝的将士都愿意跟随他出征。
　　戚家军亦是如此。
　　
　　
　　2. 戚继光的四堂军训课
　　
　　现代史学界研究戚继光的人海了去，特别是戚氏独创一格的建军思想和练兵方法，要细加阐述的话，就算是骨灰级的专家，恐怕没有几十万字下不来。但归根到底都落在两本书上：《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武穆遗书》是金庸老爷子的杜撰，戚继光这两本兵书却是十足真金如假包换，特别是其超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中国以外，朝鲜奉为国宝，日本一印再印。
　　且来看看两本书里，戚继光的军训课：
　　第一堂，号令课。
　　军中最要紧的就是号令，戚继光见惯了混账的官军，“赏也不感，罚也不畏”，当真是油盐不进。所以，戚继光的第一堂军训课就是以下的训词：“我今在军中，再无一句虚言与你说，凡出口就是军令，就说的差了，宁任差误底，决不改还。”这句话，相信戚继光是用他那口山东腔斩钉截铁、一字一句地说出的。
　　第二堂，政治课。
　　练心是戚继光的创举，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且看戚继光的第二堂军训课：“凡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第三堂，耳目课。
　　在古代，民间的通讯基本靠吼，军中的通讯靠的是旗帜和锣鼓。戚继光的第三堂军训课就是要求“令行禁止”：“凡你们的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若旗帜金鼓不动，就是天神开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如擂鼓该进，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里火里也要前去；如鸣金该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银山，若金鸣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这等，大家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有何贼不可杀，何功不可立？”
　　第四堂，武艺课。
　　打仗归根到底要刺刀见红，没有武艺，都是白搭。戚继光的第四堂军训课就是鼓励士卒苦练武艺：“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尔。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也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况吃着官银两，又有赏赐，又有刑罚，比那费了家私、请著教师学武艺的便宜多少？”
　　戚继光没有说一句“为国为民”的大道理，句句都是大实话，这样把士兵的心思揣摩到骨子里的话，石头听了都点头，何况这些质朴、憨厚，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农民兄弟？
　　军训课的效果如何？让戚继光告诉你——“暑行千里，我不曾打一个兵五棍。”3. 我们都是木头人，拿起枪来打敌人
　　
　　 戚继光说过：“夫将者，腹心也；兵者，手足也。”他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一方面用严酷的军法，让这些乡野田间走出来的士兵，知道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军队，畏惧将领，对自己的话不敢违背；一方面用无微不至的关怀，优厚的待遇，让士兵对前途充满信心，对将领爱之如父母。
　　 戚继光每次战后，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大帐写立功人员名单，向上级和朝廷请功。加上胡宗宪对戚家军恩宠有加，“给饷甚厚”，所以戚继光的部下将士都愿意出死力。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戚继光军中保举出来的将官无数，有据可查的义乌人任千总以上武官的就有一百四十多名。
　　 有一句话现在很流行，叫“细节决定一切”，来看看戚家军奖励士卒的两个小细节，看看作为一代良将的戚继光是怎样赢得士卒的心的。
　　 第一个，争首级。
　　 从秦朝开创了划时代的“首级爵”军功制度后，以后的历朝历代，打仗都是以敌人首级论功，砍的脑袋越多，奖励越多。所以项羽在乌江边自杀后，为抢他的首级，汉军自相残杀死伤数十人，最后得到首级和躯干的五个人全部封侯。明代打仗也是以首级论功，所以战场上士兵个个都是“猎头族”，为争首级内讧、杀良冒功屡见不鲜。
　　 戚继光军中，斩获一个首级奖励三十两银子，这在当时是很丰厚的。为了防止士兵争功，戚继光规定打倒敌人后，不许站住“顾恋首级”，只管继续杀去，只许一个短刀手留在后面割首级，打完仗银子人人有份。三十两银子具体是这样分的：冲在最前面的士兵分二十两，砍首级的兵二两，每个鸟铳手二两，其他的兵分一两，伙头兵五钱。
　　 第二个，抛财物。
　　 当时的战场上，倭寇有个海参吐肠子一样的保命绝招百试不爽：一旦官军追击得过凶，倭寇会将抢来的财物抛下，官军见了势必狗抢骨头一样上前哄抢，倭寇乘机逃生。这一招到了戚家军身上，却如同抛媚眼给瞎子看，你这边才抛完财物，那边戚家军追得更凶，对地上的财帛没人看一眼。侥幸逃生的倭寇百思不得其解：“我靠，连财宝都不抢，这还是官军？！”其实戚家军不用抢，和斩首级一样，碰到这种事只留一个人收拾看守，打完仗后大家均分。
　　 在戚继光军校修炼过的士兵，都好像被洗过脑一样，只知主将命令，不知其他。
　　 历朝历代，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朝廷都实行“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政策，将领和士兵都经常换防调动，明朝也不例外。在调动时很少是成建制调动的，几乎总是要打散军队原来的编制，另行整编为战斗部队。好处是，“骄兵悍将”没有了，弊端就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不可避免地带来战斗力不强的弱点。
　　 但戚继光要的就是嫡系，就是一支绝对服从命令的铁军。
　　 江南平倭结束后，戚继光调任蓟镇防御北虏。当时长城一线的驻军纪律松弛，作风很差。戚继光见难以驯服，就奏请调原“戚家军”的一支浙江兵北上。
　　 隆庆三年（1569年）二月，三千浙兵奉旨北上，千里跋涉，一日清晨抵达蓟州，停在郊外待命。二月的北方寒气袭人，又碰上下大雨，这支部队就这么在寒雨中列队顶盔披甲站着，等候戚帅检阅，一直等到下午，大雨中的浙江兵就像一排树一样矗着，军容肃然不乱。“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
　　 回思四百多年前，这样一支无敌之师，在千古奇才戚继光铁一般的手腕统领下，纵横在南北每个山野和海滨，军容齐整，表情如一。恍惚间，飘来他们慷慨质朴的《军歌》：
　　 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
　　 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
　　 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
　　 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
　　 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最大的倭寇——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应该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战国人物，而且是大反派，这都是拜一场耗时七年的三国大战所赐。三国是明、朝鲜、日本，明代史书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史书称之为“壬辰战争”或“壬辰倭乱”，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这场战役，三个国家都倾尽了举国之力，前后打了整整七年，最终以日本军队被赶出朝鲜而告终。留下的战争创伤一直延续到近代，改变了三个国家的历史走向。
　　 挑起这场蛇吞象战争的丰臣秀吉是天才还是疯子？
　　
　　
　　1. 猿面冠者
　　
　　 熟悉日本战国历史的朋友都喜欢称呼丰臣秀吉为“猴子”，一是因为他的长相，丰臣秀吉相貌丑陋，身材矮小，日本史书上称他为“猿面冠者”，他的主公织田信长就喊他“猿”；二是觉得他不劳而获取得了织田信长打下的天下，就像猴子摘果。
　　 猴子都是聪明的。从农民的儿子到全日本的霸主，丰臣秀吉的一生就是部励志片，片名叫“我能！一定能！”
　　 丰臣这个姓是他当上关白后天皇赐予的，在信长手下做大将时，他叫羽柴秀吉；未发迹前，他叫木下藤吉郎。
　　 秀吉出生于日本尾张国爱知郡（今日本名古屋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兼足轻。足轻是日本军队中最下层的杂兵，平时务农，战时充当步卒。秀吉幼时历尽磨难，他八岁丧父，随母改嫁，日子过得很贫苦。他做过小和尚，做过走街串巷的行商。十七岁那年，不甘平庸一生的秀吉投奔到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帐下，充当一名杂役。
　　 穷人孩子早当家。在苦难岁月里磨练出来的机智和圆滑，让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很快获得了信长的欢心。别人不屑干的事他能干：为讨主公欢心，他把草鞋放在怀里捂热了给信长穿；别人干不了的事他也能干：信长要修筑一座前沿城堡，两位重臣都失败了，秀吉却在一夜筑成。信长是个性格暴躁又非常珍惜人才的君主，他对秀吉大加赏识。秀吉很快在信长家的地位越来越高，后来，信长做主，把重臣浅野长胜的养女嫁给了秀吉，秀吉就此踏入了士族的行列。
　　 十年间，秀吉追随信长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而信长也对他言听计从，到了信长进军京都前，秀吉已经成为信长最心腹的大将。
　　 信长掌控京都中枢之权后，威名远振，日本六十六国已有一半归顺，统一天下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恰在此时，风云突变。
　　 本能寺事变！信长被家臣明智光秀所弑。
　　 日本男人下了班到居酒屋里喝酒海聊，谈起丰臣秀吉，都会羡慕嫉妒恨：那个运气奇好的家伙！
　　 如果不是明智光秀喊出了“敌在本能寺！”那句日本战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话，历史就会按部就班地下去，织田信长将就任幕府将军统治日本，丰臣秀吉将会以凌烟阁第一功臣的名号载入史册。那本身就是个奇迹了，谁能想到一个农民的儿子会成就这么一番事业！
　　 但历史就是这样奇妙。丰臣秀吉注定要站到日本的最高峰。
　　 1582年6月2日，信长的大将明智光秀突然发动兵变，夜袭投宿在本能寺的织田信长，信长被逼自杀，嫡子信忠同时自杀，光秀占领了京都并且获得大将军称号。这就是著名的“本能寺之变”。事变被当时正在外出打仗的秀吉得知后，秀吉迅速回兵赶回京都平叛，一战告捷杀死了明智光秀。
　　 秀吉的高明之处是他先于信长诸将，第一个高举信长旗帜讨伐叛将，成功杀死明智光秀后，秀吉俨然成为信长继承人。此后，秀吉击败、杀死了反抗自己的信长诸子和重臣，1586年受天皇赐姓“丰臣”并就任关白，关白是文官之首，相当于摄政宰相。次年，秀吉以不可抵挡之势统一了日本，成为“天下人”。
　　 农民的后代都喜欢大兴土木。1583年，秀吉建造了一座坚不可摧、金碧辉煌的巨大城堡——大阪城，大阪城是当时日本有史以来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号称第一名城。遥想当年天守阁中，一身华服神色俨然，猿面冠者君临天下。
　　
　　
　　2. 杜鹃鸟不叫，怎么办？
　　
　　 日本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说过：“如果你对日本人说，你像德川家康，两人一定吵起架来。要是说，你像丰臣秀吉，那他就难掩喜悦之情。”
　　 从一介平民成为日本的霸主，丰臣秀吉完成了无数日本人心中最隐秘的梦想。这个草根英雄尽管恶名在外，但在日本人心目中，他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了不起的人物。
　　 丰臣秀吉可不是完全凭运气。
　　 日本战国人物中，丰臣秀吉不是最会打仗的人，也不是最才智无双的人，但他是最懂得变通、最会把握时机的人，政治、战争、朋友、敌人，在他眼里都是可以利用和驾驭的，对于长袖善舞的秀吉，世界就是生意场。
　　 “本能寺事变”是秀吉一生最大的风险投资。他抓住了。
　　 信长的死讯刚一传出，织田家割据一方的重臣不少，谁不想继承信长旗帜染指天下？谁能把握先机？一旦坐失良机，为君为臣，荣辱生死，判若云泥。
　　 柴田胜家是信长家谱代重臣，头号勇将。得知事变消息时，他正在越前攻打上杉家，空有四万大军无法撤身。时势弄人，贻误了最好时机的胜家，最后的结局是与秀吉争夺天下失败，全家切腹自焚。
　　 德川家康是信长最器重的盟友和部下，当时他正在大阪微服游玩，得到事变消息后立刻在忍者服部半藏的保护下，绕路逃回根据地三河准备起兵平叛，得知已被秀吉占了先机后，他另辟蹊径，接管了乱成一团的甲斐、信浓等处领土，收服了大量无主的武士。家康还是一贯的老狐狸作风：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再看看秀吉是怎样做的——
　　 当时秀吉率四万大军正在围攻西部豪族毛利氏，毛利氏抵挡不住求和，秀吉没有答应。突然得到信长被杀的消息，急于平叛的秀吉知道这么大的事情隐瞒不了，索性实言相告：“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愿不愿意和？不和就请速战！”直爽的秀吉，反而让毛利氏和手下重臣觉得此人可做朋友，同意和解。后来，毛利家的名将小早川隆景成为秀吉最忠心的部下、“五大老”之一。
　　 关于此事还有另一个版本，称明智光秀杀死信长后，遣使送书给毛利家要求联手，不料书信被秀吉截获，秀吉于是隐瞒毛利家，迅速降低要求答应了和解，撤军平叛。
　　 两个版本细节截然相反，本质却都说明一点：秀吉决断果敢，抓住了生平最大的机遇。
　　 秀吉命令军队在五日内强行军二百公里赶回京都，树立信长的旗帜，向天下昭告讨伐叛军，很快击败并杀死了明智光秀。
　　 正确的判断，果断的行动，让秀吉占得先机，最终取得了天下。（近来日本有影视剧描写，谋杀信长的元凶是秀吉，但无任何史实证据，纯属戏说。）
　　 打败了柴田胜家后，能和秀吉争夺天下的只剩下一个人了：军事实力最强的德川家康。
　　 日本有个笑话，问杜鹃鸟不叫怎么办？织田信长说：“杜鹃鸟，你要是不叫我就杀了你！”丰臣秀吉说：“杜鹃鸟，你要是不叫我想办法让你叫。”德川家康说：“杜鹃鸟，你要是不叫我就等到你叫。”
　　 日本忍者很出名，但说起日本历史上第一忍者，那就非德川家康莫属。当然，这个忍是隐忍的意思，就像刘备当年在曹操手下讨饭吃的时候一样。身为高级将领，明智光秀之所以叛乱，是因为母亲受到信长牵累而死，而且自己饱受信长凌辱。而八岁起就在信长家做人质的家康，一生受到的凌辱和打击更多。当年，信长疑心家康的长子信康和武田家勾通，同时为了考验家康的忠心，命令他让信康切腹。信康智勇双全，是家康最钟爱的儿子，但是家康忍了——老婆上吊，儿子切腹。
　　 不过，秀吉到了该忍的时候一点不次于家康，为了换取家康的效忠，他主动把妹妹嫁给家康做侧室（妹妹已经嫁了人，她老公不敢违背命令，送走老婆后含恨自杀），又把自己的老母亲作为人质派到家康军中，家康这才臣服。当然，这种臣服是家康一贯的作风，等到秀吉死后，家康终于后发制人，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说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个日本霸主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简单打个比方：大家挖一口一百米深的井，织田信长挖到九十米时累死了；丰臣秀吉接着挖了十米，终于挖到水了，高兴死了；剩下的德川家康喝到了水。
　　
　　
　　3. 山雨欲来风满楼
　　
　　 “野望”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汉语，照字面理解的“野外观望”之意，大诗人杜甫就做过两首“野望”为题的五言律诗；二是日语，指雄心、野心。
　　 丰臣秀吉征服中国的“野望”是怎样萌生的？
　　 清末外交家黄遵宪在他的巨著《日本国志》里，用史记的笔法描述道：“秀吉丧子，闷甚。一日，登清水寺阁，浩然叹曰：‘大丈夫当用武海外，何抑郁为？’”
　　 这是一个颇有几分英雄色彩的臆想，而事实上，秀吉兴兵异域的念头绝不是一时兴起。
　　 早在秀吉还在信长手下，叫羽柴秀吉的时候，他就发出过类似的豪言。当时秀吉率军奉命征西，临行前信长用封赏土地来鼓励他说：“胜利后，将山阳、山阴十几郡国的区域都给你。”秀吉却傲然回答：“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威灵，席卷明国之兵，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
　　 一代骄子织田信长，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天下布武，用武力统一日本，没有兴起过“合三国为一”的念头，为什么出身微贱的丰臣秀吉却心怀如此“大志”？
　　 丰臣秀吉能从农民儿子爬到“天下人”（日本指天下霸主的意思），在他骨子里，一切传统和戒律都是用来打破的，所以他有着别人不敢想、不敢为的野心。海洋那边的中国，富足而神秘，就如日本民间传说中桃太郎要去征服的鬼岛，等待他这个日本第一人去征服。秀吉的侵略野心从不掩饰，他不止一次对妻妾、下属甚至外国传教士说过：“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除了狂妄的野心外，秀吉还有诸多现实问题要解决：统一日本后，这么多诸侯如何分封？五十万诸侯军队怎么安置？乱世打拼出来的秀吉深知，战国这些骄兵悍将，今天臣服你，明天可能反叛你，就好比不安的火山。日本没有那么多土地可封，也无法安置如此多的大军，与其等待这些火山在日本爆发，不如让他们到国外去烧吧。
　　 第一步，假道朝鲜。
　　 朝鲜是中国的屏障，侵略明朝必须先占领朝鲜。1590年，秀吉让前来修好的朝鲜使者，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狼子野心彰显无遗的信：“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有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住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
　　 假道朝鲜征服大明——这个无礼的要求当然被奉明为宗主国的朝鲜断然拒绝，在回书中朝鲜人直斥秀吉：“辞旨张皇，欲超入上国，而望吾国为之党，不知此言悉为而至哉！”
　　 第二步，战争准备。
　　 被朝鲜拒绝是意料之中的事，秀吉不玩虚的。他在第二年把关白一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隐居的关白），坐镇松浦郡名护屋，专事战争准备。秀吉发布了全国征兵令，命各藩以每万石出兵若干的比率扩军，共征得三十三万士兵和大批军粮。同时，侵朝将领、交通向导、朝鲜语译员、朝鲜地图等全部安排妥当。天下初定，屁股尚未坐稳江山的秀吉，悍然把岛国的全部财力人力，投向了海洋那边的大陆。
　　 此时的朝鲜海峡，却异乎寻常地安静。
　　 作为一百多年的战国时代终结者，丰臣秀吉同时也让横行一时的海上倭寇画上了句号。1588年，丰臣秀吉颁布了“海贼禁制令”，严禁海上的贸易活动，将所有的零星海盗全部收编，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海军将领本人就是个战国著名的海贼大名：九鬼嘉隆。
　　 被倭寇弄得乌烟瘴气近两百年的大海，终于平静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滔天海啸已经一触即发。
　最后一战，明军统帅一夜白头！
　　 在朝鲜半岛西南，大陆和南海岛之间有一段狭窄的海域，叫露梁海峡。七年壬辰战争的最后一战——露梁海战就在这里打响，这场十六世纪末最惨烈的海战，共有超过一千三百艘战船和四万余士兵参加，一方是不想沦为“海外鬼”的日军，一方是力求让侵略者有来无回的中朝水师。激烈的战斗从午夜打到天明，日军丢下无数尸体仓皇逃回日本，中朝水师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丧子，丧将，丧友，战斗总指挥、明朝水师提督陈璘一战过后，头发由黑变白！
　　
　　
　　1. 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
　　
　　 征服大明的梦想越来越遥遥无期，丰臣秀吉的人生末日却终于到来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庆长三年），六十二岁的秀吉身体越来越糟糕，经常不知不觉尿在裤子上，人也瘦得像一具活骷髅。茶会也懒得举行，刀也懒得佩带，甚至，连朝鲜战事的进展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关心了。
　　 他残余的生命力全集中到年方五岁的儿子秀赖身上。
　　 小名“拾丸”的秀赖是秀吉的宠姬淀君生的，此前，秀吉曾有个儿子“弃丸”夭折，随着年纪渐老，他早已断了子息的念头，所以把外甥秀次认为养子，并让他承袭了关白的头衔。谁料到老树开花，57岁时又有了亲生儿子，秀吉要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儿子铺好路。
　　 秀次意识到了秀吉态度的转变，开始自暴自弃干了不少杀人奸淫、刳剔孕妇的坏事，为自己赢得一个“杀生关白”的恶劣外号，很快他被秀吉以谋反罪名诛杀了全家。扫除了继承人的障碍后，秀吉把目光盯到了他的老同事、老部下身上。
　　 秀吉自己杀光了主公信长的后代，当然担心自己的后代也遭到同样下场。对德川家康这些战国里打滚过来的枭雄，他实在放心不下，但是儿子这么小，不依靠他们又能怎样？总不能把他们全杀光吧。
　　 夜深人静时，秀吉的脑海里总会想起一个中国人给他的书信：“尔已六十余岁，寿命几何？子犹末十龄，孤弱何恃？闻各岛酋，俱榍尔隙，将作复仇报怨之举。不如销尔兵、绥尔众，安定以妥人情。乃使悍将拥兵于外，一旦诸岛有内变，祸起萧墙，即清正诸将，各思为王，岂肯久居尔下，将来又岂肯居尔子之下哉？以势理论之，尔不如速罢尔兵，与朝鲜修好。”
　　 这封书信是蔚山之战前，明军统帅杨镐写给秀吉的。杨镐打仗是外行，搞政治搞人斗人是内行，虽然远在数千里的异国他乡，居然凭情报了解和常理推测，对秀吉的心思和日本的国内情况洞若观火。这样缜密的心机，犀利地问责，不让他搞外交而让他带兵打仗，真是个绝大的遗独！
　　 杨镐的话没错，怎样才能让诸将“肯居尔子之下”呢？秀吉冥思苦想后的方法是：盟誓。他召集“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小早川隆景、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要他们当着自己面，发誓永远效忠秀赖，并在誓书上签名。而且，一遍不够，连签了好几次。秀吉确实老糊涂了——要是盟誓有用，日本也不会陷入百年之久的战国时代；要是盟誓有用，秀吉自己现在还是织田氏的家臣！
　　 不管怎么说，秀吉在临死前总算自认为搞定了儿子的未来。那么，朝鲜的十万士兵怎么办？
　　 侵朝战事进行到1598年，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全日本恐怕除了秀吉，所有稍有理智的人都明白，这场仗再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
　　 从兵力上看，日军和明、朝联军的兵力对比还勉强相当，但是补给的严重缺乏和士气的急剧下降，使得他们只能盘踞在沿海几处孤立的城堡，苦苦支撑。
　　 海上更是中朝水师的天下，李舜臣的舰队已经难敌，明朝陈璘水师数百艘战船的加入，更让日本海军“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
　　 以一岛之力对抗大陆，结局就是如此。到了临死前，秀吉应该有这个觉悟了吧！
　　 1598年8月，躺在床榻上的弥留之际，秀吉留下了两封遗书：
　　 其一：“吾子秀赖尚幼，敬恳辅教。我对秀赖十分放心不下，务请五大老抚养，以至于成人。神明佑之。”
　　 其二：“外征士兵悉数撤回。具体事宜交由德川家康处理，千万勿使十万将兵成为海外游魂！”
　　 8月18日，满怀着对幼子的不舍和十万侵朝日军的担忧，这个日本战国的终结者、侵朝战争的始作俑者、传奇一生的枭雄，丰臣秀吉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十七年后，掌握了天下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攻破秀吉亲手建造的大阪城，秀赖和他的母亲淀君自杀身亡，丰臣氏的后裔被家康斩尽杀绝，从京都到伏见的路上，悬挂着一千余颗丰臣余党的首级——此情此景，正如秀吉的辞世歌一般：“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
　　
　　
　　2. 大逃亡，石曼子的反噬！
　　
　　 丰臣秀吉临死前念叨着：“勿使我十万兵成为海外鬼！”现在，轮到十万兵为避免成为“海外鬼”而自救的时候了。
　　 同样是海上大逃亡，比起二战的敦刻尔克，朝鲜半岛的露梁海更为壮观而惨烈。
　　 《明史·日本传》把援朝战争的终结归结为简单的一句话：“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事实上从战局看，不管秀吉死不死，日军的失败都不可避免，只不过，对于在朝鲜度日如年的日军来说，秀吉之死就是撤退总命令。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侵朝日军得到德川家康的命令，全线从海上撤退回国，中朝联军痛打落水狗，陆上追击，海上阻击。驻守蔚山的加藤清正部第一个乘船逃回日本，顺天的小西行长却没有这么好运，他的先锋部队遭到中朝水师的阻截，退路完全被断。进退不能的小西行长派部下携带厚礼，到明朝水师提督陈璘和朝鲜水军节度使李舜臣营中，再次提出“和谈”，当然遭到拒绝。
　　 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向盘踞在泗川的岛津义弘求救。
　　 岛津义弘是日本战国悍将，九州萨摩藩的大名，此时已是六十三岁的老翁。此前，义弘以四千人马驻守泗川，遭到明军总兵董一元的近三万大军围攻，鏖战中因为大炮意外炸膛，明军溃败，死伤八千余人，凭此一战，岛津义弘在《明史》里得以留名，被称为“石曼子”。（石曼子是岛津的音译。）
　　 岛津义弘已经率部上了船，听说行长求救，他很讲义气，立刻率领船队向露梁海峡西进，来救小西行长之危。义弘约有兵力一万六千人，舰船五百余艘，是侵朝日军最后的精锐。
　　 海上，中朝水师早已摆好了口袋阵：左路由总指挥陈璘率明朝水师主力埋伏，右路李舜臣率朝鲜水师埋伏，明朝副总兵邓子龙率兵一千人，驾三艘巨舰为前锋，埋伏于露梁海北侧负责扎口袋：等日军船队通过海峡后，迂回切断其退路。中朝联军的水师主力为两万六千人，八百余艘战船，其中明朝水师有五百艘战船。
　　 午夜将晓，岛津义弘的船队毫无防备地进入了露梁海埋伏圈，遭到三面合围，露梁海立刻成了血肉战场。《惩毖录》里记载：“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于水中者如雨。”
　　 人数、战船、火力都占优的中朝水军很快焚毁、击沉了日军半数战船，岛津义弘困兽犹斗，排出一个本阵在前冲锋的自杀式队形，喝令手下冒着重重炮火进行接舷战！
　　 以弱敌强，不后退，还要反噬一口！岛津义弘作战之疯狂，完全像一条遭到伏击的眼镜蛇。后来的关原大战中，岛津义弘又重演了这一幕：战斗到最后，西军全线溃败，决定“玉碎”的岛津义弘居然率领一千多萨摩兵不退反进，从东军统帅德川家康的本阵中杀出一条血路逃生，创造了一个“前退”的日本战争奇迹。
　　 恶战中，坐镇一号福船的明军统帅陈璘一下得到了三个噩耗——
　　 长子陈九经战死！邓子龙战死！李舜臣战死！ 3. 无敌的海上怪物——龟船
　　
　　 “海神”一样的李舜臣战死了？！我们姑且放下如火如荼的大战，说一说李舜臣无敌的秘密武器。
　　 龟船。
　　 这是一种神话般存在的战船。在十六世纪的海洋上，它就是开启了无敌模式的海上怪物。
　　 最早的任天堂红白机里有个脍炙人口的游戏：打坦克。玩家最爽的是两个时刻：一是吃了“装甲”，坦克闪闪发光刀枪不入；一是吃了“加速”，坦克风驰电掣所向披靡。
　　 从关于龟船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龟船当成是同时吃了“装甲”和“加速”的海上坦克。
　　 龟船是个天才的设计。顾名思义，龟船的外形像乌龟，包裹船身的“龟壳”用厚木制作，外面包有铁板，敌人炮火很难伤害它。铁板上装有密集的长铁钉，使敌人在接舷战时无处落脚，无法攀登。船头设计成威猛的龙头造型，上设两个炮眼，既可以开火炮（大口径火铳），也可以喷硫磺烟雾。船身四周凿有几十个铳穴，士兵躲在船内发射火铳和弓箭。船上有可以升降的巨帆，船底两侧则各有十面橹，平时航行靠帆，战斗时靠桨手划桨，机动性很强。
　　 龟船是大型船，长度约三十五米，高约五米，船内能容纳五十个作战兵和一百一十个桨手。
　　 当然，龟船和十八世纪的铁甲船还是不能比，它的船体是木头制造的，只是船身蒙着一层铁皮而已。而且，它的炮火威力也比不上明军的福船。不过，在当时的战场环境里，这么一个蒙着铁皮、顶着铁钉、配有火炮、机动超强的战船，从技术上来说，绝对是难以应对的“BUG”，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龟船使传统的接舷战完全无效，而接舷战恰恰是日本海军的最大克敌法宝。
　　 李舜臣和他的龟船是这样战斗的：冲进敌船之中，利用它刀枪不入的优势，左右突击，或直接撞沉敌船，或四面开炮。饱吃龟船苦头的日本水军将领在给秀吉的书信中坦言：“朝鲜人水战大异陆战，且战船大而行速，楼牌坚厚，铳丸俱不能入。我船遇之，尽被撞破。”
　　 关于龟船，有两个误解需要澄清。
　　 第一，龟船不是李舜臣发明的。它的原型来自于朝鲜人很早就发明的一种战船，船身装有硬木制成的形似龟壳的防护板，故叫龟船。这种船一开始是轻型战船，用以海战的突击，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蒙冲”，只不过蒙冲是蒙着生牛皮而不是木板。李舜臣是在原来龟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使之更适应当时的海战。
　　 第二，龟船造价昂贵，数量很少。李舜臣的海军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清一色龟船，因为造价昂贵，龟船不可能大量制造，李舜臣的战船主力还是普通的板屋船。乐观估计，整个壬辰战争中，龟船的数量不会超过六艘。
　　 尽管我们现在能见到许多龟船的模型和图样，但事实上，因为没有原物流传，几百年过去了，李舜臣的龟船到底是什么模样仍然是个谜。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海军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海底探测，希望能找到龟船的残骸，但迄今为止，这个壬辰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大海怪还在海底默默地沉睡。
　　
　　
　　4. 李舜臣的最后一战
　　
　　 露梁海战李舜臣之死，史料有两种说法。
　　 《明史·邓子龙传》称李舜臣是为救邓子龙而战死，“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舜臣赴救，亦死。”截断日军后路的邓子龙是员不服老的骁将，他已经年过七旬，但身先士卒欲得首功。酣战中邓子龙率领两百壮士跃上朝鲜船，和友军一起奋战，不料被其他船只误掷火器到船上，不幸战死。
　　 李舜臣后人编撰的《李忠武公全书》则称李舜臣是在和陈璘互相援救中战死，“贼围舜臣急，璘犯围直入救之，贼又围璘船，舜臣亦冲围而进，合力血战……贼酋三人坐楼船督战，舜臣尽锐攻之，射殪一酋，贼皆舍璘来救，璘遂得出，与舜臣军合发虎蹲炮，连碎贼船而飞丸中舜臣左腋。”
　　 李舜臣中弹受重伤后，喝令不许声张，其子鸣鼓挥旗代父指挥，继续鏖战。在长久战斗中和李舜臣结下深厚友谊的陈璘，得知李舜臣死讯，从椅子上跌倒在地，悲痛喊道为什么将军来救我，却牺牲了自己！“拊膺大恸，士军皆哭，声震海中。”
　　 天色大亮，日军“粮物浮萍，尸体塞海”，岛津义弘再也支撑不住，丢下了四百五十艘焚毁的战船和万余士兵的尸体，仅率五十余只战船夺路而逃。而顺天的小西行长部，却在两军大战的时候趁机下海逃脱。战后统计，逃回日本的人数仅为四万余人，庆长之役里，数万日本兵的尸骨丢在了海外。
　　 壬辰战争中最大的一场海战以日军的惨败收场，但是，中朝联军毫无胜利的喜悦，因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历了丧子、丧将、丧友之痛，明军统帅陈璘一夜白头。班师时，朝鲜国王李昖拉着他的手叹道：“因为战事的操劳，您的头发已经灰白，我几乎认不出将军了！”
　　 李舜臣之死，无疑是最大的损失，对于朝鲜就如长城毁坏一般。
　　 对于李舜臣，中朝日三国的评价都非常高。李舜臣发丧时，陈璘亲致悼词痛哭失声。屡战屡败的日本人对李舜臣则是充满敬意，连后来日俄战争击败俄国海军的“军神”东乡平八郎都自愧不如，他在凯旋庆祝会上称：“把我比作纳尔逊（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海军统帅，有英国‘海军之魂’之名）可以，但与李舜臣相比，实不敢当。”
　　 朝鲜人更是把李舜臣比作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大英雄，数百年来歌颂祭祀不绝。如今，在首尔的韩国国会大厦门口，屹立着两尊铜像，一文一武，文是创立韩国文字的李朝世宗大王，武是一身戎装的李舜臣，足见朝鲜人对他尊崇之深。
　　 现代韩国一些少壮派历史学者完全把露梁海战役的功劳记到李舜臣的名下，甚至在对整个壬辰战争的研究中，也把明军援朝的功绩轻描淡写。韩国近年拍的几部反映壬辰战争的电影《神机箭》、《天军》、《不灭的李舜臣》等，因为刻意贬低明军而招致两国民间的诸多争议。
　　 从维护本民族自尊心的角度出发，我完全理解韩国人的心情，也无意多做辩解。但正视历史才是对古人的最好尊重。四百多年前，陈璘和李舜臣能互相尊重互相救援，大明将士和朝鲜将士的鲜血在露梁海的晨曦中流到了一处，颜色是一样的红！血浓于水，有多少化解不了的纠结？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被清灭亡后，陈璘的孙子陈泳溸拒绝降清，“自南乘舟东渡”出奔朝鲜。朝鲜怀念其祖陈璘和其父陈九经的援朝之功，将他安置在全罗道海南郡居住，至今繁衍十五代，子子孙孙三千多人。1994年，陈燐第十三世孙陈邦植一行十四人，第一次回到祖居地广东翁源县周陂镇参拜先祖。
　　 随着露梁海水的平静，七年的三国之战终于在滚滚浪花中成为历史。
终于发完了！
　　
　　花费半年的私人时间，去回溯几百年前的这段历史，在周围无数忙于炒股炒房的现代人类看来，是一件枯燥而无用的事情。我也承认，如果不是出自对中国古代史和日本战国史的个人兴趣，一向懒散的自己是坐不了这么长时间的。更加感谢的是我友倪方六君，没有他一直的鼓励与支持，这本书不会出来。　　这本落脚在中世纪中日关系的书，不是学术文章，有那么多史学前贤的巨著在上，写史是件自不量力和自讨没趣的事。《五十三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中日关系特别史》是本历史类闲书，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叙说一些鲜活有趣的轶事，重现一些生气凛然的人物，间杂一些蜻蜓点水的个人偶得。书名原打算叫《倭寇杂记》，也是这种写作心情的体现。 　　历史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喜欢历史？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来，你完全可以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空泛的名词，一本正统的教科书，一摞落满灰尘的故纸堆。很简单，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和我何关？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历史是连结过去和未来的一条不竭河流，读史能使人明智，使人平静，使人更了解人类本身。　　我更愿意把历史和人生联系起来。太白诗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人生如梦，历史如烟，宋代有个宏智禅师，留下一个遗偈：“白鸟烟没，秋水天连。”个体的生命水滴消逝在人生的不息长河之中，但绝不是寂寞的——这是对人生最静美的体悟，也可以作为历史的永恒注脚。　　熟悉历史能积累更圆通的智慧，但是动笔写书，困惑却一个接一个。　　首先，困惑来自史料的收集与甄别。虽然不是写史，无法做到无一字无出处，很多史料的引用我也没有一一附注，但我对这本书一开始的要求就是“立足稳，资料博”，这其实有点作茧自缚，给自己带来了苦差事，经常对着一大堆竖排繁体无标点的影印资料发呆，写作的一多半时间都花在翻书查阅上了。资料多了还带来另一个困惑，在浩繁如烟、真真假假的史料中，如何取舍？如果自己没有甄别，就只能变成搬运工，被史料牵着鼻子走，这是我不想见到的。　　拿万历朝鲜战争来说，中、日、朝三国都有大量史料流传，正史，野史，杂录，日记，小说，往往连一个小小的战斗冲突，参战人数、死伤情况三国史料都大相径庭，有些是语焉不详，有些是故意为之，带有明显的民族情绪。更何况，中日关系、中朝关系一直到现代，还充满着复杂而微妙的矛盾，从来就没有可以割断的历史，怎么选择资料怎么把握“度”，都是困惑。历史是尘封的往事，揭开它，有无最后的底线？我只希望尽自己所能，跳出自身局限，不浮躁盲目，帮助读者接近更真实的历史。　　其次，困惑来自对古人的评价。史学大家谆谆教诲我们：历史观应该是理性的，平和的，有良知的，既尊重历史也保留批判。这很难做到。每个人心中都有部历史，只不过限于年龄、智力、阅历和心胸，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一、取舍不一。　　写作上我是个偏传统的人，不擅戏说，不会恶搞，但同样避免不了作为“今人”对“古人”居高临下的通病。比如本书中提及的一些颇具争议的人物：王直、胡宗宪、严嵩、李如松等等，岂是简单的“善恶忠奸”、“英雄混蛋”所能论定？对这些已经消逝在夜空中的历史人物，扪心自问：你比他们高明多少？我们真的有资格傲慢古人吗？　　也许，对历史怀着敬畏之心，对世人存着宽容之意，才能更接近历史和人性的真实。　　闲来看书颇杂，但有一个原则：书非轻松好看，不读也。所以无论古代笔记、诗词小说、野史杂录，还是二月河、福赛斯、东野圭吾这些会讲故事的大师作品，都是我视为良友百读不厌的。虽然这本书不是小说，无法多作曲折渲染，我还是希望自己的文字能给读者带来些许阅读的轻松感，不至于枯涩无味，如果没能做到，那是我的功底太差。
　　
　　最后再次感谢诸位的关注与支持，万谢万谢！新春将至，祝诸位新年快乐！ 五十三个暴走族引起的中日战争史（你绝对不知道的倭寇史）         　　
　　易读 整理版：http://www.yidudu.com/art_2558.html
　　　整理版:http://www.riyedu.com/a/21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