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笛ppt课件:叶帅在逆境中扶助胡耀邦

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他小18岁的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领导工作，为世人所注目。有人称誉他们是当世的伯乐和千里马。笔者谨以拙笔追溯叶、胡两人忘年之交的革命友谊，记述他们为党和国家共建功勋的若干片段。
　　
　　从左倾围剿中解救出来
　　
　　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胡耀邦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耀邦同志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嘈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叶帅对这个年轻的小个子组织部长留下良好印象。后来他知道耀邦常常秉烛夜读，好学深思，更是夸赞。
　　1964年11月，耀邦同志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耀邦同志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在春节第二天从西安出发，调查考察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耀邦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欢迎，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耀邦同志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同志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否定党的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方针”，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等。竭力想把耀邦同志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更有人诬言他是反对刘少奇同志。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直批得耀邦同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
　　6月上旬，批判耀邦同志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元帅那里听说耀邦同志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陷于困境，大为震惊。叶帅自建国以来也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不断受到批判———先是批判他在南方局反对“地方主义”软弱无力，对海外华侨和侨胞的政策太“右”，而免去了他中南局书记、广东省省长等职，改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后来又批评他在军事工作中反对教条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尽管他现在挂名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而赋闲在北京，但党和国家的大事一直萦怀在心，对于日盛一日的左倾错误深为忧虑。当他获悉耀邦同志敢于顶风纠“左”，甚为钦佩；对耀邦同志现今之困境深表同情。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帅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同志单独留下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同志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问什么问题，耀邦同志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同志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耀邦同志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耀邦同志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耀邦同志能够脱离左倾围剿的险境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死里逃生。他对于叶帅大义凛然舍己救人的感激之情是深藏于心底而永远难忘的。他们两人的革命情谊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帅和耀邦同志便再次蒙受灾难。
　　党和国家遭到浩劫的“文革”开始不久，耀邦同志即被“停职反省”而打倒，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叶帅也因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而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把叶帅请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但是“四人帮”继续横行霸道，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竭力整顿亦是困难重重。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帅忧虑不已。1975年春，叶帅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耀邦同志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叶帅得知耀邦同志一直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而被挂在那里时，回到中南海即向邓小平同志说明情况。7月7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并且领导起草了《汇报提纲》。不幸，“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汇报提纲》被批为大毒草，只工作了120天的耀邦同志又被打倒。叶帅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去了权。
　　
　　中兴大业的“新隆中三策”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帅洞若观
　　火，取得了华国锋等同志的支持，作出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党和国家？叶帅陷入了沉思。他需要获知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便于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耀邦同志对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耀邦同志的三条建言，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深以为是。但是他看到华国锋等同志这时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乃精心谋划中兴之计。他胸有成竹地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先易后难，分步行动。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耀邦同志出来工作。好在1962年胡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是第二书记，他们两人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共事经历，华国锋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工作。可是耀邦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帅于1977年2月间约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帅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耀邦同志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就只揭批“四人帮”，不搞“批邓”；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率先平反党校历年来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还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在理论思想战线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对耀邦同志的这些举措，叶帅深表赞赏和支持，要他大胆地放手地干。
　　叶帅向中央举荐耀邦同志，支持他首先在中央党校这个舞台上冲破“两个凡是”，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精心指导几位教师撰写的两篇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上书、上访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组织部一时成了众矢之的。但是把持中组部的郭玉峰，坚持“两个凡是”，顽固抵制平反，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上书党中央。1977年11月，叶帅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于7月恢复工作）等都同意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
　　耀邦同志到中组部后，亲自接待上访，批办来信，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亲自主持重新调查和审理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坚决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个“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极大地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当时分工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对上述工作不断阻挠，对胡耀邦说：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都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定的案，不能随便翻过来。但是耀邦同志有叶帅等人的坚决支持，更有“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无畏气概，一往无前，坚持不懈。
　　耀邦同志在叶帅支持下，还坚持对55万多位在反右派运动中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予以认真甄别，平反昭雪。尽管当时对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阻力极大，但耀邦同志坚持“有错必纠”，有计划有步骤把应该平反的右派分子一一予以平反改正（有人引证1962年有个文件说反右不存在平反问题，只能叫改正。耀邦同志为减少阻力，说“改正就改正吧”），包括轰动一时的“六教授案”、被诬为“要杀共产党”的葛佩琦案等等。耀邦同志还要求对“改正”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工作或重新安排工作，恢复党籍和团籍，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使得大批优秀人才获得彻底解放，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如朱基、费孝通、钱伟长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肯定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央政治局并在叶帅等人的推动下，作出了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等重大案件平反的决定，更是有力地推进了全国大规模清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的几年中，共计清理“文革”中发生的案件达30万件之多，复查建国前后的历史遗留案件更达110万件，总计使300多万干部、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上千万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一切真理和各项工作都要经受实践检验
　　
　　历史的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关头：若不破除“两个凡是”，中国就只能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亿万人民只能“三忠于”、“四无限”，忍饥挨饿地唱“莺歌燕舞”……尽管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中还有人这样说“全党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叶帅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1977年10月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讲话中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理论“一定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在这段话中明确地提出了“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观点，破除了“句句是真理”的迷信。这是石破天惊之言，为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以胡耀邦亲自审阅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刊载、次日起在《光明日报》等报刊正式发表而拉开帷幕的。一时间，“两个凡是”的坚持者群起严厉指责，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5月17日更是明确定性地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6月15日又说这篇文章“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叶帅则旗帜鲜明地于5月29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政治工作要实事求是、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思想。他几次向华国锋同志谈到要重视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更是鲜明地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8月间，叶帅在中南海的电影放映厅遇见耀邦同志，耀邦向他提出，真理标准这个问题，不光是理论问题，而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个地方工作好不好，生产搞得怎样，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干部谁有能力，文艺作品怎样，都不能凭某某人的一句话，而要靠实践来检验；就连高举，你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也要看实践，而不能光凭你说得多，喊得响。我想把这场讨论扩大到实际工作中去。叶帅听了连连称是，他赞成耀邦同志把这场讨论扩大，写一篇《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的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引申到现实工作的拨乱反正上来。
　　叶帅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进展情况密切关注。他锐敏地看到，思想理论界长期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还有许许多多问题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解决的，而牢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又极端重要。这年9月，叶帅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尽管当时有些人觉得现在报纸上已经批评开了，许多省和军队的负责同志都表了态，再开务虚会也讨论不起来、统一不了认识。但是其他中央常委都赞成叶帅这个提议。11———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问题也是一个议题，但是因为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经过商量，决定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宣布了这个决定，并说：“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
　　理论务虚会在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举行。这次会议在耀邦同志主持下，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恢复和发扬了民主讨论的好风气，因而突破了思想理论领域的诸多禁区，进一步分清了思想路线的是非，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思想的进程。尽管这次会议有其不无令人遗憾之处，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对于推动拨乱反正和促进改革开放，其历史功绩还是有的。
　　
　　
　　“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和法制”
　　
　　1978年3月，叶帅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指出：历史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要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就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不顾年迈体衰，亲自主持了宪法的修改，把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叶帅的这个思想，耀邦同志是十分赞成的。还在“文革”后期，耀邦同志就深刻思索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种种弊端的缘由，感到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是一个根本问题。他与叶帅谈到这个问题，叶帅说，多年来，我们党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生活不健全，就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坏人坏事就制服不了。耀邦同志深表赞同。1978年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便与曾志、陈野苹等同志反复研讨这个问题，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种种弊端，主持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条。这个《准则》后来经过反复修改，在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上通过，成为全党政治生活的法规。
　　在党内外充分发扬民主，叶帅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他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就把民主问题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加以专题阐述。他说：“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才能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叶帅在讲话中，还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是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帽子，使得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迷信所造成的精神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叶帅在讲话中还尖锐地指出，发扬民主取决于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态度。有些人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后来，叶帅还对胡耀邦说：“扫清封建主义思想非常重要。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很多就是反对封建农奴制的。”
　　叶帅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今天重温叶帅25年前这些话语，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反对封建主义，批判和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和人民政治生活民主化，应该是加紧实践的时候了。
　　
　　选拔优秀接班人“长征接力有来人”
　　
　　叶帅是在我们国家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第一个着重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此后，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也再三再四地提出要重视干部的年轻化。
　　叶帅还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上，一再提出要注意选拔年轻一些的同志参加到中央领导班子中来。他对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增补了63岁的胡耀邦很是高兴。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帅早有此意，立即表示赞同。胡耀邦说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经历，恐怕难以胜任重职。叶帅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站得住，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据李锐同志对笔者说，叶帅还曾提议胡耀邦当中央副主席，胡说“这怎么可以”而未肯接受。但是叶帅一直十分器重和举荐像胡耀邦这样一些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来挑担子。他在《八十书怀》中曾有“长征接力有来人”的豪迈诗句，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在1980年2月举行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叶帅在讲话中对耀邦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寄予厚望，并说：中央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在第一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它的职权和工作范围还应该扩大一些。
　　这年11—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同志要求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大家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在叶帅和邓小平等同志的举荐下，政治局一致同意，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帅不胜欣慰，实现了他荐举贤能的心愿。历史证明，他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兴，选了一位优秀领导人。
　　叶帅对新老交替，更是以身示范，率先退休让贤。早在三中全会以后，他就一再表示，自己年岁大了，请求中央同意他退休的要求。但是党和国家的大业离不开他这位智谋超群的老帅，到十二大仍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二位。他看到耀邦和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在十二大的讲话中表示“由衷地感到喜悦”，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勉励新上来的年轻同志要后来者居上，善于学习，挑起重担，奋勇前进。他再次表示，从党的事业着想，要求退出领导岗位。直到1985年9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才同意叶帅的退休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叶帅赋诗“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显示出他的高风亮节。他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中主动请求退休的第一人，为废除领袖人物终身制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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