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平凡世界插曲:事人回忆——轰动全国：1976年“总理遗言案”真相大白（组图）

环球网转载《收获》杂志关于1976年“总理遗言案”真相。所谓的“总理遗言”居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总理遗言”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文章全文如下：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我知道事情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

　　宿舍的门被重重地推开，门外走廊上的灯和屋里的灯被同时打亮，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穿好衣服，撩开帐子，从上铺爬下来，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白警服、红领章、大盖帽。我什么也没说就跟他们走出宿舍，我知道外面一定会有一辆警车等着我，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依旧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经历了“文革”中的种种遭遇，我也已经习惯于不问为什么了。

　　

　　周恩来去世

　　果然，在花草如茵的厂部庭院里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和带父亲走的那辆一模一样。闻讯从各个宿舍赶来的工人们把吉普车团团围住，和我一个车间的师傅们挤在最前面。我那身材矮小的师傅钟凤英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和不解：袁敏，他们为什么要抓你？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走？你一个刚刚满师的学徒工能犯什么法？

　　我看着师傅满脸焦急和惊恐的模样，看着越围越多的工人们拦住警察不让他们带走我的阵势，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说实话，自从我高中毕业分配到这个工厂，我从来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人生的新起点，我总觉得自己只是这里匆匆的过客，不定哪天我就会远走高飞。面对那些对我们这批高中生充满殷切期望的工人师傅们，我的心总是游离在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然而，这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心和他们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对我的关爱让我热泪盈眶刻骨铭心。

　　吉普车驶出工厂大门的时候，漆黑的夜空中落下了丝丝细雨，我看到钟师傅一直追着吉普车喊：袁敏——回来——她那花白的头发被夜风轻轻吹起，抚慰着我惊悸的心。

　　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

　　

　　母亲没有睡觉，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坐着等我姐姐回家。看到我她很惊讶，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没有说话，回头看那两个公安人员。送我回家的两名公安人员都姓陈，一名瘦小的要年长一些，态度和蔼，但目光很锐利；年轻些的那一名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但对我们的态度也同样和颜悦色。

　　他们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说了一些话。事隔三十年，我已记不清文件的具体内容和他们说的原话，但有两个关键词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是“总理遗言”，一个是“保护性审查”。这是两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这两个名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但只要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恐怕只要一看到这两个专有名词，都会被唤起久远的记忆。

　　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还牵涉到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学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儿的父亲，杭州第一医院的院长，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年长的陈公安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到工厂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顾你妈妈，工资照发。年轻的陈公安告诉我，我姐姐是他见过的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他说，假如不是你姐姐对我们说，你妈妈有心脏病，要是我们不把你接回来照顾你妈妈，她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那么我们就不会连夜到厂里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亲，我们对你姐姐是有承诺的。

　　我没有说话，无论对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陈公安我心中都充满了敌意，我不会因为他们把我接回家中照顾我妈妈就对他们感激涕零。我姐姐是我心目中最美丽最善良最心软的女人，怎么在陈公安眼里就变成了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

　　陈公安们走后，我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浮肿的手紧紧握着一块被竹花绷绷着的淡粉红的的确良布，一根深棕色的丝线垂挂下来，线头上吊着一枚亮晶晶的针。

　　母亲告诉我，这是我姐姐被带走前正在绣的一对枕套，是她从隔壁自“文革”后就造反住进来的毛先生太太阿五那儿讨来的花样。母亲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她说：晓燕哪里会绣花，她这是找点事情做，宽我的心，也宽她自己的心。可现在，枕套还没有绣完，人却不晓得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这一夜通宵达旦母亲都没有合眼，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虽然关闭了灯，但漆黑中，那一星红红的烟火却彻夜闪烁。我的心自然随着这一星闪烁的烟火一上一下不安地跳动着，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但我明白，父亲、姐姐、哥哥，一家三个亲人被抓走，这对重病在身的母亲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我清楚地听到黑暗中母亲在一遍遍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在床上翻来滚去，不时用自己的脑袋撞击着靠床的墙壁。母亲在人前的坚强和在人后的脆弱，让我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尚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一瞬间感到了自己肩头的担当。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恐慌：假如有一天，父亲、姐姐、哥哥从遥远的天边回到家中，而守候在母亲身边的我却无法还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母亲，那么，即便我们家血洗沉冤，一个失去母亲的家也只能是一个破碎的家，而一个破碎的家，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将自己的枕头被子搬到母亲床上，我将自己火热的胸口贴紧母亲颤抖的后背，我抱着母亲，就像抱着一个无助的婴儿，直到她在我的怀中渐渐安静下来，最终掐灭烟头。我相信母亲已经明白：父亲走了，哥哥姐姐走了，但她还有我，我会陪着她，一直陪着。

　　第二天早晨，两个陈公安又来了，他们来拿粮票、衣服、洗漱用品。母亲第一次开口问他们，人被关在哪里，能不能去探望？两位陈公安互相看了一眼，没有正面回答母亲的问话，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知道，要想从陈公安们嘴里套出半点信息，那都是痴心妄想。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哥哥、父亲和姐姐当时被抓和被抓以后的具体情况。

　　我哥哥其实是在上海被抓的。虽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门，但他的被抓其实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那次他离开家以后去了很多地方，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最后到了北京。其实，我哥哥这次远行是专门去进行社会调查的。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有人说，干部阶层是文化大革命中既得利益受损者，我们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我哥重点跑了上海和东北，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促膝对话，他甚至还到了长春的解放军红九连，和当时全军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最后，我哥得出结论：即使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和东北，群众也是反对他们的。他把调查结论都详细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哥哥身上还带着一份父亲在京老战友的名单，他们大多在京城的要害部门曾经或仍然拥有较高的位置和级别。哥哥按着父亲提供的联络图上的名单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门拜访，父亲的老战友们也都一个个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他们看来和自己当年一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国家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大多老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赋闲在家，但他们和哥哥这样的年轻人聊起国家大事还是滔滔不绝。哥哥把这些老干部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他将此也看作是做社会调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这些社会调查后来会牵连一大批老干部和他走访过的人，为此哥哥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记日记。

　　离开北京后哥哥到了上海，他落脚在姨妈家。姨父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哥哥5月7号到上海，在姨妈家住下后他又开始拜访父母在上海的老战友，早出晚归，甚是忙碌。5月9号那天，哥哥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我爸的一位老战友丁伯伯家。那天姨父突然提前下班回家，进家门时脸色很阴沉。姨妈问他出了什么事？姨父说，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他下放劳动的工厂里去了，问他是不是有个外甥住在家里，并告诉他，这个外甥出事了，今晚要在他家里进行抓捕行动。还很严肃地对他说：此事已经向马天水同志(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汇报了。天水同志说，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点要求：1。要积极配合组织行动，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担保不透露半点风声；2。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成材料，上报组织；3。不能让上海的其他老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况。姨妈听完姨父的话脸色刷地白了，她很喜欢这个外甥，她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但她显然不愿意外甥从自己家里被抓走。她和姨父商量，等外甥回来是否给他点暗示，或者含蓄地提个醒。正在这时，我表哥回来了。姨父让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的柜台找丁伯伯做营业员的儿子米秋报信，要他告诉所有老同志，小弟(我哥的小名)出事了。表哥二话没说就出门报信去了。

　　

　　哥哥那天回到姨妈家时天已完全黑了。平时从不开灯的楼道那天晚上灯火通明，每层楼转弯的拐角处都有两三个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在抽烟。我哥上楼时明显感觉到他们直射过来的目光。我哥诧异地想，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小流氓啊？

　　进门时，我哥发现从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头睡觉，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哥有点纳闷，这才八点多呀！看到我哥进来，姨妈手忙脚乱地又是给他倒水，又是给他盛饭，我哥兴致勃勃地向姨妈讲着一天在外的见闻，根本没有注意到姨妈心神不宁的异样表情。姨妈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镇定，不要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哥显然没有听懂姨妈的意思，他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姨妈话中的另一层含义。已经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拗起身来，对我哥说：小弟，外面在查“总理遗言”。我哥看了表哥一眼，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此时根本没有想到表哥的话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晚上十点左右，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姨妈脸色变了，她压低声音对我哥说：他们是来找你的，你看看怎么办？你到底干什么了？还没等我哥回答，门外就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从天安门一路过来，心中的警觉和自然而然的戒备让他条件反射似的站起来就往厕所里冲。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楼道上那些抽烟的“小流氓”很可能就是冲自己来的。他想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封刚刚收到的来信，那上面讲的都是杭州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情况，还有对王、张、江、姚的看法。他冲进卫生间，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掉，但此时外面的人已进客厅，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便拉开梳妆柜的门，极迅速敏捷地将那封信塞进了一只雪花膏瓶底下。时间太紧迫了，他来不及处理自己放在客厅的黑色旅行袋里的日记本。而姨妈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当然懂得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她也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当公安人员指着黑色旅行袋问姨妈：这是他的包吗？姨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楼下停着一辆黑车一辆白车，我哥被押上了黑车，上车前，公安人员将我哥哥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哥哥以为自己会被押送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没想到车绕来绕去开了五六个小时，这时天已经亮了。当车上的人在议论车是否已开到绍兴时，我哥才意识到自己正被押往杭州。哥哥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签字。我哥问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说：你知道“总理遗言”吗？我哥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说：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之后，他们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我哥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审讯持续到第三天，来了一位看似和蔼可亲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来督阵的领导。他说：据我们所知，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我哥说：我就是拥护邓小平，这有错吗？他上台以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日子开始好过了。这位领导说：你想做邓小平的殉葬品吗？我哥说：你们不实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儿我也会这么说。然而，那位公安部领导接下来的一句话几乎从根本上摧毁了我哥哥的心理防线：你以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说完，这位公安部领导径直走出了房门，等在门外的市局公安人员马上冲了进来。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书要我哥签字。这种时候，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哥机械地签了字，然后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

　　他被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同牢房的一个是贪污犯，一个是盗窃犯，还有一个是抢劫犯。牢房阴暗潮湿，灰突突的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就是我哥睡觉的床。我哥一关进去就被那些眼睛出血每个汗毛孔都透着杀气的刑事犯从头到脚细细搜刮一遍，身上所有东西连个钢镚儿毛票都不给你留下，甚至连身上穿着的衣服都给扒拉下来抢走了。哥哥从小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交往的也大多是干部子弟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从来没有和这样的社会渣滓混在一起，他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但他稍稍露出反抗的意思，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哥哥最后终于明白什么叫虎落平阳，自己没法和流氓痞子讲道理，你既然被抓进来和他们关在一个牢房里，你就绝对要打消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的想法。

　　每个牢房都有一个水龙头，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放水时间。这金贵的半小时谁都想霸占着水龙头搞个人卫生，牢房的清洁就根本排不上了。犯人拉屎撒尿都在牢房里一个污垢满面让人作呕的水泥马桶，我哥自小就受母亲影响，酷爱干净，面对这样的龌龊，他解手时犹豫半天，最后便蹲在水泥马桶的边沿上。站岗的警卫一见便大声呵斥，命令我哥坐到马桶上。我哥觉得大受其辱，和警卫争执起来。监狱长闻声赶来，刚想训斥，一见是我哥，声音立刻柔缓下来：噢，是他啊！他的事情以后你们就不要管了。同牢房的犯人见状面面相觑，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哥，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书生究竟是什么来头。从那以后，那些犯人对我哥都很客气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哥吃不下饭，一成不变的水煮包心菜和硌牙的米饭让他无法下咽。每天的提审依然集中在“总理遗言”上，即便审问者有时云山雾罩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最后肯定万变不离其宗，归于“总理遗言”。最后，我哥终于弄明白，流传甚广的“总理遗言”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所写，而是有人伪造的。我哥当时确实还不知道“总理遗言”是谁写的，他坦然地认为，既然自己只是抄录了“总理遗言”，那么审查清楚后应该就可以被放出去了。同牢房的犯人也都认为我哥马上会被放出去，纷纷要我哥给他们带东西。一个犯人偷偷地给我哥看他自己做的，已积攒了十几颗的象棋子，他告诉我哥这些象棋子是用牙粉和上水一颗一颗搓捏出来再晾干的，而上面的“车、马、炮”“将、士、相”等，是用针先戳出字样，再将牢房里那些脑满肠肥的蚊子打死，然后用蚊子血一点一点涂上去的。他对我哥说，那根戳字样的针被狱警发现没收了，这副象棋只做了一半没法玩，希望我哥出去后能给他带一块肥皂，将针揿进肥皂里带进来。我哥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出去，但他却很想答应这位曾经凶神恶煞和自己抢水龙头的犯人。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切切实实体会到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是多么的卑微和可怜。不管自己和同牢房的犯人有多么的不同，但在失去自由这一点上，他和他们同样的卑微和可怜，甚至更为可悲。因为关在这里的每一个犯人都知道自己身犯何罪，只有我哥哥，至今还不明白自己罪从何来？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是一种令女孩子着迷的浑厚的男中音。我和哥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那时候都作兴起绰号，叫他蛐蛐儿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儿清脆动听的鸣叫声有关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他的普通话标准异常不带一点南方口音且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这都让他在全班同学心目中成了当然的才子。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小才子，却被他的野蛮同桌——个人高马大，连留三级的女生制得服服帖帖，无论是测验还是考试，这个留级女生都要门门功课优秀的蛐蛐儿把卷子给她抄。蛐蛐儿稍有不从，留级女生就在桌子底下猛踢他的腿，狠踩他的脚。好几次蛐蛐儿在课堂上呜呜地哭起来，老师问他什么事，留级女生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就吓得什么也不敢说了。那时候，他曾委屈地撩起裤腿，给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乌青，我和哥哥大声嘲笑他的胆小和软弱。但我们哪里会想到，蛐蛐儿的胆小和软弱，看似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后却成了一场冤案得以被炮制最初的起因。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当时我们家住进了两家造反派，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阿斗的父亲虽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复原职，但住房仍蜗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楼中，也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相比之下，身为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的蛐蛐儿的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为了送他狠心宰了自己家里养的狗。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蛐蛐儿并不属于核心人物，他的聪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他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炉火，蛐蛐儿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我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蛐蛐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创造性思维激情，每当这种激情汹涌喷薄时，他就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冒出一些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激情澎湃的诗句。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

　　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