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金灿灿的麦子熟了:《镜中爹》 张至璋

《镜中爹》 张至璋

       （按：本章发表于一九九五年底，获得世界华文文学奖。本文作者岳母林海音女士看了深受感动，积极鼓励作者寻找。数年后，事情出现戏剧性转折。）

       我生长在江南，家中仍按老北平习俗，称父亲为爹，母亲为娘。
       文学作品或电视影剧，有些刻意用“爹娘”代替“爸妈”，不只为表明时代或地域背景，也是为加强亲情意味，“亲娘淌下泪水”就是与“母亲在流眼泪”不同。这儿不谈文学，因为爹娘在我实际人生中，远非文学能比。

       七岁以前，是个久远的年代，我的生活与一般孩童没有两样。
       每逢爹娘带领两个姐姐和我，晚上散步到南京的新街口新开张的首都戏院看电影，我总盼望能在电影院吃到什么。哪怕回家的路上会走酸了腿，被他们拉着拖着，因为我已阖上了眼，而他们却起劲地谈着白杨、周璇什么的。
       爹画图一流，每次应我所求，紧握住我的小手，教我画卡车、飞机、轮船。事隔半世纪，每忆及此，我仍能感受他手心的温暖。
       爹还会折纸船，有篷的、没篷的、单篷的、双篷的。正方形纸折出来的船身宽，长方形纸折出的船身窄。爹甚至能用一张纸折出船边晾晒的衣服，然后像变魔术般，把衣服拆开，竟变成另一条船，依附在原先这条船上，令我吃惊不已，爹说这叫“双身船”。
       每次折纸船总花不少时间，我却乐此不疲，憧憬着有天真去乘船的滋味。当时哪里知道，我与爹的欢乐竞这么短暂，甚至后来连他的容貌都模糊了，即使我一生都谨记折好双身船的要领。多年后，每当教自己的孩子折双身船时，就温习一遍，也重温一遍。

       一九四九年初，爹不再跟我折纸船了，那段日子全家天天出门抢购米面油盐。上午抢，免得下午涨价。最后我们到了南京的长江码头下关，乘江轮去上海。江轮会叫，会冒烟，一夜船下来，令我兴奋无比，圆了折纸船的梦。
       我们住在上海黄浦江边的大旅馆，姐姐天天带我到江边，等待更大的船，会漂洋过海、去台湾的船。我们也在码头找真的双身船，可是我却始终没见过。
       对于上海，很清晰地记得一件事，就是天天央求姐姐，带我在旅馆上下楼坐电梯，从不嫌烦。那电梯有两道门，其中一道有铁条格子，姐姐说手伸进去会轧断。
       我们终于搭上一条轮船，大得不得了，但是人挤人。后来回想，爹一定对娘及我们姐弟说了许多话，他们之中还一定有人含着泪。因为，爹没有登船，留在岸上。

       爹和我们只通了两三封信，每封都寥寥数语，寄信的地址也不一样。爹在信中强调共产党来了后，生活很好，但是嘱咐我们没事不要通信，要通信也要由南京秦状元巷一位不认识的李先生转交，不是直接寄到我们住的丰富路。爹当时近五十岁，被通知又进了“大学”，还天天打篮球。娘保留着爹最后一封信。
       我们不敢常去信，怕给爹找麻烦。隔了些时日，忍不住按地址去信，却一封封的没有回音。
       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
 

       老实说，小学时对于失去父亲，日子久了渐渐习以为常，记忆里不便的是参加作文比赛填表，父亲职业栏不知如何下笔。娘教了我，“陷大陆，失去联络”。
       这七个简短坚定的字，虽是写给别人看的，但是却明示我，没什么指望了。

       四十几年后，一九九二年秋天，满怀希望，我终于又踏上大陆。所不同的，这次是搭飞机，是由我移居的澳洲飞去的。
       南京新街口的晚上，依然挤满人，挤满车，挤满树，也挤满嘈杂。那家首都戏院还在，门前也依然有爹娘拖着小男孩，进去看电影。黑压压的人群中，我不断闪躲走着，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也看不清年纪，五十，七十，还是九十？忽然有人拉住我，问要不要以美金换人民币，我摇摇头。就在想捕捉这人的面容时，他已隐入人群。
       我忽然领会，自己仅是十二亿分之一。
       回头看看这黑压压的一大片，爹真在里面吗？
       十二亿人里，像我这种遭遇的，又有多少呢？
       有人调查过吗？
       有人统计过吗？
       走在那条狭长古老的丰富路上，我找不到儿时的故居。原来“解放后一切从头起”，门牌号码已从路的另一端倒过来编，单双号也左右对调，有的一户拆散，有的数户合编。东西是旧的，规矩却变了。然而我还是走到路的另一头，一家家数起，却发现许多门户内全有我模糊的记忆：石板小天井、曲曲拐拐的院落。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妇人，在里面生炉火，晒床单，洗洗涮涮的。我问不出结果，得到的是一张张迷惑的面容，满脸的皱纹。我心中急躁起来。
       这些院落里，哪间有过我的童年呢？
       这些老人里，哪些见过我爹呢？
       大概都没有。
       可是我照了很多相，因为大概也有。那些满脸的皱纹，莫名地，令我亲切、温暖。饥肠辘辘，我疲惫地走出丰富路。当年那个小男孩看完晚场电影，怎么不会走酸了腿，走阖了眼？五十年是人生的大半，现在想回头走儿时的路，纵然门牌号码没倒过来编，环境也变了，哪能容你单纯地一相情愿？
       城郊红十字会的人建议，不要一味寻找故居，该去试一试爹最后要我们转信的地址。我又燃起希望。秦状元巷在夫子庙附近，狭窄的石砖路，两旁是斑驳的石墙和木屋，巷道里只能走自行车。爹，一定来过这儿。这次我不再按照门牌，竟然很快找到李先生家，里面居然还住着他的表侄母子，可是他们没听过爹的名字。
       原来李先生早已去世多年，要是活着也已一百一十岁。据他表侄说，李是民初革命元老，解放前是国民党左派。解放之初已六十多岁，但仍随许多人进了“华大”。华大是专为改造知识分子，或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人而设的思想学校。华大只存在两三年，现在知道的人不多。
       这人的判断是，他表姑父李先生也许与我爹是华大“同学”，也许爹只是受他表姑父监管的人之一，因此由他表姑父统一管制信件。他这样恳切地向陌生人说出家事，很使我感激，即使他能告诉我的就这么多。然而无论如何，我觉得像在空中抓到一根从风筝上断了的线头。看来爹再度进的所谓“大学”，真是华大。

       随后一年，靠着妻祖丽的大陆亲戚萼芬姐的热心奔走，在一个机构内翻找档案，最后居然给我寄来当年华大的两页文件影印本。
       我匆忙拆开信……
       啊，爹的亲笔字迹，还有照片！
       那是他在一九五○年，进入华大时填的出生及学历、经历表。家属栏，爹把我们的名字都谨慎地刻意更改了。姐姐用她们的小名替代，我的删除了第三个字，成了单名。娘的名字最为特别，混合了她的名及号，并代以谐音字。配偶下落栏，填的是“在台湾女婿家闲住”。
       爹为什么改我们的名字？他当时心中担忧些什么？爹是为了自保？怕我的姐夫，因为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府中工作，连累到他？还是爹想保护我们？怕万一解放了台湾，共产党不满意爹，而株连到我们？名字不同，爹与我们就没了关系，我们不是也就不会受到他的连累？我看到爹清秀的字迹间，爬满了焦虑，隐藏着智慧。然而，不就是同一时期，我在台北作文比赛中填表，竟然连父亲栏都不会填，还要靠娘教我“陷大陆，失去联络”？
       那张两时半身照里，爹穿白衬衫，头发整齐，有点上秃。爹有对大眼睛，是那样炯炯有神地盯住镜头。我注视良久，爹盯住的是我。刹那间，爹跳出了照片，与我面对面！他那样聚精会神地瞪着我，我却看不透他的心情。
       那夜，我没阖上眼。

       清晨，我悄悄进入浴室，旋亮灯。
       小时候有次问娘，爹长得什么模样。娘说爹很像我，但是有点秃头。当时我心想，爹秃头怎么会像我呢？而现在这张照片，是一九五○年爹进华大前后照的吧？那不正是我小时候问娘，爹长得什么模样的年代？
       多年来，我一直揣摩爹的容貌，如今事隔四十多年，终于看见了答案！
       我抬起头，镜子里是个每天都看到的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我睁大眼睛盯住“他”，那不也是跟爹一样炯炯有神吗？只不过头更秃了些，那是因为，“他”比爹大了两三岁。那么，再过两三年，爹不就是镜中这模样吗？那么，想知道爹后来是什么样子，不是我一走到镜前，就能知道了吗？即使再也看不到爹以后的照片，再也没有爹的消息，又何妨呢？
       视线模糊中，我已看不清楚镜子，心中涌出一丝暖流。

       就这一丁点，我与爹的故事。
       就这一小片，相隔四十多年的牵连。
       爹在华大“毕业”后的下落，那两页文件没有记载，无从追落。这件事我一直没告诉娘，以免她伤心。整个经过只有二姐和大姐夫知道，爹疼爱的大姐，早已在中年过世，爹没见过的二姐夫，也因车祸去世。最近一年，娘体力日衰，无法看报，我才敢写出来。
       娘今年九十五。
       爹比娘小一岁。

作者：

张至璋，男，1941年生于南京，1949年初随母亲赴台湾，父亲滞留大陆。政大法律系毕业，曾担任墨尔本、澳洲、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现专事写作。其作品多次获得各类奖项：1995年澳洲联邦作家全额奖金、世界华文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