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爸爸小艾婚纱:《一寸河山一寸血》解说词*第四集 危机与生机

《一寸河山一寸血》解说词•第四集 危机与生机
   

    话说北伐完成后，各军兵力分别暴涨为：中央军50万；冯玉祥40万；阎锡山20万；李宗仁20万；奉军40万。如果加上全国其他地方部队，总数当在两百万以上，其所需要的粮饷几已超过了整个国家的总岁入。大局既定，所以必须裁军。中央于（民国）17年7月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军队编遣后，除了中央军保持60万而外，各系部队都控制在20万人以下。此一措施引起了各系军阀的极端不满，昔日北伐战友象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一夕之间翻脸不认人，于是“倒蒋”的呼声纷纷再起，这种反应几乎是必然，因为军阀向以拥兵自重，裁他的军有如刨他的根要他的命一样。在统一国家的观念还十分模糊的时代，他们自然无法坐视中央军的坐大，但在中央的立场，蒋总司令对民国以降，革命屡受挫折的创痕犹新，假如中央不能在军事上保有绝对优势，那么嗣后国家势将陷于永无宁日的渊蓛之中。
    事后证明，开国后军阀八方割据的乱局确实终止于此。但中央目前所要承担的则是面对党内新军阀的一场激烈“内斗”，这场战争双方动员兵力多达一百四十万余人。从1929年3月局部开始接触，5月1日双方正式开战，战事连亘近两年之久，伤亡人数达25万余人，战场遍及南北十省，是民国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战争，世称“中原大战”。这场伤筋动骨的战争不仅国力为之受损，对国民党而言更严重的恶果是助长了宿敌共产党的扩张与东邻强敌的进一步侵略。
    中原大战的结束与张学良引兵入关支持中央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正因为如此，第二年，1931年，日本却乘机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日本。事实上“甲午”清廷的赔款不仅帮助日本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军备的国家，也使他们的经济发展从手工业过渡到轻工业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便一跃成为世界上超级仿冒王国。日本人把仿冒品倾销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牟取巨利而奠定了经济基础。1905日俄战争之后，他们发动了第二次产业革命而进入了发展重工业的时代，像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财阀便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进兵胶州湾，又捞到了好处。到1922年，他们的国民生产毛额从1913年的三千八百万日元，9年间暴增了六倍半之多（达到2亿3千万日元）。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欧战结束，欧美各国重返亚洲市场，加上1919中国“五四运动”后所造成的民族觉醒风潮，开始全面抵制日货。到了1920年，日本便进入了经济发展的低潮。1923关东大地震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29屋漏偏逢连夜雨，又碰上了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1930日本真正是面临到了空前的危机了。根据以往靠战争来获得利益的经验，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以向外扩张来解决问题似乎已是唯一选择。
    此时正是中国刚刚打完中原大战，国家曙光初现的时候。在政治方面，于民国元年正好也是大正的元年，嘉仁在位十四年。到1926年，裕仁登基易元昭和。这一年则是蒋中正掌国民党军权第一次北伐的同时，但在这段时间内，不管谁在主政，两个国家一个总是处于分崩离析，战火连连，越分越裂的局面之下，另一个则是走向神权军国，越凝越聚的路途之中。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激进军人所组的“樱社”和东北关东军联手想拉跨文人内阁所闯下的祸。
    再说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本来就留下军队，并没有撤离东北。当他们接收南满铁路的时候，又设立了关东总督府，从此，就以“满铁”的经营为掩护进行逐步侵略之实，“满铁”随着袁世凯和段祺瑞不断让步而膨胀。
    1919年，关东军司令部成立，到1931这一年日朝移民已多达百万人，其中役男都受过军事训练，而关东军有权调动的兵力也可达十万之众。这个时候日本国内已充分认同“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看法，关东军的跋扈更已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程度了，所以即使没有“万宝山”和“洮南中村”等事件的发生，关东军还是会制造其他事端寻衅开火的。
    话说回头，事实上早在日本的锁国政策破碎的同时就已经产生了地少人稠、资源缺乏和怎么活下去的生存危机感，这便是我们曾经提过的日本“大陆政策”的发萌时期，1871年的“征韩论”与1894年的吞并朝鲜则是这个理念的延伸与落实。
    1927年，日本军人田中义一组阁，军国的色彩更为浓厚，虽然后来他因为“皇姑屯事件”被迫下台，但政府却已经无法掌控关东军了。

再看我国这边，自从中原大战之后，在军事上要面对清党以后公开暴乱的共产国际武装部队；在政治上，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便处于群龙无首互别苗头的乱局之中，象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和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人就在北平合谋另组政府，以与中央对抗，后来由于张学良的入关而瓦解。
    1931年5月，汪精卫又结合了党内反蒋势力，另组国民政府于广州，形成了宁粤对峙的局面。这个时候，汪精卫收买了石友三以武力攻击中央军，再遣陈友仁赴日表示“倒蒋去张”的“共同”立场以争取支援，这一切使当时身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头痛不已，也形成了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肇因。
    1931年7月，蒋主席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阐明国家不能统一则无以攘外的主张。有关“安内”与“攘外”的先后问题，不仅当时在国内出现了极端不同的反应，即使在历史上亦仍存在着相当分歧的看法，但就情势而言，清廷的积弱，民国的分裂，加上眼前的动乱，当时我们无力抵御外侮应是不争的事实，但蒋中正当时却难逃不抗日的罪名。基于此一政策，东北这方面在“万宝山事件”之后张学良就致电沈阳东北军说：
    “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张学良对蒋中正的支持程度。
    1931年9月18日，和三十七年前甲午黄海之役几乎只差一天，晚上十点半，板垣征四郎下令按动了爆炸柳条沟铁轨的按钮，中日延续了十四年的第二次战争从此爆发，东北军遵从中央指示没有抵抗。
    日军于18日夜炮击沈阳城外北大营我军防地之后，第二天就攻占沈阳，接着安东、抚顺、长春、吉林等地相继陷落。我国于21日向正在日内瓦开年会的“国联”提出控诉，参与当年这项举世轰动的国际事件的当事人，时至1995年多已纷纷谢世，我们在上海找到了当时留德学生，高龄92岁的顾毓瑔先生（前中共政协委员），他回忆六十多年前的往事说：“那个时候的心情非常之沉痛，看到报纸上面在日内瓦，旧的国联，国际联盟开会，我找到中国代表施肇基，他说我替你弄一张旁听证，我就去拿了旁听证去旁听了。那个时候世界上几个有名的外交家都看到了，德国的史崔玛，，法国是伯利昂，英国是劳德西斯优，高个子。日本代表叫松冈洋右。松冈洋右在日本政界是有名的诡辩•••诡辩派。”
    尽管松冈洋右能说善辩，国联仍然议决限日军于10月13日以前撤军，并组成调查团进行调查，但日军根本不甩，继续攻城掠地烧杀抢夺，当时的状况很多东北老乡记忆犹新，（当时的东北师大学生，博问）：“晚上的时候常常听到枪声，在白天的时候常常发现很多的尸体啊，从上边……松花江的上边流下来，这是我在师大念书的时候……”

在兵荒马乱中，东北军及各军政单位纷纷后移退入关内，这一群兵荒马乱的人潮中，有两个人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海军总司令，他们分别是马纪壮和宋长志。（当时海军学校学生宋长志）：“我们开学的时候是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六号，过两天就是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我们非常震惊，我们的队长就跟我们讲日本占领北大营的大概经过等等，过了些时候为了……学校要安定起见，学校就从葫芦岛搬到青岛。”（当时海军学校学生马纪壮）：“这个学校当然在东北，东北那个时候呢……就是等于海军的预备学校，就是在哈尔滨。九一八事变，我们没办法，不能再住下去了，学校就迁移。迁了以后就归葫芦岛的海军军官学校，这个时候我算是入了海军了。”
    国联调查团由李顿率领于第二年1932年3月到了东北。顾毓瑔先生说：“李顿调查团，李顿是英国人，是（这个）勋爵，拼法是LYTTON。我们中国呢，中国外交部派顾维钧，日本松冈洋右他说东北是日本的移民的所在地，从东北取得的铁矿、铁矿砂，东北的木材、工业的原料依靠东北，因此我们啊在东北有这个，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依靠东北的这个情况……”松冈这番话听在后人的耳朵里，也许会直觉地感到荒谬，因为别人的东西由于你需要而动武便是强盗行为，强盗还振振有词岂不荒谬？！但是当时的中国由于国势薄弱，还问不出这种话来。顾毓瑔接着说：“顾维钧看见了我们他说，我们一定要提供类似的（这个）报告，说中国人也依靠东北。那么好了，我到我们实业部去找，资料一点都没有，结果到上海，我从中国银行的经济研究室找到了许多资料，写成一个报告。到现在要找李顿调查报告里头，我们从前的报告在里头，但是啊，弱国无外交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贫弱得很哪……”
    民国21年元月，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又在上海挑起事端，28日炮击吴淞要塞，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政府也派兵驰援，这一仗打得很好，逼使日军连换三个指挥官，本来扬言四天拿下上海的，结果打了一个多月，最后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为结束。这个时候辽、吉两省已经全失，东北三省只剩下黑龙江守军马占山的部队苦守克山继续奋斗。在辽、吉两省陷落的同时，东北各地爱国军民纷纷投入义勇军的行列奋起抗日，可歌可泣的故事史不胜书，年轻的作曲家聂耳为此写下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声援抗日，这首歌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开始，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结束，全曲悲壮激昂，对当时全民同仇敌忾之鼓舞，极具影响力。可惜的是，血肉毕竟不可能筑成真的长城，而面对日本这种强敌只凭一股气也显然不足以取胜的。
    民国21年底，义勇军弹尽援绝退入俄境，第二年春日军下榆关，3月承德失守，长城各口烽火连天。5月，政府忍痛签下“塘沽停战协定”。
    （民国）23年3月，溥仪“登基”，当上了“满洲国”的皇帝。当时，全国抗日的怒潮已是风起云涌，尤其青年学生一个个更是热血沸腾。苏顾毅（当时高中生）回忆当年的情形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高中生，就跟北大、师大那些大学生，跟着的……卧轨，都睡在铁路，铁轨上，不让火车开走，要搭火车到南京去，请政府出兵打日本……”
    这个时候，蒋中正遇到了他执掌国民党军符以来最为严酷的两难局面，因为只有真正了解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的可怕，“不战而屈人之兵”本来是兵家的上策，能不打最好，因为，战只要打下去就没有绝对的赢家，万一非打不可，就得求胜，不能胜反而招来万劫不复的命运，又为什么呢？所以，虽然“忍”字心上一把刀，但能忍才是真汉子，更何况身系民族存亡重责的一个领袖。但是不战又如何呢？

再看日本这一边，，九一八事变其实可以视为部分激进军人夺权革命的一种手段。在柳条沟事件之前，日本国内缓和派人士并不主张动武，甚至在攻陷沈阳后，东京本部仍持“不扩大政策”，但关东军“三羽鸟”——板垣、石原和花谷正有如脱缰野马一发不能收，加上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连失数十城，关东军以事实证明了“支那”的不堪一击，一时军人气炽高昂，缓和派式微，从此走上军国侵略的不归路。蒋主席后来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曾经承担了此一过程的一切责任，他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迴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当时正是国民党内宁粤分裂之际，蒋主席于是年十二月被迫下野。
    在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之际，更不容忽视的是中共的趁机崛起。中国共产党于民国10年成立于上海，当初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所以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向中山先生请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原以加强革命力量为念，于1924年正式通过容共，没想到从此便埋下了内忧不断的祸根，而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中共从头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们对借力使劲制造矛盾以从中渔利的本事非常内行，显然这个时候国民党所面临的敌人比起只懂蛮力的军阀要难缠多了，因为他们不仅会耍心机，而且还有个实力雄厚的后台老板——苏联。1924年国民党在黄埔建军的同时事实上也替中共培植了一批军事干部，这便成了后来发展武斗的核心人物。
    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7月15日分共，逼得中共没有容身之地，于是纠集了2万多人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发起武装暴动。这次叛乱的主力，象国军第11军的叶挺、20军的贺龙都是共产党人，而南昌的公安局长正是朱德。南昌暴动后一个星期，瞿秋白在“八七会议”扳倒了陈独秀，制定了所谓“盲动主义”的暴动路线，从此湘、鄂、赣、粤、闽几个省份的老百姓就失去了平安的日子了。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正好利用中央军第一次和第二次北伐以及中原大战杀得天昏地暗的机会不断扩张，到1931年交，包括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赣闽苏区、湘赣区、浙赣区等，“红祸”已经蔓延了六个省份之多。中央从1930年底开始到1931年7月对中共进行了3次围剿，后来由于宁粤之争蒋主席下野而停顿。
    1932年3月，蒋委员长复职。6月15日召开庐山会议，会中重申“先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制定了剿共的方针。从1934年起，中共在强大国军的压力之下节节后撤，前后历经两年的时间，分三路于1936年10月退到了陕北，这便是中共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时候来到延安的中共军队还不到一万人，但是他们和张学良来自关外的东北军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此一变化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
    中共聚集延安的这一年，东北已经沦陷了整整五个年头了，身羁关内的东北军任凭无尽的乡愁一天又一天啃噬着他们离家背井的心，一曲“松花江上”使他们想起了失去孩子的母亲，没有丈夫的妻子和不见了父亲的孩子，这不只是一首歌，一片情，因为它直扣着发生在这一年年底石破天惊的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