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癌图片: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3

话说1923年8月，刘伯承在大足斩龙坳之战中与黔军苦战，右腿动脉中弹重伤，本该即刻住院治疗，可他却因此前丢重庆受了委屈，竟赌气死扛着不肯下战场，一定要为自己正名。直到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才被强行送到成都救治。
　　然而腿伤容易治，心伤却不容易治，刘伯承这一养伤，就再也没有回部队去——哪怕是熊克武把自己乘坐的官轿送给他用，赖心辉来请他当师长也没能让他心回意转。他对旧军队失去了信心，但又不知道该向何处去，一时间迷惘不已。
　　可是革命老前辈吴玉章，介绍给他的一位朋友，却把那盏明灯指给了这个在迷惘中苦闷的年轻人。可刘伯承虽然眼睛不好，却也绝不喜欢盲从，尽管他今后为这盏明灯，为这面旗帜奋斗了终生，但在当时他却说的是：“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可那位朋友也并不生气，他居然对这种不盲从的态度相当的赞许，还在日记中写道：“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于是，两个聪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以及为苦难中的生灵们寻找未来的志同道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有了这么一段故事，我们的近代史上就会少一位“军神”，而刘瞎子的知名度也绝不会超过潘鹞子、唐二瘟、王灵官、范哈儿这些舞台人物。
　　
　　就在1926到1927年的年头岁末之间，就在刘湘、杨森们纷纷换旗前后，绰号“烟灰”的川军师长罗泽洲，也捋起了袖口，对他的大兵们口水滔天地讲了一番“革命”的大道理：“大家都说老子是假革命，现在我因改换国民革命军的招牌，另制旗帜及全师领章、臂章等东西，已经花掉了二万多，难道不是钱嗦？还敢说老子不革命，难道还要傻花些钱才算革命嗦？”
　　我们生活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罗烟灰在开黄腔，可以拿他当笑话讲，不过罗师长本人，在当时却未必清楚这一点。
　　其实，在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什么才是“革命”的诸侯，还绝不仅是罗泽洲这一家。
　　诸侯中的大多数人，只知道鸦片烟酒姨太太。他们以为，这就是最美好的人生，而唯一能确保这一切的，就是手里的枪杆子。所以他们将这视为自己的命根子——可现在，偏偏就有人要策反他们的命根子。
　　于是一场前所未有过的“新”冲突，便开始了。
　　说它“新”，是因为这场冲突的起因、目的和手段，都是诸侯们从来没有见识过或意识到的，它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方式突然发生的。
　　在过去，也不是没有因为抢夺枪杆子而发生流血斗殴事件，刘湘、杨森之间就因此有过多次恩怨，至于其他大鱼吃小鱼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然而究其目的和结果，却始终不过是成都或是重庆城里的张大王换了李大王，但大王们那些一塌糊涂的旧脑子里，对鸦片烟酒姨太太的古老嗜好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绝不是个人品格问题。
　　比如说刘湘这方面就比杨森强，他本人可以不纳妾不吸鸦片，但他却阻止不了手下的大王们纳上十房八房的姨太太，成天倒在烟榻上上吞云吐雾，更不用说什么克扣贪黩了——他当然清楚这一切都不好，但他更清楚水清了养不住鱼的道理。他没有别的理由让师、旅长们对他效忠，于是只好默许他们的恣情享乐与无法无天。
　　局限他们脚步的是这个时代。更进一步说，整个民族都还没有为共和时代做好准备——人们渐渐具备了那样的眼光，但脚下的桎梏却让他们迟迟不能迈出步伐，他们因此而愁闷彷徨。要不怎么说那是个极其痛苦的转型期呢！
　　事实上，这更像是一个技术问题：除了金钱收买与加官晋爵外，天下的诸侯们都还远没能找到一个理由，一个足以说服英雄豪杰们为之无偿奋斗和牺牲的理由。
可就有一群人找到了这样的理由，而且还试图用这样的理由去说服下层官兵反对自家的诸侯老板，自己起来当家作主人，建设一个属于普天下的苍生，而不是帝王将相们的理想国。
　　而且他们还真就做出来了，这就是“顺泸起义”。
　　这也是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中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刘伯承和他的那个入党介绍人杨闇公。
　　他们计划在顺庆、泸州、合川三地举行起义——然后以各部集结顺庆，并以此为基地，向绥定进攻，消灭坚决不换青天白日旗的刘存厚后，出湖北与北伐军会师武汉。
　　在他们的策动下，12月1日，泸州的陈兰亭、袁品文两部首先起义，12月3日，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也在顺庆打响，随后江防司令（相当于旅）黄慕颜将部队从合川拉到顺庆与秦、杜两旅会合，川东南一时大为震动。
　　在起义的部队中，驻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两旅是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部队，何本人是保定军校出身，但倾向于刘湘，因此兼有速成、保定双重身份；而泸州的陈兰亭、袁品文两旅则是赖心辉的部队（其中袁品文旅是原熊克武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而陈兰亭则在护国战争时代就和刘帅是老熟人了），属墙头派；黄慕颜则是邓锡侯手下大将黄隐的胞弟，属保定系邓锡侯系统……也就是说，速成、保定以及墙头草赖心辉的部队，都有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其实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参与“顺泸起义”准备会议的，共有十二位师旅长或其代表——这还没有算上那些虽没参加会议，但也都对起义抱支持态度师旅长们。也就是说，除了这些已经发动的部队外，还有大批师旅长存在严重的立场问题，其中颇不乏被诸侯们倚为心腹的骨干。
　　比如说，邓锡侯手下的师长陈鼎勋、旅长旷继勋，刘湘手下的旅长郭勋祺、杨森手下的师长郭汝栋、白驹、向成杰、罗觐光（刘伯承第二混成旅时代的老下级）等人，甚至还有杨森的侄子第九师师长杨汉域，也都同情甚至支持起义。
　　旷继勋虽未参加“顺泸起义”，但另在1929年在蓬溪发动了“牛角沟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去到上海，参加了陈赓领导的“红队”，还打伤过黄金荣。后来他又去了鄂豫皖，在红四方面军一直干到军长，许多开国将军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他在1933年因为路线问题为张国焘所杀。
　　杨汉域则掌握着杨森的老本钱第九师，他和朱德关系很好，所以有人向杨森告密说他企图带着第九师在涪陵起义——告发军长侄儿谋反企图，这恐怕也不是一般的捕风捉影吧？杨森因此大怒，撤掉了他的师长，还把他扣押了好久。
　　郭勋祺则是刘湘手下的著名勇将，他也因为参与“顺泸起义”前的准备会议，被王陵基、蓝文彬这两个死脑筋在刘甫公面前参了一本，结果旅长干不成，被调任副师长闲职，以至于二十年后刘伯承还在为这事儿给他道歉呢！
　　
　　然而就如当事人在许多年后的回忆中说的那样，这次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还是有些“幼稚病”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打击面太大。此一举让所有的诸侯都感到了惶惶不安。
　　这一切，使这帮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四川军阀猛醒过来。就如刘湘所评价的那样：“莲花池这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角啊！”
　　所谓“莲花池”，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所在地。此时国共正在蜜月末期，主持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工作的，就是共产党人杨闇公，这一派服从于暂时亲共的武汉政府——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国民党右派的总土地省党部，这一派由石青阳、黄复生这帮嗨袍哥，玩炸弹出身的西山元老领衔，政治上偏向于江浙的黄浦系。
　　此时北伐军势头正盛，刘湘不敢公然反对国民党，但利用莲花池与总土地的左右矛盾，怂恿石青阳的袍哥队伍天天找上莲花池去打架斗殴，却是当时刘甫公的一大乐趣，他满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国共两党在四川扩张势力了。
　　可“顺泸起义”的事实却证明了，刘甫公对莲花池的提防还远远不够——他们不但到处鼓动北伐空气，而且还把手伸到了军队里！
　　对视枪杆子如生命的诸侯们来说，这还了得？于是以何光烈向川军各部求援为因头，速成、保定两大系统以及其他墙头草们空前团结起来，决心将这帮“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乱党分子扼杀之，以儆效尤。
　　顺、泸起义军立刻遭遇到严重的危机。
在对付顺、泸起义军问题上，邓锡侯是最积极的一个。一来这次起义，确实牵扯到了他的江防军黄慕颜部，二来则是他对顺庆地盘觊觎已久，此刻正好以此为题目，名正言顺地将之从老同学何光烈手中夺取过来。
　　因此起义发生后，邓锡侯便立刻下令所部主力罗泽洲（驻广安）、李家钰（驻遂宁）两师进攻顺庆。而莲花池方面，也立刻以刘伯承北上顺庆指挥，陈毅南下泸州活动。
　　所以这会儿罗、李遭遇的对手，正是刘伯承。
　　无奈刘伯承虽然骁勇，指挥的部队却实在不趁手——据黄慕颜的回忆称，他所部的连排长此刻大多还在学生队受训，部队如一盘散沙。而秦汉三、杜伯乾两部，则“因为部队素质太差，毫无纪律……秦、杜二人已根本失去掌握”——因此刘伯承知道硬扛不是办法，主张撤出顺庆，先打垮身后势力较弱的刘存厚，再北出陕西与西北军冯玉祥部靠拢。
　　但秦、杜两部的团、营长留恋老婆儿女，舍不得离家，一再以等待泸州起义部队为借口，力主坚守（偏偏泸州方面，绿林出身的陈兰亭也舍不得离开——要知道，泸州城一个月可有八万块钱的盐税收入呢）。秦汉三还夸海口说：“罗烟灰那几个毛头，没啥关系，老子把他消灭在郊外就是了！”
　　因此刘伯承只得帅一群乌合之众和罗泽洲、李家钰的八个主力团硬拼。双方从12月13、14日开始交火，打到15日下午，杜旅一部临阵叛逃，罗泽洲乘虚而入，刘伯承指挥部也遭到袭击。他只得撕裂衣服做绳索缒下峭壁，游水脱险。
　　刘伯承见形势大坏，遂率部向东北撤退。
　　当起义部队撤到蓬安县城对岸的周口镇渡嘉陵江时，又遭到邓锡侯部林翼如旅的截击，虽然强渡成功，但遭到很大损失——这次比红军长征强渡皎平渡之役还要惨，皎平渡刘伯承好歹还逮到了六条木船，这回他手下七八千弟兄，却只有一条小木船可用！当时渡河现场秩序混乱，小船多次超重下沉，淹死了不少人。
　　所以1935年5月初的皎平渡之役，负责前敌指挥的刘伯承，最操心的就是船只和渡河秩序，其教训便源于此处。在渡口上，毛泽东曾有道是：“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可他不知道的是，这条会渡江的“龙”，也不是天生就会戏水的……
　　在刘帅的军事生涯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场面，这都是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
　　此时杨森因在鄂西闯祸，吃了大亏，刚在朱德的责备下换了旗，所以刘伯承便率顺庆起义军余部退到其防区内的开江一带——当初八千余人的起义军，到现在仅余下两千余人。
　　刘伯承安顿好顺庆余部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泸州。
　　此时泸州方面，陈兰亭和袁品文手下团长皮光泽，都不愿意离开这个“金窝窝”，袁品文也拿他们无可奈何。等到孤立无援的顺庆部队被击破后，泸州自己也成了一座孤城，因此刘伯承只得亲往协调指挥，冀有所补益。
　　毕竟云南讲武堂出身的赖心辉不如何光烈人缘好，而泸州又是众诸侯觊觎之地，谁也不好意思先伸手，所以局势一时稍有缓和，刘伯承乃得机大加整顿。
“顺泸起义”，使平静了年余的四川局面，又一次掀起了波澜。
　　打跑了刘伯承后，罗泽洲率部进驻顺庆，占有了这块富庶的防地。此后，他和李家钰两部也渐渐与邓锡侯疏远，最终成为独立的“顺庆王”和“遂宁王”。
　　然而起义的影响还远不止此。
　　川军众诸侯对“莲花池”派这种挖墙脚的做法，极为愤怒，因此在宁、汉纠葛上，很自然就偏向了宁方。于是次年的3月31日，就在重庆发生了屠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三三一惨案”——刘湘部下的顽固分子王陵基、蓝文彬两部军队以及宪特人等，在“莲花池”方面组织的打枪坝反英群众集会上，开枪射击，当场致死137人，受伤上千人，杨闇公等一干领袖人物也在被捕后遭到惨杀。
　　当时的《民力日报》报道称：“‘三三一’惨案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
　　这是当时世界性反共浪潮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流血时代的到来。
　　浑浑噩噩的军阀们不知道什么是“主义”，于是他们只好习惯性地用枪杆子来解决问题，以大屠杀这种野蛮的方式为上海“四一二”政变开了先河。所以蒋校长为代表的反共派欢欣鼓舞自不必说了，连远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对刘湘“至颂其功在世界”……
　　不过在刘湘而言，他倒未必有什么“功在世界”的抱负，他所怕的，无非是“莲花池”对他军队的策反罢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究竟主张了什么，他还未必十足清楚呢！所以这回他虽纵容王陵基、蓝文彬这几个死脑筋搞出了“三三一”，但将来和共产党仍会有合作，只不过每每加上一条：共产党不得在川军中进行兵运活动……这是典型的十年怕井绳后遗症。
　　在当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悲世乱，触时忌，偶冒险出此，罪且不避，何功之足云！”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诸侯们！
　　这些脱胎于旧时代的家伙们，起初对一切新思想都懵懂无知（也许偶有先知先觉的个人，但就他的集团而言，确实是懵懂的），直到有一天，这新生的火焰烫着他了，他才一惊一咋起来。可等到他略微了解了这火焰的一些皮毛后，便又自以为足以避害，反而打算在其中牟取好处，于是浇油添柴……
　　最后，这星星之火，终于燎遍了这片古老的原野，将旧时代的一切都付之一炬，其中也包括这些既不能彻底和旧时代决裂，又企图从这燎原烈火中取栗的迷惘的家伙！
　　他们在制造悲剧，但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为了悲剧中的悲情角色。
　　
　　四川诸侯们以“三三一”为投名状，集体倒向宁方。在四川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因处境险恶，只得纷纷离川赴鄂，当然走法就各不相同了。
　　朱老总是走得最从容的。杨森毕竟和他有旧，所以很礼貌地以请他带青年军官参观团去武汉总部学习为由，将他“礼送出境”，还奉上十万大洋作为路费。可一待朱老总出川，杨森即刻便翻脸，把有“赤化”嫌疑的侄儿杨汉域扣押撤职……
　　陈老总走得最有戏剧性。他此刻正在合川做兵运工作，因身份暴露，于4月2日撤往重庆。因重庆军警盘查甚紧无法活动，他干脆跑去找已被挂起来当副师长的郭勋祺——他们可是打小同窗的老同学。郭勋祺此刻也因为亲共，而被刘湘盯得很紧（他的公馆是当时出了名的共产党人的“放生池”），他遂用自己的官轿，将扮成买办的陈老总送出了重庆城。所以到了1948年夏，他给出守襄阳的特务头子康泽当副司令官（康泽枉自还是搞情报工作出身的，居然连自己的副司令官什么背景都不清楚，其败宜矣），兵败被俘后，刘、陈二帅立命部队以礼相待，送往宝丰的中原军区政治部。
　　老同学，老朋友们相见后的第一句话是：“你呀你，大炮是不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时任华野司令员的陈老总还特意加一句：“我是特地从山东赶来看你的罗！那次多亏了你，我才走脱的。”刘帅也抱歉地说：“那次请你参加（顺泸起义准备会），结果使你丢了旅长。”这哪里还是接见俘虏，简直就是欢迎贵宾嘛！
　　事实上待遇也确实不一样，同样是第十五绥靖区的头头，康司令押送太行山上参加学习班，郭副司令则直接欢送回家——最后还是蒋校长实在看不过去了，才把本打算回四川策反同袍的郭副司令半道上堵住，请到南京软禁起来，直到李代总统上台才开释。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层卧底，所以康司令指挥襄阳、樊城守军总是稀里糊涂地出故障——先是樊城守军莫名其妙地弃城而逃，然后是给中野六纵司令员王疯子王近山轻松行险“斧劈三关”夺襄阳（郭副司令真要使出土城之战对付红五军团的手段，王疯子的险招恐怕还真是险）。意外吗？现在看来，真是一点也不意外。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毕竟河东河西还隔着二十一年呢！
刘帅则是走得最辛苦的。
　　“三三一”之后，幸存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便将省党部由重庆莲花池迁到了泸州。刘湘自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后院还有这么一支“赤化”的部队，于是一个川版的“神圣同盟”出炉。
　　4月13日，刘湘军进占泸州城东北的小市一带，协同赖心辉部隔沱江监视泸州。另有刘军李雅材师进据立石站一带，罗炜师进据排山坳，滩场一带，鲜英师进据胡市一带，黔军毛光翔部也进据泸东沙湾一带，对泸州形成包围之势。到5月初，刘湘等人共调集二十八个团及部分地方武装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对泸州的刘伯承形成了十比一的优势。
　　素称善战的赖心辉，亲设指挥部于兰田坝指挥各军，准拟一口吃掉刘伯承，无奈直打到5月下旬，仍无进展。刘湘只得请赖靠边站，转将泸州战事交给刘文辉负责，而他则把自己看家的老本法造大炮，路易式机枪等精良装备，以及许绍宗、朱召南、张邦本等部统统调往泸州战场（这部分军队原是用来防下川东的杨森偷袭重庆的，但此刻杨森受蒋校长的蛊惑，又一次倾巢东出，进鄂西惹事生非去了，所以刘湘才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刘伯承）。
　　刘伯承苦守泸州，虽然连战皆捷，但毕竟只有孤城一座，在四面封锁之下，城中粮食很快告竭。
　　据1927年6月10日《民力日报》记载，在围城之初，泸州城中有米千余石，每斗一元出头。到4月27日，陡涨了三倍多，达到每斗四元，到5月份更是飞涨到十元以上。食米不足，只能用杂粮代替，亏得泸州是出老窖的地方，城中“体仁堂”还存有几十万斤高粱用于酿酒，但这也很快被吃尽。其他物价也纷纷暴涨：猪油由二角八一斤，涨到五角；茶油涨了三倍，达到每斤三千文；食盐由原来的每斤三百文涨到一千文；煤油从每斤三千文，涨到七千文……
　　所以就在赖心辉、刘文辉们在军事上一筹莫展的时候，城中却“军食已形奇窘”。
　　泸州历来号称“自古兵如穿梭，没有一次不成灾”，但这一次，这支被新思想鼓舞起来的军队却大不一样，即便在这样困窘的情形之下，城中居然仍然秩序良好，用当时报刊的话来说是“军民相洽，异常镇静，视若无事”，“故泸州虽被围困而人心并不惶恐，军民感情，异常融洽”……
　　
　　却说当初刘伯承等人决议死守泸州，原是为了牵制川军不使东下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并相机与下川东的第二十军杨森部夹击重庆（杨森3月中就将朱德礼送出境，随即与武汉政府分裂的事情，泸州方面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但此时杨森既已出兵宜昌，继续死守泸州就失去了原有的战略意义。至于武汉的汪精卫，他此刻正忙于与南京黄埔系争权，压根儿就没有入川援助的打算。更糟糕的是，在4月2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张国焘也对“顺泸起义”持极不负责的态度，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援助。
　　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孤城泸州的命运业已注定。
　　刘伯承只得提议弃城突围。但此刻四面受敌，突围又谈何容易！陈兰亭、皮光泽两人本就很动摇，这会儿竟提议要将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交出去以换取对方的解围。在大是大非面前，倒是袁品文还说了句公道话：“我们在为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着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缠我们？！”不过5月17日的《国民公报》用“革新通信社”的通讯对此却略有点误读，称：“陈、袁、皮愿献祸首刘伯承！”
　　在这样的险恶处境下，刘伯承只得于5月16日傍晚，放弃部队，由龙透关缒城而出，悄然出走。说来也真是冤家路窄，走到荣昌时，他居然在大路上迎面撞上了死对头蓝文彬的官轿！蓝旅长当时坐在轿子里，带着墨镜，还一个劲地催促：“快点，快点！”
　　不过蓝旅长很快就回过神来——那可不就是刘伯承嘛！然而机警的刘帅此刻已经插上小道，往陕西北行而去了。蓝旅长空在重庆道上找来找去瞎忙活了一阵，白白地放过了刘湘五万大洋的悬赏。
　　

刘伯承一路北行进入陕西，穿越大巴山脉时遇到一小股土匪打劫，在汉水上游还道遇一只老虎，可谓九死一生。他到西安后两手空空，多亏时任陕西军务帮办的邓宝珊接济了六百块钱，才得由西安经郑州抵达汉口。此时，他手头还剩五百六十块钱，和两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他把钱分成三份，给了两位部下各两百块钱，打发他们各奔前程，而自己却只留了一百六……
　　
　　这时，已经是1927年的7月12日了。
　　三天后的7月15日，汪精卫便决议“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彻底破裂——从此新兴的“主义之争”渐渐取代了传统的“地盘之争”，争天下的焦点也由“谁来治国”转化为“由哪一种思想来治国”……
　　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国共的忽然分裂，使刚从四川逃难出来的革命者们不知所措。在朱德的召集下，他们便聚集到黄慕颜在贯中里的寓所计议将来，老前辈吴玉章，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也来了。
　　黄慕颜提议回四川重头干，刘伯承却以四川当前形势极其险恶而反对（在他走后，泸州部队接受了赖心辉的收编，但刘湘仍然执意要攻城。最后陈、袁、皮只得于5月23日突围而逃：陈兰亭投靠杨森，袁、皮两部则南下贵州，被“贵州王”周西成收编，泸州城则为刘文辉占据。顺庆部队拒绝了杨森的收编，流浪出川来到湖北，但随即垮掉——杜伯乾部遭到第三十军魏益三部袭击溃散解体，秦汉三部也被魏益三、鲁涤平、何健强行收编。此刻川中已无革命的土壤，而且各路诸侯正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
　　最后朱德拍板，大家都跟他去江西干——此刻的江西军政长官，正是老滇军出身的朱培德，朱德在他手下任江西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这大概也和他当年在云南客串过一回警察局长不无关系）。
　　说来也巧，另一位老朋友，曾与刘伯承在川军中共过事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他这个军长是六月份刚任命的，当时杨森正在进攻武汉，所以汉府一生气，就把这个番号转给了贺老总），此时也驻扎南昌，他可是坚决反对“清党”的——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军阀，但这个“军阀”却怎么也不相信共产党会是坏人——于是到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共产党。
　　就在7月份的最后几天里，南昌城里的空气渐渐变得异样起来，朱培德并不糊涂，他很清楚要出大事了。不知怎么搞的，他突然间便害了病，只得请假跑到庐山上疗养，临走前还特意把南昌军政大权交给了老朋友朱德……
　　于是，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里隆隆响起的炮声便告诉了我们一切：天下重归一统的日子即将到来。
　　天下恶乎定？定于一。
　　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1927年的上半年，刘湘、刘文辉们忙着在上川东及川南用枪炮清场，而下川东的杨森则又一次蠢蠢欲动起来。
　　他把朱德“礼送”出境后，一面仍与武汉国民政府虚与委蛇，一面却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任命的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职务。宁府随即要求杨森出兵鄂西进攻汉府所辖的唐生智部——作为谢礼，蒋校长还默许杨森，攻进武汉后可掌握汉阳兵工厂。
　　汉阳兵工厂，对于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大王而言，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尽管她只能造最基本的七九步枪、七五山炮、仿马克沁的重机枪和配套的弹药，但在低水平的内战中，这也很够用了。
　　于是，杨森便迅即与正在琢磨怎么腾出手来解决泸州的刘湘，达成了君子协议——二十军出师湖北，用全川人民公意定名；杨军于5月10日前出发，各部出发后酌留少数部队仍驻原地；刘湘亦拨兵五千，并接济饷款五万元。
　　4月19日，杨森召集所部师旅长会议，宣布作战计划：
　　共出兵四万五千人，以向康衢任参谋长，朱壁彩留守万县；
　　以素来不怕死的范绍增部为先遣队；王兆奎、罗觐光、包晓岚等部为第一纵队，由王兆奎指挥；郭汝栋、吴行光两部为第二纵队，由郭汝栋指挥；何金鳌、白驹两部为第三纵队，由何金鳌指挥；第五师向成杰和杨森自兼师长的第九师为第四纵队，由杨亲自指挥。
　　为了筹备军费，杨森脑子一热，竟将粮税预征到1942年。
　　5月4日，杨森下达动员令，5日杨军即开始东下。已接受北伐军番号的袁祖铭余部，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也在巴东宣布拥护南京政府，协同杨军进攻武汉：江北由二十军负责，江南由四十三军负责。
　　此时汉府派驻宜昌的夏斗寅师，也宣布倒戈。5月8日杨军范绍增部抵达宜昌后，夏斗寅即让出城防，率军为杨军前驱，顺流东下自石首、监利、公安一路向武汉三镇推进。杨军也于5月14日进驻荆州、沙市，将部队集中于天门、岳口、汉川一带，准备进攻武汉西南大门仙桃镇，杨森并亲率万余精锐部队前往宜昌指挥。李燊部同时也到达宜都、松滋一带。
　　至5月21日，杨军继续推进至新堤、嘉鱼，随即进抵仙桃镇，与驻守仙桃镇的原鄂军刘佐龙部会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下时，刘师长炮轰吴佩孚司令部，投机参加北伐军，升任军长。这回杨军东下，刘军长又倒戈反对汉府，是位极善变的角色），夏斗寅师也相继占领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三军联合进逼武汉。
　　武汉局面一时甚为吃紧。
　　
　　此时留守武汉的，是北伐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叶师长率该师两个团，及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临时编成的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出击南线，迅速击溃了夏斗寅师，收复汀泗桥、贺胜桥、咸宁等地，解除了南线的威胁。
　　就在叶挺痛揍夏斗寅时，汉府又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等师回援，与叶挺合力打击西南方向的杨森、刘佐龙。老朽的刘佐龙部不堪一击，迅速溃散，杨军也被包围于仙桃镇中，杨森遂亲率范绍增部前往增援，两军即于仙桃镇展开决战。
　　6月8日，唐军集中两师兵力突破杨军中央防线，并偷袭杨森军部得手，杨军全线崩溃。杨森对部队失去掌握，只拉得一条磨房的毛驴，穿便装而逃，直奔到潜江才站住脚。
　　此战杨军损失惨重，师长范绍增，旅长雷中厚、杨汉忠、李朝信等人个个负伤，各师都遭到相当伤亡，杨森亲自指挥的第九师更是几乎全军覆没。
　　溃败的杨军纪律废弛，一路奸淫掳掠，抓丁拉夫，以至于鄂西人民到处张贴出“打倒四川匪首杨森”的标语——就连杨军长的四川老乡也看不过去了。比如说，这会儿正站在武汉阵营中，未来大名鼎鼎的赵一曼（当然了，现在这个宜宾姑娘还不叫“赵一曼”，还用着“李淑文”的名字）就抱怨说：“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猪和牲畜，抢去了我们很多衣物，我们要向他们讨还这笔债。”
　　历来好面子的杨森闻之大怒（杨军长的震怒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已从黄埔四期毕业的胡兰畦，这会儿正在对方阵营看他笑话呢！更要命的是，她日后更要兴致勃勃地写一篇“仙桃镇消灭杨森老九师”，在杨军长看来这实在太糟糕了），遂召集部下讲话道：“我这次率数万之众出川，是为四川人争省格（仅此一语，便可知杨军长志向有限）。外省人常骂我们是‘川耗子’，认为鼠目寸光，足不出夔门一步（最近夔门倒是出了好几次，所以眼光也见长，从盯宜昌改为盯武汉了），只有关起门来打内战的本事。我总想这次为四川人争口气，哪知道战线拉得过长，处处薄弱（事后诸葛亮），敌人以主力从中央突破，军部遭到奇袭，以至全军崩溃，纪律废弛（在家习惯就不好，出远门惹事生非在所难免），遍地都是‘打倒四川匪首杨森’的标语（妥贴），真使我痛心万分（自找）。”
　　末了，杨军长还加上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过去失败，今后要重新整顿，再行进攻仙桃镇，非打到武汉不可！”
　　不过杨军长最后这句话也就是提虚劲罢了，因为刘湘这会儿已经忙完了泸州那摊子事儿，开始兴致勃勃地打量起杨森的下川东防地来。
　　刘湘这一打上杨森的主意，四川局面便又乱了套。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此前川局的暂时稳定，仅仅是维系于各方势力的均衡，而这种不稳定的均衡一旦被打破，整个和平构架就会垮塌——谁也不能容忍身边的邻居突然壮大，因为这将对自己的未来造成严重威胁。
　　
杨森成渝道上的进军如此顺利，说来还有段小插曲。适逢赖心辉部师长，杨森的速成同学李剑鸣要从重庆去成都，恰好杨森在泸州时聘请的女教员胡兰畦也正经由重庆，要前往成都奔丧。杨森便建议她随李剑鸣同行，并以送她出国留学为诱，要小姑娘把沿途驻军、布防情况写信告诉他。
　　于是胡兰畦这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一路上便到处探头探脑，张望打听，情报提供得很是充分，所以二军进军途中非常顺利。
　　可杨森打进成都后，碰见胡兰畦却忽然很不好意思起来。他绝口不提留学的事，却让他的四姨太田蘅秋去找着胡小姐说：“欢迎你到我们家来！”
　　胡兰畦大怒道：“我到你们家来算个啥子？！我父亲胡卿云是四川的大袍哥，袍哥的女儿是不给人家做小老婆的。”语罢拂袖而去。
　　就是这个胡兰畦，后来入过黄埔军校，坐过希特勒的大牢，还给高尔基守过灵执过绋（抬棺的是斯大林），并且是民国第一个女将军。
　　后来这段八卦故事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儿改写成了一部小说《虹》，胡兰畦在小说中出演女主人公“梅行素”。当然了，这小伙后来名头也很大，直到现在还有个文学奖挂着他的大名，就是那个叫做“茅盾文学奖”的……
　　

此时杨森主力尽在湖北，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吊在仙桃镇附近，下川东防地极为空虚。于是刘湘便以出兵助战为由，派唐式遵率部轻而易举进驻万县，然后就电告杨森，唐部正“待船东下”——不是咱老同学不帮你和湖南人打架，这不是没船么？你放心，你家里剿匪征税修马路这些事情同学们都帮你照应着呢……
　　杨森进退失据，急如热锅上的蚂蚁，那几天私下里没少问候刘湘的祖宗——可偏偏他还不敢和刘湘撕破脸！
　　但就在这时，对面的唐生智却给他帮了个大忙。
　　刘湘这回扬言东下助战，进驻万县，杨森自己是吃了哑巴亏心知肚明，可他对面的湘军大帅唐生智就犯迷糊了——这也不奇怪，唐司令和刘湘又没睡过上下铺，哪里吃得准你速成系这些陈年的恩怨呢？
　　唐生智担心，如果二十万川军倾全力东下，与下江的桂系、黄浦系合力夹击武汉，那他的第八军前途就很不妙了。
　　不过唐生智到底是蒋百里的爱徒，也是个老资格的保定生，这点麻烦难不倒他——他立刻就派代表宋福增到成都游说去了。
　　宋代表此行，是去釜底抽薪的。
　　
　　自从撵跑杨森后，成都城便由保定系的三大老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合驻，所以宋代表要找的就是这三位。
　　他阐述的意见是：此次杨森东进鄂省，尤其是在仙桃镇的失败，导致了万县的空虚。而刘湘螳螂捕蝉东进万县，也同样造成了重庆的空虚。如果此时保定系三大诸侯乘虚东进川东，造成黄雀在后之势，则一来唐生智西顾无忧，二来保定系也可轻取重庆、万县两大重镇，进而将速成系逐出川外，彼此有利，何乐而不为？
　　自从熊克武离川之后，四川原来的三分局面已渐渐演变为保定、速成二虎夺食之势。而速成系一直凌压于保定系之上，也令保定系颇有怨言，此刻他们自然很乐意落井下石，陷害刘湘一把了。
　　不过三大老的态度却有些差异。
　　刘文辉以自己和刘湘有骨肉之亲，不能公然拆堂侄儿的台为由，拒绝参加东进袭取渝、万之战。但要“多宝道人”白白浪费这么一个扩充势力的大好机会，他也不情愿不是？也亏他想得出来，他居然提出，也要吞掉一家诸侯作为补偿。
　　他想要吞并谁呢？于他有过大恩的大邑老乡，当年的第三军系统掌门人刘成勋。
　　说来这也得怪刘成勋自己太不争气。
　　对曾经显赫一时的一、二、三军系统，四川耗子们有个评论叫做“一军钱，二军气，三军酒”——一军喜欢谈经济，二军喜欢争意气，多少还算有点出息。而三军则一无是处，只知道胡吃海喝，腐朽堕落，而腐朽堕落的军队当然是不能打仗的。
　　自从川滇战争结束后，很有自知之明的刘成勋就没打过几回像样的仗，尽靠忽悠人过日子（比如说熊克武），所以得了个绰号“水漩”。然而在熊克武“讨贼”之役中，刘水漩不幸站错了队，从此被小字辈们撵出成都，一蹶不振。加之他又暮气沉沉，经营无方，所以只能在川西、南一带苟延残喘，每况愈下。年轻气盛的刘文辉，早就不把这位同乡前辈放在眼里了，所以便趁此机会提出要兼并他。
　　至于理由嘛，当然是大义灭亲（乡亲的“亲”），为东征的保定同学们确保后方安全，防止刘成勋捣乱啰！要连这点小理由都想不出来，他刘自乾简直就愧对“多宝道人”这块招牌了！
　　于是保定系达成协议，各部立刻厉兵秣马，而题目也很时尚，就叫做“北伐”。
　　那年头，想打什么仗都可以叫做“北伐”的！
三大老中首先动手的是刘文辉。他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打垮了刘成勋，占据了其在上川南及雅安等地的防区，并将其军队收编。
　　邓锡侯则将陈鼎勋师调驻合川，准备袭取重庆；罗泽洲师集中广安、邻水边境，准备协助刘存厚部由开江、开县南下夺取万县；李家钰师则进攻资中，驱逐刘湘手下的王缵绪师。
　　上川东一时战云密布。
　　这样大的军事动作，当然保不了密，刘湘很快便得知黄雀在后，他只得悻悻地放过杨森。
　　6月23日，他电告杨森，本军因遭保定系压迫，无法继续东征，“渝、万接触在即，在万唐师势将调回”，随即将唐式遵部调回重庆，在江北县一带与邓锡侯部相持。
　　杨森得此电，如蒙大赦，次日即率范绍增、白驹及其军部人员，抢登“福川”号兵轮，于6月26日奔回万县。王兆奎、罗瑾光、何金鳌等部无船可乘，沿途又缺乏补给，只得一路抢掠而回。向成杰师因逃跑不及，被原十七镇参谋官，现在也混到湘军大帅位置的程潜收编。
　　杨森虽然回到了万县，但其江北县防地，则仍为刘湘占据——这会儿杨森正忙着喘气舐伤，所以也就顾不上找刘湘讨还了。
　　杨森的回归，使时局又出现了转折——那几年，天下乱如棋局，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此时，汪精卫即将“分共”，宁汉两府合流在即。加之杨森军已撤回万县，刘湘军也已撤回重庆，原有的势力真空均被填补，所以东进的保定大军眼见已无利可图，遂只得悻悻收手。
　　于是，接下来的那段日子里，报刊上到处都是连篇累牍的文电——谁说川局紧张，保定、速成和平破裂大战在即？那是谣言，全都是谣言，不信请看刘甫公、邓晋公等人的辟谣声明！
　　一切恩怨，遂不了了之。
　　这回全川诸侯大动干戈，但除了刘文辉以外，均无所收获。刘文辉的兵力、地盘因此大大扩展，从此俨然成为保定系的头号人物。
　　
　　1927年夏，川局刚有所稳定，便有人逃难投亲来了。
　　谁呢？几年前还威震海内的吴佩孚吴玉帅。
　　却说吴玉帅被北伐军撵出武汉后，便退回老根据地洛阳喘息。偏偏他的死对头冯玉祥又恰于此时誓师五原，宣布参加北伐，西北军迅速由陕西进入中原，兵锋直指洛阳。
　　自从第二次直奉大战“四照堂点将”后，吴玉帅近几年一提到冯玉祥就头疼，这回他老底统统输光，更是不肯见这位仇深似海的故人了——于是便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先是去投于学忠，无奈于学忠的部队也不可靠，玉帅只得再溜。在渡襄河时，又给趁火打劫的老部下张联升剪径劫道，行李几乎丢光……最后，落魄的吴玉帅好不容易带着一家老小和两千余人的卫队进了川，投到杨森府上。
　　杨森这人，历来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立场，但自从误伤赵又新后，他对恩公们就有点异乎寻常的讲义气（他大概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救赎那沉重的道义谴责吧）。吴佩孚数次助他东山再起，他是感激不尽的，所以这回玉帅成了落水狗，人人喊打，他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硬顶着压力将吴收留了下来。
　　吴佩孚7月间入川，杨森便为其设“行辕”于白帝城，并派第八师师长王仲明亲往慰问。但吴玉帅的死对头们当然不会放过他，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便发出通缉令称“吴佩孚逃匿四川，煽动土匪，意图扰乱大局”云云，并电令刘湘、刘文辉等“严拿究办”，限期剪除其党羽。
　　杨森当然清楚这被煽动的“土匪”就是指自己了，不过他一来不讲政治，二来当惯了土霸王，混不在乎。他怕吴佩孚在白帝城出事儿，干脆将其连同卫队迎来万县，以便就近关照。
　　国民政府对此忍无可忍，遂于1928年1月1日明令免去杨森第二十军军长职务，遗缺由师长郭汝栋升任，同时又拨给刘湘饷款五十万元，子弹一百万发，以示奖惩。
　　见国民政府居然动真格，杨森也有点吃惊，他遂连电向南京辩解。但当蒋校长勒令他“活捉吴佩孚”时，他却又老老实实地回电道：“我现在办不到！”杨军长这一点义气倒是人尽可施的，二十一年后，当占尽上风的老朋友朱德、刘伯承要他在重庆扣押蒋校长时，他回答的仍然还是这句话。
　　但现在为了避风头，他左思右想，终于还是把吴佩孚送到大竹城郊三十里的云雾山笠竹寺暂住。
大竹是哈儿师长范绍增的老家，也是他现在的防地。范哈儿绿林袍哥出身，是个极讲义气的浑人，又是杨森的心腹，所以杨也就放心地把吴佩孚交给了他。
　　1928年3月7日，是吴佩孚的五十四岁生日，范绍增为他大办寿庆，还特从重庆请来了乾坤大舞台的京戏班，演了三天寿戏。杨森送来两万元作寿礼，其他各路诸侯也各有馈赠——虽说比不上四年前在洛阳办五十大寿时，康有为对联中“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气派，但这也尽够好面子的吴玉帅捋着胡子偷乐了。
　　乐滋滋的玉帅当场赋诗一首，道是：
　　“竹阳城外有高台，把酒登临曙色开。
　　蜀陇云山皆北向，巴州风雨自东来。
　　锦帆终是天涯去，春色无端地底回。
　　到此我思廿八将,谁为呼取尽余杯?”
　　吴佩孚这辈子就输在自高自大上，今天都到这地步了，还“蜀陇云山皆北向，巴州风雨自东来”呢！他可不知道，这好日子也马上就要到头了。
　　就在这次寿筵上，前来贺寿的杨森部下郭汝栋、何金鳌、吴行光这三个师长，拉着范绍增瞅空偷偷开了个小会。
　　干嘛呢？他们准备倒杨了。
　　原来自仙桃镇败退后，杨森就对自己手下的旧式军队大为不满，又开始挖空心思要搞新花样。
　　一方面，他大量启用新人，尤其是他自己培训出来的讲武堂学生，这就让旧人感到了恐慌。
　　另一方面，他鉴于鄂战中部队不听指挥的恶习，厉行强干弱枝政策，从各师各抽一团成立执法大队，以杨汉忠、杨培元分任一、二路司令；又将各师机、炮分队集中军部，交由他的速成同学，机炮司令刘殷统管。
　　此外，他还大抓基层军官的任免权力，强化对基层官兵的控制，使师旅长们顿有被架空之感。
　　当惯了土霸王的师旅长们，对此当然不服。杨森手下的头号大将，师长郭汝栋就愤愤地抱怨道：“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调各师一个团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袍。只有未揭我们的帽子，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心直口快的范绍增，甚至当场就鼓噪起来。
　　为了树立权威，杨森接连又扣押了第十师魏甫臣、第十一师杨春芳这两个师长，甚至还以“阴谋叛变”为名，将杨春芳处决。
　　这下子，连最忠于他的范哈儿也给吓坏了（魏、杨两人和范哈儿同为绿林出身，先前又帮过他大忙，因此感情很深）。
　　所以大竹会议上，除了何金鳌因不愿居于郭汝栋之下，未予表态外，其他几个师长都决心联合起来，与杨森对抗。
　　
　　除了杨森自己手下的几个师长外，刘湘和赖心辉也在蒋校长的密令和资助下，对杨森虎视眈眈起来，郭汝栋亲往重庆与刘、赖密商，结成了倒杨同盟。
　　虽然决心与杨森对抗，但郭汝栋等人毕竟跟随杨森多年，一时还下不了决心。但偏就在这时，杨森却施出茅招——他密遣杨荣章等人潜至涪陵，打算暗杀郭，又以两万元收买郭汝栋的部下胡膺等人，密图于3月24日晨袭击郭汝栋的师部。
　　这两起阴谋均被郭汝栋破获，作为报复，郭立刻清洗军中亲杨的讲武堂学生及广安籍官兵。杨森随即也在万县以牙还牙，清洗与郭有关人员，双方关系彻底破裂。
　　范绍增在把兄弟杨汉域的劝说下，勉强跑到万县向杨森表示忠诚，但一到万县就遭到杨森的谴责——杨森埋怨他的部队纪律不好，一到万县就沿街赌博，还无故放枪。这些个范哈儿都认，谁都知道他是土匪部队，有名的“范绍增匪部”嘛！可杨森连带着连范哈儿给姨太太买丝袜也骂了一顿，这就有点太过分了。
　　在范哈儿看来，这当然不是个好兆头！于是素来大大咧咧的他也提心吊胆起来，担心被扣甚至被杀——这可是个很要命的问题！他试探着问在自己部下干过的第九师二十旅旅长夏炯道：“你看军长会不会扣留我？”夏竟跪下说：“师长，这个我无把握！”。这就更让范哈儿忧心忡忡了。
　　偏巧当夜杨森的军部纠察队巡查到范的住处门口，发现有人赌博，便前去抓赌，双方吵嚷起来。已是惊弓之鸟的范哈儿便误以为是杨森派人来抓他，慌忙从后门逃出，乘坐预备好的汽船连夜逃到长寿去了，从此他再不敢回万县。
　　连一向忠心耿耿的范哈儿也如此离心，杨森对非嫡系部下更是猜忌日甚，瞧谁谁有问题，接下来又驱逐了新从泸州投来的陈兰亭师长（这位也是范哈儿的亲家，他随即就投靠了刘湘），将其部队编入执法大队。
　　刘湘眼见杨军上下离心离德，便授意其部下将领唐式遵、王陵基、潘文华、王缵绪、蓝文彬、许绍宗等人电催郭汝栋就任第二十军军长。而郭汝栋也即复电，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及刘湘指挥，并与范绍增、吴行光齐集梁山部署倒杨军事。
　　1928年5月12日，郭汝栋在梁山宣布就任第二十军军长，以吴行光为副军长，范绍增为川鄂边防军总司令，并于同日通电讨杨。
　　这场已酝酿数月之久的战争终于爆发。
　　
郭汝栋等计划，由郭、范两部直攻万县，吴行光部则出梁山攻开县、开江，夹击万县。战端一开，早有成约的赖心辉也自江津出兵，沿江东下援助郭汝栋等部，刘湘也派出王陵基师许绍宗旅东下声援。
　　杨森自知万县无险可守，遂主动撤出。他将第九、十两师，及包晓岚师，白驹部两个旅，执法大队一、二两路，机炮团，手枪大队，和学生军三个团等主力部队集结于开县、开江一带，准备与联军决战。
　　5月17日，范绍增部主力廖开孝旅攻入万县空城，刘湘即电南京报捷。23日，联军在开江遭遇杨军主力，双方激战数日，联军战败，郭、范、吴三部退往梁山、开江交界处的天子店，赖心辉部范子英师驰援，双方再度激战于任市铺、长岗岭一带。正当酣战中，亲附杨森的何金鳌师突然猛烈侧击赖、吴两军，而邓锡侯手下的师长罗泽洲也瞧出有便宜可捡，自广安、邻水出兵，趁虚袭占垫江、大竹，随后又进占长寿，将倒杨联军后路截断。
　　倒杨联军终于不支，各部纷纷溃退，杨军乘胜追击，占领捣乱分子大本营梁山，并在珍溪、清溪间截断赖军部分渡江部队，赖部师长李剑鸣、参谋长刘公侯等高级将领被俘。
　　这位李师长，也是速成毕业生，他在杨森手上已经不是第一回当俘虏了。所以杨森便打趣他道：“老同学，你怎么又来罗！”李师长也厚着脸皮回答：“上次你招待我很丰盛，迄今念念不忘……”
　　唉，这就是四川诸侯的战争！
　　杨森击败联军后，沿长江继续向涪陵进军，于6月7日攻占涪陵城。造反的乱党分子纷纷败退：郭汝栋率残部退往南川，赖心辉退往綦江，范绍增退往渝南的木洞，吴行光最糟糕，所部几乎被杨军长全歼。
　　杨军前锋追至渝东大门铁山坪一带，已对重庆的刘湘形成威胁。
　　那时代，一切都是是靠实力说话的。这回杨森打了胜仗，庇护吴佩孚的事情自然就无人敢提了。10月6日，刚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蒋校长，便以“训政肇端，望治綦切，政府亟谋川政统一”为辞，明令对杨森“免予查办”——可郭汝栋那个二十军军长也没撤（很久以后才改番号为第二十六师，调到中原去打内战。所以鄂豫皖根据地出身的老红军们，还总爱在回忆录里把这支和他们打过仗的川军称作“二十军”呢）。
　　于是国民革命军序列里，一下就有了两个二十军（亏得贺老总那个二十军，已在南昌起义后被打散，不然就该是三个了）！
　　虽说是“免予查办”了，但只要吴佩孚还健在，蒋校长和杨森之间的纠葛就不能算完。在这个时代里，杨森算是蒋校长心中最讨厌的刺儿头之一，大家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后来竟要做亲戚吧？
　　
　　至于惹事的吴玉帅，他在这场战争中也吃了大亏，因为他不巧就做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里的那条“鱼”。
　　当杨和倒杨两军鏖战时，素来不怎么稳重的吴玉帅却一直没有表态（他虽是杨森的恩公，做的却是范哈儿府上的客，要明确表态确实很难为情），而是老老实实地蹲在大竹云雾山上看热闹。可没想到范哈儿把主力部队都调到天子店去之后，驻顺庆的罗泽洲却趁火打劫，派出所部熊玉璋旅侵占了大竹地盘，尤为糟糕的是熊旅长压根就没把吴玉帅看在眼里！
　　一开始，熊旅长声称入侵大竹是为了保护吴玉帅，可接下来就原形毕露了。6月4日，熊旅长派兵包围了吴玉帅的芝兰堂大帅部，声称要缴他的枪。吴玉帅这辈子，虽然也不是没打过败仗，但毕竟胜仗比败仗多，像这样被人指着鼻子缴枪不杀还是第一回，所以一时自尊心作祟，竟然坚称不肯妥协。
　　虽说吴玉帅已是死老虎一只，但毕竟还有两千人的兵力，熊旅虽然人数上略有优势，但装备远逊，所以一时倒也不敢轻举妄动，双方遂对峙起来。僵持到下午5时左右，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熊旅派驻城楼的哨兵走火，流弹射入大帅部，这下子就捅了马蜂窝……
　　吴玉帅身经百战，流弹见得多了，倒还镇定自若。可吴夫人张佩兰却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误以为战斗爆发，便抱着“少帅”嚎哭着冲入帅堂要找大帅拼命。吴玉帅眼见夫人临阵倒戈，偷袭指挥部，终于方寸大乱，遂同意缴枪投降。
　　双方讨价还价一番，最后吴玉帅仅保留了少量手枪自卫，其余枪械全部交出。他共交出汉阳造步枪一千三百零一支，轻机枪两挺，德式MP18伯格曼冲锋枪八十支，各式手枪八十支，日式三十年马枪三十支，各种子弹约十万发。那年头的轻机枪和冲锋枪还比较罕见，也难怪四川耗子们眼红，吴玉帅怀壁招祸，理固宜然。
　　缴枪之后，发了横财的熊旅长虽然承诺尽保护之责，但吴大帅终深感威胁，遂启程北行，投到刘存厚的防区寻求保护。从此他就托身于刘，一直呆到1931年夏末，才取道川西进入甘、青，辗转到达北平，叨扰北洋晚辈张少帅去了。
　　
1928年7月间，南京的蒋校长派代表孙铭入川，向刘湘透露风声：中央预定以二刘主川。此时刘湘、刘文辉叔侄二人，已成为四川最具实力的诸侯，蒋校长此举意在二刘示好，以为将来控制四川作准备。
　　得此喜讯后，二刘遂邀请邓锡侯、田颂尧两路诸侯，齐集资中开会，史称“四部会议”。此会的目的，是透露中央即将任命二刘主川的风声，以征求邓、田的交换条件（至于杨森，大家方才撕破脸，不消说是反对的，所以不请他来捣乱也罢），免得他们事后心怀不满，借机闹腾。
　　邓、田两家原则上同意刘湘出任善后督办，刘文辉任省长的方案，但同时也要求在省府里加入自己的人员，尤其是邓、田两人应该有相应的位置，最后商议的结果是：邓锡侯分得了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职务，田颂尧则分得了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职务。
　　不过邓、田虽不得已而妥协，但他们不可能满意于这个二刘独大的格局。而其他各部，则因在利益上毫无分润，自然更加不满。因此与邓锡侯关系紧密的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黄隐等四位师长遂聚集遂宁开会，后又将杨森、赖心辉、郭汝栋、刘存厚等部拉入结成联盟，准备合力对付二刘。
　　此时李家钰、罗泽洲两部，在实质上都已脱离邓锡侯的统辖而自成体系，一个号称“遂宁王”，一个号称“顺庆王”。罗泽洲在之前的反杨之战中，偷袭吴行光、范绍增两部防地，切断反杨联军后路，导致刘湘支持的反杨联军功亏一篑，从此与刘湘结下了仇怨；而李家钰则在此前收编了原属刘湘的李宗昉旅和孙武团，以及刘成勋的敖向荣旅，故而与二刘的关系都很紧张。但他们和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都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向西（邓锡侯防区）、北（田颂尧、刘存厚防区）均无发展可能，要扩张便只能从二刘，尤其是与杨、罗、赖、郭四部都有接壤的刘湘身上打主意。至于杨森，他刚吃了刘湘一个大亏，反刘态度之坚决自也不必多说。
　　从总兵力上看，反刘联军占了上风。而从地理位置上看，倒刘联军更为有利：罗泽洲可从邻水直取与重庆仅一江之隔的江北；赖心辉则可从重庆上游的江津出兵，沿江直下重庆城；杨森可从下游长寿直窥重庆东大门张关、铁山坪；郭汝栋则占据了渝南的南川。各部如四面合击重庆，则足以让刘湘首尾不能相顾。
　　因此罗泽洲很轻松地放出话来：刘湘已势成瓮中之鳖！
　　刘湘眼见倒杨不成，又得罪了邓、田、李、罗、杨、郭诸部，各军都对重庆虎视眈眈，己方形势极为不利，只得暗自叫苦，硬着头皮积极备战。
　　他一方面加强外交捭阖，寻求帮手。他通过本家族长刘文渊（即刘文辉的长兄），向刘文辉强调家族团结，并主动让出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等县份给刘文辉——一面是为了示好求助，一面也是为了收缩集中兵力于重庆近郊的巴县、壁山一带（因为这个，刘甫公还得了个“巴壁虎”的绰号），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战。
　　此外他还通过在渝北护商税款上做出让步，换得驻合川的陈鼎勋师承诺保持中立。
　　他又派于杨森有恩惠的师长王陵基，前往涪陵游说杨森放弃宿怨与他合作。但杨森此时倒刘决心已定，坚不肯同意，态度也很不客气。王灵官不得要领，临走时跟杨森道再见，杨却大大咧咧地对老恩公说：“战场上见！”这一点上，刘湘比杨森可就好得太多了——他即便是占足上风甚至是赢得了胜利，也还常常给人留点余地呢！
　　另一方面，他又以缩减军备为名，将原有的八个师番号的部队，整编为三个师（每师三旅，每旅三团，每团十二个连，每连人枪数达一百五十以上），既表明退让态度，又充实了基干力量。
但倒刘联军的攻势，终于还是发动了，因战事主要发生在下川东地域，故称之为“下川东之战”。
　　1928年12月16日，杨森在涪陵宣布就任四川同盟各军主席兼前敌总司令职务，声称将于17日赴长寿指挥本军攻渝。19日他又通电讨伐刘湘。
　　然而倒刘联军却在此时，给了刘湘一个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王灵官涪陵之行没有白跑，他虽然素以粗鲁出名，但这回却难得地精细了一把：他准确地做出了杨森军至少还需要两天才能进攻重庆外围的判断。
　　于是刘湘遂以此判断为依据，制定了首先击破罗泽洲的作战计划。
　　说起来，罗泽洲这回确实有点心急了。
　　早在战争正式爆发之前，罗烟灰便已经把部队从岳池经邻水，成一字长蛇阵，一直摆到了距刘湘防区江北县一碗水不到十里的地方，准备待杨军进抵张关、铁山坪一带后，便即动手。
　　“顺庆王”严重低估了刘湘的战斗力，他认为刘军不堪一击，满指望能够抢先占领重庆，“先入关中者王之”，以免被其他各军，尤其是杨森抢去这块肥肉。
　　可他大概忘记了，刘湘可是自辛亥以来便号称善战的川中名将，人家当军师长时，他才不过是个营团长呢，所以这种班门弄斧的伎俩，当然要让人看笑话了。
　　刘湘眼见罗泽洲欺人太甚，遂趁杨森尚未动弹之机，迅速调集王缵绪、王陵基两师主力集结北线，连原留在重庆城中看家的唐式遵师蓝文彬旅也调到一碗水充当总预备队。他对旅长蓝文彬，副旅长饶国华说：“王陵基昨天才由涪陵回来，他说杨森的队伍至少要隔两天才能到达这里，我们要趁杨军未到之前，先把罗泽洲捶下去！”
　　王缵绪、王陵基两师先后投入战斗，双方苦战一天一夜后，罗军全线溃败。速成老前辈们给军官学校出身的小字辈罗烟灰，好好地上了一课。
　　罗泽洲败军往岳池方向退去，打了大胜仗的刘军在追击中却吃了点小亏——在“顺泸起义”中被撵出来的前任“顺庆王”，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此时正托庇于刘湘麾下，人枪不足一千。他不顾刘湘告诫，乘胜穷追罗军，企图打回顺庆老家去，但遭罗军反击阵亡。
　　这算是刘湘军此战中受到的最大损失。
　　
　　事实证明，王陵基对杨森出兵的判断是准确的，直到12月21日，杨森军才自长寿前出。刘湘急调蓝文彬旅驰赴铁山坪、张关一带布防，次日拂晓两军打响。
　　北线各路刘军于清扫完一碗水战场后，也纷纷赶来增援，渐对杨军形成优势。杨军雷中厚旅首先溃败，丢失贡竹林高地，杨军主力杨汉域师也随之溃退，于当夜败退到江北与长寿之间的洛碛。
　　刘湘得知杨军退守洛碛后，又急令唐式遵师之张竭诚团自重庆乘船登陆洛碛，与蓝文彬、潘文华两部夹击杨汉域师。杨汉域进退无路，只得全师缴械投降。
　　24日，刘军又攻占长寿。南川的郭汝栋本就三心二意，待闻知罗泽洲、杨森战败后，即刻转而支持刘湘，出兵抢占涪陵，并进攻杨森防地忠县、丰都。
　　杨森两面受敌，只得向刘湘要求停战三天，但这回该轮到刘湘不允了。刘军于1929年1月3日晚继续发动攻势，击破与之相持于长寿以北石院子一带的杨军防线，杨森率部败逃梁山。垫江被刘军许绍宗旅占领，已投入刘湘麾下的范哈儿则乘胜夺回了老家大竹。
　　刘湘继以郭勋祺旅出万县攻分水岭，王陵基师抄袭梁山，杨军弃城而走，随即又在达县双土地、马壕再遭刘军击溃。
　　至此，杨森下川东地盘已全为刘湘所占。他只得率残部绕经达县、宣汉，退往罗泽洲防地渠县觅食。罗泽洲无可奈何，只得划渠河为界，让杨森与其熊玉璋旅同驻渠县——这会儿杨森仅剩下六个残缺不全的旅，从此彻底沦为二流诸侯，已无力与二刘竞争，只能与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之辈相提并论了。
　　时论对此战的评价是：“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李不忙，系指李家钰因怕刘文辉耍小动作，从头至尾都没动弹。
　　事实上，“多宝道人”也确实在耍小动作。
　　原计划四路攻渝中的三路，都先后失败或是倒戈了，西线的赖心辉又在干什么呢？他和刘文辉合演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
　　赖心辉按计划从江津出发，沿丁家坳、来凤驿、白市驿一线向重庆进攻。但他出兵后，其身后的刘文辉即趁虚而入，夺占了赖军永川、江津防地，并尾击赖军。
　　此时罗、杨已败，倒刘联盟大势已去，进退失据的赖心辉无计可施，只得撤到川、湘、黔交界的穷乡僻壤秀山、酉阳一带占山为王。1930年5月，他的二十二军被缩编为新十一师，与已被改编为二十六师的原郭汝栋二十军一块儿,被蒋校长调出四川参加中原大战——然而中原大战没赶上趟，随后几次“围剿”倒都让他们撞上了。
　　1932年，新十一师（后改番号五十九师）在江西碰上了以吞并杂牌部队出名的陈诚——陈矮子起家的部队就是十一师和十八军，所以才有“土木系”之称，哪能容你一个李鬼在眼前晃悠呢——结果么，自然是新十一师被“土木系”吃掉，师长换成陈时骥。陈矮子吞并该师的理由是：“该师纪律废弛，吸食鸦片，发良民证一张勒索五元，扰害人民。”
　　唉，老川军这个纪律啊！
　　不过换了东家的五十九师也没好到哪里去。在第四次“围剿”中，该师被同样是旧军阀出身的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歼灭于江西乐安附近的霍源——不过这支部队还不算完。
　　先前陈矮子在江西永丰包围解决五十九师时，不小心漏掉了一个团，该团团长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云南人李弥——他是驻粤滇军从云南老家带出来的，所以黄埔毕业后就进了和滇省关系密切的赖心辉部队。
　　听说本师被陈矮子包围缴械的消息后，李团长遂集合官兵讲话：“我们不是一样的打共产党？你们愿不愿意缴械？”官兵们齐声回答：“不愿！”于是李团长便带着官兵奋勇冲出包围圈逃走。
　　陈矮子随即便把这事儿通了天。蒋校长大怒，亲在庐山召见李团长，严加申斥，问他为何不听从陈诚的缴械命令？李弥回答说：“过去校长在黄埔军校时，只教过学生如何打仗，未曾教过缴械。因此将部队带来交还校长。”校长遂龙颜大悦，李弥也因此过了关。此后他一路战昆仑，克松山，守临朐，内战外战皆有殊功。再后来他在十三兵团司令官位置上大败于淮海，仅以身免，又跑到云南反水，失败后退到“金三角”还死不投降，让中南半岛诸国很是头疼了一阵……
　　至于成为光杆司令的赖心辉，他从此就彻底结束了征战生涯，此后只能勉强靠着国民政府上将参军的招牌混碗饭吃。在临死的时候，他自称此生“百战徒劳”、“一事无成”、“愧对乡国”、“负罪人民”。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大概就是一个失败的割据诸侯对那个迷惘时代，对那段迷惘人生的最后评价和忏悔吧？据说他葬在成都光华村，也就是如今的西南财大附近，到天下再次重归一统时，那里只余下荒烟蔓草了。
　　诸侯们都曾有过风光的时节，可在那无限风光背后，他们真的就比常人更幸福吗？
　　我想，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在下川东之战中，李家钰因害怕刘文辉趁虚偷袭其遂宁防地，一直未敢出兵，而赖心辉也因遭受刘文辉背后偷袭而功败垂成，所以反刘联盟在无奈刘湘之余，只得将怒火转移到了坏人好事儿的刘文辉头上。
　　除了泄愤之外，攻击刘文辉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
　　杨森在下川东之战中失去全部防地，罗泽洲也丢掉了大竹、垫江等地，所以目前是杨、罗、李三家人挤在一间半房子里过日子——李家钰没有损失，算是整间，罗泽洲只能算半间，杨森干脆是无立锥之地了。
　　杨森此时穷困潦倒，连筹集部队伙食费都成问题，以至于《观察》杂志称杨森命令士兵夜间睡觉必须脱裤子，以防士兵逃跑。不过据杨军内部人士很不屑地说，记者先生们只见其一，未见其二——事实上杨军要求脱裤子睡觉，还有避免将旧军装磨破的深刻用意，因为杨军长实在换不起新军装了。
　　此说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事实上，杨军长确实已经无聊到派士兵手持剪刀把持城门，见到穿长衫的就剪人家衣服下摆，然后拿回去缝补破烂军服的地步。这一点，大名鼎鼎的保路领袖蒲殿俊大人就可以作证：穷凶极恶的杨军士兵，居然连穿在他们军长前辈老乡身上的长袍也没放过……而杨军长这么做的体面理由，居然是为了提倡人民穿短衣！
　　所以这几家穷疯了的诸侯不能不扩张，也不得不扩张。扩张还有侥幸存活的可能，而不扩张只有坐以待毙。
　　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再度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改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乐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刘文辉也调集大军迎击，上川东之战又告爆发。
　　4月19日，两军接触，经过五天战斗后，同盟军败北，刘文辉乘胜追击——这回“遂宁王”李家钰又丢掉了遂宁。后多亏邓锡侯、田颂尧出面调停，刘文辉才勉强允许李军退回远防。
　　
　　上下川东之战的失败，使杨、罗、李三军窘迫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各军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或是被动的崩溃，或是主动的调整，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在他们来得及调整之前，就在1930到1931年的岁末年头，罗泽洲的部队终于出事了——罗烟灰手下旅长李俊、刘殿戡穷极无聊，为刘湘所收买，竟倒戈将罗泽洲扣押，后又将其逐走。罗部另一个旅长陈光藻出面平息了叛乱，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遂命陈接任师长（因为罗泽洲虽形同独立，但在名义上还属邓锡侯系统，所以邓企图借此机会抓回部队）。
　　但到2月间，李家钰不服老上司邓锡侯的判决，竟公然出面为罗泽洲出头（他和罗泽洲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生，所以又称为“军官系”），联合正在自己地头上吃闲饭的杨森向顺庆进军，是为北道之战。
　　陈光藻战败，只得退出顺庆，向邓锡侯靠拢。但邓锡侯财力有限，无力供养这支失去了地盘的军队，于是陈光藻便将所属部队五个旅约两万人拉去投了刘文辉——这支部队战斗力颇强，刘文辉因此实力大增。
　　3月，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部又联合出兵攻击李、罗。势单力薄的李家钰、罗泽洲理所当然地吃了败仗，丢掉了遂宁、顺庆等主要防区，为生存计只得向刘湘输诚求援。刘湘再出兵援助李家钰，于是5月间顺庆城外全川诸侯旗号云集，煞是热闹。
　　双方见牵扯渐广，都不打算再继续扩大事态（主要是二刘此时都还没有作好最后摊牌的准备），最后言和了事。
　　此战中杨森总算趁乱抢得一块地盘。他打着援罗的旗号，占领了广安、岳池、营山、蓬安、顺庆等县，将原罗泽洲剩余的防区纳入囊中，虽仍是半饥不饱，但总算稍得喘息之机。
　　至此，各拥兵十余万的二刘分霸川东、西的地位已无人能够撼动。为了简洁明了，报刊遂将占据重庆的刘湘称之为“渝刘”，占据省城成都的刘文辉称之为“省刘”。
　　省、渝二刘共霸四川的局面遂告形成，但他们之间很快出现矛盾——严酷的事实证明，在这个糟糕的时代里，传统的亲戚关系也是靠不住的。
　　
在此前一系列战事中牟取了最大利益的，是刘文辉。
　　年仅三十五岁的他，此刻已经官居省政府主席，同时还拥兵十余万，据有防区七十余县，占据了大半个四川。而且全川主要的财富之地均在他的防区内——仅以当前实力而论，他已成为四川的头号诸侯，而其潜力则更是可畏。
　　一如他自己后来所言，用三句话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就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年轻气盛的他渐渐不屑于局促四川一隅之地，他开始兴致勃勃地打量起夔门之外的世界来。
　　刘文辉对未来的规划是：内外并举，左右开弓。一面在川内加紧消灭敌对势力，以实现统一四川的夙愿；一面趁滇、黔军人内讧的机会，扶植亲己势力，为控制西南奠定基础。
　　而这一切，还仅仅只是实现他理想的基础，他的最终目的是逐鹿中原。此时天下扰攘，群雄竞逐，就像两千年前的赵佗所说的那样：“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刘文辉大概也正是这样的心态——他的理想是成为四川的秦始皇，如果可能，他还想成为全中国的秦始皇。
　　要争夺天下，首先要雄霸西南。但眼前统一四川就遇上了劲敌——那就是近在重庆的堂侄儿刘湘。
　　和这位咄咄逼人的堂叔不同，土老财一般的刘湘素来低调。他非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秦始皇，就连当个川版的齐桓公，他也未必考虑过——刘文辉的斗争哲学是“你死我活”，刘湘则是“我要活，大家也要好好地活”。
　　对于走出夔门去争天下，他并不热衷。1921年夏，他还是在熊克武、但懋辛的极力怂恿下，才出川去宜昌和吴佩孚打了一仗。但自从宜昌之战吃了亏后，他便再也不肯轻易出川去惹是非。
　　而在川内呢，他虽然号称善战，但也不喜欢挑惹事端。虽然每次都赢，但通常都会给失败者留一条活路。这种厚道作风，让他在诸侯中颇得好评——就连杨森这样的老仇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也还是他。
　　从这一点上讲，刘湘倒是个很讨敌人喜欢的对手。
　　
　　而刘文辉则正好相反，他是那种到处惹是生非，凡事做绝，连朋友也会讨厌的主儿。
　　首先是他积极参与夔门之外的天下纠纷，但却连连失手：他支持云南的胡若愚，贵州的王家烈造反不说，还在1929年12月，冒冒失失地和唐生智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宣布反蒋，竟想胁迫南京的蒋校长下台！结果因冯玉祥的西北军不肯表态，阎老西的晋军又按兵不动，最后唐生智很快被黄埔系打垮，刘文辉也就顺理成章上了蒋校长的黑名单。
　　所幸此时蒋校长正忙于对付北方的冯、阎，南方的桂系等三路人马，一时还腾不出手来修理他，刘文辉没真正吃到苦头，胆子便愈发大起来。
　　到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大联合，与蒋校长的黄埔系军队展开中原大战，7月间，连汪精卫也北上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与冯、阎、桂联合组织政府了——刘文辉便认为这回应该是万无一失了，于是在9月6日又发出反蒋的“鱼”电。
　　结果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一个李逵来，9月18日张学良表态拥蒋，东北军入关收拾局面，参与扩大会议的各路乱党一哄而散，反蒋又成泡影。
　　从此怀恨在心的蒋校长，就一门心思扶植忠厚老实的刘湘，以与成天闹腾滋事的刘文辉对抗。
　　除了在川外和蒋校长结仇之外，这几年在川内刘文辉也同样到处得罪人——渐渐财大气粗的刘幺爸，开始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大挖保定系另两位大老，邓锡侯和田颂尧的墙脚。
　　和刘文辉比起来，邓、田两位老学长都只能算是穷光蛋：此时田颂尧仅有川北二十余个贫瘠县份，邓锡侯虽号称占有川中二三十个县份，但其部下均各自为政（名义上归他统辖的几个师长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等部都是形同独立），截留税款收入，所以邓的军部也不富裕。
　　邓锡侯这个“不富裕”到什么地步呢？举例来说，他手下的谢德堪旅长，就不得不经常到牌桌上去为兄弟们筹军饷（据说能全川能做到以赌养军的，也只有脑子极度好使的谢旅长一人而已）。
　　于是刘文辉便凭借着经济上的强势，大撒金钱收买人心——邓锡侯手下好几支部队都在刘幺爸手里领津贴（比如说从罗泽洲手下叛离出来的陈光藻部，以及摇摆不定的陈鼎勋部等），而田颂尧也同样屡屡中招。
　　1929年冬，田颂尧整顿内部，扣押了其教导师师长王惠安，王惠安的妻弟帅国桢惧祸，遂将一团部队拖到二十四军驻地，投靠了刘文辉，刘文辉立委帅国桢为该军第十三旅旅长。
　　田颂尧闻此大怒，要刘文辉“拿话来说”，但刘文辉置之不理，田部虽因力弱不敢激化事态，但上下对此均极为愤怒。
　　可刘文辉并未因此收敛，接下来又发生了“寇团事件”。田军团长寇澄清，系1931 年从李家钰部投过来的，但到田军后，并未按常例被晋升旅长，因此心怀不满。刘文辉遂加以播弄，寇团仅投入田军数月，便在训练中趁隙把队伍从田军防区腹地中江拖走，又投靠了刘文辉。刘文辉亦如前例，升他为二十四军宪兵司令并大发奖金。
　　绰号“冬瓜”的田颂尧，虽然素以老实木讷著称，但这回也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立即召回正在上海养病的副军长孙震（田、孙两人此前闹了矛盾，孙拿着四十万大洋负气出走上海。在花天酒地之余，还通过黄埔一期毕业的侄儿孙元良与蒋校长交上了朋友。这就为孙震日后取代田颂尧埋下了伏笔），准备和欺人太甚的刘文辉拼一拼。
　　川事纠纷若许年，田冬瓜堂堂一家诸侯，却还是第一回主动挑起事端，可见确实是给逼急了。
　　田颂尧敢于向实力远甚于他的刘文辉叫板，倒也不完全是出于一时激愤——更重要的是，此时他已经和刘湘结成了反刘文辉联盟。
至1932年，四川各家诸侯的实力排名大致如下：
　　第一名，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及川康边防总指挥）。军部驻成都，其防区为西康全境及上下川南，川东的永川、江津，川北的遂宁、顺庆，川西的温江、华阳等县，共有七十余县，总兵力约十二万人；
　　第二名，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兼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军部驻重庆，防区为重庆、万县、奉节及下川东各县，共有二十余县，全部兵力约十万人，兵力虽少于刘文辉，但贵在装备精良，兵种齐全，拥有“海陆空神”四大兵种，为其他各军所望尘莫及；
　　第三名，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其防地为川北二十余县，设行营于成都，总兵力约六万人；
　　第四名，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防地为川西的郫县、广汉、新都等十余县，其军部驻成都，总兵力约四万人；
　　第五名，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军部驻广安，总兵力约两万人；
　　第六名，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兼川陕边防督办）。军部驻达县，总兵力约万余人；
　　第七名，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驻蓬安周口镇，兵力约一万人；
　　第八名，新编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暂时没有固定驻地，兵力约一万人。
　　从上可见，刘文辉已与其他诸侯拉开了差距。由于其在防区税收上占有巨大优势，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中，所以他并不急于挑起全面战争，再耗上三五年对他最为有利——而其他各军则处于扩充便要挨饿，停滞更要挨打的两难境地。
　　其他诸侯虽在财政收入上已无法与刘文辉相提并论，但他们暂时在总兵力上占有优势，因此急欲挑起争端，以求尽早削弱“多宝道人”，防止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而其中，又尤其以排名后三位的杨、李、罗三家最为急迫，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以倒向宿敌刘湘为手段。
　　杨、李、罗如此猴急是有道理的。他们在此前的上下川东和北道之战中，被二刘大大削弱，尤其是刘文辉，更是咄咄逼人，连“遂宁王”手里的遂宁、“顺庆王”手里的顺庆也给夺了去——打人也不要打脸嘛！
　　所以，此时这三家诸侯不但怨恨已极，而且已近无立锥之地，他们反正一无所有，也就不怕天下再乱一些。事实上，川局重新洗牌，对他们来说反倒是翻身的好机会。
　　
　　但尽管杨、李、罗最为猴急，就凭他们那点可怜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影响大局，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到了同样深感刘文辉威胁的刘湘身上，纷纷向刘湘表示，愿意替他在反刘文辉战争中打头阵
　　然而刘湘也很清楚，单凭他的实力，即便再加上杨、李、罗三个不中用的帮手，也绝不是保定系的对手。
　　但刘湘也有一手好牌：在此前的下川东之战中，他虽然把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等防地一股脑地送给了趁火打劫的刘文辉，以至于成为“巴壁虎”，但却在此后击败杨森，攫取了全部下川东地盘。从此他便掌握了川江航道的控制权，牢牢扼住了这条四川诸侯外购军火物资的大动脉。也就是说，虽然刘文辉有钱，但他刘湘却可以让这位堂叔买不来一颗子弹。
　　所以刘湘此刻便双管齐下，一方面自己大买飞机、军舰（说来惭愧，不过就是法国人的淘汰货），一方面却严禁其他各军，尤其是刘文辉部输入与扩充军备相关的一切物资——这一手，可是把刘文辉气得牙痒痒的。为了缓和叔侄关系，他亲自跑到重庆和堂侄儿谈判，大打亲情牌，但最终却无功而返。
　　除此之外，刘湘还利用刘文辉与田颂尧、邓锡侯两部的矛盾，积极分化保定系，三方使节往来不绝。而刘文辉也随即以牙还牙，大挖刘湘的墙脚——刘湘手下的范绍增、蓝文彬都收到刘文辉送来的巨款，范哈儿得了四十万元，立刻报告刘湘，刘湘便让他拿着这笔钱去上海玩耍。而蓝文彬拿钱之后一声不吭，立被刘湘解决。而同时，刘文辉手下的张志和、陈鸣谦等师旅长，也收到了刘湘送来的款项——张志和不祥，陈鸣谦则据说前后收了刘湘三十余万元。
　　于是二刘关系日趋紧张：刘文辉向各界抱怨他向国外购买的军用器材、工业用品等在渝万航道中被扣（照例是刘湘不出面，由驻万县的王陵基出手）；而刘湘也到处对亲戚朋友诉苦，称小六叔对他使用巫蛊之术，害得他大病一场（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这种理由也亏他想得出来），而五叔刘文彩甚至还派人赴渝谋刺他……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田颂尧当然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怒火冲天的他立刻同意与刘湘结成反刘文辉同盟。而号称“水晶猴子”的邓锡侯，也因为自己部队屡屡被刘文辉策反分化，因而同情田，明里宣布中立调停，暗地里却授意其所属的江防军黄隐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反刘文辉的行列——时人对此的评价是：“君侯不愧号水晶，半用调停半用兵。刀打豆腐光两面，输也吃糖何况赢！”
　　连保定系和自家人都明里暗里希望刘幺爸吃点苦头，刘文辉的倒霉自然在所难免了。
　　所以田颂尧估计，只要他态度强硬一点，把部队拉到成都城外虚轰几炮，不利于即刻开战的刘文辉就必然会有所退让，这样既不破坏保定系对速成系的优势地位，也有利于自家的发展。
　　于是，1932年10月前后，田颂尧便调集本部三十余团的兵力，向德阳、新都、成都等地集结，准备向刘幺爸武装示威。两军在城内各街区遍筑工事，居民一日数惊，战事一触即发。
　　唯恐保定系不乱的刘湘，也特派参谋长张斯可，坐镇成都。此时田、刘已达成协议，双方同时从东、北两方进攻刘文辉。因此张斯可在成都的主要任务，就是督促并确保田、刘开战——保定系大内讧不开始，刘湘绝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此时田军的决心，却很是混乱。
　　副军长孙震是最积极的主战派，师长董宋珩等则较为温和，至于中下级军官，他们对打仗完全没有兴趣。而田颂尧本人，则犹豫不决，既想要找回面子，但又不愿把仗打得太大，完全寄希望于刘文辉的主动退让。
　　就在田军集结好了兵力，却又迟迟不肯大举发动的时间差里，刘文辉也迅速完成了兵力集结。事实证明，田颂尧完全错估了这位小师弟的决心：刘文辉对田军威胁反应相当强硬，他罔顾刘湘在东线的进逼，急调驻防江津的张志和、驻防顺庆的陈光藻两师，放弃防地兼程西上成都。硬摆出一付宁可便宜刘湘，也要集中兵力先打垮田军的姿态。
　　就这样，田颂尧误判了刘文辉，而自负的刘文辉则误判了整个棋局。一场导致保定系彻底分裂的大冲突，已不可避免。
　　
　　现在，已经不需要田颂要去考虑要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在刘文辉主力赶到后，实力处于下风的田军已完全处于被动态势。
　　而此时的刘文辉，也绝不是个肯与人为善的主儿。
　　田军与江防军在成都西郊土桥紧急会议，决定成立联军，以田军副帅孙震为西路联军总指挥，两军在双流、新津道上首先展开攻势，以切断刘军后方联络线，然后再聚歼其城内部队，并以驻防灌县的江防军龚渭清旅进攻崇庆、温江作为策应。
　　1932年11月中下旬，双方全面开战。
　　首先与刘军打响的，是布置在西线的黄隐江防军各部。江防军刁文俊、刘应龙两旅在箕头桥与刘军傅渊希、刘元塘两旅接触，未及展开即被击溃。计划出击崇庆、温江的龚渭清旅虽一度占领崇庆，但势成孤军，也随即退回。江防军各部纷纷退往郫县、彭县，田军各部也退守新都和成都北门的簸箕街、迎息楼一带。刘军乘胜绕道成都城北，夺取了凤凰山、天回镇等北线要点，完全切断了成都周边田军与其川北根据地间的交通联系。
　　至此，刘军的企图已相当明显——聚歼田军于成都城内。
　　在此同时，城内两军也开始交火。
　　双方自城内新东门至老西门一线，全线展开争夺战，争夺的焦点，是皇城内接近后子门的煤山。
　　成都城地处平原，本无山丘，这座煤山乃是由历年煤渣堆积而成，高仅两丈余。虽然山势不高，但煤山所处的位置却极其敏感：如果它为田军占据，则刘文辉设在将军衙门的军部及其陕西街公馆即在田军迫击炮射程之内；而如果刘军占据此地呢，他们也同样可把炮弹打到田颂尧设在山西会馆的军部（事实上田颂尧此时已把军部迁到了文殊院）及其东二巷公馆。
　　因此，双方军队都急欲占领此处，以至于在如此弹丸之地，竟各集中了三、四个团以上的兵力（田军方面投入的，就抗战中死守藤县的王铭章师），冲杀达四、五昼夜之久，周边民房全成瓦砾——所以战后成都市民极其恼火，大家自行动手，将这座惹祸的小山拆平了事。
　　此战，田军自旅长钟光甫以下，伤亡一千一百余人，双方合计伤亡当在两千以上。战至最后，双方均无法控制这一要点，遂由邓锡侯出面调停，二十八军部队以中立身份进驻煤山将两军隔开，这场战斗才算了结。
　　煤山之战，田军还勉强和刘军打了个平手，但在其他战场上，实力处于下风的田军就没这么好的手气了。
　　就在城中巷战开始的次日晨，刘军即在成都东郊对田军发起了进攻。刘军投入了刚从江津赶来的张志和师约十个团，而田军则仅有守沙河堡的杨哲远和守兵工厂的秦奎元这两个旅。田军兵力远逊，对战事的准备也不足，仅抵抗到黄昏后便退入新东门内，东郊兵工厂等要地全为刘军所控制。
　　东线刘军随即由猛追湾北上，与自西线北上的刘军会合，开始自西、北、东三面，围攻固守成都北门外簸箕街的田军。
　　簸箕街东端的迎息楼正面，战况最为激烈。刘、田两军大部投入此处，田军副帅孙震亲临指挥，双方对峙三四昼夜，田军伤亡惨重，邵兴发、张英等两个团长阵亡，至12月初，田军无力支撑，只得全部退入城中。
　　此时田军困集于成都城内西北一隅之地，通往川北根据地的北道交通已断，势成瓮中之鳖。田颂尧沮丧不已，孙震虽然还在给将士们打气，说什么老子“绝不从上海回来做俘虏”之类的狠话，但也已无计可施。
　　
　　在邓锡侯的调停下，已彻底泄气的田颂尧与邓、刘达成协议，愿意交出部队，分由二十四、二十八两军收编。田本人赴邓公馆避难，军中旅长以上职务者分别安插，团长以下者则带队到指定地点听候改编。这在当时，是战胜的诸侯对失败者最通常处置方式，所以各方头头对此均无异议。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回却出了点小插曲。
　　当邓锡侯带着二十四、二十八两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前往尚在田军控制下的北门视察时，忽被田军屯殖司令部警备大队长马骥张扣留，关押于火神庙内。据说是田军中下级军官对协议不满，因此宁可死战突围，也绝不肯投降任人宰割——因此他们便顺手扣押了一批人质，准备实在突围不成就同归于尽。
　　话虽是这么说，但就笔者一点浅见，号称“水晶猴子”的邓锡侯，怎么会笨到人家还没放下枪械，就主动上门让对方当人质抓的地步？更何况，此时田军投降在即，其防地有什么好视察的，值得邓军长心急火燎地亲自出马？而且他还顺手把刘文辉的亲家翁，二十四军前敌总指挥，川康边防军第一师师长冷寅东也带上，就更像是要挟刘文辉必须赎票的意思了。所以，这出戏怎么看也像是一场双簧。
　　而另一方的双簧演出也同样逼真：田颂尧自称已放弃指挥，不能负责；孙震则一面表示强硬，一面大作顺水人情……
　　于是，邓锡侯便在田军将士的“威胁”下，“无奈”地同意出面同刘文辉磋商，另订解决方案，遂被放走。
　　刘文辉未尝不疑心这出戏的真实程度。
　　但此时他有人质在田军手中，而刘湘也已在东线发动攻势，二十四军连连丧师失地。因此成都战事他更是拖延不起，只得借坡下驴，同意参加在邓公馆内举行的三军长会议，重订解决办法。
　　于是田、刘成都之战，最终以三军长把酒言欢，保定系在场面上重归于好而告结束。当然了，作为失败者的田军，虽然得到了宽大处理，但仍被逐出成都，大部退往新都，仅留一个团驻成都。而胜利者刘文辉呢，他也即刻将其二十四军主力东调川中的井研、荣县及资中、内江一带，迎击西进的刘湘。
　　“田、刘”成都之战结束，保定系彻底分裂，而“二刘之战”，则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