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说词口语交际实录:《人性:情绪的历史》愤怒,激怒,生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8 18:15:30

《人性:情绪的历史》愤怒  激怒  生气

愤怒

愤怒使愚钝之人机智,但却让他们永远陷进贫穷中。

    伊丽莎白一世

    1.由痛苦、冲突所引发的情绪;困扰、恼怒、悲伤。

    2.一种主动的情绪,同义词是激烈的震怒或者文学用语怒火。

    3.身体激动、生理上的痛楚感。

    达尔文在生理学层面上对其做出的解释:

    心跳加速;面红耳赤;瞳孔紧缩;瞪大眼睛;两眼发亮;呼吸急促;鼻孔张开;嘴唇紧闭;皱眉;胸部扩张;胳膊弯曲;拳头紧握;额头和脖子上青筋暴起;身体朝对方倾斜;咬牙切齿;挥舞手臂;言辞尖锐;失语;言辞激烈;有时会露出一边的犬齿。

愤怒

当人长期感到害怕或者受胁迫后,他的情绪会逐渐转为愤怒。这一观点从词源学上也可以得到证明,最早用来表达愤怒的词汇与恐惧一词很相像,而且它准确的含义是:外在环境因素给人带来不幸后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困扰和痛苦压抑到一定的程度,人就会变得疯狂,这种疯狂状态在我们今天的人眼里就是一种被痛苦所引发的“主动的情绪”。古挪威语“angr”是愤怒(anger)和痛苦(anguish)共同的词源,它们都保留了古语中悲痛的意思。假如我们把恐惧看作是被动情绪的话,那么愤怒就是一种具有内在激发力的主动情绪。另外,愤怒似乎与身体的表现紧密相连。正如词典的解释那样,愤怒还包括皮肤的痛楚和伤疤。虽然鸡皮疙瘩不等于恐惧,但疼痛与伤疤却用来直接指称愤怒(当然这种指称关系在古语中更为明显)。伤口的青紫色暗含着一种愤怒的情绪,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当人们愤怒的时候,脸上的毛细血管在高血压的作用下破裂,也呈现出青紫色。

    但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愤怒作为一种极端的情绪表现,它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病态、不正常。心理治疗中的各种愤怒调节法都是基于这种观点。在后朋克时代,霍华德·德维托的歌词中写道,“我愤怒,我痛苦,我罪恶”。我们的文化对待愤怒总是有着模棱两可的双重态度:一方面我们把愤怒看成是内心压抑过久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责备愤怒的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洛杉矶的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塔佛瑞斯近来在愤怒方面颇有研究,她认为身体和心理的变化都能引发愤怒,而愤怒也会对身体和心理产生影响。研究愤怒的神经通路,我们发现引起该神经冲动的引发点既可以位于大脑的边缘系统,也可以是新皮层的某个部位。其中,边缘系统布满了与非理性情感相关的神经系统,而新皮层则是与理智推理相关的神经系统的所在地。愤怒可以起源于理性的推理判断,仔细分析了各种证据后发现自己在工作中的贡献居然被忽视因而无法得到提升;愤怒也可以是突然间的情绪爆发,比如手上拿着沉甸甸的购物袋,却发现钥匙怎么都开不了门。现代神经学的发现证实了柏拉图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的一个观点。柏拉图曾在《理想国》和《蒂迈欧篇》这两部著作中提到人类的灵魂由理性、欲望、激情三部分组成。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中,激情的位置最模糊,也最耐人寻味。它有时与理智相对,有时又与欲望相冲突。在《理想国》中的一段对话里,苏格拉底让他的辩论对手格劳孔考虑一下武士列昂提诺的故事,列昂提诺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一定要看死刑犯的尸体,虽然他知道结果会使自己感到很恐惧。他的激情,以一种愤怒的形式责备自己的欲望。理性也会与激情相冲突,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奥德修斯击打自己的胸部,呼唤心脏来引导自己。在柏拉图的理论中,心脏是激情的所在地。现在的科学理论将激情移到了大脑,但并没有哪个确切的位置是专门控制激情的,因为大脑的两个半球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感情。

    从最早的斯多葛派到基督教思想家再到现代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认为愤怒使人失去理性的控制,降到动物的级别。17世纪的思想家蒙田、作家罗伯特·伯顿在讨论愤怒的时候都引用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一段诗篇,奥维德认为愤怒者的表情有着美杜莎美杜莎(Medusa),希腊神话中的蛇发美女,也有人说她是女妖。谁直接看到了她,谁便要变成石头。——译注能将人变成石头的魔力:

    愤怒的面容,

    冲动奔涌的血液使它变成黑色,

    美杜莎般的眼神发出可怕的光。

    罗伯特说,愤怒中的人们失去了理智,盲目无情地仿若禽兽一般,诅咒、起誓、责骂、搏斗,无所不为。理智如果想对愤怒有所控制的话,也必须等到愤怒平息的时刻,然而事实总是人们无节制地纵容自己,愤怒的程度越来越深、久久不能平息,长此以往就会陷入精神混乱或者抑郁的状态。与罗伯特不同,蒙田的观点与弗洛伊德不谋而合,他坚持一味压抑愤怒的情绪反而会导致精神困扰。“我愿意展示我的情绪,而不是独自一人默默地忍耐,经表达、发泄后,情绪会自然减弱。”如今,那些心理咨询师经常会拿出泡沫橡胶做的棒子,交给愤怒的人去发泄不满,此法并没比蒙田高明多少。

    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欧洲人对待愤怒的态度开始有所宽容和谅解了。19世纪40年代,曾担任过牛津大学教师、威斯敏斯特大主教的罗马天主教教士的卡蒂诺·亨利说,“愤怒是实现公正的有力支撑”,愤怒有矫正社会不公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私人领域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

    如果说恐惧能稳固社会的话,那么愤怒,特别是集体的愤怒却会引起社会动荡和分裂。它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起义,而是社会的突然失序,是暴动。当人们聚众抗议社会不公,结果却遭到警察的驱赶,同时发现当局也根本不为所动时,群体中往往就有引爆骚动的可能。在群体暴乱中,由于无法确定是谁扔了砖头等问题,因此个体感觉受到了保护,不再有所顾虑,这强化了暴力行为。正因如此,警察只能随机逮捕暴乱中的游行者。

    19世纪40年代是英国历史上相对平静的时期,尽管社会等级依然分明,城市和农村贫穷如故,而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居民其平均寿命不超过20岁。在如此艰巨的生活处境下,一个来自宗教的变革却引发了很大的民愤。起因是教会改革礼拜仪式,而民众对此并不接受。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布道放在代他人向上帝祷告和圣餐仪式之前,而且在布道时,牧师是作为个人与其他信徒进行对话(因为每个信徒都有权利对圣经做出自己的解读,牧师的解读不具有惟一合法性),但在分发面包和酒的时候,牧师又代表了上帝的使臣,这一神圣的职责表现在牧师身着的白色法衣。然而在之前布道的时候,他必须把白法衣脱掉。

    仪式的变革要求牧师在整个过程中进行两次换装,起先穿着白法衣,在布道的时候脱掉,只穿里面的黑色衣服,然后在分发圣餐的时候再穿上白法衣。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助手帮助他穿穿脱脱。在信奉新教的民众看来,衣服的更换是仪式主义的表现,而繁琐的形式应该是天主教而不是新教的特征,因而他们拒绝接受变革,而教会却顽固坚持。零星的冲突时有发生,有些过激的民众还遭到了当地政府的警告。采纳变革的教堂外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抗议者,在切尔西的圣巴拿巴教区,民众的示威游行甚至导致了交通中断,政府在口头警告无济于事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用警棍驱散民众。

    集体的失序和混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平复民众愤怒的情绪,但这很可能只是短暂的现象。当腐败的总统依旧在位、糟糕的税收政策仍然未变,而抗议者却被拘入监牢或在医院疗伤时,来自民众更激烈的一轮愤怒抗议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愤怒的民众开始暴乱,那只有武力镇压才能稳定时局。在镇压过后,政府一般会做些退让来缓和民众的情绪,西方(特别是英国)历史上的政治演进往往是通过这种模式。虽然政府表面上是绝不妥协的,但事实是经过一些合适的谈判和斡旋,他们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民众的意愿。没有妇女参政权论者的抗争,妇女不会那么早就获得公民权。对给予妇女公民权一事,官方解释是考虑到妇女在一战中的贡献。其实敲碎玻璃、绝食抗议、烧毁旗帜才是逼迫政府做出决定的真实原因。1990年,伦敦发生了抗议人头税撒切尔政府实施颁布“人头税”,在英国引起两次骚乱。舆论批评“人头税”既不公平,又不可行。——译注的流血冲突,冲突虽没直接导致废除人头税,但却迫使撒切尔夫人辞职,因此,新内阁的所有竞选者都宣称要废除这项税收。

    在一些社会心理学家看来,民众公开地表达愤怒情绪肯定是健康的,而表达的方式也不局限于成群结队的游行抗议。安德里亚·道肯抱怨如今大多数的女人对男人还是太谦和了。伊丽莎白·芙瑞尔·威廉斯在1976年说,如果不将愤怒表达出来,那么被压抑的情绪就会以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比如头痛、过敏性皮肤、暴饮暴食、酒精依赖等等。回忆自己幼年的行为不端,伊丽莎白说:

    尽管我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十分调皮的小女孩,但在内心深处我时常会为我的坏脾气和自私行为感到罪恶。直到最近我才摆脱了那种因自我谴责而出现的头痛、皮肤过敏或者暴饮暴食。

    虽然这种要求释放愤怒情绪的心理疗法使人们不再受制于社会传统的束缚,但是它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后果。当人们一刻也不愿压抑愤怒的情绪,同时认为没有理由去压抑时,人们对待愤怒就有点儿束手无策了。看看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世界,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在他们看来不公正的社会,但用吼叫的方式释放情绪也没能消除头痛、皮肤过敏和暴饮暴食等症状。

    在某些文化背景中,表现出愤怒是令人可耻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愤怒使人失去自我控制,沦落到动物层面。而在朝不保夕的处境下,愤怒更是支付不起的奢侈品。生活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族以打猎和采集为生,严酷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深深意识到部族的延续必须依靠所有成员间的密切合作。当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愤怒一触即发时,其他人总会作为旁观者及时救场,然后用集体讨论的形式解决。在他们眼中,愤怒并不是一种让人释放自我的享受,也不是被压抑者表达自我的途径,它是让人感到沮丧和厌恶的灾难。在布须曼族,罕见愤怒,即使有,它也会在自我克制和社会支持中得到缓解,不会给和谐的集体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因纽特人以唱歌比赛的方式解决冲突,冲突双方在众人面前用歌声唱出一些诋毁对方的话,然后由观众笑声的热烈程度来决定胜负。事实上,比赛过程中总会出现些快乐的小插曲让敌对双方缓和情绪,最终减少敌意。无论是布须曼人还是因纽特人,他们都清楚愤怒总是在一瞬间爆发,如不让其缓和,势必更加恶化。有一些治疗性或仪式性的做法对消除愤怒也有帮助。在《镜中奇遇记》中,爱丽丝发现,叮当弟叮当兄为了一个弄坏的拨浪鼓要格斗一场,但在格斗前他们必须穿上格斗的衣服,在穿衣服的复杂过程中他们的愤怒已经减轻了不少,最终因为一只突然出现的大乌鸦而没打成架。

    日本近几百年的文化传统都十分崇尚自我克制的礼节。古代的日本武士如果看到哪个路人对他没有恭敬鞠躬,可以一刀杀了他;但在文明开化后的日本,社会却不提倡表达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愤怒。事实上,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其民族性格的特点都强调在激惹和困境面前的自制和忍耐。日本这种“静的文化传统”,其出现的时间早于欧洲的骑士文化。早在11世纪由日本宫廷女子紫式部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很好地表达了这种平静宁和的文化。故事开始没多久,主人公光源氏(天皇最喜欢的儿子)就和他的表兄头中将一起讨论何为女性应该具有的最佳品行。他们很快达成一致,认为是宽容。“无论何事,总应沉稳应对:丈夫做出令人怨尤的事,只向他暗示自己已经知道;即使有可恨之处,亦应在言语中委婉表示而勿伤感情。这样,丈夫对自己的爱情尚可能挽回。男子的负心往往全靠女子的态度来救治。”头中将对此表示赞同,并把宽容上升为一种伦理道德。

    如今有此等事情,男子的俊秀和温柔为女子真心所爱,而男子有不可信赖的隐情,这就为难了。这时候女子自认问心无愧,宽容丈夫的轻薄之举,以为丈夫必然回心转意。可结果未必真是如此。但也就只能如此:即使丈夫有违背自己的行为,女子还是最好忍气吞声。

    时至今日,日本人仍然会以微笑来面对敌手,以此显示自己对仇恨情绪的自我克制力。如果对敌手面露怒色、声调提高,则表明自己已经在自制和行为上输给了对方。

    当我们把目光再次拉回到前文所提之事,即发生在19世纪英国教民反抗教会更换教会仪式的事件,我们不难体会民众表达愤怒和社会道德礼节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与不符。人们通常认为英国自我克制的民族性格形成于维多利亚时期,可实际上却是之前一个世纪的乔治王时代。乔治三世在位期间,英国人就已经自认为是行为颇为克制的民族了。虽然有时也会暴怒,特别是性格易于激动的英国南方人,但是在一整套礼节的要求下,英国人行为朴实诚恳,连语调上的小细节都详加注意,少有人敢于标新立异。更为重要的是,情感表达退缩到了私人领域。英国人的这一典型民族性格在18世纪后期最终形成,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成为英国人,特别是英格兰人公众交往的基础。

    英国人的谈话风格曾经完全迥异于现在,其优美文雅是现代人所无法企及的。那些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其人物间的对话其实与当时人们日常下午茶的谈话没有什么差别。一位乡下教区牧师和他女儿共进晚餐时的言谈举止更是与勃朗特姐妹小说中描述的情景差不多。朋友在街上偶然相遇,彼此寒暄都用非常正式庄重的语气。乔治·杨在其作品《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个时代的画像》中特别提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谈话风格的转变。交通运输方式的改进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这时,谈话从文雅的艺术沦为一种快速获得信息的手段。假如时间就是金钱,那么谈话,引用杨的一句名言来说就不再是灵感的撞击而仅仅是程序,停下手边的事情闲聊似乎是很奢侈的。而到了20世纪,谈话中所剩无多的那些艺术成分最终也被出现在家家户户的电视机给消除殆尽了。

    狄更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译注在其许多作品中都极力表现主人公在新旧两种不同生活模式中寻求平衡的心路历程。当工业成为引导社会变革的动力,所有的城市土地都被商业规划后,像大卫·科波菲尔《大卫·科波菲尔》是英国作家狄更斯1850年发表的有一定自传性的作品,展示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广阔画面,更多地反映了狄更斯希望人间充满善良、正义、人道、博爱的生活理想,是狄更斯的得意之作。——译注这样的小人物也只能尽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他意识到自己也要对生活进行必要的规划,就像会计记账那样用赚入和支出的差额来衡量成功。可他的疑惑是,既然上帝的眷顾是随机给予的,可为什么别人的计划总是成功而自己总是失败。不过,科波菲尔太太比较乐观,她相信好事情总会出现,就像大雾过后总有明媚的春光。

    我们再次回到前文提到的问题,即为什么在一个强调文雅和克制的时代英国却发生了教民反对改革的冲突。答案是,经济的发展将大量习惯乡村生活的农民集中到了城市,致使城市中出现了贫富差距不等的各个阶层。人们感到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越来越冷漠而不可知。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这场冲突根源于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反抗,而公众的集体失序往往是某个阶级或者阶层共同参与的结果。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人阶级不愿意接受上升的资产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他们愤怒、抗争,都是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尽可能减少损失。压制愤怒、追求文雅的确是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习惯,《源氏物语》中所提倡的也是这种品德,但随着19世纪工业社会的来临,人们更愿意在不公正社会里追求尽可能多的合理利益,而不是单纯地要成为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

    1965年8月13日正值星期五,夜晚,美国洛杉矶的一名警察(当时洛杉矶警察局的所有警察都是白人)在黑人社区拦住了一辆超速的汽车,驾驶者是一名叫做赖伊的21岁的黑人小伙子,他正从朋友那儿开车回家。在路边的问讯过程中,警察还发现他饮用了伏特加,但赖伊一再向警察表明自己的违规行为并不至于要被拘捕,事情引来了很多的围观者。警察害怕事情恶化,于是叫来了更多的警力支持,这反而导致事态进一步迅速恶化。赖伊奋力挣扎,大喊大叫,说如果他进了监狱肯定会被警察杀掉。看到赖伊被押进警车,黑人们开始辱骂警察是“蓝眼睛的魔鬼”,朝他们吐口水。警察随即又逮捕了几名武力抵抗的黑人,直到车子塞满了黑人,他们才开车离开。当车子行至街角时,有人(据证实是一个19岁、名叫甘伯瑞·波普的黑人)扔了酒瓶子,这像一个信号点爆了黑人的怒火。霎时间,社区里的所有人都拿起了武器,一场暴乱已在所难免。

    1965年8月洛杉矶黑人区暴动,以及1992年4月黑人罗德尼·金被殴事件,都是美国历史上比较大的种族暴乱事件。暴乱中,人们推倒汽车、砸碎玻璃窗,甚至还会抢劫放火,黑人闯入民宅洗劫一空,攻击商店,亵渎教堂,原因是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白人的。虽然官方称警方在平息事态的过程中,主要是针对抵抗者,然而事实不止如此,很多无辜者也惨遭殃及。在洛杉矶黑人区暴动中,洛杉矶警察局至少动用了16000名警力,还得到了国民警卫队的支持,后者在城市里到处设置障碍物。在一个十字路口处,有标语写着“向右转,否则将被枪击”,暴乱经历了6天才得到平息,医院里挤满了1000多位伤员,其中3/4的人,包括许多儿童,最终不幸身亡。

    洛杉矶黑人区暴动在黑人争取人权的历史中具有转折性意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一些州,黑人就经常在法外遭受杀害,这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虽然黑人也有抗争,但洛杉矶黑人区暴动使事态进一步激化,继洛杉矶之后芝加哥、克利夫兰以及俄亥俄州都因为相似的原因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抵抗事件。很长一段时间,由白人构成的警方不愿承认罗德尼·金事件的真实原因,但事后他们承认原因与警察的虐待、黑人恶劣的居住环境、破烂的学校以及高失业率有关。其中,《民权法》的颁布也是原因之一,该法案在洛杉矶黑人区暴动的前一年颁布,但在实施过程中各个州政府却不愿受制于该法案而各自制定出许多规定。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第14号提案》,完全不顾《民权法》关于要公平提供住房的规定,这成了诱发暴乱的一项直接原因。很多黑人家庭居住环境完全不合标准,但《第14号提案》却仍让他们居住在那里。因此,引发洛杉矶黑人区暴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黑人对单一违法事件的不满,而是长期以来压抑着的不公平感。

    洛杉矶黑人区暴乱平息了。但在此后的几年里,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仍然以其他不同的方式继续表现出来。大批白人中产阶级的年轻人逃学去旧金山参加“夏季之爱”1967年的“夏季之爱(SummerofLove)”,吸引50万年轻人带着轻便行囊、搭乘福斯箱型巴士,由全美各地涌进旧金山;一场“做爱不作战、吸毒不嗜酒、爱摇滚不爱爵士”的火燃烧开来。这群被称为“爱的一代”或FlowerChildren的人们,激化了当时的民主自由浪潮。——译注的活动,该活动在1967年乌兹塔克音乐节乌兹塔克音乐节,全称“WoodstockRockFestival”,是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系列性摇滚音乐节,主题是“和平、反战、博爱、平等”。——译注后备受媒体关注。他们躺在湿泥巴里吹气泡,围成一圈沉醉在迷幻药和吉米·亨德里斯(这场活动中惟一的黑人代表)的吉他声中。乌兹塔克音乐节的参加者们倡导和平与爱,他们用反叛社会的方式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中所倡导的那种宁静平和。黑人焚烧了街区,而白人嬉皮士点燃了大麻,似乎愤怒可以通过消极、被动的方式表达,然而消极的背叛却无法触及问题的真正根源。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

激怒

政府机构经常会利用人们的恐惧和羞愧等情绪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但是却不大利用愤怒。这很容易理解。只要政府觉得有必要,他们就会有意让民众对其心怀畏惧,相反,故意去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却很少见。然而,一些与政府意见相左的社会团体却经常要挑起人们的愤怒情绪,尤其是艺术领域的一些派别。

    愤怒作为艺术领域中一种全新的表现手段,不过是20世纪的产物。这种艺术萌芽于一战时期苏黎世和柏林的咖啡馆和小酒吧里,最终以黑人音乐的形式在美国西部中心城市洛杉矶迎来了它的高潮。当然,当黑人音乐发展到团体饶舌团体饶舌:GangstaRap,Rap的一种,它的内容多与都市犯罪有关,充满暴力、色欲,是反映现实的一种音乐路向。GangstaRap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美国兴起,音乐Rap中的强悍尖锐派,在美国大受欢迎,唱片销路甚高。而不少GangstaRap乐手本身真正“参与”现实中各式犯罪,部分更因而入狱甚至死亡,GangstaRap可说是真正反映现实兼令人触目惊心的乐种。——译注时,艺术中原有的愤怒就沦落成自我满足和单调的自夸。20世纪后半叶的各种政治危机,如越南战争、70年代的经济萧条、核武器竞赛,都直接导致视觉艺术和音乐作品中各种不满情绪的出现,而这种激烈的不满情绪又或多或少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反叛艺术。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达达艺术达达派(Dadaism)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艺术流派,产生于1915-1916年,一群诗人和画家因不满大战用机器杀人,心生悲观的看法,共同创造一种反抗性的艺术运动叫“达达”(Dada)。“达达”的意思是“玩具马”,是那群艺术家在法德辞典中偶然翻到的词,便以此为社团的名称。——译注和后来出现在英国的朋克摇滚、美国的饶舌音乐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1916年还只能出现在“落选作品沙龙”里的愤怒艺术,在20世纪后半叶却演变成为主流。胡戈·巴尔胡戈·巴尔(HugoBall,1886-1927),德国作家和戏剧家,达达派艺术的创始人之一。——译注只能在自己的小酒馆里朝着惟一的观众磕磕巴巴地念着歌德和席勒的诗,而“性手枪乐队”性手枪乐队(SexPistols),成立于1975年,到1976年已经在英国乐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创建者是伦敦一个时装小店的老板马尔科姆·迈克拉仁(MalcomMcLaren),这位有着独立思想和极强的社会活动经验的“领导者”,以新颖独特的革新手段塑造了一个反叛的乐队。——译注的歌却是高居流行排行榜的榜首。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20世纪之前已经有艺术家在作品中表达过愤怒。戈雅戈雅(Goya,1746-1828),18世纪至19世纪西班牙最具影响的艺术大师。——译注的《战争的灾难》系列蚀刻组画就饱含愤怒,以表达对1807年到1814年间法国入侵西班牙和普鲁士半岛战争的厌恶。一幅题为《我们为何而生》的画中,一个战争幸存者对着大量的尸体呕吐;在另一幅题为《还能做些什么》的画中,三个士兵正在肢解一个仍有一丝意识的俘虏的手脚和生殖器。戈雅作品中的这种愤怒在20世纪的几位大师的作品中都有重现,比如1936年萨尔瓦多·达利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和版画家,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与毕加索、马蒂斯一起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画家。——译注创作的《内战的预感,带熟豆的软结构》,还有杰克和迪诺斯·查普曼杰克和迪诺斯·查普曼(Jake&DinosChapman),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兄弟组合,定居伦敦。用现代工业材料制作出联体儿和畸形儿,来表达对社会组织的矛盾、宗教的怀疑、儿童受虐待和美的本质的思考。是恶趣味艺术的代表作家。——译注的《死之伟大》曾于1997年到1999年在伦敦、柏林和纽约巡回展览,该作品中三具尸体被钉在树上,其中一具已经碎断,四肢与头被凌乱地固定在树枝上。

    戈雅的创作虽然并不来自他的亲身体验,但他的系列作品仍然算得上是客观记录艺术的早期代表。戈雅执着地用艺术的手段来表现精神的荒废和个人的愤怒,就如同现代摄影记者用照相机所做的工作一样。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稍显极端的艺术刺激了主流文化的神经而感到任何歉意。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没有批评和揭露的社会是病态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被德国驱逐出境的艺术家生活在维也纳,创建了集音乐、讲话和媒介于一身的全新艺术方式——WienerAktionismus,即现在所说的身体艺术身体艺术:bodyart,行为艺术(performanceart)的一种。——译注,他们在仪式化的表演中使用动物的内脏、血液,鞭打动物,还通过自慰增加身体的柔韧性。虽然很多身体艺术的早期成员都年纪轻轻死于非命(史策瓦茨柯用刀一寸寸地连续切割自己的身体,为此丧命,死时才29岁),但是其创建者之一的赫曼·尼采却算是长寿,他60岁时还把自己浸在一堆猪内脏里,称此为放荡的神秘表演。另外,自杀身亡的莎若·肯在1995年于皇家剧院上演了《诅咒》,讲述一个垂死的小报记者猥亵一名弱智儿童,这惹恼了伦敦的观众。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在1987年推出了处女作《零度以下》,讲述洛杉矶年轻人的暴力和毒品滥用。所有这些作品都反映了艺术家对社会的抨击,但是观众往往将他们误解为病态心理的自我放任。

    这里,我们要注意两种不同作品的本质区别:一种是艺术家借其表达对某一不公正事件的愤怒,一种是愤怒本身成为作品中艺术表现的手段。前者的愤怒仍然要通过其他艺术手段来表现,而后者是20世纪的独特现象。第一种愤怒,我们可以在诗人艾瑟·格瑞姆·威斯特作品里找到,威斯特是哲学家罗素的朋友,名声不大,是一战时期牛津和白金汉郡步兵团的战士,在1917年巴波姆之战中被流弹击中身亡。他厌恶战争,也厌恶自己没有勇气逃离军队。他最有名的诗作《天哪!我如何憎恨你,兴高采烈的你》是他死后,人们从他的战时日记中找到的。这篇作品公开发表于1919年,抨击了同时代那些以瑞克斯·福斯特为代表的美化战争者。威斯特拒斥福斯特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而且也拒斥这些怯懦的赞辞背后的天主教信仰。在法国北部的战壕里,威斯特失去了原有的信仰,在诗中充满了自己对“隐匿的神”让人类自相残杀的悲楚。

    愤怒是威斯特创作的起因,但他的表达方式还是传统的诗歌。与此不同,在中欧兴起的达达派艺术却打破了所有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框架,他们只有模糊与简单的规则,目的在于刺激那个二战以后仍然梦游在地狱中的社会。他们用装置艺术向自满的资产阶级挑衅,嘲笑他们根本就不配享有什么好的艺术。达达派好像突然迸发的愤怒,又好像是婴儿的哭闹,惊醒了战后睡梦中的欧洲,也预示着超现实主义的到来。沉睡中的欧洲深陷噩梦,两次世界大战导致900万人丧生;可苏醒的欧洲,却仿若仍在梦魇中。

    达达派从来不追求达到某种成定规的美学哲学(从来就没有达达主义,虽然很多教科书使用这一术语),他们也不想创造什么流芳百世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作品,比如马歇尔·杜尚的“现成艺术品”,都是他在20世纪初作品的复制品。对于当代的观众而言,这些复制品中早已没有了原作中所包含的对社会的挑衅和抨击。约瑟芬·博伊斯约瑟芬·博伊斯(JosephBeuys,1921-1986),德国艺术家。在博伊斯的众多作品如《油脂椅》、《驮包》、《奥斯威辛圣骨箱》等等中,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材料大多为动物、毛毡、油脂、蜂蜜,这些废弃的材料看上去都是从遭受创伤的国家废墟里提取的。用这些材料,特别是毛毡和动物油脂,博伊斯营造了一种脆弱的气氛,容易引起一种悲怆的历史回忆。他的可怕的《奥斯威辛圣骨箱》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玻璃盒中,有这样一批物体:一个破电热盘中的几块脂肪、腐朽的腊肠,一只躺在干草桶中的干瘪死老鼠像是模仿马槽中的基督,一幅有密集的碉堡的集中营雕刻和一个小孩的素描,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物品。这就像是从历史记录中取出的画面,充满了悲凉的感觉。——译注用毛毡和油脂做成的装置艺术;萨拉·卢卡斯的荷包蛋和床垫才是真正的达达艺术:一张坏得不能再用的弹簧床上赫然出现一只等着进烤箱的鸡,却被五花大绑横躺在床中央,你的第一个印象是性虐待,两颗刚煎好的荷包蛋挂在一件T恤上,好像是最新鲜出锅的乳房。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一堆垃圾被摆放到博物馆里并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达达派艺术家似乎对参观者戏谑道:“想要看到精心制作的高雅艺术?那只好说抱歉了。”

    达达派无疑是其所处时代的最佳代表。作为一种行为艺术,他们在苏黎世、柏林和法国的一些咖啡馆、俱乐部中进行叛逆的表演,他们反抗那个被两次世界大战摧残的社会伦理道德,表演越是叛逆,结果越是成功。达达派的艺术充满了粗腔滥调的音乐、乱七八糟的衣服、喋喋不休又不知所云的诗句以及杜尚这样惊世骇俗的艺术家。即使杜尚没有把伦勃朗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译注的画拿来当烫衣板,那他给蒙娜·丽莎安上小胡子的做法也够成功了,何况他还在画的下面写了“L.H.O.O.Q”(直译为“她有一个热屁股”,意思是“她被迷恋”或者“她已经准备好了”),这在现在或许还无伤大雅,但在1920年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此画初次亮相并不在画廊,而是一家达达派的酒馆。当晚,舞台幕布缓缓打开,这幅摆放在画架上的作品就孤零零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起初,人们还没搞清楚画下面那些字母的含义,但单单看到蒙娜·丽莎脸上长出的奇怪毛发,就已经大为吃惊了。嘲笑声和嘘嘘声越来越大,一些人觉得有责任去维护蒙娜·丽莎和达·芬奇的尊严,另一些人则有被当傻瓜给戏弄了的感觉。但是无论如何,世人还是吞进了达达派的一颗诱饵,逐渐适应和接受着他们的东西。57年后,性手枪乐队的主唱强尼·诺顿跟在其他疯狂扭舞的乐队成员后面,高喊:“我希望你们恨他!”

    20世纪前20年间,西方艺术界曾经活跃着许多不同的思潮和运动,达达派从中吸取了不少元素。这些思潮和运动也曾经有过自己的宣言,也曾经在法国蒙帕纳斯区的一些三楼的工作室里举行过一两次展览,但很快都被人忘记,没能成为真正有影响的运动。但无论如何,他们都立志要取代那在他们看来已经陈腐的印象主义艺术,而后者仍是当时的主流艺术。

    在达达派之前曾经活跃过的那些人物中,有些比较重要,其中尤以阿瑟·卡莱文为最。他是一个肌肉发达的暴徒,但对艺术有着莫名的迷恋,自称是“拳击手诗人”。本名FabienAvenariusLloyd,出生于1887年,是奥斯卡·王尔德的侄子。在20岁时他发现了自己喜爱的职业,独自撰稿并编辑了5期《现在》杂志,内容大多是批评和谩骂那些不怎么有名的后印象主义画家在独立沙龙里展示的、毫无生气的风景画。令卡莱文愤怒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画家的作品,而是资本主义画家本身。在第三期《现在》杂志中,他十分蔑视雨果居然几十年都坚持不懈地从事写作。他说,“我永远也不会理解为什么他在40年间都愿意做一名作家。所有的作品不过是无意义的嗒嗒嗒嗒,我无话可说,上帝,这是垃圾。”1914年7月,卡莱文在巴黎上演了单人秀,在预先准备的肢体表演(狂躁的舞蹈、射击,当然还少不了拳击)后,开始了咆哮激昂的演说,他说来这儿的观众都是傻蛋,艺术家比运动员低等。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如此你卡莱文为什么还要做艺术家呢?他的自我辩解是“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有愤怒的情绪”。而且他还会自恋地欣赏自己鼓起的三角肌说,“天才都是身体强壮的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1916年4月23日与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杰克·约翰逊进行了一场比赛,不过在第一局就被打得爬不起来了。

    卡莱文虽然好斗,但却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毫无兴趣。为了逃避应征入伍,他在欧洲四处躲藏,最后不得不在1917年前往纽约。在纽约,他遇到了具有英国血统的匈牙利现代诗人麦纳·罗伊麦纳·罗伊(MinaLoy,1882-1966),现代著名女诗人、艺术家。——译注,罗伊当时正处在与第一任丈夫离异的痛楚中,后来她慢慢地迷恋上了卡莱文。在美国,卡莱文最终还是逃不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他和罗伊又逃到墨西哥,在那儿呆了几个月,靠参加拳击赛挣钱度日。在1918年夏天,罗伊怀孕了,她不得不登上一艘补给船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堕胎,并计划和卡莱文在那儿会合。但不幸的是,卡莱文再也没有出现。有人说他丧生于飞机失事。美国作家詹姆斯·雷克更是异想天开地臆测卡莱文是在墨西哥大峡谷自杀的:他用刀割开肚子,与前来啄食的鹰进行了最后一场英勇的搏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人声称看到卡莱文出现在纽约和巴黎。在达达派的喧嚣声中,卡莱文的影响逐渐消失,但他值得被人纪念。到罗伊去世的1966年,恐怕只有她一人还记得卡莱文了。她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歌《赠给逝者的信》充满了对卡莱文的爱恋,那段只持续了12个月的爱情,却在卡莱文去世后的50年间,令她刻骨铭心。

    1916年“伏尔泰酒店”在苏黎世的开张标志着达达派的正式登场。达达派汇集了无政府主义作家、对传统艺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画家以及一些有钱的时尚名流,他们言行举止中都充满了蔑视。特里斯坦·查拉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Tzara,1860-1963),罗马尼亚画家。——译注作为达达派的领袖人物,曾对这场运动作过如下的解释:“达达最早并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对传统的讨厌与憎恶。”蔑视观众是达达派的要素,也是达达派一以贯之的态度。在1921年巴黎的一次展览中,观众首先听到从一个橱子里传出谩骂之词(仿佛里面藏着阿瑟·卡莱文的灵魂一般),内容不过是对于一些社会名流的所谓“私人看法”。

    1918年,弗朗西斯·皮卡比亚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Picabia,1879-1953),法国画家。——译注拜访瑞士并成为达达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比查拉和杜尚更准确地把握了达达派的发展动向,从而迅速脱颖而出。富有、爱炫耀、将近不惑之年,皮卡比亚虽然乍一看并不太像一个典型的达达主义者,但他骨子里却具有达达派的秉性——脾气暴躁、性格高傲(对于1905年巴黎个展后别人给予的盛名不屑一顾)。他解雇了自己的经销商;对于早期创作的那些虽然色彩亮丽、但空洞无物的作品毫无眷恋之情;全身心投入到反传统艺术的行列中,为达达派的戏剧表演设计服装和道具。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表现中,就包括了他在黑板上作画,接着又迅速擦掉的行为。达达主义者经常会在其他艺术家的讲演和展览中捣乱,而幕后策动者往往就是皮卡比亚。让·科克托让·科克托(JeanCocteau,1889-1963),20世纪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电影导演、画家、戏剧家。——译注的戏剧初次公演时,就被隐藏在观众席中、高呼“达达万岁”的达达主义者给搞砸了;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教父菲利波·马里内特菲利波·马里内特(FilippoMarinetti,1878-1944),意大利诗人。——译注也未能幸免,他曾前往巴黎宣传触觉主义,并希望拍卖一些作品,结果被闯进现场的达达主义者给奚落嘲笑了一番。皮卡比亚还是个“识时务”的“俊杰”,一旦察觉到达达派走下坡路,他马上全身而退。相反,查拉却坚守达达派的阵地,不过他在20年代创作的一些混合了多种媒介的事物,都被皮卡比亚批评为毫无创意、墨守陈规。

    继达达派之后出现的超现实主义继承了达达派那种破坏和毁灭的欲望。比如,达利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作品大多就用弗洛伊德的一些心理意象来展示现代人躁动不安的特征。超现实主义的创建者安德烈·布莱顿将其界定为坚决的左派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政治、反对教权主义教权主义:一项赞成神职人员在政治或非教会事务中的权力及影响的政策。——译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超现实主义背离了初衷。因二战爆发,超现实主义的中心转移到美国,然后很快沦落成古怪的时髦品。如果说达利的怪癖和自恋,在早期还具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姿态的话,那么40年代到美国后就降格为单纯的装饰物,其作品徒具疯狂的形式,毫无内涵,和呼啦圈一样都不过是时髦的小玩意。如果超现实主义不是继承了达达派的某种传统,那它始终不过是流行的艺术装饰。是达达派赋予了超现实主义以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觉得有必要在英国的朋克摇滚、1977年的夏季之恨和达达派之间寻找更多的内在联系。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在传统已有的传媒和表达方式之外另辟蹊径。虽然这种愿望在达达派那儿只持续了几年,而在朋克乐队更是不过八九个月。朋克激情热烈的现场表演气氛主要来自达达派似的反抗精神,而不是单纯的歌曲本身。1970年2月,性手枪乐队说,“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音乐,而是混乱”。几个月后他们签约唱片公司,穿着邋遢、口出粗言地出现在下午时段的商业电视上,他们对摇滚运动和唱片的发行一样感兴趣了。在1916年,人们对于达达派的前途很迷茫,除了定期的画展和雕塑展之外,不知道它还会有什么新进展。或许应该像弗朗西斯·皮卡比亚那样,尽早离开这个将要下沉的船只。与达达派相比,朋克摇滚更快地面对了没落的命运(在1977年夏天人们已经嗅到了它的腐败气息)。一旦朋克摇滚与激进主义脱离,它就仅仅是一种音乐风格,一种在50年代噪音爵士乐后兴起的各种音乐技巧中的一个。朋克音乐中也有像查拉那样坚守阵地的人,在朋克摇滚早已没有生命力时还紧抱不放。“达达派是本世纪最大的骗局”,1921年6月查拉达达派沙龙里的一张海报的宣传语如是说;“是否有种被欺骗的感觉?”罗顿在1978年1月性手枪乐队美国巡回演出的最后一场中质问观众。三天以后,罗顿因不满朋克音乐的没落而愤然离开乐队。

流行音乐始终都记得它所拥有的一种愤怒的力量。在60年代反叛和抗争的文化背景以及鲍勃·迪伦鲍勃·迪伦(BobDylan,1941-),美国著名的乡村音乐和摇滚乐歌手。——译注早期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愤怒。1975年迪伦《欲望》专辑中的主打歌《飓风》更是表达了他对黑人拳击手“飓风”洛宾·卡特所遭受到的种族歧视的愤怒。英国的摇滚乐队往往比美国的同行在对抗政治体制时更为大胆。1984年,英国乐队“弗兰克去好莱坞”单曲《两个部落》就是献给反核战运动的一份礼物。

生气

    因各种社会政治原因,20世纪的艺术充满了愤怒。但自70年代以来,这种原本对外在社会的愤慨逐渐转为个人对自己人生的恼怒。朋克和饶舌音乐以及它们背后所蕴含的那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前一种愤怒的最后表现,此后,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指向自我存在的愤怒成为主流。心理治疗与心理分析的爆炸性增长,更加助长了人们对自己所在环境的批判。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自己对人生不满,而原因是被无情的现代社会运转机制强压的被动感与无助感。而人又必须压抑这些负面情绪所导致的愤怒。如何释解愤怒?为了尽量减少由此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我们最好还是利用一些技巧、通过自我控制的来方式释放愤怒。

    在当代,人们认为对待愤怒是“释放好于压抑”,相比之下,对其他负面情绪远没有如此宽容。究其原因或许是愤怒这种情绪没有与之明确对应的行为表现。对于恐惧,我们知道要从他人处寻找抚慰和庇护;对于丧亲之痛,我们也知道社会惯常的反应模式。但面对愤怒,我们就有点儿手足无措了。愤怒的人想去报复、伤害那个曾经伤害了他、让他心生恨意的事物;然而他又害怕一时冲动带来的不良后果,于是不得不压抑愤怒,但后果可能更加危险,就像一个没有出气口的沸腾的水壶,当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爆炸则是惟一的结果。当代的很多心理疗法都认为,合理地表达郁结于心的愤怒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否则一旦心理失衡,当事人说不定就要长期服用药物或者接受电击治疗了。在一些团体治疗中,当事人手里都拿着玩具棒球棍互相打来打去,要有一定的力度和攻击性,但是不至于造成伤害。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美国电视史上播放时间最长的动画片,共有17季,356集。——译注曾经有一集是讲述荷马看到一位心理治疗专家在电视上为家庭攻击治疗法做广告,于是他把家里的电视机给卖了,筹钱去参加这个治疗。在治疗中,包括荷马在内的所有参加者被一个接一个地绑在了电击仪器上;并被告知,当他们亲身感受了自己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后,内心的愧疚和罪恶就能促使他们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然而事实是,他们不停地互相电击,互相报复,不肯罢手,差点儿因用电过量而导致整个城市的输电网络崩溃。失望的荷马最后讨回了治疗费,重新去买了一台电视机。这个故事的主旨与心理学家开罗尔·坦薇斯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沸腾容器里的气体,似乎很能说明愤怒的演化模型,而且用出气口排出过多的气体虽是不错的解决方法,但人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茶壶。

    坦薇斯指出攻击疗法或者心理宣泄疗法远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神秘和有效。通过报复的方式来熄灭心里的愤怒之火也并非人类的本能行为,尽管自弗洛伊德以来的许多心理分析家都这么认为。60年代的心理学家霍肯森认为心理宣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而且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他的实验中,男女被试者分别与一个模拟的电击仪器相连,就像《辛普森一家》中的情形一样。在第一组实验中,相互电击的女人之间往往是互相安抚,而男人则是互相攻击;在第二组试验中,霍肯森为了激发出与第一组不同的行为模式,他明确表示要给予有攻击行为的女人和没有攻击行为的男人以奖赏。结果发现,第二组实验中的被试者都能很快地疏解愤怒(指标是血压下降)。霍肯森的实验结论是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心理宣泄方式,而且女人适当地表达出一定的攻击行为、男人适当地压抑攻击行为都是有益的。在霍肯森实验的基础上,坦薇斯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性别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攻击性的男人和没有攻击性的女人都是存在的。另外,对于没有攻击性的这类人来说,有时并不需要宣泄愤怒,如果硬是让他们用暴力的方式宣泄的话,反而会使他们焦虑。

    尽管有霍肯森的研究,此后的几十年里仍然有很多人偏爱心理宣泄理论。特别是那些生物能学研究活生物体中的能量转换。——译注学派的支持者,更是认为愤怒就像人体里的病菌一样,必须将其释放出去。心理咨询师总是鼓励来访者嚎叫、撕咬、捶胸顿足、拳打脚踢,直至愤怒被完全发泄为止。假如人的天性就是要用暴力发泄愤怒,那么通过让这些人去报复一个模拟的仇恨者,就能避免压抑过久的愤怒在某一天突然爆发。即使如日本这样一个强调忍耐和顺从的国家里,宣泄疗法在70年代也曾广泛应用过。汽车工厂的某个车间里摆放了董事会成员的模型,让那些对上司有不满情绪的员工在击打模型的过程中宣泄愤怒。在英国,也曾有人建议雷莱德公司采用类似日本的做法来避免工人罢工,但是最终没付诸实施。现在看来,日本的做法有点儿像闹剧,而且还存在潜在的危险,因为若殴打模型成了习惯,很有可能在和原型人物握手时禁不住也有暴力的冲动。

    那些被强制接受宣泄治疗的人还很有可能产生不良反应,比如情绪更加焦虑、不平衡。在实验环境中被鼓励做出破坏行为的孩子,往往会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使用实验中的方式来表达情绪。造成宣泄疗法有局限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如果你用宣泄的方式来报复一个天生也用宣泄来报复的人,那么除非有一方彻底厌倦或者崩溃,否则这种怨怨相报不知何时了断。对此,最好的诠释例子就是劳雷尔和哈迪在1929年出演的短篇《大生意》。片中,这两个老搭档做起了圣诞树的推销员,在挨家挨户的上门推销中,他们与詹姆斯·费雷森饰演的顾客发生了争执,双方矛盾不断升级,费雷森砸烂了他俩的福特汽车,他俩毁了费雷森的房子。情节跳跃前进,充满了让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面对每一次破坏,受害方总是被动地注视,随后再采取自己的报复行为。没有毁灭性的狂暴,只是机械的报复和承受,首先是花园、然后是汽车,最终连房子也没了,一连串没有意义的报复行为是电影荒谬又搞笑的真正原因。

    邻里间如果长期争执报复,说不定哪天就闹得对簿公堂;而最初的起因或许只是把桃丽·巴顿的音乐声放得太响,可对方从此积怨在心,结果在某天的争执中拧断了别人家的猫脖子。对于他们和劳雷尔、哈迪来说,宣泄法显然没能真正起到宣泄情绪的作用。为什么他们意识不到报复总会引起新一轮的冲突呢?用攻击报复的方法释放愤怒情绪,是因为人们不愿向对方示弱。如果要在这种以暴制暴的宣泄方式中获胜,惟一的方法就是先发制人。假如邻里之间因为一点儿小矛盾就没法和睦相处的话,那么英国新教徒与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样曾以暴制暴、又素有冤仇的对立者就更没有希望和解了。进行斡旋的第三方不能只是表面化地介入并教导双方如何学习共同生活,实际上他必须要克服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遗留下的一系列难题。但无论如何,首先要停止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有趣的是,在历史上,总有权威机构在敌对双方之间建起高墙,把他们从空间上隔离,然而这方法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所有防御性的高墙(比如监狱围墙和柏林墙)总是会被人突破,即使铁丝网、高压线和哨塔也只是让它在短时间看上去坚不可破。而作为象征,这些高墙还承载着人们的仇恨。虽然冷战并没有导致西方世界和前苏联政府之间真正的战争,但是那段持续了40年的压抑和畸形社会状态,我们也不能称之为“和平”。

    对于愤怒,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坦薇斯曾援引一个儿童心理学实验。实验中,心理学家让一个小女孩去激怒一伙正在快乐玩耍的小孩(男孩、女孩都有),当后者感到十分生气的时候,心理学家引导他们分别在三种情境下做出反应:第一种,他们可以很愤怒,可以拿着玩具枪朝小女孩射击;第二种,他们可以去大人那里告状,寻求大人的理解和支持;第三种,他们被告知这个女孩的不良行为事出有因,比如她正因为某件事情而不高兴,身体不舒服,累了等等。结果,惟一能减少冲突、防止孩子心跳加速的方式是第三种。很明显,第一种方式只能强化对立。但让人稍感吃惊的是,到大人那里寻求仲裁也没用。在此实验的基础上,坦薇斯阐明了能真正起到宣泄情绪作用的方法,比如愤怒必须指向某种原因;中立的第三方并不能起到减缓冲突的作用。只有当孩子们知道这个女孩坏脾气的真正原因时,他们才能理性地思考,才能接受这种现实。当然,知道原因并不等于谅解女孩的作法,但确实能避免愤怒的爆发。如今,在英国的许多地方都在进行一项司法实验,被捕的违法者直接面对那些因他的违法行为而受害的人,尽管这项实验遭到许多批评,但显然批评者不愿正视人类内心中仁慈的一面。当受害者明白了导致罪犯违法行为的原因时,他们往往能减轻内心愤怒和受伤害的感觉;而罪犯看到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后也有可能有所悔悟。

    上述的司法实验表明,凡是能被控制的愤怒都是在情绪还没有爆发的中途被加以阻止的。但对于那些潜伏在社会生活表层之下、让人骚动不安且不明原因的愤怒又该怎样呢?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假设至少在某段时间里感到压抑,同样人们还被假定为总是对现代生活不满且濒临爆发的边缘。上个世纪后25年间的好莱坞电影经常涉及这类话题。在希德尼·鲁迈特1976年拍摄的电影《电视台风云》中,由皮特·芬奇饰演的哈沃特·比厄是一家电视台的主播。电影一开场,比厄就被告知因收视率下跌,他很可能会被辞退。几乎精神崩溃的比厄竟在直播现场称自己要自杀,此举反而刺激了收视率的上升。于是,电视台安排比厄主持一档每周一次的新节目,在新节目中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当前社会发表评论。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在各方面都是失败的,特别是在刻画人物内心被压抑的愤怒时。比厄开始就对观众说,“我都是在胡说八道”,而此后他也的确没任何有实质内容的东西。节目制片人费尔·杜厄维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知道比厄这种毫无准备的、长篇的激烈演说能够给沉闷的电视台带来极为需要的收视率上升。比厄鼓动美国的中产阶级们打开窗子大吼,“我疯了,我不想再忍受了!”但,不想忍受什么呢?

    当欧佩克不断抬高石油价格时,比厄大叫,“阿拉伯人正在收购我们”。但除此之外,他似乎很难再指出导致人们愤怒的其他原因了。比厄承认,即使人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也没有必要去知道该如何解决,人们只要发泄不满就可以了。虽然这种做法有点儿汪达尔人的作风,但他似乎也指出了导致民众不满的最主要原因是政府忽视普通人的需要。而电视台似乎充当了政府的同谋,他们总是对观众发表言论而不愿意听听观众的想法。

    西方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要发泄愤怒,虽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导致愤怒的真实原因。人们经常像比厄那样狂怒地喋喋不休,但这种表达方式显然过于表面化,让人觉得可笑。BBC电视台1979年热播的系列喜剧《雷金纳德沉浮录》取材和《电视台风云》相似,可以说是后者的搞笑版。二者传达的一个共同信息就是,愤怒是一种反抗性的、破坏性的并且是容易激发的情绪。绝大多数的反抗政治学都强调,人们应该对不良生存境况愤怒并挺身而出进行反抗。如果想获得抗争的勇气,必须先令自己疯狂。否则,人就只能像佛教徒那样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逆来顺受了。但这种观点显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社会革命,也没有搞清楚社会如何作用于个体。当愤怒消退了,人们该怎么办?如果愤怒并没有带给人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它留给人们的只能是绝望。凡是看过《电视台风云》的观众都会有同感。在乔·舒马赫导演、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城市英雄》也突出表现了这一主题,当主人公因愤怒而卷入一桩桩狂乱的情绪发作之后,留下的显然只是绝望和困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愤怒越来越多,有公路愤怒(roadrage)、乘飞机愤怒(airrage)、排队愤怒,甚至在电视问答节目中表现欠佳也会感到愤怒(在美国,人们还赋予这种愤怒一个专门的医学术语叫“游戏后损伤”)。虽然上述现象有所夸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西方社会的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断被异化。于是,有人建议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心理失衡状态登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手册上,显然这是一种误导。人们那种压抑的愤怒情绪并不是一种新的心理状态,事实上,是导致愤怒的原因在逐渐增多。交通阻塞、被失灵的自动售货机吞钱、星期五中午只有两个工作人员的邮局里客户却多得排到了门口、长达12小时的长途旅行、不能抽烟、除了看杰西卡·坦迪的电影或听披头士的歌之外别无选择。由这些客观因素所造成的无力感使人的情绪可能在某一天爆发出来了。对铁路公司的意见信如果是以私人的名义寄送,往往就会被忽视;如果是以官方的形式寄送,工作人员就要立即上报。延误过长的时间,而结果不过是一封不超过50个字的短信。最终,抱怨者也没发现铁路公司曾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有所改进。杰克·霍肯森通过心理学实验证明,愤怒只对同伴或者下属发泄时,才能取得效果;相反,朝向某个组织或者权威机构的愤怒,却无法起到宣泄情绪的目的。坦薇斯也指出,真正能起到宣泄作用的愤怒,必须给人以下主观感受:有控制局面的感觉;能够改变愤怒对象的行为;你和你的愤怒对象必须对愤怒有相同的理解。

    在对各种愤怒综合征的描述中有一点是对的,即人们有一种强烈的被限制感,而一旦脾气发作,似乎就能从拘束、压力或严格要求中解脱出来。在驾车中,一个男人很可能因为你超车就要和你打一架,但在以前他最多就是冲你按按喇叭,或者朝你的后视镜伸伸中指。在无烟区吸烟无疑是扔了一个炸弹。如今人们的过激行为都是因为急躁情绪,而急躁情绪又是由很多复杂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从0更快地达到60,而是要直接从25开始。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比以前慢多了,但是却偏偏希望它和我们的电脑一样快速运转。人们在等待网络搜索引擎给出结果或者等待网页打开时的那份焦急心情基本上就是人类现今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而事实上,在没有多久之前的过去,人们为了寻找同样的信息却必须在图书馆花更多时间,而结果还不见得有现在理想。信息技术让人们对现实有了更多的期待。它承诺即时提供答案,即使网页一片空白也不断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技术的奇迹。一个世纪之前,某项医疗检测或者不存在或者只能提供给有钱人,与之相比,如今等11个月就能接受检测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人们仍然觉得11个月漫长得无法忍受,因为他们得到的信息是该项检测在现有的资源和管理水平下,最多只需等待2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