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党员思想汇报:[转载]是谁毁了苏越？

是谁毁了苏越？难道只是苏越自己？

——谈谈为什么诗人沙牧要为音乐家苏越抱不平

苏越的判决出来了，他因“合同诈骗”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著名诗人沙牧在第一时间为音乐家苏越鸣不平。我以为，这个“不平”鸣得好！

我们先看沙牧《高利贷毁了音乐天才，我为苏越抱不平！》的文章：

一曲《黄土高坡》，曾让多少人热血沸腾。

一曲《血染的风采》，曾使多少人热泪盈眶。……

但是谁能料想：《黄土高坡》和《血染的风采》的作者，著名的音乐人苏越，却竟从辉煌走向了荒唐。这荒唐，就是他竟陷入了高利贷，进而走上了“合同诈骗”的犯罪之路。

前些年，苏越的“太湖传媒文化公司”资金链断裂，只得四处借贷，拆东墙补西墙，而高额的利息，又将他“逼上梁山”，最后居然铤而走险，心存侥幸地想到了利用假合同揽资，于是东窗事发，锒铛入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个天才的音乐人竟沦为一个诈骗犯，当然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但在叹息之后——虽然苏越自称“愿赌服输”——却忍不住想为他说上几句：

一，苏越所以走上合同诈骗的道路，是因为陷入高利贷；而所以陷入高利贷，则与那些未按合同支付酬劳的电视台有着很大的关系！设想：如果那些电视台能遵守合同，按时付款，苏越还会铤而走险吗？

二，为了还清高利贷，苏越可说是“砸锅卖铁”，不但卖掉了他所有的家产，就连妻子的存款也被挪来还债；他的银行存款，竟只有100多元，而他所“诈骗”的资金，也全部用于还债，没有一分钱用来享受。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老赖”！鉴此，那些昧着良心放高利贷的人难道不也应当追究责任吗？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他们毁掉了一个音乐天才！

三，苏越虽在经济上犯了罪，但在文化上却是立了大功的。在倡导加强文化建设的今天，法律是否应当对他网开一面，从宽发落，给他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创作的机会呢？岂能因为他的一时荒唐，而囚灭他难得的才华？

苏越是否上诉，不得而知，但我骨鲠在喉，却不能不说——千金易求，人才难得啊！

沙牧和苏越并不认识，没有谋过面。却在第一时间发文为其鸣了三条“不平”，这三条说明了一个理由，即：事出有因。既然事出有因，当然希冀判刑从宽。我要说的是，我不认为苏越不该判这么重，国有国法，无论是谁，犯了罪都要受到惩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没有什么说的。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个“不平”应该“抱”，抱打得好。这个“个案”有它的典型性，的确是个值得“解剖”的“麻雀”。

沙文第一条，苏越“铤而走险”是因为某些电视台不守约，不能如期付款。

许多年来，一些人为了搞“建设”，做形象工程，没有钱办有钱的事，奉行“不管你是偷来的抢来的，把钱给我弄到手就是本事”的理念，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败坏埋下了何其多的“伏笔”！从机关到单位，从事业到企业，从国有到私营，无不“一切向钱看”：没有钱，千方百计搞到钱；有了钱，想方设法花掉钱；别人欠了钱，做尽手脚要回钱；欠了别人的钱，千抵百赖不还钱。这可就难为了老实人，难为了那些想奉公守法、诚实有信、勤劳致富的好人！

由此可见，苏越“中招”就没有什么奇怪了。然而，对那些电视台，对那些拖欠债务不还的人和单位难道就应该听之任之了吗？难道社会没有责任对他们“绳之以法”吗？我们承认我们的法律也许还不健全，也许没有办法对他们采取法律的、行政的干预措施。可是，试想，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有健全的时候吗？实际上是没有的。社会在发展，情况在变化，法律永远都滞后于存在。不过，如果仅仅强调法律的健全与否而放任一些罪恶，这本身就是犯罪。放任的结果可能是，肯定是，好人被投进深渊，好人被“诱使”犯罪，被“逼上梁山”。

那些电视台哦，那些故意拖人债务的人哦，你们想想，自己的良心何在？自己的公德心何在？

沙文第二条，苏越是一个好文人。恰恰因为他是一个好文人，他有自己的良心，才招致如此祸殃。

和诗人沙牧一样，我也喜欢苏越。毫无疑问，苏越是音乐天才。我首先为苏越的这个“结果”表示遗憾，其次也有点“愤慨”在里边：一方面“愤”其“不争”，——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啊？另一方面“愤”其犯罪背景，正是有了犯罪的“土壤”，他才走上犯罪的道路。苏越是被拖进罪恶的深渊的。因为他是一个文人，他知道“欠债还钱”的道德准则，他不想被人说成“不仁不义”，他不愿意“赖账”。而最终，是高利贷使他利用假合同揽资，东窗事发，锒铛入狱。在这里，高利贷又是一个陷阱，他没有躲过这个陷阱，他也无力绕过这个陷阱。在那种情况下，又因为一张名人的脸，即使明明知道是陷阱，他也不得不跳进去，就像一个濒临饿毙的人，抓着了一条剧毒的河豚，清楚吃了之后必死无疑也要吃。

据有消息称，苏越一生有三个理想。“第一个理想是作曲，我写一首歌，让全世界的华人都会唱。差不多一年后，我实现了。1985年，我写了《血染的风采》和《黄土高坡》。”“第二个理想是，在我最红的时候急流勇退，到日本去学习，希望把一套完整的培养演员的制度带回来。”苏越说，1991年他回国后，带回了三位一体的经纪人制度。“现在所有的唱片公司都有企宣和经纪人，这跟我当时的努力奔走是有关的”。苏越的第三个理想，则是在中国做一家像样的文化企业，“走产业化的道路，为中国树立一个核心的文化价值。”但就是这个理想，让苏越走到了今天。

苏越从日本回来，创办实业，就是想能支撑艺术，而不光是为了赚钱。可后来，发展很不如意，片子积压，资金抽不回来，由于爱面子，他没有向公司说明，而是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掉。文人啊，他怎么知道商海的深浅，他的虚荣心让他付出了代价。

沙文说：“为了还清高利贷，苏越可说是‘砸锅卖铁’，不但卖掉了他所有的家产，就连妻子的存款也被挪来还债；他自己的银行存款，竟只有100多元，而他所‘诈骗’的资金，也全部用于还债，没有一分钱用来享受。”苏越是好人，由此可见一斑。苏越走到了这一步，可能与他的经营不善有关，但是，社会的“大环境”也是推卸不掉其责任的。把好人推进罪恶，是无道的“大环境”带来的必然性的“副产品”，有人作为牺牲品似乎不足为怪。只是，苏越是公众人物，苏越在乐坛上有着不同一般的地位，苏越更能引起人们的思索，他让人惋惜，让人沉重，让人企图找出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谁毁掉了一个音乐天才？是他自己，但更是一个个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和单位，正是这些，把苏越逼上了无期徒刑的审判台。

沙文第三条，呼吁法律看在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音乐天才的份上网开一面。

沙牧认为，苏越虽然在经济上犯了罪，可是在文化上是有功劳的，“在倡导加强文化建设的今天，法律是否应当对他网开一面，从宽发落，给他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创作的机会呢？”其实，这是很多人的共同心声，是苏越的“粉丝”们的愿望，也是一个有良知的文明社会的健康功能之一：尽可能挽救每一个人！这样的社会对任何人都是“假定无罪”的，对任何犯了罪的人都是予以“开脱罪责”的，——大罪化小，小罪化了。事实上，我们的有关机关也这样做了，给了他一年多的时间。可惜的是，他没有填上这个窟窿；还有一些东西是被有关方面扣押了，因此无从计算价值，也就无法抵债。

经济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在性质上是有不同的，甚至与贪污腐败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著名诗人沙牧呼吁对苏越量刑持宽大政策是有一定理由的。我深表同感。

然而，我们依然还要进一步追问：到底是谁毁了苏越？我想这应该是诗人沙牧给我们的“潜台词”。诗人为苏越鸣不平，同时也谴责了那些造成苏越犯罪的人和事，盘查苏越犯罪的根源。苏越犯罪绝不是、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弊端造成的，是一种无序的社会经济体制造成的。

资本和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无论何种社会制度和形态，资本的积累都是越多越好，它本身没有色彩，只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作用，或者是好的作用，或者是坏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概念的资本主义，就不同了。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对于封建社会来说，是一个进步，可是对于人类的本质的要求来说，却是一个反动，尤其相对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现在有些人模糊两者的区别，要么危言耸听，要么偷换概念，要么混淆逻辑，不能说不是别有用心。

时到今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罪恶。苏越实际上是某些领域里资本主义化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