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经视江涛哪年的:鲜卑民族的文化信仰

 鲜卑民族的文化信仰         鲜卑族的宗教         北朝兴自北魏，后来北魏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被北齐所代，西魏则为北周所代。北朝诸帝对佛教的基本政策以扶持为主，但也出现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足以使佛教吸取其教训。 　　北魏共历十七帝，一百七十一年，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他们兴佛的情形，试举道武帝、文成帝、孝文帝以说明之。 　　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道武帝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他本人好黄老，但也读过一些佛典，对于佛教，他还没有来得及兴建寺庙，延请僧侣，只听说过泰山僧朗的名声，他派人给僧朗送去一封信，以及一些礼品，称僧朗“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希望他“助威谋”，使他能够平定天下(见《北代魏天子拓跋书》，《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天兴元年(398)他下诏在京城建寺，使信众有所居止，于是，“始作五级浮图、耆崛山及须弥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魏书·释老志》)。皇始(396-397)年中，他诏沙门道果进京，令其担任僧官沙门统，绾摄僧徒。 　　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下诏说： 　　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同上) 文成帝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孝文帝刚上台的第二年，就下诏整肃僧尼，严格限制无籍游僧的活动，至于有教籍的僧人的活动，必须持有各级维那的公文，他也禁止那些不顾财力，大兴豪华大寺的做法，把佛教的发展纳入法制和秩序的规范之下。这样做，可以纯化佛教，防止那些“无知之徒”败坏佛教的声誉，对佛教来说是有益的。实际上孝文帝本人是不反对佛教的，他常在寺庙设供，承明元年(476)八月，他在永宁寺设供度僧百余人，太和元年(477)二月，他又在永宁寺设斋赦死刑囚犯，同年三月在该寺设会听讲，命中书省、秘书省和僧人讨论佛教事宜。他经常诏立寺院，承明元年八月，他下诏建造建明寺，太和元年，建思远寺，太和四年(480)，诏立报德寺，太和二十年(496)，诏立少林寺，供西域沙门所居。他还下令，高僧大德可以一月三次入殿，以便使他能够“进可餐禀道味，退可饰光朝廷”(《褒扬僧德诏》，《广弘明集》卷二十四)。 　　在佛教义学方面，孝文帝比较重视《成实论》，当时北方成实学派的重镇是徐州的白塔寺，他特意到该寺去了一趟。他对罗什非常推崇，称其“神出五才，志入四行”(《魏书·释老志》)。他在罗什生前的住处建造三级佛塔。 　　北齐是代东魏而立的又一个北方政权，历六帝二十八年。北齐佛教的鼎盛期是文宣帝高洋时代，高洋本人的佞佛，和梁武帝相似，他也有一份废道归佛的诏书，《废李老道法诏》，这份诏书的真实性是令人怀疑的，但其中显示出来的奉佛资料则是可以参考的，他“大起佛寺，僧尼溢满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绝”(《广弘明集》卷四)。当时京师邺城的寺僧，“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靖嵩传》，《续高僧传》卷十)。至于供施，高洋把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受禅僧僧稠的影响，高洋还喜好坐禅，坐禅时整日不出。他又行素食，禁止捕杀鱼虾虫鸟。他从昭玄大统法上受过戒，又从僧稠受菩萨戒。由于他要一心事佛，把国家政事都托付给仆射杨遵彦了。 　　武成帝时代，北齐佛教界的风气转向颓废了，这和皇后胡氏有很大的关系，武成帝本人也奉佛，他下诏禁杀，也舍宫为寺，曾舍三台宫为大兴圣寺，为此还专门下诏，诏存《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他对《大品般若》和《华严经》很感兴趣，每月要转读《大品般若》数遍，又邀请沙门慧藏入殿讲《华严经》。胡皇后在武帝死后，和僧人的交通十分密切，特别是和昙献的众所周知的暧昧关系，败坏了僧界的风气。 　　北周是代西魏而立的政权，历五帝二十五年，北周对于佛教，经历了奉佛、毁佛、兴佛的过程。明帝宇文毓在位三年，大造佛像，曾为先皇帝造卢舍那织成像一躯和菩萨像二躯，他也下诏建寺，此诏存于《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继位的武帝宇文邕毁佛，到宣、静二帝，又重新兴佛。         民族文化         诗    歌　　鲜卑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牧歌、思乡曲、叙空事歌、战歌等体裁。从歌词观之，其风格刚健清新，粗扩豪放，富又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北魏统一蒙古高原后，太武帝从漠北迁来30余万帐落敕勒人（汉称丁零，亦称高车）。5世纪中叶，生活在阴山一带的敕勒人大都已鲜卑化。著名的《敕勒歌》，是北齐时敕勒人的草牧歌，“其歌本为鲜卑语，易为齐言”，已成为千古绝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鲜卑人的宫廷音乐也有许多建树。《真人代歌》，亦称《北歌》，是鲜卑语宫廷歌曲。其内容为“上述祖宗开基的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足迹。”北魏宫廷中每日早晚均唱此曲，并有丝竹伴奏。         语言文字　　据《后汉书·鲜卑传》和王沈《魏书》载，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属东胡语分支，一说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认为与蒙古语“相去无几”。初鲜卑无自己文字，刻木为信，邑落传行。入中原后，通行鲜卑语，但逐渐汉化，用汉字，兼说汉话。一说北朝时曾有鲜卑文，后佚 。         宗    教　　北朝兴自北魏，后来北魏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被北齐所代，西魏则为北周所代。北朝诸帝对佛教的基本政策以扶持为主，但也出现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足以使佛教吸取其教训。 　　北魏共历十七帝，一百七十一年，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他们兴佛的情形，试举道武帝、文成帝、孝文帝以说明之。 　　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道武帝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他本人好黄老，但也读过一些佛典，对于佛教，他还没有来得及兴建寺庙，延请僧侣，只听说过泰山僧朗的名声，他派人给僧朗送去一封信，以及一些礼品，称僧朗“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希望他“助威谋”，使他能够平定天下(见《北代魏天子拓跋书》，《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天兴元年(398)他下诏在京城建寺，使信众有所居止，于是，“始作五级浮图、耆崛山及须弥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魏书·释老志》)。皇始(396-397)年中，他诏沙门道果进京，令其担任僧官沙门统，绾摄僧徒。 　　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下诏说： 　　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同上) 　　文成帝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孝文帝刚上台的第二年，就下诏整肃僧尼，严格限制无籍游僧的活动，至于有教籍的僧人的活动，必须持有各级维那的公文，他也禁止那些不顾财力，大兴豪华大寺的做法，把佛教的发展纳入法制和秩序的规范之下。这样做，可以纯化佛教，防止那些“无知之徒”败坏佛教的声誉，对佛教来说是有益的。实际上孝文帝本人是不反对佛教的，他常在寺庙设供，承明元年(476)八月，他在永宁寺设供度僧百余人，太和元年(477)二月，他又在永宁寺设斋赦死刑囚犯，同年三月在该寺设会听讲，命中书省、秘书省和僧人讨论佛教事宜。他经常诏立寺院，承明元年八月，他下诏建造建明寺，太和元年，建思远寺，太和四年(480)，诏立报德寺，太和二十年(496)，诏立少林寺，供西域沙门所居。他还下令，高僧大德可以一月三次入殿，以便使他能够“进可餐禀道味，退可饰光朝廷”(《褒扬僧德诏》，《广弘明集》卷二十四)。 　　在佛教义学方面，孝文帝比较重视《成实论》，当时北方成实学派的重镇是徐州的白塔寺，他特意到该寺去了一趟。他对罗什非常推崇，称其“神出五才，志入四行”(《魏书·释老志》)。他在罗什生前的住处建造三级佛塔。 　　北齐是代东魏而立的又一个北方政权，历六帝二十八年。北齐佛教的鼎盛期是文宣帝高洋时代，高洋本人的佞佛，和梁武帝相似，他也有一份废道归佛的诏书，《废李老道法诏》，这份诏书的真实性是令人怀疑的，但其中显示出来的奉佛资料则是可以参考的，他“大起佛寺，僧尼溢满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绝”(《广弘明集》卷四)。当时京师邺城的寺僧，“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靖嵩传》，《续高僧传》卷十)。至于供施，高洋把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受禅僧僧稠的影响，高洋还喜好坐禅，坐禅时整日不出。他又行素食，禁止捕杀鱼虾虫鸟。他从昭玄大统法上受过戒，又从僧稠受菩萨戒。由于他要一心事佛，把国家政事都托付给仆射杨遵彦了。 　　武成帝时代，北齐佛教界的风气转向颓废了，这和皇后胡氏有很大的关系，武成帝本人也奉佛，他下诏禁杀，也舍宫为寺，曾舍三台宫为大兴圣寺，为此还专门下诏，诏存《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他对《大品般若》和《华严经》很感兴趣，每月要转读《大品般若》数遍，又邀请沙门慧藏入殿讲《华严经》。胡皇后在武帝死后，和僧人的交通十分密切，特别是和昙献的众所周知的暖昧关系，败坏了僧界的风气。 　　北周是代西魏而立的政权，历五帝二十五年，北周对于佛教，经历了奉佛、毁佛、兴佛的过程。明帝宇文毓在位三年，大造佛像，曾为先皇帝造卢舍那织成像一躯和菩萨像二躯，他也下诏建寺，此诏存于《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继位的武帝宇文邕毁佛，到宣、静二帝，又重新兴佛。         鲜卑民族的婚姻家庭和文化习俗　　鲜卑的婚姻制度大体上与乌桓相似，保留了掠女，以牛羊为聘礼，为妻家服役；父兄死，妻后母执嫂；女子婚嫁前有一定性生活自由。史载：“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讌毕，然后配合”。或说“常以季春月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髡头是鲜卑发式的一个特点，男子娶妇，女子出嫁都要髡发。可能是剃发去周围，留顶发之大部分，垂辫于后。拓跋鲜卑的索头，可能就是辫发。从现象上看，包含了群婚，对偶婚、个体婚的各种形式，但原始群婚只是习俗上的残留和礼仪上的象征。已从对偶婚走向一夫一妻制，随着父系家长制的确立，也出现了一夫多妻制，并保留了一些氏族制的痕迹。因而家庭已脱离了氏族制家庭的同居关系，而进入人口较多的个体家庭生活。在个体婚制中，男性属于统治地位，由于财产的继承关系，要求女方严守贞操，鲜卑也是如此。例如，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一子。投鹿侯回来后，大加责怪欲杀之。其妻不得不编造谎言说：“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电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长之。”投鹿侯仍不相信，其妻不得不把儿子送至娘家收养，号檀石槐。 宗教信仰，鲜卑与乌桓同，初期信崇巫术，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进入中原及西迁关陇河西后，逐渐信仰佛教，有的兼奉道教。寺字林立、石窟遍布，著名的有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石窟、敦煌千佛洞、天水麦积崖、巩县石窟寺、响堂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等。在雕塑绘画艺术上，既创造了佛、菩萨金刚、梵天王、飞天之类栩栩如生的形象，又展示了鲜卑文化与中原及西域文化交融之璀璨画卷，并对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 丧葬习俗方面，也与乌桓类似，敛尸以棺，殉以狗、乘马、衣物等。一般为土葬，如《宋书》记载拓跋鲜卑的葬俗说：“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枢，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共历17帝，171年。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北魏政权与佛教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云冈石窟窥探出来。从山西大同西行16公里，便到了东西绵延1公里的云冈石窟。山西大同是辽代五京之一的西京，北魏也曾定都于此，并在此建造了云冈石窟。因其高处名云冈，故取名云冈石窟。 　　北魏拓跋氏王朝从道武帝建都平城，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曾经在大同盘踞了近100年。云冈石窟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此间北魏国力强盛，先后在军事上打败了后秦、北凉等国家，掳掠吏民工巧及宗族僧徒数万名，随之也将佛教及石窟造像艺术引介进来，从而形成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凿崖造寺之风几遍及全国。 　　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道武帝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他本人好黄老，但也读过一些佛典，对于佛教，他还没有来得及兴建寺庙，延请僧侣，只听说过泰山僧朗的名声，他派人给僧朗送去一封信，以及一些礼品，称僧朗"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希望他"助威谋"，使他能够平定天下（见《北代魏天子拓跋书》，《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他下诏在京城建寺，使信众有所居止，于是，"始作五级浮图、耆崛山及须弥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魏书·释老志》）。皇始（公元396年～397年）年中，他诏沙门道果进京，令其担任僧官沙门统，绾摄僧徒。 　　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道教天师寇谦之辅佐太武帝，以道教、儒教实施统治，道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司徒崔浩手握重权，也信奉道教，并多次在太武帝跟前抨击佛教。佛教此前在北魏十分盛行，教徒泛滥，使大量的劳动力流失。 　　武帝崇武强兵，大量征调青壮年入伍，但是，人力不够。泰延四年（公元438年），太武下诏征沙门50岁以下强壮者还俗服役。第二年，太武帝攻凉州，大量僧徒顽强抵抗，太武想杀尽抵抗的三千僧众，因寇谦之等请求，这才赦免。 　　太武帝倡导儒学，主张整饰风化。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太武帝颁布灭佛诏，限期所有师巫、沙门还俗，否则处死。沙门玄高、惠崇等违诏，太子晃和尚书韩万德庇护，但最后还是被处死。两年后，太武帝第二次大规模灭佛。佛教至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他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云冈石窟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产生梦想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规模宏大，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雕刻精美，而是因为它在武州山脚下巍然屹立了1500多年，目睹过一个个王朝的更替，经历了一个个民族的发达与灭亡。云冈石窟可以说是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北魏--一个鲜卑人的世界，就这样在历史的寒风里淡然消失了，而他创造的文明却永久地保留下来。以我们今天人的眼光看，云冈石窟是一部北魏王朝的断代史，馆藏着北魏王朝的历史；它更是一册鲜卑民族的文化史，浓缩着鲜卑民族的文化。 　　迁都洛阳后，公元500年，北魏开始开凿龙门石窟，但鲜卑贵族认为，那些基本上都汉化了的佛像已经不再属于鲜卑人了。于是，留在平城的鲜卑遗族们继续以己之力营造着鲜卑人自己的精神家园--云冈石窟。公元523年，北魏发生"六镇起义"。承平日久，再加上佛教祥和慈悲教义的耳濡目染，草原部落的血性沉寂了，鲜卑人曾经引以为骄傲的杀伐武功没落了，北魏政权风雨飘摇，云冈石窟停建。公元533年，鲜卑人政权北魏王朝灭亡。隋唐以后，作为民族的鲜卑不存在了。         鲜卑古墓群　　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冀后旗红格尔图苏木三道湾的一片古墓群，一九八三年七有遭到来严重破坏，面积达六千平方米，大小盗坑三百多个，白骨遍地，文物狼藉。经有关单位及时抢救清理，被盗的文物已陆续追回，残存的文件已收集起来，共获四百余件鲜卑文物，为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内蒙古文物队同乌盟文物站清理了二十二座残存的墓葬。这些墓葬有竖井、洞室；葬具有面椁、木椁等；葬式有单人，双人和多人合葬，还有特殊的无头葬，有头无身葬，这可能是较原始的割体葬仪，它反映了鲜卑人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些特点。据初步考证，这里的古墓属于古鲜卑氏族制时代的集体墓地之一。 　　征集和整理的出土文物中，有陶器、金器、铜器、铁器、骨器、 珠饰、五铢钱、桦皮器盖。以及皮革丝织品和漆器残片等。它们同扎赉诺尔墓殉葬品非常一致。其中骆驼纹金饰牌、叠马纹金饰牌、鹿纹金饰牌和透雕镂孔饰牌等，都是稀世珍品，是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鲜卑山　　史载鲜卑族“以山为号”，也就是说，鲜卑族的祖先以他们居住的鲜卑山作为自己民族的称号，但是鲜卑山的方位长期无考。 　　据《魏书》记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往祭祀，并在洞中刻下祭文。 　　1980年7月，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调查中发现了“嘎仙洞”，该洞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深山密林中的山崖上，洞中除了少量陶器、石器和骨器外，遗留的石刻铭文与《魏书》记载基本相同，从而证明嘎仙洞就是历史上记载的鲜卑石室。嘎仙洞面积近3000平方米，洞顶最高20余米，同时洞中还有小洞。 　　根据鲜卑族对祖先的记忆，大约早在夏代，鲜卑民族已经开始活动，而当时鲜卑民族活动的地点是否就是两千多年以后北魏时期的鲜卑石室尚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只能说，鲜卑山非常可能就是今天的大兴安岭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