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剩女”分析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Allthe Single Ladies

    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婚姻市场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男性的不断“退化”使得女性面临适婚对象稀缺问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经济危机更是恶化了这一局面，随着大量男性失业，女性似乎只能在无所事事者和花花公子之间选择。但是这种古怪状况也是一个新的契机，传统婚姻和家庭模式或许会因此走向终点。

    2001年，我28岁时，与男友艾伦分手了。我们相处三年，他有个性、聪明、英俊、忠诚、善良。因此，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与他分手，我给出了两个理由：感觉缺了点什么；另外，我还没有做好安定下来的准备。

    接下来那段时间很难熬。我很想念艾伦。情绪好时，我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但心情不佳时，我担心自己会永远孤独。我是不是犯下了此生最大的错误？

    十年后，我偶而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现在我39岁，且被告知，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单身，要么随便找个“过得去”的人嫁了。因为到了这岁数，谈恋爱和结婚就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撞大运。十年前，我没想过会是这样。当时我深信自己曾经爱过，以后还会碰见爱情。这倒不是自大，我从高一开始就男友不断，完全不能想像生活会变成别的样子。

    显然，那时我不懂的事太多了。我现在明白了，为了某些飘忽的理由而结束一段稳定的关系，这种决定主要来自后婴儿潮一代的价值观和我那有点女权主义的母亲。我上小学时就穿着印有女权口号的T恤，高中时跟男友卿卿我我时，她会不耐烦地说：“你们是不是该换个人约会了？”她认为我的未来有无限可能性，不应太早结婚。

    未来似乎一直在前方等着我。大学时我都常和朋友讨论婚后是否该跟夫姓之类的事儿。我们都认为，20多岁时应致力于发现自己，至于结婚，起码要到30岁。我们深信到那时自己必然会结婚，结婚对象必然是我们想要的人。为什么不呢？与母亲那一代相比，我们与异性交往的机会大大增加，男人是我们的同学、同事、老板、老师，是我们的学生、员工和下属。他们构成一个浩瀚的小宇宙，任由我们挑选。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界线是流动的，角色是变化的。我和艾伦最终成了好友，几年前他订婚时，他未婚妻还请我帮他挑礼服。这样的事我母亲难以想像，她25岁结婚，30多岁就生了俩孩子，除了我父亲，从未与其他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她只是希望未来我能自己做主。

    但后来发生的一切超越了所有人的想像：随着女性地位日益上升，男性却越来越“落后”。当我们爬到梯子顶端，准备开始新生活时，却发现派对已散，房间空荡，大部分男人已经走掉，而剩下的，要么流连于奶酪桌旁，要么———你知道的———太过掉价。

    1990年代，华盛顿常青州立学院社会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库恩兹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公众提出一个问题：婚姻机制是否已经解体。很多人相信曾经有过一个“婚姻黄金年代”，并认为日益攀升的离婚率标志着这个美好年代的终结。于是库恩兹决定写一本书，专门分析这个问题。

    她发现的东西非常有趣。在其著作《婚姻史：从顺从到亲密》中，她调查了人类5000年来的历史，发现婚姻远比表面上要复杂和多样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流行的“男主外女主内”美好家庭模式不过是昙花一现，和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她不能理解为何人们会执著于这样一种出现得很晚、存在时间又很短的家庭观念。

    数千年里，婚姻主要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合约，由双方家庭、教堂和所属团体共同协商产生并监督维持。要经营好一个农场或者一盘生意，仅靠一人之力是不行的，因此在婚姻中，任何一方的生存技巧、资源、品格与其个性、魅力一样重要。对每个阶级来说都是这样，“双职工家庭”一直是标准模式，收入不稳定的海员要靠妻子在有钱人家当仆佣维持生活。直到18世纪，男女就业才出现了截然的分界：男人挣钱，女人无偿做家务，照顾孩子。库恩兹指出，直到17世纪末，女性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还被公开承认，当时的书籍呼吁夫妻共同承担家务。但是随着劳动分工明确，两性的生活经验也出现了分野：一个面向市场，一个面向家庭；一个建立在理性和行动的基础上，一个建立在同情和安慰的基础上。不过，直到二战后的1950年代，大部分美国家庭只靠一个人的收入还是无法养活全家。

    不过，最让库恩兹惊奇的是，媒体和公众可能真的发现了真相：婚姻体系的确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首先，人们结婚的年龄在推迟。1960年，美国人初婚的中位年龄是男23岁女20岁，今天分别为28岁和26岁。如今30出头的美国女性已婚比例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的。选择结婚的人也越来越少，最近15年来变化尤其明显。1997年，X一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有29%结了婚，今天千禧世代（出生于1980到2000年的人）只有22%的人结婚。而在1960年，18到29岁人群中，超过一半的人已婚。据皮尤调查中心统计，44%的千禧世代和43%的X一代认为婚姻是过时事物。

    更重要的是，女人们想要孩子时，已不再需要丈夫，而且她们也不一定非得要孩子，“亲生儿女”不再是女性生活的全部或者皈依。今天美国40%的孩子是单身妈妈所生，越来越多的中上层女性选择这条路。与此同时，生孩子也不再是一种义务。自1976年以来，年届40却仍未生育的女性人数增加了一倍。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原因很多。首先是女权运动的影响。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女性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日益赶上、甚至是超过男性。从1970年到2007年，女性的收入增加了44%，而男性收入只增加了6%.当然，2008年，女性薪水只有男性的77%，但这部分是因为女性总体工作时间较男性短，另外她们倾向于选择护理等低收入工作领域。2010年有一项针对22到30岁单身无孩都市劳动者的研究，发现女性收入事实上比男性高8%，女性上大学的几率也比男性高：2010年，在25到29岁的大学毕业生中，55%是女性。

    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已经重塑我们对现代家庭的认识，不幸的是，它们碰巧又与另外一种变化碰到一起：男性境况的“退化”。恰如哈娜·罗森去年在《大西洋月刊》上所述，与女性相比，男性在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方面正迅速“衰退”。到去年为止，女性占据了51.4%的管理与专业职位，1980年这一比例为26%.如今在本科和研究生院中，女性人数都超过男性，2010年60%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发给了女性，相形之下，很多男性只有高中学历。

    在后工业时代经济体系中，受伤最深的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做过一项分析，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男性薪水中位值从1973年的高峰期下降了32%.经济危机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危机最严重时期美国裁减了750万个工作岗位，近四分之三是男性岗位，导致2010年美国劳动力构成中女性首次超过男性。之后男性虽“收复”一小部分岗位，但大部分可能再也无法恢复的工作都是传统上的男性岗位，比如制造业和建筑业。

    这其中的含义是很深远的。如果在社会所有方面，女性都处于上升态势，如果真正可以达到性别平等，这就意味着建立在男性压倒性经济优势上的现有婚姻制度可能会消失。过去，由于女人无法享有男人享有的经济和教育机会，只能选择结婚，否则无法改善命运。而现在她们从需要男性的模式中解放了出来，可以更自由地爱他们了。

    不过，虽然女性崛起对大家都是好事，但男性的衰退对男人来说显然不是好消息，对婚姻而言亦如是。因为现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美国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面对退化如此严重的婚配群体。虽然女性近几年尽力超越种族、文化等因素，以扩大自己的选择，“新稀缺”还是扰乱了婚姻市场，好男人比以前更难找。依照变化发生的速度，下一代女孩的选择将更少。对于美国家庭的未来，这意味着什么？

    回顾历史，社会常会经历学者所谓的“性别危机”，令家庭结构为之一变。

    比如美国内战之后那几年。当时美国损失了将近62万男性，尤其是南方。去年刊登在《南方历史学报》上的一篇文章说，1860年，每100名适婚女性有104名适婚男性可选，到了1870年，后者降到87.5.整整一代南方女性发现她们不能顺其自然地成为妻子和母亲，这在女性必须通过婚姻才能获得社会接受和经济来源的时代，是非常可怕的。

    于是，她们被迫自问：我是否愿意与条件或前景不佳的男性结婚（即社会学所谓的“下嫁”）？我会否终身孤独，成为老处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女性近92%找到了伴侣。不过，焦虑的情绪和极高的守寡率———1880年40岁以上南方白人妇女中将近三分之一是寡妇———一直在持续。

    还有1940年代的苏联，二战中它失去了2000万男性和700万女性。为补充人口，苏联制定了非常积极的生育政策：母亲们可以享受极其丰厚的补贴，怀孕分娩期间受到特殊照顾，国立托儿所负责照顾孩子，对结了婚但拒绝生育的人则施以罚款。1944年苏联通过新的《家庭法》，基本解除了男性对于非婚生子女应负的责任。从此男人们随意从一个家跑到另一个家，什么也不做，像国王一样高高在上。整整一代人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女性成了“负责任”的性别。战后几十年中，这种家庭模式还在延续。

    事实上，今天西伯利亚正面对“男人缺乏”问题（部分是因为大规模的酗酒），以至于男女都跑去游说俄罗斯杜马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2009年，《卫报》引述俄罗斯政客的话说，一夫多妻制将为“1000万孤独的女性”提供丈夫。但那些女性，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女性，关心的不是什么孤独，而是更现实的事：男人可以帮助做事。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一直研究该地区，她说那里的女性认为一夫多妻合法将是“上天的恩赐”，使她们有权享受“一个男人的经济和体力支持，使她们生育的孩子合法化，并有权享受国家福利。”

    美国的“性别危机”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不平衡，这里的人口比例很健康，男49.2%女50.8%.但不断退化的男性适婚群体正急剧改变美国社会，在婚姻市场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影响。

    在1983年出版的《太多女性？———性别比问题》一书中，两名心理学家提出了古滕格-塞考德理论，认为供应短缺的性别成员对伴侣依赖更少，因为他们的替代选择更多。也就是说，相对于供应过剩的性别，他们有更大“权力”。然而，这种理论最终的体现却因性别不同差异很大。

    在男性远远超过女性的社会，即所谓“高性别比社会”，女性受到优待和尊重，她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与伴侣一起创造爱和忠诚，供养家庭，这样的社会私生率和离婚率较低。与此同时，男人也会利用他们数目较多的优势，限制女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使其受教育率和就业率下降。

    你也许会以为在低性别比社会———即女性人数超过男性的社会———女性会拥有社会和性别优势，但事实恰恰相反。面对女性过剩的情况，男性会变得乱交，不愿忠诚于一夫一妻的关系。根据该理论，在女多男少的社会，结婚率更低，同时婚龄推迟。因为男性挑花了眼，而女性则因自身传统价值不受重视，不能指望伴侣的忠诚和供养，多会转向婚姻之外的追求，比如受教育和干事业。

    1988年，社会学家斯科特·J·萨乌斯和凯瑟琳·特伦特着手测试古滕格-塞科德理论的可信度，他们分析了来自117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它基本成立，而且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明显。

    美国即是其中之一。如果说婚配是一个市场，今天我们正面对一个新的“约会缺口”，想结婚女性日益面对要么无所事事要么花花公子的男人。在这方面有个特别明显的例子：美国非裔人群。

    过去半个世纪里，非裔美国人经历了显著的性别危机。黑人女性未结婚者比例惊人，达到70%.与其他族群的女性相比，非裔女性“下嫁”比例更高。这可能跟该群体高入狱率有关（2009年，美国有将近150万人入狱，其中39%是黑人）。但事情不限于此。在所有收入水平人群中，黑人男性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黑人女性，拥有大学学位的男女之比为1：2.今年8月，20岁以上黑人男性失业率超过17%.

    斯坦福大学法律系教授拉尔夫·理查德·班克斯论述说，过去半个世纪黑人世界的经历堪称整个社会的预言。对黑人成立的理论对白人同样适用，发生在黑人家庭中的事情已开始在白人家庭中发生。自1960年代起，白人结婚率一直下降。2011年，超过25%的白人孩子是非婚生育的。

    不管黑人还是白人，传统婚姻和家庭结构受到侵蚀的现象在低收入群体中表现得最明显。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说，1970年代，由于制造业工厂关闭或者搬迁，许多内陆城市黑人男性失业，由此催生许多问题，许多男性干脆不婚。今天，随着制造业在全美消失，类似现象可能还会发生，只是范围更广。

    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白人中产阶层身上。1990年代，《佳偶天成》、《当老牛碰上嫩草》等电影让人们看到了黑人中产阶级女性那令人绝望的爱情生活。今天，随着美国所有种族的男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退化”，可以想见所有种族女性的爱情都将遭遇挫折。

    这样的前景令人恐惧。我36岁时曾经感受到这样的恐惧。那年我跟一名英俊男子约会，但无果而终。一天晚上，我梦到妈妈，向她哭诉自己的失恋。“不要紧，宝贝，”她安慰我。“我们无能为力，不是吗？”

    我生气了。“但我老了，妈妈。”

    “哈！”她嘲弄地说。“你好着呢。你还有6年时光呢。”

    我一下子醒了。再过6年，我就42岁了。一直以来，我都把单身生活视为暂时状态，认为自己要充分利用这种状态，或者在需要时迅速结束这种状态。我一直无视传统文化对于单身女性的歧见，但现在，35年来了又去，又一场感情蒸发了，所有赌注烟消云散。也许结婚永远不会发生，或者42岁、70岁以前不会发生。那这样是不是很糟？如果我不再把单身生活看成暂时状态，也许我会……更幸福。也许我应该考虑一下，对于真正的单身女性来说，生活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或出于自愿，或者出于偶然，现在越来越多男女的成年时光是在单身状态中度过。数据是惊人的：美国人口普查办公室报告说，2010年，美国已婚家庭比例降到历史新低，为48%.成年人口中50%是单身（1950年为33%），而且还会不断增加。人们初婚年龄一直在提高，尤其是经济充裕、受过教育的人群———去年，购置物业的单身女性增加了一倍。(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但是，单身女性很少得到客观的看待，甚至连单身女性本身都不能客观看待自己。我大学时的诗歌教授一直单身，富有魅力。有次我说将来想像她一样。“噢，天哪，”她说，“我的生活一团糟。不要向我看齐。”提到单身女性，人们会觉得她们反社会，是与猫为伴的疯婆子，痴迷于约会和购物，总之特别孤独。

    2005年，加州大学访问教授、社会心理学家贝拉·德帕罗在发表于《心理探究》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发明了“singlism”（单身主义）一词，说这是对“单身成年人的一种歧视”。在2006年出版的《剩男剩女》一书中，她表示，现代生活的复杂和婚姻体系的脆弱使得人们竭力歌颂婚姻。这种婚姻神话认为，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是找到一个配偶，满足你所有感情和社会需要。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是可怜的，而不想这样做的人则具有威胁性。因此，单身主义是“为了维持关于婚姻的文化信仰”。

    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对婚姻下定义的历史并不悠久———尽管“协作”已经有了大约350万年的历史：猎人和采集者形成互助小组，男人和女人共同劳动，双方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孩子由集体抚养，男女在性和社会上多少是平等的（在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雪看来，婚姻走向平等的当代潮流乃是返祖现象，只是又回归到了数百万年前那种关系）。

    直到我们进入农业社会，婚姻才成为生产的基本单位。斯蒂芬·库恩兹解释说，中世纪时，由于夫妇经济上互相依赖，教会又限制离婚，于是造就了一个传统，我们与一个人结婚，就必须相守到老。这样的安排既符合个人利益，也符合集体利益。那时不鼓励人们在感情上特别依恋配偶，在提供生活和情感的支持方面，邻居、家人和朋友与配偶有着同样的价值。仆人和学徒可以与主人夫妇同桌共餐，甚至与他们睡同一个房间。直至19世纪中期，“love”（爱）这个词还主要用来描述邻里和家庭成员之间、而非配偶之间的感情，同性友谊有时会发展得非常亲密，等同于现代人眼中的恋爱。19世纪刚刚兴起度蜜月时，新人会带着朋友和家人一起去享乐。

    但是随着19世纪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婚姻的“性化”，这些传统社会纽带急剧贬值，夫妇之间的联系得到强调，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些人甚至认为，婚姻不仅没有加强共同体关系，反而削弱了它，这是因为夫妇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两人国度里，被迫过度关注对方，反而会过度消耗。2006年，社会学家诺米·盖茨泰尔和娜达丽亚·萨基锡安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与单身者相比，已婚人士在交朋结友、参加大家庭活动方面投入时间更少。他们称之为“贪婪的婚姻”。尽管如此，出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考虑，我们还是继续把婚姻的价值置于一切之上。

    而现在，当女性实现了经济的独立，婚姻便成了一种选择，而非必须，她们可以自由地追寻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的“纯粹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亲密关系不是专为繁殖而设。当然，在一个女性可以自食其力的社会，“上嫁”或“下嫁”之类的概念也蒸发了，在美国，过去惯常的求偶标准———如年龄、体重———的重要性都降到最低。到处是颠覆传统的伴侣，女人选择比她们小得多的男人，男人选择经济上比他们更成功的女人。纽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达尔顿·康勒最近分析了收入动态追踪资料库，发现1986年到2003年间，高个女配矮个男的婚姻增长了40%.

    与此同时，保守派的担心似乎得到了印证，同性恋婚姻的崛起让异性恋者开始以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婚姻，有关多妻制、多夫制、少数民族婚俗的报道越来越多。

    在新书《解缚》中，纽约大学社会学家茱迪丝调查了许多非传统的伴侣关系，包括同性恋父母、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还有中国西南部的摩梭人。摩梭人以母系为中心，母亲照顾儿女和孙辈，兄弟为姐妹们的孩子担负起父辈责任。他们的家庭与性分离开来，晚上摩梭女子会邀请爱人到她的花房幽会，名为“走婚”。双方可以选择第二天就分开，也可以厮守终身，全部建立在个人自主的基础上。摩梭人提醒我们家庭体系可以多么多样化，而我们的婚姻制度又是多么刻板。

    在这方面，美国人也有自己的探索，比如19世纪的奥奈达公社（鼓励绝经后妇女教导十几岁男孩掌握性经验）和奉行独身主义的震教。但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时，真正的变化很难发生。我们目前面临的时刻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现在发生了非同寻常的经济变化。

    “我们这个物种不是天生要靠核心家庭抚养孩子的。”克里斯托弗·赖安说，他是关于摩梭的研究著作《黎明之性》作者之一。在他看来，那些超级妈妈，不管是单身还是已婚，既要顾事业，又要顾家庭，属于“逆流而游”，非常反自然。他思考能否创立现代化的摩梭团体，让几位女性和她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共同负担支出，享有更高质量的生活。“不管是人类还是灵长类，在每个女性掌权的社会，关键都是女性之间的紧密协作。”他补充说。(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当然，把男人排除在外绝对不是一种进步。但他的话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威尔金斯堡。那是匹兹堡东边一个小型非裔聚居区。我曾到那儿拜访迪妮安，一个34岁的护士。她两次离婚，有4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是跟不同的男人生的。目前她带着3个孩子以及十几岁的外甥女同住（19岁的大孩子住在街对面）。当她在Facebook上得知15岁的二女儿罗妮卡已经怀孕，一下子躺倒，睡了10个小时。“我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她不要再过我这样的生活，结果却是这样。”她说。

    在那个晴朗的日子，迪妮安、罗妮卡和我，还有迪妮安的外甥女、18岁的凯拉，迪妮安的朋友、28岁的尚达尔（她是个单身妈妈，女儿和迪妮安最小的孩子上同一个幼儿园）坐在门廊上闲聊。她们兴致勃勃，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却从对方的陪伴中得到了那么多快乐。我知道，这种贫困的社区是因为缺乏可靠的男性被迫进入了母系社会状态，不能把这种境遇浪漫化，但借此研究可行的替代家庭模式，不妨一试。

    撰文：KateBolick 编译：Daw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