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你莫属2011.5.2:徐海亮：从《深翻》看老外笔下的农村文革

从《深翻》看老外笔下的农村文革

徐海亮

2006年6月我去香港城市大学参加文革40年的一个研讨会，该会议同时也是韩丁的朋友们在海外的一次纪念他的活动。我听说韩丁多次去过的长治张庄大队的书记王金红也要前来，特地嘱咐会务人员把他和我安排在同一房间。王金红听我说希望知道农村文革的情况，就告诉我，韩丁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叫作《深翻》，就反映了长治农村的文革，我欣喜地问他，有韩丁的原著和文稿吗？书已经出版了吗？他回答说已经印出来，邀请我回去后到他家里去看。

王书记的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收藏库，他给我展示了他收藏的历史文献、文革传单印刷品、会议证件、表彰证书、农具和模型、自制的工艺品、各种照片邮票，还有韩丁亲笔题字的英文版《深翻》，以及翻译初稿的复印件。我第一次看见这部大书，问王已经出版中文了吗？他告知实情，并希望能够出版。尽管我很想立即通读这书，但也不好贸然带走王金红的珍藏。我像发现了重大的地下宝藏一样，兴冲冲回到北京。它告诉我，就在我们许多人辛勤地发掘资料、采访当事人和撰写文革口述历史之前好多年，美国友人韩丁已经在海外出版了这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巨著。韩丁的朋友商老师（Msachi Sandrea）在北外任职，她那里也有复印的中文初稿，并慷慨地借给我；韩丁的妹妹寒春85岁了，住在昌平沙河，她家里藏有英文原著，也借给了我。

我开始读《深翻》、还读了王书记主持编印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画册，我慢慢明白，有一位我们至今尚不认识的，生活到了21世纪的“白求恩同志”，有一位我们至今并不知晓的外籍的文革研究家……

韩丁的《深翻》，一开始就交代了时间地点背景，是在1971年的山西长治农村的“批陈整风”运动中。说实话，当时参加整党运动的基层干部，并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最上层是在批判中央第四号领导人陈伯达，当然更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长治当时的运动，是在批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从书的第一到第六部分，作者回顾了文革前的历史：合作化、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这些回顾与交代是必须的，因为韩丁重返张庄，他要采访和记录他1948年离开后，这个村庄的所有变化，这也是周恩来请他回来的初衷；况且，我们清楚：不明白我们的农村和城市的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全过程，就不能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文革。

到第六部分末尾，韩丁已经把我们带进了长治农村的文革。第七、八、九部分，是“林彪事件”以前的张庄和长治，乃至山西的文革过程。有意思的是，韩丁几乎是用一个小小的基层的典型，用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实际生活、话语、心态，描绘了一幅浩繁、漫长的历史画卷。这几部分，我以为是该书最传神的部分，它们牵动和触及了革命战争、土改到文革的全部历史，浓缩了一个地区和村庄的历史文化积淀，集中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农村社会主义历史的看法，更集中地记录了一个村庄的文革。如果这本书出版不了，我想，甚至可以用“一个外国友人笔下的农村文革”为题，来独立地将这后面几部分在网络上公诸国人。

近20多年来，特别近10多年来，海内外已经有了好些研究文革历史的新作，文革研究开始走出ABC文革、概念化文革和简论的初级阶段，出现一些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于真实的历史过程、人物、地区、部门、事件做典型分析的成果。而且还有许多民间的未定稿——由于大家共知的原因，许多精彩的研究和个人回忆录书稿，仅能在研究者或某些特定群体中传递。我已经读过的有专门涉及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军队、工厂工人、造反派的作品，但还没有读过讲农民和农村文革的书；《深翻》是我读的第一本一个村庄“继续革命”历史纪实的巨著。我想，《深翻》中、英文版的出版，为我们的国史、文革史研究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

尽管张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它坐落在抗战时八路军根据地和日伪势力犬牙交错的地区，就在解放战争第一仗“上党战役”和土地改革发动的一个关键——晋东南长治城郊。它处在中国农业合作化兴起的晋东南地区，张庄农民认真地被卷入和参加了农村的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几乎中国发生了什么，张庄人就议论过什么！除张庄之外，韩丁的《深翻》里还介绍了一系列农业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山西先进典型，我们从张庄，也想到了他们全体。张庄处于城乡结合部，工业化的进程，使张庄的农民优先受到时代的洗礼，长北火车站就在庄外，一些国营和兵工大厂，也征用了张庄的土地。长治飞机场离这里不算太远。颇有历史的老校潞安中学，也在张庄。这里还有华北最大的天主教教区，教堂也在村里。由于张庄的区域政治文化渊源和地理区位优势，文革的大潮流必然席卷这个并不偏僻的乡村，工人和学生的文革运动深刻地影响张庄运动。长治地区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某一大派的武斗总指挥部和基地，就在张庄附近。后来部队被派过来制止武斗恢复秩序，指挥部也设在离张庄不远的飞机场……因此，你要张庄农民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你要王金红书记不热衷收藏文革和其他文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和工业化的村庄。

我觉得从文革研究的意义上看，张庄的特殊典型性超过了我现在知道的其他所有村庄。

文革运动中，我并没有去农村地区串联，后来搞教育革命调查，也只是去到专县以下做“专业和教育”问题的徒步考察与调研，没有涉及过农村的文革运动。当年陈永贵向中央建议开展农村运动要保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生产，我们读了中央批转的陈信，都很赞成，有的同学还提议说，文化革命运动，对于县团级以下的干部应该是正面教育，不要铺得太开。1968年开春后，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中学师生和省直干部下乡，帮助农村生产大队一一建立春耕临时的领导班子（湖北当时大队一级多处于瘫痪状态）。那时我才对当时的农村造反夺权情况和原来基层干部的心态，略有所知。1970年春，我从部队锻炼出来，被分配到河南与安徽交界的沈邱县，和该县的工作队一起进驻全县的整党重点大队，与县、社、队干部一起参加了整整两年的“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和“农业学大寨”、“批林整风”运动。我们工作队的国家干部，多是当时说“站错队”的“保守派”，为怕被人指责为“右”，他们说的和做的可能比年轻的红卫兵还要左倾和幼稚！我和一个生产队长睡在一个大床上，也接触了大量的农村新生积极分子、造反派头头，我白天下地生产，搞土地平整、田间水利配套、种植水稻；晚上开会，批斗农村“走资派”——原来的大队书记。批斗地富分子，学习“九大”党章，发展党、团员。除了没有发生激烈的派性冲突外，韩丁在《深翻》里写的大活动，沈邱都有相似之处。读张庄的文革运动记录，使我有特别的亲近感，我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在沈邱参加的那些活动，从新的角度，悟到了好些当年参加文革没有悟到的东西。

我在武汉以大学生身份参加文革，比较熟悉的是发生在大型工业和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毕业后到河南生活、工作了24年，才感觉到河南的文革基本上反映的是农村的社会和政治文化问题，才开始体验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底层、共和国历史对于文革的根本影响。我这时才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河南的学生和市民造反运动基本上还是一次农民造反运动。而这些根本性的东西，在韩丁的书中都有极其深刻的反映。可以说，读者会从《深翻》里读出在我们这个悠久的农业文化国度中，文革发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我非常佩服韩丁，他异常了解和理解中国农民，全方位地介绍了典型村庄的社会历史、民俗风情、宗教文化等等，忠实地记录下张庄农民的语言、心态。从文革时期张庄农民妙趣横生的时代性话语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上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看到了那个时代我们的农村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尽管如韩丁书里所说，当事人后来谈起文革中的纠纷冲突，也忍不住笑起来，但我希望后人真正弄明白，为什么那一代崇尚理想主义的青年会如此去追求与奉献，会发生今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书里通过文革时期的生活、文化，透露了大量农村社会、风情、民俗、传统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村庄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我不知道中国的学者们会如何看这本书，是把它看成学术著作品？还是将其视为烦琐无味的乡土纪实？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文革研究者、社会研究者，可能会在美国人韩丁的这本书前汗颜，我们本来应该像他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深掘具体的文革学与泛义的社会学题材，而不是脱离社会实际去高谈阔论一些抽象概念。和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样，韩丁的书也可以看做“文化革命中的山西农民群众”。

过去一个阶段的文革研究，人们主要的兴趣和对象在于上层的人物和政治斗争。我觉得韩丁的研究与传统的中国史学方法不同的是，他特别关注底层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争。这是类似心态史学那样的精神产品。当今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以为仅仅是某些领袖人物造就了这个运动，造就了历史悲剧。其实，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大的群众政治运动，如果没有浸浴着特定传统文化的亿万群众和干部——包括我们这些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文革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倾情投入，文革也不会成为那样的文革。韩丁在《深翻》里评议了——乃至批评了中央的高层领导的主观设想和客观结果，同时也让我们冷静地看到了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或许我们今后可以越来越多地读到中国人写的基层文革斗争的优秀作品，但我们不会忘记韩丁《深翻》的非凡贡献。

韩丁并不是以一部《深翻》来跻身于文革学界的。他1971年来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最先去了二七车辆厂和清华大学，考察了那里的文革运动和斗批改活动。他最先写的有关文革的记述，不是1983年出版的《深翻》，而是1972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出版方为美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创办的《每月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韩丁也从他的典型研究里，得出对于宏观文革的认识。在书里，他深有感触的是派性和农村宗派纠葛扭曲了这个村庄的“继续革命”，他看到了军队介入运动的负面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运动看成是所谓“拥军”和“反军”的矛盾），他更看到了山西、全国的党内斗争。住在张庄大队，他看到了长治，看到了山西，而且想到了全国。他在1971年的来访，与周恩来和其他高层官员接触，开始有了基本的、客观的印象与认识。1980年前后他写作《深翻》，正值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对运动有了新的判断，韩丁一方面与中共中央保持认识的一致，一方面也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继续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道路和存在的问题。这些，可以在他之后的论文、专著中看到。

韩丁毕竟不是在专门从事文革和历史学的研究，写作《深翻》时所依据的资料和资讯也是不完整的，他在这本纪实文学作品和其他论著里对文革的印象和所作的探讨，并非对张庄或长治——乃至中国文革运动的一种最后结论或者裁判，我们也不苛求与指望任何个人来对这么浩大的、亿万群众参与的历史急忙地做一个“全面的、最后的”，“最深刻的”结论。但是，这位白求恩式的老外，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的文化，是真心诚意热爱的，他实事求是、客观地，几近白描地记录了他看到听到的文革片段，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求之不得的宝贵史料。在唯心史观盛行，一些风头出尽的“学者”可以任意“创造”和曲解历史的今天，“老农夫”韩丁留下的这些文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