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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2010年01月18日 17:17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经学，简言，即文献学。最早见于《汉书·邹阳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辨智。”在中国封建社会，经学主要指的就是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迎合某种政治需求从而对经书作出解释的一门学问。包含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文字依据等，此外还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说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意识形态，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斗争的形式。它所关注大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小到个人修养。西汉时正式确立，二千多年来，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经学也在发生这不断的变化。

一、今古文经学及其区别

今文经学指的就是西汉时期，博士传授弟子的经书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的，西汉经学的历史主要就是今文经学发展的历史。西汉初期，并没有古文经学。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命刘向较理秘书，其子刘歆担任助理。刘向较书20余年，死后哀帝命刘歆继续担任较理工作。刘向刘歆父子在长期的较书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一些用古文字写的经传如《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这些经传是由秦将文字统一为小篆以前的大篆和六国使用的文字书写的，大篆和六国的文字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就是古文字，因此用古字写成的经传就叫做古文经。

从表面上看，今古文经学得名是因为所书写的文字不同，实际上，古文经学要想流传必须改写成今文，而今文经学的原始底本就是古文，所以这种文字方面的区别是次要的。今古文经学方面的根本区别在于随着经师源流的不同、治经的方法和对经文解释的不同，因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统和宗派。（1）经师源流的不同:按照日本学者本田成之的说法，古文学派源于荀子，因大师多为鲁人，又叫“鲁学”；今文学派源于孟子，因大师多为齐人，又称为“齐学”。(2)治学方法不同:今文经学派重微言大义，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来解读经，为了需要甚至不惜歪曲经义来论证现实政治的合理性，以致走向阴阳五行和神性化的道路，其特点可概括为“合时”；古文经学派则重名物训诂，也就是按字义解释经文，力求弄清经文的本义，训诂较简明，不凭空臆造，迷信成分较少，其特点可概括为“合古”。（3）对经文的解释不同:如古文经学派认为古有《乐经》，因秦火而亡，今文学派认为古无《乐经》，“乐”包含在《诗》和《礼》当中。以上从三个方面解释了今古文经学的区别，既然有区别，就难免会产生斗争。

二、今古文经学的斗争

西汉哀帝以前，古文经未出现，立学官的五经都是今文经，当时并没有今古文经的名称，也就谈不上有斗争。大胆系统地提出古文经（《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应该立为学官并与今文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相抗衡的是刘歆，但刘歆的建议遭到今文博士们的抵制，从此才有了所谓今古文之争，就史书记载来看，较重要的斗争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汉末年，其他三次都是发生在东汉。

第一次斗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学官的建议遭到太常博士们的反对。刘歆提出为古文经立博士的理由有二，其一，今文经因遭秦火而残缺不全，古文经比较完备，可以弥补今文之缺。比如《古文尚书》就比《今文尚书》的29篇多16篇；其二，古文经比今文经可信，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且是同时代人，所以《春秋左氏传》应比后世口传的《公羊》、《榖梁》更为可信。哀帝令刘歆与博士们议论此事，博士们一方面辩说今文经是完备的，令一方面认为古文经是伪造的，而有些博士干脆“不肯置对”。刘歆无奈，只好求住于当时丞相孔光，可是孔光却不肯帮忙，于是刘歆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攻击博士们“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当时诸儒皆怨恨。刘歆过于激烈的言词，得罪了当时的执政大臣，惧诛，离开了京都，最后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平帝时，王莽执政，重用刘歆，扶植古文经学，于是《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礼》都立了学官，古文经才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可惜不久又被废除。由此可见，古文经学在西汉时期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只能在民间流传，到王莽时，虽被立为学官，但有很快被废除。

第二次斗争:东汉光武帝刘秀初年，当时尚书令韩歆上书朝廷请求为《费氏易》和《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建武四 年（公元28年）正月，召集公卿大夫与博士官于云台，就韩歆的建议展开辩论，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尤其是遭到了范升的反对，其反对理由是:一，认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二，授受不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三，非先帝修存，无因得立；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相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此比类······将恐陛下必有厌倦只听。”结果刘秀“卒立《左氏》学”，引起朝廷之大哗。这样以来，虽然古文经学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但是操有权威的帝王逐渐倾向与古文经学，这种榜样的力量必将引起跟多的人相信古文经学。

第三次斗争:东汉章帝支持贾逵对今文经学展开的一次全面挑战。章帝特别喜欢《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家贾逵入宫将受，命他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贾逵为迎合汉章帝心态，论述了《左氏》“崇父子，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的宗旨，深得章帝喜欢。随后又在其他经学领域发起挑战，建元八年，又诏诸儒选高才生授《左氏》、《榖梁》、《古文尚书》、《毛诗》。

第四次斗争:即何休与郑玄之争。桓帝、灵帝时期，何休曾作《春秋公羊解诂》、《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以图力转先前争论中今文经江河日下的局面，郑玄则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进行有力回击。

经过这主要的四次今古文斗争后，今文经学自身更加谶纬迷信烦琐化，而古文经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及东汉统治着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且涌现出一大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如许慎、马融等人，这样以来，古文经学最终又弱变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尽管今古文经学经过了上述四次激烈的斗争，但是，今古文经学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能够走向统一是因为它们的根本目标都是一样的: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这是它们能够水火共妖娆的根本原因。

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主要是由古文经学大师来完成的:第一，古文经学大师都能博通群经，并对今古文经了如指掌，因此他们自身的学术素养具备了促使今古文经学融合的条件；第二，古文经学在东汉虽获得巨大发展，但古文经学却始终未得立学官，始终处于私学而非官学的地位。古文经学为了战胜今文经学，都着锐意与学术上的完善，重视并能够汲取今文经学的优点来完善自我。相反，今文经学家固步自封，因此这个任务只能由古文经学大师来完成。第三，许慎在今古文经学融合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古文经著作《说文解字》就吸收了今文经学家对字义的解释，引用了《孟氏易》、《公羊传》、《京氏易》、《欧阳尚书》、大小侯《尚书》、大、小戴及庆氏《礼》等今文经学。许慎的另一部体现今古文经学融合的著作是《五经异义》，该书就经书中的问题，依次列举今古文诸家的学说，用一种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眼光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种择善从优的融合精神值得人们学习。除许慎之外，还有一人对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也起着无人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在东汉末年最终完成今古文经学融合的经学大师——郑玄。郑玄注经方法的特点是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界限，融会贯通，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往往达到“举一纲而万目张”的效果。突出的特点就是即为“简约”，甚至注少于经。

以上就是从三个方面即今古文经学及其区别、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论述了两汉经学的都争与融合情况，正如本文所阐述的一样，尽管今古经学在经师源流上不同、治学方法不同、对经文的解释也不相同，并且上升到四次激烈的斗争，但是他们的政治目标从根本上是相同的，决定了他们必将会最终趋向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