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兽性完整手机 在线:庐山会议50年:九大元帅当年如何看待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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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50年:
九大元帅当年如何看待彭德怀


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语录:“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也伤过不少人。我认为对的,我总是要讲。去年工作中出了不少问题,现在常委同志都没有讲话,我讲一下也有好处。挨点批评,我是不害怕的。有意见都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呢?有些问题,大家一时还体会不到,批评斗争一下不要紧,就是开除党籍也不可怕。”
庐山会议上,一片苦心为保彭德怀元帅的正直忠厚的朱德元帅。他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万言书)的内容而谈,既批评了彭德怀,又讲了彭德怀的成绩和优点。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究竟如何看待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问题?他们为此付出了什么努力?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错误地开展了批判彭德怀元帅“反党集团”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那些曾经与彭帅并肩战斗、为新中国成立浴血奋战过的元帅,除了陈毅留守北京、罗荣桓因病未上山外,都见证并参与了这一事件。然而,由于后来的历史印证了彭德怀当初的真知灼见,庐山会议仿佛成了一段其他与会者人人羞于谈及的“耻辱”。在这些元帅的传记和回忆录中,对这一段历史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干脆就省掉了事。如今,庐山会议已经整整过去了50年,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其他元帅当时是怎么样看待彭德怀问题的呢?庐山会议对元帅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本文尽可能地还原一些历史的真相。
7月2日至10日,彭德怀未写“万言书”以前,元帅们相处得十分和谐,观点也比较相近

8位元帅上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朱德最早,6月30日与刘少奇一起上山;彭德怀、贺龙6月29日下午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达武汉,然后换乘轮船,于7月1日早晨到庐山;聂荣臻也是这一天,和周恩来一起上山的;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是为参加八届八中全会,于7月下旬上山的。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会议原计划从7月2日开始,至15日结束。主要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会议之前已经开始纠正的错误,讨论下半年和以后4年的经济工作任务。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人等,共69人。
7月3日上午,与会人员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组,分别举行小组会议(西南组因人未到齐,未开会),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在讨论中,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和目前形势,出现了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左”的倾向仍是主要的,要继续反“左”纠“左”;另一种认为,形势很好,成绩伟大,不能泼冷水。彭德怀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工作时间较长,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故被分在西北组。受毛泽东表示愿意多听反对意见的鼓舞,彭德怀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时间内,在小组会上一连作了7次发言或插话。
这些发言或插话,后来在批判彭德怀时被整理印发出来。这些零碎的发言,谈了一些情况和问题,有的措辞较严厉。特别是关于反“左”、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彭德怀提出了8条全局性的、尖锐的意见:
一、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二、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三、“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万多个,现在怎么办?
四、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五、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六、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个月。
七、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八、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客观地说,彭德怀的上述发言和插话,锋芒毕露,言辞尖锐,但是,这些意见在当时却是能引起大家共鸣的。以朱德的发言为例:7月6日,在中南组会上,朱德对农村办食堂提出了批评。他说:“食堂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并提出“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等等。因此,在彭德怀写那封被称为“万言书”的信之前,会议开得还是比较轻松的,的确有会前定的“神仙会”的气氛,大家心情舒畅。7月7日早晨,彭德怀在去会议室的路上,相继遇到朱德、贺龙、聂荣臻等人,相互之间一一打招呼,互致问候,还开了些轻松的玩笑,而后向各自所在的小组走去。会议之暇,元帅们之间或互相拜访串门,或结伴出游,或作诗填词:朱德作诗一首,聂荣臻、贺龙两次结伴游览了庐山名胜,彭德怀不仅游览了含鄱口、仙人洞等景点,有时还同警卫参谋景希珍下上两盘棋,颇有休假的味道。
毛主席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林彪语录: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7月11日至15日,彭德怀的“万言书”不是头脑一时发热写出来的,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但是“神仙会”的和谐氛围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彭德怀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据随彭一起上山的军事参谋王承光回忆:“约过一周,彭总的情绪发生了明显变化,说笑少了,参加小组会也少了,不时闷着头在走廊上来回走动。一天下午,他说,这几天小组会实在没有味道,我不想去了。老总问我,这几天会议简报你都看了没有?我说都看了,他说,我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些意见,简报都没有登,简报上也看不到。显得很不高兴。”原来,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出于好意,将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发言中最尖锐的、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删掉了。
7月11日下午,会议秘书处关于会议将于15日如期结束的通知,增加了彭德怀要把自己的意见尽快在下山之前反映上去的急切心情。7月12日中午,彭德怀即同随行参谋王承光谈:“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问题不少,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问题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王承光觉得很突然,于是临时找了几条理由来搪塞一下彭德怀:写信不如同主席面谈好,过一阵再写,或者把秘书调来一起研究后再写。但是,彭德怀都没有接受,坚持要给毛泽东写信。
彭德怀虽然准备写信给毛泽东,但经过考虑,又觉此信不好写,还是当面谈谈算了。于是,7月12日下午,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蒋介石、宋美龄住过的美庐——180号别墅,想当面向毛泽东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可是不巧,警卫人员告诉他,主席刚刚睡觉,彭德怀只好悻悻而归。二人面谈的机会就这样失掉了。
面谈不成,就只能写信了。从毛泽东住处回来后,彭德怀就一直在考虑如何写这封信。7月13日中午,彭德怀就把拟好的简单提纲交给王承光,并由他口述了要写的具体内容,王承光笔录加以整理,总共谈了约1个小时。7月14日,彭德怀详细修改了王承光整理出来的信稿。对于估计成绩和分析缺点的内容作了较多的补充,文字上也有许多改动,然后把信稿交给王承光重新抄正,下午又亲自审阅签署,令王承光直接送给毛泽东的秘书。傍晚时分,王承光以电话联系后,当面将信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彭德怀的这封信后来虽然被称为“万言书”,但实际上只有3000来字。信的框架是这样的:开头——“这次庐山会议是很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话,在小组会上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正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第二部分讲“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结尾——“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
关于这封信,彭德怀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据《彭德怀自述》记载,是因为“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为什么是他写?据《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中记载:“(彭德怀)表达了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不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忧虑。他说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后不好说话了,周恩来、陈云犯了错误不好说话,朱德看问题不够清楚不便讲话,林彪长期没管事,情况不熟,邓小平也不便讲话。还说,他是政治局中还可以同毛泽东讲讲话的。”
这封信怎么写?彭德怀说:“信的内容,就按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个精神写。”对于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彭德怀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如提不提“左”的错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具有政治性的”等等。彭德怀说:“不明确讲出来就说不清问题,讲了可能会刺伤一些人。”
这封信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据《彭德怀年谱》记载:7月15日晚饭后,彭德怀问王承光,毛泽东是否看到了那封信,并对毛泽东看信后的处理作了几个估计:“主席可能找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主席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不过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领导人)作点检讨。”7月16日,毛泽东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题名印发,可能没有超出他估计的结果,彭德怀看到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有往深里去想。
7月16日至22日,毛泽东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元帅们的认识开始发生分歧
7月16日,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3位常委召来,专门讲了彭德怀写给他的这封信。他抽着烟,微笑着,神情轻松而平静:“我建议要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常委会决定:将会议延长一周左右,让与会者把意见都讲出来;会议重新分组,将原来按地区分的6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6个小组。
17日至22日,各组均转入讨论这封信为主要内容。讨论中,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的均系少数,绝大多数是基本赞同,但对个别提法和细节提出一些商榷意见。这些日子里,彭德怀的态度相当平静,特别注意那些提了不同意见的发言,准备对信再作修改。同时,在7月18日西北小组会上,彭德怀作了郑重声明:“我这封信是写给毛主席个人作参考的私人信件,根本不是什么‘意见书’!”他要求收回这封信。
元帅中,聂荣臻和朱德对彭德怀的意见是支持的,至少是持认同态度的,因为他们在发言中都没有提到,更没有批评彭德怀的信,他们发言的内容与彭德怀的信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聂荣臻因主管军工生产,所以对钢铁生产很关心。7月19日,他在小组会上针对有些人说小高炉和大型钢铁企业所谓“两小无猜”的说法,有针对性地发表了意见。他指出,尽管“小高炉目前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大型骨干企业如武钢、包钢,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这样大的国家,发展工业,没有大型企业做骨干是不行的”。可以看出,聂荣臻在发言中委婉地批评了当时全民大炼钢铁的现象,而且更具有指标意义的是,聂荣臻在发言中根本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的事情。20日上午,朱德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的重要性,并且说:“不论在工矿企业和公社中,都要加强经济核算,个人也要有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和生活就可以安排好了,也就可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同样,他也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
元帅中另外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人是贺龙,因为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彭德怀有些出入。7月21日,贺龙在小组会上谈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是头脑发热和虚报。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对于出现问题的原因,贺龙认为:“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的评价是“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彭总信上说,今年不可以继续大跃进,这个看法我也不同意”。
从贺龙上面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也只是就信中的一些具体表述谈了点看法。但是,他此次发言中的一句话,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说:“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句话可能引起了毛泽东的担心,因此,毛泽东在23日讲话中,明确提出“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话一出来,让与会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非常震惊,以为军队面临分裂的可能,还好毛泽东后面还加了半句“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让所有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随着讨论的深入,彭德怀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要7月2l日小组会上讨论到他的信时,他再次提出了收回这封信的要求。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7月23日至25日,毛泽东公开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但是老帅们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7月23日早晨,临时通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洋洋洒洒,讲了近3个小时,核心议题就是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7月14日写的信。毛泽东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他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从会场回来时,彭德怀对毛泽东讲话中把这封信看得如此严重,调子那么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顿时感到困惑。回到住处,他对王承光说:“主席把这封信看得很严重。说我距右派30公里,我接受不了。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我是有感觉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本来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主席这么讲了,我明天就在小组会检讨一下,不然不好转这个弯子,也向大家讲讲我写这封信的本意。”
从7月23日下午开始,6个小组都开会讨论毛泽东的讲话。迫于形势,元帅们都不得不有所表示。但是这一时期对彭德怀的批判还不是很激烈,以朱德元帅为例。
朱德参加的是第一组的讨论,他第一个发言。但是在7月23日下午的发言中,朱德还是没有提到彭德怀,而是同彭的基调相似,继续批评“大跃进”。直到25日,朱德在第四组发言时,才谈到对彭德怀信的看法。他首先肯定彭德怀反映意见是正确的,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朱德是这样认为的:“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合乎事实……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最后,朱德还在替彭德怀打圆场:“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元帅们不仅在发言中考虑到彭德怀的感受,还多次到彭德怀住处探望。第一个来的是朱德。23日晚上,朱德来看望彭德怀,俩人谈了约一个小时。送走朱德后,彭德怀对身边人说:“朱德同志劝我作点检讨,不要顶牛。”后来,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都来探望过彭德怀。
陈毅元帅的态度也颇具代表性。据董必武在8月3日第四组(彭德怀在这一组)讨论会上说:他因事于7月23日回到北京,同陈毅元帅等几个同志谈过,彭德怀的信只是有几个论点不大对,陈毅也表示赞同。7月25日前后,在北京主持外交部工作的陈毅因工作上的事情与张闻天通了一次电话。张闻天告诉陈毅,自己在会上“缺点讲得多了”,“犯了大错误”,但陈毅却说缺点多讲点没有关系,还叫张闻天不用害怕。可见,陈毅基本上也认同彭德怀在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林彪。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和谢春涛的《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中介绍,林彪于毛泽东提议的第二天,即7月17日就上了庐山,但是在目前公布的资料中,一直没有发现他的讲话。由此可知,林彪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上山,他上山的时间大概和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差不多,都是月底。不过,在批判彭德怀时,已经有人开始提到了彭、林二人的矛盾问题。
7月25日下午,一个省委书记来质问彭德怀:为什么写这封信?是不是有些不服气?是不是要逼毛主席作检讨?是不是出国访问受了影响?彭德怀一一作了解释。那个省委书记见问不出什么,就转换话题说:“你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呢?”彭德怀答道:“从未想过这种事。”那个省委书记走后,彭德怀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我觉得奇怪。林当中央副主席,对党内团结是有好处的;我曾经总想林任国防部长,较为适当,对于团结也有利。此事同聂荣臻同志谈过多次,并且同毛主席当面谈过些事。毛主席说,现在林有病。我以后没同毛主席再谈了……但是党内一有不同意见,发生争论时,就离开问题本身去推测其他问题,甚至与这问题毫无关系。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这次庐山会议,毛主席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今天×××同志又说,是我没有当得副主席。天晓得,我在哪里有这些想法!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现在不要去想它,让他们去胡思乱想吧!”
尽管彭德怀说“让他们去胡思乱想”,但是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分组讨论时其他人的批评给了他巨大的压力。就在那个省委书记来质问他的上午,他对王承光说:“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也伤过不少人。我认为对的,我总是要讲。去年工作中出了不少问题,现在常委同志都没有讲话,我讲一下也有好处。挨点批评,我是不害怕的。有意见都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呢?有些问题,大家一时还体会不到,批评斗争一下不要紧,就是开除党籍也不可怕。”“这几天我又把信看了两遍,觉得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总觉得给主席写信诚恳,是向主席请示的。如果提得不妥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去谈一下,甚至批评一顿也可以,或者帮助修改一下也好。”
7月26日至31日,毛泽东作出了新的指示,同时让老帅们劝彭德怀作检讨
元帅们的同情和彭德怀“无所谓”的态度,让毛泽东作出了新的指示。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同时印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及长篇批示。这条指示与《对一封信的评论》使7月26日成了庐山会议的又一个关节点。此后,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批判的内容也由此前基本只限于信和发言本身,转为包括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的揭发和批判。迫于无奈,7月26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就写给毛泽东的信,对照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和26日的最新指示,作了一次“初步检查”。检讨中说:“主席的这些指示和到会同志所提的意见,对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教育,促使我多想点问题,引起我对7月14日信的进一步深思。由于我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表现在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中的伟大成绩和正确的研究经验的看法上是错误的。”并“建议会后请中央办公厅收回我7月14日致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这个检讨让彭德怀觉得特别痛苦,他始终理解不了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回来后,他在笔记中写道:“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把这些新旧案一齐搬出来,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体鳞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抓住你这个自高自大的王八旦(原文是此字——笔者注),整整你吧!以观后效。”7月27日,彭德怀还对身边的人说:“我在信里写的问题,是对具体工作讲的,大家怎么能联系到总路线上去呢?我好心好意写了个信,就引起这样大的问题。这样一来,以后谁还敢讲话!发展下去还不就形成了斯大林后期的局面。执政者总是不愿意听反面意见的。”7月28日,看到自己7月26日在小组会上检讨发言的简报,彭德怀说:“在这个发言里,有两处主席看了可能不舒服。一处是说经验教训需要反复地讲,错误在疏忽时容易重复。另一处是结尾一段说,更加体会到党的民主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不过这一点是谁也驳不倒的。”
彭德怀作了检讨之后,在场的朱德元帅放下心来,宽慰地说道:“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做包袱背起来了。”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检讨显然没有让毛泽东满意。7月26日,中央办公厅再次通知,会议继续延长。彭德怀这才明白,他全局性的检讨不做,会议是不会结束的。在彭德怀无比痛苦的时候,当天晚上,朱德又来到他的住处。彭德怀禁不住流着泪向老战友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朱德的心情同样沉重。他对彭德怀说不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现在办事情不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了,变了,并建议彭德怀与毛泽东再谈谈。彭德怀说和毛泽东没办法谈了,但是他向朱德保证:为了党的威信、党的利益,为了毛主席的威望,他一定会从严检讨!朱德听后很欣慰,并建议彭德怀打电话把在北京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叫上来帮忙写检讨。彭德怀接受了朱德的建议,3天后,他的办公室主任王焰、秘书郑文翰上了庐山。
7月27日,毛泽东派秘书来接彭德怀到美庐。彭德怀来到会客室门口,他不由得愣住了:这不是毛泽东单独找他谈心,而是在山上的所有常委们,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在这次会上,朱德、林彪说了什么,目前还没有见到资料。
7月30日上午,毛泽东把聂荣臻、叶剑英二人找来,让他们与彭德怀谈话,劝彭德怀在会上按毛泽东定的调子检讨。
7月30日晚上,聂荣臻与罗瑞卿散步时遇到了彭德怀,于是一起散步。聂荣臻主动和他打招呼,问彭德怀对于毛泽东的讲话有何考虑,彭德怀说:“哎,我听天由命了,随便吧!说我‘急于发难’,听来似乎很合乎逻辑,但不符合事实,我接受不了……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主席列举的一大堆罪状,我看是子虚乌有,肯定有人在他跟前使了手脚!”见彭德怀还没有转过弯来,聂荣臻就劝他“从思想上好好考虑”,彭德怀拿出了他一贯处理争议问题的态度:“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因为此时毛泽东已经有过交代,让他劝彭德怀做检讨,所以聂荣臻让彭德德怀“顾全大局”,“写个书面发言”,实际上是让彭德怀主动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但被彭德怀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