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中心高定义:身份：公民权利的社会配置与认同

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调研
——基于北京市海淀区的调查分析
【摘要】农民工问题已经上升为我国各种社会问题的焦点，而该群体在城市的融合程度则与推进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鉴于此，笔者在北京市海淀区对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进行个案访谈和抽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社会距离，而农民工群体却由于交往圈子的同质性，过客意识等原因，融合度受到影响。同时，笔者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与其是否经历有次序，有级别的阶梯性迁移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并提出实行制度准入，政府引导，促进逐级有序流入，同时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与农民工子弟的基础教育是解决融合度问题的最有效，最根本途径。
【关键词】融合度 鲍嘠德社会距离量表 阶梯性迁移 同质群体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已经上升为我国各种社会问题的焦点。对于农民工，维基百科上的定义是这样的：农民工，又称民工，中国大陆特有词汇，简言之指从农村进入城市，依靠替雇主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社会群体的总称。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首先，体现在其身份的游离性与边缘化上。农民工，顾名思义，户籍在农村，但是却又长期工作在城镇，可谓“似农非农，似工非工，亦农亦工”。身份的游离，导致这些城市里的农村人处于一种“非农化了，可是却未城市化”的尴尬处境。他们吃在城市，住在城市，为城市带来了活力，解决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诸多问题，同时也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已经具有城市工人的基本特征。可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滞留的许多体制上的问题，诸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农民工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到他们所工作、生活的城市中去。
此外，由于受到现行体制的误导，农民工往往被城市居民刻板为没文化，素质差的“泥腿子”、“二等公民”。由此引发了诸如农民工归属感失却，易于产生相对剥夺感，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乃至不得不借助非法途径进行宣泄等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甚至当这种情绪得不到有效合理疏通时，会演变为一种社会情绪，进一步威胁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评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可谓迫在眉睫。
二、针对此领域的研究
以往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往往集中在通过对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生存状态的分析,研究处于城市边缘人角色城市中的心态（朱考金，2003）。或者是把农民工群体解离为不同的子群体（例如打工妹群体，青年农民工群体），研究其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吕绍青，2001；周明宝，2004）。又或者视农民工为弱势群体，研究其权益保护（张敏杰，2004）。而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合情况却鲜有研究。因此，这篇通过调查解析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与创新性。
此处，融合度指一个群体融入另一个群体社会生活的现状和意愿。笔者将其操作化为社会距离，对彼群体生活空间的认可程度以及在该空间内的满意度。其中，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是指“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 (Bogardus，1925)。具体操作请见下文“关于问卷”部分。
基于以上种种，笔者以海淀区农民工小样本为例，对该地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进行抽样调查，通过对当地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进行测评，剖析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种种因素，借此提出自己的见解，期望能为未来政府相关部门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工作带来一些启示意义。
三、关于样本：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见附录一、二）与访谈相结合的手段，对北京市海淀区农民工以及城市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由于在研究之初，笔者已经查阅了大量资料，且对农民工群体概貌有了大致了解，所以，出于对研究目的的考虑，本次调查抽样以目标式抽样 (Judgmental Sampling)为主。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在抽样过程中,对于5人或5人以内的小群体，随机抽取其中一人作为调查对象，对于5人以上的群体，随机抽取其中2人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农民工与北京市居民各采集有效样本48个，总计96个。样本概况如图表1、图表2所示：
图表 1 样本性别年龄构成
性别
年龄构成（岁）
男性
女性
≤20
21-30
31-40
41-50
≥51
农民工
33
15
4
23
13
6
2
城市居民
19
29
7
4
8
13
16
图表 2 被调查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状况
无可否认，样本的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但是，从样本统计情况来看，无论从性别比、年龄构成还是受教育水平上，都与北京市农民工概况基本一致[2]，所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问题。
四、关于问卷：
本调查的问卷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层次理论为主线。马斯洛将需求分为以下五种，按照高低层次与先后顺序，分别为：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安全需求（Safety Need），社交需求（Communication Need），尊重需求（Esteem Need）和自我实现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据此，笔者考虑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方面编制问卷，以期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有一个综合、整体的把握。
其中，社会距离量表的改进与使用，也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为了测量农民工融入城市居民群体生活的意愿，笔者从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双方面着手，进行了双向度比较研究。在设计问卷时，嵌套了鲍嘎德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通过调查之初的访谈和大量资料的研读，设置了强度依次递减的六个项目。同时，为了更加精确地描述社会距离，笔者将鲍氏量表与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相结合，即，赋予每个项目下的选项以不同的分值[3]。因为鲍氏社会距离量表的项目在强度上有差别，即如果某人针对某种强度的项目选择了愿意，那么，从经验上看，他（她）通常都会接受此项目之后的所有正面项目，否定此项目之后的所有负性项目。所以，修正后的鲍氏社会距离量表能够较为准确的描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对于对方群体的社会距离。最后，将各项目分值进行累加，用30（30=5*6）减去累加值，就得到社会距离值。
下面就是笔者对本次调查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五、调查结果分析
不对称的社会距离
为了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笔者考虑从反面着手，即通过测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进行双向度的测量与比较，来考察农民工融入城市居民群体生活的意愿。而对社会距离的测量则采用修正后的鲍嘎德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具体操作步骤见前文“关于问卷”部分。调查结果如图表3所示：
图表 3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比较
社会距离值
Number
Max
Min
Mean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社会距离
48
24
0
9.12
农民工对北京市民社会距离
48
24
0
12.78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在社会距离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前者对后者的社会距离显著大于后者对前者的社会距离。即：农民工融入城市居民生活社会生活的意愿较之于后者要小。此差异也可以通过如下的图表4反映出来：
图表 4
问题
肯定选项(%)
城市居民
农民工
和对方相处时，他们是否感觉到不自在？
16.67
47.92
您觉得您和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心理隔阂？
27.08
87.50
那么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何以会呈现出如此强烈的不对称呢？为什么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作用在农民工这里会被放大呢（我看人看我——费孝通）？笔者认为，因为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适应性问题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诸如身份歧视，人际关系冷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等。尤其是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这些负面报道很容易产生刻板效应，使农民工群体产生一种先验的感觉，将城里人刻板为冷漠，不近人情。
由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才会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态势。可见，提供更多的沟通机会，促进二者对彼此的了解，是解决这种不对称社会距离的关键，同时也是促进融合的有效途径。
交往片面：局限于同质群体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农民工离开乡土社会，进入城市，必然面临着一个角色的重新建构与扮演的过程。城市的社会规范，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等都需要农民工去学习，去适应。如李汉林所言，人们的社会化所走出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由单纯的与同质群体的互动逐步扩展为与异质群体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扩大交往和加深相互间的理解[4]。因此，融入一个异质群体之前，首先应该能够适应并融入到自己所处的内群体，在同质性群体中获得情感与物质支持，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据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流入城市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老乡亲友引导[5]，而由于种种因素，农民工的交往圈子往往局限在老乡与工友构建的内群体之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熟人社会”。
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具有群聚的本能，并希望在群体中满足其各方面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自尊的需要等等[6]。因此，当农民工首次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可能会遭遇通常所说的“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所谓文化震惊是指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当他初次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7]。在这样一种压力下，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依赖自己所属的同质群体，即建构于地缘、业缘关系之上的内群体或者熟人社会，在该群体内构筑较为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获得安全感，归属感等等。
而根据笔者的调查，在融入了以地缘，业缘为基础的内群体之后，农民工却很难再发展与异质群体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当适应了同质群体内的规范、准则之后，农民工很难再突破熟人社会，融入到异质群体之中去。在身份认同上，相当比重的个体已经完全形成了身份认同，认同自己为这一群体的成员了。如图表5：
图表 5　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问题
选项
您认为自己是？
城里人
农村人
半个城里人
说不清
数目
2
32
11
3
此外，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圈子非常狭窄。往往局限于基于地缘与业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小群体里，或者称之为农民工的内群体。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往往局限于雇佣关系，缺乏更加深入的互动。如调查显示，农民工在身处困境时求助的往往是熟人社会这个小圈子，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所他们认可的亲密关系也往往在这个圈子里构建。如图表6：
图表 6
虽然强关系[8]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反而通过内群体的联系进一步固化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9]。因此，可以说，强关系的过度固化限制了农民工的层间垂直流动，限制了进一步的城市融入。
此外，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工余时间，农民工娱乐交际的方式也比较单一化，主要集中在看电视（48%）、睡觉（27%）、打牌（12%）。而影响他们娱乐活动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劳动时间长（缺乏娱乐时间）、劳动强度大（缺乏娱乐精力）、认为没有必要（意愿不强烈）、周围没有娱乐场所及设施（缺乏娱乐条件）。由于上述条件的不足，导致农民工打破内群体的局限性，通过其他方式（例如趣缘关系）融入到外群体的可能性降低。如图表7所示：
图表 7 农民工建立新交往关系的途径
综上，可以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仍然是两张皮，他们虽然同住在一起但是由于制
度的原因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李汉林，2003）。农民工对城市居民，主观上没有交往的欲望，客观上缺乏交往的机会，导致了农民工交往范围的片面化与同质性，不利于城市融合。
“过客”意识影响融合
影响融合度的主要因素还包括农民工的“过客”意识过于强烈。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由于城市居住环境差，住房问题，子女就学问题难以解决，加之本地人的歧视、排挤等诸多问题，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打算，如图表8所示。这使得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具体操作上都成为一个难题。
图表 8 农民工对未来的规划
农民工未来规划
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必须要经历的几个阶段是：先是职业的流动，即从农业转向非农，然后是空间的流动，即从农村流向城市，接着要实现定居点的变动，也就是说在城市买到房子，有基本的生活基础和能力，然后才能逐渐地融入城市社会[10]。而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却首先在身份的迁移上设置了门槛，现行的户籍政策使得农民工首先面临的是身份错位的尴尬，即通常所说的“经济上融入，社会上拒斥”。农民工要想在城市落户，不但享受不到任何的补贴与照顾，反而要投入更高的经济成本。
因此，制度上准入，并且在经济政策上对农民工落户定居给予一定的支持，将会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
“阶梯性迁移”者融合度较强
在本次调查中，部分农民工（16.67%）是经历了一个阶梯形的迁移之后才辗转到北京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在来北京之前，在乡镇、县城、中小城市、乃至其他大城市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打工经历。经分析发现，这部分人融合度普遍较高，较那些没有经历任何阶梯性迁移，直接自农村来北京的农民工（83.33%）有着相对更高的对于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与认可度。因此，在排除其他未知因素影响的可能性下，我们可以说，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阶梯性迁移过程，将有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针对目前这种农民工大规模无序迁移的状况，这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启示我们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引导机制，使得农民工外出务工能够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引导，实现逐级有序迁移，在阶梯性迁移的过程中，逐步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
教育：融入的主要途径
结合所作调查，笔者经过思考，认为面对种种门槛与限制，农民工想要融入城市生活的最有效最捷径的办法就是教育，包括对农民工自身的职业教育和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这个群体摒弃先赋条件的限制，凭借自获条件（如技术、知识、学历）与城市居民公平竞争。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 (Elite Circulation Theory)指出：有效的精英循环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只有打造一个稳定的流动平台，使得层间的垂直流动通畅开放，个体在获取社会地位时拥有平等的机会，才会使得精英集团的新陈代谢具有活力，才会使得社会系统得以维持和稳定。
可是，遗憾的是，在此次调查中，结果非常不如人意。针对问题“您现在有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能力？”做肯定回答的个体总数为0。虽然受到样本容量的制约，但是，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工在接受职业培训或者再教育方面的现状令人堪忧。借助于再教育实现再社会化，从而使其更有效地融入城市社会任重而道远。
此外，我们知道，农民工子弟已经成为了城市第二代移民，而这些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市化进程的下一代的受教育状况却更加令人担忧。根据吕绍青、张守礼的调查，初步估计，北京流动儿童总数在15万人左右，而其中87.5%却无法接受义务教育。其中，原因分
布如图表9所示：
图表 9 农民工子弟失学原因调查[11]
而根据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出现了如下的尴尬局面：北京的公立学校优质教育资源闲置，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却无论在师资、硬件都极度稀缺。因此，由于教育的缺乏，由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点上，对于亲代的身份地位的复制与继承就成了这些农民工子弟最终的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见，只有在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农民工子弟的基础教育上下功夫，改进城市对于这两个群体的教育政策和体制，搭建一个和谐公平的平台，才能促进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渠道畅通无阻，从根本上突破城乡壁垒，从而促进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小结：
农民工是我国当下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对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差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这个群体在城市的融合程度关乎他们是否能有效地完成再社会化，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纠正身份与职业的错位，摆脱游离的边缘群体身份。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促进他们和城市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将有助于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更有效地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研究者的思考：
在“阶梯性迁移者融合度较强”这一单元，笔者提出：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阶梯性迁移过程，将有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这仅仅是在排除其他未知因素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与是否经历有次序的，有级别的阶梯性迁移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是一种虚性相关还不得而知。仅仅是作者的一种假设和猜想，期望能在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或者证伪。
此外，早在1938年，赫伯尔就提出了关于人口迁移的“推拉力理论”，认为迁移是由一系列力量引起的。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具体说来，也就是迁出地的消极因素（例如劳动力过剩，劳动资源贫乏，竞争激烈等）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例如就业机会丰富，就业环境好，收入高等）。结合“推拉力理论”，笔者思考，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是否与来自农村的推力以及来自城市的拉力二者之间的强度相关。可是，鉴于推拉力仍然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很难精确定义其强度，将其操作化，所以，笔者仅仅提出这方面的思考，期望能在今后的研究学习中不断完善之。
在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方面，由于笔者系本科二年级学生，对于社会学所涉及的专业的统计分析方法尚未系统学习过，所以，在数据的分析方面，难免有所欠缺，例如对变量离散趋势的测量、回归方程的应用等。所以，经过将来的学习之后，将考虑在数据的统计分析方面下功夫，提出更为细致，更为有说服力的看法。
参考书目：
郭星华．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江海学刊，2004
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R]．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北京，2002
吕绍青，张守礼.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教育[J].战略与管理：2001
石英．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西安城市农民工调查[C].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
隋晓明．中国民工调查[M]．群言出版社，北京，2005
王春光．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N]．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
王琪延，张卫红，龚江辉．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M]．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
张海辉．不对称的社会距离――对苏州市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距离的初步研究[C] ,2004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Lee.Motoko Y，Sapp.Stephen G．The Reverse Social Distance Scale.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6
【附录一】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调查
亲爱的朋友：
您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级学生。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中农民工人与市民的社会融合现状，并由此为相关部门改善您的工作生活环境提供参考意见，我们进行了这次调查。本调查不用填写姓名，答案也没有好坏对错之分。请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想法进行填答。
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级
【填答说明】：
1. 请在每一个问题后适合自己情况的答案选项上划钩，或者在横线处填上适当的内容。
2. 若无特殊说明，每一个问题只能选择一个答案。
3. 填写问卷时，请不要与他人商量。
1你的性别：                      A.男              B.女
2.您的年龄：_________
3您的籍贯：_________
4.您的职业：_________
5.你的婚姻状况是:                A 未婚            B 已婚         C 离异或丧偶
如果已婚，请问您的配偶现在：  A.北京务工         B.老家务农     C.其他城市务工
6.请问您的文化程度是
A．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B.小学          C.初中      D.高中     E.大专及以上
7.与您一起来京务工的是否有您的家人?       A.有                  B.没有
如果有，他们是您的_____________________
8.您的家庭得相对经济水平在当地处于：
A.中等以上                         B.中等                        C.中等以下
9.您选择外出务工的原因是：（可多选）
A.单纯的经济原因    B学习一技之长.    C. 家乡太穷, 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
D.羡慕城市生活      E.随大流           F.其他
10.在来北京之前，您是否在其他地方打过工？     A.是                      B.否
如果是，请问是哪里：
A.乡村         B.乡镇        C.县城        D.中小城市        E.大城市
11.在找工作之前，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手艺或者学过什么技术？    A.是           B.否
12.请问您现在的住宿情况为：
A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    B.与别人一起租房子    C.临时搭建的简易宿舍     D.其他
13.请问您的月收入是：
A 400元或以下  　　　　　B 401－600元  C 601—800   　　　　　D801—1000
E.1001—1200   　　　　　 F.1200以上
14.请问您每月的花销大概为：_____元
15.其中主要花费在：（可多选）
A.吃饭      B.购买衣服     C.交房租      D.休闲娱乐      E.看病       F.其他
16.您平均多久上街买东西一次？_______
17.您每隔多久给家里打电话或者写信？_______
18．您的工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可多选）
A.打牌,打麻将   B.看书报    C.看电视，听收音机    D.聊天   E.逛街   F.睡觉
G.干家务    H.找工作        I.上舞厅，歌厅       J.上网    K.看电影  L.其他
19.影响您娱乐活动的主要因素有：（可多选）
A.价位太高     B.劳动强度大,没有精力      C.劳动时间长，没有时间
D..认为没有必要     E.周围缺乏休闲娱乐的场所及设施     F.其他
20.您会普通话么？                   A.会               B.不会
如果不会，是否愿意学？          A.愿意             B.不愿意
为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您现在有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能力？
A.有                                      B.没有
如果有，那么是：
A.在用工单位参加培训     B.利用广播、电视或者网络学习  C.参加成人高等教育的学习D.参加职业训练学校的培训       E.其他
22.您在城市中生活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可多选）
A物价太高                              B.社会关系少，感情孤独
C.拖欠工资现象严重                      D.社会保障不到位
E.同工不同酬                            F.生活艰苦，环境差
G.本地人的歧视，排挤                    H.子女上学问题
I.住房问题                                                  J.其他
23.您最希望政府提供的帮助是： （可多选）
A.和本地人享有相同的户口政策                    B更多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
C.按时发工资，不能拖欠或以各种借口克扣工资      D.解决子女入托上学问题
E.医疗保障，失业保障                            F.改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
G.改善住房条件                                                           H.其他
24.您对目前工作的满意程度;
A.很满意       B.比较满意        C.一般         E.不满意            F.很不满意
25.您对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的满意程度;
A.很满意       B.比较满意         C.一般         E.不满意            F.很不满意
26.您对自身在城市里受到的待遇如何看待：
A.很公平       B.比较公平         C.一般         D.太公平           E.很不公平
27.
问题
是
否
是否经常与当地居民来往？
是
否
内心是否愿意与房东一起住？
是
否
您认为，城市人从内心里来讲愿不愿意和外地人做邻居？
是
否
和北京市民相处时，您觉得他们有没有不自在的感觉？
是
否
您是否觉得您与市民之间有一种心理隔阂？
是
否
未婚者是否考虑过跟北京市民谈恋爱？
是
否
对于“外来人口是造成城市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您是否同意？
是
否
您是否愿意参与到其中，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是
否
您是否加入了民工工会，或者例如“农民之友” “打工妹之家”这样的组织？
是
否
28.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做知己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做朋友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做邻居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做同事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保持一定距离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绝交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29.您认为农民与城市居民最根本的差异在于：
A.社会地位  B.收入  C.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D.生活习惯  E.教育程度  F.职业  G.其他
30.
老乡
工友
雇主
政府
媒体
当地朋友
其他
遇到困难找谁帮忙
经济拮据找谁借钱
最亲密的人是谁
31.您是以何种方式结交新朋友的？
A.工作交往         B.居住地交往       C.娱乐交往       D.其他
32.对于未来，您的打算是：
A.挣一笔钱就回家               B.季节性打工             C.只要能挣钱，越长越好
D.留在城里，安家落户           E.视情况而定
33.您自己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A.城里人             B.农村人              C.半个城里人             D.说不清
34.非常感谢您的合作，您还有什么想告诉我的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二】
城市居民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调查
亲爱的朋友：
您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级学生。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中农民工人与市民的社会融合现状，并由此为相关部门改善您的工作生活环境提供参考意见，我们进行了这次调查。本调查不用填写姓名，答案也没有好坏对错之分。请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想法进行填答。
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级
【填答说明】：
1. 请在每一个问题后适合自己情况的答案选项上划钩，或者在横线处填上适当的内容。
2. 若无特殊说明，每一个问题只能选择一个答案。
3. 填写问卷时，请不要与他人商量。
1你的性别：
A.男              B.女
2.您的年龄：_________
3.您的职业：_________
4. 对于农民工，您愿意与他（她）做知己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做朋友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做邻居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做同事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保持一定距离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对于城里人，您愿意与他（她）绝交吗？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E.不愿意            F.非常不愿意
5.您认为农民与城市居民最根本的差异在于：
A.社会地位  B.收入  C.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D.生活习惯  E.教育程度  F.职业  G.其他
6.
是否经常与农民工来往，一起娱乐？
是
否
内心是否愿意与农民工做邻居？
是
否
和农民工相处时，自己没什么不自在，而他们感到不自在。您是否有这种感觉？
是
否
您是否觉得您与农民工之间有一种心理隔阂？
是
否
未婚者是否愿意同农民工跟谈恋爱？
是
否
对于“外来人口是造成城市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您是否同意？
是
否
7.非常感谢您的合作，您还有什么想告诉我的么？
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张静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6期
提要：本文的主题有关转型时期群体性不满的成因。针对“收入差距论”的解释局限，作者试图揭示“结构性失位”对于高学历群体的影响。在回顾文凭教育的传统后，论文展示了高校学生的毕业求职意愿、他们对未来社会身份的预期、过去几年高学位的产出和失业规模、毕业生求职的实际去向、其职业单位和地区类别的变化等数据。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大量高学历青年进入社会时面临的结构进位困难，不断动摇着新成员获得预期身份的稳定秩序，从而影响着该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同时，教育作为社会分流稳定器的作用也在弱化。
关键词：结构性失位；文凭教育；社会身份预期；群体性不满
*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是受教育的年轻人群体。我的研究助理吴肃然对数据图制作贡献良多，在此致谢。但论文的观点应当由我本人负责。
一、社会群体的结构定位
历史上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在解释社会不满的积累和成因方面，社会学一向关注转型中的结构变化，特别是社会成员在收入、声望、地位和身份等方面的分流秩序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一关注点与经济学常见的收入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分析存在一致的方面，但也有重要区别。
一致的方面在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都同意，超过限度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经济学者已经指出，再分配权力的减少和失业增加，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极大挑战。以往社会是通过再分配权力“平衡”不同需求的，而今必须经过市场，这种新的再分配机制激励了竞争，结果更有利于强者，因而在不同程度的获益者之间形成对立（加普，2009），从而引发社会不满。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留下了不稳定因素”，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三倍半，城乡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和间歇性的权利抗争开始出现（姚洋，2010）。这些认识与社会学中“转型理论”的结论一致。
区别的方面在于，对于结构性不满的积累，社会学认为，收入的正当性和与此有关的社会地位预期问题，具有同等的解释重要性。社会学者近年对中国部分地区的调查表明，人们对收入结果的差距具有相当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他们认为收入差距大具有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劫富济贫”的收入拉平办法（Whyte ＆Han ，2003）。分析显示，人们对收入差距是否容忍，不仅与差距的结果有关，更与对差距的评价有关，即收入是否“正当”。在对100多名基层人士的访谈中，研究者发现，有的收入差别被他们认可，有的则不，理由是，人们认为有些差别是公平的——比如体育竞赛和科技竞赛奖金，有些则不公平——比如走后门、运用关系或者依靠权力垄断获得的收入（张静，2008）。社会成员评价收入的标准，一是看作为（有无切实的贡献），二是看程序（是否经公开竞争的规则），三是看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能够被广泛分享），越接近这几个标准的收益，人们评价为公正的概率越高（王冠中，2008）。这说明，社会成员对收入差距的不满是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它们特指那些“不正当”的收益。
收入“正当”与否的社会“评价”，看上去具有经济学者通常认为不重要且难测量的主观性含义，但与排除了主观内容的“客观”看法不同，社会学已经不再把社会结构看成仅仅是“客观”外在的，它认识到，我们所言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包含着群体的主观预期和客观地位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社会结构由“预期结构”与“现实结构”两方面组成，二者可能重合，也可能分离。重合与稳定和秩序有关，分离则与变迁和动荡有关。比如，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因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和文化显示出差异。在一些社会，人们认为贫穷源于懒惰，应由自己负责，所以未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不满；而在另一些社会，人们认为贫穷源于他人的掠夺和分配不公。这些不同的看法，影响着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归因和本身地位的认同。显然，归因为他人或制度限制，才会加强结构性的社会不满和对抗。
这一点提示了，在对社会不满的解释中，需要注意普遍预期的基本标准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特别是非个人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变动的关系。
非个人的社会预期是结构现象，它指的是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某类人群应当对应的结构位置——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生活方式的预期。这一预期来自他们的经验，其形成与制度历史有关，因此可以说，现实社会结构“生产着”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所处类别的社会预期。在转型中，个人境遇和地位的差异可能不确定，变化很快，甚至偶然，但是结构性的社会预期往往变化较慢，而且相对稳定。比如，对受过何种教育的人群应当属于什么社会类别，正常情况他们一般应获得什么样的职业地位，进入到社会结构的哪一位置，多数社会成员有大致相似的认可标准，这些标准引导着人们的行动方向。虽然社会变化经常缓慢改变这些标准，但一种新的结构预期形成需要相当的时间。比如，在同一个行业内，从前的社会标准是资历优先，这样年长者的地位普遍高于年轻者成为预期，如果实际情况与此不符，就被视为不公，积累不满。但当人们开始接受以工作贡献为地位标准时，资历优先的做法反被视为不公。
所以，当社会变动中一类人的境遇与原先相对稳定的预期差距拉大，意味着结构性失位（structural dislocations ）（Hancock ＆Welsh ，1994）问题出现：这类人群历经投入（比如完成高等教育）后，却无法进位于预期的结构位置。很明显，这一状况引发的不满并非具有个人性质。
在世界各地，财富充足的社会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人富有，而是因为竞争和获得财富的方式及结果，与预期的结构位置相对一致并稳定，社会中形成清晰可辨的类别定位作为“未来”引领人们进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目前付出什么、未来得到什么是相对清楚的，就像选择什么样的路，进入什么样的位置类别，终点具有可预见的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不是来自个体，而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固定性，它向每个人传递着有关信息，因而在宏观上维持着社会稳定。即使个人的机会暂不确定，因能力和竞争差异出现不同结果，但经过某渠道进入到某类别的机会结构却是稳定、持续和可预见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给社会成员提供稳定感和行动目标，他们根据这些目标确定方向、投入精力，原因是可以在预期中“看到”自己未来的位置。
显然，社会成员和团体拥有清晰可辨的结构定位，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不确定性只改变某个位置上的个人，但不改变宏观的位置结构。如果各类人群流动的路径没有阻断，他们进入的社会类别符合一般的社会预期，就不足以制造结构性的社会不满。
而如果年轻人普遍出现结构进位困难，将增加相关群体前途的不确定性，扰乱他们对未来社会地位的稳定预期，这种非个人的失序无法经由个人努力改变，于是群体性的不满积累并将目标指向社会不公。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经济“收入差距”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收入不平衡可能导致社会不满，但是它不能对转型时期的特别现象做出充分解释：为什么最低收入者（比如农民）群体并非是最不满意的群体，为什么有些财富不平衡的社会，并没有结构性的群体不满发生。在理论层面，“收入差距”虽然可以解释不满的一般性来源，但不能具体地解释不满的独特性来源，尤其是转型社会特有的结构性不满积累问题。
在实践层面，收入差距论可能会误导政策指向，视发展经济和财富分配为解决问题的惟一药方，指引政策走向追求GDP 或加强福利再分配，而不是结构变革的方向。比如，教育扩招大跃进作为舒缓就业问题的行政干预，不仅把问题的解决引入了表面和短期追求的歧途，而且掩盖甚至加重了更基础的结构性失衡事实。
二、教育理念与社会身份预期
中国是一个追求文凭的国家。原因在于文凭对社会地位的分流作用：文凭大致可以作为标识，确定人们初次进入社会时的基本位置——职业、阶层、地点以及社会地位。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但却可能通过获得文凭改变自己的未来。在重要性上，文凭作为身份象征的意义一向超过作为技能掌握的意义。在人们的认识中，不同社会职业和单位、地域总是含有等级含义，它们在地位上不被视为平行，而是高低重叠的纵向结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使不是优越于官吏，通常在社会地位上也被认为是与之平等的（周荣德，2001/1966：257－258）。
在这个意义上，文凭教育不断在提供社会成员进入某种更高身份结构的资格，它的目标不是产出普通的、掌握专门技能的劳动者。在历史上，只有受过教育者可以入选为“师”或者“吏”的后备，他们的身份显然区别于一般的劳动阶层。在社会分流中，脑力和体力的职业差别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不同，更代表着社会身份不同。这种身份在获得教育文凭后就确定了，其后不会消失。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家境破落到生活无着的地步，身份却还是一个读书人和绅士，自视与其他的劳动者有别。还比如，在袁世凯等上奏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之“妥筹办法”中，官员们特别建议清廷，在取消科举时必做的一件事是对“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4－5）。可见，学历虽可消失，但身份不可不延续，在这一理念下，那些曾经科举确立了功名者，其地位理应被朝廷和社会承认：即旧式科举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阶层进阶，所以，科举改革虽废除了旧知识之有用性，但并不因此使得旧文凭持有者失去身份资格，所以须安排“出路”。在这里，教育的角色，相当于是社会结构的门卫，控制着流动的社会身份分类以及再生产。
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教育变革，客观上都曾改变不同人群的位置、职业和升迁路径，盖因为文凭具有变动不同人群之机会结构的效应。可以列举的有科举制度的改变，这一举措曾切断了知识群体向（基于掌握传统知识的）官僚群体流动的固有格式，知识群体预期的机会结构和事业晋升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邹谠，1994：52－53）。20世纪中叶，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动，中国教育又一次发生变革，教育的政治性标准确立——为工农兵服务和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在那个历史时期，80%的人口扫盲，干部队伍普及文化，学习新知和学历提升，曾经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教育的这些改变，给大量出身普通的劳动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文凭使他们从体力劳动者变为脑力劳动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在田间地头和车间干活的人，变成了坐办公室的人。
文凭提升社会地位并非仅指经济收入。它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有资格和机会进入的职业，有资格享用的政策特权（进入体制内，有福利保障），以及有资格享有生活地域的选择、工作稳定性、社会声望、资历的可积累性调动等等。显然，这些方面无法用金钱购买获得，经济收入高并不能代替社会地位高，后者须经过教育文凭获得。因此才有相当多的小企业主抱怨，自己虽然赚了钱但还是社会地位低。近年大量的毕业生蜂拥进入公务员考试，也不是仅仅在追求收入——实际上很多市场单位比公务员收入高，他们是在期望获得体面身份和受尊敬的职业，这也与社会地位考虑有关。由于教育和社会地位获得的这一特殊关系，很多人把自己晋升身份的障碍归因为学历，这一认识进一步巩固了文凭与社会地位预期的关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未来运用体力还是脑力工作，差别在是否经过大学以上教育。
令人惊奇的是，经由文凭获得地位，赢得安全和尊重，避免成为“劳动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因过往几十年的“平等”教育而减弱。人们还是习惯人等的社会分类，力图与他人拉开距离，比如名片的抬头普遍愿意列出学历和职位，以显示较高的身份。文凭成为社会分类的前奏，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还做与从前同样的工作，就会有不正常甚至“丢人”之感。大学生村官也必须用种种优惠政策推动，否则响应者少，原因是很少人认为村官是大学生（身份）应当从事的工作。他们反问，如果要做村官，为何还要上大学？上大学难道不是为了离开农村吗？很明显，这些基层性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并不符合大学生对自己身份的预期，高等教育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职业预期。在学生心目中，取得文凭后进入更高级的单位或更大的城市是理所当然的，有文凭者与干部任职一样，终生可用，而且只能向上、不能向下流动，否则就是人才浪费，文凭越高就应离开基层越远成为共识。在城乡二元体制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文凭几乎是改变农民身份的首要途径，文凭教育也成为拖延就业的蓄水池，很多人宁愿不工作，也不愿意进入社会基层。这些行为源自高等教育对于身份预期的生产，它让受教育者认为，自己已经剥离了原来的身份，有资格进入更高的社会结构位置。
教育产出的社会身份“提升”预期，如果能够与社会实际的地位结构相符合，尚不存在问题，但如果二者背离，托克维尔所言“教育的缺点”就会发生。①[180年前的秋天，托克维尔在自己的访美日记中写下如此感想：“在欧洲，最令我们头痛的是那些出身低微又接受了教育的人，教育使他们产生了离开本阶级的渴望，却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手段。但在美国，教育的这一缺点几乎没有出现，教育总是提供致富的必要手段，并且没有引发任何社会问题”（托克维尔，2010：38）。此观察虽冷峻，但真实，值得思考]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正是，教育生产出大量具有高身份预期的人群，但进入社会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普通劳动者。市场需要的身份类别与教育制造的身份类别预期有极大错位，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后无法成功进入预期的社会结构。文凭为终身地位的保险功能已经消失，大量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后，不得不面临再次的地位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预期的稳定秩序被“扰乱”，地位不能确定并非是个人而是群体和结构性现象。而高学历教育的扩张政策以及传统的文凭等级理念，实际上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
三、毕业生增长与就业率下降
近年的统计数据可以显示上述情况的严重性。在过去几年的教育大跃进中，高学历扩招现象普遍：全国本专科和研究生的平均毕业数量大约翻了5倍，从1999年的100万人左右，扩大至2009年的600万人以上（国家统计局，1999－2008；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见图1）。
上面只是一个均值。进一步对比本科和研究生毕业数量可以发现，本科毕业生增长不到6倍，而更高的学历——研究生及博士毕业生增长近9倍。这表明更高学历者数字增长更快。
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学生的当年未就业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表1，图2）。
毕业生进入流动待业人群，再考虑到历年未就业毕业生的积累，即使其中不断有人进入工作职位，仍可粗略推估，每年计有接近两百万毕业生加入到待业青年群体中。如果注意不同的信息来源，不排除这个估计可能过于保守，例如，一项全国11个地区的调查显示，2008年这些地区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35.6%，当年就业之低，达到30年来之最（转引自闫晓虹，2009）。
四、毕业生的工作预期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并非社会不需要劳动者，而是大量劳动者的职位不符合高校学生对就业身份的预期。
根据《中国青年报》对2307名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调查（胡明等，2010），学生选择的就业意向排序是：国有企业（43.1%）、事业单位（36.3%）、外资企业（34.7%）、党政机关（32.0%）、民营企业（28.1%）、自主创业（21.2%）、公益组织（6.6%）（图3）。①[由于可以多选，该项调查的数据总和都超过100%]
同样的调查显示，受访学生对“最愿意去的就业地区”选择结果为：省会城市（47.9%），北京、上海等大城市（36.9%），中小城市（27.9%），发展速度快且地理区位重要的二、三线城市（6.6%），农村地区（2.5%）（图4）。
受访学生对“大学生职业目标”的选择排序是：领导者或管理者（45.9%），生活与工作平衡（38.5%），安全感和稳定感（34.5%）（图5）。
多数学生最愿意进入的是管理性机构和岗位，与近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大增可以相互印证。调查问及“公务员职业吸引大学生的缘由”，学生回答的排序是：福利好（66.5%）；稳定性好（66.3%）；保障好
根据大学生村官发展调查发表的数据（温薷，2009），2009年北京大学生村官近2000个受访人中，选择考公务员的居第一位，占42%，选择续签留任村官的占13%，选择在农村创业的占13%，选择自谋职业的占9%，选择考研的占9%（图7）。多数大学生村官期待进入公务员职业，显然，对他们来说，村官只是一个向公务员过渡的职位。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报告显示，在大学生“蚁族”中，有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这意味着，七成以上蜗居在大城市的高学历青年是从基层流动而来，具有省会城市或大城市出生背景的人在“蚁族”中实际上不足7%，而这些人的家庭年收入也不超过5万元（高庆，2010）。大学生“蚁族”的状况说明，这些青年完成了高等教育，离开了农村在城市就职，虽然经济收入有所改善，但并没有显著提高社会地位。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获得与身份相符的位置和尊重，而期待进入“应当的”社会地位。因此，宁愿找不到工作，不少收入稳定的劳动职位也被他们拒绝，原因不在收入，而在该职位的社会声望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社会中一种结构性人群在不断增加：他们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年轻，流动，有较强文字能力或技术，熟悉电脑操作，预期着毕业后的向上流动，自视已经获得某种更高的社会身份，但是又无法在实际的社会结构中兑现。这些人的职业和收入往往不稳定，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得不”成为普通的劳动者。而这一实际地位与文凭教育给他们的身份预期形成强烈反差。
五、毕业生就业变化趋势
这一强烈反差还可以通过就业学生的实际去向观察。在过去几年中，就业学生毕业时成功寻得工作的去向，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就业单位类别逐渐向基层转移；二是就业城市逐渐向非中心城市转移。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所编的《升学与就业：高考填报志愿指南》历年期分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文科“法学”类学位毕业生2002－2008年在四类单位①[四类单位指，甲类：机关、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部队、金融单位；乙类：科研、高等学校、一般事业单位、医药卫生；丙类：中等教育、艰苦事业、艰苦企业、基层社区、农村；丁类：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升学、灵活就业、暂不就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的就业趋势情况如下（图8）：
这里的“法学”类，指的是教育部系统制定的文科学位类别之一，其中包含政治学、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法学、公安、国际关系等12个专业。以往这类专业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机关的文职岗位，它们属于收入稳定、福利好、地位高、权力大的部门，正是一般认为的较高级别管理性单位（甲类和乙类），也是毕业生获得身份的重要职业标识。但统计所示，毕业生能够进入者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度下降，只有丙类——中等教育、艰苦事业单位、艰苦企业、基层社区、农村类的单位入职比例在增高。相对于高文凭者的预期而言，这等于实际地位在下降。
上述情况不仅发生在文科，部分工程类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十分类似（图9）。
再看毕业生就业城市的变化趋势。在同样的时间段里，高校学生在A 类和B类地区①[四类地区为，A 类：北京、上海；B 类：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重庆、天津、浙江、福建、山东、广东；C 类：海南、安徽、广西、河南、湖北、湖南、河北、江西、云南、山西、陕西、四川；D 类：甘肃、贵州、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内蒙。（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的就职人数呈下降趋势，其中入职北京和上海地区的人数下降尤为明显（图10）。
部分工科专业的情况比文科略好，但基本趋势类似（图11）。
以往大城市是容纳高教毕业生最多的地区。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毕业人数连年上升，但进入A 类和B 类地区的学生逐年下降。
这些事实预示，高等教育给年轻人的地位预期与社会结构给他们的实际位置差别很大，而教育大跃进中不当的高学位和专业产出比例，正在加强着这一不平衡。教育产品（毕业生）进入社会时面临结构进位困难，不断动摇着新成员获得预期身份的稳定秩序，教育的自然分流作用开始产生负面价值。
六、专业变化对信息的反应能力
如果说，在高速转型时期，教育发展往往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属于正常，但教育产出长年无法对结构需求的信号有所反应并自动调整，就不应视为正常。在教育常规统计中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校“录取规模增幅”，以及高校内“专业比例变化”——这几个数据之间的共变系数都很小，它们的相关性很弱（表2）。这表明，在宏观层面上，高校各专业的学生就业率，并没有对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发挥信息引导作用，就业低的专业不仅没有少招生，甚至可能扩招生。
这显示，教育专业缺乏灵活弹性的体制来敏感捕捉信息，对应社会结构的需求，及时改变不适应的产出状况。
如果教育系统没有建立对社会结构信息的反应能力，就会出现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反而招生率最高的现象。仅以师范专业为例，2005年至2008年，本科师范毕业生各门类中，就业率基本属于较低的文学专业，却在2008年入学在校生比例中排列各专业第一（“学信网”编，2010）（表3）。这样的教育“产品”，宏观上当然会强化社会预期和结构进位的不平衡。
七、结论与讨论
上述事实表明，教育系统的社会身份预期产出，与社会结构的实际状况不仅已经失衡，而且它缺少获取信息并自动调整的能力。文凭教育每年产出几百万抱有地位上升预期的高学历者，但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现实的位置。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学生在进入社会后碰壁，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预期难以结构进位，但文凭教育还在大幅度扩张。对教育产品（学生）而言，上大学已经改变不了命运，他们的事业通道很难依靠文凭定轨。这种群体性的结构失位现象连年积累，加剧着一类人共同的命运感、受挫感和不公平感，与他们自视应当的地位形成反差对照，当然影响着这一人群的价值、态度和行为。
因此，从解释的角度，高学历青年群体中弥漫的“愤青”现象具有结构性成因。虽然教育的学位产出功能——将社会成员在职业、地位、收入和身份方面分开——在世界各地都类似，但是当教育观念和产出内容脱离了社会结构的实际时，宏观上，将影响新成员有序结构进位的稳定性，从而积累群体性不满。而从政策反思的角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教育本是良策，但如果教育传统本身的品质如故，结果完全可能相悖。倘若教育追求的产出主要在量而非质、主要在身份而非技能，必将败坏教育作为结构分流之社会稳定器的自然职能。其沉重代价，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在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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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向楠、王聪聪，2010，《调查显示：47.9%大学生首选省会城市谋职》，来源《中国青年报》，转引自“中新网”3月23日（http ：//www.chinanews.com.cn /edu /edu-qzcy /news /2010/03－23/2184103.shtml）。
加普，约翰，2009，《如何重塑中国模式？》，“FT经济中文网”11月20日（http ：//www.ftchinese.com/story /00102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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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2010，《终结“北京共识”》，“财经网”2月23日（http ：//www.caijing.com.cn /2010－02－23/11038286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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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民族身份研究：必要性与陷阱
每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个身份。从家庭，职业，地域，民族，直到更为宏观的国家，国家联盟，都在不断赋予和更新人们的身份。在多数人还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或游牧生活时，身份不是太大的问题。当统领广大疆域和人口的国家渐次出现，国界延伸到遥远的地方，同时行政体制和商业网络伸展到国土的每一个角落，有所差异甚至截然不同的人就有了更多面对面的机会，身份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而在现代社会，身份已经成了一个社会关键词。一方面是交通发达，无远弗届，在许多国家，即便你像康德那样几乎从不离开家乡小城，一生中也有大把机会见识天涯来客。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思想和运行机制，使得个体身份被不断细化和强化。身份既决定着人们得到的待遇，又因为人们的活动而增减，变换，乃至断裂，破碎，重组，消失。
显然，身份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它的基本要素，一方面是个体的生理属性和心理状况，前者已经不容易区分，后者更是千变万化；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定位，其基本出发点是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需要。即便是在最重视个体利益的国家和社会，群的考虑和个体的诉求也很难完全一致，这给双方都带来很多烦恼，而大群体之中小群体的身份出现问题，负面影响就更大。个体可以通过转移自身来寻求身份的改变，从而争取幸福生活，所谓“树挪死，人挪活”。而小群体，尤其是人数较多的小群体，在全球土地已经基本划分完毕的今天，不再可能整体迁移，创造出埃及的神话。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通常是聚在身份的旗帜下，运用自身的政治、经济、人力等资源，向大群体发动或温和或激烈的抗争。凝聚这个群体的身份，最开始或许只是偶然而致，但经过政治统治和社会运动的双重强化，逐渐变成了一种心理真实。因此，身份（Identity）在学术英文中的另一个常用意义也非常有助于我们把握这方面的问题：认同。
不难想到，关于身份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难度又很大的领域，广涉各个学科。身体带来最基本的认同感，因而要借助人类学、生理学、演化论等学科；语言也是身份基本要素之一，是故语言学不可偏废；认同主要是主观心理，由此心理学家大有用武之地；认同的建构离不开审美表达和理性思辨，所以文学、哲学向来是身份研究重镇；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也是实施统治管理的基本依据，因此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当仁不让；身份又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故而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不可或缺；身份的建构和重构从来都离不开历史，是以史学永为身份研究之本……此外，还有各个学科的交叉。单个学者很难驾驭这么多学科而在研究中有效运用。身份研究的成果，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人类智慧百川归海似的汇聚，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际理性”。
虽然身份研究既有意义，也不乏智力挑战，但中国学术界对这个名目到最近才比较感兴趣。此中缘由，值得思索。身份有非常多的表现形式，在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性别和族裔。藉由身份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了表述和声张，并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中得到实现。就研究方法而论，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的思辨倾向造就了不少抽象乃至诘屈聱牙的理论著作。这种思辨倾向，从学术史的角度说，又从属于二十世纪人文学术界的语言学转向，试图通过语言把握人的精神。当然，社会学层面的研究也不少。中国的情况与之有很大差异。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尤其是比自由化了的西方文化更强调家庭价值与社会和谐。性别问题，或准确地说妇女问题，在大的社会氛围中相应地受到更多压抑（这个问题在日本更明显）。而在汉族占九成以上，且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多在边疆的中国，民族问题尽管始终存在，但也没有引起太大关注。
以下我以民族身份/认同为关注点，粗略考察一下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
数据库：中国期刊网
2000-2009 3851
2005-2009 2851
2008-2009 1252
2 标题中含有“身份”和“族”的论文
2000-2009 147
2005-2009 116
2008-2009 59
3 标题中含有“认同”的论文
1980-2009 3970
2000-2009 3575
2005-2009 2760
2008-2009 1316
4 标题中含有“认同”和“族”的论文
1980-2009 659
2000-2009 590
2005-2009 461
2008-2009 216
对统计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
第一，2000年后，关于“身份”和“认同”的论文激增。近十年间产出的论文数量为前二十年的7.8倍和9.1倍。即使扣除“学术繁荣”的因素，这样的增加也是极为可观的。再以2005年为分界，发现仍在加速，后五年出产为前五年的2.85倍和3.39倍。
应该说，这个变化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态势若合符节。整个社会的分化进入到更细致、更深入的阶段，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户口制度的放松，社会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强。人们带着不同的年龄、职业、阶层、地域特性、方言/语言相遇，身份问题势必凸显。同时中国和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社会的运行，也为身份问题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内涵。从论文标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身份问题：“金融危机下中国国家身份的转变”、“台资医院身份困局”、“阶级、性别、种族与女性身份认同”，等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汉语语境中，“认同”较之“身份”与主体心理关系更为密切，政治意味也更为浓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方面的论文数量增速更大。
第二，民族问题不是中国学术界身份研究的重点。
由于从整体上讨论中国人身份，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华人”、“华裔”等关键词进行，所以涉及民族问题才会有“族”字出现。三十年来，研究民族身份问题的文章仅占身份研究论文总数的9.8%。的确，在学术中原，民族，尤其是本国的民族，并不是热点话题。这既是整体导向的结果，也和学人们的自我意识有关。事实上，冷战后的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中国，一方面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族主义走上前台，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浮出水面，代表性事件就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在新疆制造的一系列恐怖袭击。前者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者却是一个被压抑的话题，直到2000年后，得益于反恐的国际氛围和网络媒体的兴起，民族问题才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
十年来，对民族/民族主义的研讨蔚为大观，研究民族身份的论文也随之增长，增速超过身份/认同的整个范畴：后十年较前二十年，增长9.4倍；后五年较之前五年，增长3.6倍。绝对数量也比较可观。进一步分析，以连续发生少数民族地区恶性骚乱的近两年为例，共有论文275篇，其中讨论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有136篇（“身份”部分28篇，“认同”部分108篇），占总数约一半，其余为讨论汉族、国族、华人、国外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一些综论。但就此认为“虽然比例较小，然而也有不少积累”，为时尚早。因为我们再具体到国家认同问题相对明显的两大民族，就会惊奇地发现：关于藏族的只有4篇，关于维族的也只有7篇！
讨论实然之后，我们再转向应然。中国，作为一个在海外有三千五百万华人华侨（据2008年2月26日《环球时报》），在国内有占总人口近百分之十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民族身份研究有没有必要呢？从学术界的实践来看，前一个方面似乎已经不用讨论了。一方面是中国在辐射软实力，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人流散研究，越来越受关注。而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国族身份，还是少数民族身份，研究得都相当不够，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身份研究这个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还局限于进行调研，而且调研者为汉族研究人员。调研结果是否真确暂且不谈，至少在社会形势已经发展到国家认同亟待加强的时刻，相关研究可以说是滞后的。关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既有较多扎实的研究，又有各级政府部门的实践经验，但民族融合、国族建构不仅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精神性的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心的问题就要用心去解决，这里并不是指处理民族问题时的善意和毅力，这是必要然而表层的东西，用心解决是说关注、研究各民族的心理状态、精神变化，弄清楚他们在想什么，怎么想，特别是他们对各项政策的实际感受。这样的研究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如解读文艺作品（尤其是民间文艺），社会调查，民俗研究，宗教研究等等，同时与宏观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思考相结合，从而使行政、司法、教育等方面的实践能够有的放矢，层层传递之后能够真正实现增进民族团结、加强国家认同的目的。这些研究，尤其是直接面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需要少数民族学者和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熟稔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族学者共同参与。
有这样的疑问：民族问题是否是“不说还好，越说越大”？思想文化界的导向不怎么鼓励这方面的研究，恐怕也有如此这般的顾虑。的确，有时候差异仅仅是一种虚幻的印象，比如网上盛行的地域攻击，就充满了不同地方的人彼此的想象和编造。一些汉化程度较深的民族，与汉族的差异的确就只是身份证上的一字之差。但是，有三个因素，会造成不可否认的隔阂，即种族、语言和宗教。我所在的洛杉矶，是全美族群融合最好的地方之一，但在校园里，尽管极少种族歧视，大家相处甚好，语言一致，宗教上也没有大的冲突，学生们还是非常自然地按照肤色组成不同的群体。种族差异只是通过视觉印象造成心理疏离，而宗教不同就很可能制造隔膜，再如果语言不通，就根本难以交流。以藏族和维族为例，有各自所信奉的宗教，亦有各自源远流长的语言文字，在体貌特征上与汉族也有明显差异，沟通有困难是很正常的。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多民族国家，自然应该采取各种办法消除隔阂，如推广双语教育，让全体公民能够顺畅地沟通，但显然有些差异会长期存在，比如宗教和种族。此外，诸如地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来不是民族地区特有现象，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民族关系。有鉴于此，对于民族身份问题，鸵鸟政策不可行，鸵鸟心态不可取。
但我并不否认“不说还好，越说越大”的可能性。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陷阱。问题是实际存在的，但不同的“说法”会把它们引上不同的方向。
较为严重、且长期持续的民族矛盾，一般来说不会是纯精神性的，大都与政治经济利益的分配有关。而协商与妥协，正是政治的精髓。换句话说，如果要用政治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言说者和实践者就必须充分考虑双方的利益诉求，做好让步的准备。以本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思考，这无可厚非，但由此发展到民族本位主义乃至分离主义的地步，就是不能容忍的错误。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也是处理内部政治的主体和基本框架。挑战这个框架（如主张民族地区独立），就会危及国家的存在，理所当然不为国家所容。先不谈这其中复杂的法理论证（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有自相矛盾之处），这里只是强调，企图损害对方根本利益的想法和做法，得到对方非政治的回应，乃咎由自取。
即便不挑战底线，一些民族问题研究者也存在着片面强调本民族利益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上，对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应该多一些包容。毕竟汉族作为人口占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在政治经济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社会结构上不可避免地对少数民族形成挤压。后者的文化代言人为了引起关注，有时候话说得严重点片面点，也是情有可原。反过来，对于汉族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种针对国内少数民族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必须加以严厉的批判和控制。除以上两种情况外，本位主义也可能以颠倒的方式出现，即逆向本位主义/民族主义。对此，我友刘夙有一段精彩的批判：
黄章晋说：“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这句话在学过语言学基础知识的人看来，是十分可笑的。维吾尔语是一种黏着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日语、韩语是否属于阿尔泰语系还有争议，但它们也都是黏着语，和维吾尔语的语法有相似性是毋庸置疑的。中亚各国的语言（塔吉克语除外）和维吾尔语就更接近了，不仅同属阿尔泰语系，还同属突厥语族，不仅语法接近，很多语音、词汇也是共通的。对维吾尔人来说，能学会听或说这些语言本来就不太困难。打个在严肃的语言学家看来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普通话比做维吾尔语，那么东北话、河南话、四川话就相当于中亚各国的语言，广州话（也叫粤语）、厦门话（也叫闽南语）就相当于日语、韩语。很多在中国走南闯北的生意人都会说点各地的方言，广州话、厦门话说得好的北方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黄章晋不说这些人有语言天分？
刻意贬低自己、抬高他人，制造逆向歧视，正是“克己复礼”派惯用的招数
一种思维方式，或一个观点，究竟是可以接受的探讨，还是负面影响大于正面价值，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学术研讨会上说得难听一点也只是学者们的内部交流，但拿到社会上去讲，还重复一个片面的观点，为民众简单化地接受，就有可能变成骚乱的源头。即便是在学术领域，在单篇论文里面不妨突出问题的一面，以便观点鲜明、论证有力，但如果长期重复单方面的论调，这就不值得鼓励。言者本人可能因此获得“XX的良心”“XX的声音”之类称誉，但这未必是好事：片面观点在民众中传播开来之后，就有可能变成自我复制而不受控制的病毒，到头来“良心”自己惊觉不妙想做点矫正时，反而变成“叛徒”了——世界史上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要实现有建设性的言说，简而言之，当秉承如下两条原则：
其一，说的权利，尤其是在学术领域。我们需要不断重温厉王止谤的教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由于社会的广阔、复杂和现代媒体技术如互联网、手机的发达，对言论不可能实现彻底的控制。正规的渠道不能说，就可能转向隐秘的手段。这种地下传播大大增加了观点在流散过程中激化、强化的可能，而接收者也更可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二者结合起来就会变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如果我们再加上几个因素，如事件的恶劣性，观点始源者和接受者的民族身份，危险性就进一步增加了。
其二，交流。在互动的过程中，彼此的片面性都会得到遏制，而这些片面性在自说自话时可能是根本意识不到的。知识、立场、思维能力上的局限，都是片面性的来源。
第二个陷阱，在端正立场、言说无碍之起点到国是得商、国难得纾之终点的途中。
我们的理论框架是否适合于把握今日之现实？是应该用理论解说现实，还是用现实丰富理论？同时有多种理论，选择哪一种或哪几种？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是不是最好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大家耳熟能详，却经常忘记批判的武器本身也需要不断被批判。
当今的世界体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体系，包括中国在内，大部分国家的建国思想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旨归。但中国这个国家，继承了清朝的政治遗产，把一个中原主体民族和边地少数民族衔接较为松散的帝国架构，创造性地转换成了由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原省份和边地民族自治区组成的大一统共和国。我们既没有照搬美国的联邦制，也没有移用苏联的国家联盟，更没有按照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就是今日之现实。
在这个体制下，民族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近二十年来问题更多。但按照外来的理论来分析，甚至来实践——如果可能的话——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现状。民族自治区设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有哪些好处？弊端在哪里？能不能很好地解决今日的问题？如果它有不合时宜的地方，那么它还有没有推陈出新的潜力？像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样的观点，是否为这种制度的最好解说？
反过来，我们关注一下外来理论。在中国民族问题的背景下，经常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有国际关系层面的民族自决理论。由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这一理论，在二战后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浪潮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开篇准则。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构想，并不具备先验的神圣价值。以非洲国家在实施民族自决过程中的不同做法及结果为鉴，民族自决并不具备天然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实践中也很难贯彻到底，很多经过民族自决后形成的新国家，也未必藉由这项政治行动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外，一般人都明白，这一理论套用到中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所以中国学者不会从这个角度去展开研究。
但在文学、文化研究领域，情况就有所不同。
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在这样的领域是最重要的西方理论之一，传入中国之后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后殖民理论的开山之作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79年出版的名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萨义德的前辈如弗兰克·法农（Frank Fanon）等，多是亲身参与了反殖民斗争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后辈如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美国学者，则多为有殖民地体验或历史记忆的少数族裔，尤以祖国长期被殖民的印度裔为多。一代大学者萨义德，也曾经“知行合一”，穿上阿拉伯长袍向以色列士兵投石块。总之，后殖民理论从一开始就寄托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本国人民苦难命运的同情和对殖民主义罪恶的控诉。由于殖民主义在宗主国和殖民地都是身份复杂性的重要肇因，后殖民理论与身份研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体验，长期与广大亚非拉人民并肩作战，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因此，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学者最初接触到后殖民主义时，觉得非常亲切，而且符合自身的政治需求——批判西方，故立刻收入自己的武器库。当时的争议，可见于部分知识分子的批评：中国从未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且经过长期的独立自主和现代化建设，殖民创伤已经平复，片面强调殖民主义的罪恶和影响，实际上会滋长文化民族主义。
但这个理论真正的水土不服，要到2000年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开始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才暴露出来。
第一，美国黑人作为当年被掳黑奴的后裔，长期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谈殖民罪恶理所当然。国内的族群矛盾固然存在，却不是殖民主义的后果。有一种论调认为清朝的西征就是殖民主义。按照这派外国学者的逻辑，历史上任何的族群征服都可以称之为殖民主义，《高卢战记》就是古代的殖民征服史。我们知道，当一个词的外延过于广大，这个词就会缺乏指涉的力量；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词，就会缺乏批判的能量。因此，探讨殖民主义的时候，应该明确这种历史现象与资本主义发展、扩张的内在关系。这种观点看似陈旧，但在学术上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在国外学界也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第二，后殖民理论的一些衍生部分，同样不适用于中国。有一个提法，叫做国内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在欧美学术界颇有一些拥趸。对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最近数百年来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征服战争（主要针对英法的凯尔特语使用者，如苏格兰人、布列塔尼人等）的确可说是资本主义发展驱动的殖民扩张，然而中国的中央政权与边地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冲突，动机显然不同。承认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及其对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不等于要照搬西人术语。还有所谓的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把数百年间下南洋的中国人也说成是殖民主义者。如果被问到这么些不同的殖民主义是否应承担同样的历史、政治责任，没有几个学者会说“是”，但实际上许多人在把这些本质上很不相同的现象归并为colonialism加以指责时，是一体同仁的。西方学者要那么讲，自有他们的考虑。一来是学术创新，可以藉此争取更多的学术资源；二来他们中的很多是国内少数族裔的代表，把colonialism做这样的延伸有利于他们为本族群代言；最后，他们与国家之间固然有冲突，但也常常不谋而合，甚至有心照不宣的共谋，尤其是在国际层面：君不见，西媒经常给中国戴“新殖民主义”的帽子？
中国有自己的独特语境。“殖民”曾经是一个中性，甚至带有褒义的语词。在晚清，谈论“殖民海外”的文章比比皆是。梁启超倡小说界革命，办《新小说》，其中就有一类“殖民小说”，内中多为幻想中国人到海外垦殖之事，如李伯元编译的《冰山雪海》。但经过长期的反帝反殖斗争，“殖民”这个词的“垦殖”意义已经脱落殆尽，仅见于某些科幻小说，一般场合的使用指向资本主义成长时期的海外扩张、掠夺。
基于上述两点，中国学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学者，在参考、借鉴后殖民理论研讨民族问题时，不能食洋不化、盲目照搬，对“殖民”一词尤须慎用，警惕舶来品不知不觉间损害民族团结。——可以说，这是必须要坚持的政治正确性。至于某些国家认同很成问题，张口萨义德闭口殖民主义的文人，如唯色、茉莉，我倒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后殖民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大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他们的著作里面，这种影响遍布字里行间，不会看不出来吧？如果让这些学者来谈西藏，他们会像你们一样美化解放之前的西藏农奴社会吗？
最后一个陷阱，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不能站在战略高度，深入讨论具体的民族问题。
什么叫战略观？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军事方略（尽管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是指长时段、大空间、跨领域的思维方式。不仅要看到现在的问题，也要考察它的历史由来，探寻它的未来走向。不仅要看到它在民族地区的存在，也要看到它与国家体制的关联，更要看到周边势力的参与、外部强权的插手乃至世界格局的变换对民族问题发展演变的影响。对于一个问题，即便是纯粹的文化问题，也不妨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思路来进行解析、寻求解决。
我的批评有两个层面，第一是缺乏以上这种高屋建瓴的眼光。说红卫兵砸喇嘛庙是破坏传统文化，岂不知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在砸庙挖坟？如果说综论时不着重谈一笔此类事件的藏区后遗症是忽略了民族地区特殊性，那某些人只谈一点不及其余的心态，是不是也有问题呢？说民族问题是政策积弊而成，为何不论中情局的幕后策划、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兴起？绝口不反思自身失误，把骚乱统统归为境内外反动势力的煽动，或对摇旗呐喊、给钱给物的外国势力不置一词，两眼死盯着阴暗面，这两种方式不都是偏见的播种机？解决民族问题，只是依靠内政的运作呢，还是要在国际格局的重组之中实现？事实上，故意为之的片面性，往往是一种策略，真正值得担忧的是整个学者群体不够开阔的思维方式，谈文学的谈不好政治，谈政治的谈不好文化，而他们才是研究能否卓有成效的决定者。
第二个层面针对另一群研究者。这部分研究者多具备战略意识，有历史感和空间感，习惯从战略布局指点江山，纵论某地如何建设，如何发展。自去年以来，这类探讨已经很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类研究者多为汉族，不通少数民族语言，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甚至根本没有与少数民族的社会联系，因此他们的谈论往往缺少人文关怀，缺乏足够的生活经验去支撑换位思考（或根本没有这方面意识），对少数民族有很多偏见或是想当然的看法。少数民族同胞，的确像是纯粹的客体，“如果实行了某某政策，就会如何如何，如果不如何，那一定不是政策的问题，他们自己需要反思”。这并不能完全责备他们。我们的基础教育对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得就不充分，因此一般的汉族如果不是生活在民族地区，就会缺乏这方面的背景知识。对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的人，自然可以通过学习和社交通晓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一来不多，二来耗时甚巨——要精通一门语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弄清楚一个族群的心理，更需要积累实际的交往经验。
由此可见，探讨民族问题，既要高瞻远瞩，又要鞭辟入里，绝非易事，亦非一人能竟之功，需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思路的学者携手同心，方能力促“多元一体”之类理想的实现。其实，在历史和现实中，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这样的宏观共同体中，这类努力一直存在，不过严峻的现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成果既要呼应中国在世界变局中的纵横捭阖，又要深入微妙复杂的人心。此诚时代之挑战，然又何尝不是一代人之机遇？今人有诗为证：
胸怀万里志，笔定百年平。
博物岂娱己？愿归天下心！
身份特征维度
概要
什么是身份特征维度？为什么管理者应该关注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来看一看美国的经典商标——可口可乐。自从1997年极富领袖魅力的前首席执行官罗波特•高兹耶达(Roberto Goizueta)英年早逝之后，这个公司的部分市场份额就被百事可乐抢占了。股东们已经对此表现出不满，而且产生了一些不利的言论。《财富》杂志的记者贝齐•莫里斯(Betsy Morris)［1］讲述了该公司2006年度会议的有关情况，其中提到了现任CEO内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对可口可乐400多万股东中的一位的谈话：
下个月，可口可乐公司将庆祝它120周年华诞。120年前，某个人在雅各布药店（Jacobs Pharmacy）用一美元购买了药剂师彭伯顿(Doc Pemberton)的杯中灵感。而今，每天都有十多亿消费者在生活中享?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给他们带来了欢喜、乐趣和新鲜感。但是，我们知道曾经保证我们持续发展了120年的东西并不足以支撑我们未来的发展。
在莫里斯的讲述中，艾斯戴尔提到了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和董事会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将不会对除了饮料之外的其他行业进行多元化投资，并致力于建立一个生产不含酒精饮料的公司。这个公司将会增加产品种类，以满足消费者的特别需求。她同时写道：“这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很大程度上的改革，但是如艾斯戴尔所说的，对于可口可乐公司而言，这已经是一场‘革命式变革’了。”
事实上，2007年5月可口可乐?司已经宣布它有意斥资41亿美元收购格拉西奥（Glaceau），这是一家生产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保健水的企业。但是，即使这次收购成功，也不足以使可口可乐公司建立统治地位。在这份声明发布不久，安德鲁•马丁（Andrew Martin）就在《纽约时报》写道［2］：
收购格拉西奥对于公司来讲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之前公司从来没有努力去接管一个这样庞大的公司。即便这样，一些分析师仍然想知道艾斯戴尔先生和他的董事会是否太保守了，以至于不能打破传统。这个传统曾经非常适合他们发展，但是现在不再适应这个世界了。消费者的口味变化很快?而且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在本章的后面部分，你将看到艾斯戴尔和他的团队正在为身份特征维度及其结果而努力。他们一直在斟酌，可口可乐公司多大程度上应该改变，多大程度上要继续保持原样。他们过去所依靠的模式是由单一的可口可乐扩展成一系列的饮料产品，他们想知道这种模式是否有利于保持公司的生命力。
表面看来，艾斯戴尔和他的团队似乎是在处理一个战略问题。实际上，他们也正是这样来界定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但是我们的看法却与之不同。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正在处理的是基本的身份特征问题：作为一个公司，我们是谁?我们的消费者如何看待我们？在未来我们的身份特征将使我们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有战略方面的内涵，但是它们确实来自更深层次的东西——公司身份特征，来自公司内外对公司身份特征本质的共同理解。正如你将看到的，公司身份特征会成为一笔真正的财产和一项强大的力量来源，但是有时它也会成为负债，成为公司潜在的致命弱点。
本章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以帮助你考虑公司身份特征问题，并对它加以处理。在结尾处，我们会打开公司身份特征这个“黑匣子”，并且列举身份特征维度的几个补充问题。我们将探讨公司?份特征与其他概念的关系，比如公司文化、品牌定位和公司名誉等，同时讨论它们的不同之处。我们也将说明管理身份特征维度实际上就意味着如何平衡日常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的各种压力。
身份特征维度
当我们从外部检验一个公司时，我们会看到它有着既定的所有权、治理结构、产品、技术、经营战略和组织结构、运营体系、管理政策、经营规则、员工特点，还可?看到一系列公开表述的价值观念。在理想状态下，这些要素之间能很好地相辅相成（如图1—1），从而使公司有良好的业绩表现。当公司的表现不太令人满意时，通常人们会认为问题在于这些因素中的一种或几种没有调整好，并且会提出几个调整建议，以促使其进行重新调整。
我们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公司这些有形的因素是由一系列共享信念集合在一起的，这些信念有时是不可言明的，有时又是毫不掩饰的。这些共享信念决定了公司的本质。这一系列共享信念就是我们所谓的身份特征维度，它使公司的一系列有形因素具有了内在一致性，并且给?了一个界限，用以界定在不改变公司本质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多大程度的改变。可口可乐的例子表明，身份特征维度明显地存在于利益相关者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因为组织和大多数个人一样，会很自然地将它们的身份特征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组织对自己的身份特征满意的话，那么在处理日常的经营活动时，它们不会去想它们是谁，它们应该是谁，它们想成为谁。除非假设身份特征是（或至少是）暂时稳定的，否则无论是对组织还是对个人来讲都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生命。这个假设使得公司在对自己的本质毫无疑问的情况下，去应对前行中不断遇到的机遇、问和挑战。但有时股东们还是会对公司的身份特征产生一些矛盾的观点。就拿现代大学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说，一些股东认为大学就是一个生产和传播知识的组织，而有些股东却认为它是一个商业组织，应该进行竞争性和营利性的运作。当公司身份特征成为一个问题时，领导者就需要知道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战略层面，并且总是会牵涉到公司本质之争。当这些问题产生的时候，领导者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公司身份特征是怎样被设定的、这样的公司身份特征有什么内涵。
公司身份特征界定（1）
正如一个人的身份特征可以通过性别、国籍、社会团体、教育文凭或专业技术来确定一样，一个公司的身份特征维度，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比如它的核心业务、知识基础、国籍、经营理念、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创始人、公司治理结构，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组合。
关键的利益相关者（雇员、所有者、供应商、消费者、银行家、股东）认为，任何关于公司的核心的、持久的、与众不同的方面［3］都是公司身份特征的一部分。确定不同身份特征的权重和突出性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个公司改变为另一个公司。比如说，技术革新对于苹果的影响相对于麦当劳来说是更重要的。国籍对丰田的身份特征界定远远超出了它对谷歌的界定力度。2002年夏天，好时食品公司销售的巧克力对人体产生了伤害。这个案例说明，?起它是雀巢还是吉百利的公司身份特征来说，公司的所有权和治理结构对这个公司更为重要。身份特征确定的权重和突出性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同一个公司发生改变。如果不是2005年夏天达能可能被百事收购的传言越传越盛，达能的国有身份特征也不会太引人注目。法国的一些社会团体和领导人对百事公司的收购提出恶意攻击，这反而使得世界注意到达能是一个法国品牌，政府将会尽一切努力阻止它落入一个美国巨头的手中。［4］这段插曲表明，在通常情况下身份特征界定深深地存在于集体无意识当中。最典型的就是人们认为公司身份特征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大家通常不会对此进行公开讨论。身份特征界定被提及通常是由于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这些不寻常的事情常常会迫使利益相关者去追问：“我们是谁？”或“他们是谁？”
身份特征界定反映了人们对公司本质特征的主观的、共享的信念。这就意味着，在同一时期、同一领域，有着相同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的两个公司仍然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维度的身份特征界定。惠普和英特尔就是很好的例子。惠普历史上的大多数身份特征都是经营特定业务的，即著名的惠普之道（HP way），而英特尔公司的身份特征则概括为“超越未来”（ Leap Ahead），即在不断?技术革新中进行管理。［5］
公司身份特征界定（2）
■均衡一：身份特征一部分是被设计的，一部分是偶然出现的
一个公司的身份特征往往出现在它生命的早期。创始人和管理者有意无意地对新公司的关键部分做出选择和决策，从而形成公司身份特征。这些关键部分包括行业领域的选择、经营战略、生产技术、组织形式、员工、竞争地位、产品组合，以及仅仅为了标新立异而进行的公司命名等。　　本安杰瑞（Ben&Jerry’s）冰激凌、苹果公司、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棒奥陆弗森（Bang&Olufsen，简称B&O）、美国西南航空公司（Southwest Airlines）、戈尔公司(W L Gore)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它们的创始人进行身份特征设计，并且影响了它们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体系。但是，也有很多公司是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不断地处理一些经营管理问题而建立了独一无二的身份特征。公司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形成一个标准的身份特征。这个身份特征可以使公司很容易被公司内外的利益相关者辨认。比如说，技术革新并不是3M公司早期的核心内容。该公司在早年从事的是采矿投机行业，一直到它碰上了严重的业绩问题之后才转行。它的创始人为了摆脱即将破产的处境进入制造行业，才使得技术革新变成了公司中明确且重要的方面。［6］20世纪80年代早期，IBM公司在个人电脑业务上大胆尝试之后，比尔•盖茨才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偶然地建立了个人电脑软件巨头微软公司。1917年美国联邦?府没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公司在美国的资产，之后成立了默克集团（Merck），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美国公司。　　当一个公司的身份特征由它的创始人认真界定之后，它就会在公司身份特征的同一性、公司宗旨，或者价值体系、做事原则等方面进行明显的结合。一个在发展过程中建立自己身份特征的公司，身份特征就会变得司空见惯，不引人注意。当公司遇到不得不解决的一些特殊事情（比如恶意收购），或者受到来自环境变化的大量挑战（撤销管制或一种新技术的诞生），或者它的管理层试图引领公司走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比如全球化）时，公司才会意识到身份特征问题，并将它明确地提出来。
均衡二：内部身份特征和外部身份特征
由于身份特征对某个个体或组织与其他实体的区别进行了界定，因此就需要在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个人或组织之间达成一个默认的共识。换句话说，个人的身份特征并不是一件私事，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比方说，我可以任意地想象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如何定义自己却成为了问题。如果我周围的人对我的身份特征定义并不认可，我便会遭遇身份特征挑战危机。比如，我认为自己是个女人，但是我周围的人却一直把我当成一个男人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著名的网球冠军，但是我的朋友们却一直认为我在球场上的表现一般。依此类推，公司身份特征的建立有时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创始人、管理者或公司成员。外部环境（消费者、投资者、竞争者、记者、政府）有时也要对所推出的身份特征进行验证。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会抵制由创始人为公司建立的身份特征。比如在苹果公司建立的早期，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将他的新企业定义为对IBM的Universal数据库的替代者，但是个人电脑行业的现实告诉他，苹果公司只能做一个冷静的细分市场参与者。
身份特征具有互动的特点，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身份特征与文化之间的不同，尽管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为一谈。一个公司通过内部程序产生它的文化（价值和信念体系），但是要在与外部环境的反复接触和互动?建立它的身份特征。如果不与别的公司进行比较，只是作为与世隔绝的部落存在，一个公司不能也不会去发展自己的身份特征。但是，它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价值和信念体系以及准则规范等，以引导成员之间面对面的行为。
使公司对自身的认识与外界对它的认识一致，对于公司管理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因为一个公司如果不能在它的内部成员（所有者、雇员、管理者）对它的认识与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对它的认识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的话，那么这个公司将不能健康地发展。每个企业的领导者都应该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米塔尔钢铁［7］恶意收购阿塞洛公司［8］引起的。米塔尔钢铁在欧洲国家遭到了抵制，因为阿塞洛公司在欧洲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米塔尔钢铁作为一个如饥似渴的印度公司，十分渴望吞并欧洲这一重要企业。但它试图仅仅通过关闭欧洲的工厂，将工作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国家达到兼并的目的。为了纠正公众的观念，公司的创始人兼总经理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强调米塔尔钢铁公司实际上也是欧洲的，公司是在英国进行管理，在荷兰成立公司，由东欧的几个公司共同所有，在印度并没有生产基地，也与印度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为了更好地宣传公司的声誉，拉克希米•米塔尔甚至承诺要保留阿塞洛在欧洲的工作岗位，并在新的公司管理结构中重用阿塞洛的最高管理层和主要的所有人，并且要将合并后的公司建立在阿塞洛总部的所在地——卢森堡。然而，他的提议引起了相当激烈的反对。虽然拉克希米•米塔尔是全球钢铁工业领袖，而且在国外生活了近30年，但公司所有的解释和优惠条件仍然没能改变公众对他印度背景和国籍的看法。如果拉克希米•米塔尔对身份特征维度更敏感一些，那么在对阿塞洛公司进行兼并之前，他将会首先围绕米塔尔钢铁公司的身份特征设计进行一些公开活动，从而树立它作为欧洲企业?身份特征，并使欧洲的利益相关者对这一身份特征表示认同。即便如此，他的决策仍然会遭遇在职的管理者以及一些工会团体的抵制，这在敌意收购中是常见的情况，但是这种阻力将会缺少一般公众以及政客们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会使得米塔尔更为容易地吸引个人或机构利益相关者，还可以得到他们中最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卢森堡政府的支持，它拥有阿塞洛5%的股份。这样，拉克希米•米塔尔便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公司经营上，而不是去费力解释米塔尔钢铁公司真正的身份特征到底是什么。均衡三：共性与特性
尽管一些关于公司身份特征和公司品牌的权威著作往往强调身份特征是体现公司唯一性的重要信息，但社会身份理论家也提醒我们身份特征同样可以用来对个人和公司进行分类。［9］一个清晰的身份特征可以表明一个人或一个公司是属于哪一类的，同时也可以表示出个人与组织是如何与同类相区分的。
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公司属于哪一类，与获得公司内外支持者的支持是同等重要的。比如，当内科医生认为某家公司并不是一个医疗保健机构时，他们是不会去应聘的。股票分析师在不确定某个公司是属于什么类别的时候，他们对公司的价值评估常常会因此受影响。
有很多公司既能很容易地辨别出属于哪个类别，又能很容易地与同类企业相区分。丰田公司是一个汽车制造商?但它与其他的汽车商不同。麦肯锡是一个咨询公司，但是它与同类企业也是不一样的。魏格曼公司（Wegmans）是一家超市连锁店，但是却在众多的竞争者中独树一帜。丰田、麦肯锡和魏格曼公司是如何很容易地被归属在一个特定行业内的呢？同时它们又如何保持自己的唯一性呢？答案就在于它们的身份特征既可以使它们看起来与同类公司（汽车制造业、咨询业和零售业）具有相似性，又可以使它们与同类企业相区别。对于丰田来说，它一贯坚持独特的生产体系；麦肯锡则主要面向公司的高管人员提供咨询；对于私人经营的美国零售商魏格曼来说，它则具有与众不同的经营理念。
身份特征的归类和区别功能为身份特征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公司身份特征和品牌专家极力主张公司的管理层应该使自己的公司与众不同。这在有很多竞争者争夺客户、投资者和技术工人的经济环境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管理者过于追求独特性，那么他们将使公司很难将自己归属于某个已有分类。英国皇家邮政集团（British Royal Mail）就因为忽视了身份特征的归属问题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这个公司很快就要被私有化的时候，管理者们热衷于将其定位为一个新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时代的重要参与者，因此他们将其更名为康塞尼亚（Consignia），并且对它寄予了厚望：请相信我们可以联系到在英国的每一个人、每一项业务以及每一个社区……我们每一个在康塞尼亚的工作人员都有专业的技术、自豪感和责任感，因此我们可以提供优异的个人服务。［10］虽然每个顾客都被告知邮局不再是那个他们所熟知的皇家邮政了，但是康塞尼亚仍然经营着邮件收发和投递业务，同时也实现了业务的多元化。可是人们仍然不会将它看做像UPS、FedEx和DHL那样的快递公司。为了结束这种混乱，管理者不得不停止使用康塞尼亚的名字，重新恢复使用皇家邮政的名字以及公司身份特征。
一个好的身份特征管理需要在公司的共性和特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以使利益相关者很容易想到“这个企业是什么类型的”和“这个公司与同类型中的其他公司相比有什么不同”。
均衡四：趋同与趋异
重要顾客对公司的身份特征要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不同的公司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2002年夏天，试图出售好时食品公司的计划使得米尔顿•好时信托公司的董事们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对公司本质的认知上发生了冲突。董事们认为好时食品公司就是一个可以被买卖的企业，而承担慈善使命的应该是信托公司而不是企业。社区的成员们对此却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承担社会使命是好时食品公司身份特征不可或缺的部分。
领导者如果对身份特征维度十分敏感，为了使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本质保持高度的认同，他们就会更加关注有关公司的发展方向以及公司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丹麦的消费性电子产品生产商——棒奥陆弗森的公司身份特征定位为用美感设计来使富人获得?种与众不同的娱乐体验，同时它生产的家具也可以放在顾客的客厅当中，让他们向别人炫耀。公司清晰而稳定的身份特征使得管理团队注重公司运营的各个方面，比如产品的种类、目标客户群、产品的销售方法，以及投入产品设计和售后服务中的资源数量等等。公司在1991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业绩危机。那时管理层凭借公司身份特征策划了一个复兴计划，并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同时也再次强化了公司已有的身份特征。［11］　　只要公司的身份特征与公司所处的行业和外部大环境是协调一致的，那么对于管理而言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相比之下，管理那?身份特征在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中一直都存在争议的公司就困难多了。在这些公司中，哪怕是一个一般的决策都会引起对公司本质的强烈争论。最近关于公共广播网(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简称PBS)未来发展的公开讨论就表明了当人们对公司身份特征产生争议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案例中，有些人认为公共广播网应该更偏重于质量设计，以此来提高整体市场的占有率；而有些人认为它应该减少一些精英类的节目，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听众，从而保证它有充足的经费来源。有关这场辩论的过程被《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约瑟夫•韦伯（Joseph Weber）在一篇题为《公共电视的身份特征之争：公共广播网是要吸引新观众还是要墨守成规？》［12］的文章中进行了描述。舆论公开地对公司身份特征进行争论的案例还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13］和纽约市博物馆（New York City museums）。［14］　　这些争论最明显的作用在于公司管理者可以努力培养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他们公司身份特征的认同。另外还有一个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又同样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不能完全消除分歧。在一个公司身份特征极端趋同的公司里容易发生公司的自恋倾向，并与外界隔离。因此，除了要尽力地追求趋同、消除分歧之外，真正理解公司身份特征重要性的领导者还应该力求在趋同和趋异这两种力量中间寻求一种平衡，以使得公司在无法达成集体行动的时候实现最大限度的趋同，而在无法进行改变的时候实现最小限度的趋异。
均衡五：分裂与聚合
劳伦斯和罗尔施(Lawrence and Lorsch）在他们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与环境》（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15］一书中提出，有效的管理要求公司结构在分化与整合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下面将对身份特征的分裂与聚合的问题进行阐述，这些阐述与劳伦斯和罗尔施的观点是相近的，但是在处理方法上有些不同。身份特征的分裂指的是伴随公司组织变大、变复杂，身份特征体现在组织的不同层次上的过程。公司身份特征可以体现在工作群体、部门、经营单位、地理实体、子公司等层面上。聚合是指子单位由于感觉是属于一个共同体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公司结构的分化与整合是由管理层促成的；而公司身份特征的分裂与聚合则是一种社会化的心理进程，管理者可以对它产生影响，但是却不能改变它。
当聚合和分裂两种力量相互碰撞的时候，公司需要在两种力量间加以平衡，并适当地进行改变。麦肯锡、宜家家居和苹果电脑等公司的身份特征远远超过了当地其他公司的身份特征。不管它们位于世界的哪个地方，这些公司的员工都与自己的母公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对其他那些通过购买而建立或成长起来的公司而言，它们身份特征的分裂多于聚合。这些公司的员工倾向于与子公司而不是母公司相联系。我们注意到，法国的许多跨国企业往往都在它们遍布世界的附属企业里实行年度员工信息反馈制度。这些持续不断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欧洲的员工仍然与法国的母公司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北美的员工则倾向于与当地的子公司保持密切联系。
公司身份特征聚合和分裂的水平对公司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司身份特征高度聚合的话，它在员工中间就有很强的凝聚力，这可以使公司有畅通的沟通系统、内部的协调机制、共同的目标、更多的让步，以及在困难时的奉献精神。而如果公司身份特征高度分裂的话，它就缺少一种能把子公司的员工们聚集在一起的心理契合点。由于这些公司的领导者不能依靠对公司身份特征的共享信念来确保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协调一致，因此他们就不得不更加费力地工作，以协调好子公司与母公司的战略和行动。
目前大多数的管理者都能很好地平衡全球战略和本土战略之间的关系，并能够协调好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但是大部分管理者对公司身份特征的分裂和聚合所产生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也缺乏应对这一影响的技巧。要想在这些过程中有所作为，你必须首先理解并且接受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此外，你还要对人们建立小团体的需求做出应对。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小团体，他们在小团体中更容易相互联系。尽管聚合对一个公司的效益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与分裂相比，聚合不能使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因此需要管理层投入更多精力去应对分裂。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实现公司身份特征的聚合，从具有象征意义的开端（比如公司身份特征的概述说明）到实质性的推进（比如使人们在不同的业务部门、功能领域和国家之间流动，以加强公司范围内的团队精神）。我们将在第11章中身份特征中矛盾关系的协调
前面进行的一系列讨论主要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公司的身份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到相互矛盾的多重关系的约束（见图1—2）。这些相互矛盾的关系?不可避免的，因为对一个公司而言，它的身份特征是开放的，而且从来没有被看做是一次就能建立完成的。这些关系之所以是相互矛盾的，是因为它们都将公司置于相反的方向上。要想减少这些关系中的矛盾，管理者们就必须对它们加以平衡，并且确保公司身份特征不会被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任何一种力量拉得太远、太久。当公司身份特征与外界相隔绝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它犯了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相反，公司身份特征也不能被外界认为从来不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差异。过分强调公司的特殊性不利于公司正常的发展，因为外界分不清它是属于哪个类别。相反，如果过?地与那些特定类别中的正统企业相一致，公司就会丧失自己的个性。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环境中，过分的趋同会使对公司身份特征的正常评价受到影响，但是过分的趋异又会导致公司发展停顿。最后，过分的分裂会威胁公司的内部凝聚力和对集体的认同感，但是过分强调聚合会更偏好公司内部的克隆，而排斥那些不能将自我身份特征与过于一致的公司身份特征融为一体的个人和团体。
正如你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当能够恰当地平衡这些关系时，当利益相关者们对公司的身份特征达成高度共识时，公司身份特征就会成为惊人的资产。但是，如果身份特征的力?被低估或忽略，或者过分地依赖聚合和一致性，那么公司身份特征将变成一笔危险的负债。它不仅会威胁到高层员工的职位安全，而且会影响到公司的未来。你将在第3章中看到这一点。那么，你认为你的公司是处于身份特征维度空间里的哪一层面呢？
对身份特征管理的不同方法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身份特征清晰一致且有价值的内部好处（1）
认同感
一个公司如果有清晰、一致且有价值的身份特征，它就可以很容易地使员工认识到谁是雇主，而且员工也可以从公司那里找到个人身份特征的重要部分。强烈的认同感可以产生很多好处。公司员工会因为归属于一个专门的公司而产生一种自豪感，并且有动力向外界宣传公司的正面身份特征。一个有强烈归属感的公司会在员工中间有许多代表和拥护者，因此并不需要太多的公关专家来帮助宣传公司的正面身份特征。
美国戈尔公司是一家制造戈尔特斯面料（GoreTex）的公司，它几乎没有广告或公司品牌宣传方面的预算。但是，公司却享有来自公众的大量的、正面的免费宣传，这主要得益于它一直在美国和欧洲的“最佳雇主”排行榜中位居前列。［1］既然它受到员工如此的拥护，它又何必另外花钱为自己做宣传呢？
反之，如果一个公司的身份特征不清晰、没有始终如一，并且存在社会问题，那么它就不能从员工那里得到正面的认同感，甚至还会使员工故意将自己的身份特征与雇主保持距离。这些公司无法鼓励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因而它们不得不投入时间和资源去宣传公司的身份特征。它们不仅要向外界宣传，还要向内部的员工宣传。
忠诚度和敬业精神
如果公司身份特征清晰、有价值的话，就会提高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和敬业精神。因为始终如一的身份特征会增强员工对公司的信任和依赖感。这种忠诚和具有敬业精神的行为表现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有利的。忠诚的员工是不容易因为高薪而被其他公司挖走的。因此，公司可以非常放心地对他们进行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培训。忠诚的员工即使没有被强迫也会非常关注公司的利益。忠诚的员工在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很容易地做出让步，体现自己的奉献精神。比如说，为了帮助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很好地应对航空业的危机，在没有劳动或管理部门施压的情况下，工会就在薪水问题上主动做出了让步，从而成为美国航空业中的佳话。［2］
■协同合作
当所有?员工都认为自己归属于同一个公司的时候，管理者就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建立和强化正式的合作制度和程序。员工与公司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可以为协同合作提供非常自然的动力。公司身份特征的加强就像保险一样，可以抵御本土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所带来的冲击，而这些冲击在身份特征高度分裂的企业里是很常见的。
■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的向导
一个清晰、一致的公司身份特征为员工解决问题和做决策提供了框架。因为管理者不能也不应该事无巨细地向员工说明他应该如何做决策。一个清晰的公司身份特征对于处理问题和制定决策?非常有效的向导。比如说，美体小铺对周围产生的向心性以及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司身份特征为公司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非常清晰的界限。这种界限可以使公司中不同角色、不同职位的员工在进行战略选择和制定经营决策时能有所参照。
对于那些已经对公司的身份特征有清楚的认识，并对此表示认同的员工来说，当他们遇到特殊环境时，不必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做。答案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公司核心思想的理解和认知。
■合法性
管理一个公司需要一些特权，而且有时还需要作出一些强硬的决策。理解特权和强行决策的合法性，对于接受和?行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个问题，公司如果有一个清晰、一致且具有社会价值的身份特征，它就不需要对管理者以及他们所作决策的合法性表示担心。管理者会因为与公司身份特征的紧密联系而努力工作，并且去更好地体现公司身份特征。由于他们的决策与公司的已有身份特征是一致的，因而他们决策的合法性也是毫无疑问的。
公司身份特征的外部好处与它的内部好处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认可度
当经济环境中存在很多竞争?时，就会有大量的相似产品或服务。这时，公司如何使自己更容易被消费者、未来的员工、投资人和舆论制造者识别和认可，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像星巴克、宜家家居和美体小铺等公司通过实体身份特征（企业经销店、视觉识别身份特征设计）、产品选择、营销策略和公司价值观的独特结合，已经得到了外界的高度认可。棒奥陆弗森也通过始终如一地强调对品牌及分销网络的设计和认真管理，使自己与其他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生产商相区别。此外，它还向外界推销它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关心员工等）。
公司有着独特而有价值的身份?征时，一般都会被高度认可。这使得它不需要通过一般的途径向它的支持者推销自己。
■吸引力和忠诚度
公司如果有正面的、清晰的身份特征，一般都会深深地吸引着员工、消费者、投资者，甚至其他商业伙伴也被吸引来与之打交道。这一过程形成了一种光环效应，使得公司在光环中拥有一批忠实的观众，这些观众为它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保证。比如说，当它得到了外界的高度认可时，它就很容易吸引新的人才。
■信任和可预见性
公司的身份特征始终如一，可以在它的员工、消费者和投资者中建立一种信任感。员工知道谁是他们?雇主，不用担心公司的目标、战略和管理方法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消费者也愿意并且坚持在一家公司购买产品和服务，是因为他们相信它并且认为它是产品和服务的坚实后盾。投资者支持并且始终对公司忠诚是因为它是可靠的、可以预期的。
■良性循环
在本章开篇中提到的那些公司的内部和外部身份特征都是高度清晰和一致的。这些公司都有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即外部的好名声可以加强内部员工的自豪感，员工的自豪感又给公司带来好的口碑。现在的问题是，管理者是否能够主动地建立公司的身份特征，并且使之形成一种像星巴克和美国西南航?公司那样的良性循环。简单地说，公司的管理者如果时刻注意个人或集体的身份特征不被完全指定或单方面决定，他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公司的身份特征，我们将会把这个问题保留到第11章，在那里进一步讨论。下一章将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公司的身份特征，它有可能会成为公司的主要负债，而不是一项决定性的资产。
身份特征冲突（1）
当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对同一家公司的本质的看法有分歧，虽然都能明确地表达出来，但却彼此排斥时，就会出现身份特征冲突问题。其结果就是公司在两种相互冲突的目标、经营战略和经营理念之间持续地徘徊。
天主教会就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特征冲突案例。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的选举将一系列问题又摆在了公众面前，虽然罗马教皇已经与天主教会分离了很多年，但是却承担着教会长期身份特征带来的深远后果。改良派担心教会会在西方社会衰退，因此他们取消了关于牧师不能结婚的规定，允许妇女担任圣职，对节育和同性恋的态度更加包容，他们想通过这些努力使得教会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而站在对立面的保守派则认为“上帝的律法”是不可变的，天主教会不应该使自己适应社，这偏离了“上帝的律法”。保守派和改良派之间的争论表明对于天主教会本质的认识存在着严重冲突。保守派也认为如果他们在社会问题上采取更温和的立场，那么会使教会能有更多的追随者和牧师，但是他们反对教会失去它的本质意义。改良派的观点却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天主教会如果不能适应世界的发展，就失去了作为“上帝之家”的意义，就不能做到它所提倡的人性融合。
身份特征冲突问题是经营过程中会遇到的普遍问题，虽然不都像天主教会所遇到的那么激烈。在商业活动中，雅克•纳赛尔(Jacques Nasser)被迫离开福特汽车公司就反映了福特汽车坚持汽车生产商的传统身份特征与由纳赛尔提倡的以顾客为导向的新身份特征之间的冲突［5］：在1999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强调要做世界上领先的、以顾客为导向的汽车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我们的愿景是将顾客作为公司一切活动的根本，并且将股票的回报率优先作为衡量我们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当你以顾客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经营活动时，你将从“交易”的心态转向“联系”的理念，从仅仅销售汽车本身转变为提供有关汽车的产品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一条龙服务。纳赛尔的理念与福特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和工会）的理念之间的冲突最终因为?特家族的介入得到了解决，他们将纳赛尔解职，任命比尔•福特（Bill Ford）掌管公司的全局。纳赛尔的解职和比尔的接管，无论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在公司外部都明确地表明福特公司又回到了工业生产者的根本——坚持产品的生产上。比尔•福特在他接管公司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对此做了清楚的描述［6］：我们已经拥有很大的优势，我们不是那些不知名的公司。福特家族的参与已经使得公司与那些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我们的经销商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也是我们大家族的一部分。他们中的大部分自从福特公司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一直?我们在一起，并成为福特成功故事中的一部分。
2001年，我们没有很好地关注产品和人员这些重要部分，而使我们损失很大。但是困难时期也为我们重新检验核心价值观和采取大胆的行动提供了机会。这两方面我们都做到。2000年11月，我们建立了关注产品生产的领导团队，强大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即使重申了它的历史身份特征，福特公司还是没有回到它原来的轨道上。2006年秋天，比尔•福特的CEO职务被阿尔•穆拉利(Al Mulally)所取代。
出售好时食品公司的决定体现了公司身份特征冲突的另一角度。好时信托公司的董事们认为好时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可以被买卖的商品，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好时公司的社会使命。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使命通常是信托公司的责任，而不是好时公司的责任。相反，员工和当地的团体都认为好时食品公司的所有权是好时信托公司是好时食品公司身份特征的一部分。
瑞士大型食品集团——雀巢的管理者与巴黎水(Perrier)的员工之间的斗争则是另一个因为身份特征冲突而引起的案例。雀巢的管理者坚持认为巴黎水作为一个水的品牌不应该被束缚在法国维吉斯小镇，尽管该镇拥有泉水，是巴黎水公司瓶装水的来源。对巴黎水的前景表示担忧的人们主要是担心雀巢的这一决定会减少维吉斯的工作岗位及对维吉斯小镇的投资。?吉斯的社会团体和当地的政治家们都不停地对欧盟委员会进行游说，他们强调一条公认的“原产地”原则，以此来阻止雀巢将巴黎水搬往别处去。［7］正如下面这段来自《费加罗日报》(Le Figaro)的报道所写的那样，他们坚持巴黎水公司的灵魂跟维吉斯小镇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并试图在法国政府中找到同情者和支持者：法国工业部长帕瑞克•大卫吉安（Patrik Devedjian）昨天说，巴黎水公司的矿泉水从地理角度而言是具有特殊性的，因为它来自法国东南部维吉斯小镇的泉水。工业部长在参议会上的发言表明，如果巴黎水公司的所有者——瑞士食品巨头雀巢要以巴黎水的品牌来出售其他地方的水，消费者是不会被愚弄的。但大卫吉安先生也声称将巴黎水公司与维吉斯小镇强行联系在一起是不合法的。
管理者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解决身份特征冲突的问题：要么通过在现有的力量之间保持一个可行的平衡，要么清楚地表达对某一种观点的支持。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身份特征冲突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毕竟，不同群体对同一公司持有不同观点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进一步而言，对一个公司的身份特征存在不同的观点可以使公司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支持者展示自己。那么，问题就在于公司如何把握这个度。只要相互冲突的观点没有引起观点混乱、工作弊端或严重的伤害性内讧，管理者就不应该过于担心对公司本质认识上的不一致。
当公司身份特征冲突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时，管理者应该支持他们认为最可行的观点。比如，一家英国跨国公司的管理层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公司可以是医疗保健行业的参与者，但是另一部分认为它只是一个生产消费性产品的公司。尽管双方很平和地表达各自观点，但是对公司身份特征认识上的冲突仍然伴随着一些问题，比如公司未来应该走向何方以及应该如何发展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司的CEO清楚地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公司应该是一个通过零售渠道销售消费性产品的组织。为了强化公司的新身份特征，CEO还将所有不适合公司新身份特征以及与经营业绩无关的业务全部撤销。
漂移（1）
当有着清晰持久身份特征的公司经常偏离目标以及最初的定位时，它就容易发生漂移。漂移问题经常存在，但却并不引人注意。它通常发生在管理者开展一项新活动、进入一个新市场或兼并其他公司的时候。漂移经常在无意当中使得公司清晰持久的身份特征变得模糊。凯马特公司(Kmart)和波音公司(Boeing)就是渐变漂移的好例子。凯马特曾努力挑战沃尔玛的霸主地位，想向所有人卖一切商品，但它的身份特征最终变得模糊不清，同时还成为经营业绩持续糟糕的代名词。第11章将讲到董事会任命詹姆斯•B•亚当森（James B Adamson）掌管公司，他令公司重新恢复了状态。在美国《商业周刊》的一次采访中，他明确地表示关于首先澄清凯马特身份特征的必要性：我们现在不得不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所有的人提供一切东西，或者说我们是否有对所有类别顾客服务的优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答案。问题就在于：凯马特到底是谁？我想花一些时间去搞清楚这个问题。顾客为什么来凯马特消费？我们失败在哪里？我们的优势又是什么？我们调查了公司的店面经理和员工，来听取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对所调查的内容进行分析。因为随着这个全面、详尽的过程的推进，它会影响公司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公司已经拥有了独家专用品牌，并在城市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我们拥有的是比较零碎的市场，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将它们整合在一起，以及如何?经营理念不断发展。［8］波音公司是另一个正在经历身份特征漂移的大公司。管理者为了使波音公司“远离原来作为飞机制造商的公司身份特征”［9］，将公司总部从它的发源地西雅图迁往了芝加哥，并且使得波音公司的主要目标远离了它曾经在军用航空和民用航空中的核心业务。此外，波音公司还采取了一些其他举措，比如，通过调度卫星和扩展由卫星将电影传到电影院的计划，对彻底改革美国的空中交通管制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些计划不但没有成为现实［10］，还使得公司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国防业务合同中的舞弊行为被揭露，民用航空的领军地位?空中客车所取代，前任总裁兼CEO哈里•斯通塞弗(Harry Stonecipher)与女员工之间的丑闻等等。这一系列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波音公司不再是以前那个民用飞机制造商了，虽然它一直在为建立一个新的波音公司而努力。
管理者可以努力澄清公司的身份特征，以此来解决漂移的问题。比如，他们可以通过重申公司的历史身份特征来结束漂移状态。斯蒂夫•乔布斯重新掌管苹果公司使得公司找回了它注重创新和设计的传统身份特征。乔布斯的前任曾努力使公司成为一个没有基本产量和成本结构的个人电脑设备仿造商，试图与 IBM、戴尔或康柏等公?竞争。这一度使苹果公司陷入困境。管理者可以减少并购，只专注于它的传统市场和客户，以此来与它的历史身份特征保持一致。极端的做法是通过改变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使创始人或公司的经营理念的维护者在公司管理和决策中占有比较重的分量。这种方法并不一定会带来成功，但福特公司却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案例。
清晰地建立一个公司的新身份特征，并且能够有力地维护它，这是解决漂移问题的较好战略。让马里耶•梅西尔(JeanMarie Messier)对法国通用水务公司(Compagnie Générale des Eaux)所进行的运营操作使得这家水处理公司变为一个大杂烩企业。从电子通信到书刊的发行，从房地产到私立医院以及有线电视，从废物管理到电力生产等等，不管这些业务相互之间有没有联系，都全部包括在内。为了结束这种由于疯狂兼并而引起的身份特征混乱，梅西尔对威望迪（Vivendi）这个全球传媒公司的身份特征提出了明确的看法，并试图在资产组合、经营战略和生产运营等方面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梅西尔按照新的想法对威望迪进行改造时遭遇了很多困难，这也表明对身份特征进行颠覆性的变革是非常冒险的。
分裂（1）
当公司中的个体和小团体更倾向于与一些子公司联系紧密，而不是与总公司联系紧密时，公司就会出现身份特征分裂。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员工与整个公司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弱化。高度分裂的后果就是公司会失去共同目标，而且公司各单位之间也会缺乏相互支持。公司也无法使外界相信自己仍然是一个整体。在一家法国跨国公司里，北美的员工在若干年内会一直与他们当地的附属企业保持密切联系，有时甚至会延续到被法国母公司兼并后的几十年。这就使得法国方面总是抱怨美国人对“团体”缺乏忠诚和承诺，而美国人则认为法国的母公司在地域和文化方面过于冷漠，看起来更像一个排他的组织。事实上，这种精神上的分歧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北美员工非常不愿意与欧洲母公司的战略（比如竞争定价）相配合，并且很少参与在巴黎的公司总部里进行的全球战略创新决策。
当本土身份特征开始公开或默认地与已有公司身份特征相冲突时，分裂就会阻碍公司的运行，严重的甚至会在公司中形成帮派分立。尽管帮派分立在以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组织身份特征中更为普遍，但是它也存在于商业活动中。英国广告代理商圣卢克斯（St Luke’s）就是受帮派分立影响而创建的。1995年安迪•劳（Andy Law）创办了这家公司。他是查特/戴广告代理公司(Chiat/Day)伦敦分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同事们反对将母公司出售给奥姆尼康（Omnicom）公司，这家公司已经与李岱艾公司（TBWA）合并。伦敦的员工觉得自己在出售的过程中被出卖了，因此无法与他们即将加入的新公司保持密切关系。安迪•劳并没有按照杰伊•查特（Jay Chiat）的命令来推进英国公司的兼并活动，而是带领着那些已经被他说服的同事们离开了公司，并一起建立了一个更能反映他们独立、平等要求的新公司。在对公司总部多次施压后，安迪•劳和他的同事们终于买下了伦敦办事处并建立了圣卢克斯。这家公司由它的员工平等拥有和管理，他们遵循着“每人都有话语权”的原则。公司在追求独立、创意和乐趣中不断发展。［11］
管理者应该理解和接受一定程度上的分裂，因为分裂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人们与他们的工作群体的联系发展的趋势使然。每个人都会从社会组织中的不同群体或层面中找到他自己的身份特征。同一个人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母亲或父亲，是一个律师，抑或是一个没有特别经历的美国人，甚至这些身份特征还有可能是相互冲突或不一致的。为了使多种身份特征在同一个组织中得到发展，领导者必须保证不同的身份特征层次都能在公司整体中得到展现，并且使它们之间相互适应融合。这样就可以使同一个员工既能与专门的团体、生产部门紧密结合，又能与公司整体紧密结合，甚至这些身份特征还能相互支持。管理者要能平衡身份特征分裂和聚合的关系，必要的时候既要促进和维护本土身份特征，也要加强共同身份特征，以保持归属于同一个目标的集体感。
和分裂一样，自恋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每个公司都会遇到来自竞争者、客户、投资者或政府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针对它的目标，有些是针对它的经营方式。因此，它需要一种建立在自信和效率基础之上的适度自恋来应对这些挑战。没有自恋，就没有自尊。
同样，有关身份特征的一些合理争辩和冲突也是有益的，它可以防止公司陷入不正常自恋的恶性循环之中。一些教育机构、医院、慈善机构和教会等组织都不断地在社会目标和经济生存之间徘徊。这两方面的制衡对存在着冲突的公司身份特征的设定产生影响。如果不能有效地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引起混乱，最终导致公司的衰退。
总的来看，就像对个人一样，管理者认清公司身份特征的负面效应也是很重要的。公司在身份特征方面保持几种关系的制衡也是必要的。一个健康的公司并不是拥有一个十分完美、清楚而且能被所有人接受的身份特征，事实上，这样的公司也是不存在的。相反，一个健康的公司会在它的身份特征中平衡各种关系。但是，公司身份特征不同于战略，不会完全地受管理者约束。管理者如果对公司身份特征的重要性非常敏感，那么他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
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提要：本文的主题有关转型时期群体性不满的成因。针对“收入差距论”的解释局限，作者试图揭示“结构性失位”对于高学历群体的影响。在回顾文凭教育的传统后，论文展示了高校学生的毕业求职意愿、他们对未来社会身份的预期、过去几年高学位的产出和失业规模、毕业生求职的实际去向、其职业单位和地区类别的变化等数据。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大量高学历青年进入社会时面临的结构进位困难，不断动摇着新成员获得预期身份的稳定秩序，从而影响着该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同时，教育作为社会分流稳定器的作用也在弱化。
关键词：结构性失位；文凭教育；社会身份预期；群体性不满
*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是受教育的年轻人群体。我的研究助理吴肃然对数据图制作贡献良多，在此致谢。但论文的观点应当由我本人负责。
一、社会群体的结构定位
历史上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在解释社会不满的积累和成因方面，社会学一向关注转型中的结构变化，特别是社会成员在收入、声望、地位和身份等方面的分流秩序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一关注点与经济学常见的收入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分析存在一致的方面，但也有重要区别。
一致的方面在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都同意，超过限度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经济学者已经指出，再分配权力的减少和失业增加，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极大挑战。以往社会是通过再分配权力“平衡”不同需求的，而今必须经过市场，这种新的再分配机制激励了竞争，结果更有利于强者，因而在不同程度的获益者之间形成对立（加普，2009），从而引发社会不满。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留下了不稳定因素”，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三倍半，城乡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和间歇性的权利抗争开始出现（姚洋，2010）。这些认识与社会学中“转型理论”的结论一致。
区别的方面在于，对于结构性不满的积累，社会学认为，收入的正当性和与此有关的社会地位预期问题，具有同等的解释重要性。社会学者近年对中国部分地区的调查表明，人们对收入结果的差距具有相当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他们认为收入差距大具有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劫富济贫”的收入拉平办法（Whyte ＆Han ，2003）。分析显示，人们对收入差距是否容忍，不仅与差距的结果有关，更与对差距的评价有关，即收入是否“正当”。在对100多名基层人士的访谈中，研究者发现，有的收入差别被他们认可，有的则不，理由是，人们认为有些差别是公平的——比如体育竞赛和科技竞赛奖金，有些则不公平——比如走后门、运用关系或者依靠权力垄断获得的收入（张静，2008）。社会成员评价收入的标准，一是看作为（有无切实的贡献），二是看程序（是否经公开竞争的规则），三是看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能够被广泛分享），越接近这几个标准的收益，人们评价为公正的概率越高（王冠中，2008）。这说明，社会成员对收入差距的不满是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它们特指那些“不正当”的收益。
收入“正当”与否的社会“评价”，看上去具有经济学者通常认为不重要且难测量的主观性含义，但与排除了主观内容的“客观”看法不同，社会学已经不再把社会结构看成仅仅是“客观”外在的，它认识到，我们所言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包含着群体的主观预期和客观地位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社会结构由“预期结构”与“现实结构”两方面组成，二者可能重合，也可能分离。重合与稳定和秩序有关，分离则与变迁和动荡有关。比如，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因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和文化显示出差异。在一些社会，人们认为贫穷源于懒惰，应由自己负责，所以未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不满；而在另一些社会，人们认为贫穷源于他人的掠夺和分配不公。这些不同的看法，影响着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归因和本身地位的认同。显然，归因为他人或制度限制，才会加强结构性的社会不满和对抗。
这一点提示了，在对社会不满的解释中，需要注意普遍预期的基本标准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特别是非个人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变动的关系。
非个人的社会预期是结构现象，它指的是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某类人群应当对应的结构位置——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生活方式的预期。这一预期来自他们的经验，其形成与制度历史有关，因此可以说，现实社会结构“生产着”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所处类别的社会预期。在转型中，个人境遇和地位的差异可能不确定，变化很快，甚至偶然，但是结构性的社会预期往往变化较慢，而且相对稳定。比如，对受过何种教育的人群应当属于什么社会类别，正常情况他们一般应获得什么样的职业地位，进入到社会结构的哪一位置，多数社会成员有大致相似的认可标准，这些标准引导着人们的行动方向。虽然社会变化经常缓慢改变这些标准，但一种新的结构预期形成需要相当的时间。比如，在同一个行业内，从前的社会标准是资历优先，这样年长者的地位普遍高于年轻者成为预期，如果实际情况与此不符，就被视为不公，积累不满。但当人们开始接受以工作贡献为地位标准时，资历优先的做法反被视为不公。
所以，当社会变动中一类人的境遇与原先相对稳定的预期差距拉大，意味着结构性失位（structural dislocations ）（Hancock ＆Welsh ，1994）问题出现：这类人群历经投入（比如完成高等教育）后，却无法进位于预期的结构位置。很明显，这一状况引发的不满并非具有个人性质。
在世界各地，财富充足的社会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人富有，而是因为竞争和获得财富的方式及结果，与预期的结构位置相对一致并稳定，社会中形成清晰可辨的类别定位作为“未来”引领人们进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目前付出什么、未来得到什么是相对清楚的，就像选择什么样的路，进入什么样的位置类别，终点具有可预见的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不是来自个体，而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固定性，它向每个人传递着有关信息，因而在宏观上维持着社会稳定。即使个人的机会暂不确定，因能力和竞争差异出现不同结果，但经过某渠道进入到某类别的机会结构却是稳定、持续和可预见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给社会成员提供稳定感和行动目标，他们根据这些目标确定方向、投入精力，原因是可以在预期中“看到”自己未来的位置。
显然，社会成员和团体拥有清晰可辨的结构定位，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不确定性只改变某个位置上的个人，但不改变宏观的位置结构。如果各类人群流动的路径没有阻断，他们进入的社会类别符合一般的社会预期，就不足以制造结构性的社会不满。
而如果年轻人普遍出现结构进位困难，将增加相关群体前途的不确定性，扰乱他们对未来社会地位的稳定预期，这种非个人的失序无法经由个人努力改变，于是群体性的不满积累并将目标指向社会不公。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经济“收入差距”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收入不平衡可能导致社会不满，但是它不能对转型时期的特别现象做出充分解释：为什么最低收入者（比如农民）群体并非是最不满意的群体，为什么有些财富不平衡的社会，并没有结构性的群体不满发生。在理论层面，“收入差距”虽然可以解释不满的一般性来源，但不能具体地解释不满的独特性来源，尤其是转型社会特有的结构性不满积累问题。
在实践层面，收入差距论可能会误导政策指向，视发展经济和财富分配为解决问题的惟一药方，指引政策走向追求GDP 或加强福利再分配，而不是结构变革的方向。比如，教育扩招大跃进作为舒缓就业问题的行政干预，不仅把问题的解决引入了表面和短期追求的歧途，而且掩盖甚至加重了更基础的结构性失衡事实。
二、教育理念与社会身份预期
中国是一个追求文凭的国家。原因在于文凭对社会地位的分流作用：文凭大致可以作为标识，确定人们初次进入社会时的基本位置——职业、阶层、地点以及社会地位。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但却可能通过获得文凭改变自己的未来。在重要性上，文凭作为身份象征的意义一向超过作为技能掌握的意义。在人们的认识中，不同社会职业和单位、地域总是含有等级含义，它们在地位上不被视为平行，而是高低重叠的纵向结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使不是优越于官吏，通常在社会地位上也被认为是与之平等的（周荣德，2001/1966：257－258）。
在这个意义上，文凭教育不断在提供社会成员进入某种更高身份结构的资格，它的目标不是产出普通的、掌握专门技能的劳动者。在历史上，只有受过教育者可以入选为“师”或者“吏”的后备，他们的身份显然区别于一般的劳动阶层。在社会分流中，脑力和体力的职业差别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不同，更代表着社会身份不同。这种身份在获得教育文凭后就确定了，其后不会消失。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家境破落到生活无着的地步，身份却还是一个读书人和绅士，自视与其他的劳动者有别。还比如，在袁世凯等上奏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之“妥筹办法”中，官员们特别建议清廷，在取消科举时必做的一件事是对“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4－5）。可见，学历虽可消失，但身份不可不延续，在这一理念下，那些曾经科举确立了功名者，其地位理应被朝廷和社会承认：即旧式科举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阶层进阶，所以，科举改革虽废除了旧知识之有用性，但并不因此使得旧文凭持有者失去身份资格，所以须安排“出路”。在这里，教育的角色，相当于是社会结构的门卫，控制着流动的社会身份分类以及再生产。
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教育变革，客观上都曾改变不同人群的位置、职业和升迁路径，盖因为文凭具有变动不同人群之机会结构的效应。可以列举的有科举制度的改变，这一举措曾切断了知识群体向（基于掌握传统知识的）官僚群体流动的固有格式，知识群体预期的机会结构和事业晋升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邹谠，1994：52－53）。20世纪中叶，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动，中国教育又一次发生变革，教育的政治性标准确立——为工农兵服务和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在那个历史时期，80%的人口扫盲，干部队伍普及文化，学习新知和学历提升，曾经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教育的这些改变，给大量出身普通的劳动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文凭使他们从体力劳动者变为脑力劳动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在田间地头和车间干活的人，变成了坐办公室的人。
文凭提升社会地位并非仅指经济收入。它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有资格和机会进入的职业，有资格享用的政策特权（进入体制内，有福利保障），以及有资格享有生活地域的选择、工作稳定性、社会声望、资历的可积累性调动等等。显然，这些方面无法用金钱购买获得，经济收入高并不能代替社会地位高，后者须经过教育文凭获得。因此才有相当多的小企业主抱怨，自己虽然赚了钱但还是社会地位低。近年大量的毕业生蜂拥进入公务员考试，也不是仅仅在追求收入——实际上很多市场单位比公务员收入高，他们是在期望获得体面身份和受尊敬的职业，这也与社会地位考虑有关。由于教育和社会地位获得的这一特殊关系，很多人把自己晋升身份的障碍归因为学历，这一认识进一步巩固了文凭与社会地位预期的关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未来运用体力还是脑力工作，差别在是否经过大学以上教育。
令人惊奇的是，经由文凭获得地位，赢得安全和尊重，避免成为“劳动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因过往几十年的“平等”教育而减弱。人们还是习惯人等的社会分类，力图与他人拉开距离，比如名片的抬头普遍愿意列出学历和职位，以显示较高的身份。文凭成为社会分类的前奏，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还做与从前同样的工作，就会有不正常甚至“丢人”之感。大学生村官也必须用种种优惠政策推动，否则响应者少，原因是很少人认为村官是大学生（身份）应当从事的工作。他们反问，如果要做村官，为何还要上大学？上大学难道不是为了离开农村吗？很明显，这些基层性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并不符合大学生对自己身份的预期，高等教育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职业预期。在学生心目中，取得文凭后进入更高级的单位或更大的城市是理所当然的，有文凭者与干部任职一样，终生可用，而且只能向上、不能向下流动，否则就是人才浪费，文凭越高就应离开基层越远成为共识。在城乡二元体制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文凭几乎是改变农民身份的首要途径，文凭教育也成为拖延就业的蓄水池，很多人宁愿不工作，也不愿意进入社会基层。这些行为源自高等教育对于身份预期的生产，它让受教育者认为，自己已经剥离了原来的身份，有资格进入更高的社会结构位置。
教育产出的社会身份“提升”预期，如果能够与社会实际的地位结构相符合，尚不存在问题，但如果二者背离，托克维尔所言“教育的缺点”就会发生。①[180年前的秋天，托克维尔在自己的访美日记中写下如此感想：“在欧洲，最令我们头痛的是那些出身低微又接受了教育的人，教育使他们产生了离开本阶级的渴望，却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手段。但在美国，教育的这一缺点几乎没有出现，教育总是提供致富的必要手段，并且没有引发任何社会问题”（托克维尔，2010：38）。此观察虽冷峻，但真实，值得思考]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正是，教育生产出大量具有高身份预期的人群，但进入社会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普通劳动者。市场需要的身份类别与教育制造的身份类别预期有极大错位，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后无法成功进入预期的社会结构。文凭为终身地位的保险功能已经消失，大量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后，不得不面临再次的地位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预期的稳定秩序被“扰乱”，地位不能确定并非是个人而是群体和结构性现象。而高学历教育的扩张政策以及传统的文凭等级理念，实际上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
三、毕业生增长与就业率下降
近年的统计数据可以显示上述情况的严重性。在过去几年的教育大跃进中，高学历扩招现象普遍：全国本专科和研究生的平均毕业数量大约翻了5倍，从1999年的100万人左右，扩大至2009年的600万人以上（国家统计局，1999－2008；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见图1）。
上面只是一个均值。进一步对比本科和研究生毕业数量可以发现，本科毕业生增长不到6倍，而更高的学历——研究生及博士毕业生增长近9倍。这表明更高学历者数字增长更快。
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学生的当年未就业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表1，图2）。
毕业生进入流动待业人群，再考虑到历年未就业毕业生的积累，即使其中不断有人进入工作职位，仍可粗略推估，每年计有接近两百万毕业生加入到待业青年群体中。如果注意不同的信息来源，不排除这个估计可能过于保守，例如，一项全国11个地区的调查显示，2008年这些地区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35.6%，当年就业之低，达到30年来之最（转引自闫晓虹，2009）。
四、毕业生的工作预期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并非社会不需要劳动者，而是大量劳动者的职位不符合高校学生对就业身份的预期。
根据《中国青年报》对2307名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调查（胡明等，2010），学生选择的就业意向排序是：国有企业（43.1%）、事业单位（36.3%）、外资企业（34.7%）、党政机关（32.0%）、民营企业（28.1%）、自主创业（21.2%）、公益组织（6.6%）（图3）。①[由于可以多选，该项调查的数据总和都超过100%]
同样的调查显示，受访学生对“最愿意去的就业地区”选择结果为：省会城市（47.9%），北京、上海等大城市（36.9%），中小城市（27.9%），发展速度快且地理区位重要的二、三线城市（6.6%），农村地区（2.5%）（图4）。
受访学生对“大学生职业目标”的选择排序是：领导者或管理者（45.9%），生活与工作平衡（38.5%），安全感和稳定感（34.5%）（图5）。
多数学生最愿意进入的是管理性机构和岗位，与近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大增可以相互印证。调查问及“公务员职业吸引大学生的缘由”，学生回答的排序是：福利好（66.5%）；稳定性好（66.3%）；保障好
根据大学生村官发展调查发表的数据（温薷，2009），2009年北京大学生村官近2000个受访人中，选择考公务员的居第一位，占42%，选择续签留任村官的占13%，选择在农村创业的占13%，选择自谋职业的占9%，选择考研的占9%（图7）。多数大学生村官期待进入公务员职业，显然，对他们来说，村官只是一个向公务员过渡的职位。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报告显示，在大学生“蚁族”中，有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这意味着，七成以上蜗居在大城市的高学历青年是从基层流动而来，具有省会城市或大城市出生背景的人在“蚁族”中实际上不足7%，而这些人的家庭年收入也不超过5万元（高庆，2010）。大学生“蚁族”的状况说明，这些青年完成了高等教育，离开了农村在城市就职，虽然经济收入有所改善，但并没有显著提高社会地位。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获得与身份相符的位置和尊重，而期待进入“应当的”社会地位。因此，宁愿找不到工作，不少收入稳定的劳动职位也被他们拒绝，原因不在收入，而在该职位的社会声望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社会中一种结构性人群在不断增加：他们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年轻，流动，有较强文字能力或技术，熟悉电脑操作，预期着毕业后的向上流动，自视已经获得某种更高的社会身份，但是又无法在实际的社会结构中兑现。这些人的职业和收入往往不稳定，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得不”成为普通的劳动者。而这一实际地位与文凭教育给他们的身份预期形成强烈反差。
五、毕业生就业变化趋势
这一强烈反差还可以通过就业学生的实际去向观察。在过去几年中，就业学生毕业时成功寻得工作的去向，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就业单位类别逐渐向基层转移；二是就业城市逐渐向非中心城市转移。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所编的《升学与就业：高考填报志愿指南》历年期分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文科“法学”类学位毕业生2002－2008年在四类单位①[四类单位指，甲类：机关、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部队、金融单位；乙类：科研、高等学校、一般事业单位、医药卫生；丙类：中等教育、艰苦事业、艰苦企业、基层社区、农村；丁类：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升学、灵活就业、暂不就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的就业趋势情况如下（图8）：
这里的“法学”类，指的是教育部系统制定的文科学位类别之一，其中包含政治学、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法学、公安、国际关系等12个专业。以往这类专业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机关的文职岗位，它们属于收入稳定、福利好、地位高、权力大的部门，正是一般认为的较高级别管理性单位（甲类和乙类），也是毕业生获得身份的重要职业标识。但统计所示，毕业生能够进入者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度下降，只有丙类——中等教育、艰苦事业单位、艰苦企业、基层社区、农村类的单位入职比例在增高。相对于高文凭者的预期而言，这等于实际地位在下降。
上述情况不仅发生在文科，部分工程类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十分类似（图9）。
再看毕业生就业城市的变化趋势。在同样的时间段里，高校学生在A 类和B类地区①[四类地区为，A 类：北京、上海；B 类：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重庆、天津、浙江、福建、山东、广东；C 类：海南、安徽、广西、河南、湖北、湖南、河北、江西、云南、山西、陕西、四川；D 类：甘肃、贵州、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内蒙。（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的就职人数呈下降趋势，其中入职北京和上海地区的人数下降尤为明显（图10）。
部分工科专业的情况比文科略好，但基本趋势类似（图11）。
以往大城市是容纳高教毕业生最多的地区。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毕业人数连年上升，但进入A 类和B 类地区的学生逐年下降。
这些事实预示，高等教育给年轻人的地位预期与社会结构给他们的实际位置差别很大，而教育大跃进中不当的高学位和专业产出比例，正在加强着这一不平衡。教育产品（毕业生）进入社会时面临结构进位困难，不断动摇着新成员获得预期身份的稳定秩序，教育的自然分流作用开始产生负面价值。
六、专业变化对信息的反应能力
如果说，在高速转型时期，教育发展往往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属于正常，但教育产出长年无法对结构需求的信号有所反应并自动调整，就不应视为正常。在教育常规统计中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校“录取规模增幅”，以及高校内“专业比例变化”——这几个数据之间的共变系数都很小，它们的相关性很弱（表2）。这表明，在宏观层面上，高校各专业的学生就业率，并没有对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发挥信息引导作用，就业低的专业不仅没有少招生，甚至可能扩招生。
这显示，教育专业缺乏灵活弹性的体制来敏感捕捉信息，对应社会结构的需求，及时改变不适应的产出状况。
如果教育系统没有建立对社会结构信息的反应能力，就会出现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反而招生率最高的现象。仅以师范专业为例，2005年至2008年，本科师范毕业生各门类中，就业率基本属于较低的文学专业，却在2008年入学在校生比例中排列各专业第一（“学信网”编，2010）（表3）。这样的教育“产品”，宏观上当然会强化社会预期和结构进位的不平衡。
七、结论与讨论
上述事实表明，教育系统的社会身份预期产出，与社会结构的实际状况不仅已经失衡，而且它缺少获取信息并自动调整的能力。文凭教育每年产出几百万抱有地位上升预期的高学历者，但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现实的位置。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学生在进入社会后碰壁，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预期难以结构进位，但文凭教育还在大幅度扩张。对教育产品（学生）而言，上大学已经改变不了命运，他们的事业通道很难依靠文凭定轨。这种群体性的结构失位现象连年积累，加剧着一类人共同的命运感、受挫感和不公平感，与他们自视应当的地位形成反差对照，当然影响着这一人群的价值、态度和行为。
因此，从解释的角度，高学历青年群体中弥漫的“愤青”现象具有结构性成因。虽然教育的学位产出功能——将社会成员在职业、地位、收入和身份方面分开——在世界各地都类似，但是当教育观念和产出内容脱离了社会结构的实际时，宏观上，将影响新成员有序结构进位的稳定性，从而积累群体性不满。而从政策反思的角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教育本是良策，但如果教育传统本身的品质如故，结果完全可能相悖。倘若教育追求的产出主要在量而非质、主要在身份而非技能，必将败坏教育作为结构分流之社会稳定器的自然职能。其沉重代价，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在不断出现。
探索“电子身份证”在社会管理中的可行性
[内容摘要]  居民身份证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证明自己身份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现有的居民身份证已不能完全满足当今社会管理的需要，其仅仅只有照片、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等简单信息，不能全面反映公民真实的身份信息，也不能准确快捷地判断持有身份证者是否就是本人，从而在社会管理中出现假证、错证、证人难分、人证难辨等现象，公安机关在侦查破案过程中，有时甚至出现错抓错捕的现象。如果实现了“电子身份证”，就完全可以解决人证信息的完全统一，做到以证识人、以证找人、以证管人，达到人证合一便于社会管理的目的。
[关键词]   电子身份证      社会管理      探索      改革
居民身份证的使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有居民身份证的表现形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弊端显得尤为突出。据统计，每年都有上百万人丢失身份证，身份证的使用目前在我国法律上还是空白，这些丢失的身份证无法及时作废，从而制造出大量的“乌龙案”，经常让广大失主陷入噩梦。这种噩梦不久前就发生在打工妹林贝欣的身上，在她被广州警方抓获时，她并不知道自己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浙江义乌警方通缉了两年。11天内，林贝欣辗转两地警方，被讯问、被羁押、被移送，惊恐和无助一度占据着她的整个心灵。尽管她后来被无罪释放，但这起丢失身份证引发的“乌龙案”，在她内心深处一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像这样的案件“王成娇”案、“夏飞”案等。本来，居民身份证法第一条即开宗明义指出，身份证是为了证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然而身份证“乌龙案”的频发，显然极大地悖离了这样的初衷。一张身份证的丢失引发的冤假错案，背后折射出的是现有身份证的缺陷和管理的漏洞。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崔丽前不久表示：我国当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据统计现有流动人口2.11亿。而人口的大流动必然会对我们的人口管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掌握人口信息变化情况尤为重要，我们未来的居民身份证件必须适应这种人口信息快速变化的时代要求。如何对现行居民身份证进行改革，使之在加强人口管理、尤其是流动人口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是学术界和各级人口管理部门积极思考和探索的课题。在此，笔者针对现行身份证的一些缺陷，试就如何推进电子身份证改革促进人口管理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现今居民身份证在社会发展和管理中的不适应。
目前，我们判别一张身份证的真伪，仅靠经验和目测进行识别，这对管理者的要求相当苛刻。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今居民身份证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与市场经济发展不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活动的增多，实行“实名制”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必然，如银行、电信、证券、宾馆、网吧、运输等等各大行业都必须实行实名登记。而来自网上的收购身份证“专业户”公然宣称“可用于申请淘宝、拍拍、易趣等各种网络交易平台实名认证；注册游戏；住宿登记；出入境登记；申请各种实名登记服务；银行开户,证券开户,置业登记,合同登记,工商执照办理等等”。而现有的身份证仅靠经验和目测进行识别，则不能完全保证人证合一，存在很大的管理漏洞。
2、与人口管理工作不适应。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经常会出现很多长相非常相似的人，甚至是双胞胎，他们的相象程度是人们仅靠经验和目测识别难以区分出来的，没有可靠的科学技术依靠和支持，有时无法进行区分，这就给我们各行各业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甚至不免造成工作的失误。
3、与科学技术变革不适应。目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体整形技术越来越高，面对很多整容手术后给管理者带来的尴尬，身份证的缺陷就又显现出来。今年3月份，歌手王蓉到韩国整容回来在机场通过安检，但安检人员发现王蓉的脸发生了变化，只是通过目测分辨，认为此王蓉非彼“王蓉”，遂将其带至机场派出所询问，王在机场遭到滞留，消息传开后，媒体猜测声四起，给王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还有一些不法之徒有时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惜铤而走险进行整容手术，如果仅依靠肉眼进行分辨很难将其绳之以法。
4、与行业场所服务不适应。当今国家工作人员在验证居民身份证时，发现该人身份证上的照片与本人的长相不相象，无法进行有效地验证，有时只能机械地办理或是放任自流，这样不免造成滥用他人身份证和使用假身份证的情况屡屡发生，就连办理结婚证也借用他人身份证进行“冒名顶替”。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借’身份证登记结婚竟过关，证件主人状告长宁区民政局胜诉”一文，就充分说明，目前此类事件已超出了法律的界限，给行业管理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二、如何对居民身份证进行改革
在居民身份证越来越不能适应人们的生活时，取而代之的必然是电子身份证的问世，而电子身份证又是目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个全新课题，如何管理和使用电子身份证，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重要难题，笔者认为电子身份证应具备如下功能和特点。
1、电子身份证应具备大容量储存信息的功能。
信息采集，是指对公民个人信息资料的采集，它包括固定信息采集和适时信息采集两个方面的内容。固定信息是指公民个人特有的固定不变的信息内容，如出生日期、性别、指纹、血型、遗传基因、明显的特征等，这些信息必须在公民出生之初由信息管理机构一次性采集，形成公民个人最初的信息数据库。适时信息是指公民成年后的结婚记录、违法犯罪记录以及社会交往中的诚信记录等。这类信息中的违法犯罪记录由公安机关内部掌握，在颁发公民身份证时予以体现，社会交往中的诚信记录，由信息管理部门掌握，可以有偿的、有限制的使用。
2、电子身份证应运用高科芯片技术，具有快捷的机读识别功能
目前,我国采用的居民二代身份证,和一代身份证相比,增加了机读功能和一些科技含量,也改进了版面设计,但是设计技术上的进步并不意味着管理本质上的进步。从内容、功能和管理方法上看,现行二代证对一代证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人口信息快速变化并未能反映在身份证上,这就导致了出现被冒用的空间。林贝欣、王成娇的遭遇并非个案,她们只不过是诸多身份证被冒用、盗用受害者中一个较为极端的缩影。现行身份证致命的弱点就是只有机读功能，而缺乏识别功能。电子身份证则采用指纹识别，需要出示身份证的行业场所都必须安装电子身份证指纹机读识别器，则很容易辨别人证不一或人证合一，完全可以杜绝冒用、盗用他人身份证或使用假证而引发的案件。
3、电子身份证应具有卫星定位功能
为适应人口快速流动的特点，电子身份证应具有接收和漫游功能。它应安装有某种感应或接收装置，发证机关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对身份证进行定位、适时信息进行维护，只要在中心数据库点击一下“发送”钮，安装在身份证件上的感应器就能接收，并在机读时显示出来。这样，人口不管如何流动，它都在人口信息管理部门的视线之内，便于对流动状况下的人口实施有效的管理，公安机关甚至可以像如今的电信部门对欠费手机实施停机一样，通过摇控装置对犯罪分子和犯罪嫌疑对象的身份证号码实施叫停。让其身份证在机读时无法显示和识别，查验的公安人员据此即可对其实施抓捕。
三、电子身份证在社会管理中的优势和作用
1、便于公安机关实施人口管理。把身份证机读器配合软件制作成具有自动填表的功能,使身份证芯片中的个人信息能自动录入到电脑中,并能显示出照片,从而大大的缩短了对被检查公民等候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复印证件的环节，节省了资源,无形中提高了服务水平。同时对公安加强流动人口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公安机关只要输入电子身份证的某一单一信息，就能显示出该公民的全部信息，从而为侦查破案提供了便利，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2、便于公安机关实施信息联网比对。公安机关只要输入被核查人员的相关信息，就能在网上实施在逃人员的自动比对，使得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向，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社会治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从根本上杜绝了借用、冒用、盗用他人身份证、使用假证、人证难辨的现象发生。
3、电子身份证使用成本低、安全性能高。以电脑为控制核心，以现有网络作为传输介质，成本低、无启动等待时间、操作人员不需专业培训、专机专用，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达到效率惊人、安全性能高、管理方便。
人的社会性分析
·     地球上，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人的社会性渐进的过程。
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他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弱小。在原始的部族时期，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种种威胁，人们就意识到了人的群体性对个人生存的重要意义。这种群体性有些是人的本能造成的，如繁殖的需要，会让异性相处，亲子哺育关系会让人们形成某种家庭关系。也有些是有意识的生存的需要，如合作捕猎，共同对敌。甚至对外界的恐惧也会让人们结成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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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社群，人的力量才能得到提升，人的生存处境才能更有保障，人的恐惧和孤独感觉才能减轻。如果人没有结成社群，在危机重重的野外，在凶险万分的威胁中，虎狼可以攻击吞咽掉独立的个人，丛林能迷失独立觅食的外出者，人类能否生存至今还真难以言说。
当人类以部落家族家庭等群体方式更好地自我生存下来之后，当人类在群体中合作得更好之后 ，当人类生存的技术手段变得更好之后，人类在地球上的数量迅速以几何级数递增。人类的威胁已经不再来自于野外的其他物种，而是以群体聚居着比邻而居的同类。因为共同的生活需求，因为食物的纷争，因为被意识到价值的自然物件占有，甚至因为被认为对部族生存有价值的个人争夺，从而引起部族之间的规模不一的战斗。为应付这些战斗，部族内强有力的人被推举为部族的头领，头领不仅要在外族入侵时表现出自己的英武，而且还要为部族的内部矛盾纷争进行调解。这样头领在部族中的地位得到了尊崇，他在部族中的各方面都能够拥有一些特殊的享用权和支配权，这也许就是人类权力的最初来源吧。
当然这时候人类的群体性还是属于最初的直觉阶段，这个阶段人们完全是被动地为更好的生存处境而进行群体聚居。
随着部族人数的增加，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部族头领对于部族内部事务的越来越多的参与，部族头领一个人是忙不过来了，部族头领会在部族里选择一些能力较强，能够很好领悟部族秩序内在含义的人作为自己的助手。在部族内就会形成一个小团体，部族的事务由这个团体来处理，当然处理事务时仍然要以头领为尊。
在社群中，接着就应该是事务的分工，处理事务方式和手段的技术积累。特别是事务处理方式的手段和技术的积累的需要让人们发明了可以记录信息的文字，人们不仅对事务处理方式和技术进行登记积累，人们甚至还可以对这些增长的信息进行比较分析，加以甄别，这样社群生活方式就会进入较为理性的状态，社群的结合力也更紧，彼此之间的依赖性也大为提高。
社群中的分工是越来越明显，人们如蜜蜂般分成职能部门，当然原来的旧行业是这些新产生的部门的基础，这些旧行业的生产力水平必须有所提高，能够空余出一些人员来从事新行业。这些走向新行业的人，可以是给社群中的人提供更多的物质条件的人，他们让这个社群拥有更多的财富。对社群结构信息传承的行业成为头领的助手，我们都知道，到现代这个行业就成为国家的行政部门。还有一个重要部门就是保障社群安全的军事行业，这些人专门进行武力训练，在必要时可以挺身而出抵御外敌的入侵。每个行业都会产生信息的积累和进步，每个行业都能够在行业人员的创造能力下不断壮大，这样人的社会性达到了另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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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不同的社群中人的社会性的进步程度是不同的，这与社群中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理性领悟力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社群的头领变得堕落，只把目光放在社群是特权利益的拥有和扩大上，维护和巩固自己头领的地位对于头领来说就变得特别重要，并因此反而迷失了社群力量壮大的目标。为了达到头领的自私意图，社群头领会对挑战自己权威的力量进行压制。这样，武力拥有者必须服从于头领，并尽可能让武力够用即可，发展壮大反而是对头领的统治不利的，岳飞应该就属于这类人。其他各种有社群号召力的个人，如因为个人的乐善好施结了人缘者，行侠仗义的铲除社会不公者，甚至号召人们共同对抗受头领欺压者，都成为头领最忌讳的人，李自成应该是属于这类人。
一切以头领及助手团体的需要为需要，一切以头领及助手团体的禁忌为禁忌，那么社群的视力焦点就集中在社群头领周围的一群人中，社群的事务就变成了头领及周围人的事务，社群的视界变得非常狭窄，社群中越来越多的人的生存状态被置于这个焦点之外。在其他人已经无法受到社群关注的时候，他们自然也越来越远离社群，对社群事务缺乏关心，这些人就重新回归到原始的个人生存状态。这样社群力量越来越削弱，特别是如果社群头领仍然借口社群需要要求这些已经进入个体生存状态的人承担责任进行奉献时，社群中甚至会产生仇恨和敌对，这个社群就纠缠内部斗争，无法整合统一。
如果一个社群中的头领和助手团体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意识到社群存在的根本，那么社群中就会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和规则，让这些原则和规则成为一个社群不能触犯的底线，除非有足够的理由和谨慎的实践，否则这些作为底线的原则规则就是不能逾越的。这些原则规则还必须随着社群行为的不断复杂需要不断完善适用，就必须有一班有睿智的成员来进行相关的工作。
社群的结构的越来越复杂时，各种社会理论和概念的引入对于一个社群的凝聚力的形成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引入的概念，首先必须尊重每一个社群主体，而不是脱离和无视这些主体。这样民主，自由，平等首先应该成为每一个新社会概念的基础，这些观念特别不应该让社会的行政成员忘记，这样社群才不会产生分裂。凝聚社群的概念在社会进步中会不断产生，家庭，家族，集体，组织，行会，民主，法制，民族，国家，一切一切的概念都是为了生活在社群中的人领悟社会性生活对每个人的重要，也是让人们寻找到社会归属感，凝聚社会团结，壮大社会力量方式。
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的社会性而存在。如果社会科学不能够为这种人的社会性服务，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凝合力量，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这种社会科学就是虚假的科学。有些人会问：难道社会除了合作就没有斗争吗？社会当然有斗争，但是社会科学应该为消除这些斗争而努力，而不是去扩大这种斗争。
是人的社会性让人类生活得到更好，也是人的社会性造就了社会科学。
为什么需要讨论“人的社会性”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形式变化比较大的历史时期，人们所看到的、遇到的、听到的许多事情是以前没有看到的、遇到的、听到的。所以，在很多人的思想上引起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因为社会规矩和习惯还没有形成和完善之前，在很多事情上人的贪婪、自私等本性充分表现出来。如比较引起人们注意的官员腐败、信仰的缺失、道德水平的下降、社会不公平等现象。现在有舆论认为“中国的道德意识与上升的商品经济相反，正处在急速下降的底谷。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腐败之极的非道德的时代了。” “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常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类的感慨。所以，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采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其实，道德是对人的社会性的自我约束和心理约束意识。不同的社会可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是任何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都是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秩序为目的。对道德的维护，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社会性的维护。。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然也包括道德水平等问题，不仅仅决定于社会经济的状况，更加取决于社会中“人的社会性”。无论是在哪种社会形态下，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奴隶社会中，只要“人的社会性”状况符合于社会的需要，都可以形成稳定、发展的社会历史时期，甚至可以形成社会繁荣时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十分常见的。并不是，一定要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都是活雷峰的道德水平，社会才能稳定，繁荣。高的道德水平，是社会对“人的社会性”的培养和维护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所以，那种认为“经济发展了，社会就稳定，人们的道德水平就高”的思想的完全错误的。现在中央提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八荣，八耻”等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纲要指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
为了真正落实这些措施和口号，还需要对道德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研究，正确认识在精神领域的社会问题，才能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上取得实际效果。通过讨论人的社会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在人类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社会形态中是如何培养和维护人的社会性等问题。进而探讨在当今中国社会条件下，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社会的稳定、和谐和进步。所以，对人的社会性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人的社会性
通常我们把人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经过抽象和归纳为人的本性，为了便于研究人的本性，一般把它分成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也是把人性或人的属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自然属性，也称为人的生物性，它是人类在生物进化中形成的特性，主要由人的物质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和千万年来与自然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特性，如食欲，性欲，自我保存能力等等。人的自然属性与其它生物，特别是与人比较接近的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基本一样。特别是人类的婴儿的行为特性更加像动物，如小孩子得到食物后一般都是首先往自己嘴里送。当一个饥饿的小孩子见到一份他认识的食物时，会本能地去拿来吃，而不会考虑这个食物是不是属于他的，他有没有权利去吃，别人是不是更需要这份食物等。这说明人类的自然属性，或生物性是进化过程中继承下来的，是天生具有的，也可能就是由基因决定的（根据新的研究成果，人与动物的基因组成差别是很小的）。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利己性、独立性、排他性、对物质利益追求，甚至贪婪、凶残、冷酷等特性都可以看成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具体表现。人的自然属性与动物的自然属性非常相似。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在人类的特性中，自私、残酷、野蛮、凶狠这些特性已经深深地保留的人体之中，甚至可能已经在人类的基因中都有所反映。如果，把几亿年进化过程中，人类从各种生物基因遗传下来的特性也考虑在内。那么在在人类的基因中反映的与野兽相似的特性可能会更加多一些。当然，人与动物的自然属性也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如人的思维方式，学习能力等。而人与动物的特性差别更大的还是人的社会性。
那么什么是人的社会性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在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性主要是阶级性。然而在阶级出现之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总有一天是要消失的）人的社会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在整体社会中的人类有没有共同的、一般性的社会性呢？我认为把人类看成整个自然界发展、运动中一个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人类社会中一份子，那么人类也有一些共同的社会属性，它是具有自然属性的人作为集体活动的个体，或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活动时所表现出的特性。一般，人的社会属性包括多个方面的特性，其中有些特性是对符合人类整体发展要求的特性；有些是阻碍人类整体发展的特性。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社会属性中符合人类整体运行发展要求的基本特性。人的社会性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特性，如利他性、服从性、依赖性、以及更加高级的自觉性等。人的社会属性中也有一些是阻碍人类整体发展的特性的反社会性的，反社会性的属性一般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发挥到对社会发展不利的地步时表现出的特性，如利己发挥到损人、损害公众、损害社会；自我保护发挥到残害其它生物，甚至其他的人等等。所以人的社会属性包括了社会性和反社会性两个方面的特性。社会属性是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形成的。离开人的自然属性，人也就不成为人了，更谈不上其社会属性。其实，从总体上来看，无论处于什么社会阶层的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例如：利他性、服从性、依赖性、以及更加高级的自觉性等。人的社会性往往与人的自然属性是矛盾的、是相斥的，但也是相容的。人是自然界最复杂、最高级的生物，所以具体某个社会属性往往不能简单地归于社会性或反社会性的，而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表现情况等多个因素来划分。如民族性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是社会性的特性，但是狭隘的民族性却是反社会性的。历代以来，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都会对其社会成员的社会性提出很具体的要求，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次序；西方资本主义信奉“自由、平等、博爱”的规则；现在我们国家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这些都对人的社会性提出了具体的规则和要求。所以人的社会性（符合人类整体发展要求的基本社会属性）是社会正常运行与继续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一样，只不过不同的社会中具体的社会性标准不同。而且，无论是哪种社会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证和培养社会成员的社会性。
其实人并不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社会性的生物。自然界中，还有很多生物比人更具有社会性，如蚂蚁、蜜蜂。你可能会愤然，你把我们如此高级的人和蚂蚁、蜜蜂这些低等生物共同讨论，是不是太无聊了。且慢，我们就来看一看蚂蚁的社会性吧，可能除了在Disney的动画片中才可以看到蚂蚁的工作动员大会，在实际的蚂蚁社会中，它们是天生的有组织性，有奉献精神，努力而且安心于社会的分工，无论是当“工人”还是当“皇帝”都是天生的。这些“高贵的品质”真正让我们这些高贵的人钦佩不已。当然，一般的社会性，在一些集体行为的动物群中也会表现出来，如狼群有头狼，其他的狼有服从头狼的行为，有对狼群的依赖性。当然，这些特性与人的社会性相比是较低级的，如人可以服从上级指派的领导者，可以有广泛的利他性等这些比较高级的社会性。人是自然界中唯一（或许只是“最”）会思考自己的社会性，并且会主动地改善自己的社会性的生物。而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人的社会性多半是后天形成的，是通过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其中在人类社会中的宗教、教育和国家组织是对人的社会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几个方面。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以有组织的集体和社会进行活动的时间仅仅只有1~2万年，比起从人类产生进化的整个时间100多万年是非常短的，更不用说与生物进化的几亿年历史来比较了。而人类文明社会采取主动的措施来保证和培养社会成员的社会性的时间更是短得多，至多只有几千年时间。 所以，人的社会性比起人的那些由自然属性而引发的反社会性要脆弱得多。人的社会性在现阶段还需要很多的外部条件，比如宗教信仰（往往是强制性的）、教育说教、国家机器的约束等方面的外部条件来保证和培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的社会性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如何才能使得人类后天得到的社会性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研究人的社会性的生成、发展的历史，发挥人主动改善社会性的能力来使得人类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在本书中我们将会对宗教、教育和国家组织对人的社会性的形成的作用进行讨论。目的是为了探讨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信息十分普遍的社会中，如何培养、发展人的社会性，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些路径。
为什么人需要具有社会性？（
首先，我们从人类的发展过程来认识人的特性。几百万年来，自从人类从树上走到地上，就一直要面对严酷的自然界。我们先来看一下古人类的生活，在人类还只会使用简单的石器工具来进行捕捉和采集食物的时候，其与自然界的抗争是十分艰难的，特别是在冬天，树叶凋零，树上的果实都已经掉到地上；到处奔跑的动物大部分都躲了起来，古人类不得不忍饥饿、顶风寒出去寻找食物。故事的主人公是大约几万年前的古人，我们暂且称他为“咕任”。一天咕任顶风冒雪出去打猎，当他看见一只可爱的小白兔在前面跑过，他高兴了起来，但决不会有现代人见到宠物小白兔的那种怜爱和快乐的感觉。他奋力把手中的石块扔了过去，依靠多年的锻炼，他的石块已经有相当的准确性了。被打中的小白兔跑得已经没有那么快了，很快被他抓住。由于饥饿和兴奋，他一口咬住小白兔的颈子，一股还带着温度的热血涌进他的喉咙。吃了几口兔血，他的身体暖和了一些，赶快提起死兔子往回走，在不远的石洞里还有他的饥饿的妻子和孩子。且慢，你这好象写的是一头狼还是狐狸，这是人吗？这么残酷、野蛮、凶狠。对的，这就是人的本性之一，在与严酷的自然界的长期共处中，为了生存，人必须这么残酷、野蛮、凶狠。而且，往往只有那些更加残酷、野蛮、凶狠的人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且留下他们的后代。今天的考古活动发现，在一些古人类的遗址中，除了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以外，甚至还有部分被打破和烧焦的人类骨骼，在古人类中人吃人的现象是不稀奇的。在新几内亚岛上的一些部落不久以前仍有这种杀死敌人后将其吃掉的行为。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在人类的特性中，自私、残酷、野蛮、凶狠这些与社会性相矛盾的特性已经深深地保留的人体之中，甚至可能已经在人类的基因中都有所反映。如果，把几亿年进化过程中，遗传下来的野性也考虑在内。那么在在人类的基因中反映的与野兽相似的特性可能会更加多一些。
另一方面，在人类活动的不断发展中，合作、互助、服从等社会性也在逐渐增加。我们还是来看看古人类的活动。让我们继续上面的故事。在漫长的冬天，附近的食物也越来越少了。为了打到猎物，一天咕任和附近几个洞穴的人决定去更远的地方打猎。几个人一起打猎不仅发现猎物的机会更多，而且可以对付更大、更危险的动物，如老虎、大象等。这一点已经被咕任们认识到了。今天，一起出发的有四个人，我们称他们为咕任1，咕任2，咕任3和咕任4。其中咕任2是一位身材高大，经验丰富的人，他的战斗力和经验对这个猎人小队今天是否有收获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一出发，咕任1，咕任3和咕任4就跟在咕任2的后面。由于冬天已经快要过去，附近的、容易捕捉的猎物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或者已经跑远了，他们走了很久也没有见到一只可以动手的猎物。偶尔有一只惊慌的野兔在荒野上跑过，也不值得他们去追赶，因为一只野兔是不够四个人分的，更何况他们每个人都还有妻小。一直到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他们是又冷又饿。这时，不远的树林里，发出了一阵很大的劈劈啪啪的声音。是一只巨大的长毛象在树林里走动。要是往天，他们单独打猎碰见这样巨大、凶猛的家伙是避而远之。但是，今天他们有四个人。而且，如果不对它下手，今天就可能连自己的肚子都解决不了了。这时，咕任1，咕任3和咕任4不约而同地看了咕任2一下。经验丰富的咕任2知道，对于这个庞然大物，别说四个人，即使是四十个人也不一定能打倒它。但是，因为长毛象是草食动物，它也具有胆小的弱点。所以，他马上想到一个把象赶下悬崖的方法，他曾经看过另外一伙猎人用这个方法捕获过大动物。于是，他小声对伙伴们表示了他的计划。他们悄悄靠近长毛象，突然大声高叫，并且边跑边用木棒敲打树干，大象被突如其来的惊吓掉头就跑。很快，他们把大象赶到一个有十几米高的悬崖边上，被逼到绝境的大象忽然回过头来把跑在最前面的咕任2重重地抛到一边。幸亏，咕任1并没有因为害怕而逃跑，他拾起一块大石头准确地打中了大象的眼睛，大象痛得往后退了几步。结了冰的悬崖边又陡又滑，大象一下站不稳，滑下了悬崖，重重地跌在了十几米深的悬崖下再也站不起来了。咕任们赶快把咕任2抬起，慢慢下到悬崖底。这时长毛象已经因为流血过多是咽咽一息了。第二天，他们每人扛了一大块象肉，搀扶着咕任2回到了所住的地方。有了这几百斤大象肉，他们几家度过这个冬天是没有问题了。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随着人类集体活动的加强，人的社会性也在逐渐增加。合作可以更加容易获得食物，更加容易生存下来；互助和服从等也是集体活动的需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集体生活的人数越来越多，参加集体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谁是领导？”、“食物如何分配？”等这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开始，人们可能推举力气最大的人来领头，可是力气最大的人也可能经验不够，或者对食物的分配不能让大家满意。所以，有些部落推举年龄大、经验丰富的人来领头，但可能力气大的人又不服气。我力气大，打猎的收获最多，出力最多，为什么不让我当领头。甚至，当人的自然属性占上风的时候，人们会互相打斗，发展成敌人。但是，无论多么强壮的人，在自然力面前都会显得那么软弱、渺小。一次闪电、一场暴雨、一阵巨风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打倒，甚至消灭。所以，经验丰富的领头人就想到请自然界的“神”来支持他，声称自己可以与威力巨大的神交流，是按神的意旨来行事。这样，即使力气大的人可能不服从部落的首领，但是他却不敢与神的意旨作对。这样就可以保持部落集体活动的正常进行。这可能就是祭祀和宗教的来由。通过这些活动，限制了人的自然属性，保证了集体活动所必须要的人的社会性。
从新石器时代到农业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发展到农耕和放牧，生产力水平大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剩余，这样就可以有多余的人去从事宗教、文化、手工业等活动。逐渐就出现了包括部落联盟、城市、文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早期的氏族制度下的部落对人的社会性的保证是宗教和低下的生产力状况，生产仅仅可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没有什么太多的剩余物资。“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1]这种情况一直到近代的美洲印第安人、非洲祖鲁卡菲尔人等氏族部落都差不多如此。“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1] 所以，国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就能发展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比如，十六世纪南美洲的印加帝国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时，仍处于使用打制石器和玉米栽培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那么，国家的形成对人的社会性有什么影响呢？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所以，早期国家的形成，主要是对外进行战争，对内进行社会秩序的管理。这种为土地、为人口、为资源、为地位而发生的冲突和战争，成为推动原始国家向更加复杂结构发展的动力。对内的管理功能也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不断加强。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国家机器的认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在阶级矛盾比较激化的社会时代国家机器对人的社会性的作用是一种消极的保证。当今，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国家机器的阶级压迫的工具作用逐渐弱化，对内的作用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培养和促进人的社会性的作用逐渐加强。现代国家机器的培养和促进人的社会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对教育体系的支持和完善来实现。总之，社会愈发展，对人的社会性要求愈高，而对人的自然属性愈尊重。在社会承认的范围内，人的自然属性得到愈充分的满足。等到人的社会性像人的自然属性一样，是由人的基因决定的固有的特性，人才真正成为社会性的人。那时，宗教，国家机器的保证和培养人的社会性的作用就自动消失了，教育也只是获得知识的作用了。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能与人类的进化时间相当，需要几万年到几十万年。但与自然界的变化相比较，这仍然是一个短的时间段。通过分析在人类已经经过的几千年的文明社会历史中人的社会性的发展，我们试图找出一些发展规律，从而在未来社会发展中能更加主动地推动人的社会性的发展。
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共存规律
人，一个永恒博大的主题，以人为题的文章人类自己已经作了几千年了，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说，几千年的人类文明成果书就的都是人的主题。研究企业现象的过程中，我们踏着先辈的足迹一路走过来，在人性本质问题的认识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的发现。但我们需要叙说政治，而政治则是一个关于人的命题，必须要有一段关于人性的文字中介这里，为前后的文字搭搭跳板，因此，这段关于人性的文字，并无什么新意。
独立性是天赋于人的。人一来到人世间便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独立的躯体，独立的生命运动体系。人的独立性却又不是全部与生俱来的，后天的人生历程也是人的独立性得以成长的土壤，彰显的平台。独自的成长过程，独立的意识形态；同一时间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空间生存，同一空间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生命时期中，同一时期内的人有着不同的世事阅历与感受。因此，如果说世间没有第二片相同的树叶，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白芽，嫩绿，枯黄，萧索；油旺，舒展，残破，飘零。不同的人的生命个体，各各有着不同的存在状态。
但是，真正绝对独立生存的人是没有的，人的生存需要使人只能是群居生活。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当中，即使是离群索居者，其生活的根仍然深深扎在广阔的社会土壤之中，不然就没有这个人，即使有了也无法生存下去。
首先，人的生命的孕育与诞生离不开他人，孕育、诞生一个新生命的父亲母亲，本身就是这个新生命之外的独立他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当然包括诞生这一新生命的父母，还同胞兄弟姐妹。仅就生命从孕育到诞生的直接生命链及血缘旁支，就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也许，生命的躯体可以离开这个群体，然而斩不断的诸多关系依然存在。
其次，生命的维护与成长植根于社会，生命需要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情感，这些物质与精神资源本身就是社会的构成要素。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婴儿被丢在荒郊野外无人照理的情况下，能够健康成人，索居的成人也需要从社会获取生活资源才能满足生活需求。
其三，社会是人类认识的对象，是知识、智慧的源泉，就是纯粹的对自然物质世界的认识，也是一定社会人文基础上的认识。同时，社会又是人类知识与智慧服务的对象，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就在于改造世界，人类不断地提高认识社会的能力，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生活，否则，认识世界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社会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舞台，没有社会的存在，任何个人价值都无法展示出来。生命价值的伟大与渺小，是一个基于社会群体的相对存在，没有社会的认知、认同，人生便没有伟大与渺小的概念存在；离开社会大舞台，人生便只存在于生理意义之中，没有和着你的高兴，也没有人伴着你的愤怒。
这就是人的社会性的客观必然基础，也就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任何个人都无法回避。
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个人既是一个独立的人，同是也是一个社会的人，换用通俗的话说，每个人既是“我”的，同时又是“他”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个性表现，表达着每个生命个体的意志与需求；人的社会性则反映出社会所有人的共性。社会性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性，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共同的意志与需求。社会授惠于生命个体，同时也必然制约着生命个体，要求每一个生命个体必须履行其应尽的社会义务，社会意志也不可能让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意志如愿以偿。因此，人的社会性也就必然地与人的独立性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表明，二者虽然存在矛盾，任何人却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独立生存。任何人都首先应当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没有独立的人生，社会性再美好也将失去意义。任何试图无视人的独立性的行为，实际首先灭失的是他自己的独立性，也必将招致其他人独立性的抗衡。任何人在社会中生活，又都应当尊重人的社会性，在尊重社会性的时候，实际也是在尊重人的独立性。当我们试图破坏一个合理的社会性的时候，实际也在破坏人的独立性的基础，社会在破坏中必将失去平衡。也就是说，没有人的社会性，也就没有人的独立性，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是互为存在的。
人的个性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共性发展的内在动因，个性的发展聚集到一定能量，便会推动社会性的整体发展。同时，社会性的发展对个性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决定性作用，没有共性发展的趋势，个性不会出现发展。只有当个性的发展与共性的发展达到了统一，个性与共性才会出现一个发展。人的个性与共性既互为矛盾又互为存在，在存在中获得平衡，在矛盾中推动发展，于是，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人的个性和共性。
这就是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共存规律。
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的共存规律深刻反映出，一个人的生命的独立存在，同时就存在着一定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随着生命个体的产生而生产的。即使一个非常短暂的生命，只要他曾经来到人世间，就在他生命运动的时空里结成了一定的人际关系。现在有的理论在描述人的独立性的时候，频繁地使用“人性化”的命题，似乎只有强调个性才是人性的表现，这是重个性、轻共性的思想意识。实质上，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是共存于一体的。过分突出独立性的宣扬，其结果是一个高扬的个性必然与另一个高扬的个性发生激烈冲突，最终的结果是人的理想的幻灭。我们以为，释放个人独立性空间，应当坚持以不损害社会共同利益为前提，所谓“人性化”体现的应当是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
人是自然的人，所以，人具有自然性；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人，所以，人具有社会性。一句话，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总和。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其实是从人的社会性方面给“人”下的定义。事实上，人只有同时具备自然性和社会性这两种属性才是完整的人，失掉其中任何一种属性，人都将是残缺不全的。实际上，只有自然性而没有社会性，或者只有社会性而没有自然性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一般来说，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之间并不矛盾，甚至互为目的。例如，人们发展生产，建立美好社会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也就是说，实现人的社会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然性需求。
但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社会很不发达，产品并不富裕，或者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之间就会发生冲突。例如，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些人为了生存，就去偷，去抢，去破坏，去犯法；在强敌入侵时，一些人为了活命，就去投靠，去当汉奸，甚至出卖革命同志。我们说，高尚的人格是人的社会性的集中体现，而“七情六欲”则是人的自然性的高度概括，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只要求人有社会性而不许人有自然性，这是行不通的。文革时期“样板戏”里的“党代表”是没有“七情六欲”的，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这样的人是被彻底“美化”和伪装了的人，只存在于文艺作品里，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被扭曲和篡改了的人。这样的人看上去十分可敬，十分伟大，但却并不可爱。为什么人们更多地喜欢《西游记》里的猪八戒，而对孙悟空却敬而远之，就是因为猪八戒比孙悟空更有人性。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抹杀人的自然性。我认为，人应该做到“尽情”二字。任何一个健康的人都有“七情六欲”，而任何压制人的自然性的做法都是对人性的犯罪，压制别人是对别人犯罪，压制自己则是对自己犯罪。因为自然性是人的本性，亦即人性，而人性是不能压制的。那些为了一味地迎合“社会性”而不惜扭曲人性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因此，我最讨厌什么“园林艺术”，尤其是南方的“盆景”。一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所谓“审美情趣”，把花草树木改变得畸形怪状，说轻了这是吃饱了撑的，说重了就是对大自然的犯罪。这些人不但不以为耻，反而美其名曰：“盆景艺术。”呜呼！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那长得只有一尺多高但却“果实累累”的橘子树，与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女一下子生出了一群“儿女”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至死也不能理解所谓“园林艺术”到底“美”在哪里？那些违背自然的东西，何美之有？
当然，人的社会性也是十分重要的，人之所以能够与动物区别开来，就是因为人具有社会性。而且，当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发生冲突时，人往往更看重自然性，甚至以牺牲自然性来保全社会性。例如，“舍生取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宁死不屈”，“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等等。但是，这些“豪言壮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由此可以看出，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之间的冲突有时候是何等的激烈。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硝烟尽处》就为我们揭示出了这个问题：“他爹”是个暴动队员，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当了俘虏，敌人要他供出他的“同伙”，他坚决不说。敌人就对他严刑拷打，他还是不说。最后，敌人使出了最恶毒的一招，即用刀剖胸，让他的血慢慢地流出来，而并不急于叫他一下子死亡。“他爹”终于忍受不了如此酷刑的折磨，就招供了。人毕竟是人，死可以不怕，可人害怕痛苦，害怕被折磨，再坚强的人，其“意志”也是有限度的。假如，当敌人当着你的面将你妻子的衣服扒光时，或者，当敌人将你的宝贝儿子挑在刺刀尖上时，你到底说不说，如果你说了，你就不是人，你就是一个叛徒；如果你不说，你同样不是人，因为你没有人性，你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那么，你到底说还是不说呢？——但愿你八辈子都不要碰上这样的事情！
政治是人的社会利益的管理
通过讨论人的独立性和社会性共存规律我们认识到，人的独立性和人的社会性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实质表现的是人的利益。独立性是个人利益方面，社会性则是社会利益方面，这个利益不单只是物质的，同时也包括精神方面的。
对人的管理就是对人的利益进行管理，或能够获取，或必须舍弃。独立性是由人的个体自我掌控管理的，那么，人的社会性由谁来管理呢？如果这个管理不存在，就不会称之为社会性。人的社会性的存在，是公权力存在的基础，政治正是这么一种公权力，一种管理人的社会利益的公权力，以维护基本平衡的人际利益关系。
我们通常讲的人际关系，实质包含的就是人际利益关系含义，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实质表现为正确处理好人际间的利益关系。因为人类需求存在二重性，那么，情感需求也就是情感利益。人际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关系，也许于传统文化不好接受，其实细思一下，并没有什么不好接受的，这是一种事实。
个性与共性共存规律表明，个性的增长必然地是对共性的消减，反之，共性的增长也是对个性的消减。毫不忌讳地说，人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是与生俱来的，包括至伟之人。认同共性，“交出”部分个*利作为公权力，总是呈现为被动情态。因此，人基于个人利益需求总是谋求获取比他人更多的社会利益。人的趋利性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人的趋利性，社会不会发展进步，批判人的趋利性是愚昧的。
此消彼长的利益分配规则导致的必然结果一个必须获得，一个不能放弃，这就是人际间利益分配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纷争，口角以至于动刀动枪爆发战乱，都为的是个利益分配问题。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社会利益失衡状态的扩大化对于人类是一种灾难。要防止灾难的出现，就要防微杜渐，消灾于隐患之中。因此，首要的是要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确立一个标准性分配规则，然后对这个标准性规定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出现纠纷及时进行裁定、协凋。没有这样一种机制，人类社会将是一种无序。政治的本质就是这么一个利益分配机制，政治的所有的工作程序就是依照这一本质原理设计的。
无论何种政治，首先总是表现为一个思想发动过程。这主是为利益规则的形成而统一意识，完成一个多数人的认同过程。社会实际表明，未经多数人认同的事物，即使在远古封建时期也不会成为利益规则。赵高试图倚仗强权指鹿为马，鹿终究没有成为马。社会思想意识是确立社会利益规则的认识基础，要推动社会利益规则的确立，首要的就是要积极推动社会思想运动，形成社会共识。这类活动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思想管理，或称意识形态管理。政治不管理好人的思想意识，就无从下手。颠倒语序说，思想意识管理正是政治职能之一。这是政治体现出来的第一特性。
然而，社会共识并不是规则本身，还只是关于利益规则的思考与认识，当思想意识在一定的社会程度上统一起来了，最后以一定的形式予以确定，这才成为了规则。因此，政治的第二个特性就表现为对利益规则的确定。利益规则的确定非常重要，有思想意识的存在，但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不成为一个规则。利益规则一般以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成员一起合议的形式确定，做出这个确定的组织者就是立法机构。立法是国家政治的根本表现，立法立规是政治非常重要的功能。
如果说利益规则的确立还只是社会统一认识标准的形成，那么，发布、推行这一利益则是第三大特性。没有发布的利益规则是没有效率的，利益规则一旦发布、推行便具有强制性。但是，社会现实又表明，不被遵守的规则，如果依靠强权硬性推行，必然将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以推翻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直至重新建立合理的社会规则。
由于人类共性需求发展的统一总是滞后于个性需求的发展，人类需求满足在个性表现上，总是处于一种非绝对平衡状态，学术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在社会实践中并不是一个绝对平均值，因此，利益规则又总是表现出一定利益集团的倾向性。于是，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现实便总是一定利益集团的利益反映。一个新的社会规则要替代已经存在的社会规则，必须聚集到足以抗衡旧规则的社会能量才能实现。
企业政治研究不研究国家政治，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描述出国家政治特征，以上文字只是归纳出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国家政治特性，以论证后面企业政治的特性而提出的，不能视同国家政治理论。
人类需求二重性
经济的内在动因是人类需求，那么，是不是所有满足人类需求的行为都属经济范畴？当然不是。就人类实际生活内容来看，人的需求大体可以归结为人身安全需求、生理卫生需求、经济生活需求、情感尊严需求、婚姻伦理需求、人文互化需求这么六大方面。从人的六大需求可以看出，经济只是人类生命能源供给的命意。然而，当生命运动演变为生活过程，人类对生命能源有着物质形式的需求，同时还有着精神形式的需求；在获取、消费生命能源的时候，不仅有着理智性的认知、感受，同时还存在着情感性的认知、感受。
孔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君子不食嗟来之食。”食物是生命所系，可人并不是见到食就会吃。如果那样的话，人与动物就没了什么区别。“嗟 ”带有侮辱性，不怀好意，是不能满足情感尊严需求的，这样的食物即使有活命的生理价值，然而正常人是不会吃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义”论似乎高深了些。婴孩不识“义”，可恶狠狠地将一颗糖递给婴孩，婴孩也不会接受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精神需求的巨大能量。人类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一样，同是人的生活需求，因为，人类生命运动除了物质生理运动外，还同时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精神情感活动，这是人与动物、与植物等生命特体相区别的重要特征，是人的灵魂所在。由此可知，人类生活过程并不是一个纯物质过程，而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相伴相随的双重复合过程。并且，人的文明开化程度逾高，精神需求逾加丰富。
人类这种生理需求与情感需求同时存在的特性，我们完全可以承传玛克斯的思维方式来描述，称之为人类需求二重性。既称之为二重性，那么就是说，人在获取生活能源的时候，不仅需要获取生理能源，同时还需获取情感能源。没有物质基础的尊严，人类生命的生理运动便无法延续，箕子不食周粟，义虽高，但必然会饿死在首阳山；没有尊严的物质人们也必然产生情感牴忤，宁愿“舍生而取义”，故箕子明知不食周粟将死，却仍然不食周粟。足见在满足人类需求时，生理元素与情感元素不可偏缺。
人的情感需求常常表现为“不可理喻”。说川湘两地喜食辣味是气候使然，然而川湘两地不食辣味的大有人在，也并没因未食辣而生命中止。婉言总是悦耳，直言毕竟如骨哽喉，虽然人人都懂得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然而，“悦耳”和“哽喉”的情感感受总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利于行”只是一种理智认识。而且，不同人在情感需求上，视觉、听觉、味觉、体觉、感觉经常因人而异，苦是人类唯恐避之不及的味觉，可苦咖啡却能成为一些人几上的特别嗜好，仿若灵魂深处一首不朽的诗。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并没有真正的理由可寻，这是人类情感需求的无法苛责的特性。
人类情感需求应当是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研究课题，这里只此提示，经济现象永远不会只是一个超人类的自然物质现象，人类经济行为总是带着浓浓的情感印记，更重要的是，许多的人类情感需求必须通过经济形式来满足。经济满足一般也会表现为情感需求的满足。换句话说，经济运动总是无可避免地贯串着情感活动。
人类情感活动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活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情感世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着不同的情感表现。个人情感世界无法完整解读定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需求往往是无法完整复制的。因此，研究社会经济，试图仅仅用解读物质运动的同一律思维方式来解读经济运动，很多经济现象便无法破解。同样地，社会经济生活中，仅仅单纯的追求经济运动的完全同一结果，是与人类生活规律相违背的。经济以满足人的生活需求为目的，其本质是服务于人类生活，如果反过来让生活需求成为经济的奴隶，是一种反人类的表现，是人性的泯灭。20世纪初期的泰罗制便是这样。
中国自以来的教育崇尚理性教育，理性型的教育总是把人类最活跃的情感需求摒弃在教育之外，结果将丰富多彩的人类抽象成干巴巴的教条。殊不知，真正推动人类需求进步的是人类情感需求。我们只要稍加研究便可发现，人类的生理需求几乎是一个千古恒定，而情感需求才是一个真正可爱的色彩斑斓世界。人类社会运动之所以不是机械的物质运动，也不是动物的直线运动，就在于人类存在一个多变的情感。由于人类情感的多变和难以捉摸，一些人便试图以强制的方式或教育的方式贬谪情感，使其成一块理性上的灰*域而使人们不越雷池，便于统辖与管制，为政治专制、经济专制，乃至文化专制垫铺。而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昭示出一个不变的规律，人类每一次的进化都是一种情感上的释放。
至今的多数学术理论，总是把人的情感需求归识为文化需求，这是一种谬误。文化与情感并不是同一范畴，文化也有理性文化，诸子百家、周易老庄、程朱理学，大多都是理性文化，早期儒家学说人情味还是比较浓的，“仁者爱人”并不是孔子空洞的口号，其《论语》确实体现了这一特点。而后期的程朱理学把好端端的儒家学说演化成“礼”教，将生动的情感需求抽象成公式，则是一种僵化了的文化。因此，文化需求与情感需求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将人的生理需求比喻为骨架，那么，情感需求则是血肉，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可稍许分离。我们研究人的需求，是不能摒弃人的情感需求的，而且应当成为研究重点，才能总结出真正的人类需求发展规律。
[1] 由于本次调查系笔者一人完成，在经费和人力方面难免受到限制，所以，样本的覆盖面只限于海淀区。
[2] 参照数据来自中国广播网2005年6月4日消息《农民工已是首都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3] 考虑到项目的语意差异和正负方向，正面项目的选项依次赋予5、4、3、2、1；与之相对应，负性项目依次赋予：1、2、3、4、5
[4] 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R].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北京：2002
[5] “目前工作以何种方式找到？” 在818位调查对象中，有612位现在已有工作，约占总数的75%；412人现在的工作是老乡亲友介绍的，占50%。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赵树凯针对818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的评点。
[6]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8
[7]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4
[8] 此处指农民工在内群体内建立的同质性关系，笔者按
[9] 王春光.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N].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4)
[10] 王春光.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N].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4)
[11] 吕绍青，张守礼．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教育[J]．战略与管理：2001(4)
身份：公民权利的社会配置与认同
张静　发布时间： 2009-10-27 07:29　来源：光明日报
“社会身份”一向是社会学关注的主题。这不仅因为它的现实存在——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可以观察到社会身份的存在，人们总是试图流动到更高的身份位置上去——而且因为，社会身份系统以它特有的方式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统一整体。这就是说，社会学关心的社会整合，由社会身份系统参与达成。身份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对社
会成员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进行类别区分，通过赋予不同类别及角色以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群体的公共生活中形成“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
一 　　社会身份系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是常见的制度—结构方面，目的在于认识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则以及习惯民情，怎样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分配权利、责任和义务，从而以强制的途径达成秩序。二是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方面，目的在于认识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亦即他们如何进行身份建构和选择。前一个方面较为稳定，后一个方面较为变动。但事实上，国家组织、正式法律规则、社会民意乃至成员认同，都可能创造、确立、维护或者消除、破坏某种身份系统，从而使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出现重新配置，使某一部分社会身份获得相对较优越或相对较弱势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身份”系统意味着权威资源的政治配置安排，而社会身份系统的变化意味着政治权威资源的重新配置。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社会身份系统发生变化，通常总是伴随着社会整合问题。　　当前，这一社会整合问题正在中国出现。以政治社会学的语言来说，我们的社会身份系统正在发生变化。这不仅反映在社会分层、法律对于财产利益授权的新变化上，而且反映在社会成员对于新旧权利、义务责任的认同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证明，是社会成员在观念、规则、行为和利益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冲突现象。　　这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实际上问题也具有普遍意义。原因是人们的基本活动，同人们对自我社会身份的认识和定义有关；而且，社会秩序是怎样形成并得到维持的，是每一个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可以说，许多社会学传统理论问题的争辩都和这一主题有关。社会成员的整合依赖于他们的身份关系结构之性质，随着历史上这些身份关系结构的变化，社会整合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遇到极大的挑战。图尔干、马克思、韦伯、马歇尔的研究，都可以看作是回应这类挑战的社会理论，他们的目的在于说明原有的社会整合危机，并探索新的整合和内聚机制。　　由于中国面临新的转型现实，上述社会学传统问题再一次变得重要起来。二 　　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如果这些理由发生了变化，社会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就会发生变化，一些权利、责任就会被排除在行为效法之外，人们就会开始尝试新的行动规则。所有这些方面都隐含在对社会身份的认识当中，被社会成员接受、承认、效法和（对他人的行为形成）期待。　　上述定义主要取自于结构（关系）的、个体的、功能的角度，所指含义并非是私人的、私下的，而是公共的、社会的。因此，在概念上，社会身份和几个社会学常用的结构术语有关，它包含了下述几种含义。　　一是社会位置，它指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中的公共职位。比如政治掮客，是在两个利益团体的中间位置；而地方精英，则处于基层社会拥有资源或权威控制的中心位置。　　二是社会角色，它指社会成员在某一社会位置（对于整体而言）发挥的公共作用。比如上述政治掮客角色，作用于不同利益（政治）群体的联系、沟通和斡旋；而地方精英角色，则发挥地方社会治理和整合作用。　　三是权利，它指社会成员在某一位置上发挥某一作用所具有的法定或公共承认、授予的做事正当性。这些正当性写成条文就是法律，口传言教就是传统。权利的特点是公认性，如果违背（越权），必然受到某种处罚（产生法律诉讼或社会不同意）。　　由于“从身份到契约”（梅耶）的历史演进，身份给人们的印象多指一种传统的概念，具有等级、地位、特权等非现代（不平等、不流动）含义。韦伯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身份一词，用以和现代市场的产物——“阶级”（马克思）作为对比。在韦伯那里，“身份”和传统社会结构相联系，是具有传统含义的现象；而“阶级”则和现代市场社会结构相联系，是具有现代含义的现象。二者具有不同的权威、声望和财富来源，亦具有不同的社会稳定性。在这一对比中，“身份”作为一种表述历史事实的词汇，仅仅特指贵族、皇族、嗣位继承等地位不可更改的现象。随着现代市场、财富分配、教育和流动性的发展，在社会结构意义上，上述的“身份”位阶关系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对等的“契约”关系所替代。这是以“平等”、“流动”和“自致地位”（对照于先赋地位）观察结构关系的用法，在这一标准上，不可更改的、尤其是依赖继承获得的社会“身份”已经成为历史。　　但事实上，如果采用更为广义的视角，就会发现，身份也可以指现代现象。比如，“公民”就是一种新型的现代社会身份，它和过去民众身份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拥有的权利、责任、忠诚对象和认同规则不同。显然，“公民”身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更是社会体制现代转型过程的产物。因此，“从身份到契约”并不意味着身份的消失（即使在契约时代，具有等级含义的身份仍然存在），它只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身份关系发生了转换，他们从一种身份关系转向了另一种身份关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原来的身份对某种社会建制和团体的忠诚、归属乃至行动规则，都将随之发生变化。　　那么，是什么性质的变化？它们转向什么样的关系秩序？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些变化往往是大规模结构变迁的序幕和前奏。　　根据诺思的说法，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们逐渐采用新规则来增进行动的合法性，以便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新的经济机会。用社会学的语言表述，这实际上是重新定义社会成员的权利、责任、忠诚对象和认同规则，即创造新社会身份的现象。这些“创造”可以通过社会体制比如国家、公民社会，也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比如绿色和平、反核运动，更可以通过社会成员日常生活比如民事司法审判、纠纷解决来进行。这些过程显现的社会冲突，是不同身份行动规则及其背后之价值观念（规则的合法化理由）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当新的规则及其合法化理由被更多社会成员接受而逐渐扩散时，就产生了对新身份的广泛社会认同，并可能通过立法过程使之成为正式制度承认的行为标准。这一变化过程，相对于从前的行为标准（制度规则），是为规则和制度的变迁。在制度化变迁的前夜，社会成员的新、旧身份（主要是两种身份包含的权利、责任、忠诚、认同及相关的行事规则）之间，自然会发生大量的冲突。这方面的社会辩论也会活跃起来。三 　　“公民”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新身份，它被授予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与以往完全不同。公民身份的确立，可以说是现代社会整合的核心，很多重要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他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现象：一系列新的社会身份以及新的政治单位出现，它们在性质上全然不同于以往我们所见的旧社会身份和社会单位。伴随而来的，是新、旧社会身份间的关系发生激烈变化甚至冲突，它们的整合过程充满困难。　　之所以研究这一问题，是因为社会成员对新的身份关系及其背后的规则认同已经多元化，因此出现社会内聚的困难：多元化发展使得原有的社会建制失去了整合的功能，于是需要社会建制作出适应性转型，形成组织化社会的新的内聚力量，比如现代（福利）国家、新公民社会组织等等。这类研究关注的一个中心论题是：新的社会身份如何经由新的社会建制被整合进入社会？权威中心和新社会身份的制度化联系如何形成？该主题已经吸引了社会理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研究的关注，它极大地影响了这些领域若干次级辩题的提问意识，以此为基础的研究问题不断产生，并对各地区的国家政策和社会运动理念发生着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说明了上述问题的基础性，它可以衍射为其他问题。　　回应公民权发展对于社会体制的挑战，半个世纪以前，马歇尔的“公民权责”理论奠定了福利国家新的整合理念基础。从国家治理视角出发，他提出了三种社会制度机制的整合性发展，来回应三种公民权的发展现实：选举制度整合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市场和产权制度整合公民经济（财产）权利的发展，福利国家制度整合公民社会权利的发展。他认为，这些社会体制的发展，可以对市场发展和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起到平衡作用，因为选举制度提供了普通大众选择代表自己利益的决策者的渠道，而国家福利制度保障了困难群体的教育、医疗和生活标准。这些制度扩大了公民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使得他们具有了影响社会并受到社会体制保护的公民身份。　　上述研究继承了进化论（自然演进）的视角，它假定公民身份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进化过程。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造就了现代国家的兴起，它取代了君主政体，因而打破了旧的社会身份关系（比如贵族和平民、领主与农民、君主和幕僚），确立了新的社会身份和角色（F·布罗戴尔,1999），并在它们之间逐步形成了新型身份关系（比如企业家、风险投资者、工人、农场主、商人、掮客、职员、公民、政客等）。显然，这些新的社会身份发展出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和行动规则，形成了一系列以新身份为基础的标准化行为，即新的行事规则和权利义务关系。这被社会学看成是新的社会结构，帕森斯和韦伯都描述了这一现代性结构的主要特征——普遍主义、自致地位、专业化、情感中立。韦伯认为其核心性质是理性化的发展。　　这一历史进化过程，创造了公民身份及其对新政治单位——国家的认同（J·杜赞奇，1994）。通过现代法院和科层税收机构等社会体制的建立，形成了直接统治——权威的集中化结构，由国家行使合法权利保护的责任（J·B·科琳斯,1997）。它逐渐摧毁了村社共同体和地方性政治单位的独立性，使得社会成员摆脱了这些旧建制的控制，和现代政治体制建立了制度关联（C·蒂利，1975，T·斯考波尔，1979）。所以，公民身份的发展不是要毁坏国家，相反，它需要现代国家的角色转型和功能强大作为公民权利伸展和保护的条件。显然，这是一个双面过程：一方面是结构集中化发展，经由组织和制度建构，统一的原则、规则、标准和程序扩散，从而整合了分化社会，致使社会成员的归属中心由基层的政治共同体转向现代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个体化并异质化发展，经由公民身份及其权利的确认，构造了各个社会集团/组织间基于合约基础上的对等社会关系，从而创造了新的整合秩序。这种历史变迁预示着国家和社会成员的身份及其关系的现代性转变，以及在新规则下的社会整合。　　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也开始出现，比如随着户口制度约束的身份区隔弱化，大量的流动人口开始从农民身份转向市民身份，这些现象同样提出了新身份认同、或者多元身份归属，以及相应的社会建制整合问题。因此，研究这一问题，意义重大。（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身份认同只是时间问题　身份认同只是时间问题尹昌龙建议多组织活动并大力推行家园行动，通过参与造就“深圳人”意识
我是深圳人之访谈篇
-对话动机现在居住在深圳的大多数是外来人口，这就造成了他们一种身份认同上的焦',1)">
虑：对家乡的人来说，他们是 “从深圳来的人”，但在深圳，他们又只是一个漂泊者。他们把自己家乡的文化带到深圳，在这里碰撞、交汇、融合，形成深圳独有的移民文化。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他有着什么样的特质和内涵，他能让未来的深圳人都有归属感，并凝聚在他的旗下为之自豪吗？我们为此走访了尹昌龙博士。
-访谈人物尹昌龙博士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身份认同其实是文化认同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大家现在都在关注一个“深圳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深圳特区文化研究的学者，你能谈谈你的看法吗？尹昌龙(以下简称“尹”)：“深圳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是和文化、心理、感情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后都归结到文化认同上面。所以我认为这个话题还得从分析深圳的文化特性开始。记：外界对深圳的文化特性向来都有不同定义乃至争议，你所了解到的都有哪些说法呢？尹：的确是这样，有人说深圳是 “特区文化”，这个主要是和我们这个城市的区域功能联系起来的；有说是“新客家文化”，它和历史上的客家文化有联系，即这个地方生活的人有客居的感觉；也有说是“咸淡水交汇处的文化”，因为深圳是陆地和海洋的交接地带；还有说是“新岭南文化”，因为深圳地处岭南。记：你个人赞成这些定义吗？尹：观点有些不尽相同吧。比如说“新客家文化”，传统客家人南迁是因为战乱被迫流落到某个地方，当用“客家”这个词的时候，意味着他们想跟这个地方区别开来，用这个词就是把自己外在化了。但我想到深圳来的人们并不想从这块土地外在化出来，他们还是想跟这块土地建立联系的，这就跟客家文化有所区别。而“咸淡水交汇处的文化”的定义则太空泛了，它不能准确描述深圳的一些特色性的东西。再说“新岭南文化”，事实上今天的深圳很多人都不会讲广东话，称之为岭南文化实为勉强。而将深圳文化称之为“移民文化”的提法则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依据是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当这个区域中外来移民占主体的时候，很自然从这个角度来提它的文化是相对准确的。深圳在全国是最特殊的，因为大部分深圳人都是外来人口。
移民文化就是理想主义记：那么深圳的这种移民文化是否也具有它的特点呢，这个特点会否和这些移民们在这座城市存在时的心理状态有着联系？尹：移民从历史上来讲分两种，一种主动移民，一种被动移民。历史上因为战乱而不得不南迁的成为客家人，他们是被动的，但今天来深圳的人大部分是主动移民，没有政府的强制性力量来安排。这些主动移民者一般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看到了深圳这块土地的希望和诱惑，认为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也许今天很多人在深圳的生活并不如意，也还没能实现理想，可他们为什么还坚守在这里呢？说到底还是对理想主义的追求，相信这块土地对理想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这在其他地方一般是没有的。比如说，有的女孩来深圳就为一年四季能穿裙子，有的人则为了能看到香港电视节目，有的人是为了能赚大钱，或者有的人在内地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又没法改变这些事情，那么他就离开内地到深圳，希望不愉快都可以摆脱掉。也就是说，深圳移民在深圳存在的心理状态是感到这里是有梦可寻的，它的移民文化就是理想主义。
深圳是人口流动的符号记：从内地到深圳的一个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实现的呢？尹：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原有社会体制逐步出现了松动，深圳恰恰是最先开始松动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松动的符号，人们到这个地方来最有可能实现他在原体制下难以实现的理想。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对人的控制十分严格，婚姻出问题、恋爱失败、吃喝拉撒什么都找单位，那么今天随着单位对人的控制力的削弱，很多原有体制都在松动。比如户籍制度，这在客观上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属于移民的空间，给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是我们今天谈移民的整个的背景。
深圳文化正在沉淀整合记：那么不同地域的移民带着不同的地域文化来到深圳，造就了怎样的一个深圳式的移民文化呢？这种移民文化现在成熟了吗？尹：移民文化要发展到非常成熟就必须要有一个整合的过程，整合的不同阶段还发生着不同的反应，一个是物理反应，一个是化学反应。物理反应使你还能看出原来的物质成分，就像一个和尚穿的“百衲衣”，深圳文化现在就是打满“文化补丁”的外套，湖南文化、江西文化、四川文化等都镶嵌在深圳的文化外套上，依然能看出各自的文化来源，各种文化之间没有充分发生变化和整合。而它进入到化学反应阶段后，就像是经过充分搅拌、充分燃烧的“熔炉”，各种外来移民文化慢慢进入本土化阶段，最终产生一个新的文化，此后就可能说这个移民文化是相对成熟的移民文化，完成了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记：你认为现阶段的深圳文化正处于哪一个阶段？它对“深圳人”身份的形成有着怎样的影响？尹：真正的“深圳人”身份的形成，将有赖于具有自己特色特质的深圳文化的形成乃至成熟，那时他们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说出 “我是深圳人”。而深圳文化正处于沉淀和整合的阶段，我们新质的文化正在沉淀的过程中，还没最后形成。这不是一代人能做成的记：依你所见，深圳成熟的新文化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形成呢？尹：美国也是移民文化，但是在近一百年才形成了它的特质文化，这个过程是两三百年的时间。国内的上海也是移民文化，它也用了近一个世纪才形成所谓的海派文化，而深圳我想最少最少也需要三十多年的时间。深圳今天正处在沉淀整合的过程中，具有深圳自身的品格、个性的深圳文化以至真正的深圳人身份的认同都不能一蹴而就，而到真正把深圳当做自己的家更需要时间，它不是在一代人身上所能完成的，可能要由“后移民一代”来完成。这一代人在深圳出生长大或在深圳完成教育，他们已经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在他们身上我们已看到了希望，深圳需要的也许只是时间了。
身份认同需要一个过程记：你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在深圳所面临的家园缺失感、身份认同的模糊感是完全正常的，大可不必为此焦虑，只待时间为它疗伤？尹：是这样的，这是个必经的过程，认同一座城市和自己新的身份是个心理过程。这和谈恋爱有着同样的道理，仅仅接受对方的鲜花和心理上完全接受对方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现在的深圳人等于已经接受了深圳这座城市的鲜花，基本跟这块土地建立了恋爱关系，但还没有发展到跟这块土地进入婚姻关系。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深圳工作生活着的人就会面临着身份模糊感带来的尴尬，是这样吗？尹：如今在深圳生活的人都存在一个身份的复杂概念。我是最典型的，我是安徽人，当我回到老家时，能感到和安徽人在思想观念、思考方式、习惯上的区别，而当我回到深圳的时候，又发现自己身上带着很多安徽人的痕迹。我们有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身份，带着几种身份的印记，结果我们变成非常奇怪的人，既不是广东人又不是内地人，这样一种中间状态恰恰是典型的文化沉淀和融合过程中的现象。
“深圳人”意识应该强化记：那我现在问你是哪里人，你会怎么回答？尹(笑)哈哈，我当然说是安徽人，在深圳我就说是安徽人，回到安徽别人问我，我就说是从深圳来的，这恰恰表明我们处在文化认同的一个过程中，处于一个不确定的身份中。当别人说深圳不好的时候，我会不高兴，但也不会跟他急，而你对北京人说北京不好对方就会跟你急，以致挥动老拳。北京不仅受着本土人的护爱，北京文化也使众多外来优秀青年融合其中，他们把北京当做自己家。他们好多人在北京也许没有工作，但他们留在北京，因为他们与北京的文化联系十分深刻，以至于在他们与北京之间迅速形成了一种近乎乡土式的感情，这证明北京有着非常成熟的文化，他们迅速地对这种文化产生了认同。而深圳和北京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还没形成像北京一样成熟的文化而深圳的文化土壤还不丰厚，我们跟深圳的关系很多是在从生存性的关系向文化性的关系转移，生存性的关系是找口饭吃、赚钱，而文化性的关系是一种心理关系，两者间是一种非常大的跨跃，需要时间、故事、经验和个人体验，慢慢地积累。记：我们了解到许多人在深圳真的是只为赚钱，他们严格控制自己在深圳的消费，也不决定永远留在深圳。尹：我们这里很多人和深圳之间产生近乎乡土式感情的极少。其实在别处建立家园注定是种漂泊的方式，到拥有叶落归根的感觉、把别处当做自己家园需要时间，需要很多的生命体验。我们注定会进入一个身份迷惘和尴尬的过程，和过去的老家格格不入，和深圳的联系又不那么紧密，于是漂泊者的命运决定了他是双重的局外人。但随着这代移民慢慢地在这个地方成家立业了、孩子长大了，他们才会慢慢从漂泊者变成一个当地人。
深圳文化土壤还不丰厚记：随着现代化进程，深圳之外的更大范围都在走向这种家园缺失感中，在这种似乎是必然趋势的背景下，你觉得政府是不是有必要对“深圳人”或“××人”意识进行强化？有无必要做这样一项引导工作？尹：我觉得有必要，美国政府就很注重不停灌输美国文化和美国人的概念，它的课本都大谈美国文化、美国历史、美国移民经历和美国的精神理念，美国影片和政府办的公共电视台都是如此。深圳政府同样有必要造就市民的认同感，给予深圳户口本和身份证这些物化的方式，只是表达一种制度性的认可，但最根本的更是心理上的认同。事实上深圳政府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比如提出深圳精神以凝聚民心，唱响“同在一方热土、共创美好明天”等口号，逢年过节为外来工设饺子宴等等，这些工作概括起来就是 “家园行动计划”。但它不光就由政府来做，整个社会都应该来做，政府力量是有限的，民间的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也应该都补充进来做，正是家园行动做得还不够，才让人产生了孤独感而对深圳人的身份不认同。我们还可以组织多些节庆活动如举办“ 外来工艺术节”等，通过参与造就一种主体意识，过去农村的庙会就是以集体性仪式构建乡村地域的认同。搞好治安也是个大问题，当一个人在这座城市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认同这座城市的，没有安全感就绝对没有归属感，没有权利感就没有主人感，因此要尽可能保障在深圳生活工作的人们的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人身安全权利等，否则他们就会在这座城市被外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