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心毁灭吉吉影音: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二部分

六 持重待机 战则必胜(1)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数百万法西斯军队汇成闪击战的浊浪，席卷俄罗斯大地。日本此时也蠢蠢欲动，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举行85万人大演习。

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他要求八路军以主力摆在长城一线，对关东军发起进攻，拖住日本关东军，避免日本与德国对苏联两面夹击。

毛泽东诚恳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这种帮助应当是从自身条件和可能出发。如果孤注一掷，以弱小的八路军与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决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八路军对苏联红军真正的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

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从来都不是唯命是从的人，更不是浪漫冲动的人，他的一切决策都建立在精确计算与周密筹划的基础之上，该打的时候坚决地打，不该打的时候坚决不打，他所着眼的就是“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持重待机，战则必胜。

“兵者，国之大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是古代兵圣孙子的训戒。“谋定而后动”、“慎以行师”、“有备无败”，这是一些近代军事家的忠告。

毛泽东将之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准则——慎战，并将其确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红军没有条件与敌人拼消耗，更没有本钱与敌人拼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红军早期的每次作战，对自身来说都是决定命运的决战，只许打胜，不许失败。这看起来非常苛刻，却是现实。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红军指挥员中最早领会到“慎战”，并做到了“慎战”的人。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慎战”思想：欲求红军的扩大，除了根据地等条件外，还须利用正确的战术，即“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每战必有俘获，以此逐步扩大红军。在后来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一贯坚持这一原则，与诱敌深入的战法相结合，巧妙予以运用。

1931年4月，国民党军集中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全部兵力只有3万多人。大敌当前，正面应敌或外线出击，都难以保证作战的胜利，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根据地前部的东固地区隐蔽待机。

国民党军多路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毛泽东看准了国民党军中较弱的王金钰部，耐心等待战机出现。3万红军在东固山林中，迫敌而居20天，王金钰部却始终不动。

部队出现了急躁、抱怨情绪，有人把毛泽东的作战部署称为“钻牛角”，求战呼声几乎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毛泽东却神态自若，严词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让部队继续隐蔽待机，死等王金钰部从富田出动。

3万红军在东固的深山野谷中生生等了25天，终于钻通了“牛角”，王金钰部出动了。红军憋足了力，如猎豹扑食，突然出击，在白云山下干净利落地歼灭其1个师又1个旅大部。随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横扫700里，从赣水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畅抒胜利情怀，填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完整地展现了毛泽东的“慎战”原则。迫敌而居25天，似乎与毛泽东追求“活打”、反对“死打”的风格相悖，实际上则异曲同工。毛泽东说：“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不是急于求成，而是“持重待机”，道出了毛泽东“慎战”原则的精髓。

六 持重待机 战则必胜(2)

1947年1月底，蒋介石集中8个整编师向山东解放区腹地沂蒙山区发动进攻，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临沂，会战鲁南。

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进展谨慎，始终保持齐头并进的密集态势，决不突出一路，解放军没有歼敌的战机。

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华东野战军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城，继续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还是密集靠拢、集团滚进，华东野战军始终无法扯散国民党军的进攻部队。

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要有极大忍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两天之后，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华东野战军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极大的耐心和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有顶有放，在沂蒙山区与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耍起“龙灯”，最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气概，硬是从国民党军的密集队形中剔出了号称“御林军”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将之包围。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敌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激战两天一夜，华东野战军彻底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击毙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师长张灵甫。

蒋介石接到整编第74师被歼的报告，五内俱焚，说：“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慎战，同样也是毛泽东筹划战争和掌握战局的基本原则。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依旧坚持慎战的思想，只是这时的慎战，已经不是迎击国民党军进攻时的持重待机，而是更加强调有准备、有把握地歼灭敌人。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讲究辩证法，讲究从实际出发原则的。他指挥和指导作战从不保守，但绝不冒险。敢于和任何敌人作战，但又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加选择地与任何敌人作战。这样，就把战役战斗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建立在歼灭敌人、夺取胜利的基础之上。

人民解放军的所有作战行动，都建立在毛泽东和战场指挥员的精心筹划基础之上，都建立在有准备、有把握的基石之上。因此，尽管每一个战役的过程惊心动魄，但结局却似乎从发起时就已经决定。这是一种对胜利充满自信的作战，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作战进程。对于任何对手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一进程更令其无可奈何、灰心丧气。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如果仔细研究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进程和结局令人赞叹，而开局则常常使人浮想联翩。人民军队的作战在开局阶段总是显得那样出人意料又顺畅自然，常常是首战告捷，随后很快就能动地将战役进程导入自己设想的轨道，向着最终的胜利发展。这种开局，正是毛泽东所努力追求和特别强调的一种作战指导意境，反映出毛泽东慎战思想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慎重初战。

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慎重初战三原则：第一，必须打胜；第二，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第三，必须照顾下一个战略阶段。他强调说：这是“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初战。每逢大战，在开打之前和开打之后的几天内，是毛泽东发出作战电报最多的时候。常常是饭不吃觉不睡胡子不刮，连轴转，但等到战局打开后，他就放开了双手，由前方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去处理，直接的作战指挥电报很少。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国内战争之中，也体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

六 持重待机 战则必胜(3)

志愿军走进朝鲜战场，面对的是技术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志愿军到底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胜，毛泽东同样心中没有底数。因此，慎重初战和“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指导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他依然用那种特有的诙谐说：“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志愿军出动前，毛泽东与彭德怀几经商量，确定了一个稳妥的作战方案：志愿军出国后，在朝鲜蜂腰部以北地区构筑两三道防御阵地，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待装备改善并对敌人占有压倒优势后，再攻击敌人。“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这再次表现出毛泽东慎战思想中的持重待机原则。然而，持重，不是畏敌避战，而是审时度势，避敌锋芒，选择对手；待机，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创造战场，捕捉战机，伺机而动。一旦战机出现，就不是持重待机，而是果断行动，坚决攻击，致敌死命。

志愿军出动后，战场情况变化迅速。美军和李承晚军进占平壤，向中朝边境多路推进，兵至鸭绿江畔。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地区展开防御。毛泽东一下抓住了美军分兵冒进，并且不知志愿军已出动的绝妙战机。

毛泽东在一个半小时内连续发出三封电报，指示志愿军：“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要求志愿军先打实力较弱的李承晚军，后打美英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辛，争取全胜”。

彭德怀据此调整作战部署后，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指示：“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从而为志愿军确定了在朝鲜战场作战的总方针。

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最初几天，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最多时半小时就发出一封电报，大至战争的基本方针，小到如何避开美英军部队，先打哪路敌军，甚至志愿军先头部队行进路线、部队应该控制的山头，事无巨细，一一点到，而且都是切中要害，将慎重初战三原则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志愿军在云山地区重创号称“开国元勋师”的美军第1骑兵师，以凌厉的进攻粉碎美军的进攻，首次与美军作战告捷，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首战胜利后，毛泽东在向斯大林通报朝鲜战况的电报中，作出了一个信心十足的判断：“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

朝鲜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此后不到两个月，志愿军就彻底粉碎美军发动的新一轮进攻，将战线前推数百公里，一直打到了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心悦诚服地给毛泽东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请允许我向你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

后来，毛泽东作出了言简意赅的评价：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没有风险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战争的指导者既不能做一触就跳的莽将军，又不能成为谨小慎微的怯将军。慎战又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初战必胜又不奢求一鸣惊人，毛泽东精确把握住了战争中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以慎战将相对把握化作战争指导的成竹在胸，以慎重初战三原则将战争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变为通往最后胜利的石阶，从而掌控住复杂战局变化，把战争导入自己设定的轨迹，因而，他在战争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在许多人看来这近乎神话，然而，毛泽东却将神话变成了现实。

七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1)

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这样描述过舞场中的中共领袖：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的舞步则常常出人意料，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跳舞。

当毛泽东旋转到战争这个舞台时，他更是强调主动权。要依照自己的节奏进退，要迫使敌人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他从容地驾驭战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指导战争，夺取胜利。

这份自信、这份潇洒，令许多人着迷，令许多人赞叹。建国后，当他谈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诀窍时说：打仗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无非就是这四句话。

简单四句话，揭示了战争中的主动与机动、打与走的辩证关系，它几乎可以诠释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所有的战役战斗，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

任何军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力避被动，力争主动。主动权，是胜利之母，掌握了主动权，常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失去了主动权，就要受制于人，兵临险境。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是敌强我弱，人民军队基本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掌握主动权，对于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来说，尤为重要。要生存，要发展，就只有以战役战斗的绝对主动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如何掌握战役战斗中的主动权，这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解决的问题。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答案过程中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秉承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先打红旗，再以堂堂之阵迎击敌军，虽然英勇悲壮，却无一不遭受极大损失。

毛泽东是党内最早觉醒的军事指挥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在起义部队前委会议上，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被动中赢得了主动。

在古城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向井冈山进军的决策。在竹海苍茫、云雾缭绕的井冈山，毛泽东寻找着后续的答案。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一个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山大王的朱孔阳，外号朱聋子，不管官府如何清剿，他总有办法逃脱。他的生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说：我们对付敌人的方法，要看敌人的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

最深奥的战术原则就是这样被毛泽东用异常通俗的语言一语道破。这一作战原则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它却实用有效。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精确阐明了作战中“打”与“走”的辩证关系，也是对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的最好诠释。“打得赢就打”，主要体现为进攻性，就是在战役战斗中，不放弃任何歼敌时机，主动进攻，速战速决。“打不赢就走”，则主要体现为流动性，就是不固守一城一地，这里不好打就到别处打。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还特别带上了英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发誓要在三个月内肃清红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

红军只有3万人，敌强我弱。毛泽东、朱德命令正在分散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军向兴国西北的高兴圩集中，以待机破敌。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行踪，立刻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毛泽东避实击虚，确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决定主力秘密北进，首先夺取富田、新安，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人后方联络线，迫敌主力回头，再乘其疲劳“打其可打者”。

七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2)

但国民党军两个主力师却抢先一步到达富田。毛泽东立即改变计划，率领主力悄然返回高兴圩，继续待机。

此时，各路国民党军已将红军压缩在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域，形势异常严峻。毛泽东依然以走求主动，以走调战机，指挥红军主力穿越山区，神出鬼没地从两路敌军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跳出包围圈，突然对实力较弱的国民党军第3路进击军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旅又一个多营。随后疾速脱离战场，奔向良村，再歼敌1个师大部。

良村战斗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占龙冈，当发现国民党军已经在龙冈凭险固守时，毛泽东再次改变决心，以一部兵力佯攻龙冈，造成假象，自己则率领主力继续东进，在大雨滂沱中突然对黄陂发起了猛烈进攻，再歼敌4个团。

红军三战三捷，大煞国民党军的威风。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各路部队迅速东进，以密集大包围态势压向红军，并下令“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毁，格杀无余”。

红军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毛泽东再次施展了走的战术，以红12军扮主力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向东北方向，红军主力2万余人则秘密向西疾行，又从两支国民党军部队间约10公里的间隙中跳出了合围圈，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

国民党军在红12军后面翻山越岭，整整转了近半个月，方知红军主力在兴国，只好掉头西进。此时红军主力已经休整完毕，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走了之。国民党军又扑了一个空。油盐告绝，粮食困难，人困马乏，“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民党军再也无法追击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兵。

毛泽东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立即要求红军主力展开追歼作战，连打三仗，大量歼灭了敌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三个月过了，蒋介石当然不能自刎首级，但他却气得口吐鲜血，黯然返回了南京。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走出来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曾下大功夫研究了走的问题，他归纳出四种情况下不能打必须走：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时；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不好打时；三是遭遇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不好打时；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不好再继续打时。

无须讳言，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但他从“不二过”，总是能从败仗中汲取经验。更多的时候则是因势利导，巧妙地将败仗转化为胜势，形成令人惊叹的战争转换。而走，则是完成这种转换的基本方法。长征路上的土城战役就是一例。毛泽东本来打算在土城歼灭川军，打开北渡长江的通道，但激战一天，却未能歼灭川军，红军反而陷入危险境地。

毛泽东果断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指挥红军甩开双腿，驰骋于川、滇、黔的高山峻岭之间。毛泽东的走，走出了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走，走出了红军行动的主动权；毛泽东的走，走出了急流险滩，走向了光明的前程！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开，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发展。在毛泽东的调度指挥下，各大战区指挥员在“走”字上大做文章。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针对国民党军重兵集结、分进合击的特点，在苏中、苏北、鲁南战场打一仗、歼一部、退一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抓住国民党军部署分散、后方空虚的特点，在陇海铁路南北地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敌。

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东北平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条件，长途奔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逐步扭转战局，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七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3)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光走不打是逃跑主义，光打不走是拼命主义。只是善“走”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只有会“打”方能消灭敌人，最终达成战役、战斗的目的。打是目的，走是手段，一切走都是为了打，以走创造战机，以打达到目的。

当人民军队转入大规模的运动作战后，毛泽东便将注意力放到了如何“打”、如何“大打”上面。

1947年4月，晋察冀军区决定发起正太战役，首先歼灭石家庄外围的国民党军，然后沿正太铁路向西，求歼由太原出援的国民党军。就在战役即将发起时，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集中7个团的兵力，对冀中解放区重镇胜芳镇发起进攻。

是回师援冀，还是继续发起战役？聂荣臻等指挥员决定：不为敌人攻势所动，按预定计划发起战役。晋察冀军区部队顺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主力置攻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援军于不顾，迅速西进山西，发起了第二阶段进攻作战。

毛泽东接到前方报告，极为欣慰，电示聂荣臻等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这份电文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作战原则。晋察冀军区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横扫晋西南，围攻阳泉，诱出太原国民党军两个师来援，将其包围于测石驿地区彻底歼灭。整个战役，共歼敌3.5万人。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正太战役本身规模并不大，但毛泽东在战役过程中所提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原则的重要发展，标志着毛泽东的作战指导已经如中国古代兵法说的，“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进行着完全掌握主动权的作战。

确立了这一作战原则，毛泽东马上将之付诸战争实践。两个多月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还在持续，毛泽东即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方针”，指挥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中原，发起战略进攻，搅得中原大地地覆天翻。国民党军手忙脚乱，转瞬间就由重点进攻的主动变成了四处堵击的被动。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关键在于要有“我的”一套。首先是不与强敌纠缠，决不在敌人期待的时间、地点，以敌人期待的方式与敌人交锋；其次是以灵活的机动与作战，调动敌人，制约敌人，把战争完全导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按照自己的节奏、方式，完全主动地与敌人交战。人民军队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我的”一套，形成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建立“我的”一套，目的是要掌握主动权。

“我的”一套决不是不管对方的自我表现。而是既要知道自己，更要了解对方，知己知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是以游击战为主的“我的”一套，后转变为运动战为主，赢得了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我的”一套。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审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再次转换了“我的”一套，将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紧密结合，灵活运用。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你有你的一套，我有我的一套，我的一套包括战略、战术作战中一整套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它不仅具有机动的灵活性，更有严密的科学性。

“各打各的”自然被兵家所乐道，但却很难实现。毛泽东却总能赋予它神奇的“功效”。后人发现：毛泽东最善于因敌用兵，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地用兵，在什么地点打什么仗；最善于因时用兵，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己用兵，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并最善于择军选将，总之，最终他总是打胜仗。

七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4)

有了“我的”一套，就可以制约敌人的一套。你打阵地战，我打运动战；你打速决战，我打持久战；你打分进合击，我打诱敌深入；你打到这边，我打到那边；你要打，我不打；我要打，你不得不打；你打我时，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因此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回味无穷的战争奇观。

八 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1)

晚年的毛泽东，依旧对诗文、史籍有着不泯的情怀，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别具一格的评点古今人物的文字。诸葛亮被民间神化得满腹锦囊、呼风唤雨，毛泽东却对他的分兵持有异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对集中兵力的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的用兵才能，毛泽东则评价甚高，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褒奖有加，甚至把它称作“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更是娴熟运用这一古老原则的大师。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方针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古今中外，军事家大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战争中具体贯彻这一原则，则是一件难事。特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更是难上加难。

初涉战事的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虽有朦胧的认识，并无深入的领悟。“八七”会议后，在长沙郊区的沈家大屋里，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在会上坚持要缩小起义的范围，反对遍地开花，主张集中力量在湘中暴动，他的理由是：“各县暴动，力量分散，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然而，起义的范围虽然缩小，力量却没有集中，分散进攻的起义军最终遭到了失败。

集中兵力的奥秘，直到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才真正掌握。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接踵而来，少则八九个团，多则18个团，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红4军只有4个团，装备差，真正有战斗力的仅是红28团、红31团。为保证红4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确定“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依靠集中兵力的战法，毛泽东指挥红军屡战屡胜，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毛泽东得出结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语言质朴无华，内涵却非常深刻。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战法。1928年8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和红4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军利用湘赣两省敌军之间的矛盾，采用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但由于湖南省委和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的形势，忽视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战略上分兵冒进，结果不仅丧失了对赣敌实施反攻的战机，反而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和第29团的失败。这就是史称的“八月失败”。毛泽东感慨地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

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将集中兵力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认识，认为这是红军战胜敌人，改变敌我形势，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唯一选择。他说：“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毛泽东把集中兵力的必要性概括得非常透彻：一是集中兵力可一战而胜，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二是转入反攻，改变攻守形势；三能将战略防御中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

集中兵力成为红军扭转战局、转危为安的法宝。何时集中，如何集中，集中多少，毛泽东胸有成竹，从容调度。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红军面对的是趾高气扬、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王牌第18师。毛泽东集中了红一方面军全部主力共4万人，攻击其9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的建宁战斗，红军面对屡遭打击、惊魂未定、战斗力不强的国民党军第56师7000人。毛泽东只以红3军团在红12军主力配合下攻城，以1万多人的相对优势，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八 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2)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毛泽东对集中兵力之所以运用得灵活自如，不但由于他总结出了集中兵力的原则，而且因为他明确了集中兵力的目的是打歼敌战。集中兵力与打歼灭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时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战场上“尸横遍野”，“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这次战役红军击溃粤军15个团，但毛泽东却说：“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

毛泽东要的是歼灭敌人全部或大部的歼灭战，是解除敌人武装，剥夺其抵抗能力，摧毁或缴获其全部或大部武器装备的歼灭战。他的名言是：“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就需要熟练掌握集中兵力后的具体战法。毛泽东的原则是：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坚决反对全线出击，四面应敌和“两个拳头打人”。具体打法并不是将兵力堆积一处，而是要分路合击一个目标，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分进合击方法。

蒋介石也非常推崇分进合击战法，在中央苏区的前几次“围剿”中，他几乎都采取了分进合击的部署，力图抓住红军主力而聚歼之。但他却屡屡失算，反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各个击破。同样是分进合击，结果却截然不同。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分进合击，关键在于合的战机把握。蒋介石的分进合击，表面上咄咄逼人，实际上各路缺乏协同，是分而难合。毛泽东的分进合击，则是密切协同，能分能合，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如他自己所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

蒋介石手握重兵，在“围剿”作战中以几十万对红军几万，但每每都被毛泽东打得大败，他叹气道：“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赤匪实在是太厉害了！”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非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集中兵力。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在运动战中集中兵力，在具体战役战斗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在战略指导上，他不仅不反对分散兵力，而且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游击战争中，必须分散兵力，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分散为无数小分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争。这种兵力分散，不但没有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反而在游击战争中迅速壮大发展。

解放战争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迅速集中，编成强大的野战兵团，投入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此刻，毛泽东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转变，确定的用兵原则是：“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美式装备且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究竟如何集中兵力，集中多少，集中后如何作战方能稳操胜券，毛泽东尚在思索观察之中。

1946年7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1师等5万余人，大举进攻太岳解放区。陈赓指挥第4纵队和地方部队，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的方针，发起闻夏战役，以每战三倍、四倍于敌的优势，连续攻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又3个营。整个战役步骤清晰，干净利落，被攻击的敌军全部就歼。

八 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3)

毛泽东接到战报，非常兴奋，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陈赓部队的作战经验通报全军：我各地部队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全胜。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毛泽东对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作战时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一部，再及其余，各个歼灭敌人。在陈赓部队大战晋南的同时，南线的冀鲁豫地区也硝烟四起。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向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犯。

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待“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继再歼其一个旅”。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突然发起进攻，首先歼灭该师第20旅，然后歼灭该师师部和第3旅，生擒师长赵锡田，最后转兵卷击整编第47师，又歼两个旅，取得了定陶战役的全胜，再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毛泽东对定陶战役的进程和战果非常满意。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从闻夏战役到定陶战役，毛泽东从全面内战爆发三个月的作战行动中，不断总结作战经验，不断深化对集中兵力原则的认识，很快形成了一整套对国民党军作战的新方法，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蒋介石也重视集中兵力，在每个战区均投入绝对优势的进攻兵力，但一到具体战役战斗，他则常常是兵力捉襟见肘，结果被解放军各个击破。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战争进行近一年时，蒋介石得到了一本解放军的战斗手册，“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地细心玩味”，觉得悟出一二。他说：“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进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敌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

蒋介石立即改变战法。1947年6月间，他在山东战场集中6个整编师组成突击集团，密集靠拢，在不到50公里的正面向前推进，进攻华东野战军。

蒋介石的这种集中进攻，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不是取胜的战法，反而是“毫无出路”的表现。毛泽东一语中的：“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

毛泽东电示陈毅、粟裕等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对国民党军进攻正面“无须控制，空费兵力”，用4个纵队监视即可，主力立即兵分两路，扫荡国民党军主力的两翼和后方，“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这就是毛泽东，气定神闲，胸怀大度，举重若轻！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以4个纵队在鲁中与国民党军周旋，用5个纵队两路出击鲁南、鲁西，放手发动攻势，大量歼灭分散的敌人，将国民党军的后方搅得地覆天翻，直接威胁兖州、徐州国民党军的后方基地。蒋介石不得不从鲁中战场抽调数个整编师增援，还是陷入了被动。

集中兵力，在毛泽东手中是伸缩自如的利刃。到了蒋介石手中，却变成了沉重难负的包袱。国民党军的集中兵力是动则集中、战则分散。而解放军的集中兵力则恰恰相反，是动则分散、战则集中，运动中完成集中，集中时实现歼敌。刘伯承元帅曾将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总结为两句话：“外线作战以分进合击为原则，内线作战以各个击破为原则”。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是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上下统一、将帅同心，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素质、协同精神，植根于人民军队勇猛顽强、同仇敌忾。而国民党军则是内部矛盾重重，所以蒋介石根本无法真正做到集中兵力，即使集中了兵力也无法做到协同作战。

八 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4)

毛泽东把集中兵力这一教科书中的原则神奇般地转化为制敌韬略。他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怎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要保密的。

九 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1)

延安枣园杨家岭。

在延安普通的窑洞中，毛泽东曾居住了多年，他的许多经典军事著作都诞生于此，在窑洞前的石桌旁，他的许多重要谈话也发表于此。

1947年春，毛泽东与几位部队指挥员围着这张石桌有一次谈话。毛泽东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这是毛泽东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指挥作战、指导战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1928年初，刚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对根据地建设和红军作战原则有过一番深入的思考。他用老百姓的小话题道出了红军行动的大道理。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兵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较弱。所以，我们就来上一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去。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的。井冈山的西面是湖南，湖南当时有国民党军20个师和2个教导团，基本都是本省军队，战斗力较强。江西的国民党军只有3个师，又都不是本省军队，战斗力较弱，曾屡屡败于红军手下。与赣军作战，红军胜券在握。

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1928年6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开始对井冈山发动“会剿”。毛泽东把“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的作战原则发展一步，提出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的作战方针。确定以小部兵力钳制湘军，集中力量打击来犯的赣军。

红军主力在龙源口迎击赣军3个团，正面进攻，结合侧后迂回，将其全部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长杨如轩、杨池生率余部狼狈逃窜。根据地人民兴高采烈，唱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关注的是革命的本钱，决不做赔本买卖。弱小的红军势单力薄，又必须多打胜仗才能发展壮大，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避开敌人主力，拣弱的打。

敌强我弱的形势，到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时更显突出。面对国民党正规军重兵集团，毛泽东将“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的战法再发展一步，形成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原则。

要打弱敌，关键在于善于找到弱敌，确定正确的作战方向和作战对象。毛泽东说：“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因此，先打弱敌，又与诱敌深入等战法的密切运用相关。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面对的是国民党军20万大军。在青塘，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多次开会，最终采纳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意见。可究竟先打哪路敌人，意见分歧很大。一种意见主张先打第19路军，理由是第19路军只有两个师，位置孤立。但毛泽东认为第19路军战斗力较强，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而第5路军王金钰部虽有五个师，但初到江西，水土不服，人情地形不熟。毛泽东主张先打第5路军。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反对者搬出了军事教科书的条文作为依据：“只有战略进攻者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和目标（或地域），而战略防御者，则必须以主力对敌之主力，不打败敌人的主力，即不能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毛泽东则以《管子》中的一段话拒之：“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他说：我们现在力量不强，本钱不够，只能择敌人弱点打破。

九 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2)

毛泽东最终说服了众人，最终一战而胜，歼敌王金钰部一个整师和一个旅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作战指挥的基本方针之一是“避敌主力，先打虚弱”，但并不是绝对的。他既强调先打弱敌，更强调先打好打之敌，并具体给出了衡量好打之敌的三个标准：一是敌人疲劳了，二是敌人发生过失了，三是比较的缺乏战斗力。因此，先打弱敌是相对的，先打好打之敌才是这一原则的最高境界。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继续运用这一原则，确定了“打分散孤立和运动中的日军”的方针。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黄土岭等战斗中，贯彻这一方针，给予分散孤立和运动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作战原则又有了新的发展。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正规部队有86个整编师，其中有22个整编师是美式装备或半美式装备，火力、机动力远远强于解放军。因而解放军对国民党军主力作战时，往往能够打到敌人，包围敌人，却难以消灭敌人。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但是国民党军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进攻中又常常以杂牌军打头阵，且部署分散，这就给予了解放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机。

1947年1月，蒋介石集结重兵23个整编师60个旅计45万余人，组成三个突击集团，从南北两线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宣称：“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华东野战军被压缩在沂蒙山区的狭窄地域，腹背受敌，处境艰难。

毛泽东最初设想是集中主力迎击南线国民党军进攻主力欧震集团。他给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算了一笔细账：在欧震集团中，可能进攻的有22个旅，“战力较强者约八个旅，较弱者约十四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十四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八个旅，便很从容。”毛泽东要华东野战军每次歼敌三至四个旅，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国民党军也汲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将战斗力很强的整编第11师、整编第74师等部与战斗力较弱的部队混合编组，缓缓推进。华东野战军数次都无法剔出弱敌予以歼灭。

南线战事陷入僵持时，北线却出现了绝妙的战机。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趁华东野战军主力聚集南线，而孤军冒进，深入到了莱芜地区。李仙洲集团由2个军和1个整编师组成，兵力不及欧震集团的一半，而且均不是国民党军的精锐，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是一个分散且较弱好打之敌。

华东野战军果断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以一部兵力钳制南线之敌，主力迅速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

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并电授机宜：一个星期至10天内，主力原地休整，对外摆出准备打击南线敌人模样，待北线敌人深入，全军再秘密北上，首先解决李仙洲集团，然后全军回头南下，大批歼灭已经进入沂蒙山区的南线敌人。“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华东野战军主力沿山区小路，昼伏夜行，秘密进入莱芜地区。当国民党军觉察到解放军的行动时，华东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李仙洲集团的分割包围。

激战三天，华东野战军以16比5的绝对兵力优势，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李仙洲集团5.6万人。被俘的国民党军一个团长沮丧地说：“就是捉5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工夫啊”。

先打弱敌，不但有效消耗着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不断增强着解放军的作战能力。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或数路进攻，各路相距不远，或数路防堵，各路相距很近，解放军一度打不了仗或打不好仗，较为被动。此时毛泽东将先打弱敌的原则予以变更，形成两种情况，两种打法，“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并重”新的作战原则。

九 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3)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给敌以歼灭，就是将敌人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毛泽东指出：“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就是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一定速战速决，打残敌人，使敌短期内难以恢复战斗力，同时也可减少我军之战斗伤亡。这是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军进攻，且各路敌军相距不远情况下应采取的方针。

在这种作战原则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灵活选择歼敌对象，灵活选择歼敌方式，歼敌的力量越来越强，歼灭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被毛泽东收入“十大军事原则”，并将文字规范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对国民党军作战如此，对美国军队作战也是如此。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的基本作战原则，同样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依据这一作战原则，志愿军在运动作战中，连续取得了五个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朝鲜战局，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一直打到三八线，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战争的进程也表明，志愿军对战斗力较弱的敌人作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几次战役都是由此打开了战局。

在中南海彻夜灯火通明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认真思考着破敌之策。他的答案是打小歼灭战。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时，将这一作战原则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牛皮糖是湖南一种糖块，稻米精制，粘力很强，一般是几斤或十多斤重，吃时须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出身湖南的毛泽东巧借此法，形象地说明了对美国军队作战的原则。“零敲牛皮糖”因此成为打小歼灭战的代名词。

志愿军贯彻“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1952年秋季，在统一计划下，全线发动战术性反击作战，同时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进攻77次，歼敌2.7万余人。

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和军委贺电，予以高度赞扬，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兵法之道，变则通，通则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道理简单，运用困难。但毛泽东却将它发挥至极致，运用至化境，并上升到改变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战法决定进程，时间决定结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局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转换中被牢牢掌控在毛泽东的手中，直至夺取战争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对这一过程有过一次很好的描述：战争初期要小打，集中十倍八倍的兵力先消灭敌人两个营，两个团，两个师，有了经验，有了把握之后，再逐步扩大，逼着敌人逐步增兵，一个一个吃掉它。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1)

中国现代史的大幕一经拉开，乱云飞渡的庐山，曾见过多少人间风雨。

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此主持军官训练班研究“剿共”战术。他概括国民党军的作战原则：“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而把红军的作战原则称为：“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取攻势”。还自信地总结道：“凡战略上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他的概括没有问题，但他的结论却大错特错了。毫无夸张地说：在战争指导能力上，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因而最终的失败者就变成了他自己。

毛泽东的战略守势可以称作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攻势则称作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毛泽东绝妙地勾画出战争中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中防御与进攻在时间上的矛盾难题，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积极防御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成为转换敌我优劣形势的基本手段。

1930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权的国民党陷入激烈的内部权力争斗，各派势力勾心斗角，进而兵戎相见，新军阀混战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人则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力量积蓄与发展，重新走向兴旺。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燎原烈焰。红色根据地星罗棋布，主力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

对这种形势，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作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因此确定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组织全国总暴动的军事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对这个热血沸腾的军事计划，在赣南、闽西率军苦战的毛泽东却难以激动。他后来评价此事时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他当然知道，“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但他斩钉截铁地说：“唯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

“左”倾冒险主义者当然听不进这番话，称毛泽东有着“区域的保守观念”和“狭隘的游击战略”，妨害红军的发展，“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指责毛泽东等人是“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派出专人到红4军督战，严令部队进攻南昌。

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新组建的红1军团向南昌推进。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当看到南昌城防坚固、敌军力量强大，红军根本不具备硬攻的条件时，毛泽东派部队隔江鸣枪，以示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尔后迅速北上，在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安义、奉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使部队避免了一次可能的损失。

毛泽东不打南昌，决不是消极避战。一旦战机出现，他是从来都不会放过的。在红1军团休整期间，湘军4个团冒进至文家市，立足未稳。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部昼夜兼程，直扑敌军，速战速决，仅用3个多小时就将其全歼。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敌人一般总是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而红军则是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敌人在战略上总是期望速战速决，而红军则要逐步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要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必须抓住一切战机，实施战役战斗的速战速决。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稳”与战役战斗中的“拼”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在反“围剿”作战中，这一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毛泽东不急不躁，诱敌深入，以一个“磨”字贯穿战略指导，而以一个“快”字指导具体战役战斗。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2)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历时8天，而关键之战消灭国民党军第18师仅用9个小时。第二次反“围剿”历时两个月，而红军反攻五次作战，每次都仅用数个小时就解决战斗，最短的只用了两小时。第三次反“围剿”历时三个月，而红军反攻作战每次也只用几个小时。

国民党军在总结“围剿”作战失利原因时，不得不赞叹毛泽东“指挥机敏，始终把握战术速决之原则”，称红军“指挥官对目标之选择及攻击目标之变换，均能把握实际，绝不胶着恋战，只求胜不求全，故能胜易胜”。

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总结作战经验，归纳了速决战的几个具体条件：“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他说：“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战役战斗速决战的具体条件，而且还具体分析了红军采取这种战法的必要性。他说：第一，红军装备落后，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难以支撑长时间作战；第二，敌人进攻一般有许多部队，而红军只有一支部队，只有迅速地连续地作战，才能粉碎敌人进攻；第三，如果敌人分路推进，且比较密集，红军的力量只能先打其中一路，假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其余各路敌人就会蜂拥而至，陷红军于危险境地。

毛泽东真正从理论上阐明持久战战略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十个月后的1938年5月。当时，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在连续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台儿庄会战大捷。抗战初期弥漫的“亡国”言论尚未消失，“速胜论”观点又甚嚣尘上。中国抗战前途到底如何，究竟怎样才能夺取战争最后胜利，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带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鼓吹“速胜论”，反对进行独立自主地游击战，要求八路军投入正面战场打大仗。他的意见在当时影响了党内相当一些人。在1937年召开的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受到许多人的反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对三条原则坚持不放，这就是持久战、游击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了澄清国内和党内的错误认识，坚定全国、全党、全军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夜以继日，奋笔疾书，连续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做出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中国虽然国力较弱，但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军力虽强，但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军力虽弱，但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的侵略战争必定遭到国际上的反对，失道寡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必定得到国际的广泛援助，得道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蒋介石也看到了抗战是持久战，并将战争的进程划分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但他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持久抗战战略，因而对战争的指导是只顾眼前，难出远谋。他的全部战争指导，都建立在一个“拖”字上。

毛泽东则把抗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突出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指出：这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3)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为战略相持阶段给出的战略指导方针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熬”，不是被动地熬时间，而是在非固定的作战线上，对敌实行有后方或无后方的运动作战；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发展游击战争；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的实力，熬出敌强我弱形势的转变，“熬”出最终的战略反攻，夺取战争的胜利。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熬”，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把最后的胜利完全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之上，而蒋介石的“拖”，则是一种被动的战略，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的参战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毛泽东的“熬”字抵得上千篇大论。它指导敌后军民熬过了敌人最疯狂的“扫荡”、“蚕食”，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战略指导上是个“熬”字，而具体战役战斗上依旧是速决战。毛泽东为中国军队设计了一整套具体的速决战战术，并被八路军、新四军广泛运用于对日作战之中，是平型关等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指导原则，并被证明是战胜优势装备的日本军队的有效战法。可惜，国民党军队依旧恪守西方正规作战的原则，与日军大打会战、决战和阵地战，结果伤亡惨重，却无法扭转战局。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指导方针淋漓尽致地展现到战争舞台上。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战争指导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歼敌计划抓得非常紧，对每个战略区在某个时期应该歼敌多少个旅，都有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规定，同时不断通过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预测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最后胜利的时限。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只确定各战略区的部队发展计划和根据地的发展步骤，而从来不确定歼敌指标，形成了鲜明对照。

1946年10月，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5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每个月歼敌8个旅，在三个月内再消灭国民党军25个旅，然后再用三个月歼敌25个旅，使双方军力对比产生重大变化。

1947年2月，战争进行了半年多。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59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在今后数月中，歼灭国民党军40—50个旅，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1947年7月，战争进行了一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二年作战中，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改变敌我在数量上的优劣形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1948年7月，战争进行了两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78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三年作战中，应歼敌115个旅（师）左右，并举行带有决战性质的大会战，争取在5年时间内，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分派歼敌任务，一次又一次地调快战争进程表，驱动解放战争的车轮向着最后的胜利快速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抗日战争要慢，解放战争要快”。他以只争朝夕的气魄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新中国迈进。

人民解放军各大战略区坚决执行毛泽东确定的战争方略，超额完成毛泽东确定的歼敌任务。1948年8—11月，仅4个月，人民解放军即歼敌83个整师100余万人，使得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

毛泽东欣然修改自己的计划，发出了气势磅礴的预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五年计划，三年完成。毛泽东的科学预言化作了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轰鸣礼炮、璀璨礼花。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4)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持久中有速决，速决中寓持久。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是达成战略上持久战的根本途径，战略上的持久战则是进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前提条件，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精通哲学的毛泽东把战略和战役战斗两个不同层面的持久性和速决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战争指导方略。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非常认真地说：“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仿佛是言犹未尽，他又补充一句，这一原则“也可以适应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