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辰之屋good电影网:北京东城区探索网格化社会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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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城区探索网格化社会管理新模式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02日04:16  北京日报

  本报记者 祁梦竹

  5月19日,东城区东花市忠实里南街1号楼。拿着捐款,周敏泪水涟涟。43岁的周敏因病没有工作,儿子还小,一家三口全仗着老母亲每月一千多元的退休费。前几天,她又住了院,日子雪上加霜。

  “大家都来帮一把。”“格长”张金凤贴了个捐款倡议书,没两天工夫,“格”里的街坊们就凑了一千多元。

  “格”,一种新的社会单位。以“格”为基础的新的人际关系,正在悄然形成。而这种全新社会单位的出现,完全缘于一项社会管理的创新。

  “网格化”精细管理

  周敏家所处的“格”是东花市街道的第二十个,东起忠实里南北马路,西至二环路,北起建国门铁路,南至两广大街,面积10余公顷,内有居民楼6栋,居民1334户、4千余人……

  这样的“格”,东城区共有589个。

  改革开放的北京,城乡建设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

  发展了,人多了,各种社会管理的问题也日益凸现。与此同时,原先以条块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功能却在弱化。如何实现有效的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东城区在实践中探索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基本单位——“网格”。

  2003年年底,东城区创造了网格化管理新模式,以每1万平方米为基本单位,将当时的25.38平方公里辖区划分成了1593个网格单元,由350名城市管理监督员实施全时段监控。

  彼时的“网格”,主要是城市管理的工具,着眼于市容的清洁、居民的投诉、对辖区内摊贩的管理、非法小广告的清理等。

  从去年起,东城区的“网格化管理”全面升级,网格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管理功能。全区被划分为589个网格,每个网格都有“七种力量”进驻: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网格消防员,“一格多员、一员多能、一岗多责”,覆盖日常生活各个层面。从区、街道一直到社区和网格,建立了四级管理体系。

  这样一来,“格”里拥有7大类、32小类、170项信息、2043项指标的信息数据库,不但管理更精细化,服务性也更强了,其对象由过去的区县、街道,延伸到社区、网格、家庭甚至个人。

  今年“五一”上午9时03分,建国门街道苏州园社区的“网格员”王岳发现一处卫生死角,拍下图片传到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综合指挥分中心,管理员轻点鼠标,任务马上被派到了街道环卫所,附近的保洁员接到指令,迅速赶到“问题点儿”清扫,20分钟后,清理完毕。

  5月10日,中午11时,建国门街道的金秀英老人需要午餐服务,拨通了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的电话,接线员迅速查找到最近的“协议餐馆”。15分钟后,热乎乎的午餐摆上了老人的餐桌。

  根据东城区政府的建设目标,“格”还将引入最先进的现代科技,构建一个天上有云(云计算中心)、地上有格(社会管理网格)、中间有网(互联网)的新型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实现“人进户,户进房,房进网格,网格进图”的目标。

  东城区是“网格化”,朝阳区则是“全模式”。“全模式”管理包含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综治维稳、安全生产、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经济动态、法律司法、党建工作等10大模块,把涵盖居民生活的79个大类、439个小类、3452个细类的社会事务全部数字化,居民们“看单点菜”,“管事”的人就在身边。

  朝外街道的“一刻钟生活服务圈”,不但为居民解决了就餐难、看病难、停车难等棘手问题,甚至还提供舞蹈队、合唱队的活动地点、活动时间等信息。坐在家中,居民就能轻松享受到订餐、代购、身体检查等近百项服务。

  海淀区的“公约化管理”、原崇文区的“信访代理制”……各区县因地制宜推出的各式高招,不断创新和丰富着北京社会管理的模式。

  “新居民”互助自律

  2009年9月,租住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苗圃大院的“新居民”们在一起讨论制订了大院的“新居民公约”。

  来自黑龙江的杞文华提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大家要伸出援助之手;来自安徽的刘玉燕提出:人与人要互尊、互爱、互助,和谐相处;来自安徽的谢春霞提出:要做到人走火灭,不使用不合格炉具……

  “新居民”,是石景山区赋予流动人口的“新身份”。

  苹果园地区流动人口大量聚集,一度超过5万人。针对这种状况,2009年,苹果园街道在全国首创了“新居民互助服务站”,以大院为单位,政府牵头,房东和外来人口共同参与,形成了一个流动人口的互助组织。

  这个“新居民服务站”,实现了三个“新”,即“新称谓、新内涵、新关系”。新称谓,是将旧称“流动人口”亲切地改称为“新居民”;新内涵,概括为三句话:居民式待遇、互助式服务、自治式管理;新关系,指新居民与政府之间、新居民与新居民之间、新居民与老居民之间的三层互助关系。

  服务站还提供流动人口登记、代办暂住证、组织用工招聘会等多项服务,“开展文体活动、组织居民讨论、给困难家庭作服务,什么都管”。

  如今,39岁的刘玉燕每天都会穿上那件印有“新居民互助服务站”标识的天蓝色T恤衫在街上巡逻。

  环境干净了,治安变好了,大院实现了零发案率。“新居民”们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弥补了政府部门的管理缝隙,也让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到本地区。

  流动人口众多,始终是北京社会管理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今年5月初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本市登记的常住人口是1961.2万人,其中,户口不在北京,而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学习的人数是704.5万人,占35.9%。也就是说,每三个北京人中,就有一个外地人。

  源源不断涌入的来京创业者、务工者,既为首都建设提供了生力军,也不可避免地给北京的社会管理带来压力。对“新居民”既要管理又要服务,北京在不断破解难题。

  在顺义空港开发区,有一处天馨公寓,是专门为来京工作人员设立的,占地30亩,437间宿舍,浴室、阅览室、球场……设施齐备,还有保洁、安保等24小时的服务,附近11个企业的2746人居住在此。这叫“四集中”:集中居住、集中管理、集中服务、集中宣教。像这样供来京工作人员集中住宿的公寓,顺义已建成多处,“以产引人,以业控人”,有效地规范和引导了流动人口的生产和生活。

  朝阳区设计了面向流动人口的“一卡通”服务管理体系,推出一种与市民使用的社保卡类似的带芯片的磁卡,涵盖社保、就医、计生、公交、购物积分等多种功能,甚至与银行系统和各个社会管理单位相衔接……

  “社区化”改变乡村

  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是个只有300多村民的小村庄,但这里的流动人口,高峰期曾达2400多人,倒挂现象严重,带来了严重的治安问题,打架、偷窃案时有发生。

  但如今,村里面貌发生了大变化:不仅再也没有刑事案件发生,“自行车放外面都丢不了。”村民杨贵梅说。村容村貌也变得干净整洁了。

  带来变化的,是一项对农村而言史无前例的创新——社区化服务管理。

  这项探索,实际上是将城市社区管理的方法和思路引入到农村:村里修了围墙,出入村口统一要求示证;安了探头,实现主要街巷、出入口全覆盖;组织了专职的巡防队,白天黑夜有人巡逻;村民有房屋出租,村里分片包户实行网格化管理;村里还有了保洁员;路边施划了车位,车辆有序停放……

  这下,不但本地人生活踏实了,流动人口也享受到了“社区化”带来的好处。

  从山西来的申转转在大生庄村租了一间18平方米的门脸房,做点儿小生意。随着村里环境秩序的好转,她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如今她又租了一间房,经营面积扩展到36平方米。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在都市边缘的城乡结合地带,人口骤增且成份混杂,社会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方法和思路。

  祖祖辈辈在大兴务农的赵振华,如今住在黄村镇枣园尚城小区。今年1月,他腾出了一套两居室的回迁房出租,立马就拿到了25000元的全年租金。

  “这房租得踏实,”赵振华说,“政府帮咱找的房客。”

  政府帮农民出租房子,缘于黄村镇推出的一种“代租制”。由镇政府通过集中托管租赁,让农民手中闲置的回迁房变身“公租房”,租给附近产业园的职工,既解决了这些职工的住房需求,又保障了农民出租房屋的收入,还消除了以前农民“吃瓦片”各自寻租时的种种乱象。用赵振华的话说,“咱家那房,住着白领,住户靠谱,还定期有工作人员到家里入户,帮着查水、查电、查气,咱就不操心了。得了实惠,还踏实放心,我拥护这新政策。”

  顺义区马坡镇庙卷村,从去年起开始实行“精细化社区管理”。村里有公共停车场、警务工作站、出租房屋服务站、治安巡防工作站和民调室、监控室,全都专人专职,24小时全天候,有啥事,随时来。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农村在变,农村的社会管理的招儿也在变。

  “楼门长”服务到家

  “通知楼门长们,让居民检查自家燃气。”

  写通知,发送信息,5分钟后,电脑显示:西城区月坛街道三里河一区的120个楼门长都已接到了通知。

  在西城区,有34210个楼门,每个楼门,都有一个楼门长。

  楼门长不是“官”,但楼门长挺重要。他(她)是楼门里的宣传员、信息员、管理员、联络员、组织员、监督员、协调员……只要楼门里的事,都能操上心。

  如今的城市里,“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人”又变成了“社区人”、“楼宇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在社区、楼宇里生存着,不是在住宅楼,就是在办公楼。

  楼宇,成为社会管理的又一个新的单位。楼门长,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管理者和服务者。

  西城区在3万多名楼门长的基础上,借助物联网、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创新推出了“全响应”社会服务管理模式。

  三里河一区的居委会,信息发送端是一台安装了管理软件的电脑。各楼门长家中,则有一台书本大小的数字机顶盒终端。居委会通过电脑随时发送的文字通知,在接收端会变成一条语音信息,楼门长看到“新消息”的提示,一按机器上的播放键,语音通知便即响起。楼门长再告知本楼门的住户。

  楼门长要负责采集“10+X”信息,按时上传。“10”是指本楼门户籍人数、常住人数、流动人口等10项固定信息,“X”是指群众诉求、安全隐患等特殊信息。居民们的诉求,由楼门长上传到信息响应综合平台后,社区、街道、区相关职能部门三级联动,根据职责及时响应处理。

  不仅是住宅楼,商务楼宇里也逐步建起了楼宇社会服务工作站。

  2009年起,朝阳区社工委开始构建数百座商务楼宇的服务站,如今已经做到了全覆盖。楼宇服务站集中了党务、政务、社务的职能,增加了工商服务、税务服务、交通服务等“两新”组织需要的服务项目,还细致地规定了每项服务的服务对象、服务时间和完成时限。

  各种“枢纽型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壮大。532家工会服务站,覆盖480万工会会员;5000多家各级各类青年社团组织,巩固和加强了青年的组织网络;150个温馨家园,为14万多名残疾人提供了康复训练与服务……

  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组织形态不断变化的今天,社会管理的形态也随之在不断地创新和改变。

  “民情图”体察需求

  “书记负责亲自抓,委员明责包到家;一目了然院落图,每天入户准备足;社区民情随时记,委员归来勤通气;协调力量解民难,规定时限还民愿……”

  这是东城区九道湾社区的“民情日记工作流程歌”。

  从2005年1月至今,九道湾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们,已经记录了“民情日记”5万6千多篇,为居民办理各项事务11万件。

  九道湾社区是个典型的平房区,12条小巷,197个门院,1507户人家,4100口人。每天,将居民的大事小情、意见需求记入民情日记,已成为九道湾社区工作人员们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为了摸清社情民意,他们每天至少要花半天时间入户走访。

  翻开九道湾的“民情日记本”,谁家有人残疾,谁家有人失业,谁享受低保……居民的烦心事、困难事,记得一清二楚。

  “民情日记”,是九道湾社区为第一时间了解居民需求而创设的社会管理新手段。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发现群众的需求是社会管理的第一步。把群众的需求当成社会管理的“指南针”,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

  丰台区角门东里二社区,辖区内16栋居民楼每栋都有一张“民情图”。打开“民情图”,谁家是空巢老人,谁家的房子在出租,党员和居民代表分布在哪儿……一目了然。居委会根据“民情图”为居民分门别类提供服务:对空巢老人,不定期上门走访,了解困难;对低保户,帮他们找就业信息,联系工作;对残疾人,帮助他们利用好社区里的康复设施……社区服务有的放矢。

  东城区有“居民议事厅”,张家有什么想法,李家有什么意见,赵家有什么需求,大家畅所欲言,政府想法解决。

  在石景山区,创造性地推行了“地区代表会议制度”,辖区居民按常住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选举出社区居民代表,代表们从居民中收集意见建议向社区反映……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社会管理的创新,说到底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现群众的需求和期待、不断发现矛盾和问题,然后不断满足群众需求和期待,不断寻找或创造方法去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

  北京的社会管理,就是朝着建设和谐社会、首善之都的目标,在这样一条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