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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4:08:41
李国文散文（二）
帝王的聪昏周期率
唐德宗李适，曾经是个很想有点作为的皇帝，但终于逃脱不了中国帝王难免的，这种聪昏周期率交替的宿命，到底还是昏庸，昏懵，昏聩，昏天黑地起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许多悲剧，无不与最高统治者越活越颠倒，越老越错乱，越到晚越走向反面，越
到临终越无可救药，有着莫大的关系。
就在德宗皇帝由聪转昏，由清醒变糊涂的早期，对曾经引为股肱，视为心腹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在一个私密的场合，推心置腹地说过这样一番话：“你太过于清廉和谨慎了，到了偏执的地步。各道、州、府到长安来，送给你一些礼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律不受，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下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历朝历代，混蛋皇帝很多，但再不像个样子、不成个气候的最高统治者，如他这样直言不讳地劝臣下纳贿，苦口婆心地动员掌管国政的宰相腐败，还真是少见。既然说受贿可以，那么索贿也就无所谓了。以同样的道理推论，某种程度上的腐化堕落，自然也在被允许之列了。这位一国之主，连表面文章也不顾，明目张胆地告诉陆贽，小小不言的进贡啊，孝敬啊，表示啊，意思意思啊，无妨笑纳，拒绝的话，反而不好。这句话一出口，其实等于明说，陆相啊，即使大撒手地贪赃枉法，大面积地收受贿赂，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然而，他没有想到，陆贽不领情，断然拒绝。
陆贽（754—805），字敬舆，浙江嘉兴人。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是正派，作风严谨，为官慎笃的政治家。德宗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就风闻他的名声，等到登基后，很想振作一番，以使唐室中兴，就将这位干练之才，调到身边工作。先为翰林学士，后转侍部员外郎，进入决策中枢。
“贽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当德宗被叛军逼出长安，逃亡在外的时候，陆贽随行。“山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从幸山南，道途艰险，扈从不及，与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军士曰：‘得贽者赏千金。’翌日贽谒见，上喜形于色，其宠待如此。”（《旧唐书》）
可是，在唐朝，也不光是唐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有光明磊落的贤相存在，也必有卑鄙龌龊的奸臣出现，有慷慨激昂的正直之士纾难排忧，也必有恶浊邪佞的无耻之徒兴风作浪。上帝有时就像小商小贩那样打小算盘，令人无奈。卖好白菜偏搭糠心大萝卜，售鲜黄花要配臭不可闻的烂带鱼，从来不给那些封建帝王一个理想的执政班子，总是良莠不齐，好坏兼之，就看你这个当皇上的，是聪？还是昏？你用对了人，你江山坐稳，你看错了人，你日子就不好过。
就在德宗终于按这种周期率，逐渐混账，终于浑蛋的时候，一个在全唐史上，也数得上坏蛋之出类拔萃者，曾经注释过《史记》，也算是一个有文化，有学问的裴延龄，一步一步被信任，被宠幸。于是，这个中书侍郎，判度支，“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屡于延英面陈其不可，累上疏极言其弊。”在封建社会里，正与邪的较量，谁胜谁负，关键在于德宗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
知识分子要是下流起来，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由于“延龄日加谮毁。十年十二月，除太子宾客，罢知政事（等于逐出领导核心）。贽性畏慎（这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及策免私居，朝谒之外，不通宾客，无所过从（即使如此检点，裴延龄也不放过他）。十一年春，旱，边军刍粟不给，具事论诉；延龄（栽赃）言贽与张滂、李充等摇动军情，德宗怒，将诛贽等四人，会谏议大夫阳城等极言论奏，乃贬贽为忠州别驾”。
《旧唐书》在陆贽本传的结尾，这样写道：“近代论陆宣公，比汉之贾谊，而高迈之行，刚正之节，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途沦踬，皆相类也；而谊止中大夫，贽及台铉，不为不遇矣！”史官认为：贾谊在汉，只做了一个不大的官，而陆贽在唐，曾经官至宰相，执政中枢，但他未能把握住这样一个权高位重的机会，做得更好，后来弄到差点要杀头的地步，很为他惋惜。“贽居珥笔之列，调饪之地，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
其实，史官却并未指出，这其中，陆贽是一贯的，德宗是变化的，起初待他如患难之交，后来待他如陌路之人，是这位皇帝的聪昏周期率所决定的。
从李适诱使臣下公开纳贿，动员陆贽与他同流合污，他已经不是被逼逃出长安，那个孤寒的，凄惶的，无援的，不知所以的皇帝了。这时，他已经坐稳江山，还小有局面，便开始聚敛无度，盘剥百姓，私欲无穷，永无厌足起来。他除了国库以外，还设“琼林”、“大盈”两座私库，储藏朝廷群臣和地方官员进贡的财物。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名篇《秦中吟》里，有一首（重赋）：“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送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就是描写他的宠臣裴延龄等，为讨他的欢心，而乱立名目，强收税赋，以致民不聊生，黎庶怨恨的场景。
陆贽，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那时虽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名目，但他从来不贪群众一针一线的便宜，从来不沾国帑一文半分的油水，当然要进行理直气壮的抗争。也许因为这种李适看来的别扭，才有这番开导臣下，适当受贿并无不妥的论调，作为帝王，如此行径，实在有点不可思议。说白了，给他立刻双规起来，判这位陛下一个教唆犯的罪名，不成问题。
于是，身为一国之主，竟想不到遭到陆贽的拒绝。这是不对的呀，陛下“监临受贿，盈尽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辗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
宰相不伸手，而且劝皇帝也别伸手，这使得德宗有些难堪，感到尴尬。
按照常人的理解，皇帝都开了金口，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放手大干吧！当然，你要保持洁身自好的名声，你不想堕落到无耻地步，那也不必弄得皇帝下不了台。你可以不去做，但也不必表态表示反对。无论如何，他是一国之主，这点聪明，陆贽怎么也是应该有的。可他，本着“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他恤乎”的信条，当面反驳了李适。
被顶撞回来的德宗，那脸上的表情，肯定只有干笑，苦笑，和无可奈何的笑，至于他心里是什么样的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不是好笑，是可以料到的。从陆贽后来的下场，估计李适那时的心眼里，是阴笑，是奸笑。你算老几，竟敢对朕放肆！大概从此就种下了怨恨。
最高统治者要跟你过不去，那日子就怕很不好过了。一个科长，一个所长，一个村长，甚至一个屁毛不是的小组长，你若得罪了他，还想法给你小鞋穿呢，何况九五之尊，当朝天子！
幸好，跟他谈话那时的李适，还没有完全忘了他接位后不久的流亡生涯中，陆贽始终追随，与他同苦共难之情。那两年里，仓皇逃窜，吃尽苦头，狼狈万状，不可形容。第一次是公元783年（建中四年），被反叛将领朱泚，逐出长安，逃窜到乾县；公元784年（兴元元年），第二次又被反叛将领李怀光逐出乾县，逃窜到汉中。那期间，李适能倚重者，惟有陆贽。所以，尽管又回到长安做太平天子，对于这位老部下的率直之言，无论怎样不中听，也不好意思拍桌子，瞪眼睛，跟他翻脸的。
若是按时下的党风政纪来考量，这位古人，拒腐防变，不贪不沾，一尘不染，风骨铮铮，也算得上是个廉政的模范干部了。史称陆贽一生，律己甚严。“性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甚至他后来被奸臣构陷，这个李适差点要砍他的脑袋，总算在举刀时收了手，改为流放，谪至四川。“贽在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著书，家居瘴乡，人多疬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能够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高级干部。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记载了陆贽早年的一则故事。他在华州任郑县尉，回老家探亲省母途中，路过寿州，曾经礼节性地拜见当地的刺史张镒。这位刺史是颇孚众望的大人物，最初没有太看得上如此年轻的后辈。但是，谈了三天三夜以后，对这位年轻人的学识见解，治国方略，钦服之至，就要求和陆贽成为一对忘年朋友。
分手时，张镒送给他一笔巨款，说是：“请为母夫人一日费。”陆贽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刺史当然坚持要他收下。最后，陆贽只好让步：“敢不承公之赐！”但仅仅受了他礼物中的一点茶叶。唐代的茶叶都压成团，所以，他取了一团龙凤茶离开张府。春风杨柳，草色青青，送别途中，老先生对这位明日之星寄予多大的期望啊！
然而，在封建社会里，能不能成为明日之星？能不能成为总发光的明日之星？在于帝王。碰上聪明的帝王，碰上昏庸的帝王，碰上先聪明后昏庸的帝王，碰上压根儿就是混蛋一个的帝王，那境况是大不相同的。君择臣，臣亦择主，这里有很多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的。而帝王的资质，决定他的作为，能碰上像点样子的帝王，在中国，这种可能比摸彩的得奖率要低得多。
因为在封建王朝的三百多个帝王中间，基本上可分为——
第一类是无作为的，你碰上了只有自认倒霉；
第二类是有作为也不大的，你碰上了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事；
第三类是曾经有作为，后来走向了反面的。当他在有作为时，你可能发挥出能量，等他走向反面时，你的能量很可能成为他要除掉你的原因；
第四类是有作为的，而且始终有作为的。但这样的英明伟大完美的帝王，不但在中国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也没有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碰上。因为，能够称之为英主的第四类帝王，只是一种向往，一种理想，一种众望所归的虚幻形象。即使被视作中国最样板的皇帝李世民，要不是他服用婆罗门所炼长生不老药中毒死亡，驾崩时才半百年纪，来不及向自己的反面发展，要是他多活十年，二十年，恐怕和唐玄宗李隆基、唐德宗李适一样，是逃不脱中国帝王这种聪昏周期率的。
他的亲征高丽，无功而返，他的继承之惧，宫廷不安，他的大兴土木，营建浩繁，他的猜疑排斥，冤假错案，也是已露端倪的由聪而昏的转变开始。所以，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帝王，几占总数百分之九十。第三类帝王约占剩下的百分之十。从唐德宗与陆贽的始末全过程来看，其实，正是帝王聪昏周期率表现得最典型的一个例证。
应该说，当年在讨伐安禄山、史思明叛军时，李适曾为天下兵马元帅，还是相当有锐气和有朝气的。所以平乱以后，代宗因其功拜尚书令。继位之始，也曾经励精图治，革旧布新，时局为之一振。《旧唐书》对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持非常肯定的态度。
“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冶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度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
然而，这样的英明，维持不了多久。由于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帝王家系的退化程度，要甚于常人，也是必然的结果。
一、太过优渥的物质生活；
二、太过消耗的性事活动；
三、太过紧张的宫廷斗争；
四、太过狭窄的精神世界。
这四“太”，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智商、体能、行为力、适应力的加速度消耗而呈下降趋势。所以中国出现那么众多的弱智、白痴，呆傻儿式的皇帝，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正如一块土地，肥力耗竭殆尽，还能指望长出什么好庄稼来吗？一般来说，每朝的开国之主，其聪昏周期率的间距，可能拉得时间长一点，因为那时的地力尚可，而随后的继承者，则是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很快就会不成气候了。
李适为唐第十代皇帝，试想一下，古人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你都第十世了，不斩何待？姑且把李世民视作百分之百的英主，从公元七世纪初到公元八世纪末，十代过去，二百年过去，呜呼，这个源自突厥人种的陇西李氏豪强家族，那血管里的英主基因，还有几许能在李适身上残存下来？
宋人钱易在其《南部新书》里，这样描写李适的由聪而昏的周折：“裴延龄尝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何为本分钱？’延龄曰：‘准天下贡赋，常分为三，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今奉九庙，与鸿胪，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钱，而陛下御膳之余，其数极多，皆陛下本分钱也。’上曰：‘此经义，人总未曾言。’自兹有意相好邪矣。”
其实，作天真无知状，作如梦初醒状，作头一回听说状，李适纯粹是装孙子。早在流亡逃窜期间，他这搜刮民脂民膏的劣根性，就露出狐狸尾巴来了。“初，德宗仓皇出幸，府藏委弃，凝冽之际，士众多寒，服御之外，无尺缣丈帛，及贼泚解围，诸藩供奉继至，乃于奉天（即乾县）行在，储贡物于廊下，仍题曰‘琼林’、‘大盈’二库名。”
陆贽在巡视行宫时，发现了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情，赶紧对这位皇帝进谏：“臣下昨天看见行营廊下，出现‘琼林’、‘大盈’库名，把微臣吓了一跳。这两个库名，陛下也当了解，是玄宗皇帝当年为其藏库题写。结果，开元盛世，毁于一旦，就败于这既失民心，更失军心的私念上啊！陛下把诸道贡献的金银财宝，粮食衣料，私藏在此，供自己吃用。而你怎么不想一想，那些吃不饱，穿不暖，为你卖命打仗的将士们，看到了会作如何想？”
因为，那时，还处于战争状态之下，陆贽警告这位已经由聪转昏的德宗说：“陛下不害怕军心动摇吗？不担心临阵倒戈吗？不在乎那些军官起来造你的反吗？不觉得那些士兵有可能掉转枪口对准你脑袋吗？”一提掉脑袋这三个字，他暂时恢复理智。所有由聪而昏的帝王，只有这句话能听得进去。即使再王八蛋的君王，让他掉脑袋他还是不干的。
何况，这个李适，还记得当年被叛将朱泚包围，眼看就要束手就擒之时，他的守城部队罢战了，不给他卖命了。原因很简单，你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财宝，却要我们身无分文、衣食无着的战士为你牺牲，凭什么，凭什么？抠门到家的德宗慌了神，连忙派中官，也就是太监，推去两车绫罗绸缎，用以收买军心。谁知那些将士，不想侍候这个混账皇帝了，于是，逼得他出逃。也许他尚未完全昏庸到只有忘性，而无记性，库名赶紧派人取了下来，但库藏财富，仍旧被他所宠幸的中官把持着。
欧阳修在《新唐书?德宗纪》这样剖析：“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
在中国，若帝王站在正直一边，则佞幸就靠边，而反过来，帝王排斥坚贞之士，则奸宄之徒必秽乱中枢。良善者执政，人民得安生，邪恶者掌权，百姓必倒霉。中国五千年以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文化，有着勤劳的大众，然而却落后于世界潮流。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掌握最高统治权的这些家伙们，浑浑噩噩，无知无耻者多，糜烂腐朽，耽迷声色者多，治国无能，破坏在行者多。而余下来曾经有所作为的君王，也很快就一百八十度拐弯，走向末路，败亡得比谁都快都坏。
因为，帝王之由聪转昏，除了自身人种学上的缺陷，在他身边的那些小人，也在推动着，加快着他的腐朽，他的堕落，他的不可救药，他的走向灭亡。欧阳修著《新唐书》，在《德宗、顺宗、宪宗》记后感叹：“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
如果，整个朝廷都像陆贽这样刚正不阿，清俭廉洁，直言傥论，端庄崇实，唐德宗有可能将他的聪昏周期率，拉长一点，可包围着他的却是卢杞、裴延龄，以及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之流，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一个陆贽的拒绝，哪敌得上这一群混蛋联合体的拥趸啊！
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像陆贽这样敢拒绝邪恶的正派力量占上风的时候，这个时代就有希望，有生气，有前景，也有未来。反之，像陆贽这样代表正义，代表公道，代表人心所向，代表真理必胜的人物，处于孤单状态，受到排斥打击，遭遇不公对待，好人步步难行，这个社会，便会沉沦，便会黑暗，便会像堕入阿鼻地狱那样不见天日。
白居易在那组《秦中吟》诗的序言中，谈到了他的创作背景：“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而“贞元”，就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于是，我们知道这位伟大的唐代诗人，是与时代同步的作家，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家，也是一位现在进行时干预生活的作家。
在这组诗中，有一首（轻肥），从最高的皇帝起，到最低的里正止，层层盘剥，税赋无穷，对百姓造成的苦难。“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的残酷，“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的凶狠，“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的贫寒，“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悲惨，因此诗的结尾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绝对是这个政权行将末日的描写。一个国家，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可想而知，这个最高统治者已经昏聩到什么程度！
难逃中国帝王聪昏周期率的李适，既然已经在小人的包围下，不可救药地堕落下去，那么陆贽，这个正直有为的，不阿群邪的臣下，这个有着抱负的文人，这个写了许多精彩文字的政论家，这个有想法的知识分子，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陆贽被逐边陲十年，直到德宗死后，他儿子顺宗接位，才体会到当年陆贽对他老子的拒绝，具有多么了不起的价值和意义。来不及地下诏书，让他回到长安，在朝廷任职。
可是，诏未至，贽死，享年五十二岁。一代良臣，就以这样一个拒绝邪恶的形象，长存于史册之中。
唐朝的不死药
唐代上层社会，服长生之药、求不死之风甚盛。
人岂有不死之理，但不想死之心，人皆有之。明知其绝不可能，可没有一个人碰到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会放弃的。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谬，也不肯失之交臂。即使科学发达至今天，不也有过这种功，那种功，弄得一帮愚民膜拜崇信，成为现代白痴么？
何况，一千年前的唐朝。
在中国，怕也不只是唐代，有钱的，有名的，有权的，有势的，日子过得滋润得不行的那些人，以及没钱的，没名的，没权的，没势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坦快活，而在孜孜奋斗，企冀改变的那些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延年益寿，寻丹觅药地争取不死。
再则，最好的死，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于是，可想而知，唐朝人吃不死药，比当代人吃补药的积极性高上十倍，不以为奇。当时的长安，恰逢盛世，人们自在得简直不知所以，便想办法要长久的快活，想办法能取得长久快活的灵丹妙药。于是，来自西域南洋的胡僧，来自道教名山的方士，最吃香，因为他们能炼不死神药。皇帝下帖诚邀，名流登门求教，官员趋前问候，小民望风追随。有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高僧，是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门岛，渡海来到大唐，那就更是不得了。最后，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级医药顾问一职，负责监制御用的长生不老之药。
在太极宫的金飚门，为他建造一座炼丹的冲天炉，白天火光熊熊，夜晚耀如白昼。
同是洋人，这个“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胡僧，可比当今瑞典科学院专管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来到中国，要神气得多，牛皮得多。人称“天可汗”的万世之尊，亲下丹墀，合十礼敬。因为这位外国和尚，能让你不死，活八百岁，活一千岁，能让你与你的重孙子，一块儿再娶媳妇，能让你与你的灰孙子，一块儿重做新郎，那是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的福气啊！至于挟重金而来华的洋院士，相比之下，那诺贝尔奖的区区五十万美金，就不免有点赧颜了。
唐朝的不死药，种类繁多，系统不一，方剂互异，用药有别，冶炼炮制的方法手段，也各有各的高招，通常都秘而不宣。若像做豆腐、炸油饼那么简单，那些卖野人头的胡僧，那些推销狗皮膏药的方士，还能骗谁去？这也是时下文学界经常被几个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这也不稀奇，自有人类，就有骗子，正如盖了房子，人住进去，必然会有耗子、蟑螂一样，是不受时间控制和空间影响，是防不胜防的。
唐朝的不死药，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魏晋时文人服用的五石散；一是域外传进中土的炼丹术。有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在他的专著《房内考》中，认为有关长生不老之术，永寿不死之药，无论在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古老性文化里面，都是作为与房中术（Sexology）相关连的一门学问。
但无论什么事情，一落到中国的犬儒主义者手里，就常常学招变样，偷换概念，形同实异，荒腔走板。狸猫换太子，化严肃为粗鄙；挂羊头卖狗肉，认真求实被油腔滑调代替。《淮南子》曾云“橘逾淮为枳”，而被他们捣弄折腾以后，过了淮水，橘就变为驴粪蛋，为屎蜣螂，令人啼笑皆非。
因此，在李唐王朝，别看成了一个不死药的泛滥成灾的世界，其实，更是一帮骗子兴风作浪、得其所哉的世界。尼采说过，上帝要你灭亡，先让你疯狂。唐朝人攀死吃河豚地服不死药，为之命丧黄泉者，不知几许？其中包括帝王，包括诗人，但没有一个清醒的人站出来喝止这种狂热，一直到唐亡以后，不死药才在中国基本绝迹。
这就是说，人要是愚执不悟到底，必然出现蛮可怕的精神症状。就看神勇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时，坚信刀枪不入，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头；就看“文革”期间那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武斗中打红了眼的视死如归；就看近些年来，这个功或那个功的信众，念经除病，坐地升天，吞符作法，顶礼膜拜的死不改悔，便可领教了。一千年前唐朝人，对不死药的虔信不疑，坚定不二，死也要吃，吃死不悔的铁定了心，你能说些什么呢？
唐太宗都吃的呀！武则天都吃的呀！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惟武后时，张昌宗兄弟，亦曾为之合丹药，萧至忠谓其有功于圣体，则武后之饵药之可知。然寿至八十一，岂女体本阴，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不知道这种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说法，是否具有某种科学道理？但唐王朝最杰出的这两位男女，都在为他们的子民率先垂范，起到推广宣传的作用，能不教全体公民追随、步其后尘么？
所以，唐朝的不死药，几乎成为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
在服药而死的人当中，最令人喷饭的，莫过于在代宗朝，曾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在德宗朝，曾为检校工部尚书的李抱真了。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药而死的最为典型的人物了。
李抱真到了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一个名叫孙季长的江湖骗子，投其所好，登门兜售其不死之药。说，只要服了他炼出来的金丹，短期内可以祛病延年，久服后必然成仙升天。这等绝顶的荒唐，李抱真竟被蛊惑得深信不疑。遂邀他入幕为宾，礼敬备至。给他发高薪，配助手，还拨出大批银两，供他建炉烧丹。结果弄得满院子烟熏火燎，云缠雾绕，以致居宅所在街坊，笼罩在一片乌焦难闻的气味之中，路人皆掩鼻疾走，不敢停留。
李抱真却兴奋之极，因为，对他而言，不死已不是问题，而是要得道成仙，指日升天，与大家要再见的事情了。见到同僚平辈，部属下司，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来不及地珍重道别，因为很快就要大功告成了：“此丹秦皇、汉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复偶公辈矣。”那意思是，他要先行一步，再也见不到诸位了。
据《旧唐书》，此人先后一共“服丹二万丸，腹坚不食”，最后，服到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服到如同死鱼缺氧一样直翻白眼。至此，“不知人者数日矣！”全家束手无策，只好准备办后事。有一个道士叫牛洞玄者，出了一个恶招，死马权当活马医，“以猪肪、谷漆下之。”猪肪者，即猪油，谷漆者，即泻药，经灌肠润滑，加之浚泻药物，积痞排泄出去，才算缓过气来，睁开眼睛，略晓人事。
但那个江湖骗子却跑来对他说，眼看成功在望，翩然飞升，大人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这个白痴，想想在理，怪罪家人救活了他，反而更为增加药量。结果，“益服三千丸，顷之卒。”这回，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人，怎么能不死呢？不过早晚而已，可一根筋到底，坚信服了不死药就会不死，你对这等傻B，只有敬谢不敏。但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样疯疯癫癫，只不过是饭后茶余的新闻。可在唐朝，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整个社会，都这样疯疯癫癫，以致成为时尚，时髦，流行，新潮，那可就当真是病态，当真成问题了。
风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社会而言，风气一旦形成，会产生正面效应，也会出现负面效果。好的风气所至，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坏的风气所至，如污泥浊水，不堪收拾。一般来说，良好的风气；向上的风气；循循善诱，使人心理健康的风气；洁净自好，懂得礼义廉耻的风气，都是腿短的，很难推广，更难实行。相反，浮躁的风气；邪恶的风气；推波助澜，制造盲动混乱的风气；薄幸谗险，绝不与人为善的风气，总是不胫而走。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后边一定就有起哄架秧者流，接着，像滚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厉害，足以裹挟一切的力量，有时真会搅得天下不宁，日月无光。
说起唐朝的不死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
这透得有点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主，一位封建社会中称得上为样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药不对，求仙不对，他当然更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的分别而已。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却选择了比鸿毛还轻的让人笑话他，蔑视他，看不起他的死法。服那位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门群岛的南洋高僧，所炼成的金丹，而一命呜呼。
旧时的历史学家，编撰正史的史官们，哪敢如此直书乾陵毒毙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绝对真理。即使陛下错了，也是错得伟大光荣，错得英明正确的。可要是只字不提吧，为史官者，又觉得憋闷，又觉得对不住历史。
于是，《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肉，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寐依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在《郝处俊传》里拐弯抹角地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异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这样，总算让我们在这位大人物头顶上闪亮炫目的光环里，看到一个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晦暗缺口。
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要听他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与他本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他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与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唐?吴兢《贞观政要》）
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有断了服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
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崩。上（李世民）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
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读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知道，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抱朴子》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为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伍方剂，至少不下十余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抱住唐太宗的坐骑，要陛下回宫将养。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而据荷兰人高罗佩的研究，在其《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中，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着的。对李世民来说，当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一方面，魏晋时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产品，得以再度弘扬；一方面，胡僧那罗迩娑寐、卢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气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不死药，本土的也好，进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长生不老的作用，还能具有壮阳固本的作用，这正是李世民对付三宫六院所求之不得的。
唐太宗的后宫里，有多少佳丽，已不知其详，但其建制，肯定要较他为秦王时，大大扩编。然而，这好像还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太宗杀弟元吉，即以元吉妻为妃。”玄武门之变后，他很快将他的弟媳，那位漂亮的小杨妃，纳入他的后宫，宠爱有加。显然他早就垂涎这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很快生了一个儿子李明，封曹王，倘不是受到阻拦，甚至要立她为皇后呢！
同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庐江王瑗以反诛，而其姬又入侍左右。”庐江王李瑗系李渊兄之子，因从李建成谋反伏诛，他马上将李瑗身边最美丽的侍姬，收之内廷，归为己有。一次，还向黄门侍郎王珪炫耀，问他知道这个美人是谁？“李瑗杀其夫而纳之。”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如今我杀了李瑗，她复又归之于朕。王硅能对这位好色的帝王说什么呢？
而据《资治通鉴》载：“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看来，他对于女人，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结果这个才人，在后宫三千粉黛中，并不能时常受到宠幸，她就瞟上了他的儿子李治，后来成为他的老婆。所以，民间遂有“脏唐臭汉”甚为不雅的负面评价，应该是和这些宫廷秽闻分不开的。
从这位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民族的性习惯、性观点看，仍保留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早期社会形态的“普那路亚婚”和“劫掠婚”的野蛮性风俗，大概不错。因此，他特别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区的家族辈次、姻亲血缘的伦常。这种乱伦行为，他是不以为意的。所以，他活了五十岁，以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却高频率地生育出十四位皇子，二十一位公主，若夭殇计算在内，当更多一些。
所以，他声讨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同时，半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地求助于不死药。
看来，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过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枭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旧唐书》）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八四○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城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如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八三七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的，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败破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渌，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第一，中国当代富翁级作家，多为农民出身，很难领会，更难学会白居易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享受；第二，虽然卷起的裤脚是放下来了，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净，小农经济思想也不是三朝两夕就能根除。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八三九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高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他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颍，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阴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自然要额手称庆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古，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
饥来吞热面，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
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
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
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
如元稹杜元颍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四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挟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唐末食人考
在原始蒙昧时代，或封建社会的早期，以及现在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未开化部落里，用活人作为祭祀品，然后分而食之；或将
掳掠俘获的敌人，杀来吃掉的习俗，是屡见不鲜的。
这种食人恶俗，至今还流行于西非和中非，及南太平洋群岛。据说，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在由荷兰人完全控制以前，还在市场上出售人肉。而打了胜仗的毛利人，将战斗中死去的人的尸体切碎，摆出人肉宴席，也是常见的。但是，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以后，这种骇人行径，已普遍被视为反人类的罪恶。
中国虽称作文明古国，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不文明的食人记录：
《管子?小称》载：“夫易牙以调和事［齐桓］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为了讨君王的欢心，这位极善烹调，后来被视为中国厨师开山之祖的易牙，竟把自己的儿子弄死。精心做了一道菜，端到宫殿上去。
暴虐的纣王，就是挖比干的心的那个家伙，曾经将姬昌［周文王］拘押在羑里，为了测试其忠诚度，将他的一个儿子(长子伯邑考)宰了，剁成极细的醢（也就是肉糜），包在饼里，而姬昌居然一点不动声色地，将这人肉馅儿饼，全部吃了下去。
三国时刘备落难，逃到山村里，一位老乡听说他是皇叔，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连忙把老婆杀了，割下肉来炒了一盘菜，让刘备充饥。第二天离开时，才发现那个可怜的女人，像宰杀的猪那样，还在厨房里挂着呢！
想不到进入九世纪以后的唐代，白居易《秦中吟》，其中之七《轻肥》，竟出现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句。中国人愈益文明发达的同时，将人食人的丑恶现象写到了诗里，那真是够吓人一跳的。
《新唐书》卷192，写安史之乱时，睢阳被围：“［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饷，坐者皆泣。巡疆（强）令食之。［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无论有多么正当理由，一座三万人口的睢阳城，吃到最后，只剩下四百来人。读到这里，那昏天黑地之感，压迫得连血管里的血液，都会凝滞住的。可在史官笔下，一声“止四百而已”，就了事了。文人们能以如此平静的笔调，写出这段惨绝人寰的悲剧，真让人为之气殪。张巡坚守睢阳，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长存，其气节青史流芳，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围城的最后阶段，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以人果腹的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绝不能视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做法。
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吗？《资治通鉴》卷220载：“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说明当时，也是有人持不同看法的。清代的王夫之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出颜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
所以，他的结论：“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鑑论》卷23）王夫之发出这样正义的呼声，对这位远遁湘西四十年，筑石室著书而不仕清的明遗民，更多了一份崇敬。坚贞不屈的他，似乎应该赞赏这种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作出的牺牲。但他却谴责了这种贼仁戕义的食人现象。如果连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也不存在的话，人性泯灭，兽性张扬，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但是，回顾历史，唐以后的宋，宋以后的元……人食人的可怕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这实在是中华文明中极不光彩的一页。
北宋末，“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宋?庄绰《鸡肋编》卷中）
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双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
明末，“蜀大饥，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连岁干涸，至是弥甚。赤地千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荞麦一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蒿芹木叶，取食殆尽。时有裹珍珠
一直到清末，食人风仍不绝如缕，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夕，与秋瑾同时起义的革命团体光复会人徐锡麟，行刺满清政府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最后，惨遭杀害。心肝竟被恩铭卫队的鹰犬们，挖出炒食，惨不忍睹。
从以上的例证来看，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封建王朝的全部历史中，凡是标明为“末”的时期，都存在着农民起义和统治者不甘心退出舞台而疯狂镇压的对峙局面。无穷的战乱，无尽的天灾，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毁灭性疯狂，就构成了中国人苦难的岁月。
虽然，总的来说，人类进步文明，社会发展成熟，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不会倒退的。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之中，并不意味着不再出现倒退和逆转的可能。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食人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终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否则就果如唐太宗时魏征驳斥封德彝所言：“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薄，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
所以，长达四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种人食人的恶本质，已经阴魂不散地潜藏在中国人遗传基因之中。一有得以释放出来的机会，余毒尚存，又会产生出新的食人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狂飙弄得神州快要陆沉之际，被蛊惑起来的恶，压倒良知，压倒理智，压倒最起码的善以后，不也发生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累累恶行吗？
在中国人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
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食人纪录。
这一份骇人听闻的食人纪录，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
按照历史教科书，黄巢是农民革命领袖，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推翻封建统治的行径，那是具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若是以毛泽东提倡的两分法的观点看，不那么以偏概全，不那么一白遮百丑，而取实事求是精神，这位革命领袖在荼毒非统治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屠夫，比之于他，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残杀方式。
据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贼。生灵歼于此矣。”
据《旧唐书》：“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无论是黄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铜钟煮人肉，还是黄巢以后的秦宗权，腌人尸作随军粮糗，都比不上黄巢。
“［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卷150下）
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据史书，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看来，他从长安城里的龙椅上滚跌下来，意犹未尽，没有过足皇帝的瘾，干脆在此再成立一个临时朝廷，好“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一番。中国封建社会能迁延数千年之久，毛病就出在这里，农民革皇帝的命，不过是革掉了皇帝以后，他来做皇帝而已。
但是，这位皇帝要养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数万名为他打陈州的起义将士，持续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得吃掉十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被食人数。
“舂磨砦”的发明权，不是黄巢，应该属于朱粲，名称略不同，叫“捣磨寨”。黄巢围陈州，他已预感到，自己的丧钟快要敲响。一个知道死神即将来临的赌徒，还有什么筹码不敢推到赌桌中央呢？于是，将朱粲的食人法，光而大之，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这位革命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的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骇人听闻，即使以唯物史观判断，也很难再冠以“革命”二字来美化他了。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铁与血的较量中，你不能将敌人消灭，对手也会将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历代农民铤而走险，反抗强大的统治者，起义军的头目，无不残忍野蛮，无不杀人无算。但是，像黄巢以人肉为粮糗的恶行，绝非一般意义的战场上的较量，而是人性灭绝的屠杀。
这位革命领袖从长安退出来以后，“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驱，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联兵。”结果，他没想到，碰到了陈州这个硬钉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陈州刺史赵］犨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溵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赵犨“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资治通鉴》唐纪卷七十一）这里所说的“怒”，表明这位革命领袖精神状态，已经接近疯狂。
读中国史，农民造皇帝的反，确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但在争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领袖人物，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于农民阶层者，真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劳动者，是并不多的。通常，都产生自农村中好逸恶劳的躁狂一族，也就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由于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野蛮性，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出。
而黄巢，更属于这类痞子中训练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锋，起义前，他就是一个私盐贩子，起义后，追随的那个渠首王仙芝，也是一个私盐贩子。盐作为封建王朝重要税收来源，历来统治者对其生产销售的管制，采取极严密的措施。然而，极大的利润，自然诱发极大的冒险；而极强的镇压，也就难免遇到极强的反抗。所以，私盐贩子干的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以生命为赌注的危险行当。残忍，狠毒，亡命，冒险，破坏，毁灭，嗜杀，劫掠，便成为职业习惯。
暴虐趋于极端，与疯狂无异。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果黄巢需要这样做的话，连眼皮也不会眨一下的。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来，从官方史书，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写黄巢的章节，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经有过任何人性流露的缘故。
无论正史，野史，对于黄巢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可近五十年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那是封建统治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于农民革命运动及其领袖人物的诬蔑。无论如何，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然而，若是从黄巢之乱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华民族的总体国势，一直处于不断削弱的过程之中，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不禁疑问，黄巢吃了那么多老百姓的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究竟对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张扬作用？还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实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都张开大嘴食人了，还有什么“革命”意义好讲？难道因为他反对封建统治，披上一件红色的“革命”外套，就能把他像野兽那样以人为食的举世大恶，忽略不顾吗？
即使退一万步，领袖也是人，作为一个人，按王夫之老先生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那么，加之于这位私盐贩子黄巢头上的光环，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
像这样经不起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革命”领袖，又岂止黄巢一人。其实，据史书有关黄巢的行状，这位“革命领袖”，可算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人物。
姚雪垠作长篇小说《李自成》，拔高这位明末的类似黄巢的“革命领袖”，不管是为了迎合讨好，还是胡诌八咧，竟然有了一点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合拍的游击战略。这位私盐贩子以“流寇”起家，短期内也取得过天下，甚至比李自成坐龙椅的日子多得多。应该懂得，“流”，是他们这支起义军的生命线，只有“流”，才有可能在统治者的缝隙中求得生存空间。最后，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陈州搞开了阵地战，壁垒战，围城战，不是存心找绳子套在脖子上勒死自己吗！
因此，这位先生，一、文不成，始终是一个不及第的秀才；二、武不就，围三百日食人无算拿不下陈州；三、想被招安，讨价还价总谈不拢条件；四、想当皇帝，进了长安连板凳也未坐热，又卷铺盖去当“流寇”。是一个基本没有做成什么，或从来没有做好什么的，让人无法讲出特点和长处的半吊子。
不过，也许他可算是一个诗人。
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录有他的诗作三首。因为在中国，不光唐朝，历代之君，都有爱写诗的雅兴。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写得很屁。黄巢的诗，属于后者。《全唐诗》，书名有个“全”字，自然要收黄巢的诗，不过占总量的万分之几，说得过去。解放后，社科院文研所编的，收诗六百三十首的《唐诗选》，对他破格相待，与王勃、宋之问、王之焕、贺知章等大家同享被选两首的规格，很显然，编委们是看在革命同志的份上，出于阶级感情之抬举了。在中国诗史上，从来没有黄巢的份，直到解放后，才获得革命诗人这顶桂冠。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性了，喜欢倾斜，一倾斜，臭狗屎也能变成香饽饽，何况黄巢的诗，总还算得上合辙押韵，四平八稳呢！
其中一首《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更像打卦问卜的籤词，既有预言的神秘感，也有不第秀才的腾腾杀气。果然，应了这首诗的谶言，他第一次进长安，还真是什么花都“杀”，连菊花也“杀”光的冬天。
我估计这首《菊花》诗，应该是在公元880年左右，他挺进中原，直奔洛阳，西岳在望，临潼不远，都城长安已成为他囊中之物时写出来的。黄巢第一次进长安，是一个应考的举子；如今，第二次进长安，就是等着当大齐王朝的新科皇帝了。他曾自号“冲天大将军”，以及这首诗中“冲天”词语，现在他可以踌躇满志地说，那个不让他科举及第的唐朝之天，马上就被他冲破了。
黄巢能有这一天，第一，他得感谢唐王朝进入末期的倒行逆施，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使他有了造反的群众基础；第二，他得感谢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涣散，失控，无法形成合力，使他有了游走的生存空间。黄巢揭竿以后，先投奔王仙芝，王兵败被戮，王的二把手尚让，率余部与黄巢会合，就这样，渐渐壮大起来，成了气候。
黄巢的人马，在官方的史志中，通常称之为“流寇”，这个“流”字，倒颇为准确地描写了他们在各个节度使的夹缝中，从中原“流”到岭南，又从广州“流”到洛阳的征战过程。
公元879年，“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管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公元880年，“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巢以金啗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詗知诸道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璘击之，兵败，璘死，巢势复振。”
同一年：“初，黄巢将渡淮，豆卢璩请以天平节钺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唐王朝本来有多次机会，可以将他肃清，或者，将他招安，但政权到了垂死阶段，文官武将，各怀鬼胎，终于坐看着一个私盐贩子要到长安坐龙椅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多数，属于绝对不敢造反的一群，刀架在脖子上，宁写悔过书，作深刻检查，痛骂自己为王八蛋，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也绝无站直了，任砍任杀决不低头的气概；一类为极少数，扰如农民中有流氓无产者一样，文人当中也不乏个别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黄巢就是这种不甚安分的躁动强项一族。《新唐书》说他“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前者，大多数举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顶多作一首“不才明主弃”的五绝，发发“怨而不怒”的牢骚而已。后者，如黄巢，就不一定咽下这口气，“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逾数万。”你不让我当进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剐，把你皇帝拉下马。
这点革命精神，应该肯定。
宋朝的赵姓皇帝，在总结唐代失败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实权，不让他们成为唐代节度使，动不动带部队开到西安灞桥，要中央政府听他的摆布。二就是扩大科举取士的录取面，使知识分子得以成为政府一员的机会大大增加，免得他们心怀不满，走向对立面。虽然，这也并非良策，地方官手无兵权，难以抵御边敌，以致疆土日蹙；大量开科取士，政府冗员日多，只好坐吃山空。但两宋三百年间，特大规模的流寇现象，具有全局性的农民起义，倒也未曾发生过，说明这样的绥靖政策，未必没有道理。
黄巢似乎也明白这点奥妙，“士”这个阶层，可得罪，也不可得罪。当你坐稳了江山，他们就成了豆腐，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你尚未坐稳江山，或者，你江山有一点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将你视作豆腐，给你捣点小乱了。
所以，“巢因民谣，有‘逢懦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当然，如果他果真以这样的政策来笼络知识分子，也许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后来当过他部下的朱全忠，而早就是他了。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点耐性，等坐定了江山，再腾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来得及，也许不至于最后脑袋搬家。
我一直怀疑，这句顺口溜式的民谣，出自这位三流诗人的笔下，显然是为他千秋大业着想。最初还真是像模像样地做出了一些姿态，第一次进洛阳，“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第一次进长安，“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坏的开头，要是黄巢能够坚持下来，也许真能成气候。但是，他率领的农民兄弟，和原来就不是地道农民的流氓无产者，以及与他一齐亡命过的盐贩死党，以及与他通声气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从金碧辉煌的春明、通化、延兴三门，进入长安城，到达皇城中更为富丽堂皇的朱雀、承天门时，眼前的红男绿女，花花世界，弟兄们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当然，首先将眼睛直起来的，应该是黄巢。
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全部的揭竿而起者，所有进城的农民弟兄，眼睛都会直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让全党同志读一读郭沫若氏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有这一份担心在内。再看看如今挖出来的巨贪，若是查查他们的干部登记表，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十之八九，都拥有极好的出身，极好的成分，但由于眼睛太容易直起来，最后终于坐到了被告席上，拉到了法场上。
现在回过头去看黄巢带进长安城的数十万起义军中，有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者，有无以为生，铤而走险者，有打家劫舍，盗掠成性者，有造反发财，投机倒把者，有匪枭亡命，杀戮为生者，这些胜利者总不能整日里在长安城的百货公司里闲溜达吧？即使那一水儿被裹挟而从，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跟着黄巢厮杀过来的地道农民，又如何？总不见已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黄巢赏赐下来的金银财宝，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于是，“寇”性大作：“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史书上称这些在统治者缝隙间辗转作战的农民起义军，为“流寇”。是中国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成败观的反映，不能责备史书作者的势利眼。因为，在“流”的过程中，兼而“寇”之的行径，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军，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的。但夺得政权后，不“流”的同时，也不“寇”，或少“寇”，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相反，超越不过这个“寇”字，也就只能永远为“寇”了，历史总是这样惩罚那些太沉不住气的进城农民弟兄。
遗憾的是，黄巢和他的起义军，始终也未摆脱掉“流寇”状态，一路征战过来，所经之地，旋即放弃，都是雨过地皮湿地一掠而过，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建立政权，而抱着吃大户的迫不及待，去攻打下一个目标，这就注定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甚至拿下长安以后，居然不继续派兵马追赶逃亡的唐僖宗，而是忙于登基，忙于封官，忙于找女人充实三宫六院。那么，他的数十万军粮匮乏的战士，有什么理由不去大“寇”而特“寇”呢？
第二年，有人在尚书省门口，贴小字报，写了几句打油诗，嘲讽新任尚书的尚让。此人也是一个盐贩子，立刻火冒三丈，估计一定是本部门的干部或门卫所为，全部拉出来，一个个都挖出了眼珠，杀死，倒挂在尚书省的大门口。盐贩子觉得还不过瘾，下令把长安城中，所有能写几句歪诗的人，杀了个精光，不会写诗但识文断字的人，一经检举，统统去扫大街，刷厕所。这一场文化人的大清洗，三千多人掉了脑袋。
从这次整肃以后，曾经被大齐皇帝聘为翰林学士的，做样子也好，不做样子也好的那位诗人皮日休先生，便不知下落。黄巢杜撰出的那句“逢儒则肉师必覆”的民谣，便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屁话。
于是，广明元年（880）十二月，起义军攻占长安的入城式，在长安市史上，怕是最壮观的一次，便成黄巢再也找不回来的美梦了。“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然而，以唐僖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及那些虽离心德，但也不愿意看到黄巢取而代之的将领、节度、实力派，反扑过来。广明二年（881）四月，在官军的围逼下，黄巢曾经一度退出长安，倒有点不怕摔了坛坛罐罐、诱敌深入的勇气，但是，再次攻占，首先他自己的流寇习性大发，“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索性破罐子破摔，再无入城时的长远之想了。
广明三年，中和元年（882）四月，“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黄巢起义军的形势便走下坡路了。“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黄巢从杀人到食人，大概从此开始，一开始便不可收拾。如果可以给这位革命领袖后来的食人罪行，稍加开脱的话，也只能说，诱使他走上这一步的，唐王朝的统治机器，是毫无疑义的教唆犯。
人类的恶行，从来像癌症的基因一样，潜伏在社会机体之中。恰逢盛世，社会如同健康的躯体，有足够的抵御邪恶的能力，纵使有个别或局部的恶，在受到抑制的条件下，文明、文化、道德、教育，能够有力量战胜恶的挑衅，即使构成一定程度的黑暗，其危害程度，不至于使历史倒退。
相反，一旦恶本质得到肆意释放的机会，便如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的状态下，黑暗压倒文明，邪恶压倒善良，腐败压倒良知，动乱压倒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只能产生腐朽的政治，腐旧的思想，腐败的官吏，腐烂的制度，腐蚀的文化，以及使得王朝覆灭的，从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恶的败类。
正是这样的乱世，官方的败类才能按肥瘦论价，卖活人给起义军作食粮。随后，黄巢更创造出来世所罕见的食人纪录，自然与官方的启发分不开。于是，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便以不可遏止之势，贯穿于整个唐末，直到五代。食人恶行之频密发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黄巢虽死，食人不止。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的中国，坠入空前的黑暗之中。
887年：“戊午，秦彦遣毕师锋、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同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同年：“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啗者。”
889年：“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啗。”
891年：“［孙懦］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
893年：“李克用出兵围邢州，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镕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啗之。”
902年：“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
906年：“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刘）仁恭畏其（朱全忠）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以上见《资治通鉴》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
……
重新翻阅一过中国历史上的食人记录，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有主人公这样一段话，实在值得深思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
不管是以“仁义道德”的名义，理直气壮地食人；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食人，当然也包括那种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地咬人在内，所有打出来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实，不过是中国历史上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全部恶行的遮羞布罢了。黄巢只不过是这样的“革命领袖”之一，由此，便可知道中国人为了求得自身进步，数千年来，为这些“食人狂”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
写到这里，除了“夫复何言”的摇头感叹之外，还有什么好再说的呢！
李后主之死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凡是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能背得出的。尤其心绪不佳，一脑门官司的时候，尤其倒霉的事情，总缠在屁股后边的时候，读这两句诗，能起到一点舒缓的作用。因为你发现，世界上有麻烦的人，非你一个。
记得当右派的晦暗岁月里，有时候，人之不被当人对待，挺憋闷，闷到无以复加，就常常于无人处，将李后主这两句，啸出来。山，很高，很陡，声音撞回来，也颇壮观，顿觉痛快。虽然此举很阿Q，但消解一下心头那股鸟气，也能得到片刻的轻松。这也是中国许多帝王中尚能记住李后主的原因，就由于他的诗，其他凶的、坏的、王八蛋的，应该千刀万剐的，死了也就死了，
谁记得住他们。
李煜要是始终只做诗人，不做皇帝，或许最后的结局，不至于那么悲惨；那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不上中国第一，举世无双，至少其精品佳作的数量，能与本土的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西方的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不埒上下。可是，近人编辑的《全唐五代词》，只存其词40首，其中尚有一些存疑之作，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作为皇帝，他输得很惨，作为文人，他死得很惨，真是令人悲哉哀哉的事。
那个鸩死李煜的宋太宗赵炅，其歹毒，其残忍，也极其不是东西。从文学史的角度考量，他除掉皇帝事小，除掉诗人事大。皇帝这个差使，谁都能干，“黥髡盗贩，衮冕峨巍”，那么，阿猫阿狗，白痴呆虫，坐在金銮殿上，同样人模狗样，挺像回事的。而能留下璀璨篇章，千古传唱的不朽诗人，却不是随便拉一个脑袋来就能充数的。
可惜，他死时才四十二岁，今天看，只能算“知青后”一代作家。
在中国，皇帝写诗者，颇多，不过都是当上皇帝以后，附庸风雅，才做诗。李煜不然，他是先当诗人，再做皇帝。别看次序先后的颠倒，差别却是很大，先做皇帝，尔后做诗人，属客串性质，不过游戏而已；先做诗人，接着再做皇帝，就不能客串，不能游戏了。可李煜一直在客串，一直在游戏，当专业诗人，做业余皇帝，最后只有亡国灭命一途。
他全部的错，就错在这里。
诗人就是诗人，诗人的最佳生存方式，就是写诗，皇帝，是当不得的。凡诗人，其感情特点有三，一，沸点低，容易冲动；二，脆度低，容易沮丧；三，耐力低，容易泄气，把国家交到他手里，非砸锅不可。曹操就非常明智，他的诗写得绝棒，在皇帝诗人行列中，不排第一，也排第二。可他说什么也不当皇帝，孙权蛊惑他，老兄干吧，他说，得了吧，你要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啊！所以，他虽然比皇帝还皇帝，硬是不上轿。李煜受命之初，也晓得自己不是这块材料，可他实在无可推托，同时，我估计此君大概也不想太推托，怎么说，皇帝也是个美差，于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宋?蔡涤《西清诗话》载：“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我虏乎？’”
赵匡胤的事后诸葛，看似有理，其实，这位大兵，还是不甚懂诗，不甚懂得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从头到脚，从皮到骨，甚至到骨头缝，到骨髓，都是诗人气质。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诗话》里所说的那个“真”，他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所以，即使按艺祖所云，李煜悉心治国，不做诗，不做诗人，可他只要血液中诗人的“真”去不掉，就当不好南唐国主。
隔岸相望的赵匡胤，虽然篡了后周帝位，但却继承周世宗柴荣的遗志，一直厉兵秣马，要将南唐灭了。可南唐国主，诗人第一，皇帝第二，不是不知道处境危殆，而是知道了也无所作为。一不积极备战，二不养精蓄锐，三不奋发图强，四不全民抵抗，“日与臣下酣饮，愁思悲歌不已，”（《新五代史》），沉湎于酒中、诗中、歌舞中，脂粉气中。如此这般，诗人啊，你不完蛋，焉有他哉？
孔夫子认为，君子应该“放郑声，远佞人”，李煜恰恰相反，一方面，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缠绵后宫，荒疏政事；一方面，吟唱酬和，品评诗词，琴棋书画，赏鉴推敲，只顾忙自己的，将国事托付给只会坐而论道的文人学士。长江天堑，从来为江南屏障，赵匡胤攻打南唐，便有了在江上架桥的构想。南唐的君臣们，听到这个传闻后，不但毫无警惧之意，竟哄然一噱，看作天大的笑话。“煜初闻朝廷作浮梁，谓其臣张洎，洎对曰：‘载籍以来，长江无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为儿戏耳！’”（《宋史》）
这个一块儿跟着打哈哈的文人张洎，就是十足的害人精了。后来，城陷，他说他要殉国，大家等着看他如何杀身成仁，一转眼，他又不打算死了，他说，我要当了烈士，谁为国主写投降书啊！就是这位投降派，“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日于后苑引僧道诵经、讲《易》，不恤政事，军书告急，皆莫得通，师傅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续资治通鉴》）
李煜，作为诗人，一流，甚至超一流，作为皇帝，三流都未必够格。说是庸君，对他客气，说是昏君，也无不可。他所干过的残害忠良，屠杀直臣，宠信小人，依赖奸邪的累累恶迹，不比历史上别的混蛋皇帝差。
不信，抄下面几段，以作佐证：
南郡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潜使人画仁肇像，悬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国主不知其间，鸩杀仁肇。
“国势日削，用事者充位无所为，江南内史舍人潘佑愤切，上疏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词甚激讦。”后因牵连，“国主疑佑之狂悖，收佑，佑即自杀。”
时宿将皆前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者，年尚少，国主委以兵柄，继勋素贵娇，初无效死意，但欲国主速降而口不敢发，每与众云：“北军强劲，谁能敌之！”闻兵败，则喜见颜色，曰：“吾固知其不胜也！”偏裨有摹敢死士欲夜出营邀战者，继勋鞭其背而拘之，由是众情愤怒。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立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乃收继勋付狱，杀之，军士争脔割其肉，顷刻都尽。
遣使召神卫军都虞侯朱全赟以上江兵入援。全赟拥十万众屯湖口，诸将请乘江涨速下，全赟曰：“我今前进，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绝，奈何？”乃以书召南都留守柴克贞使代镇湖口，克贞以病迁延不行，全赟亦不敢进，国主屡促之，全赟不从。（以上均《续资治通鉴》）
性骄侈，好声色，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
八年春，王师傅城下，煜犹不知。一日登城，见列栅在外，旌旗遍野，始大惧，知为近习所蔽，遂杀皇甫继勋。（《宋史》）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宋?王泳《燕翼诒谋录》）
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竭。（《江表志》）
虽然此君为帝，很糟糕，但比之历代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李煜属于既无大善，也无大恶的一个。加之大家对他的诗怀有好感，对他的死抱着同情，也就不咎既往。而且，为帝之初，大概还是做了一些不庸不昏的善政，陆游在《南唐书》里说，“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江南这块地方，只要不打仗，就丰衣足食，也许由于短暂的偏安小康局面，拿进贡的银子买来的和平，诗人又不安生了，领导潮流，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地兴起一股缠足之风。
饱暖思淫欲，也真是拿这位“食色性也”的皇帝无可奈何。
据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考证：“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裹足之始。”由他始作俑，直到辛亥革命才终结的缠足陋习，据西方学者霭理斯认定，这是一种性虐待的变态行为。竟折磨汉族妇女，达一千年之久，这位诗人皇帝，按上海话讲，可就是真正的作孽了。中国出了三百多位皇帝，独他这个举动，是最出格的，最具其个人色彩的，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怕全世界的皇帝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位用这样方法青史留名者。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故尔“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中国人习惯了上面咳嗽，下面感冒，皇帝放屁，臣民就是五雷轰顶，诚惶诚恐。要是这位情圣兼诗人，不当这个国主，没有这份最高权力，会弄成举国皆小脚娘子，蔚然可观的盛况来吗？所谓群众运动，说到底，是运动群众。如果李煜仅仅是一位诗人，有这种变态心理，顶多骗骗几个没头脑的女孩。但他是至尊至贵的天子，发出史无前例的缠足号召，马屁精跟着起哄，御用文人跟着鼓吹，可怜的老百姓敢不雷厉风行么？
所以，权力这东西，很怪，很可怕，它具有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能将人性中的最本质的恶，释放出来。释小恶，则斤斤其得，孜孜其欲；释中恶，则不择手段，无所不为；释大恶，则恬不知耻，倒行逆施。这公式就是：“权力+诱惑=邪恶”。越大的权力，越大的诱惑，也就产生越大的邪恶。私欲膨胀到了极点，野心萌发到了极点，最后就成了晚期的癌症患者，转移扩散，不可救药。
李煜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时，顶多是优哉游哉的公子哥儿，石头城中的第一情种；可一当上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皇帝，权力使他往昏君方向发展。提倡缠足，就是他的恶的一次释放。
老实讲，手中握有权力，是了不起的，神气活现，吆五喝六，前呼后拥，屁股冒烟；对有些人来讲，是祸，是福，还得两说着呢？这些年，冷眼旁观周遭的文人，当官当得八九不离十者，固然有，而当官当得声名狼藉，顶风臭四十里者，好像更有。小人得志，蝇营狗苟，欺世盗名，永无厌足，在权力催化下引发的人性畸变，哪里还有什么文人品味，一张肉脸上活生生写着名利二字，令人惨不忍睹。
继而一想，这班人写不出东西，不捞名谋利，又能干什么呢？
王国维所说的“真”诗人，那是有“真”本事的。治国为其短，写诗为其长，打仗是其短，作画是其长。《珍席放谈》一书说：“江南李后主善词章，能书画，尽皆臻妙绝。”作者高晦叟，为宋代人，距李后主不远，有这个评价，足见诗人风流绝世，才华绝代，并非溢美之词。
公元962年（宋建隆二年），李煜继位之时，给赵匡胤打了个报告，他对他自己不适宜当皇帝，更适宜当诗人，很清楚地表明了内心的苦衷。“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宋史》）本来，李煜毫无继位的可能，其父皇李璟之后，说好了的接班人，有两个“兄终弟及”的叔叔，还有一个立为太子的哥哥，怎么也轮不着他，注定要当一辈子闲云野鹤，所以，他思想上没有一点点储位的准备，也不存有丝毫觊觎皇位的野心，他一天到晚，美女，醇酒，吟诗，作画……享受生活，徜徉在诗歌和美学的王国里。
他排行老五，那龙椅根本轮不着他坐，他就成了金陵城内的王孙公子，风流情圣，桂冠诗人，快活神仙。但是，上帝爱给人开个玩笑什么的，很快，将其接位途程上的障碍物，一一请到了天国。阁下，你就等待着加冕吧！一个写长短句的闲散之人，偏要他去日理万机，“一种心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只好硬着头皮，在金陵登上帝位。
他喜欢南京，不愿意到他父王的都城南昌去。宁可在南京向赵匡胤称臣十五年，也不到南昌去当更独立一点的皇帝，这就是诗人的抉择，也许石头城钟灵毓秀，能给他更多诗的灵感。
我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到南京去过一次。那时，张弦还健在，作为热情的东道主，定要陪着逛逛六朝故都，都是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朋友，也就无须礼让的了。出发前，他说，客随主便，我不让你们看大家一定要去看的那些名胜风景，何况你们也都去过，我想领你们看大家几乎不到的一个地方，如何？
我们说，反正也已经上了车，只好悉听君便了。
车子出城，往栖霞山方向驶去。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柳枝摇曳，菜花吐黄，身后为巍巍钟山，眼前乃滚滚长江，真是好一派江南风光。我每到龙蟠虎踞的石头城，总能感受到一种生发出思古幽情的“场”，令我怦然心动。只要站在江水拍岸的土地上，只要稍稍掀起古老历史文化的一角，就会涌出“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的悲怅感。
忽然，张弦招呼停车，说到了到了。
在一片秧田中间，我们看到了一尊石马，孤零零地兀立在那里。
这是一尊南唐的石刻，张弦要我们注意，这匹马的秀美姿态，妩媚神情，以及清俊宛约的丰采，和行云流水般的动感，他若不说出来，也就一眼掠过，经他一煽情，果然有与常见的石翁仲截然不同。这尊骏马，通体洋溢出浪漫而又多情的南人气韵。
有人问，确实是李后主那时代的石刻吗？张弦说，这是经过文物专家鉴定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有茕茕独立，形单影只的一匹，也许是一篇只写了开头，而没有写到结束的文章。
清人沈德符在其《敝帚斋余谈》中，为李煜抱不平：“南唐李昪，固吴王恪之后也，据有江淮，垂四十年，史家何以不以正统与之？”正统不正统，由史家推敲去，姑置勿论。营造帝王家的山陵，其工程之浩伟；往往要穷毕生之力。但即位后只坐了十五年江山的李煜，活着都难，遑顾死者？也就只能是这种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结局。
事隔多年，旧事重提，难免有时光无情之叹，张弦早已作古，同行者也都垂垂老矣，但嫩绿秧苗中的那匹石马，也许就是《玉楼春》中：“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的那一匹吧？却会永远兀立在那里。
远游归来，夜色朦胧，挂在女墙之上那一弯浅月，犹历历在目，真是“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鲁迅《无题》）。也许，往事总是不堪回首的，回忆那匹孤独的马，回忆那位被牵机药毒死的不幸诗人，总是禁不住对于这块土地上文人命运的思索。
从历史版图来看，充满浪漫色彩的南人。与信奉现实精神的北人交手，从来没占过优势。正如那匹孤独的江南石马，秀丽中透着柔弱，清癯中显得单薄，文雅中未免过分温良，跃动的神态中，缺乏男性的雄壮。所以，南部中国的统治者，有过多次声势浩大的北伐，几无一次是绝对胜利的。相反，金戈铁骑的北人南下，从来不曾折戟沉沙过，这也是石头城断不了在漩涡中求生图存的缘由。南人浪漫，势必多情，多情则容易把事情往好里想。北人尚实，自然作风严谨，一步一个脚印，很少感情用事。赵匡胤家住山西太原府，他的领导核心，也都是柴世宗的北周人马。他们按部就班，步步进逼；就在窈娘娉娉婷婷为李煜跳金莲舞的时候，把金陵城包围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
曹彬兵临城下，李煜只好投降，举家迁往开封，大兵出身的宋太祖，封他一个谁知是抬爱，还是侮辱的“违命侯”，我想：接到这纸任命状的诗人，一定啼笑皆非。这有点类似千年以后，我曾当过的右派分子那样，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与他这个先“违命”，再封“侯”，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在感恩戴德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趣，想想，倒也不禁莞尔。
现在，读李煜的作品，相隔千年，情景迥异，但是，他那可怜，那但求苟活，命悬一丝的可悲，那瑟缩颤抖，永远不安的心灵，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破阵子》），“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乌夜啼》），“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望江南》），“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等诗句中，还是能够深切体会，感情相通的。宋太祖虽不喜欢他，留他一条命在，等到宋太宗上台，李煜也就活到头了。四十二岁生日那天，送去一壶御赐的鸩酒，“亲爱的诗人，Happy birthday to you，干杯吧您啦！”一口吞下，毒性立发，在长时期的痛苦熬煎以后，饮恨而毙。
中国皇帝平均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大部分出身农民，这也是中国文化人屡遭皇帝蹂躏的原因。据说，外国皇帝拿破仑被库图佐夫打败，火烧莫斯科往西撤退时，还关照副官，把从巴黎带来的诗人再带回去，免得断了法兰西诗歌的香火。副官报告，队列已经排序完毕，没有安排这班摇鹅毛笔的家伙，来自科西嘉的矮个子说，将他们编入骡马牲口队伍里，不就行了嘛！要遇上中国皇帝，对不起，连与骡粪马勃一起的资格都不具备。
这位诗人，被虐杀的痛苦程度，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中，大概要算头一份了。我至今弄不懂赵炅出于什么动机，要如此狠毒地收拾他？一定要用牵机药将李煜一点一滴地耗死？想来想去，惟一的原因大概就是女人了，谁叫李煜有一个美艳绝伦的小周后呢？就是那首《菩萨蛮》中“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的昭惠后之妹。她太爱这位诗人了，追随到汴京后，偏偏被行伍出身的宋太宗相中了。经常一顶翠轿，将她抬进大内，一住旬日，才放回来。
倘非如此，就是他的诗写得太好，遭到嫉恨了。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凡皇帝，都有爱做诗的毛病，有点墨水者写，胸无点墨者也写。连还未坐稳龙椅的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革命同志，也会诌两句顺口溜，让人笑煞。亭长刘邦，当上皇帝后，居然无师自通，吼出来“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挺胸凸肚的场面，一定很滑稽。
于是，我觉得那个科西嘉小个子相当可爱，也许他只写情书，不做诗，便对诗人有了一份雅量，一份宽容，让他们跟骡马一队回来，不至冻死在西伯利亚。如果想到耶稣也是诞生在马槽里的话，说明波拿巴还是很高看这些拿着竖琴的天使。中国皇帝患有诗癖者，都觉得自己是块料，坏就坏在赵氏兄弟，偏偏也会写两句歪诗，所以，对写得比自己好的李煜，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于是，连违命侯都当不成了。
王铚《默记》载：徐铉原为南唐李煜臣属，归宋后任给事中职，一天，赵炅对他说，何不见见你的旧主子？于是，徐铉奉太宗命往见。“顷之，李主纱帽道袍而出，铉下拜，遽下阶，引其衣以上。铉辞宾主，李主曰，‘今日又安有此礼？’铉引椅稍偏，乃敢坐。李默默不语，久之，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出，有旨召对，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头足相就前却，有如牵机状也。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故致祸云。”
诗人死在了他的诗上，这就是做皇帝的诗人，和不做皇帝的诗人，都有可能遇到的下场。但是，李煜不玩政治，不握权杖，不做皇帝，多活上几年，会给文学史创造多少绝妙好诗啊！
皇帝有闲情逸致，是可以当一回诗人的。但真正的诗人，决不能当皇帝。李煜是至“真”之性的诗人，他只能做诗，只能燃烧自己的生命，去创造人间绝唱。虽然他活得窝囊，死得痛苦，虽然他未能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诗，但是，他的名字，就是诗和美的同义词，他的作品，就是汉语言臻于精绝的顶峰。
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他的诗，会永远被吟哦，因此，他也得到了不朽。
张居正始末
一提张居正，马上就会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
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几个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高小五年级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记不得在哪儿看过这位改革家的肖像，是个不苟言笑，脸色阴鸷，目光严厉，神情冷峻的正人君子，大概没人敢对他说一声不，除非你不要命。但他在自家的府邸里，与他极钟爱，极标致的小娘子们，风流缠绵的时候，是不是也板着面孔，让美人儿也望而生畏呢？史无记载，就不敢悬拟了。
一般来讲，在中国，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备下列三要素：
一、支持他进行改革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不至于轻易被扼杀；
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会有阻难，不至于难到进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质即使有非议之处，不至于成为反对派使其落马的借口。
时下国产的电视连续剧，差不多以此为金科玉律，来写改革的。其实，真实生活远非如此，不是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就是功亏一篑，全军覆没。哪像作家和编导所设想的，高峰护驾，破关斩将，美人青睐，春风得意，鱼与熊掌兼得呢？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十有九个都很命苦，得好果子吃者不多。也许张居正是惟一的幸运者，至少在他活着时，他让别人吃苦头，自己从没吃过任何苦头。倒霉，是他进了棺材以后的事。
我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惟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没吃苦头，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谁也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对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朝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第一个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第二个屁股就会瑟缩颤抖，第三个屁股必然脚底板抹油开溜。他懂得，制造恐惧，从来是统治者最有效的威慑手段，操切专擅的张居正，把反对派整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他是个精通统治术的政治家，也是个冷面无情的政治家，为了目的，他敢于不择手段。
《明史》作者不得不认可他凶，认可他行，认可他有办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虽万里之遥，朝下而夕举，自是政体为肃。”他所以要镇压反对派，是为了营造出推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大环境，加之“通识时变，长于任事，不可谓非干济之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所以，在其手握极权的十年间，说张居正在统治着大明王朝，不算夸饰之词。他曾经私下里自诩：我不是“辅”，而是“摄”，休看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能量。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珰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字去也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广阳杂记》载：“蔡岷瞻曰：‘治天下必用申韩，守天下必用黄老，明则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可见世人对其评价之高。这项大清查运动，始终是史书肯定的大手笔。我一直想，张居正不死得那么早，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将其改革进行到底，而且，万历未长到三十岁前，他还得辅政，这是太后的懿旨。或许中国将和欧洲老牌帝国如西班牙，如葡萄牙，如英吉利，在14世纪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未可知。
我们从凌潦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会发现其描写对象，已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移到城市，市井阶层和商人成为主角。这说明世界在变的同时，中国也在变，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形成。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失败，错过了一次历史的转型期。
想到这里，不禁为张居正一叹，也为中国的命运一叹！
张居正一直清查到万历八年（1580），才得到了勘实的结果：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约计为二亿八千万亩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强、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而逃避赋役的黑洞。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得以基本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陡增几近一点五倍。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所以，他死后垮台，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价。
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架构，犹如积木金字塔。塔尖坐着皇帝，下面则是层层叠叠支撑起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各级官僚机构。任何触动，就有可能打乱这座塔的上下牵系，左右制约的平衡。所以，即使是不伤筋动骨的小改小革，也会受到求稳惧变的体制维护者的抵制。他们宁可这座金字塔哗啦啦地一个早晨垮塌，也不肯在垮台之前，进行最起码的修整和巩固。
在中国，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温和改良，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在于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拒新抗变、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改良运动，简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来，老爷们比猪羊还会驯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外国也如此，当巴斯底监狱大门轰然打开以后，那些贵族、骑士、名媛、命妇，不排着队向广场的断头台走去吗？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从《明实录》的太仓存银数，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
*年 *月 *数量
隆庆六年（1572） 六月2，525，616两
十月2，833，850两
十一月4，385，875两
万历三年（1575） 四月4，813，600两
六月5，043，000两
万历五年（1577） 四月4，984，160两
（据樊树志《万历传》）
上列表格雄辩地证明，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统治集团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势必要带来的社会进步。但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还是要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价。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所以，他活着一天，威风一天，加之年轻皇帝不得不依赖和不敢不支持的情况之下，满朝文武，都得听他的，谁敢说声不！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
看来，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这其中，尤其那早先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钧，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这位政治家是感受到的，对其处境像明镜似的清楚。要不然，他不会提出致仕的想法，但太后有话，万历不到三十岁，不令其亲政，这位恋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于是，视事如旧。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独立特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的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57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64岁，耿定向72岁，李贽75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靡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厌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我记不得是基辛格，还是别的外国政治家讲的，权力具有壮阳的作用。或许如此，张居正手中权力愈大，其性饥渴愈甚，但年岁不饶人，不得不求助于药物维持其性能力，得以肆意淫欲。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称，张“末年以姬妾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由于“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据说，这是名将戚继光为拍他的马屁，贡献他一种叫腽肭脐（海狗肾）的媚药所致，服药以后，热发遍体，即使数九天气，也戴不住帽子。因此，万历年间，首辅不戴，百官岂有敢戴之理，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内，光头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
此公对于漂亮女子，从来是不拒绝的。有一次，一位外省大员投其所好，送他一尊栩栩如生，非常性感的玉雕美人，他自然是会笑纳的了。明代官员，工资虽是中国历代最低，但贪污程度，也是中国历代最剧。张居正观赏之余，爱不释手，同时，又摇着脑袋，有一点不满足感，巡抚忙问：“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张居正说：“若得真人如斯，可谓两姝并美了！”果然，这位巡抚还当真物色到一位美人，不仅形似，而且色艺双绝，送到相府，成为首辅的床笫新宠。
据说，万历不再是小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得知他的首辅府里，美女云集，佳丽环绕，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师，这把年纪，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余，也叹息自家虽为九五之尊，却得不到更多的实践机会，甚乏艳福。所以，我一直认为，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立刻翻脸，从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内。这种隐忍下来的怨狠，一旦得到宣泄，那绝对是可怕的报复。
平心而论，张居正的死，难免要被后人诟病，根据（万历野获篇），应该是纵欲过度，药物中毒。王世贞的诊断，也认为死于女色，死于壮阳药：“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王世贞求官碰过他的钉子，心存嫌隙，绝对可能。也曾著文讥讪过他。为了巴结冯保，竟低三下四地在帖子上称自己为“门生”，斯文扫地，一至于此，也太丢人了点。不过，对张居正病情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前者关乎人格，后者只是风流，在淫佚成风的明末社会里，王世贞没有必要栽他这赃。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因为抄不到万历所想像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围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更好一些。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
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钤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才怪！《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强人会弱，弱人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圃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鲁迅与曹聚仁的通信中，感慨过“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论述过“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就是说，“圣贤豪杰”与无耻、无赖、无所不用其极的“盗贼之性”，同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可能的。
我怀疑明代诸帝的这种无赖基因，是不是从开国皇帝朱元璋承袭下来的？一上台还透着几分英明，几分正确，但都坚持不多时日，便一百八十度地走向倒行逆施的反面。这个埋葬在定陵里的据说腿有点短的家伙，也逃脱不掉明代皇帝的通病。
你活着的时候，他忌惮你，一口一声“张老先生”，循规蹈矩，知书识理，你以为，替大明王朝，辅佐出一位中兴之主。事实不然，你一旦闭上眼睛，你树了无数的敌，就要跟你算账，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为青年，今天的无赖帝王。
无赖行径，成为一个统治者的主流，治国就是一场胡作非为的游戏。
张居正死的当年，朱翊钧自毁长城，将蓟镇总兵官戚继光调往广东。张居正死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崛起关外。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一个政权，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败却常常是转瞬间的事。特别是他搞掉张居正后的数十年间，疯狂搜刮，拼命聚敛，以致民乱迭起，蔓延全国，成不可收拾之势。
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若以上表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收入进展态势，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从，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完蛋的。
因为中国为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命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产周期短，以年计，只要有休养生息，恤民安农的政策，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用不了数年工夫，国家就会富足起来。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张居正生前*太仓存银数
万历元年（1573）2，819，153
万历五年（1577）4，359，400
万历六年（1578）2，559，800
万历八年（1580）2，845，483
万历九年（1581）3，704，281
*张居正死后*太仓存银数
万历十一年（1583）3，720，000
万历十三年（1585）3，700，000
万历十四年（1586）3，890，000
万历十八年（1590）3，270，000
万历二十年（1592）4，512，000
（据樊树志《万历传》）
朱翊钧统治的48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10年，有声有色。此后的38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据《明史》）
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换五十相，明末的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他的孙子朱由检，被努尔哈赤的后代逼到景山顶上，那棵在“文革”期间锯断的歪脖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欲，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便是他的永远的价值。
从张居正的实践中，我们知道，中国需要改革，如大旱之望云霓，中国可以改革，如春风之德草。旧时的中国是这样，新兴的中国更是这样。
改革，中国的希望，这就是结论。
曹操不称帝
曹操一生未称帝，死前不久，孙权因为夺荆州，杀关羽，与蜀交恶，不得不向曹操示好，遣使上书，建议他＂早正大位＂，曹操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这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用以说明曹操一生不敢染指皇帝二字的心态。其实，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只是前车之鉴，使他不敢登这个宝座罢了。
汉献帝刘协这一生，过得十分窝囊，先是董卓擅权，后是曹操当国，他只是一个傀儡，见到董卓也好，见到曹操也好，都如芒刺在背，战栗不安的。但话说回来，他若无董卓，当不上皇帝，若无曹操，说不定他被那几个匪头子李傕，郭汜之流，结果了性命，也有可能的，可是江山坐稳了，大权旁落，便不甘心做一个符号式的统治者，成为曹操手下的一个高级俘虏了，于是，便要搞复辟了这也是历史上所有失去王位和虚有王位的人，忍不住要尝试的一种危险游戏。
最高权力，也是最高的欲望和诱惑，对汉献帝来说，当然想完整的得到它，而旧政权的维护者，前如衣带诏的董承，王子服和伏完，穆顺之辈，后如许都暴乱的耿纪，韦晃之流，他们甚至要比刘协更热衷于推翻曹操的统治。因为皇帝作为一个高级俘虏，尚可得到优礼有加的待遇，而等而下之的旧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则是明日黄花，自然连做梦也想恢复失去的王国，因而这些丢失得更多更多的臣下，复辟之心，甚于帝王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拥有最高权力，却又不是九五之尊的曹操，对于任何觊觎这份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总是格杀勿论，疯狂地镇压的。正因为他自己无法得到这份崇尊之位，别人想得到，他一定是要与之拼命的。
因此，他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正如他给行军时拟的口令＂鸡肋＂一样，吃，吃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他一方面把自己的女儿曹节下嫁给汉献帝，除了政治上的笼络外，不能说曹操对于这个尽管是符号的皇帝，未必敢太不恭敬．但另一方面，又根本不朝请，履行一个臣子的义务。
一方面，他不断地在诗文中表露自己，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中，虽是对于周公的褒扬，实际也是在自我标榜；如＂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中，对于西伯始终以臣事殷的赞美，其实也是在自我表扬。另一方面，却又根本不把比自己小２６岁的献帝放在眼里，动不动跑去发一通脾气，吓得人家战战兢兢，向他恳求：＂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那意思说，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得了。
尽管汉献帝拱手要把这个皇帝位置让给他，恨不能请他曹操马上履位，但他始终不称帝，只为王，这是他诛黄巾起兵以来数十年的既定方针。后人称他为奸雄，曹操一生，最奸之举，莫过于不夺帝位，而拥有帝权，既捞取名声，又得到实惠了。
如果他要当皇帝的话，从山东进军洛阳时就可以把献帝废了。曹操一辈子不敢行此事，就因为有董卓的例子在，他知道，在汉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挟天子以令诸候，要比他称帝讨伐，更加名正言顺，得天应人些。他若废帝自立，第一，诸侯会联合起来反对他；第二，即使能用武力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然而，他无法使整个士族阶层服贴。这就是他所比喻的炉火，也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谋远略，一旦他登上帝位，这些人马上会成为他的对立面．尽管他杀掉了这个阶层的许多头面人物，如孔融，崔琰，但整个阶层，他是不敢小视的。其实，他未必不想过一过皇帝瘾．可是一看手下的首席谋士，最忠心耿耿的荀或，荀攸叔侄，连他称王都持反对态度，他只好抑制这个欲望。因此，谁要是碰他这个痛处，绝对是严惩不贷的。
通常，人到了晚年，慢慢地失去了自我感觉，便要糊涂昏愦，贪大树功，倒行逆施，期求不朽，终于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所以，孙权拍他马屁，要他即位承大统，他一笑拒之，而一直保持清醒到最后一刻，确实不容易的。
但到了他的儿子曹丕手里，新生的一代人，对于汉王朝往日的威仪，已不在话下，只是死狗一条．与其辅主为臣，不如篡汉自立．在诸侯大部顺服，士族基本归心的客观情势下，旧的君臣框架，已成形式，汉祚的延续，根本毫无意义，所以取而代之，也是历史的必然，若是无曹操数十年的营造，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士族阶层，由仕汉的大多数，蜕变为仕魏的大多数，曹丕是无法坐上皇帝之位，而圆了他父亲一生未能做成的梦。
因此，那些攫取权力的人，若是欲望超过了罔顾现实状况的程度，冷静下来，有曹操的一份清醒，也许不至于碰壁。
曹操不杀陈琳
一个比较爱杀人，尤其爱杀文人的统治者，竟然对骂了自己祖宗八代的大不敬诗人，不予追究，放他一马。接着，额外照顾，还给他安排了工作。这就是公元二ＯＯ年（汉建安五年）陈琳和曹操的一段佳话。
第一，这样走运的文人，不多；第二，这样雅量的统治者，好像更少。想到这里，不禁感叹系之！
那—年，袁绍与曹操争雄中原，正是双方调兵遣将，决战官渡之际，按谋士郭图的建议，“以明公大举伐操，必须数操之恶，驰檄各郡，声罪致讨，然后名正言顺。”袁绍一拍桌子，此言正合吾意。但找哪位大手笔来操刀呢？正在冀州的陈琳，当时的桂冠诗人，在建安七子排第二位的大牌作家，这篇《檄豫州文》，自然非他莫属。用现代语言，就是军事总动员前，大造舆论，展开宣传攻势。
这位老兄，经不起大家一阵吹捧，也就当仁不让。哪个文人不想出风头，没事还造势、炒作，还在电视荧幕上露那张肉脸，如今，众人眼巴巴等着他大笔一挥，倚马可待，还不屁颠屁颠地赶紧表演？
如果他能未卜先知，袁绍败北，也许就不作这篇文章，或者，即使作，也笔下留情，不让曹操太过难堪。但中国文人，通常经不住大家起哄架秧子，几句话恭维上来，马上，做忧国忧民状，做慷慨陈词状，做直言无忌状，做热血沸腾状，结果，皇帝老子一恼，这些文人来不及写悔过书，写认罪书，写检讨书……陈琳幸运，他碰到的是那一时期内不知为什么在吃素的曹操，保得一命。陈琳，其实是聪明人。汉灵帝末年，为大将军何进的主簿，参与机密的重要僚属，曾经谏阻这位屠户出身的何进，不要轻率地召四方边将来京城洛阳，借以排除异己，诛灭宦官。这种游戏，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必非常之人，才能干的非常之事。而何进，是个宰猪的，水平很低，能力不高，是个基本上没文化的粗人，仗着妹子是灵帝的嬖幸，做了国舅。东汉末年，国事日非，这个何进，要是让他干他的本行，可以成为—个杀猪能手，一位劳动模范，但当了国舅的他，竟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掌管朝廷，主持国家。陈琳一看，彻底没戏了，说也等于白说，也就不说了。因为，越没有文化的人，越具有一种无文化的横蛮自信，越没有文化的人，越把有文化的人的忠告看成是害他。
结果何进不听，把脑袋玩掉了。陈琳在洛阳呆不下去，只得避难冀州。
冀州是袁绍的根据地，而袁绍也曾是何进亲信，与陈琳共过事，没准一块儿搓过麻将，洗过桑拿。此时的袁绍，地盘最大，兵将最多，粮草最足，声望最高，于是，也就有了附庸风雅的情趣，写个字啦，画个画啦，做两句狗屁不通的诗啦！陈琳是位有名望的诗人，政治家当然要利用这块招牌，给自己脸上增光。于是，袁绍登门造访，老兄，何必赋闲在家，不出来施展才华，至少也得帮我把把文字的关？顺便咱们也好切磋切磋，探讨一下诗歌的进展，文学的前景啊？
好吧！诗人再高雅，光喝西北风是不行的，也得穿衣吃饭，马上就答应了“使典文章”这份差使。他明白，无非看在共同的老朋友何进面上，安排这份不怎么劳累的差使，有一份饷银而已。拿今天的话说，搞一份第二职业，拿一点补差，好去小酒馆里喝上二两罢了。
所谓“使典文章”，某种程度类似现在的专业作家，是有空就来上上班，不来点卯也无所谓的闲差。但人家给你开工资，分房子，偶尔给你一点创作任务，当然也不好意思拒绝。其实，陈琳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较有些平民意识的作家。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对于修筑长城的徭役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寄予极大的悲悯。可想而知，对于即将进行的袁绍和曹操的决战，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灾难，他该是什么态度了。
但端人碗，就得服人管，只好“奉命文学”了。
到底是大诗人，大作家，出手不凡，可惜那时不评职称，当个博导是不成问题的。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其檄：“操祖父腾，与左倌、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害人。父嵩，乞丐携养，因臧买位，窃盗鼎司。操奸阉遗丑，儇狡锋侠，好乱乐祸。”
我不知道古代的檄文，除了印成红头文件，颁行郡县外，是不是要在通衢大道，城乡集市张贴发布，广泛传播？如果曾经这样大张旗鼓揭露曹操罪行，那么，“文革”期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其老祖宗就不用找了，肯定，陈琳拥有最早的知识版权。他的这篇檄文，在批判之刻骨仇恨，揭露之刻薄狠毒，措辞用字的无所不用其极，和斗倒斗臭的不遗余力方面，早就为—千多年以后的大字报，应该怎样写，树立了榜样。不过，“文革”十年，中国人创作出了差不多是天文数字的大字报，却没有一篇达到陈琳批曹操的水平，真令人有今不如昔之叹。
据《三国演义》里讲，曹操看到陈琳的檄文时，他的偏头疼病正在发作，卧病在床。读完之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斯匹林的镇痛作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要谈到文学的功能方面，最令历代文人们扬眉吐气的，莫过于此篇让曹操头疼痊愈的杰作了。大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历代皇帝，有鉴于此，对于文人也就不大客气，动不动大兴文字狱，要收拾收拾的。曹操在诛杀文人方面，也有其特别的嗜好，名声是很不佳的。祢衡、孔融、杨修、崔琰，都死在他的手下。连建安七子中的刘桢，因为胆敢抬起头来平视他儿媳妇一眼，立刻被送去采石场劳改。
所以，这个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的陈琳，官渡之战后，被曹军俘虏，从战场上押解下来。一路上，浑身发抖，面无人色，不但诗人自己早做了被砍头的准备，就连读过他那篇檄文的老百姓，都认为他小命难保。肯定会有人对他说现成话：老兄，你难道不了解杀人，杀文人，是曹孟德的拿手好戏吗？
然而，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他抬头看了一眼曹操，脸上居然没有杀气，再看左右，居然没有磨刀霍霍的刽子手。《三国志》载：“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
谁也没有想到，太阳从西边出来，陈琳得到的，是破例的宽容。
就冲他爱才而不怪罪陈琳这一点，许多皇帝都赶不上他的这份大度。虽然中国的皇帝，好舞文弄墨者甚多，但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学家者很少，曹操又是很少中的佼佼者。他真懂文学，而不是装懂，他真正识货，而不是假充行家，在他眼中，谁是名符其实的作家，谁是名不符实的作家，一清二楚。
所以曹操当即决定，要他留在身边，安排他当了自己的记室，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的职务。文而优则仕，诗人从此享受至少也是局级的待遇，桑塔那是有得坐了，比在袁绍幕下仅仅“使典文章”，骑着自行车上班，颠得屁股疼要得意多了。倘不是公元二一七年，许都流行一场可怕的瘟疫，他未能逃脱噩运，弃世而逝，曹操还会提拔重用他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曹操不杀陈琳，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小事。
但是，从这不足道也的小事中，也有发人深思之处，第一，陈琳的幸运，实在令人羡慕；第二，曹操的大度，恐怕更会令人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