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在线视频聊天:日本侵华时的间谍活动

·孟　悦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阴谋。在这些血腥阴谋的背后，隐藏着形形色色的间谍活动，它们为日军的侵华部署和决策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间谍活动

日本军队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可追溯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1872年9月，日本留守内阁派遣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从上海经烟台到营口，然后到奉天“旅行”，勘察出“满洲的常备军积弊日久，士兵怯懦，常备军几乎是徒具虚名，经过几年支那肯定土崩瓦解，这是解决韩国问题的最好机会”。1873年，日本海军少佐桦山资纪和陆军少佐福岛九成分别深入到华南对台湾进行实地勘测，绘制了一张精密的台湾地图，日本在1874年侵略台湾使用的就是这张地图。1874年7月，日本佐贺浪人山口五郎太偷渡到福建省，不久就和当地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建立了联系。到了19世纪80年代，日本外交武官小泽豁郎、曾根俊虎分别于福州、上海进行间谍活动。山口和小泽以经营福州照相馆——庐山轩作为日本间谍活动据点，即当时日本社会上流传的所谓“福州组”。

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到中国刺探情报。在他之前，虽然日本间谍已经深入到中国的许多城市，但荒尾精是个转折点，他第一个理清在华日本浪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将日本参谋本部与大陆浪人有机地纠集在一起，使日本间谍更加疯狂，也更具谋略。

1886年，荒尾精在汉口开办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日本间谍机关——汉口乐善堂分店。1888年，日本“玄洋社”头目平冈浩太郎和中野二郎派出一批青年参加汉口乐善堂谍报组织。他们先在上海城内学中国官话，然后加入汉口乐善堂工作。这样，乐善堂表面是百货商店，内部却是紧张地搜集、研究中国情报的秘密组织机构。荒尾自任总管，将成员分为内员、外员两部分。外员负责到中国各省探查人物(分为君子、豪杰、长者、富豪等)，中国秘密会道门以及各省的土地、被服、运输、粮薪、兵制、制造、山川地理、人口、风俗习惯和贫富善恶。乐善堂把在中国各地搜集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三大册2000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这部书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随着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情报的强烈需求，日军间谍情报网也在逐渐扩大。以汉口乐善堂为中心，湖南支部、四川支部、北京支部先后设立。为了便于侦察、搜集情报，他们从装束、发辫到语言都仿照中国，俨然以一个中国人的面目出现，并以江湖各种职业为掩护，流窜于中国内地各省，直至新疆、西藏。

　　1890年9月，荒尾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并以此为基础据点刺探搜集中国的情报，为日后的侵华战争服务。不久，他又以经商为名成立了间谍机构——“瀛华广懋馆”。

1894年夏，日本以重兵胁制朝鲜。根津一受令再次潜往中国，目的是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与实力，做临战准备。当时为了避免中国方面注意，日本间谍机构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暗语系统，如“上等品”代表“旅顺口附近兵”；“中等品”指“大连湾附近之兵”；“谷类”代表“步兵练勇”；“杂货”指“炮兵”；“买卖不如意”意为“北洋舰队不出威海”；“草帽辫行市如何”指“北洋舰队出威海进行攻击”；“近日返沪”指“威海舰队之防御移至旅顺”等等。此外，日本间谍以外交官、商人、学者、医生、旅行家、侨民、妓女等身份为掩护，深入宫廷官府、穷乡僻壤，探悉了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的内幕，“从而确信中国之不足畏，增强了必胜的信念”，这些间谍活动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有3项谍报活动最为著名：一是神尾光臣侦得清政府军机处情报；二是石川伍一搞到高升号兵船向朝鲜运兵的具体日期；三是宗方小太郎侦获北洋舰队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这3项情报活动为日军获胜起了重要作用。1894年7月，宗方小太郎在上海接到日本大本营命令，要他侦察威海卫中国北洋舰队动向。当时威海卫是北洋舰队的基地，北洋舰队禁止该地与外界通信，封闭甚严，被日本谍报机关称之为“死地”。宗方数次冒充中国人穿越“死线”进入“死地”，终于探明镇远号等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8月19日经上海传报给日本大本营。日本海军获悉后，便集中联合舰队，于9月17日在黄海拦截并击溃北洋舰队，夺得制海权，并最终赢得这次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又在“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于1918年前后，编制了《支那省别全志》分别陆续出版。1943年前后，又重新修订出版了《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为日军考察中国地志搜集了大量详尽的资料。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军部将中国的东北作为对苏作战的出发地和战场。满铁调查部是昔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侵略机关——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智囊团”，它直接向关东军司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和详细的东北兵要地志，如《东北三省(满洲)土匪研究》等。此外，满铁调查课也对预定及临时的调查项目进行调查，收集各种报纸制成剪报和资料卡，为日本侵略中国搜集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之所以针对中国的兵要地志研究这样细致，是与其军国主义扩张需求紧密相关的。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侵略战争预谋是如何处心积虑。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间谍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加紧战争准备，大力开展对华间谍活动。

　　1928年6月3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在高级情报参谋河本大作的策划下，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军阀张作霖，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与此同时，关东军情报机构还组织了4次从事间谍活动的“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实地侦察，筹划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勘探战时日军沿兴安岭斜向纵段支队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的难易情况，被中国军队缴获，查有日文和中文军用地图各一份，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表册三份：一册为调查兴安区中国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驻屯地点，营房景况等；一册是调查蒙旗、县人口等；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等。

　　通过各种侦察，日军基本上搞清了东北的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以后，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翌日占领整个沈阳城。就在占领沈阳不久，日本关东军即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沈阳情报机关，其头子即是被国际新闻界称为“满洲间谍大师”的土肥原。土肥原早在日驻华使馆当助理时，就开始了对华的间谍活动。他的汉语说得相当流利，能说4种中国方言。利用语言之便，土肥原一方面网罗一帮中国败类提供情报，一方面在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开设妓院，设立情报据点。当时，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这样谈到土肥原：“历史将清楚地证明，在中国制造事端、寻机挑衅是日本军队的既定政策。而土肥原大佐积极参与了所有这些阴谋活动。他手法高超，不断地在中国人之间制造纠纷，为侵略铺平道路。他只要在任何地方稍稍一露面，无论把话说得多动听，都是要出现事故的前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九一八”前，日本间谍头子土肥原参与策划的各种阴谋，收集各种情报，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日军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其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另外，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也是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的特务组织，其触角和耳目很广，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1932年，满铁经济调查会成立，在其存在的4年多里所完成的调查、计划和资料总共达1882件，其中起草方案829件、资料1053件，并分门别类编辑成册。除此之外，还出版了《满洲经济年报》、《满洲经济统计》、《满洲经济统计图表》、《满洲劳动事情总揽》、《关东洲及满洲国盐业统计》、《北支那外国贸易统计年报》、《满洲农产物收获高(值)预想》、《满铁调查月报》、《满洲经济统计月报》、《劳务时报》、《满洲劳动统计》、《统计时报》等刊物。

　　中日全面战争时期的日本间谍活动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法西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致使日军兵力分散，速决战的幻想破灭。日军被迫改变战略，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即从反蒋转变为拉蒋，企图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诱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为此，日本加紧对华的间谍情报活动。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诱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二是“全力以赴加强对成为华北治安致命祸患的中国共产党及共军的情报工作”。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遍及大半个中国。满铁扩大了调查部，积极配合日本对外侵略的需要，为侵略机关制定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据和决策参考。“在十五年战争中，满铁调查部经常出现在战场的第一线，为军方的决策和调查而献身”。([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三次十年史[H]，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8。)除应军方要求进行专项调查外，主要进行了如下综合调查：(一)“支那(中国)抗战力调查”，此项调查以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为中心进行，旨在通过对中国抗战能力的调查研究，为日本军方的军事侵略和日本政府的殖民统治制定行动方案与政策提供依据。(二)“日满支(华)集团通货膨胀调查”。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专门举行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认为，“组织锐利周密的情报网，触及敌人抗战能力的核心，至为重要”，要求“进行讨伐的各级指挥官，更应关心情报工作，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必须在粗大的特殊情报的网眼之中，配备严密而机械的谍报网，必须向敌方组织内部打入谍报人员，潜伏在敌人心脏之中以掌握其实质”。会议制定了以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为其情报工作重点，建立谍报网。为此，方面军的谍报机关增设了特殊情报班。与此同时，日军加强了驻中国宪兵队的情报工作。

　　1942年，日军参谋本部做出了“根据形势演变对重庆迫降工作的有关事项”的决定，指出大本营陆军部主管部门应首先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努力侦察重庆方面的动向。随着形势的演变，适时地从谍报工作转入迫降工作。日军在诱迫国民党当局投降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骇人听闻的“治安肃正”政策。日军的间谍和宪兵机关则专门从事收集情报、策反以及逮捕、侦缉、迫害抗日人员和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1942年2月，中国派遣军召开驻中国宪兵队情报会议，调整了情报网，命所属各宪兵队专门组成对中共的谋略谍报网。此后，配居第一线各兵团的宪兵，分别部署在200个主要县城，构成有组织的情报网。这些情报网的建立对日军进行侵华战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日本利用其侵华时期的间谍活动，通过多方位细致的情报调查为日本军队和政府提供了侵略中国的决策咨询和参考，充当着日本侵华的先遣部队与参谋，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