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领先集团董事长:陈屋旧案

陈屋旧案 邵谦和      上杭县溪口乡陈屋村，是一个美丽的山村，山清水秀，一条蜿蜒的小溪从村中穿过，溪水清澈见底，斜阳之下波光粼粼。三座木桥在绿树遮掩下，倒映在水中若隐若现。溪岸两旁散落着村庄，不远处的山峰终年云雾缭绕，就像一幅优美的画卷。1969年9月8日，我”被自愿”上山下乡到上杭县五星公社红卫大队陈屋生产队，将人生最美好的十年青春奉献给陈屋。就在这小桥流水的地方，发生了两件莫名其妙牵扯到我的案件，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无中生有的“传谣” 

      1976年1月9日上午9点左右，在农业学大寨大干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周恩来去世的讣告，深感悲哀，若有所失。虽然我没有忧国忧民崇高境界，但总杞人忧天，担心周总理去世，国家一旦出现不稳定，我们这些流落他乡的人更是回家无望。那年的冬天真冷，天冷，风冷，心更冷 !我是一个比较“孔子”，一贯以“打拼”去争取表现、争取上调的人，因着心灰意冷，也就早早请假回家过年。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春节只是每家每户凭票凭证可以多买到一点食物，连酱油店也用大红纸贴出好消息：“接上级通知，为了让广大群众欢度春节，每户供应豆腐乳五块，凭购买证购买。”足以令人欢欣鼓舞！转眼间年过了，家里凭票供应的东西也吃光了。往年这个时候我都打点行装，动身回生产队。但今年不打算再打拼了，想尝试找点工做，也好在厦门多混几日。于是到处托人，求居委会，表示那怕再苦再累活也干，但当时没有门路没有关系，谁也不用没户口的下乡倒流人员。我整天无所事事，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到中山路逛新华书店。很快就到4月份，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总理事件，这时社会上小道消息很多，流传最快、最多是所谓“周总理遗言”。很快，“周总理遗言”被定性为反革命谣言，公安部门成立“追谣办”，各有关单位、公社、居委会都大张旗鼓进行追查，对下乡知青更是重点追查对象。虽然当时我无缘看到“周总理遗言”，然不堪其扰，又听说有招工的可能，于是我赶快收拾一下，离开厦门，回生产队。

      我是4月28日动身，29日到生产队，我们知青点的陈景辉、郑成龙等早都已到了，我是属于较迟回队的。第二天，我匆忙赶到上杭县城，找朋友打听是否有招工的消息，结果又是小道消息，“五一”那天就铩羽而归。回到队里，我就感到有一种异常的气氛，人们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我。到了晚上，景辉嗫嚅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我，昨晚，县公安局一位股长来追查曾××传播反革命谣言问题，你不在，曾××就说是你传播给他的，你又马上去上杭，公安已将你列入追查重点。我听后气愤不已，曾××也是厦门知青，但平时与我鲜有往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不能如此陷害我。考虑半天，决定主动去找公安说清楚，景辉肝胆地表示，陪我一起去。第二天一早，我俩就上路了，不到一小时赶了十五里路，到达公社时，干部们刚吃完早饭。我们找到那个公安股长，说明来意。没想到他板起脸孔，把我们堵在办公室门外，并打着官腔吼着说：“原来是你，有人揭发你散布反革命谣言，你要老实交代！”我被他蛮横的态度激怒了，大声问，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你们凭什么认定谣言是我传播的，有什么证据？公安股长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返回办公室，拿出一张薄薄的三百格稿纸，边看边对着我吼，这就是群众揭发你的材料！早晨阳光透过稿纸，已让站在对面的我清楚的看到文字的倒影，是一张对曾××讯问的笔录。这时我冷静下来说，我传播反革命谣言给谁了，我跟他有没有书信往来？谣言又是什么时间流传的，我4月29日才到生产队，怎么传播？这种时间、空间错乱的事实如何连接，怎么能牵连到我身上？公安股长无言以对，呆了半天才说，那好，明天你们和曾××一起到公社来当面对质。我以又得耽误一天，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为由反对，公安股长却奇怪地提出，到凹头村谈，正好在公社和大洋坝交界。我感到好笑，问他，又不是交战双方的谈判，何必找一个中间地带，况且追查谣言是你们的责任，我们知青任务就是参加劳动。公安股长迟疑半天，极不情愿地说，明天上午8点到大洋坝田心队，离你们队很近了，也省得给你们知青造成什么影响。我勉强表示同意。5月3日早晨，景辉叫了曾××，我们三人就一同前往田心队。我们到达不久，公安股长和公社公安特派员王得梅也到了。我们被带到在田心队村口一座独立的小院落，公安股长先宣讲追查反革命谣言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接着说曾××揭发我散布反革命谣言，叫我们当面对质，先让曾××把前天晚上的话再说一遍。曾××脸色铁青，低垂着头一言不发。公安股长一再催促，王得梅开始摆弄腰间的东西，气氛越来越紧张，曾××始终紧闭双唇，惊恐的小眼睛越瞪越大，额头渐渐渗出汗滴。公安股长突然转向我说，他不说，你说。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把昨天在公社讲的话重复一遍，并说，这本来不关我事，你们公安应该去追查谣言怎样在村里传播，不该叫我们知青自相残杀。公安股长和王得梅到旁边小声嘀咕一会儿，冷冷地对我和景辉说，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回去吧。我们刚走出院门，就听到重重的拍桌声和大声的呵斥。我们透过厅后的小窗，看到曾××蜷缩在桌边，公安股长和王得梅对着他大声叫嚷着。事后，听说公安股长和王得梅把手枪、手铐都拍到桌上了。严逼之下，曾××拉一个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本村青年来垫背，说是他偷听敌台广播后传播的。这个本村青年百口莫辩，这场闹剧最终以这年轻人被挂牌游街收场。

      虽然我厌恶曾××这种狗急乱咬人的行径，但他被公安股长逼问的场景确实可怜，这是知青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周总理遗言”是一位当时仅23岁的杭州青年李君旭模仿周总理的语气炮制的。       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当时不知“周总理遗言”是“伪造”，在流传不久写下“七律”一首， 何处祠堂翠柏森？鹂音草色最难吟。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愤极心！独有灵灰铺赤县，宁无骏骨铸黄金？批周便是亡中国，一诵遗言泪满襟。  被诬“花机关伤人”       陈屋村着落在山林中，林产资源十分丰富，木材、毛竹、松香等副业是全村的大部分经济收入，因此陈屋大队成立了一个林场，我曾经在大队林场劳动过。1977年春耕农忙后，就不断有农民向大队反映，有许多永定县虎岗公社的人到“大高头”盗伐林木，情况十分严重。       “大高头”山高林密，是陈屋村的主要林山，离村庄约十里地。由于事关全大队的钱袋子，大队决定派林场人员巡山。那天，我们一行5人，带上午饭和劈草的工具，由大队民兵连长陈兆玉带队去“大高头”巡山。陈兆玉发给每人一个口哨，说在山里，哨声在群山回荡，会起到很好的驱赶作用。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攀登，到达“大高头”，映入眼帘的是满山一遍狼藉，成片竹林东倒西歪，成材的杉树被拦腰砍掉，满山竖立着半人多高的树桩，到处是被压倒的灌木和被丢弃的树梢，整个山场犹如一片废墟。我们顾不得一路劳累，用力吹着口哨加快步伐前进。霎时，寂静的山林响起急促、凄厉的哨声，此起彼伏的哨声在山谷中盘旋、回响，确实颇有气势。我们沿山路巡查，被毁的林木东倒西歪，实在令人心痛。陈兆玉带我们抄近路到路口拦截，但都未截到盗伐者。我们还以为今天没来盗木贼时，迎面来了五个十岁左右的小孩，个个抬着毛竹。我们拦住小孩一问，才知大人听到哨声已都跑掉了，他们小孩跑得慢，才被我们拦住。我们将五个小孩带回交由大队处理。       第二天，小孩的家长到大队认领孩子及接受处理，同时说起昨天在山上有一位女的在逃跑时被“路銃”打到胸口，已送永定县城医院抢救。（路銃是当时农民在深山野兽出没的地方，将绊绳挂在已固定好火銃的扳机上，当野兽碰撞到绊绳，牵动扳机击发火铳，是一种狩猎方式。）我们还在议论，代价这么惨重，虎岗人该接受教训了。       没想到，从虎岗传来消息，伤者和家属向永定县公安局报案，陈屋巡山队开枪杀人，她是被高个子厦门知青端“花机关”扫射到的。所谓“花机关”，是50式冲锋枪的俗称，因其杀伤力强大，枪管装有多孔散热套而闻名，而高个子厦门知青就是指我。陈屋大队民兵连根本没有“花机关”，况且我们巡山没带武器，也没听到枪声，所以对恶人告黒状并不在意。然而，更没想到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大队来了七八个身佩手枪的公安人员，有龙岩地区行署公安局的，及上杭县公安局和永定县公安局的，来查枪击案。他们在大队部开了会，就叫陈兆玉带队到大高头，在那里开了两枪做侦查实验。我听大队干部透露，伤者，女，19岁，胸口有黑色的硝烟，右前胸中弹，銃弹擦过肺尖，从左后肩胛穿出，符合被火铳近距离击伤的特征。虽然伤者直接针对我，但公安却从未找过我，我想事已至此，按理应没我什么事了。       又过十多天，我出乎意料地接到通知，要我跟大队书记傅金宝到龙岩开会，配合公安了结案件；并告诉我，这次是按干部出差待遇，工分照记，食宿报销，每天还补贴八角钱。我当了七八年农民，第一次享受干部出差待遇，何乐而不为，我爽快地答应了。在开往龙岩的班车上，大队书记傅金宝问我，那个受伤的女的还在地区医院住院，礼节上要不要买点水果去看看她。我答，绝对不能去，她受伤是盗伐我们大队林木造成的，难道我们还要慰问她，鼓励她再来盗伐吗？傅金宝说，对，还是你们厦门人头脑厉害，考虑全面。       在龙岩共呆了三天，最后那天才叫我参加会议，案件的结论和我估计的一样，系报案人自己触发路銃引起的，属意外事件，案件撤销。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当时没有一点法律常识，不懂得要求公安机关追究诬告者的法律责任，却想到享受了大队三天的干部出差待遇，做人要肝胆，要帮大队说说话，一时冲动，立马站起来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大意是个案可以查清，但联想到前不久大洋坝北坑耕山队发生的一个永定虎岗农民因盗伐林木被路銃击毙的事件，为什么就不能从保护国家森林资源出发，从事件发生的源头解决问题！我这番话，令大家面面相觑。回村的路上，我还为自己的发言沾沾自喜。不久，龙岩地区责成永定县委在虎岗公社召开严禁乱砍滥伐现场大会，严禁越界到上杭县内盗伐林木。大队干部说，只有你们厦门知青是愣头青，敢在会上放炮!我不后悔，甚至有些洋洋得意，毕竟，因为我的直言不惧，使陈屋的山林有几年的平安。       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卡尔.马克思       我是陈屋大队最后一个调动的知青，10年的知青生涯使我与法有缘，走上审判工作岗位。法律的分量使我领悟了法官的神圣使命；我庆幸自己的选择，我倍加珍惜我的职业。办案中，我经常会回想起我下乡时经历的这两个案件，由于经办人员的态度不同，两个案件的结果、效果大相径庭。我告诫自己，办案中决不可滥用手中的权力，要做一个铁面无私的执法人，用信仰和忠诚诠释法律的权威与公正。       如今退休在家，空闲的时间多了，我经常回到陈屋村看看，重拾逝去的记忆，走一走曾经劳作过的农田，看一看当年的老乡亲。那里是我们曾经挥洒汗水，留下青春印记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