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未央歌——台湾民歌回顾（1975—2002）（一）

来自: 一衣(孤独本是生命的常态)

第一部分：纯真年代

一、酝酿与萌芽——从杨弦到李双泽 

       民歌运动是从哪里开始的，其实很难说。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台湾的年轻人从1950年代晚期就一直有人在搞热门乐团，不过几乎凊一色是翻唱西洋歌曲。英美流行音乐在60年代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作品脱离了"靡靡之音"的范畴，替青年世代的思想提出了最有力的代言，而Bob Dylan和Joan Baez社会意识强烈的民谣诗歌，对当时戒严体制下的若干台湾知识青年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冲击。70年代初，杨弦、胡德夫、李双泽、韩正皓、吴楚楚因缘际会的相识，陆续写起自己的歌；在餐厅演唱的黄晓宁和电视上的洪小乔也唱起自己写的歌。他们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方式，不约而同地向美国60年代的民谣歌手看齐，与时下浓妆艳枺的"歌星"或是搞热门音乐的小伙子都非常不同。这与当时英美歌坛出现许多自弹自唱的Singer-songwriter，应该也有相当的关系。 

       这些努力一直没有汇聚成有组织的力量，作品数量也不多。胡德夫曾经在1973年办过创作发表会，李双泽、杨弦都上了台，但这次活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直到1975年6月6日，杨弦在中山堂的个人演唱会上唱了八首由余光中的诗谱曲的作品，连同稍晚发行的专辑都获得超出预期的重大回响，"现代民歌"运动至此才算有了眉目。1976年，在淡江大学的一次西洋歌曲演唱会上，李双泽带着一瓶可口可乐上台问大家：无论欧洲美国还是台湾，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洋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然后他在一片惊诧之中，拿起吉他唱起了《补破网》。这件事抓起的论争进一步刺激了很多年轻人思索"唱自己的歌"的意义，然而李双泽自己却来不及留下太多作品，在次年不幸为救人而灭顶。在蒋勋《台湾的歌手──李双泽》一文跟胡德夫的访谈纪录中，都对这位早夭的热血青年有相当生动的描写。 

       李双泽的思考方向由杨祖珺承袭下来，充满民粹精神的作为使她成为民歌手中的异数，也指出一条朝向"社会实践"的道路。由于洞悉体制上的不合理，杨祖珺后来投身社会运动、放弃了民歌，但她当年的尝试的确饶富意义。除了本书中她的自叙，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考她的自传《玫瑰盛开》，对民歌运动的社会意义及时代背景当有更深刻的体会。

二、陶晓清与《我们的歌》 

       陶哓清原本在中广主持西洋流行音乐的广播节目，听了一些年轻人创作的歌曲之后开始在节目里播放他们自己录制的试听带，也极力邀约这些创作者上节目接受访谈。1977年，陶哓清邀集包括杨弦、吴楚楚、韩正皓、胡德夫在内的许多歌手陆续合录了一二张名为《我们的歌》的合辑，由洪建全基金会出版，在完全没有经验、也无前例可循的状况下，他们自己编曲、演奏，唱自己写的歌，这是几年来零星的创作力量第一次有组织地展现。《我们的歌》非常受欢迎，短短一年不到就卖了十几版（请注意当时还是用"版数"来计算销售量的），也连带打响了"中国现代民歌"的旗号。"民歌"两个字在当时引起许多争议，传统乐界的人士坚持这种音乐既非口耳相传、又未经历史淘汰，不能叫"民歌"，在报刊上引起一番不小的论战。尽管各种替代名称纷纷提出，却不能改变一般大众已经习惯用"民歌"来称呼这个新乐种的事实。 

       陶晓凊持续在节目中介绍新近的创作歌手，一段时间下来，这些创作歌曲透过全国性的广播得到非常热烈的回响，也让许多歌手得到参加演唱会与录制唱片的机会。原本只是星星之火的创作风气，已经在一两年之间不知不觉烧成了燎原大火。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替自己写歌、自己演唱，"唱自己的歌"成为最响亮的口号。那几年整个时代气氛一直动荡不安，"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处处可见。在"大时代"的感觉底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背负着几分使命感，写歌大概都会提到社会国家和亲情友情，而且总是重复推敲之后才敢发表作品。这些人几乎都是学主、没有人想要以写歌唱歌为业，所以完全没有市场负担或是商业考量，连带保障了作品粗糙却真诚的质感。 

       在陈达的歌、洪通的画和云门舞集席卷文化圈、掀起"寻根"热潮的当时，杨光荣和简上仁分别下功夫潜心研究中国地方民谣和台湾传统民谣、把心得融入自己的创作，作为对学院派人士讥讽现代民歌"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响应，另外辟出一条草根味十足的路径；另一方面，李泰祥和陈扬以古典音乐科班出身替许多唱片编曲，为民歌的形式注入精致的质素，这些都留下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三、“校园民歌”与金韵奖 

       这些创作歌曲受欢迎的情形远超过大家的想象，任祥、包美圣、陈明韶、王梦麟、叶佳修陆续出了唱片，歌曲的风格愈来愈多样化，一些基本的行销概念也出现了。一个以大学生和高中生为主要目标的唱片市场已经形成，原本那种文学气质浓厚、又充满着大时代使命感的"中国现代民歌"，渐渐被一种曲风清纯、旋律简单的"校园民歌"所取代，内容多半在描写学生时代特有的青春情怀，这个时期出片的歌手年纪都很轻，多半自己也还在念书，并不是每个人都自己写歌，他们透过一场接一场的演唱会拉近和学生群众之间的距离，而这些好记好唱的歌，对一般年轻人其实是更有亲和力的，随着"校园民歌"，大受欢迎，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把吉他，一有空就一群入围在一起拿出小小的歌本练唱，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1977年，新格唱片公司在姚厚笙的推动下开办"金韵奖"，重金鼓励年轻人创作、演唱，空前的盛况把这股年轻人的创作风潮带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海山唱片也不甘示弱地推出"民谣风"比赛，加入对校园歌手的挖掘，这是商业体制全面接管民歌运动的开始。在姚厚笙的访谈录中，对当时唱片界的概况及金韵奖的背景都有详尽的叙述。 

       70年代末，台湾在风风雨雨中慢慢走向现代化；环境不能说是一片大好，但是整个社会的改变仍然一直在发生着。金韵奖创办之后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校园民歌的市场变得非常非常庞大。原本卖到一两万张就算是很畅销的唱片巿场，在金韵奖推出合辑之后出现了十万张以上的销售量，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当时卖掉好几倍的盗版。这样的变化让许多人发现：做唱片其实是有利可图的。随着唱片愈卖愈好，编曲跟录音的技术也进步得非常快，整个感觉更精致、更专业，包装更精美，总而言之，更像是"流行音乐"了。经过杨弦、吴楚楚这些创作先驱的努力耕耘，1970年代末期出现的这些金韵奖、民谣风歌手，才是让"校园民歌"真正横扫歌坛的主角。一时之间，这些身穿Ｔ恤牛仔裤的学生歌手占领了收音机、萤光幕和唱片行。透过书中数十篇歌手访谈，读者可以想见当年盛况；征文入选的几篇作品，也颇具代表性地重现了当时一般年轻人对校园民歌迷恋难舍的情怀。 

       在全盛时期，金韵奖一年有好几千人报名，能够在热烈竞争之后脱颖而出的也都是实力坚强的顶尖人才。从包美圣、陈明韶，到邰肇玫、王海玲、齐豫、郑怡、王新莲、施孝荣、李建复、黄大城，一大串优秀的歌手都可以照金韵奖的届次来排辈分。其中有不少歌手后来更投入幕后制作，成为台湾唱片业的中坚份子。到这个时期，写词、作曲、演唱、制作的分工愈来愈精细，经过这几年的经验累积、加上唱片公司愿意花钱投资，超过百万元的大制作纷纷出现。早期民歌那种"自己动手做"的"手工业"感觉，已经不怎么存在了。徐崇宪和于仲民都是当时新格旗下的制作人，对这段时间唱片制作概念的革命性发展有第一手的见证。

四、用歌来承载属于大时代的使命感 

       早期歌手念念不忘的"大时代的使命感"传承到这时候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创作空间更宽广、表达方式更成熟的情况下，这种对历史、国家、大环境的思考，体现在《月琴》跟《中华之爱》这样的作品上，今日听来仍然有极大的震撼力。李潼（赖西安）的长文为当时一群理想澎湃、才气纵横的词曲创作者留下了生动的群像，是一篇精彩的散文．也是极具价值的史料。 

       然而在那个每一首歌都要送审的年代，创作者多多少少都有面对大环境的无力感。审查制度把创作者的尊严摆在脚下践踏，闹出无数今天看来荒唐之极的笑话，却也令不少创作者心灰意冷，我们除了庆幸这样的事已经成为历史、是否更要防范类似的事情死灰复燃？ 

       美国宣布与中共建交的时候，侯德健写下了《龙的传人》，李建复唱的这首歌替当整个台湾的悲壮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唱片还没出就已经进了排行榜前二十名，后来轰动全国，成为歌曲跟大时代互相结合最淋漓尽致的例子。不过对故国河山的向往使侯德健在一九八三年不顾一切前往大陆，所有作品也连带在台湾遭到禁唱。侯德健绝对是民歌时代最具才情的创作者之一，他的出走，算是替７０年代的理想主义画下了一个象征性的句点。当时当然没有人能预见这股浪漫情怀后来竟会面对如此难堪的幻灭，但这些都还是无损于《龙的传人》、《归去来兮》和《酒矸倘卖呒》这些作品慑人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