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 高清:文革史笔记之十一1967年支左中落马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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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以后，全国性夺权浪潮风起云涌，局面有失控的危险，毛泽东决定起用手中的王牌，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当时称为三支两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支左也就是支持革命左派。军队的三支两军从1967年到1972年结束，持续5年，其中最艰难的就是1967年，面对夺权，武斗的混乱局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且缺少地方工作经验的军队必须有所决断。那就是先寻找所谓革命左派，以此为核心组建新的三结合地方权力机构。那么谁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呢？无论是毛泽东的指示中，还是中共中央1967年1月23日作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都没有讲明，这让军队在执行中不能不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除极个别在军区外，多数军区经过短时间的观察，犹豫后都支持人数较多保守派（或称温和派），这样多数大军区就天天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犹豫后，实际支持了造反派(或称激进派)，许多军区的领导人为此受到批评与处理，或检讨后继续工作，或调往他处，或被打倒。情况非常复杂。现选其中主要人物介绍如下：

1．青海“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军队镇压造反派事件。起因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与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利斗争。赵永夫于1967年2月23日率军队強占由敌对组织“八?一八”派控制的《青海日报》社，调动十三个连的兵力开枪扫射，打死平民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队死四人，伤四十六人。赵永夫被中央树立为“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但此后，支援赵永夫的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因“二月逆流”事件，毛改变了对“二二三事件”的态度，决定重查此事，为“八?一八”平反。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派群众并无一枪一弹；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是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这样赵永夫进了监狱。
 

 2．甘肃省文革夺权后，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二·五夺权，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甘肃省军区司令员）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定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组织。指责詹大南处理上述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批评、纠正其错误时，还错误地进行抵制。1967年5月，中央提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后詹大南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教导，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甘肃省的支左工作随后由兰州大军区接手。

3．四川省最先被打倒的是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撤职，１９６７年５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将他们定性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韦杰、甘渭汉接替主持成都军区的工作，但是不久又因为支左中“镇压造反派”而被打倒，换上了梁兴初、张国华。

4．1967年夏湖北省在支左中矛盾激化，发生震惊全国的武汉“７２０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因此被打倒，曾思玉、刘丰接替主持武汉军区工作。

5.1967年8月，中共中心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中心认为：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中心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被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应对所犯错误作认真的检查”。

6. 196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湖南省军区党委对 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刘子云(省军区付司令员)和崔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2月3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批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中央改组了湖南省军区,刘子云离开湖南省军区。

7．196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南萍被任命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龙潜和阮贤榜不再担任军管会领导职务。同时，熊应堂少将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浙江省军区政委。原军管负责人张秀龙被免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龙潜被免去浙江省军区政委。

 8.1967年7月，中共中央就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作出批示：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负责。

9.1967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对安徽省实行军事管制,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由钱钧(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任主任,严光(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宋文(安徽省军区政委)为委员。省军管会成立后,安徽省军区协调驻军,担负起所在地,市的"三支","两军"工作.196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为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支派的错误，从而作出决定,调陆军第十二军入皖参加"三支","两军".7月29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了重大调整,由李德生(第十二军军长)任主任，严光，宋文随后离开安徽。

10.1967年1月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自杀后，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于１９６７年２月被接到北京软禁，中央指定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主持昆明军区工作，并于67年3月担任云南省军管会主任，王必成接任司令员，1967年6月27日，谢富治、王力到云南，改组了省军管会：撤掉李成芳、张子明、黎锡福省军管会主任、副主任的职务，换上了陈康、张力雄。李成芳也被打倒了。

11。文革开始后，1967年2月 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发生部队开枪打死一名学生的事件。1967年4月13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后调北京军区付司令员滕海清不内蒙古负责支左。5月26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军区参谋长王良太隔离反省,军区副政委刘昌、军区政治部付主任张德贵停职反省，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降为省军区。

12．宁夏文革过程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康生对许多问题先入为主，颠倒黑白，强加于人，不容分辩。他们诬陷正在北京限制自由的朱声达遥控指挥了所谓“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叛乱”事件，当众宣布“朱声达是反革命分子”，“江波（宁夏军区副政委）、何其仁（宁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是坏分子。”经过4个多月对他们三人进行重点批判斗争，于1967年12月27日作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指出“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宁夏军区司令朱声达负主要责任。”朱声达随后被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