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有哪些里番动漫:《谁在收藏中国》

谁在收藏中国
《谁在收藏中国》目录
卷首语：惊天大阴谋
序一  读《国宝风云》（摩罗）
序二  其人其作（法。李兰）
第一章  割袍断义
第二章  疯狂元青花
“鬼谷子下山”
中国宝葫芦
元青花始作俑者
元青花冲击波
第三章 寻梦潘家园
鬼市?淘客
“捡漏儿”?“打眼”
富农制造厂
第四章  窃国大盗
盗墓者
探班贼窝
海底夺宝
国仓硕鼠
第五章  谁废了中国文物专家
北魏陶俑?商代青铜鼎
青花黑客
文物泰斗的尴尬
献宝者的遭遇
一砸千金为正名
第六章  闹剧的华彩乐章
鉴宝！鉴宝！！
拍卖！拍卖！！
离奇的文物贿赂案
第七章 中国文物通缉令
中国是文物大国吗？
噩梦圆明园
国宝大出境
中国文物备忘录
第八章  路在何方？
“最后一件国宝”
拷问中国文物之现状
潘家园之08版故事
后  记
“鬼市”?“淘客”（1）
近年来，中外媒体流传一句俏皮语：“北京有两大必看的人群景观——天安门广场抬头看升国旗；潘家园地摊低头寻国宝！”此话很幽默，也很写实。有人专门作过统计，潘家园每天的客流量一般大约在8万人左右（图4），到了节假日，更是游人如潮、摩肩接踵。
提起北京潘家园，如今全世界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稍有兴趣的人，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国内古玩界就更是如此，圈内人若是谁没到过潘家园，恐怕跟人谈业界之事都会遭人白眼小看，就如同早年那些古董客没到过琉璃厂一般。
潘家园旧货市场位于东三环潘家园桥西侧，1995年之前，这里已经形成了人称“鬼市”的非法文物交易市场。那时候，每天天没亮，一些来路不明的“鬼”们纷纷从胡同里钻出来，占据街道两旁的空地，放下麻布袋或蛇皮包，从里头掏出些旧货就地摆上摊儿（图5）。
几乎与此同时，一些“古玩虫”也匆匆赶到这里，骑车的、步行的，还有人一溜儿小跑兼做早锻炼。他们每人带着一只小手电筒，借助手电光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逛，挑选自己心爱之物，直到天大亮自动散场。
卖主这边，往往都会有人自发充当“哨兵”，占据一处垃圾堆或杂物堆的高处，摆上几样东西，一边谈买卖，一边目光四移，发现有“敌情”，收拾东西就逃，同时，还大声吼着发出警报：“城管来了！工商来了！文物局来了！稽查队来了！”买的和卖的一秒钟之前还在天南海北地胡吹乱侃，这会儿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用最敏捷的身手收拾好“鬼货”，用百米跑的速度冲向岔道、胡同，作鸟兽散。有年纪大的和腿脚不便跑不动者，自然就倒霉了，轻的东西被查抄，重则连人带物都被带走，交完罚款再放人。虽说诸多的执法部门都管这一行动叫“查抄”，但实际上与“没收”是同义词，一经拿走，绝无发还，可在法律上这样叫法要好听得多，因为打砸抢违法，“没收”私有财产要经过法院判决，唯有这“查抄”是一种执法过程，东西是暂时搁他那儿。尽管这一搁遥遥无期，但打表面儿看上去似乎并没有违法。
1995年，借助拍卖公司将文物公开上市的东风，有关部门解放思想，在潘家园街道南边的空地上用帆布搭建了临时帐篷，然后让街面上的“孤魂野鬼”们退街进场，半收半掩、半合法半非法地将一些文物掺杂在古玩旧货中公开买卖。再往后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新《文物法》的颁布，市场不断扩大，条件越来越好，进场人数与资金也逐年递增。截至2005年，这里占地面积达48 500平方米，摊点3000多个，来自全国24个省市、几十个民族的古玩商贩有数万人之多。
随着拍卖业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的诞生和中国旅游业的日渐繁荣，再加上新闻媒体不遗余力的炒作，潘家园在极短的时间内超出了始作俑者最初的创意极限，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多体系、理念化的文化标志，它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用现代交易手段进行充值，让外国人触手可及、令中国人为之癫狂。据不完全统计：潘家园开园以来，全世界有近百个国家、10000余人次的各国政要和使节先后慕名来到这里。如芬兰总统哈洛宁、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美国众议院议长哈斯德、希腊总理希米蒂斯、罗马尼亚总理纳斯塔塞、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夫人、泰国公主诗琳通、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夫人、“欧元之父”蒙代尔等。其中，包括克林顿的夫人在内的不少“第一夫人”，还把在潘家园参观和购物的经历写进她们的回忆录。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把潘家园列入重要的旅游景点，“登长城、吃烤鸭、游故宫、逛潘家园”，已成为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的重要项目（图7）。
今天的潘家园，已顺理成章地坐上了目前中国内地古玩聚散地的头把交椅，这里每周四至周日开放4天，每天的商品成交额如果按入场者平均消费100元估算，就有800万元，保守点打个对折，也能在四百万人民币以上。每到开放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淘客”们晃动着不同肤色的手，在地摊上挑来拣去、讨价还价，寒来暑往、乐此不疲。
“鬼市”?“淘客”（2）
潘家园旧货市场经营的商品主要有五大类：字画、陶瓷、青铜器、金银珠宝器、竹木牙骨器等（图6）。记者作过估算，每天上摊儿的这五大类商品不少于十几万件。这些打着“古玩”旗号的东西都是来自哪里？这当中的流通环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一般说来，字画的来路简单一些，基本上都出自社会流传的真品和一些职业画匠临摹的赝品。其他物品的来路有四条：一是由文物贩子走街串乡，到老百姓家里收购一些祖传或偶得之物；二是在一些古代有名的老窑址、老作坊都有专门仿古做旧的新工地，它们生产的仿古器物通过各种渠道通常可以在几天内迅速流入国内外文物市场；三是家传或市场上倒腾的旧对象；四是盗墓所得。
这些真真假假的古玩商品，流通渠道主要是由两类人的经营活动构成。一类相当于批发商，道上人称“大爷”，这些人是中国古玩市场的源头和始作俑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会在市场上公开露面，基本上是一些见不得阳光的盗墓贼或文物制假者。这部分人行踪诡秘，风险性大，蹲大牢判重刑、丢身子掉脑袋的都有，但在艺术品市场流通链上，与那些直接进市场经营买卖的下线比，他们的经济收入却显得偏低。
第二类人绰号“二爷”，风险最小、挣钱最多，他们是古玩市场的直接销售者。这部分人群的组成基本上是农村的农民和小城镇里的无业人员。记者留意观察，在北京的古玩市场，摊主们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滞后的省市，其中以河南、安徽、江西和福建四省的农民居多。市场流通的对象在品种上各有侧重：河南人主要经营青铜器、玉器以及钧窑、汝窑、磁州窑等北方的瓷器；安徽、江西人主要经营元明清三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福建人除开卖当地土窑仿烧的景德镇各代青花瓷之外，多经营建窑黑瓷与土龙泉瓷器。文物商贩中也有其他省份的人，如：卖新疆玉和俄罗斯玉的新疆人、卖老玉的东北人、卖唐卡和银器的西藏人、卖彩陶的甘肃人、卖唐三彩的陕西人、卖红山玉的内蒙人，还有啥都卖的山西人，等等。
在“二爷”中，北京本地人主要开古玩店，有少量过去的老玩家也会将一些自家淘汰的东西临时租一个摊位卖卖。别看这里大多数摊主土里土气、连报纸都读不转，见到你又是点头哈腰又是哥呀姐呀爷呀的乱叫唤，可一个个腰缠万贯，眼珠子贼精，只要你一伸眼、一张嘴，就能把你看得透心儿穿。掏干你的钱包不说，待你刚一转身离去，他就会跟隔壁左右的摊主们挤眉弄眼，并由此及彼大讲“烧包”的故事。所谓“烧包”，顾名思义就是烧钱的主子，是文物贩子们对那些眼睛拙、信心足的淘宝者的“尊称”，北京本地人则多称此类为“棒槌”。
圈内人把潘家园的淘宝队伍戏分为“两方面军”——中国军团和“洋军团”。第二方面军中人数最多的是欧洲人，他们大多都只买一些价格低廉的文物仿品或少数民族生活用品。看他们买东西也是一大乐趣，有的完全没有汉语听说能力，便拿着货主备好或自带的计算器，叽里呱啦地按出数字讨价还价。有的虽然听不懂汉语，却会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喊阿拉伯数字，不管卖主叫两千还是两万，他只管盯住人家两只手指头，然后“二十、二百”的乱喊一通。嘿，别看少了几个零，大多数还真能买下来，买东西的人不辨真假，卖东西的有时候也犯晕，便宜来便宜去，有钱赚就行！这种卖主“打眼”的机会叫你碰上了，就叫“捡漏儿”了。
在来自国外的淘客中，购买力最强的要数韩国人与日本人，毕竟离咱们近些，根靠着根儿，对中国的东西知根知底。他们穿着和中国人一样的衣服，一进场就找到熟悉的摊位上，用与中国人一样的笑容，甚至是操着六成以上的汉语，套近乎、看货谈价。可尽管如此，也逃不过那些精明摊主的眼睛，这些“黄皮老外”只要近摊儿，他们便把一旁藏着掖着的盒子挪出来，神秘兮兮地朝四周打量一番，然后再打开盒子，低声说：“新近到的货，老东西，昨天别人出到几千块钱没卖，特地留给你的！”为什么要故作神秘呢？第一，依照国家《文物法》规定，一切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第二，大多数文物是不能卖给外国人的。为了执行国家法令，北京市文物局在潘家园还专门设有文物缉查组，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要在各个摊位巡视一遍，若发现违规文物要依法查缴、没收。可实际上他们的行踪都在摊主们的掌握之中，一些货真价实的出土文物，都不会叫他们看见。这第三嘛就是生意人惯用的伎俩了，就算盒子里装的是一件低仿品，他们也要如此这般地故弄玄虚一番，让你觉得他就是一个盗墓贼或者是个销赃的，东西不能公开示人。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鬼市”?“淘客”（3）
也许有人会问：明知道盗墓销赃都是犯法的，还有人去冒充呵？有哇，怎么没有？潘家园遍地都是！这些人就是被举报了也不过是去派出所转一趟而已，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盗墓贼，他们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仿制品。当然，若是换了别的交易场所，照理说贩卖假冒伪劣产品也违法，可就搞不懂，在潘家园，不说是光明正大却也是心照不宣，卖假的理直气壮，就是买主打上门来也脸不红、心不跳，一种人是咬紧牙关不认错：“什么假的？谁能证明它是假的？出示鉴定证明呵！”这古玩鉴定吧也就真怪，诸多鉴定公司都只给出具“真货”的鉴定书，没人给出具“假货”的文字依据；还有另一类读了几句书，稍微有涵养一些的卖主，你一旦买了假货找回来，他们会笑嘻嘻地陪你调侃：“真要是到代的文物，您几百上千块钱就能买到？那不太亏了兄弟我吗？”买家“吃药”了也自认倒霉，一句自嘲：“又交了一回学费！”转身又上别的摊儿上“补仓”去了。
再回头看看那些淘宝的韩国人和日本人，他们大多都是道儿上打滚的“回头客”，不管你卖家如何“演戏”，他行他素。他们买的主要是瓷器，拿在手上眯着眼远看看、近瞧瞧，再看看底、敲敲身子，然后用不同倍数的放大镜对口沿和一些开片或裂纹仔细观察，有的还用１０倍以上的简易显微镜贴着釉面看气泡、看沁。看不好、拿不准，或是觉得东西有假，也不会让卖主下不来台，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不喜欢”，把东西放下不买就行了，很少有人当面戳穿的。看准了，是老货，就讨价还价，他们出的价一般比国内买主和欧洲客人的要高一些，因为这些人大多都是些文物掮客，将淘到的中国文物走各种路子运回本国倒卖赚大钱。有报道说，韩国首尔一条古玩街85%的文物都来自潘家园旧货市场。在日本，一只直径１０厘米的宋代福建建窑天目碗，拍卖价折合人民币达300多万元，而在北京古玩市场上，一只同样到代的碗最多卖到两三千块甚至更低的钱，这中间1000倍左右的差价足可以让任何一个生意人心驰神往。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记者认识了一位韩国古董商朴先生，他能讲一口很流利的汉语，而且精通中国历史，至少可以算得上半个“中国通”。十几年前，朴先生还只是一位古代韩国瓷的普通收藏者，正式职业是小学教员。他告诉我，他第一次来中国旅游，从导游小姐那里打听到潘家园一带有文物“鬼市”。于是，他在大伙儿起床之前，悄悄让导游小姐把他带到潘家园“鬼市”。
“十几年前这里的真货多的是，哪像现在遍地的假货！”朴先生津津乐道地回忆：他第一次上“鬼市”，就淘到两套明代的韩国青瓷酒具，拿回去以后转让了一套给一位藏友，没想到那个藏友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喜出望外。后来他听说，那位朋友将那一套酒具送拍卖行拍卖了，价格翻了十几倍。就这样，每年寒暑假，朴先生都会来中国淘宝，后来还在汉城开了一家古玩店，所卖物品基本上都是从潘家园、大钟寺等地购得。我问他：“你买这些文物上飞机没人查你？”朴先生笑着说：“扣过两次货。后来我采取掺水的方法，就是买一大堆假货，中间夹带几件真东西，通通照着现代工艺品填表报关，很轻松就出去了。”
“中国文物造假的水平全世界最高，就是中国海关自己的专家也无法准确辨别出来！”末了，朴先生又笑眯眯地补充了一句。
我留意到，像朴先生这样经常穿梭于潘家园的中国港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古董商很多，其实他们自己清楚，从潘家园买回去的东西，能有百分之几是到代的老货就不错了，可是赚钱是商人们永恒的逻辑，不管真货假货，反正带出去以后有市场、能赚取好利润就行。好笑的是，咱们国内有一些有钱的“烧包”，竟然千里迢迢奔国外再把那些个假货倒腾回来，弄张发票，过海关时戳上一个“火印”，表示“流传有序”了。倘若这些主儿把买回来的假货“金屋藏娇”、自我欣赏或显示文化品位以抬高身价也行，于世无害。可很多人却不这样，他们图的还是钱。这些真假尤物回国后或被现买现卖，或被暂时囤积起来，待价而出。偏偏一些拍卖公司对国内老百姓手里的宝贝挑三拣四、嗤之以鼻，可一见着“火印”和国外交易证明就如获至宝、拿着就拍，而且还十拍九成交。2006年，一位景德镇的瓷器贩子亲口告诉我：当年有三家颇具名头的拍卖公司高价拍出的五件“海归”清代“官窑”瓷器，均系出自他之手的高仿品。相比之下，那些前些年还是抢手货的“海归”学子实在可怜，他们耗费青春、耗费钱财，如今学成归来，身价竟然还不敌那些“海归垃圾”！人家有人出钱追捧，奈何？
来潘家园淘宝人数众多的当然还是第一方面军——中国人。与老外相比，国内一些经验老到的买主要狡猾多了。一件东西明明看好，硬是要装出个看不好的样子，挑出一大堆毛病来，不是有剥釉就是有残裂，或者器型不规整、不典型，臭它个一无是处，然后再谈价。这一招往往还灵见，市场上眼好的人凤毛麟角，新货漂亮，出价高，老货多少都有些残缺，他们不要。所以卖主只好明知东西好、到代，但为了货币回笼只得少赚几个钱也卖，一面数钱一面还不甘心，嘴里念叨着：“这东西要是拿去拍卖，可以发大财！”这时候，碰上尖刻一点的买主，还会酸溜溜地揶揄他两句：“那您别卖给我，赶紧送拍去呵！”话到这儿也就说绝了，出土的东西，没有很硬的关系，他敢送拍卖公司吗？只好讪讪地笑道：“嗨，您今儿个捡大漏儿喽！”说着将东西打好捆，交给客人，一声“您走好！”便结束了本次交易。
在潘家园的常客中，大家最愿意津津乐道、口口相传的故事，大多都与“捡漏儿”有关。尽管这些故事的内在逻辑如同打麻将的瘾君子一般——报喜不报忧，但是，那一个个从潘家园地摊上脱颖而出的“灰姑娘”与“黑马王子”，却似乎是“潘家园口头文学”中的永恒主题。
“捡漏儿”?“打眼”——国宝古画=5斤猪肉
1988年端午节前后。北京城东。
祖籍东北的侯先生早年在京城东南面跟着建筑工地卖肉为生，后来城市外扩，他的肉摊儿摆到了现在的潘家园一带。当时那地方还没有形成正规的旧货市场，只有一溜儿人称“鬼市”的“破烂摊”。每天大黑早老侯蹬三轮拉着猪肉来到这里时，老远就看得见人影晃动、悄无声息，手电光忽闪忽闪的。“真是奇了怪，只要天见亮，人影都没了！要不，怎么叫鬼市？”老侯经常这样向没到过这地头的老乡们作如是描述。
那天刚吃完端阳粽子，太阳大、天气闷热，出门的人不多，直站到下午快收摊的时候，老侯的摊上还有半边猪肉没卖完。他大声吆喝：“收摊了！猪肉两斤以上半价了嘿，要买赶快！”喊了半天还是没多少动静。他正想着收摊回家，却见一人挟着只旧蛇皮包匆匆赶过来搭腔：
“大哥，俺用这幅古画换两斤猪肉成啵？”
“咋地？东北老乡啊？赶鬼市卖画来的？咋这时候才到呢？坐在这旮旯儿等明早两三点钟再卖吧！”
“不成啊，俺媳妇儿上午开的刀，咱得把画卖了弄点肉回去给她熬点汤喝不是？”
“弟妹来北京治病的？”
“肝癌，哈尔滨医院都不敢动手，只好来北京开刀。大哥，俺这画是爷爷辈传下来的，您接着不会吃亏……”那人一面说，一面从蛇皮包里摸出一卷皱巴巴、发黄了的古画。
这是老侯听到的第一个关于古董的故事，他挺认真地推辞道：“糟蹋你哥了不是？大哥一个卖肉的屠夫还装啥斯文、要啥画？送两斤猪肉给弟妹养病就是了！”
“那不成，猪肉我不能白拿。大哥你要存心帮我就得把画收下！”
“那咋行？你这古画得值多少钱呵？我咋能趁人之危呢？”
“没啥，也不是花钱买的，俺爷爷在东北军时用两只馒头跟逃难的太监换的……”
经过一番谦让，老侯随手砍下一刀猪肉，大约有五六斤重，也没过秤硬逼着老乡拿走了，那幅画他也只好留下来，初始他还有点心虚，真正觉着亏欠了落难的老乡，后来算了一笔账， 心里稍许舒坦点：五六斤猪肉不比两个馒头便宜？
几天后，老侯把那幅古画随身带上，到鬼市想找人问个明白，没想到那些到鬼市淘宝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上当了，说这幅名为《皇家秋猎图》的画连个明确的作者都没有，却盖了三代皇帝的鉴藏印章，指定是赝品。那时候老侯不知道啥叫“赝品”，可他却信死了一个理儿：老乡绝不会骗他。退一万步，就算这幅画是假的，那也是那个逃难的太监骗了老乡他爷爷。再说他本来就没打算把人家这画留下，乡里乡亲的落难了，送几斤猪肉给人家吃又怎么了？
可是不出三天，却有人给了老侯完全相反的说法。一位经常上摊来买肉的文化馆美工仔细打量了这幅画，还用尺子做了丈量，告诉老侯：这幅长达1200厘米的手卷是元朝宫廷画工集体创作的，所以没有具体作者名字。上面盖有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的鉴藏印，应该是清宫藏品。他还嘱咐老侯这幅画值大钱，要小心保护好，千万不要弄坏了。
老侯就是老侯，过他手买肉的人成千上万，什么样的角儿没见过？说是假画他不信，说价值连城他同样没往心里去。那鬼市上啥画儿没有？顶贵重不也就卖个几十百八块钱？所以自此以后他没再向人打听那幅古画的事了。没想到退后两三个月的某一天，那位文化馆美工带来一人到肉摊上找他，提出要买他那幅画。老侯把猪肉托付给旁边的同行，赶紧领着他们一道来到自己租住的地方。一路上他想：只要把那五斤猪肉钱给整回来就成！
美工带来的人看起来没什么富相，可眼界奇高，出手更阔得不得了，看过那幅《皇家秋猎图》后，当即丢下一句话：“往后你就不用再住这样差的房子了！”
老侯还没琢磨透这话里的意思是寒碜他还是什么别的，那人就撂下一只大皮包，随口说了个三位数字，吩咐说：“你点点好！往后也不用卖肉了！” 老侯只听清其中一个“万”字，就吓了一跳，赶忙说：“不用数、不用数……”包也没打开就把客人送出门。
客人走后，老侯打开他留下来的钱包，眼睛发直、面色苍白。他花了好几个小时，一连数了十几遍，真他妈像别人笑话穷人怵钱似的：“穷鬼见钱莫上手，数钱数得手发抖！”老侯乐滋滋地骂自己、怨自己，平日里在一群屠夫当中有头有脸的，今天怎么了？数几沓子钱都数不利索，一会儿越数越多，一会儿越数越少，累得他满头大汗，下午拿刀砍肉，手还在一个劲儿地抖个不停。
到底买走《皇家秋猎图》的人给了老侯多少钱，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他自己也从不溜口。大家看得见的公共信息是：打那不久，老侯在小井买了一户两居室的楼房，外带北京户口。而且从此以后他不再摆肉摊儿了，天天在鬼市里学着淘画卖画，慢慢地还混出了个名头，人称“画儿猴（侯）”。再后来，潘家园旧货市场正式成立，老侯在里面买了一个门面，正儿八经地当上了书画店的老板。有时候，走得近些的朋友向他打听那幅《皇家秋猎图》究竟卖了多少钱，他死活不透风，只是说那个东北老乡不是人，是财神菩萨下凡救苦救难的，理由是后来他想分一半钱给那个老乡，但是找遍了北京市的各大医院都没见踪影。“亏！我那老乡亏高喽！”还有一次老侯喝酒喝高了，酩酊大醉，朋友想套出他一点儿口风，问他到底赚了多少钱？他却随口编了一段顺口溜生生地把人给挡回去：“……要脱贫，靠古人；想致富，去捡漏！”
直到两年后，这幅名为《皇家秋猎图》的古画现身美国纽约拍卖会后，大家才真正瞪大了眼睛——落槌187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00万左右，创下了当时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的世界纪录。
到这时候，老侯为了解除人们的误会，才申辩说自己只拿了拍卖价十分之一的钱，而且画不是他卖到美国去的。
老侯跟别人说，他不后悔，别人赚得再多那是别人的本事，“不过嘛……”说到最后，他常常这样补充一句：“咱中国的画儿被老外弄去了，还真可惜。说这理儿当初还真不该卖！不是？都怪那时候咱不懂啊！”一些眼红他的人窝在背后忿忿地说：“猴儿精，得了便宜还卖乖！”
“成化宝贝”（1）
“鬼迷心窍”，是我从小就听母亲斥责家人过分偏执于某件岔事的一句口头禅。如今把它用在一些沉迷古物者的身上，显得特别富于哲理。可以这么讲，凡是揣着发财梦走进潘家园的人，不管他学富几车、财富几何，迟早都会变成“古玩虫”：神魂颠倒、目光直视，回家后喝茶盯着自家的杯子断代，吃饭看着盛菜的盘子发呆，出门在外踩到一块石头也要拾起来仔细端详，生怕放过一次点石成金、芝麻开门的机会。
藏友李某曾经是一个颇具灵气的年轻诗人，曾多次获得过文学大奖，经常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光鲜亮相。除开文学创作外，他还开了一家文化公司，生意挺跑火。后来，在一次笔会上，他偶然听人说起潘家园的盛事，便萌生就此题材写一部电影剧本的想法。于是，在2004年下半年，他走进潘家园体验生活，而且很快认识了一批古玩收藏界的朋友，其中有藏友、有专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玩贩子。
不管这位年轻诗人那一年进潘家园的初衷是什么，不到半年时间，他很快就痴迷上了收藏，成为京城古玩市场的“常客”。这转变还得从一只用尺量不到两寸，用秤称不足二两重的小茶杯说起。
那只茶杯的全名说出来吓人一跳——“成化斗彩鸡缸杯”（图44、图45），它是收藏圈内人人都梦寐以求的宝物。其实茶杯上面的图案内容很简单：两群鸡、三组花草、四只蚂蚱，外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茶杯上的色彩也很单调，用蓝色青花勾的边，用红绿黄紫四色填的彩。说到底，这“吓人”就吓在钱上面：1999年，一只这样的杯子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曾卖出2917万港元的天价。古玩行里大家都知道一条收藏定律：“物以稀为贵”。就是说，同样时代、同样品质的东西，存世量越少越值钱。这成化朝斗彩鸡缸杯就符合了这一条，要是按照国内权威说法，目前全世界存量不到五只。可就是如此珍贵的东西，竟然就被刚刚试水收藏的诗人给撞上了。
“缘分！”诗人总是这样叹息。那天，他刚从潘家园北门下车，被一个从江西来的游商喊住。那人神秘兮兮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塑料袋，塑料袋里包着三层报纸，报纸里面包了一只小纸盒，打开小纸盒，里面装着一只馋死人的成化斗彩鸡缸杯。
“到旁边去看吧，大门口人太多……”那人警惕地朝四周看看，把诗人带到东边围墙脚下。别看诗人入行不久，可他的文化底子摆在那，国内几本关于古瓷方面的权威著作他已经读了个遍，特别是对于历朝历代一些名贵品种的基本特征和鉴定方法更是熟记于心。他拿起那只鸡缸杯，看看釉面、看看色彩、看看底款，然后再用大拇指压住杯身向前推移。结论是：胎质白而细腻、釉质肥润、色彩到位、底款字迹青花下沉、字形稚气中透出老道、手感润滑如玉似童肤……
“多少钱？”
“10万。”
“说实价吧！”
“少不了多少……要不您给个价。”
“1000！”
“您不存心买……”那人一边说一边重新将鸡缸杯装进小纸盒里。
“2000吧！”
“不行……”那人又用报纸一层层将小纸盒包裹起来，装进塑料袋。
“3000，行不行？再不卖就算了，还不知道你这东西是真是假呢！”看起来，诗人虽然入道不久，却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交易技巧。那卖主果然停下了“收工”的动作，诚恳地说：“这样吧，您要是存心买，我就说个实价，5万块！再少我就要赔钱了。”
“哎呀，5000吧，再多我也买不起了，我一月全家老小不吃不喝工资也就这么多！”
“那咱们就无缘了，下次吧！”卖主转身走了。诗人心里痒痒的，表面还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他不远不近地跟在那人后面，打算等他卖不掉了再接着砍价。谁知道沿着围墙没走多远，就发现刚才一直在旁边观看的一个中年人赶上卖主，将鸡缸杯要过去看了两眼，迅速点了4万块钱，成交、撤离。诗人傻眼了：那买货的主儿他眼熟，也是潘家园的常客，是个老手。他能掏出几万块钱眼皮都不眨一下，证明物有所值。看来那只鸡缸杯还真是老货！“假若是这样，我就亏大了！”这一天下来，诗人心情烦乱，啥都没买着。
“成化宝贝”（2）
过了一段时间，诗人把这档子事渐渐淡忘了，仍旧乐此不疲地逛潘家园，一面交朋结友体验生活，一面狂热地收藏文物。可偏偏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又遭遇了那只该死的鸡缸杯，不过这一次是在电视节目里看到的。这也是去潘家园体验生活后养成的习惯，对于卫星频道的“电视鉴宝”类节目，诗人是每期必看。这天，他突然发现参加本期鉴宝节目的一位持宝人非常眼熟，待镜头推上特写——妈的，不就是前不久在潘家园买走那只成化斗彩鸡缸杯的中年男子吗？本来无论真假，那玩意儿已经不关他什么事了，可他这心里就是放不下，一会儿希望它是真的，一会儿盼着它是假的……
最后，主持人宣布：“……经专家鉴定，这只成化斗彩鸡缸杯，确是成化官窑真品，存世稀少，极为难得，保守估价900万元人民币！”
这一夜，诗人彻底失眠了。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一大早他就开车去潘家园，逢人就说：“昨晚看了鉴宝节目吗，那件估价900万的成化宝贝本来该我买的，放过了，真该死！”
从这天起，诗人进潘家园的初衷彻底改变了，体验生活、创作剧本的意图渐渐淡出脑海，疯狂地搜宝捡漏、囤积古董则成为他的生活主导。特别是对“成化斗彩瓷”，他更是情有独钟，只要碰上他自己认为“开门”的东西，即便一掷千金，他也在所不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要是成化宝贝，就不能再放过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由此，那些摆摊儿的瓷器贩子便暗地里给他取了个外号——“成化宝贝”。言来言去的，这个外号在潘家园、报国寺、大钟寺等几个古玩市场都传开了，他的本名倒无人呼叫。
两年后，“成化宝贝”基本上停止了写作，并且卖掉了自己的文化公司。接着，由于经济拮据，他的宝贝儿子撤出了收费昂贵的“贵族学校”，本来按夫妻分工在家里相夫教子的娇妻也不得不去朋友公司里打工，以维持家庭日常开支。
记者有幸应邀去“成化宝贝”家做客，一套四居室的高档住房里，从客厅到卧室、厨房、卫生间，只要是有空地，到处都摆放了他买回来的“成化宝贝”。他告诉我：光是“成化斗彩鸡缸杯”他就有500多只。“这些成化宝贝都找专家鉴定过，随时都可以开出鉴定证书。那些专家眼睛再不济，就按1%的比例计算，起码也有四五只是真的吧？拍卖价那也是上亿资产哪！”他说。
我问他，既然手头那么拮据，为什么不拿几件东西出去拍卖？自古至今，有多少藏家能只进不出，不走以藏养藏之路？他告诉我，拿过，有些东西拍卖公司不认，有些东西进入拍卖后买主不认，所以至今一件都没能出手。甚至有一些经故宫里的权威专家看好的东西，也被人说成假货。
“别着急，总有一天大家会觉悟，认它。到时候上哪儿找这些国宝去？咱们是先知先觉呵！”“成化宝贝”反过来安慰我说。
“成化宝贝”的冷静没能维持多久，下赌注似的收藏就像一个无底洞，很快将他的财产与自信抽吸殆尽。前年，为了收购十件“成化斗彩官窑瓷器”，他变卖了房产，借住到一位出国工作的朋友家里。天无绝人之路，去年，通过一位专家介绍，香港一家拍卖公司找到了“成化宝贝”，要上拍他的成化斗彩精品，但前提是要求他送拍的东西必须经过权威科研部门进行仪器测定。于是，“成化宝贝”挑选了几十件有专家鉴定证书的“成化精品”，花了几万块钱送交北京的一家专业机构进行仪器测试，结果很惨：无一通过，全部为赝品。至此，这位原本前程似锦的年轻诗人精神彻底崩溃了，接着，老婆又带着孩子离开他回东北老家。他独自一人靠亲友接济、加上贱卖一点赝品维持日常开支，得空了仍旧在京城各大古玩市场里疯说、疯逛。成天见人就重复一句话自我解嘲：“本来我看准了那只成化鸡缸杯，真该死，给别人买去了，900万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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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毒贩到首都公民（1）
有人把潘家园称作中国的“富农制造厂”，这话一点儿也不过分。这里的经营户九成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贫困地区的“赤贫户”。初始，他们大多穿着破旧、身无几文，仅拎几件古董玩器，三五结伙、离乡背井闯北京，租住在潘家园周边一些当地人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房里。过一段时间后，手里的真家伙卖光了，便用赚得的钱再回到穷乡僻壤，挨家挨户廉价收购一些祖上传下来的家用旧器物，如清朝末年和解放前后的瓷坛瓦罐、铜佛木雕之类，然后再经人介绍，去一些专业制造假文物的窝点，捎带一些价格低廉的中低档陶瓷赝品，又重新回到潘家园。如此反复倒腾几次，初步积累了一些利润和经验，开始了他们“滚雪球”式的脱贫致富运动。这群人的致富速度快得惊人，一般说来，只要进了潘家园，一年之内可以基本脱贫，让家里人吃饱穿暖、孩子们读得起书。两年之内，可以不同程度地超过国家现行通认的“小康”标准。再往后就不一而论了，那部分人的经济实力你无法估量。
笑哥，就是这部分人当中的一个。他来自河南的偏远山区，今年28岁，因为天生一张笑眯眯的娃娃脸，同伴们都喊他“笑哥”（图8）。
笑哥读小学五年级时，在小煤窑做苦力的父亲死于矿难，他不得不辍学回家，然后去洛阳街头要了两年饭。16岁那年，他受人唆使帮毒贩子送毒收钱混饱肚子。不久，他的上线被抓起来吃了子弹，他因为没到法定年龄，被带上刑场受教育。在刑场上，他亲眼目睹上线被打掉脑袋，吓得尿了几天裤子。
经过两年的劳动教养后，18岁的笑哥被释放回到老家，认识了一位倒卖古玩的同乡，先是帮着那人在古玩市场上拉客，成交后抽10%~20%的彩头。赚了千把块钱以后，笑哥便自开炉灶，捣鼓起一些小玉件。由于他模样厚道，卖东西也不漫天要价，而且还许诺买主可以退货，很快便积累了人气。一些初入此道的客户，都愿意上他的摊上“捡漏”，就算是买到赝品与假货，因为价格便宜，又见他年少可怜，很少人跟他讲究，不到三年时间，笑哥口袋里装进了近十几万块钱。
1999年冬尽，笑哥过完20岁生日，听人说北京的古玩市场大、买主多而且更有钱，便趁农闲之机，花费4万块钱把家里的一间住过四五代人的土坯房拆了，在原址盖了栋两层楼的砖墙水泥顶小洋楼，然后再给母亲留下两个弟妹读书的钱，只身来到北京。
初到北京，笑哥先是每天起早摸黑在潘家园外围赶了一年“鬼市”，虽说挣了不少钱，但是经常会受到城管人员的驱赶和罚没。毕竟是进过“局子”的人，一见到穿制服的就慌神，为此没少摔破一些坛坛罐罐，心里也老是不踏实。在这期间，笑哥认识了一位经常出入潘家园的新闻记者，经常找他买些明清瓷器。跑了几年江湖，笑哥深得“出门靠朋友”的处世诀窍，他知道：结交这些神通广大的“无冕之王”，指不定哪一天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收到靠得住的老物件，他便第一个给那位记者打电话，并且价格上也优惠许多，有时候碰上不值钱的小玉件或陶器，便干脆不要钱做个人情。那记者倒是个知书达理之人，老说一个庄稼人做点小生意不容易，时常带些喜欢收藏的同事照顾笑哥的生意，一来二往，两人便成了朋友。后来，赶上潘家园扩大营业面积，那位记者通过关系替笑哥搞到了一个摊位，笑哥得以正式入主潘家园。
几年过去了，当我认识笑哥的时候，小伙子身着皱巴巴的名牌西装，开着“捷达”轿车，频繁地往返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的古玩市场，别人一个礼拜顶多只有两三天生意可做，但他只要愿意，每天都有场子可赶。
有一天，笑哥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山西搞到一套紫檀木家具，马上开车过来接我去看看。一小时后，笑哥把我领进通州东北面的一处别墅小区。那套家具分别摆放在两层复式楼里。
呵！进门就唬了我一跳：一架透雕人物故事大床、两只龙凤纹三门大立柜、四把嵌贝太师椅，还有方桌、条案、茶几等，做工精细、线条简约，全是典型的明式家具，而且用料都是地道的紫檀木。
从毒贩到首都公民（2）
“怎么样？”笑哥问我。
“馋我呢？你小子！”
“没花多少钱……您猜猜！”
“光这一只柜子拍卖价都在500万左右吧？”
“告诉您，这8件东西我总共才花了400多万！一个晋商的后代，穷家底子了，几兄弟不和，老三刚从牢里放出来，闹着要钱做生意，给我赶上了，说好明里给他和兄弟们300万，然后再私下补给他100万。他力气大不怕死，其他三兄弟胆小怕事含糊他。就这样，总共400万就给拿下来了！”
“可就是你不赚钱原价卖给我，我也买不起啊！”说实在话，就这套家具吧，弄得我几夜没睡好觉，馋哪！唉，早年经常哀叹“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倒成了“钱到用时方恨少”呵！
“今天请您老来，不是做生意的，一来我知道您喜欢明清家具，请您给长长眼！二来顺便带您来看看这刚买的房子怎么装修合适，帮我设计设计。我打算元旦结婚，这家具我女朋友喜欢，打算自己留着用！”
虽说这年月一惊一咋的事不少见，可这会儿我还是感觉到晕糊：“你小子没自己印假钞吧？”
“瞧您说的，这玩笑可开不得！连带买房子不就五六百万吗？我们这些在道上混了七八年的人，谁还拿不出来？我比他们更想得开，这票票呵挣得来要给自己花，哪个活得两辈子呵？再说，这房子、这些高档老家具，睡在这里也会升值，不用白不用！对吧？”
两个月后，我应邀参加了笑哥的婚礼，新娘子是通州本地农民。婚礼很豪华，动用了高档车队、高档乐队，还请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电视台主持人担任司仪。当年，这场婚礼受到多家媒体站在不同角度上的关注，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偏负面的报道。倒不是这些新闻人对致富了的农民兄弟嫉妒或是歧视，同仁们似乎是在忧患一个大的社会学命题：财富应该偏重于哪部分人群的口袋？这让我想起头几年计划生育时，有的人口学家曾打着“优生学”的旗号公开提议：普通人限生一胎，而教授、科学家则可以生两胎、三胎。类似这样的事情如今听起来似乎更像是一个个笑话，但至今不少人却还在内心深处寻找这期间的“合理内核”。
当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尽管酒足饭饱，让他们去思考一些抽象的社会命题，似乎还是有些奢侈，他们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怎样多挣一些钱、怎样把小日子过得更好。婚后，笑哥告诉我，明年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户口迁来通州，他还打算花点钱把母亲和全家人都弄过来。“北京的钱好赚，北京的日子过着舒坦，北京的小孩儿考大学录取分数线也比我们老家低得多。早知道有这条路，当初打死我也不会拎着脑袋去贩毒啊！”小伙子踌躇满志地说。
“您说说，这北京的钱咋就那么容易赚？”笑哥坏坏地阴笑着问我。
“我怎么知道？你说说听！”我倒是想听听他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别低看这些人的智商，一不留神，就会从他们从不刷牙的嘴里冒出一连串醒世恒言。
“北京人都是大、笨、蛋！”笑哥贴近我耳蜗子，就像道出一个天大的秘密。小子真坏！
“此话怎讲？”
“他们笨就笨在认为我们农民都是笨蛋，天天拎着金丹当粪蛋卖，好让他们去捡漏！他们哪知道？我们是拿着粪蛋当金丹卖！哈哈……”
像笑哥和福建女子那样的故事多不胜数。潘家园，就像是一个“魔术大师”，每天都以更新、更刺激、更富于智能含量的手法，上演一幕幕令旁观者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换头术”——来自五湖四海的倒爷们，不管他们来自哪个穷乡僻壤、犄角旮旯，也不管他们过去是怎样的一贫如洗，只要进入其中，无需多大的成本，也不需要什么高智商，他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不折不扣、腰缠万贯的大小富翁。
据有关方面统计，潘家园每年可造就十万元以上的“富农”最少有千人以上。别看这些新富们穿着打扮依旧土里土气或半土半洋，但你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他们中间开着小轿车送货、打开电脑上网交易、拿着高档手机通话并将所谓的“高档老货”拍成照片寻找买主的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这些在经济上远远超过当地居民平均水准的城市边缘人，他们财富的大量积累与高速膨胀，往往不会被外界察觉，因为从外表看，他们的衣着打扮、谈吐、还有消费时和在社交场合的底气，就算是跟城里那些享受政府救济的穷人比，都显得怯场和寒酸。难怪一些当地小年轻刻薄地嘲笑他们：“再有钱，走近了还是闻得出他们骨头里的土腥味儿！”
不管城里人怎么看自己、如何挖苦自己，这些由潘家园炮制出来的“富农”们，依旧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在城市的边缘自得其乐地生活着、快乐着，出摊赚钱、收摊睡觉，高兴时喝两杯酒，无聊时搓几把麻将。他们打心眼里感激政府给了他们新的活路，感激这个祖祖辈辈连做梦都不敢走近的“皇城”接纳了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平等地和城里人一起摄取社会财富，让他们有资格回老家跟乡长和村长同坐一席、称兄道弟、交杯换盏，有勇气一掷千金，用八抬大轿娶回如花似玉的邻村美女……
在中国，潘家园已经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也不只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它是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它聚集了方方面面众多的社会能量——富人与穷人、金钱与权力、存在与虚无，等等。发生在这里的许多场景，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层面，演绎出一幕幕交织着美与丑、善与恶的人性大戏，释放出丰富的社会信息：信念蜕变、本位置换、概念更新、利弊失衡……
探班贼窝——“白领土司”（1）
为了获得“盗墓界”的第一手资料，记者曾以特殊的手段采访过几个盗墓者，他们都是有多年盗墓实践的高手，现在一个个身藏百万、有车有房，有的已经“金盆洗手”，做起体面的“文物收藏家”或文物商人。尽管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贫困山区的农民，大多数原来没读多少书，但加入黑道后因买卖需要，他们不得不临阵磨枪，突击学习一些历史、文物知识，以及与盗墓手段有关的科技知识。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智商较高、原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学有所成，对文物鉴定和艺术品市场的路数了如指掌，成为盗墓这一特殊行当的领袖级人物，人称“白领土司”。
两年前，记者在北京报国寺认识了一个人称“刘秀才”的小伙子，来自安徽农村，外表文质彬彬，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精通《易经》，能够熟练地推算阴阳八卦，时常帮人看看八字、测个风水什么的。至于古玩方面他更是声名显赫了，虽说他没拿什么职称，没专家头衔，但他对于古玩的鉴赏能力在圈内却是无人不知，许多人都说他看东西比故宫的专家还“毒”。尽管如此，他帮人看东西从不收钱，而且还经常帮一些熟人介绍买主或卖主，成交了自己也分文不取，所以深得圈内人看重。
刘秀才在北京开了两家古玩店，主要客户是香港人和台湾人。我是在报国寺的古玩店里认识他的，记得第一次是看中了他店里一只宋代耀州窑梅瓶。他如数家珍般向我介绍了宋代瓷器的基本特征与演变过程，并教我如何识辨出土瓷器的“土锈”和“沁”色的真伪，怎样“新里看旧、旧里看新”。那以后，我从他手上买过几次东西，而且经行家上眼基本上都到代，没有新仿品。三来两去，我和刘秀才也就成为朋友了，他劝我别上地摊儿上去烧钱，说现在想要在地摊上买到真正到代的文物，简直是沙里淘金。我问他上哪里可以买到真货，他笑笑说：“你有空可多来我这里转转。”我开玩笑说：“你的东西莫非是自己从墓里掏出来的？”他又笑笑：“那倒不会。反正你喜欢收藏，我这店面又是合法的，有了东西我给您打电话，有兴趣您就买，没兴趣也可以看看，又不花钱，上博物馆看得买门票，还不让您上手（摸）呢！”
有一天，刘秀才打电话给我，让我跟他一起去看东西。不一会儿，他开车带我顺着东四环来到朝阳区一个名叫雅园的地方。那地方是个都市里的村庄，在一个被圈起来待改造的大院子内，分布着几排欲拆未拆的破烂平房。我们刚从车里出来，就围上来几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年轻女子，向我们推销各种自行车，那情形有点像电影《巴黎圣母院》里的地下通道。刘秀才将她们喝开，然后告诉我，她们卖的自行车都是偷来的。接着，他领我顺着弯弯曲曲的胡同走进一间矮小的平房，里面很黑，就搁了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木架子。架子上乱七八糟地摆放了几十种中西药材，我琢磨这一定是家黑诊所。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矮个子男人，手里拎着一只黑色塑料包。来人狐疑地打量着我，迟迟没敢掏出包里装的东西。刘秀才向那人介绍我是他的朋友，是个藏家。那人这才放心地打开包，亮出一件瓷器。我一看心里怦怦跳：那是一只带款的明代嘉靖年青花龙凤纹方盒，尽管烧制工艺粗糙了一些，但品相完整，已属难得。
不知道是好东西见得太多了还是故意装怠慢，刘秀才只是朝那件东西随便瞟一眼，淡漠地说：“就出这一件？”那人又看看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子冈”款白玉牌：“出是出了几件，昨天晚上就给人拿走了。”
刘秀才眼也没抬，接过玉牌子看了看：“到不了明代，清仿，玉质一般，你看这儿受沁太重，黑不溜秋的，多少钱？”
“这您是行家，您看着给几个辛苦钱就行了。那瓷盒他们说是官窑器……”络腮胡子卑微地附和着。
“什么官窑？你这爪子还刨得出官窑器？民仿官的，仿得还不错。开个价吧！”刘秀才一面说一面将玉牌递给我：“送给您当件小玩意儿！”
络腮胡子脸憋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哥儿几个有搞得时间长的，他们都说是官窑器，最低得卖5万……”
探班贼窝——“白领土司”（2）
“什么，5万？有种送拍卖公司去呵，还能卖二十万呢是不是？看不出你还真长见识了呢，还官窑！”刘秀才拿过我手上的玉牌丢还给他，对我说：“咱们走吧！”
“别别别，您别上火呵，咱们谁跟谁？您给个价，还是您说了算，俺能混到今天不都托您的福，不是您照应，俺还呆在局子里吃大锅饭呢！”络腮胡子手忙脚乱地将玉牌双手送到我手上：“您是我大哥的朋友，就是俺爷们儿。这牌子就算俺大哥送您的了……您可别说钱，说钱跟您急！”听起来这人像河南人学京腔，俺呐我呀的都搅一锅子煮了。
刘秀才颇为得意地朝我瞟了一眼，对那人说：“这不就行了，做人要厚道，别听风就是雨。这样吧，给你一万，够了吧？”
“这……您就再放个屁，添点儿吧？”络腮胡子低头哈腰地媚笑着。
“加两千，到顶了。打包吧！”刘秀才不容置疑地说，那语调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好的好的，就一万二，谢谢您老了！”
趁络腮胡子打包的功夫，我打量了一眼房子，见门角落里倚着几把卷口铲和两根丈来长的不锈钢条子。“洛阳铲？”我心一动话就溜出口了。这洛阳铲是盗墓贼的专用工具，1913年，由洛阳邙山马坡村一个姓李的盗墓贼无意中发现后使用并推广。这种铲子铲口卷起像窝型瓦，吃土后可以取样出来，有利于盗墓贼判断地底下有无墓穴，听说现在连国家考古队都使用这玩意儿干活（图10）。
络腮胡子看看我又看看刘秀才，尴尬地笑笑，支吾道：“是老乡搁这儿的……”
刘秀才见我还朝门后打量，便索性过去取出一根不锈钢条子：“勘探用的，另外还有一个把柄，往下摁，钻上木头或砖头就表示有墓穴了，先用洛阳铲，打不到底再用这个。全凭手感判断地底下墓穴的位置。你坐坐，我解手去，昨天吃坏了东西闹肚子。”
“你们搞一个墓得多长时间？”刘秀才走后，我问络腮胡子。
“没个准，要是赶在冬天，黑夜长，一般的小墓个把晚上就搞定了！”他见我面露狐疑，一面继续打包一面补充说：“您是秀才的朋友不是外人，俺也不忌讳您。现在都使炸药，嘣一下就炸开了，洞口外小内大，万一当晚搞不干净，搂一把草就把洞口给盖住了，第二天夜里接着干！”
“不会连墓里的东西都给炸烂了？”
“不会，先探好坑的深浅，然后再称好炸药的重量，把面上的土给掀开了就中。里面的情况不一样，俺们老家那边都用青砖砌，北京这边儿用柏木棺材多，木材好，很多都没烂呢！”
“你们怎么知道哪儿有墓？”
“不难，有秀才呵！”络腮胡子停下手里的活儿朝门外看看，努努嘴：“他可神呢！会看风水，管它现代古代，风水都一样，哪块地方做阴宅好，哪块地方就指定出东西！”说着他又朝外看看，小声对我说：“那小爷学问大着呢，这一铲子打下去拉出土来，带沙的，清代墓。带石灰的，明代墓。带出五花夯土的是战国墓。撞上大砖头，准是大买卖，王爷妃子就睡在里头。探准有墓了，再用新洛阳铲（洛阳铲经常改进更新，以适应盗墓贼的需要）或是这种加长钢管在墓的四周打几个点，计算好墓室的准确位子，免得下手时毁坏了墓里的宝贝。这一折腾，墓葬图就出来了，上面画的怎样，打下去就是咋样，真他妈就好像使了透视镜一样！”
“秀才经常跟你们一块儿干吗？”
“人家现在才不当老鼠打洞呢，顶多给看看风水、定定盘子、指指路子……”话没讲完，刘秀才蹲完茅坑回到房里。他皱起眉头看了络腮胡子一眼，装着若无其事地付过钱，领着我出门去。
回到车上，刘秀才把那只嘉靖青花瓷盒交给我：“您先玩着，觉着好再还钱给我，不愿玩就还东西给我。别听我跟他瞎掰，这是地地道道的明代嘉靖晚期官窑器，只不过那时候国力衰败，回青颜料贵，就多掺了些江西本地产的石子青，加上是官搭民烧，工艺粗糙、色调偏黑一点，不管怎样，真正到代的东西很难找了，上拍怎么也值个十几万块钱。那块玉牌你藏好，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和田籽玉，面上那一点褐色的东西不是沁，诓他的，是玉皮。你看，油光锃亮、做工也是一流的，明代著名玉雕大师子冈亲手所作，这种玉牌大多数都是明清仿品，真东西我也只见过两块，市场价在二十万左右吧。这些家伙不动脑子，干多少年还是个睁眼瞎。我平常不跟他们来往，你不老向我打听这些事吗，我知道你也不会害人，今天帮您买点东西，顺便让你见识一下！”
本来我还想多问点什么，见刘秀才摆出关门状，便见好就收了。
两天后，我独自一人带了录音机到雅园想再找络腮胡子聊聊，可那里已是人去楼空，矮房子里已经住上一个新来的东北人。后来我向刘秀才打听，他说他也不知道络腮胡子去哪儿了，还说这些人都是东一枪西一炮的，怕出事。另外他还告诉我，最近很多地方的盗墓贼都集中到北京郊区，所谓灯下黑，这一段北京文物黑市上的明清货突然多起来，就是这批人搞的。我深知他的用意，让我知道他有真货，但又不让我掌握他染指黑道的真凭实据。古玩行的水太深太浑，故事陷阱随处可听，没抓到现场，单凭你讲一两个屡见不鲜的故事，谁能给谁定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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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盗汉墓
一周后，记者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我是胡子，您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我头几天还去老地方找过你呢，你不在……”
“哦，是这样，我们经常会挪地方……过几天可能会出一批汉代的东西，您要不要？”
“我怎么知道你的东西是真是假？”
“您可以让刘秀才帮您长眼呗！”
“谁长眼都没用，除非让我亲眼看到东西出土。上次在你那里买的东西别人都不认，说是假货！”我故意编瞎话套他，他也就果然上套了。
“您看这样行不行……”他犹豫了一会儿，像是作了某项决定：“要是出了东西，您能包坑吗？”“包坑”是盗墓圈内的黑话，意思是整个墓坑的出土文物全买。
“有多少？是些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有多少我也说不准，还没打开，反正是一个汉代的大墓！”
“那成，不过要让我亲眼瞧见你们出土，现在很多人把假东西搁墓里边放好了，然后玩假出土骗人，我可不会上这样的当！”
“您看俺们是那样的人吗？说好了，您包坑，俺们就等您！”大胡子特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当天，记者就乘飞机赶往洛阳，接着又坐火车向南，去一个山区与大胡子他们会合。
第二天白天，我们在一家小客店里商谈此次买卖的方法，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我们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不管从墓里出土多少东西，也不论其价值如何，只要是完整件儿，青铜器立器一件一万，玉器大件一件八千，小饰件一件二百，陶瓷器一件一百，如有特殊物件临时议价。残破物品一律免费送给买家。
按照协定，记者预付定金五千元。
入夜，我跟着他们一行四人开着一辆老式“捷达”驶进山垄。为了防备万一，他们的盗墓工具都藏在汽车底盘两侧，车里面都是一些面包、蛋糕和矿泉水。
也不知是我的神经过度紧张，还是山区的气候偏冷，一路上我全身都发抖。不过这样一来，倒是让他们更相信我是一个胆小的城里人，不会坏他们的事。大胡子还不停地给我讲一些他们过去盗墓的故事，那些故事有鼻子有眼、有鬼有怪，让我更觉得恐怖不安。
我们到达目的地，已经差不多半夜一点了。在朦胧的下弦月映照下，我隐约分辨出这是一处偏僻的山坳，三面环山，形同一把交椅。墓地正面朝南，前方还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大河横向流过。就我那一点儿风水知识也可以辨认出：这里是上上吉的风水宝地，宜葬。大胡子在车上告诉我，他们是十天前来这里踩的点，林子里留有记号。
按照盗墓者的规矩，大胡子用牙齿咬开一瓶白酒，全部撒泼在坟包四周，嘴里还念念有词，大意是：“祖宗爷爷您别怪，帮助穷儿穷孙吃口饭！”之类，然后再趴在地下叩几个头，算是完成了盗墓前的祭祀，接下去就开始干活儿了。他们不用分工，各自熟练地去到自己的岗位上，一人放哨，两人掘墓（图11、图12）。
大胡子在一个土岗上找到一团石灰，迅速用洛阳铲向下打了一个直径大约20厘米左右的小洞。
趁他们热火朝天的干活之机，我摸出手机紧张地拍了一张照片，谁知却差点儿惹出大祸。跟大胡子搭档的小伙子听见快门声，拿着铁铲走过来：“你在拍照？”
“噢，是的，帮不了你们的忙，没事干，拍了几张月光底下的山林……”我主动将刚才拍的几张照片回放给他看。
那边儿大胡子急着干活，不耐烦地招呼道：“过来干活，没事儿，人家是刘秀才的老朋友，你瞎操哪门子心！”
小伙子盯着我看了几眼，我心跳加速、脸上发烫，好在是黑夜，要不然还说不准会出什么乱子。后来，我听小伙子低声对大胡子说：“小心行得万年船，前不久穆老三就被便衣拿了个正着……”
也不知道打了多深，就听大胡子说：“行了！”我赶忙过去瞧瞧，只见他正向洞里放置雷管炸药，然后开始放引线。
“你放炸药就不怕把墓里面的东西毁了吗？”我有些担心。
“这您就放心吧，别说这个土墓，就算十三陵交给我们也炸不坏，用什么品牌的雷管、使多大力量的炸药、放多少、从哪里下手，头几天都请秀才来看过、计算过。您就放心吧，保管给您的宝贝件件都完整无缺！”
“你待会儿起爆，底下村庄的人听不见吗？”
“听不见，等一下您就知道了！就是听见了谁还管你这闲事，谁找到的墓谁挖，这是规矩！再说，村里管事儿的我们早就打点了……”大胡子说完让我离远些。
果不其然，几分钟后，只听到“噗——”的一声闷响，爆破就算完成了，我在20米开外只觉察到脚底下有一点轻微震动。
又过了一刻钟左右，洞口不冒烟了，我这才发现地底下被炸出一个直径大约５0厘米左右的竖洞，只够一个人进出。大胡子取了几件短工具只身下去，在底下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摇动绳索，地面上的小伙子帮着他爬上来，带出一身泥土。
“给人搞过，是老土……没打到底，就死在里面了！”大胡子气喘吁吁地说。话的意思我能听明白，是说这个墓曾经被古人盗过，但是盗墓者没能出来，死在里面了。
“还有东西吗？”小伙子一边系安全带一边问。
大胡子点点头。
小伙子替换大胡子下去后，大胡子告诉我：已经接近墓室，可以看得见里面东西，数量不算多。喝了两口水，爱扯淡的大胡子看着洞底下对我说：“他是我外甥，干这种活儿绝对要找知根知底的搭档，像这样的情况，要图财害命容易得很，等东西吊上来，把面上的土浇下去回填，活埋了，东西就是你一个人的了。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有些还是亲兄弟……”
大约四个多小时后，他们开始用塑料袋从地底下往上吊东西：大小八件玉器、两件青铜器、四件陶瓷器……（图13）
说句实在话，亲眼看见那些古代器物出土的那一刻，我猛然感受到一种从所未有的快感和成就感，那种感觉似乎与金钱无关，完全超然物外。我迫不及待地用报纸擦去这些器物上的泥土，闻着那沁人心脾的老土醇香、看着那月光下闪着幽光的古瓷、抚摸着凝脂般温润滑溜的老玉，心里那个美呀真是无以言表。
“美吧？”见我爱不释手的样子，大胡子笑眯眯地看着我直乐。“其实我们现在搞这个也不全是为钱。一听说哪里有古墓，心里就痒痒，总想去挖出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没见过的宝贝。早就不缺吃不缺喝，就是上瘾成癖了，隔一段时间不开墓，心里就像少了什么，会千方百计去找、去挖！”
“想到过什么时候金盆洗手吗？”在回旅馆的路上，我问大胡子。
“想过……”大胡子坏坏地瞧着我。“等你们不掏钱买的时候，自然就没人再挖了……”
回到旅馆以后，我们各自睡了一大觉。下午起床后，大胡子请我喝了一顿酒，然后开车把我送到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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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1）
几天后，刘秀才因涉嫌参与盗墓以及销赃罪给拘进局子里去了，据说是被大胡子他们招供出来的。
后来，我去拘留所正式采访了刘秀才。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表现得很平静，说：“早就看出您与别的藏家不一样，有思想、爱打听。可我以为自己已经从良了，所以没顾忌，把您当朋友……是您把我给卖了吧？”我无置可否。
沉默了一阵，他说：“是不是您都没关系，只要您不嫌弃，我愿意继续把您当老师、当兄长，我一直很敬重您的学识和为人。其实，我就知道早晚会东窗事发，因为身上这盗墓贼的‘胎记’没法洗干净。自己去自首又没勇气。这下倒好了……我知道您早就在琢磨我，想知道我的过去……嗨，反正都这样了，我就讲给你听吧，只希望将来被您写进书里时，我不会是一些小说里写的那般模样。”
“哪般模样？”
“蓬头垢面、灰头土脸，日落而作、日出而息，不是嗜血成性、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就是无知无识、只会打地洞的地老鼠……”刘秀才苦笑着摇摇头，大有任人宰割的无奈。一个囚徒，还挺在乎自己的形象，这也许就是刘秀才在贼窝之中能够鹤立鸡群的原因吧。
“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要不是命运不济，考一所大学接着念研究生都不是难事。高考前半年，父亲给黑煤窑挖煤出了矿难，被活埋在煤洞里。接着，母亲因伤心过度，心脏病加重无钱住院治疗，躺在家里等死。我四处借钱，可一个寡妇拖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谁敢借钱给你呀？
“高考前两个月，我不得不辍学回家照顾奄奄一息的母亲。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我被干了多年盗墓营生的亲叔叔挽去做了帮手……第一次进入墓穴后，我的精神几乎崩溃，回家倒床蒙住脑袋睡了三天三夜，做了三天三夜的恶梦。一会儿被墓里的骷髅人追赶，一会儿被公安局的人拿枪追捕……第四天起床后，我叔叔包了两万块钱来我家，说是东西出手了，分我一半钱。我赶紧用这笔钱把垂死的妈妈送进医院，虽说没抢救过来，可我也算用那一笔亏心钱尽了孝心……
“那以后，上贼船了，再也无法上岸，被叔叔半哄半吓地扯在一起干了四五年。再往后，叔叔跟别人一起搭班盗墓时被人独吞宝贝黑了命，活埋在盗洞里，婶婶求我帮她把家里剩下的东西卖了。于是，我独自带了叔叔留下的一些存货进了北京，不到两年时间，只出了几件明代景德镇产的青花瓷瓶，我和婶婶便都腰缠万贯了。后来，我花了几万块钱打通关节，在拍卖会上公开拍卖了一只明宣德款的青花绶带扁瓶，税后净赚了三百万。我在北京买了两家铺面，打算金盆洗手、规规矩矩做个文物商人。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在一所大学里读完了英语本科，拿了毕业证，还自学了考古学、地质学等课程。”
我问刘秀才是不是真的帮过那些盗墓贼看风水，他说那是早几年的事，白天看好地方，晚上他们干活。他告诉我：“这盗墓的窍门跟中医诊病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讲究个望、闻、问、切。‘望’就是看风水，咱们国家活人的阳宅变数很大，死人的阴宅择地原则自打有《易经》以来，一成未变、代代相传，所以找墓址并不困难。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有大墓，墓中必多宝物；‘闻’就是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再参考土色判断年代。不跟您吹牛，我现在用鼻子一闻，连两个相近朝代的微妙气味差别都能够分辨出来；‘问’就是踩点。每到一处，先拜访当地老人，从交谈中获取古墓的信息与方位，特别注意风景优美和出过将相高官的地方，找到这些地方一般不会白忙活；‘切’有三层含意。第一层是发现古墓之后，如何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如同给人把脉一样很快切准棺椁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中棺头椁尾，取出葬品。第二层含意是指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物。从头上摸起，经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要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第三层含意是指以手摸触出土文物，高手过手文物不计其数，所以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抚摸一番，就知道它出自什么年代、值价几何。
宿命（2）
“话虽这么讲，盗墓可是一门技术活儿，别看这一帮土老帽绝大多数人没什么文化，可长年累月总是在荒郊野地里捣鼓，他们的发掘技术和应对许多复杂地形、墓况的能力，要远远胜过一些专业考古队。其实盗墓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古代贵族们建造坟墓的时候，都会在墓中设置种种机关暗器和消息埋伏。什么巨石阵、流沙阵、毒箭阵、毒虫阵，名堂多着呢！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去，都有可能出不来。朝代越靠后，古墓的防盗技术也就越成熟。到了明清两代，那更是集数千年防盗技术于一体，墓室固若金汤。没看那电影？军阀孙殿英盗挖乾隆和慈禧墓时，动用了一个旅的兵力，挖了两天两夜都没找到墓室入口，最后还是搜访到一个当年参加过修墓、偶尔逃生的老石匠，逼他说出入口，连炸带挖，足足折腾了七天七夜才进入墓里。”
面对这位口若悬河的“盗墓天才”，我有些目瞪口呆，他的历史知识之丰富以及对盗墓“专业”知识钻研之深是我始料未及的。
“现在不一样……我们接着往下聊吧，以后定罪判刑了，见一面也不容易。能给支烟吗？”刘秀才大概见我脸上的表情只剩下惊诧，稍事停顿，作了个吸烟的手势，故作轻松地朝我顽皮一笑。说实在的，认识他也有几年了，总感觉到他心事重重，像今天这样孩子似的笑容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心里禁不住有些莫名的酸楚。
刘秀才接过我递给他的香烟，吸上：“古人设计的机关再好，只要动脑筋去想，加上现代科学技术，哪有破不了的阵？说句不吹牛的话，就是把秦始皇陵交给我，再给我两三个人，不出两月我就可以把它搞定！考古队的那些专家不愁吃不愁穿，挖出来东西又不能归他们自己，没积极性呵。人家干吗要像我们这些地老鼠似地没日没夜四处乱窜？他们老抱怨说设备资金不足，甚至还赶不上盗墓的，您相信吗？哪有这事？那些用军用罗盘、探测仪盗墓的毕竟是少数人。前些时我领你到雅园看到的，他们不就几根钢钎几把洛阳铲外带一管炸药，这些东西考古队能没有？”
会见结束时，刘秀才对我说：他清楚他的罪行不严重，没糟蹋国家重要文物，而且交了300万元的巨额罚款，认罪态度好，估计判不了几年。出狱后，他还会继续合理合法地接着开古玩店，这一行他认道入门了，再说他也的确很痴迷。
“其实人与人藏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全都一样不分贵贱，只是投胎的地方不能选错，我要是出生在城市，也一定会上完了大学，定不准还读完博士！”刘秀才忿忿地说。他告诉我，出狱后除开继续作生意外，还打算报考北大考古系硕士研究生，他说能上大学也是他死去的爹娘的夙愿。探访结束后，刘秀才要我代为走个后门，请求看守所特许他听MP3，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古典音乐发烧友，贝多芬的《命运》、还有大提琴独奏曲《使命》，是他入狱前的随身听曲目。我答应了他。
就在本文写作至此时，又有熟悉的小贩告诉我，自上月开始，有十几伙分别来自河南、东北的盗墓贼云集北京，在郊区安营扎寨，开始了新一轮的“北京挖宝”行动（图14）。那人还说：在北京找墓很容易，只要找到了老树林子，那里面指定就有墓葬。不过大部分多是明清和民国时期民窑烧造的青花瓷罐，还有一些玉制鼻烟壶、挂件和金银器。这些墓葬大多都被人挖过，现在打开只能找到一些遗漏之物。那个小贩乐呵呵地说：“自己的祖坟挖光了，只好转移战场来挖北京人的祖坟，都琢磨能在皇城根挖到个皇亲贵族的墓，只要挖到一只官窑瓷器卖了，就可以回老家盖几幢房子、讨一门媳妇！”
“有那么好卖吗？”我问他。
“怎么会不好卖呀？有些大老板深更半夜接到电话，就带上钱直接开车赶到墓地去看货！看好了当场付钞！”
那人还告诉我新近发生的一件令人发指的真实事件。在北京东郊一个建筑工地上，几名河南籍盗墓贼掏出一具衣着完整、面容鲜活的清代七品县令僵尸，他们将其连人带物塞进轿车后箱，打算带回住处再找买主。谁知道僵尸出土后很快就开始腐烂，轿车后箱淌出来的尸水发出恶臭，出院门时被保安拦下盘查。打开后箱，围观者见状狂吐不止。保安见发生了命案赶忙报警，盗墓贼被抓进公安局。
记者通过观察发现：北京很多建筑工地上的确有许多盗墓贼成群结队地守候在那里，行内术语叫“蹲坑”，（盗墓则叫“溜槽”）。这些人往往一出动就有几十个，没动静时由一两个人负责看守挖土机，其余的盗墓贼在一旁打扑克、下象棋，只要挖土机勾出了棺材板，看守者便通知同伙们上前干活掏墓。他们对工地管理人员和挖土机司机一是收买，二是威胁，如遇严重干涉又收买无效，便大打出手，打完就跑。
也许是我们的古代文明过于显赫，也许是我们的祖宗过于富有，或许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太过贫穷抑或太过贪婪——一座座深埋着中国人之根本的古墓被一双双野蛮之手毫不留情地劈开，我们一代代老祖宗在仙逝百年、千年之后，竟然被他们的后代亲手从地底下刨挖出来，成为一具具无助的残骸，乱七八糟地暴露在荒郊野地，中国人忠孝礼义的旗帜被一伙伙盗墓贼撕为碎片，变成一块块遮不住羞的破布头（图15）。
上有法律失尊之耻、下有百姓被挖祖坟之怒，盗墓现象为何还是屡禁不绝，甚至是到了失控的地步呢？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一些地方，盗墓行为得到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们的庇护。有些县、乡领导干部私下里还冠冕堂皇地说：“盗墓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手段。”在调查中有人告诉我，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为了从盗墓贼手上获取出土文物用于个人收藏或“送礼”，不惜充当盗墓贼的保护伞，通风报信、说情讨保，就算盗墓贼犯案被抓，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某市博物馆的一位文物专家告诉记者，有好几次他接到通知到当地的一位领导家帮他鉴定文物，上那儿一看，那些文物几乎全都是最新出土的，有些甚至是他们从盗墓贼手上没收过的东西，“这些出土文物哪来的？总不会是领导亲自去盗的墓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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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夺宝（1）
2005年初夏，记者在潘家园那个福建女人的摊位上发现几件货真价实的明清瓷器，那些瓷器水垢老旧，形成一层厚实自然的“包浆”，一看就是新近出水的“海捞”货。记者用高出别人一倍的价格买下了这几件古瓷，以此为诱饵，向她打听这些东西的真实来历。
福建女人告诉我：她老家那里最近发现很多沉船，临近几个村子的人都不打鱼了，纷纷下海抢捞船上的宝贝，她的这些瓷器就是在表哥那里收来的。收摊后，我又请她到附近“刚记海鲜”搓了一顿，颇费周折让她打电话把我介绍给了她在老家的表哥林浩。
三天后，记者迅速赶往福建，找到了林浩。林浩是一位渔民，居住在福建省平潭县屿头岛“碗礁”附近的一个渔村，祖祖辈辈靠在海上打鱼为生。
“碗礁”是一座盘根错节的巨大礁石，位于福建省平潭县海域，早年这儿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名称，后来因为在这里捕鱼的渔民收网时老是会拖出一些古瓷碗，年长月久了，当地人就把古瓷碗当作这块礁石的记忆标志，“碗礁”就渐渐成了约定俗成的地名。
就在记者到达平潭县的后两天，“碗礁”一带海域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突发事件，而且这些事件愈演愈烈，迅速惊动了北京的上层人物。
6月24日中午，气候不正路，火辣辣的太阳在海面上蒸发起一阵阵浓雾，弥漫着浓烈的烂鱼臭虾味道。渔民俞拥军早早收了网，开着一只小机帆船在碗礁一带转悠。在大约离岸800米的深海区，他远远瞧见邻村的渔民林浩还在布网。
俞拥军喊道：“收工了，没打着鱼，别把自己晒成虾干啦！”
“你过来看看！”林浩招呼俞拥军。他知道俞拥军这两年心思不在捕鱼，来海上漂荡是为了另外一样目的——寻找沉船和“海捞”。渔民们把从海底捞上来的旧物件称作“海捞”，近些年沿海渔民有不少人专业做“海捞”瓷器的生意（图17）。
俞拥军上了林浩的船，见船舱里横七竖八地搁着十几件青花瓷器，不光是碗，还有一对花觚、一只残破了的“将军罐”。他掏出指南针，前后打量着碗礁与对面依稀可见的山影，像是在目测什么，然后喝了一瓶啤酒，再将林浩船上的“海捞”瓷器拎走一半，说好回家付钞，便开船离开了。
俞拥军走后，林浩又拉了几网，鱼很少，还是些坛坛罐罐。要搁在他爷爷在世的时候，这些东西一文不值，早就被扔回大海了。可现在情形变了，把这些东西卖给走村串乡的文物贩子，多少都值几个钱，能碰上一些完整的立件，还可以挣一两千块钱，远比一门心思打鱼合算。
下午，林浩喜笑颜开地将自家的渔船靠岸。他也不知道今天哪来的运气，尽管没打到几条鱼，船舱里却又增加了几十件青花瓷器。他正想将这些东西装进麻袋下船，几个邻村的瓷器贩子迫不及待地围上船来。因为买的人多，他们自相竞起价来，林浩落得“渔翁得利”，只管坐在船舷上数钱。不一会儿，除开几件残破瓷器外，林浩船上所有的“海捞”瓷器都被文物贩子们瓜分了。下船后，一个外地瓷器贩子还专门请林浩进馆子喝酒，说是要包下林浩往后打捞起来的所有“海捞”。
入夜后，林浩乐滋滋地回到家中，喝过婆姨递上的凉茶，他满脸神秘地交给她一个大纸包。那婆姨打开纸包一看，欣喜若狂：“呵哟，两万八！”她连连在丈夫面额上亲了几十下，然后从中抽出十张百元大钞，说是返还给他的麻将经费。
当晚，林浩还在麻将桌上的时候，一个“水鬼”独自驾驶小船来到白天林浩捞到几十件青花瓷器的水域，他动作老练地换上一套老式潜水服，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海底。两三个小时后，“水鬼”借助微弱的月光，终于在20多米深的水域发现一团黑影——那是一条主体基本散架了的沉船，半截身子埋在沙土里，根据没完全腐烂的龙骨推算，此船应有20米长、5米宽，船体四周，散落着大量的瓷器和一些古代人的生活用具。
“水鬼”小心翼翼地将一件件瓷器装进事先准备好的有隔层的特制竹篓里，然后系上绳子游出水面，再上船将竹篓拉上船舱。这样一趟又一趟地来回往返，直到天快亮了，“水鬼”才极不不情愿地驾船离开。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沉船夺宝（2）
次日一大早，林浩还没起床，便有当地派出所警员找上门来。
“听说你昨天大捞了一把？”警员询问道。
“没、没，都卖掉了，就剩下两只碗……”林浩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他让老婆把自己留下来的两只青花大碗找出来上交。他老婆不情愿地照办，嘴里咕囔着：“一没偷、二没抢，自己受累从海里打上来的，凭什么上交呵？”
警员没跟女人计较，当即记下了昨天买了林浩“海捞”瓷器的文物贩子名字和住址，嘱咐林浩以后捞到海底文物要交公，便起身走人。
经过一番调查，边防派出所的警员在当地几位文物贩子家里一共起获了7件尚未出手的残破瓷器，送到福建省文物局鉴定中心。结论是：1件普通文物、5件文物标本、1件非文物。
由于警员缺少文物知识，取证不全，导致当地文物部门对碗礁一带的海底文物等级判断失误，一次及时抢掘海底重要文物的机会失去了。可是，精明的文物贩子却从林浩打捞上来的这批精美瓷器中敏感地嗅出了其中的巨大商机。在短短3天时间内，他们就结集了福建、广东、浙江等六个省的打捞船队，分别组成了十来个专门盗捞海底文物的“股份公司”，有些“股份公司”还正式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他们要赶在国家考古队介入之前，尽快找到沉船，抢捞海底文物。
一连数日，屿头岛几乎变成了传说中的“黄金岛”，一场大规模的海底文物争夺战打响了，而且愈演愈烈。海面上到处漂浮着用于定位的红色浮标、各种类别的渔船、各种难得一见的新式设备。驻足海岸观看，只见穿着不同潜水服、操着不同口音的“水鬼”，不分昼夜地在陆海之间来往穿梭。入夜以后，这里灯光通明、人声鼎沸，一筐筐瓷器、古铜钱等精美文物被乱七八糟地打捞出水（图16），稍有残损的就被砸得粉碎丢回海里。在财富的巨大诱惑下，国家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尊严丧失殆尽，通通被化作纸浆，浸泡在苦涩的海水之中！
6月30日早晨，一起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整个事件呈现转机。
早饭时分，记者刚走出旅店，就听俞村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俞拥军捞宝淹死了！”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亲戚朋友也都赶往死者家里探望。记者赶到俞家，就见俞拥军的婆姨一面替死去的丈夫烧纸钱、一面向来人哭诉事情的经过：她丈夫在买回林浩船上的瓷器后，当天夜里就潜水找到了碗礁沉船，并打电话找来了一位江西“瓷客”，带着现款住在家里收购。第二天消息传出去后，抢捞海宝的人蜂拥而至，为了多抢捞一些沉船遗物，俞拥军一连下水打捞了三天三夜没合眼。昨天半夜因为劳累过度，加上潜水设备出了问题，在海底窒息死亡。
俞拥军捞宝致死的消息，引起了媒体对整个事件的关注，碗礁哄抢盗捞海底文物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当日上午，兼任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的福建考古所所长栗建安、福州考古队队长林果正在福建漳州东山县做“福建沿海文物调查”，忽然接到一条手机短信：“在平潭县水下发现一艘古代沉船，存放大量瓷器，现在很多村民都在抢捞。”
7月1日，记者搭乘林浩的机帆船刚出海，就发现那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几十条船只盘旋奔突，海面上浮油成片、“水鬼”成堆、乱成一团，远远看去，犹如目睹一场正在进行的激烈海战。记者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赶紧取出相机，只见一篓篓瓷器从船舷边上频繁出水，惊叫声和被打碎的瓷器碰撞声混杂交响，不时还穿插着渔民们为争夺领地而发生的激烈争吵声和骂声。可惜就在此时，记者的相机在船只碰撞时失手掉进海里，我只好用像素不高的手机抢拍了两张照片，可不一会儿，手机也没电了。
正这时，林浩告诉我：“公船来了！”“公船”，指的是海上稽查队的船只。
“靠过去！”我说。
“不行！我船上还有瓷器……”林浩驾船掉头逃跑。我急不可待地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两千块钱丢给他，并威胁说：“你要是不把我渡过去，我就让他们去抄你的家，没收你所有的海捞！”
胆小的林浩经我一威胁，怕了，战战兢兢地把我送到缉私船上，然后赶紧调转船头朝村庄那边驶去……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沉船夺宝（3）
缉私船上，匆匆赶到现场的福建考古队队长林果等人正在察看收缴的“海捞”瓷器，不一会儿，记者听到林果嘀咕一声：“又来晚了一步！”。接着，就见他情绪激动地拨通了国家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的电话：“有惊天大发现呵，全是我们做梦都想要找的东西！你赶快过来吧……”
在林果等人“十万火急”的电告下，中国国家文物局迅速对碗礁盗捞海底文物的恶性事件作出反应——当天下午就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立即制止碗礁盗捞行为。
7月2日，中国水下考古队暂停了正在进行的课题研究，受命从东山县沿海移师屿头岛，对那里的海底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
紧接着，平潭县公安局、边防大队和福建省边防总队海警一支队奉命对沉船海域实行戒严，将所有盗捞船只和潜水员驱赶出境。清场后，国家水下考古队顺着盗捞者留下的标记，很快找到了沉船，并对沉船的船体和遗物进行了一系列水下摄影，刻成光盘派人送往北京国家文物局。在国家文物局的会议室里，有关领导和专家正坐候实物，以期尽快做出判断，采取措施。
7月7日，国家文物局正式下达通知，将俞拥军等人发现的那艘沉船定名为“碗礁一号”，决定马上下拨专项经费，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其后，尽管小规模的盗捞行为还时有发生，但发掘工作最终得以顺利完成。
行动结束后，记者赶到了现场，只见船舱里到处都堆放着海捞瓷器，有的已经清洗，有的还正在清洗。听张威主任说，“碗礁一号”共出水16000件瓷器，初步统计有50多种器型，100多种纹饰，全部瓷器均来自景德镇，其中50％左右的器物采用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而成，工艺水平不亚于官窑。不过，尽管战果辉煌，“碗礁一号”的抢救性发掘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亡羊补牢之举，他估算：在此之前长达一星期之久的民间盗掘，至少损失了康熙年间青花瓷器16000件，约占沉船遗留瓷器总数的50%左右。作为考古专家的张威还告诉记者：“碗礁一号”的出水瓷器是已探明的水下遗址中最好的瓷器。
针对大众关注的“碗礁一号”沉船，记者还采访了当地文物部门的有关领导，他们介绍说：“这艘船上的古瓷器被盗捞很多，在沉船的若干个船舱中，有一个船舱被完全盗光了，损失很大……”
就在考古队清理“碗礁一号”的同时，记者所见盗捞事件并未完全停止，渔民们运用你进我退、你疲我捞的“游击战术”对付公安巡逻船只，转移战场，继续在附近又找到了几艘沉船，并施行盗捞。在记者离开平潭县的头一天，林浩告诉我：大练岛一艘古代沉船连续被盗捞了两三个晚上，基本上清仓。他还说，在“碗礁一号”与大练岛古沉船之间，一条明朝万历年间的沉船差不多也被盗捞一空。
国仓硕鼠
就在地下文物和水下文物受到空前浩劫的同时，我国的地上文物同样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劫难。据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近些年来，我国各类博物馆馆藏文物、寺庙文物以及田野石刻被盗案件每年都有，而且增长迅速。以2004年为例，全国共发生此类案件36起。其中，只有7起案件被侦破，破案率仅为20%。在这36起文物被盗案件中，共丢失各类文物223件，案件发生率比2003年上涨了近8成。来自有关部门的资料综合显示：这些案件的发生主要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物单位的工作人员见利忘义、监守自盗；二是文物单位或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内外勾结、联手作案。因为这两类犯罪现象所涉及人员的工作性质特殊，所以往往案情复杂、手段隐蔽、危害性大（多涉及国家一二级文物）、破案率低，经常给国家文物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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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卖国宝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香港金钟道万豪酒店。
一场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的专场拍卖会正在进行，有20多名中国香港、德国、法国及瑞士富商参与竞拍，主持拍卖的是香港佳士得公司。本次拍卖会上的49件拍卖品中，两件来自内地的清代皇家文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件是清朝乾隆代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拍卖底价200～300万港元；另一件是清朝乾隆代银坛城，拍卖底价10~15万港元。这两件文物都是国之重器，有购买意向的人很多。竞拍中，佛像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万美元（合万港元）拍得。
这两件拍品在拍卖场亮相时，引起了一位北京客人的惊愕。他名叫王启，是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拍卖结束后，他马上委托一位工作人员去查看一样东西。那人很快就向王启回话：“那两件拍品的确都有原始标签，无量寿佛坐像的原始标签是‘留平20388’、‘复查22’、‘故160801’；另一件的原始标签是‘留平56044’、‘复查515’、‘故141442’。”
王启听后急忙离开拍卖公司，他清楚，出大事了。因为“留平”字、“故”字标签，表明那两件拍品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当晚，他给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领导拨通了电话。
果然，此次拍卖一经公开，中国文物界一片哗然。很快，国家文物局指派专人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根据专家提供的文物编号，调查人员很快核实：这两件文物的确是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但从文物去向登记上看，它们已于1972年前后调拨到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于是，国家文物局将此事通报国家公安部，并将调查重心转移到河北省承德市。
北京的文物专家到达承德时，外八庙文物管理处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正带领手下在街头宣传《文物法》。随着古代艺术品的市场价格直线上升，承德的收藏热跟着北京的步子升温。围观的群众不断向李海涛咨询各种问题，其中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识别真假文物和对一些具体文物的估价。李海涛一面耐心解答群众的问题，一面不失时机地宣讲国家《文物法》和有关实施细则，并告诫收藏者要守法收藏，不要做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
中午时分，文管处来人通知李海涛，回单位陪北京来的客人吃饭。席间，他被告知代表单位参加调查故宫文物失窃案的专案组。
次日，在李海涛的引导下，专案组正式进驻承德外八庙，并马上着手对外八庙的库存文物进行核对。结果让北京来的专家深感意外：那两件分别标号为“留平20388”、“留平56044”的文物仍旧完好无缺地存放在库房里，只不过器型并非是在香港拍卖的那两件东西。而且经核对，库房里的文物总数也一件未少。
难道月前在香港佳士得公司拍卖的两件故宫文物是赝品？抑或那两件拍品的标签是被人作假贴上去的？于是，专案组又调阅承德文保处的原始文物入库单，但遗憾的是这里的原始记录在“文革”当中受到毁损，资料不全。在专案组的要求下，故宫博物院又派人再次查验当年的故宫文物出库单。查验结果，出现在香港拍场的那两件文物的确于1973年出库，移交给承德文物管理处。而且，当年的库房保管员还找出了承德方面的收条。
经反复核实证明：乾隆代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和银坛城两件国宝级文物的确是从故宫转移到承德文管处。那么，这两件国宝又是怎样从承德文管处跑去香港了呢？专案组又进一步对承德文管库的库存文物进行逐件核查登记，结果让人吃惊：经核对不仅确实证明了在香港展出拍卖的两件文物均来自外八庙，而且还意外地发现外八庙库存的文物中竟有数十件为赝品。北京来的专家们震惊了！看来，事情远比他们想象和预料的要严重、复杂得多。
十几天后，承德国宝盗窃案被正式移交给承德警方进行侦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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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鬼”落网（1）
承德外八庙的文物库房设在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此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占地面积37900平方米。直接负责外八庙文物库房安全的是文物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手下还有5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人负责记账，不允许进入库房。根据该部门的管理条例，因为工作需要进入库房，必须有两人以上，并由保卫科的人陪同。库房外有两层门，外层是木门，里层是铁门。两层门的钥匙分别由两个人掌管，要想进入库房必须同时用两把钥匙开门。
作为文物库房的“御座楼”建成于清朝，是一栋两层楼房。记者来到此地时，只见楼前立着两只制作精美的铜质香炉，虽不见缥缈清烟，难闻鼓乐笙鸣，可仍旧清幽高雅、古色古韵。在朱红的高墙内，有一座独立的院落，这里幽雅清静，加上置于楼内的帝王旧物历历在目，让临近之人，顿觉帝王之足音尚近，弥陀们的诵经之声犹存。
当年办案的警员向记者描述：他第一次去那里，就发现一般人根本无法潜入文物仓库。外层是一扇厚厚的木门，木门里外都上了锁。院子里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只要听到外面有动静，它马上就会狂吠着扑过来。听到狗叫，院里的两名保安随后就到，隔着门对来者进行查问，这种保卫每天24小时执行。除此之外，库房里面还安装了全天候监控镜头，基本上不存在死角。在如此严密的看守下，库房内竟然还连连发生失窃案，让专案组的人觉得匪夷所思，他们说：“除非是世上真有电影里那些穿壁破墙、飞天钻地的强盗，否则除开里面的工作人员，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进来！”
既然外部侵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盗窃文物者最大的可能就是内鬼。警方介入后，迅速加大了办案的工作力度，调整侦查方案，对文保处内部工作人员反复进行了甄别与排查。根据掌握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初期参加办案组协助调查的文物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浮出水面，被列为重大嫌疑对象，警方马上对他布控，并秘密进行内部调查。
参加办案的警员告诉记者，当他们把怀疑对象锁定李海涛时，不少人感到意外，因为在大家眼里，李海涛是一位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品学兼优的专业人才，他怎么会监守自盗国家文物呢？记者查阅了当年外八庙管理处向警方提供的李海涛个人资料，其中显示：李海涛1981年1月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承德市外八庙工作。在此期间，他学习业务刻苦扎实，工作认真踏实。因此，1985年，他被组织上派往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进修学习。三年后，李海涛学成毕业回到外八庙管理处，很快便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他撰写的多篇文物考证方面的论文也相继发表在国内诸多文物专业刊物上。２０００年，李海涛被评为承德市拔尖科学技术人才。２００２年，４１岁的李海涛晋升为副高级职称，成为承德市文物局系统中最年轻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被任命为外八庙文保部主任。在领导与同事们眼里，李海涛“工作努力，上进心强，是个难得的好苗子”。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一位负责人曾向警方如此介绍：“李海涛在外八庙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是承德市文物局培养的人才！”
接下来的案件侦破，却让李海涛周围的人大跌眼镜：正是他们眼里的那位尖子人才、模范干部，一手炮制了一起震撼全国的惊天文物大案。
在掌握了李海涛犯罪证据后，承德市警方对李海涛的住所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收缴了李海涛未及出手的上百件文物。其中除开少数文物是他自己从民间购买的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他从单位盗取的国家珍贵文物。
2002年12月7日，警方对李海涛进行了拘捕审讯。在充分的证据面前，李海涛在一审时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由此，他开始了从天堂到地狱的长途旅行。
“我的罪恶之旅萌生于一次偶然的生活细节，而导致我最终堕落的基因却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贪念……”李海涛在他的《忏悔录》中这样写道。自从被投入监狱后，他自知罪孽深重、法理难容，便一直用书写的方式来排解内心的孤独与恐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海涛的灵魂却表现得异常的真实与平静，回忆与感悟成了他打发剩余时刻的唯一游戏。
“内鬼”落网（2）
其实，李海涛所说的“一次偶然的生活细节”，在大多数文博工作者来说都是常有的生活故事，只不过大多数人的此类“故事”只有开头，没有结尾，而他的故事却有始有终……
那是1993年盛夏的一天，李海涛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的同窗好友、在辽宁锦州某文化单位工作的阎某来承德旅游，顺道看望他。席间，他们谈及近些年许多圈内人“靠山吃山”发大财的事例，李海涛不时流露出失落的情绪。阎同学见状先是戏言探路，说“你要是也想发财我可以帮你！”没想到李海涛就像是蓄谋已久，一拍即合，马上坦言：“我这里有一件朋友的民间收藏文物粉彩奔巴瓷瓶，如果老同学有兴趣，可以转让！”阎同学一听正中下怀，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只要东西好，你有多少我帮你卖多少！”
其实，阎同学这趟来承德旅游只不过是借口，目的就是因为他知道承德是重点文物地区，想找李海涛“投石探路”。
当天晚上，李海涛就从单位的库房内取出那件清乾隆官窑粉彩奔巴瓷瓶，用两张旧报纸一卷，放进手提包里拎到招待所。阎同学一见喜出望外，连夸老同学“好眼力，能淘到这么珍贵的宝贝！”随即又从旅行包里摸出一大摞百元一张的钞票递给李海涛。（图48）
尽管李海涛有可能作过多次这样的发财梦，但真正付诸实践毕竟还是第一回。据事后阎同学交待：“李海涛第一次接过钱后，神色紧张、额头冒汗，数都没数就慌慌张张地将钱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匆匆离去。”
第一次盗卖国家文物时的情形，李海涛也始终记得很清晰，他在《忏悔录》中写道：“那一次，我很紧张、很害怕，拿了钱以后低着头一口气跑回家。尽管是夜里，一路上我还是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有无数只枪口在对着我……关上房门，平静了好一阵子，我才抖抖索索地打开包数钱——整整10万块人民币……差不多赶上我十年的工资啊！”
就这样，李海涛的死亡之旅不太轻松地拉开了序幕，“一个偶然的生活细节”，很快“起承”，并最终“转合”成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故事”。
第一次作案得手后，李海涛终于享受到自己的故事带来的财富满足，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干起窃国敛财的营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仅仅经过那位阎同学之手，就将清代紫金铜无量寿佛等十余件珍贵文物成功卖出，有的流失至港台，有的走私国外，一去不返。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李海涛能够从国库里取文物犹如囊中取物？
有道是：“家贼难防”！说的就是此种情形。多年来，李海涛每天上下班都背着一个大兜子，同事们都以为这是他的生活习惯，谁也不曾去想，这个大兜子里面装的竟是一件件国宝。按照规定，进库时必须两人以上，出库时不能带任何东西。李海涛和其他同事一起进入库房后，就安排他们到别的库区做日常工作，自己单独将一些值钱的文物伪装好，等到与同伴一起出库后，再把盗得的文物藏在办公室的床下或橱子里，留至下班后再将文物转移到家中。对大一些的文物，李海涛就用展布包上，或说成别的东西，或借口外单位借展，让同事或外边的临时工帮着抬出去。每一次盗窃文物后，李海涛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找高手复制一件赝品，贴上真品编号再放回真品原来放置的位子上。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一般很难让人察觉，就算是有人提出异议，权贵一方的李海涛也能够指鹿为马、化险为夷。直到事情败露，有些同事还是不敢相信：“靠山吃山，来得就这么简单？”
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只需一个内鬼，就可以摧毁所有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安保措施、科技手段！难道李海涛之外，就没有人要为此承担重责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海涛的天地越来越大，在走私文物的圈子里名气也越来越大。一天，他接到北京一位王先生打来的电话，约他到北京见面，李海涛如约前往。
这次见面，让李海涛的“盗卖”生涯向前跨了一大步。很快，他们就做成了一桩买卖：一尊大型古铜佛，成交价135万人民币。后来，李海涛知道这位王先生只不过是个文物“皮条客”，每一次在交易中不仅拿双方的“回扣”，而且还要“做差价”吃黑。于是，他找个机会直接与王先生的上线接上了头。李海涛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一次接头，将他走向断头台的距离拉得更近了。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内鬼”落网（3）
王先生的上线名叫李春平，美籍华人，曾当选中国“年度十大慈善家”，在北京城内是个叫得响的主儿。他有着基督山伯爵一般的传奇经历，有着令人嫉妒的几辈子挥霍不尽的财富。有人吹牛说进过他的家门，“那家伙跟故宫没多大出入！”还有人危言耸听地接茬：“皇帝老儿跟他比那就成了皇帝‘老二’！除开妃子比他多，啥都比他少！”当然，这些只是皇城根儿下的幽默，人家住什么样的房子、有多少钱、过什么样的日子，那是别人自己的事，犯不上跟着贫嘴、瞎掺乎。但对于李海涛来说，巴结上这主子那意义就不一样了。无论他有多少贵重的东西，只要往李春平面前一放，都立马可以换成现钱。而且，直接与买主打交道，他还可以省掉中间环节，这样不只是少了一道“克扣”，也等于少了一份风险。
据李海涛交待：自2001年5月至2001年11月，先后将86件文物卖给李春平，其中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9件，三级文物42件，一般文物7件，未定级的文物15件。李海涛这一供述未得到李春平的完全认可。
2002年12月13日，经河北省公安厅厅长批准，承德市公安局以涉嫌国家重要文物非法交易罪对李春平执行刑事拘留，5天后李又被无罪释放。承德市检察院提供的卷宗记载：“经审讯，李春平供述在李海涛处购买了10余件文物，除承德市公安局在其处所提取的8件，其余几件在搬家过程中丢失，除此10余件文物外，李春平称没有从李海涛处购买任何文物。对于两人的供述，仅仅是一对一的口供，缺少第三者的旁证，无法认定两人口供情况的真伪。从现有情况看，缺乏认定李春平参与犯罪的直接证据，从间接证据而言，仅凭嫌疑人口供还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认定李春平参与犯罪。”
李春平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一口咬定：“卖我这些文物的人并没说是偷来的东西，只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如果我知道这些东西的来路不正，我根本不会买！”
2004年8月15日，震惊全国的“承德特大盗窃倒卖文物案”正式宣判：主犯李海涛在1993年至2002年担任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保处主任期间，共窃得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紫金嵌松石无量寿佛等馆藏文物及文物部件２５９件。经鉴定，其中属于国家一级文物５件，二级文物５６件，三级文物５８件，一般文物１０１件，未定级文物３９件。李海涛卖出盗窃文物１５２件，其中一级文物４件，二级文物４７件，三级文物５０件，一般文物１２件，未定级文物３９件，李海涛从中获赃款人民币320余万元、美元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重要文物罪，一审判处李海涛死刑。参与倒卖文物案的王晓光、阎峰、张华章、陈凤伟等四名被告人因构成倒卖文物罪分别被判处二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并处１万至１０万元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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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复活（1）
李海涛案一审判决后，有媒体报道：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不上诉。还有网络新闻生动地描述：“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一个利令智昏的窃贼结束了他敛财祸国的人生。但是，他身后却留给了人们一系列问号：这些珍贵的国宝是如何走出国门、又由谁交付拍卖？从李海涛之‘盗’到文物被拍卖变现，这一条又粗又长的黑链领罪的仅有李海涛一人吗？‘’全国特大文物盗窃案的背后究竟还有一场什么样的交易？”
这一切，有关部门均没有及时作出澄清或正面解释。对此，国内外媒体一片哗然，纷纷刊登通过各种渠道调查的真相。在诸多的报道之中，最引起记者注意的是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海涛盗窃罪的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在“经审理查明”处认定：
“2001年5月至2002年11月，李海涛独自或伙同王晓光、张华章将包括粉彩瓷无量寿佛、局部鎏金银藏式须弥山坛城、尼泊尔式局部鎏金铜无量寿佛坐像、紫檀木框嵌花鸟插屏等86件馆藏文物卖给李春平，获赃款174万余元，美元万元。
“1993年至2001年期间，吴洪宽通过王晓光将从李海涛处购买的铜鎏金佛等六件文物（未定级，未追回）卖给李春平，获赃款27万元。
“2001年5月至10月间，王晓光将从李海涛手中购得的三件三级文物卖给李春平，获赃款20万元。
“至此，法院认定，本案各被告共卖给李春平包括国家一级、二级、三级国家馆藏文物共95件。
“目前除吴洪宽（批捕在逃）、瘦吴（情况不详、台湾人）、李春平（另案处理）之外，其他涉嫌犯罪人都已被缉拿归案，并且查证犯罪属实、并被定罪量刑。”
2004年9月2日，《瞭望东方周刊》第42期发表记者陈磊的报道：《承德文物大案牵出著名慈善家》。文中写道：“7月7日至8日，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而此案由于牵扯中国著名慈善家，居住在北京的亿万富豪李春平，而备受瞩目。在此案还没有完全了结的情况下，重要线索人物李海涛被一审判处死刑，更给人以无限想象……”此后，《瞭望东方周刊》又刊发了记者对一系列知情人和当事人（包括李春平）的采访报道，并引用了当地一位检察官的话：“我们也觉得李春平是本案的重要人物，这个案件中的盗窃部分查实得比较清楚，而走私这一部分却在查到李春平的时候，停滞了下来，线索都在这里断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报道竟使《瞭望东方周刊》被迫卷入创刊100期以来的第一个诉讼。
2004年11月，李春平以《瞭望东方周刊》的文章严重失实、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为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将该刊的出版、发行和主管机构统统告上法院。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恢复其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0万元。记者留意到：在后来的法庭辩论中，原告对文章的核心部分——李春平收买李海涛所盗国家文物并导致该文物走私出境，并在香港被拍卖等内容，均未作出令人信服的辩解与反诉，主要是针对在李海涛案发后，《周刊》刊登了李春平在一次慈善捐赠仪式上掩面而泣的照片，编辑配发了“李春平：作秀还是真心”的文字说明，被认为是对李春平的诽谤。
2005年1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李春平诉《瞭望东方周刊》案第二次开庭。当庭，李春平的代理人出示了捐赠清单、荣誉证书、慈善协会的捐赠证明等，证明李春平自1991年回国后，确有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赠3000多万元的慈善行为。当被告律师提出要讨论文章主题部分，即李春平涉及李海涛文物盗窃案的事实时，遭到了原告律师与法庭的拒绝。最后，法官当庭口头宣判：被告侵权事实成立，判决瞭望周刊社、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30日内，在《瞭望东方周刊》刊登致歉声明，如被告不执行，法院将在一家全国发行的媒体上公布本判决结果，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判决两被告在判决生效30日内赔偿李春平精神抚慰金3万元；驳回李春平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1290元由被告承担。
死而复活（2）
法庭宣判后，庭下哗然。一位旁听的记者表示不解：“在案子（承德大案）有这么多疑点的时候，你李春平大量捐款、频频亮相，作为媒体问一句‘作秀还是真心’都不可以？况且这句话并不是一个陈述句，而是一个疑问句，媒体对公众人物问一句的权利都没有？”
《周刊》的代理律师——北京纵横律师事务所的成志耕律师向记者表示，他曾多次代理媒体侵权官司，类似本案这样撇开文章内容、仅仅因为配图起诉媒体侵权的名誉纠纷案，他从事律师行业20多年还“闻所未闻”。
数日后，《瞭望东方周刊》对此次判决提出上诉，该刊列举了李春平介入李海涛文物盗窃、走私案的大量事实，并坚持认为：他们的主要报道内容是承德特大盗窃、走私文物案牵出了李春平，同时反映有人担心主犯李海涛死后此案会不了了之。发表此文的目的是唤起公众对这一大案中反常现象的关注，以期通过舆论监督督促此案彻底侦破，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贬低李春平的人格。《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没有捏造、侮辱的内容，而且均有相应的依据，《瞭望东方周刊》不构成侵权。
又是两年过去了，《周刊》与李春平的官司未见有新的公开报道，当年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所提及的对李春平“另案处理”的说法显然也没有下文。记者在各种互联网搜索引擎上对“李春平”进行搜索，除开几年前与李海涛案有关的那些事以外，读到最多的都是他自2004年案发后的一桩桩慈善事迹。
至于李海涛，他长时间淡出了人们视线，大多数人都以为他早已魂归九天，谈及他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伴有对司法部门的质疑与不满，大有“刑不上阔富”的感慨，有一位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朋友甚至暗示记者：“李海涛落网只是揭开了中国文博第一大监守自盗案的冰山一角！”其言下之意尽人皆知。
令人没想到的是，四年后的2008年8月，《新华网》率先在互联网上报道了一条数百字的短消息，让所有关注李海涛案件的人坐了一回过山车。消息云：“承德特大文物盗窃案重审，主犯李海涛再判死刑……2004年8月18日，承德市中院以盗窃罪依法判处李海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海涛不服，提出上诉。2007年2月12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承德市中院重新审理，2008年5月18日，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再次将此案向承德市中院提起公诉。”
“李海涛还没死？”此消息一经报道，犹如朝一潭死水里又扔下了一颗炸弹，荡起一连串涟漪。人们对李海涛是怎么“死而复活”的似乎并没多大兴趣，兴奋点都集中到对中国司法部门这种少有的戏剧性行为的猜测上：“为什么长达四年没有对李海涛执行死刑，而且秘而不宣？是不是法院有意进一步搜集李春平的同案罪证？”
记者与人交谈时，曾听人把民众对李春平的态度归结为“仇富心理”，甚至认为从不法渠道购买文物的现象比比皆是，决非李春平一人，而大众舆论却偏偏对李春平多有苛求，似乎非要将李春平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样未免有失舆论公正。
当然，我听到最多的还是人们对司法部门在这件事情上所持的态度提出质疑，这部分人往往已经不屑辩论法理，只凭一些简单的推断就足以煽动大众常态性的弱者公愤：“为什么跟李海涛案有牵连的人都投进了大狱，唯独李春平安然无事？假若此人不是李春平，而是河南的农民兄弟，恐怕早就去牢里吃大锅饭了！”
2008年8月19日，中新社又发文：“震惊中外的河北承德特大文物盗窃案主犯李海涛再次向河北省高法提出上诉”。同时，记者还了解到，李海涛在上诉书里言及：他主动交待了一些司法部门没掌握到的事情，应该从轻发落。
“死而复活”的盗者李海涛究竟又主动向法院交待了什么？是否与李春平有关？对此，记者曾试图向有关部门打听，但都无果而终。同行中不少人担忧：一旦终审判决下达，李海涛伏法，与本案有关的一切人和事将会重新被冰封雪冻起来。
还有许多人似乎并不想就李春平是否犯罪说三道四，他们更加关注在犯罪主体符号以外的更多潜台词，想针对此案所折射出来的一些法理内涵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可是，在至高无上的法律面前，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盗亦有道”
李春平涉足李海涛文物盗窃案件到底有多深，我们应当可以期待法律最后的公正。撇开具体涉案人员不谈，此案留给我们的教训与思考也太多太多，我们的文物国库可以令人放心吗？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每年都有像李海涛这样的国家公务员因为涉及文物案丢掉了脑袋或被判重刑，但是，同类案件的不同版本从来就没停止过同步上演与恶性复制。记者从大量关于这方面报道中举证几件典型案例：
1990年左右，洛阳市洛龙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因倒卖没收文物获取暴利，被处极刑；
2000年，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保卫干事林春涛因在任职期间，盗取馆藏汉代“宜子孙”谷纹玉璧、明代赵秉忠状元殿试卷等国宝重器被处以极刑；
2001年6月，原新疆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副研究员黄小江因珍贵文物流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涉案10件文物中包括9件国家一级文物；
2002年8月，山西省临汾市文化局考古队队长、文物科副科长张文君因参与重大文物盗窃案，非法获得文物1190件，被判重刑；
2002年9月29日，荆门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监守自盗战国时期“带鞘玉首铜剑”等荆门博物馆所藏国家一级文物，对该馆副馆长王必胜、王传富等人提起公诉；
2003年底，山西省夏县公安局3位民警因先后保护13名盗墓贼对一古遗址进行长时间盗掘，盗得青铜鼎、青铜编钟、青铜甬钟等大批珍贵文物而获重刑；
2004年，原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文管所副所长包卫东带领其他不法分子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盗掘一个西夏寺庙遗址，被当场抓获，后领重刑；
湖北省随州市博物馆干部王海涛，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勾结社会闲杂人员，多次盗掘古墓，掘得珍贵文物14件，获得赃款30多万元，被判重刑；
2006年，山西省太原市三名博物馆工作人员因参与盗掘古墓而获重刑。
国家公职人员监守自盗的案例每年都有报料，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盗亦有道”，这话怎么说？这年头吧人过日子都爱攀比，这些人当然不会拿自己去跟盗墓贼比，那掉价。
跟谁比？记者采访过一位在监狱里服刑的某市博物馆原副馆长，他也是因为偷盗馆藏文物被判了10年徒刑。他说：“我犯罪当然不应当，可是你知道吗，现在一些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谁家里没有几件东西（文物）？很多都还是上得了等级的东西，哪来的？他们自己掏得出那么多钱？全都是别人送上门的。包一项工程、看好了某个职位，先带当官的看展览，搞清楚他们喜欢什么，然后要不就去拍卖会拍，要不就上古玩城买。有些霸道点的官员干脆直截了当给文物部门的领导打电话，说有熟人看上了你们一件东西，随便算两个钱卖给他吧！你相信吗，一件国家二、三级文物，能几百块钱卖出去！我们就干过这事，领导指示的。最后碰巧去领导家帮他鉴定别的东西，一看，那东西就摆在他家里。你说这样的官员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呀，不也是变相抢文物？可人家照样升官发财，我们就得坐牢！”
盗窃国家文物，还一肚子委屈、一肚子牢骚，这就是盗者之“道”！虽说荒谬，却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隐藏其后的社会问题，一位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对记者说：“文物的大量流失，最大的威胁仍然来自政府官员的腐败与渎职。”另一位文博界的朋友气愤地告诉记者：“经常有政府官员替盗墓贼说人情的事发生，为什么？不明摆着吗？许多被盗文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腐败官员的保险柜！就算查来查去查到了他的保险柜，警方一般也就追回文物，很少对那些收赃敛宝的政府官员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措施！”
一位地方文物行政官员告诉记者，每年“两会”期间，或是别的大范围干部人事变动时，盗墓贼、文物贩子就会异常活跃，文博部门的一些专业人士也会非常繁忙，经常被人抓差去鉴定文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出土的东西。这位官员深有感慨地说：“当前，一个有良知的基层文物工作者所要面对的有两大敌人，一是盗墓贼，二是个别黑心、无知的政府官员，这两类人若勾结在一起，将会对中国文物造成一场新的灾难！”
那位官员的话，记者在北京也得到了证实。北京古玩城的一位店主说，每年九、十月份开两会，他们店里的古董销量差不多赶上平常两倍。
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铁板钉钉的事，才留给了物理与事理更多的想象与发展空间。但是，法理也一样吗？假如法律的材质不是铁、不是钢，而是橡皮与泡沫，公正与秩序岂不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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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陶俑”（1）
199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北京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
熙熙攘攘的淘宝者瞪大了眼睛浏览着地摊上的卖品。在这群人中间，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中年男人，他是这里的常客，有些知道他身份的藏家，跟在他身后买一些他看好没掏钱买的瓷器陶器之类老物件。
这天仍如往常一样，那位中年男子在各个摊位上转悠，身后跟着一群人。五花八门的古董玩器令人眼花缭乱……
忽然，那位中年男人的眼神在一件斑斑驳驳的陶俑上滞留——那只陶俑是一位戴着文官帽子的骑马人，服饰古朴，周身布满土锈，依稀还留存一些未完全剥落的朱砂红彩，显然是在泥土里埋藏了多年。（图49）
“您这件儿陶俑多少钱？”他问。
“2000块钱！”卖主是个操河南口音的年轻人。
“这是件残品你还要价这么高？”
“这还有个没残的，5000块钱您拿走得了！”卖主一看中年人还在里看外看地犹豫着，压低声音说：“包老，包到代。您没见上个月报纸登了，俺河南一座北魏大墓叫人给挖了？”
“是你挖的？”
“不是不是，可不敢说这笑话，借俺两个胆打死也不敢！这都是在别人那里买过来的。”卖主一面低声说话，一面四下打量着。
“就这些？”中年男人说着示意卖主给打包。
“家里还有，一大坑，几十上百件呢！有些在别人家，不敢多拿出来。”卖主熟练地用卫生纸将陶俑缠住，面上再套两层塑料袋，递过去，收回钱，交易结束。
第二天，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中年男人将在潘家园买得的骑马俑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国家博物馆。不出他事先的判断，陶俑刚摆上桌面，就引起同行专家们的注意，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件北魏时期的珍贵文物。同时，专家们还基本确认，这些出土陶俑可能是前不久在河南被盗掘的北魏大墓里的陪葬品。
陶俑一经认定，自然是身价百倍。众所周知，距今1500多年的北魏陶俑，素来以其生动质朴的人物、动物造型著称于世，这些深埋地下的高超艺术作品，不仅真实传递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社会生活的丰富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先民审美情趣和习俗的变迁，提供了第一手直观资料。为了不让这些珍贵文物损毁散失，专家们建议向国家申请专项拨款，及时收购。
在专家们的呼吁下，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出乎寻常地很快做出反应，拨出专款，派出专家，抢救性收购古玩市场上出现的北魏陶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吕济民老人回忆说：“（北魏陶俑）历史博物馆买了三次，故宫买了两次。中国历史博物馆花了八十万，故宫呢花了十万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以往，我国大大小小的文博单位基本上不在地摊上收购文物，就算是平日里正常购买，在经费上也是慎之又慎、紧之又紧。此次几大国家级文博部门的收购行动如此迅速果断，足以见得这些陶俑的文物价值非比平常。
国家出面收购，更激动了普通文物爱好者，一时间，潘家园内外一个抢购北魏陶俑的热潮惊动了整个收藏界。所幸的是，国家这一方毕竟在资金上比老百姓雄厚得多，抢救文物的计划顺利进行，短短几个月时间，文物工作者们从古玩市场和各种渠道收购了数百件北魏陶俑。
接下来，奇怪的事儿出现了：一向见风涨价的文物市场，这一次却表现出波澜不惊的姿态，北魏陶俑越卖越多，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大有收不完、买不尽的架势。这样一来，有的专家起疑心了：这么大批量的文物从河南出土，而且顺利运达北京，难道当地政府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吗？于是，有人提议重新对这批北魏陶俑做一次集体鉴定。
这一次关于北魏陶俑的集体鉴定，专家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有人说真、有人说假。认假者的主要理由并不是针对器物本身的特征挑出什么毛病，而是对陶俑的海量出现提出质疑。既然专家们意见发生了分歧，国家文物局决定暂时停止收购，并联合河南省文物部门，请警方给予配合，顺藤摸瓜，对此事进行彻查。
调查结果出乎所有办案人员的意料：最近所有涌进北京古玩交易市场的北魏陶俑，都出自洛阳北邙山上的南石山村村民高水旺家。
“北魏陶俑”（2）
据当地公安人员讲，他们跟高水旺打交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头一年，海关查获了一批运往境外的“唐三彩”马与乐俑，经过专家鉴定和仪器测试，都一致证明是到代的文物。根据货主的交代，公安人员抓到了卖主，要按倒卖国家一级文物定罪。谁都明白，这倒卖一级文物的罪要真给定上了，嫌疑人就算不掉脑袋也得要坐穿牢底。于是，卖主顾不上钱了，保命要紧，便大叫冤枉，说这批唐三彩是高仿品，全都出自乡党高水旺之手。这专家拍了板、仪器定了性的东西还有假吗？公安人员迅速将高水旺也逮捕归案。
进了公安局，高水旺反复解释说那几件唐三彩是自己烧造的高仿品，不是真品，公安人员当然不相信，便请了有关专家来到高水旺家。一进高家，全傻眼了——像这样的“唐三彩”，堆满了高家后院。而且，他还当场给专家们做了各道工序的演示。没辙，把人货全给放了。
这一次，当北京的调查人员找到当地公安局把情况一讲，公安人员就觉得事情有点儿悬，当即陪了专家们再次登门高家。
结果正如当地公安人员所料，北京来的专家到高水旺家后，只不过重演了一次“唐三彩”事件。他们突击收购的那种“北魏陶俑”，在高家还有数百件，有的已经做过旧，有的未及做旧，有的还在小窑口旁等待过火。这种局面让专家们感到尴尬，但也不能就这样相信了他呀！可人家说不信没关系，我当面做一件，当场在家里的土窑里烧出来给你们看看。这一次专家们倒是没给机会让高水旺显摆：“不用演示了！你今天做出假的来，也不能证明你以前卖出去的都是赝品！”说完提留了两件成品陶俑走人。
回到北京后，专家们把高水旺烧制的陶俑送上仪器进行检测，结果不言而喻，还是属于“高仿品”。可是，为什么那些个唐三彩作检测就能顺利通过呢？高水旺说这他就不明白了，但东西千真万确就是他做的。为了证实他说的是真话，高水旺还拿出了一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的“民间工艺美术家”荣誉证书。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被联合国承认了的现代陶瓷艺术家，他有这个以假乱真的本事，再说人家在工商局注过册、税务局照章纳税，自己也没把自家的东西当老东西卖过，你不能拿他定罪！
至于那一批“唐三彩”是怎么通过仪器测试的，一直众说纷纭。最终，还是有个卖主揶揄说：“仪器不管用，专家更不灵。蒙专家太容易了，无非就是掌握好胎、釉、型、工、旧这几个方面的诀窍，做得和故宫里面的一模一样，他们就认。过检测关也不难，让唐三彩和陶俑坐坐飞机就行了。”
这话听起来好笑，可是后来经有关专家证实，的确如此，那些农民带着这些高仿品在机场登机时必须经过X线检查，而实验证明，经过X线照射的陶瓷，每一秒钟会将釉面老化程度提早200年左右。这一来二往的，一件新仿品便变成了通过仪器检测的“文物”了。
沸沸扬扬的“北魏陶俑”事件总算水落石出了，可是回想起来这事儿多少还是有点儿悬，假若找不到始作俑者，那两个盗卖国家“一级文物”唐三彩的农民还不掉脑袋作屈死鬼？联想之，目前还没有什么手段能对文物年代做出百分之一百的无误差鉴定，在这种情形下，《刑法》有关这方面的重刑条款实施起来还真得要加倍慎重，毕竟人头不是韭菜苗，割下来不会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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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官窑”（1）
樊家井地处景德镇火车站附近，这里原本是农村，住着近千户人家。自打20世纪90年代仿古瓷火了以后，当地农民有人干起了陶瓷买卖，有人将房屋租给外地来的瓷业个体户，使这里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四百余家个体作坊、专门从事古瓷仿造和交易活动的集散地。先是被当地人称作“抚州佬”、“南昌佬”的本省瓷器贩子长年来往于此，后来随着元代、明代和清代官窑瓷的热销，这里渐渐聚集了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各地的陶商瓷贩。近两年，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文物商人，也在此地频繁出没。
记者首访樊家井正赶上仲夏时分，尽管景德镇与南昌、九江三地并列为长江沿线的“火炉”城市，但炎热的酷暑丝毫也阻挡不住狂热的瓷潮。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们，远的坐飞机，中程的乘火车，近一些的干脆自己开了汽车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人幽默地吟唱：“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赚钱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别看这里瓷商如潮，每天的交易额都在几十几百万元，但是其中的真货上不了几件。记者一家家店面转下来，除了一只残破的元青花小碗和一些民国时期的民用碗盘瓶罐，就没看到一件像样的老瓷器，能见到的都是一些质量低劣的仿品。这些店面的结构大致相似，里房连着院子，有的就在院子里支起煤气炉，自己直接烧造低仿品。有的自己不烧造，从大一点的窑厂里买来假货“做旧”。
这做旧的功夫很深，五花八门，也分高、中、低三档，而且根据市场需要，花样年年更新，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叫与时俱进。这里的元青花做旧一般分为三个步骤：按照出土文物的胎釉状态，出坯后，先将湿的老糠灰垫在器物的底部进窑，烧成后底足就会出现元瓷必备的“火石红”。瓷器烧好后，再用高锰酸钾加硝酸和松香水，按一定比例调和后刷在瓷器表面，一小时后瓷器表面的“贼光”就没了。最后涂上一种红泥，使泥浆渗透到开片纹里，做出“土锈”。这样的“假货”，虽然能蒙过一些急于发财的“二把刀”，但稍有一些陶瓷鉴别常识的人都能一眼辨别出来。樊家井显然不是我要寻找的高仿瓷基地，我对景德镇官窑高仿品的第一次查访无果而终。
两个月后，我偶然从别人口里得知，真正的元青花高仿品，除开由政府部门组织到外地展销之外，一般不会拿到陶瓷市场上公开交易，而是直接由买主到窑厂订货。为了一探究竟，我第二次来到瓷都景德镇，在新闻同行的帮助下先后走访了五家窑厂，所见之物与上次我在樊家井看到的相差无几，如果说上次看到的是低仿品，这五家窑厂烧造的顶多也只算得上中仿品，连我这个只有几年收藏经历的人都蒙不了。后来，当地朋友们见我大有不见真佛不下山的姿态，便四处打听，终于打听到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每年都有一些外地来的大老板现身。而且听说那里有一位姓李的窑主仿技了得，发了大财，他烧造出来的东西能以假乱真，其中一些仿元代青花瓷和仿清代官窑瓷已经流入国际拍卖市场。
景德镇的同行打电话联系那位姓李的厂长，一直都找不着人，不是外出了就是不知道上哪儿了。打他的手机也是徒劳，似乎永远是关机，仅一次听见忙音，可几分钟后又关上了。他越是神秘兮兮的，我见他的欲望越发强烈。
等了五天，朋友终于接到“内线”电话，说李老板今天在厂里会客。我和朋友赶快借了一辆车跑了将近两个小时山路，终于到达窑厂，下车后就直奔窑主办公室，心想今天总算把你逮个现行。可谁知道等我们到达窑厂时，老板办公室却人去楼空，仅见到沙发茶几上一堆还冒着烟的香烟头。
我们坐在办公室一直等到傍晚，仍然没见到李老板的影子。他的手下倒是热情款待我们，好茶好酒、好饭好菜，并且口口声声称我们是“请都请不来的新闻界朋友”。接着我又拿出最大的耐力折腾了几天，仍没能见到李老板。被采访对象耍了一个礼拜，最终连面都没见着，这在我的从业史上还是第一次。
非常意外的是在回京的火车上，记者无意中撞上了一位“贵人”。那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与我对铺坐着，机警过人。他见我手上拿着一只鼻烟壶摩挲，便知道我是一个古玩发烧友，搭讪道：“北京来的吧，您吃药了！这只乾隆粉彩鼻烟壶是仿品！”
复活的“官窑”（2）
“你怎么知道我从北京来？又怎么知道这只鼻烟壶是假的？”我问他。
“北京的藏家喜欢鼻烟壶……来，您看看我的东西！”小伙子一面说，一面从旅行箱里掏出三只鼻烟壶。
我接过他的鼻烟壶细细看了一遍：“两假一真，对吗？”
“看来是个老手，那你为什么买新玩艺儿？”他收起自己的东西。
“送人玩儿。”我说。接下去，我们谈得很投机，话题从鉴真到辨假，谈到景德镇的顶级仿古瓷高手。就在这当儿我惊喜地得知：这人竟然就是那个李老板的亲外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小伙子还主动说只要能帮他在北京介绍一些买主，他便可以带我去见李老板。
最好笑的是当一切事情都谈妥后，小伙子才不放心地问我：“您是干什么的？”
“和你一样，做生意的。”我骗他说。
五天后，我用仅次于拍卖价的大价钱买下了小伙子的鼻烟壶，并且给他介绍了几位藏友。他也兑现诺言，答应带我去见他舅舅。去景德镇之前，小伙子叮嘱我口气要大一点、底气要足一点，因为他舅舅压根儿不跟小商小贩打交道。
这一次见到李老板，几乎没费什么劲儿。他听外甥介绍我是个“大老板”，便问我喜欢哪个朝代、什么器型的高仿品。我告诉他主要对元青花和清代官窑瓷感兴趣，他听了微微一笑，似乎心领神会到什么。接着，他让人将他的得意之作一件件取到办公室让我看。
第一件东西拿出来就让我大失所望。那是一只鬼谷子纹元青花大罐，一看便知是2005年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出的那只两个多亿的青花大罐的拷贝。胎土过细、底釉过白，且纹饰描痕极重，青花颜色不正，铁锈斑是用毛笔涂点而成。看过这件东西后，我装出生气的模样，起身就要出门。
“老板请留步！”真个像电视剧中的场景一样，李老板起身拦住了我，“您先别急，看东西要慢慢来才能对上口味嘛！”
接着，他又让人继续上货，一只造型硕大的仿元代云龙纹青花釉里红玉壶春。我心里一动，轻轻将器物上手：造型厚重却不显得笨拙，虽高约半米，却比例协调，不失灵秀之美；釉面光滑、油润，胎釉接合处可见少许土沁。釉色蛋青，青花发色兰翠，画笔重合的地方，肉眼可见果冻状的斑痕下陷。龙身飘逸，细脖子、圆眼睛，毛发高耸，犹如腾云驾雾。再细看画工：用笔流畅、无拘无束，多半是一笔而就。瓷瓶上下共六层纹饰，大多点缀得当、恰到好处。上层绘的是单瓣缠枝菊和中茎留白的芭蕉叶，下端绘有间白仰莲瓣。再观察底部：外圆斜削一刀，中间肚脐微凸，有少许跳刀痕。胎土中粗稍白，含铁较多，可见所谓的芝麻粒儿，露胎处呈现自然色泽的火石红，符合元代景德镇陶土“二元配方”的特点。一件典型的元代中晚期作品，从造型到胎、釉、色、绘画等方面均符合元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基本特征，近乎完美、无可挑剔！
“国宝呵！是您烧制的？”我怀疑地问道。
“您不信？”李老板微微一笑，起身邀请我随他一道到窑厂去转转，可能是要用事实说话吧。
一圈儿转下来，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李老板的窑厂可以算得上是个陶瓷科研单位，从陶土的配方、人工练泥、器皿成型到釉的配置、绘画方法和原料、烧制方法等等，完全依据用出土文物所作的科学检测数据为标准，每一道工序都精心操作、一丝不苟。为捕捉官窑的神韵，他们放弃价格低廉的煤烧、气烧等方法，恢复柴窑烧制。每烧一窑瓷器，最少要消耗松柴4卡车，耗时22个小时。
李老板告诉我，尽管如此精细、不惜成本，但大多数时候一柴窑坯子只能烧成一两件瓷器，所以这种高仿品造价十分昂贵，卖出去也就便宜不了，每件元明清“官窑器”的卖价一般都不低于二十万元。尽管如此，他们的活儿还是应接不暇，广交会展销的商品、国家送给外宾的礼品都要提前两三年预订。
“价格是贵一点，但是从我这里出窑的东西，从器型到分量，都可以保证与样器分毫不差，比官窑还官窑！”李老板自豪地说。
我问李老板：“您这里的高仿品有没有流入国际拍卖市场？”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复活的“官窑”（3）
李老板没有完全正面回答我，只是说自己从不把仿制品当真的文物卖。但是他还是透露了一样秘密，说现在有的私窑被香港和台湾的老板买下来，根据市场行情投入大量资金秘密仿制值钱瓷器，并规定每个窑口一年只能做几件，而且只能给窑厂老板发货，不许外卖。
过后，我又向李老板的外甥打听此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一向有问必答的小伙子对这个问题也忌讳，拐着弯儿说：“这么跟你讲吧，像我舅舅这种窑口烧制的高仿品，100%能通过专家鉴定和仪器测定，打进一般地市县博物馆都是抢手货，有的还被人卖给了省级博物馆。即便是非常挑剔的港台客商，也从来没发生过退货。不过，我舅舅他自己从来不做这种事，他卖货给, , 别人的时候都讲得清清楚楚是高仿瓷艺品。”
“虽说这里出去的瓷器都是仿造传世品，不用太过做旧，但是它们的火光又是怎么去掉的呢？并没见到酸咬过的痕迹？”我很疑惑。这“火光”是指新烧造出来的瓷器表面一层刺眼的光亮，过去曾是仿造传世瓷器者的一道死穴，因为对付它的唯一手段就是直接用酸泡，或者用超细的砂子去打磨。但是这样做只要稍有常识的买家都能识破，因为酸咬过的瓷器会失去釉面的光泽，而砂纸打磨过的瓷器在放大镜下面则可以发现很规则的平行线条。
“看来你真老土啦！现在还有谁去用酸咬、用砂纸打？”小伙子笑话我说。
“怎么做旧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呀？好比一个再好的演员，就说唐国强饰演毛泽东吧，化妆得再好、演得再像，你能看不出他是唐国强吗，还真的把他当作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我突然想起一位国家级的鉴定专家对我说过的话，便以此反驳小伙子的狂妄。
“你还别不信，这里仿制的官窑瓷器，神仙都破不了阵！”
瞧着小伙子的自信，我隐约感觉到还有该看的地方没看到，便激将道：“你就吹吧，反正吹牛又不犯法！就算你吹到天上去，也没人相信你就是上帝！”
这一招还真奏效，小伙子果然给激得嗷嗷叫：“你还不信？看来我非得让你去见识见识！”
“还见识见识，见识你吹牛就够了！”
这一下小伙子坐不住了：“你等着！”蹬、蹬、蹬跑进隔壁他舅舅的办公室。
隔着玻璃我看见小伙子跟他舅舅磨了半天牙，估计是他舅舅不同意我去他们的核心机密车间参观。好一阵软磨硬泡，最终还是当舅舅的让步了。小伙子又蹬、蹬、蹬跑回来，怒气未消地说：“走吧，我硬是要叫你心服口服！”
这次参观可谓是让我大开眼界，出于信用原因，我不方便详细披露这个现代“官窑”的核心机密，但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一些热衷于元明清三朝景德镇官窑瓷器收藏的朋友们，赶紧歇菜，别指望捡这种漏，这三朝官窑瓷器就算是出现在正规拍卖场上，也要三思而行，因为目前的鉴定手段，无论是专家的“眼学”，还是仪器的科学测试，都无法攻克这里的城池。道理很简单，高端电脑软件 + 精密物理化学仪器 + 无痕迹做旧设备，目前你用什么招数能够与之抗衡？
在李老板的窑厂，我还目睹了一场交易：一位台湾来的古玩商拿来一只清代雍正绿地堆花鸟纹六角瓶，以每只28万元人民币的买价要求李老板给仿造10只。那以后我注意到，同类拍品果然连续两年出现在国际拍卖会上，并且都以高价成交。
完成此次采访后，记者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近年来凡是到景德镇此类窑厂认真考察过的人，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国宝级专家，大多从此三缄其口，再也不轻易给人“长眼”讲法了。
从农民工艺大师高水旺复活的北魏陶俑遭两家顶级博物馆哄抢、老农铁拐李复制的商代青铜鼎险些让走私者人头掉地，到欧阳世彬教授仿制的元青花以假乱真，还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李老板”利用高科技手段创造性地重新燃起元明清“官窑”的薪火，短短的十几年，一些本属于一般商业行为的举动，却因为它伪造的历史含金量而搅乱了乾坤，躁动了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可悲的是这些被鼓动的人群当中，真正有志于收藏者凤毛麟角。市场上似乎没有了绝对的买家与卖家，只有上家与下家，毫无理智地进行着赝品接力赛。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失德的交易过程中，包括故宫和国家博物馆在内的许多文物单位，竟也城门失守，被一些赝品攻入其中，滥竽充数，使得我们上下八千年的历史宝库因此而失去原有的可读性与感召力，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陈酿严重地面临着拜金主义的恶性稀释。
面对如此凶险的收藏环境，一些热爱祖国文物并有志于代国藏宝的仁人志士不禁心生疑虑：我们还能够相信谁？还可以相信什么东西？
一个献宝者的遭遇（1）
宁志超，澳大利亚籍华人，生于辽宁，成长于北京。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留学前苏联，学习地质勘探，毕业后赶上文化大革命，被指令失去回北京居住的资格，因而流落新疆地区的深山老林，在那里东躲西藏、猎耕樵读，并且亲手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接生到人世，亲手为孩子赖以生存的一头奶牛做剖腹产取下两子。“文革”结束后，宁志超举家迁往澳大利亚，并取得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图20）
如今，宁志超在中国文物界已成名人，这并非由于他个人的传奇经历所至，而是源于他长达近二十年的一起捐宝事件。
初见宁志超，是在北京平安大道北面的一个被分割的四合院里。院子很小但很干净，屋内陈设简朴，除开放置在长案短几上的几件古瓷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主人个子不高，一头银发，虽说已经年逾古稀，鬓发斑白，却依然精神矍铄、非常健谈。我们的话题当然是曾经在文物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宁志超捐献元青花事件”。
“我的母系家族早年曾居住在辽宁省郑家屯，几代人酷爱古书画、古陶瓷，积累了一些藏品，在当地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书香门第。外祖父乐善好施，是当地几座寺庙较大的施主。
“1928年冬的一个大雪天，千山一座寺庙的主持为逃避内乱外患造成的兵荒马乱，打算离寺返乡，念及我外祖父多年来对他们的大量接济，便要以藏于寺庙多年的两只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相送。那时候中国还根本没有‘元青花’这个称谓，加上那两只瓶子是青白颜色，很多人都忌讳，怕不吉利。但对于僧人们的盛情，外祖父无法拒绝，便又捐了和尚们一笔返乡的路费，将瓶子留下，但没把它们放在家里，而是搁置在家族的祠堂里。尽管如此，那两只青花大瓶独特的造型与纹饰，还是受到家母的格外喜爱。我母亲出嫁时，因为她的喜好，这对大瓶便被作为嫁妆陪她一起进了我父亲的家门。
“后来，母亲移居澳大利亚前，曾将大瓶送到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报关，他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一般清代青花瓷器看待，很顺利地给办好了出境手续。
“8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拍卖市场上元青花的拍价不断攀升，元青花的名声空前高涨。我母亲在报刊上看到了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带铭文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照片，这才知道自家藏了70多年的那两只青花瓶非常珍贵，便跟我商量：既然是国宝，能不能把它们捐献给故宫，也证明咱们老宁家都是爱国的。全家人都赞成老太太的意见。
“未曾想到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老太太当初的生愿变成了遗愿，这对象耳瓶从澳大利亚回归了中国，但至今仍旧搁置在我家里，送给故宫，人家不要！”
“为什么？像这样的元青花大器国内并不多见！”记者觉着奇怪。
宁先生是性情中人，说起这件事声调高亢，甚至有些义愤填膺。他告诉记者：“人家不给理由，只有一位不愿公开自己姓名的专家私下透露，说这两只象耳瓶造型走样，青花成色不好……”
说到底这宁志超毕竟是个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明白人，他琢磨着：这东西是真是假，也不能只由你一两个人说了算！于是，他三天两头来回折腾，更大范围地把文物鉴定方面的名家请到家里，让他们接近实物，各抒己见。在宁家，记者亲眼看到一份50位中国文物考古和文物鉴定方面的专家学者的亲笔签名（图21），一致对这两只元青花象耳瓶给予了认定。在签名的专家中，不乏我国文物鉴定方面的泰斗和顶尖级人物，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家李知宴、李辉柄等。
有人说宁志超姓坏了一个“拧”，做事认死理。这话得两头说，一头真搁着他那股遇事较真儿的性格，一头赶上这时候、这地方，只要是认真办件事，特别是办好事，还真难。为什么？不为什么，人家都按规矩办、奔程序走，你想批块地打高尔夫球，哪怕违规，行啊，明日就批，特事特办呗！你要批地盖幼儿园、敬老院，恐怕得让上幼儿园的孩子等到该上敬老院的岁数！当然，这是瞎比喻，跟宁志超这档子事没关系。咱们还是看看这位姓“拧”的还有什么高招、还能咋样儿折腾。
一个献宝者的遭遇（2）
为了在传统眼学鉴定之外寻找更为可靠的坚实证据，宁志超又携带他的两只青花象耳瓶开始了他的科技鉴定之旅。他先后到了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李政道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核分析室、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单位，配合他们对两只青花象耳瓶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对瓷瓶做了测年试验，结论是：确定其中一只是800年前所造，另一只因所含材料不适合做热释光测试而无结果。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测试报告均为客观数据，大意为：青花云龙象耳瓶的透明釉中元素钙的含量明显高于元素钾的含量，化学组成与元代青花透明釉相符；青花料中有微量元素砷存在，这和元代青花瓷器通常采用进口钴料，其中含有微量元素砷相一致；青花云龙象耳瓶的青花料中，元素锰的含量稍低于元素铁的含量，青花料中可能使用了进口和国产两种钴料的混合物（元晚期青花瓷的确使用过一种译名“苏勃尼青”的进口青料）。
上海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两次对青花瓶做了常量元素胎的分析试验，第一次结论比较模糊，事隔十个月以后，他们本着对科学负责任的态度，经过一系列细致的试验，再次为宁志超的那两只瓶子写下了结论性意见：“在1998年1月对宁志超收藏的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测试中，发现胎中AI2O3的含量分别为和，这比元代通常的青花瓷要高，但考虑到文献报道的试验数据太少，需要更进一步对元青花做更深入的测试研究。为此，我们和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刘新圆等人合作，对景德镇出土的元青花进行较系统的测试，所用实验方法和条件与以前相同，全部样品共32个，均为官窑瓷器碎片，其中5件为明洪武青花，以观察元代和明代初期的制瓷工艺的连续性。结果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样品，其AI2O3含量与上述数据相近。”如果说这家研究所的第一份检测报告不很明确，甚至是还有某些疑点，那么第二份检测报告则对这两只象耳瓶的年代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补充。简而言之：宁志超的那两只青花云龙象耳瓶确是元代瓷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采用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无损分析技术（SRXRF）对宁志超收藏的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进行了测试，并与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进行化学成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青花和白釉的化学成分，与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的青花和白釉的化学成分都有很低的锌铁比。”
至此，几家检测单位的实验报告基本相符：宁志超收藏的元代青花云龙象耳瓶不是仿品，
宁志超总算可以松了一口气。接着，他将实验结果通知故宫，并在《文物》等专业杂志上刊登出来，目的只有一个：早点遵循已故母亲的遗愿，将这两件国宝送进“宫”去。但是，人家还是不要，也不说为什么。宁志超只在背地里听人告诉他：“宫里”传出话来，“用科技手段来鉴定该元青花瓷瓶毕竟只是一种化验方法，对瓷瓶的化验有化验员的不同，有化验程序的不同，有选取仪器的不同，这就可能导致很多的误差，结果也不能令人信服。”
这一下真把这位“拧”姓男人给逼上绝路了。你说眼学可靠，我请了几十位专家会诊，结果人家几十双眼睛敌不过你一两双眼睛。用科学手段测试，假若没通过，你一定会说要尊重科学，这通过了，你还是不承认。这不是没道理可讲了吗？得，豁出去了，宁志超干脆辞去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工作，在北京买了一处房子住下，摆出一副不把他那两只元青花象耳瓶送进宫誓不罢休的架势。
现在有人听了这事儿私下里纳闷：那姓宁的是不是有毛病？元青花的市场价格明摆在那儿，一个元青花大罐就拍出两个亿，这两只大瓶子得卖出多少钱来呀？就算卖掉一只怎么也得撑死你几代人！人家国内的元青花瓷器想拿到国外去卖找不着门、出不去，你宁志超倒好，从国外打了火印拿回来，人家“宫里”不要，你还死乞白赖地纠缠不休，这唱的是哪门子戏？别说“宫里”不认，就我们这些“宫外”人，单从道理上就不认了，你这不是假的也是假的！
一个献宝者的遭遇（3）
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们这位“拧”老先生下了死决心要破釜沉舟，打破国内文物鉴定的僵死局面。一“拧”就是近20年，头上的黑发变成白发，他几乎由富人变成了穷人。他先后到英国、土耳其等几个收藏元青花较多的国家博物馆进行实物考察，遍访了国内所有对元青花研究确有心得的专家学者，并利用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不断进行各种数据测试与研究，最后写下了洋洋洒洒、长达数百万字、重达几十公斤的元青花研究著作并出版，成为国内民间收藏、研究元青花方面颇有名气的大家。近期出版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一书，更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20年了，您完全可以过着另一种富裕、安逸的日子，这样做，究竟为什么？”采访结束时我问宁志超。
“很简单，完成母亲遗愿，将这两只瓶子捐献给国家。”喝了一口闷酒，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家，近百年的元代历史，真的就像故宫专家所说的那样，只留下300件瓷器，还都在国外。”说到这，老人有些哽咽，自斟自饮又喝了两口酒。
“也许您说的不无道理，可这文物鉴定似乎是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假如您跳出现有的角色，作为旁观者想想，是选择相信故宫的专家还是相信您呢？”
“当然是相信‘宫里’的专家……可他们并不是神，他们也出错！故宫买错文物、接受捐赠赝品的笑话还少吗？再说，我现在跟他们的分歧已经超出这件事的本身意义了，而是事关一个民族如何负责任地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的大是大非！我们祖先创造的元青花，凭什么就死说只有外国博物馆有，我们自己的民族反倒没有真品、没有精品了呢？难道元代的老百姓是用宋代的碗盛饭盛菜、使宋代的茶盏酒杯饮茶喝酒？难道元代的瓷窑都只为外国人烧造瓷器？”
“如果说在您捐献之初，元青花的市场天价尚未形成，而现在您为什么还如此执著地非得要一条道儿走到黑？凭着50位专家的联合签名，还有几家仪器测试结论，您这一对瓶子怎么也能卖上几千万、甚至上亿吧？”
“……来，还是喝酒吧！”老人显然对回答这个被人问过无数次的问题不感兴趣。
宁志超捐献元青花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又没讲完，因为他人还活着，因为他母亲的遗愿还没实现，更重要的是他已然向中国文物鉴定界某种权威、某种格式、某种潜规则发起了挑战。而这一场虽然难见硝烟，却充满了悬念、充满了刺激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
在此，记者有必要声明：本人仅对史树青、宁志超二位先生，以及其他有着同类行为者的爱国热情表示敬慕，但对于他们欲捐赠之物的真伪，实在没有能力说三道四。同时，我也敬重那些尊重科学、信奉真理、持操守德的中国文物把关人，感谢他们为丰富和纯洁祖国的传统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不过就事论事，我的确心存疑虑：为什么没有一个机构有能力对二位捐献之物作出令人信服的权威结论？万一这两位老者所捐献之物确实是块“和氏璧”呢？文物鉴定究竟由谁说了算？“眼学”是不是“人学”的双胞胎？尤其是对资深鉴定大家史树青老人的“捐献风波”而言，无论那把“越王剑”孰真孰伪，最终都是一场悲剧——是“真”，则对我国文物的鉴认制度是一次大嘲讽（这种嘲讽在史老以往的捐献中已经不只一次地出现过），是“假”，则对中国文物鉴定家的所谓“眼学”是一次大嘲弄，因为史老的身份摆在那儿。由此可及：深藏故宫和各级博物馆的那些既非国家考古队直接发现、直接出土，又非传承有序的藏品，又如何让世人放心呢？
《红楼梦》中有诗句云：“假作真时真亦假”。百年前曹老夫子一句不经意的调侃，在今天的文物界竟不幸成为超现实主义的醒世恒言。随着中国文物专家的眼镜不断被琳琅满目的现代工艺品砸碎，一个阉割了权威、失去了价值本源的文物市场，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许多有悖常理、荒诞不经的事件隔三差五地在文物圈内上演。
拍卖！拍卖！！
一方面是一些文物鉴定专家大跌眼镜、真假难辨，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赝品和仿品充斥市场，可让人不解的是：处在文物市场中心的中国拍卖业却似乎总能够独善其身、大发其财。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拍卖公司从最初的几家发展到如今的几千家，成交额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仅以国内两家最大的拍卖公司嘉德、瀚海为例，1993年成立之初，两家拍卖公司一年的总成交额不到一亿人民币。而到了2007年，单中国嘉德一家全年大小拍卖达60余场次，总成交额为亿元人民币。北京瀚海全年大小拍卖52场次，总成交额为亿人民币。同年，中国拍卖业共举办包括文物在内的艺术品专场拍卖771场（次），总成交额超过6000多亿人民币。
有人将中国的拍卖公司比作一只刚刚开屏的金孔雀，一面是金光灿灿、五彩缤纷、光鲜诱人的羽屏，另一面却藏掖着各类资本市场通见的黑暗与丑陋。我们不妨暂且避开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更加理智与冷静的眼光，去审视一番这只金孔雀身后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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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国良：“阿弥陀佛，那不是我的画！”
有一则笑话，说的是亚当出伊甸园之前曾经问过上帝：“主啊，我去人世间最不能做的事是什么？”上帝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你最应该避免的事就是与拍卖公司打官司！”亚当又问：“为什么？”上帝沮丧地回答：“因为连我都战胜不了它！”没人知道后来亚当究竟有没有去拍卖公司拍卖过夏娃的第一条裙子或别的什么东西，也没人知道亚当有没有去拍卖公司竞买过施瓦辛格的健肌膏，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肯定的是：亚当绝对没有跟拍卖公司打过官司。
虽然在法院看不到上帝之子与拍卖公司打官司的纪录，但是佛子状告拍卖公司的官司却有案可查。
史国良，法号释慧禅，当代中国画僧的再传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央美院及首都师大美术系客座教授，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现定居北京。史国良的作品《刻经》曾荣获第23届蒙特可罗国际现代艺术大赛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为此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他的画风以写实手法，反映时代生活为主，功底扎实，笔墨厚重，是中国人物画坛写实画派的重量级画家。（图26）
2006年７月２７日前后，史国良从一家艺术网上了解到，有三幅署名史国良的作品出现在北京传是拍卖公司举行的预展大厅内。既然自己没有将画委托给那家拍卖公司，那些画究竟是什么来历呢？
史国良随即来到拍卖公司预展厅，对那三幅落款自己名字的画仔细进行辨认，确认其中只有一幅画是自己的真迹，另外两幅分别命名为《搓线图》和《傣家三月》的画则并非出自自己之手，是假画。于是，他致电传是公司，要求撤拍这两幅假画，但遭到拍卖公司的拒绝。
8月20日，这两幅被史国良要求撤下的假画，如期登堂拍卖会，并拍卖成功。事后，史国良将传是公司告上法庭，索赔１元，并要求道歉。12月11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史国良与传是拍卖公司达成协议，传是拍卖公司承认自己的拍卖行为给史国良先生造成不良影响，同意登报道歉。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史大师只得腾出时间开了个人官方网站，其中设有“中国艺术品认证系统”专栏，对自己流传于外的署名作品进行网上查询与甄别。同年，在雅昌艺术网举办的“2006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的活动中，史国良开博打假被评为年度艺术事件。
史国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样的事情（拍卖假画）绝不止发生一两次，许多时候，有人拿着高价拍来的假画找我鉴定真伪，我看到是假的，说出来真是于心不忍。一个僧人，本应看淡这些，但是对于这些假画，还有这样的拍卖公司，除开自己维权，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搞笑的是：对冒名顶替史国良作画牟利的“李鬼”人们习以为常，表现出高度宽容的态度。对拍卖公司收假拍假，大家也多见怪不怪，没人出面声讨、指责。但是，作为受害者的史国良出面打假，却招致一片非难。史国良开办个人官方网站，公开声明打假维权的意向后，马上就有人在网上公开发帖，辱骂史国良是“假和尚”、“批着袈裟的势利画商”。并且劝诫画僧要“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允许“劳苦大众”利用他的名义“挣钱养家”。更有甚者，还有人干脆公开复制大师的作品在网上叫卖，谎称此举是“经过大师授权”的“慈善活动”。对此，画家十分无奈，虽说是“苦海无边”，可无人上岸。哪怕是“佛法无边”，也难渡“钱钱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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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画寻踪（1）
被誉为“九市精华萃一衢”的北京琉璃厂，在古玩界也是声名显赫、无人不知的地方。琉璃厂坐落在北京和平门外南新华街，东西走向，长约一公里，其中商铺星聚、牌号林立。1949年以前，这里曾是清代遗老遗少和外国洋使节们买卖古玩、卖弄见闻的地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北京的古玩市场还只是独此一处。自从20世纪晚期以后，北京几处大的文物交易市场逐渐形成规模，像潘家园、报国寺、大钟寺，还有北京古玩城、程田古玩城、天雅古玩城等，都先后横空出世、各领风骚，与琉璃厂几分天下。这样一来，琉璃厂在古玩经营上不可避免地被人分去了几碗羹，但是尽管如此，它在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好这一口”者的眼里，仍不失为寻珍淘宝、赏玩古今中国艺术品的“正统”地带。尤其是在经营古今名家字画方面，琉璃厂至今仍无可替代地牢牢坐在第一把交椅上。
在素有琉璃厂“第一铺”的书画大亨荣宝斋门前，记者被几名衣着土著的年轻男女团团围住，被问及：“买不买名人字画？”
记者反问：“你们有哪位名家的什么名画？”
一小伙子抢答：“你想买谁的画我们都有！”
“闪开闪开……”此时，几位荣宝斋工作人员喝道而进，未阻止门前的闹剧。看起来，这种情形他们见得太多，早已见怪不怪了。
“齐白石的虾，你们有吗？”——“有！”
“徐悲鸿的奔马，有吗？”——“有！”
“唐朝古画、清代名人画……”——“有！有！有……”
记者跟定其中的一位，由他领入荣宝斋斜对面的一条小巷，再直着向前走了不到100米，进入右手边一家院子。
熟悉北京的人一眼就能辨认：这是一处拆除未竟的半拉子四合院，主屋没有了，只剩下两间狭小的厢房，看上去住了两三家人，拥挤不堪。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到过这种地方，置身其中，假若你不刻意去记住外面的繁华都市，你或许会以为是到了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一条随意用青砖铺就的过道，一半浸泡在妇女们随手撒泼的洗衣水里，臭气熏天。有几个乡下女人正在洗衣服，旁边跟着她们的小孩，见我进来，大家都很羡慕地看着领我进门的“字画猎人”。
走进“字画猎人”的房间，记者大开眼界：墙上、桌上、床上，到处都挂着、摆着“名人字画”。细看落款，更让人垂涎三尺：张大千、范曾、吴冠中、韩美林……中国近现代知名画家几乎无一漏网。
记者点名要韩美林、史国良两位画家的画作。不一会儿，小伙子就从抽屉里翻出韩美林的两张马、史国良的《维吾尔姑娘》。
记者询问：“怎么让人相信你这是画家本人的真画呢？”
“那好办！”小伙子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本子，翻了几页答复我：“这几幅画都可以带画家与受赠者赠画现场的照片！”接着，他从一只档案袋里取出两张照片，一张是韩美林与友人共同举画的场面，另一张是画僧史国良与友人带画作的照片。
“如果您还嫌证据不充分，还可以带鉴定证书！”小伙子见我犹豫，边说边取出一份鉴定证书。鉴定书的落款单位是“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中心”，盖有钢印，还有鉴定专家的签名与私人印鉴。无论是鉴定单位或鉴定专家，此证书无疑都具备很高的权威性。
接下来开始谈价。我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们卖的都是假画，我也是做书画生意的，这些画开多少价？说实在点！”
小伙子答道：“当然，大家都是同行，一定以最低价卖给你……这样吧，光要韩美林的画这一种500块钱，高仿的要3000块，要照片外加200元，要证书外加2000元！史国良的也差不多，都是这个价！”
“你能带我去见见临摹这两幅画的作者吗？”我又问。
小伙子一听连声说：“不成、不成，这样做坏了行内的规矩！他们不会答应跟你见面的！”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住在哪里？”
“这些事一般人是不会问的，看样子你入行不久，像是个生手。我跟你这么说吧，那些人本身也都是一些画家、高手，有的还是美术学院的研究生、高材生，只是目前还没有打出名头，利用这玩意儿挣钱。他们用功画的东西呀，神仙都分不出真假！加上这些证书、照片，它就是真的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假画寻踪（2）
“画家本人也分不清真假？”
“也可以这么讲！我听人说，从前仿作的齐白石画，连老爷子自己都说分不出真假！那些老画家一生得画多少画，送给谁、卖给谁了都记得那么一五一十？记不清楚吧？得，这高仿品就画得鼻子眼睛一个样，谁能证明它是假的？不能！别看这些东西搁我这儿卖三个钱不值两个钱，可你要是在拍卖行有熟人，给他10%的好处费，它不也要几万几十万地往上叫唤？”
磨了半天，记者花了300元钱的带路费，终于买通了小伙子，他答应带我去见他的上线，也就是这些假画的批发商。至于能不能见到那些画画儿的人，他说“那就看别人买不买你的账！”
其实，小伙子的上线就在琉璃厂西街，虽然我们走的是后门，但看得出前面应该是家门面。出来开门的是一位北京当地的中年人，小伙子称他韩哥。那人警惕性很高，小伙子刚说了句“这位先生想买韩美林的画……”他立马封门：“你扯什么蛋哪你？这儿哪有什么韩美林的画？要买上荣宝斋去！”不待我开口，门就“砰”的一声被关上。
小伙子讪讪地对我说：“韩哥不相信你，他前面有大店面，我这里卖500元的画，在他前面的店面内最少要卖5万元……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往后你要买画就找我，一定给你优惠价！”
几天后，记者通过多种渠道，终于在距离通州区宋庄不远的一处农舍里见到了一位专事名画临摹的年轻人。他来自安徽，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美术系，到北京已经有三年了。
“我有好几个同学都在这儿。其实我们原本是慕名宋庄而来北京的，想在这种相对比较自由的环境下搞创作，走出自己的艺术之路。可是，要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太艰难了，我们还得吃饭过日子不是？总不能让父母养着我们来圆自己的艺术梦吧？我们只好像许多先行者一样，在出名前靠临摹名画挣钱维持生计……其实这种临摹特别简单，绘画基础较好的人都能办得到、画得好。尤其是临摹画家早期的作品更容易，一般都比较稚嫩一些，即便描摹失真，买家往往也会认为是画家早期不成熟的作品，不去求全责备……”
“你一张临摹画卖出去多少钱？”我问年轻人。
“给老客户的价格一般都在200元左右，如果是特别定制的稍稍贵一些。我知道，那些画贩子比我们挣钱多，可是生意还得做啊！我们总不能成天自己四处乱闯去卖画呀！”
因为谈得高兴，年轻人还给我透露了一些“绝密”消息。他说，他也直接给拍卖公司送过假画，给验货人好处，并答应成交后五五分成。
“拍卖公司明知道是假画还敢上拍？”我问他。
“假如拍卖公司都像您想象得那么干净，我就不用临摹赝品，可以创作自己的画了！”年轻人一脸无奈的苦笑。
“你的假画在拍卖公司成交过吗？”
他笑了笑，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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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水拍场，槌下有“阴”（1）
关于拍卖公司的种种传闻，记者早有所闻。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记者决定近距离接触，直接试水拍场。
金秋十月，北京的艺术品拍卖场可谓是槌声阵阵、热闹非凡，大大小小上百家拍卖公司“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拉横幔、打广告、印发宣传册，实力强些的公司还会派员工带上高成本制作的精美拍品图录，直接到国内外广泛征召买主，并提前几天将来客接至预定好的大饭店里免费吃住。与此同时，花样百出的拍卖品预展也在京城一些最豪华的场所举行。记者前后多次参观预展，有的拍卖公司还聘请有关专家直接到展厅现场推介重点拍品，有的则事先将专家对拍品的点评制作成光盘，反复在展厅里多点播放。
自我策划一番后，记者拎着自家的两件藏品——北宋磁州窑梅瓶、南宋定窑划花粉盒，走进第一家拍卖公司。
第一家是在京城能坐上头几把交椅的大拍卖公司，接待我的是一位瓷器部主管。他看过记者送拍的两件东西后，摇摇头说：“定窑粉盒还不错，就几万块钱的事，自己玩玩得了。这只磁州窑梅瓶，不好认……”
“我问过几位专家，他们都说东西很开门啊？”我申辩说。
“呵？都是哪些专家呵？”他话音里明显带着嘲讽。我将专家的大名如实报上，其实，其中还有一位专家正是他们公司的瓷杂项顾问。
“是吗？”主管还是摇摇头，“不好认。您知道吗，这只梅瓶要是真品，比马未都博物馆里的那一只还好，得值多少钱？像这样一只梅瓶，在香港拍过两千多万哪？”
“就因为这个，您不敢认是吗？”我追问。
年轻的主管摇摇头，不再吱声……
过了两天，我通过熟人找到一位古董经纪人，答应成交后给他15%的介绍费。于是，那人给接待过我的那位拍卖公司主管拨通了电话，我听见对方问：“那人干什么的呀？你有底吗？”
这面儿回答：“没底我能给你推荐吗？我亲戚，开古玩店的！我跟他说了，还按咱们老规矩走！”
“那你把东西送来吧，那只梅瓶还真不错，比马未都的画花梅瓶好……”
电话交易结束后，经纪人告诉我，拍卖成交后，要给那位主管20%的好处费。我答应了，由他经手重新将那两件瓷器送去那家拍卖公司。
事后，记者算了一笔账，付完这两位的好处费再加上给拍卖公司10%的代办费，另外还要扣除税费，本人最后所得只剩下拍品成交价的55%。
数月后，记者又参加了另外一场“拍卖游戏”。
那是一家外省在京注册的拍卖公司，国批二级拍卖资质，曾有过多件拍品创下“天价”的纪录。比方说一只宋代钧瓷碗，就曾拍出过2千多万人民币高价。一只宋代钧瓷洗，拍出过7千万人民币天价，等等。不知道是我委托的朋友关系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家拍卖公司的门槛倒是不高，我们四五个藏友共送了100多件拍品，以记者的眼光看，估摸着一大半是赝品，真品最多不超过10件。有些“汝窑重器”，都是送拍前临时去潘家园地摊上花百十块钱买来的。
奇怪的是，除开少量重复的器型之外，我们送拍的赝品几乎全都顺利通过验收。不过，这家公司除开对每一件送拍物品都要收取800~2000元人民币不等的图录费之外，还要按自报起拍价收取5%的宣传费。我粗略计算了一下：按照这家公司自己编印的图录统计，光是宣传费和图录费这两项收入，就高达两三千万。抛开其他支出，这一次拍卖的前期纯收入应该在几百甚至上千万人民币。换句话说，还没开拍，这家拍卖公司就已经挣钱了，无论拍卖结束后的实际成交率几何，对于拍卖公司来说，都是胜券在握，只是挣多挣少的区别了。
终于等到开拍的那一天，记者第一次亲临拍卖现场。这家拍卖公司的老总说：“因为我是新闻界朋友”，破例给我免费发了一个参拍号和一张拍牌。其实我知道，我的几位藏友也通过别的途径取得了对自己拍品的举牌资格。
可能没进过拍卖场的人不清楚，号牌本是来拍场买货人使用的竞拍工具，须事先缴纳一定的押金才能获取，卖方握牌无疑是违规操作。有了这张牌子，卖家既可以参与自己拍品的竞买，掌握自己拍品的成交价，避免藏品在自己心理价位之下成交，又可以在自己的拍品无人竞拍的情况下，自己人相互竞价，将价格抬高到事先设定的位置给拍回，为下一次交易取得拍卖价格纪录。而取得这种特殊待遇的人，是不需要为假拍付出税收代价的，换句话说，这种虚假的成交纪录，拍卖公司也不会在经济上蒙受任何损失。至于他们内部怎么做的账，记者无从得知。
试水拍场，槌下有“阴”（2）
拍卖会从一开始就高潮迭起：几十万元一件的玉器、几百万元一件的青铜器、上千万元一件的瓷器，在号牌的上下起落之中频频成交。这么多的天价交易，牌子拿在手上就如同去菜市场买白菜萝卜那样轻而易举。有一件标有北宋汝窑字样的花瓶先是经历了开场的沉默，在拍卖师将要宣布流拍之时，忽然鬼使神差、峰回路转，一人举牌报价后，其他两人参与竞拍，价格从此一路扶摇直上，从十几万元一直冲到一个多亿的天价成交。当晚，这场拍卖会的消息在某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滚动新闻中播出，包括那只一个多亿的“北宋汝瓷”花瓶在内的几件天价物品，理所当然地亮相荧屏，被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观众尽收眼底。据内部人士透露，拍卖结束后，这些高价拍品几乎无一例外的物归原主。
当然，我和朋友们的操作手段也是如法炮制。在拍卖过程中，我有一件拍品由于操作失误，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那是一只“元青花梅瓶”，起拍价人民币80万元。开拍时无人举牌出价，我和几个朋友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分别坐在会场多处，轮番举牌将价格缓步提高，造成多人看好竞买的假象。在价格抬高到220万元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位港客模样的老者欲举牌报价。按照我们事先设计的方案，只要有人报价，朋友们就收手告停，将主动权交给货主。可就在此时，坐在前排的朋友看不见坐在他身后的港客有动静，惯性地振臂高呼：“加50万！”其他朋友又接着继续将价格几十万几十万的往上抬升。那位港客见状以为买不过别人，便缩回了举起一半的号牌，不再叫价了。
直到哥们儿疯够了、玩累了才偃旗息鼓，记者那只“元青花梅瓶”以988万人民币的成交价最终落槌，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然，为了不让朋友们尴尬，由于作弊不熟练丢了200多万的笑话，我只能与家人分享了。
从第二天开始，我那只元代青花梅瓶“高价成交”的报道便在北京的几家报纸上刊出。记者留意到：一周后，同类报道在几家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上出现几万条。
拍卖会结束后，我和几位藏友汇拢一起交流“战绩”：我的藏品总共落槌3000多万，其他朋友的藏品有的落槌在5000多万、有的落槌在7000多万。总而言之，如果按照拍卖会现场宣布的数字统计，朋友们近百件拍品的成交价总共能达到一两个亿人民币。可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令人难以置信，这100多件拍品实际上全部流拍，被我们自己悉数举牌拍回。朋友们非但没拿回一分钱，反倒每人赔了几万元钱的“宣传费”和“图录费”，成了地地道道的花钱赚吆喝。
这以后，记者又参加过几次拍卖活动，情况大同小异。有的拍卖公司公开声明拍不了值钱的真东西，只让送“有卖相”的赝品。还有的拍卖公司则打着各种“慈善活动”的旗号，名为募捐，暗地里分钱……
中国藏宝图
1994年夏天，英国警方接到举报，有人通过海运走私大批历史文物。英国警方按照举报的细节，迅速发动了代号为“水烛行动”的突袭，分别在英国两个港口截获了两批走私文物，计7卡车约6000件，随后将这些文物封存在克里斯蒂拍卖行库房。
1995年2月，英国警方向我国驻英使馆通报了有关情况，希望能与我国联手破获该走私文物团伙的国际网络。
早在接到英国警方的通报之前，中国驻英大使馆曾接到几封匿名信，信的内容大致相似，都言及从1994年底到1995年初，在英国著名古董商人James的策划和唆使下，中国境内一个文物走私团伙组织盗墓贼窃得了大量珍贵文物，已经分两批从海上成功登陆英国。匿名信还详细描述了有关非法走私中国文物的涉嫌犯及走私文物路线和进货批量、市场交易等情况，指出参与走私中国文物的是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集团，成员既有香港人，也有英国人，其中包括英警方人员。他们主要的运作方式是从中国内地定期通过走私方式，将大量文物经香港运至英国、美国和瑞士等地牟取暴利。
接到英国警方的正式邀请后，中国政府派出以国家文物局时任局长张文斌为首的文物鉴定团队赶赴伦敦，并立即开展工作。
中国专家在英警的带领下走进克里斯蒂拍卖公司的仓库时，不禁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著名的克里斯蒂拍卖行的仓库竟是如此狭小、如此黑暗，常年不见阳光，连空气都很难流通。可是被英警查扣封存在这里的走私物品，却件件精美，堪称文化珍宝。这些走私文物除少量赝品和埃及文物外，绝大部分文物都是近年在中国境内盗掘出土后走私出境的，少部分明清文物则是盗自中国境内的寺庙。
与此同时，中国专家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些可以表明走私文物来源的证据：如墓志中的下葬地名、中国北方文物走私犯惯用的包装纸和中国报纸、河南广东等省生产的商品包装箱、部分出土陶器带有的古墓老土、保持墓葬中的饱和状态尚未脱水的漆木器……经专家们鉴定，这批文物有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结束于清代的青铜器、玉器、石器、漆器、陶瓷器和古画，大部分都属于国家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专家们称：这批文物的时代、品种之全，艺术品位之高，足可以单列一家博物馆。
在与英国警方合作办案的过程中，让中国专家意外之事不断出现。在这两起走私中国文物案的策划者——英国古董商人James的家里，公然悬挂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中国藏宝图”，上面清楚地标注着历年来由中国官方考古队和民间盗墓贼挖掘的古墓地点、出土文物名称，有些还另外配有文物照片或画像。在交谈过程中，专家们发现James对中国文物的出土时间、地点、身价和基本特征都非常了解，甚至很专业，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中国文物通。从此人如此深厚的中国文物底蕴中不难想象，经他之手绑架出境的中国文物肯定少不了一个天文数字。
回国后，张文彬局长立即将情况分别向国务院和文化部作了汇报，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指示国家文物局：“要千方百计追还文物”。并督促国务院办公厅协调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文化部、国务院港澳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文物局等单位抽调人员，与几位著名法学家、律师，共同组成“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作小组”，张文彬出任组长。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一方面致函英国内务部，表明对这批文物的中国所有权主张，并要求英方将所扣查文物归还中国。另一方面责成公安部迅速成立专案组，针对此案的盗掘、出境等详细过程，在河南、广东、香港等地调查取证，取得大量第一手证据。
就在中方紧锣密鼓搜集证据的同时，又一件出人意料之事发生了：英国地方法院告知中方，若在1997年1月17日之前不进行民事起诉，他们将把这批扣押文物判给走私嫌疑人。理由是英国没有参加《文化遗产公约》和《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公约》。依照英国法律，对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犯罪进行起诉是有限制范围的，所以拟放弃追查。由此，查扣文物的英警方也称如果我方不介入民事诉讼，按照英国法律，他们必须把查扣物品退还给犯罪嫌疑人。一时间，走私犯罪嫌疑人气焰格外嚣张，甚至频频公开致函我国驻英使馆，要求中国方面放弃对查扣文物的所有权要求，否则就要进行民事诉讼。与此同时，走私嫌疑人还以非法查扣其财产为由，对英国警方提出起诉。
由于英国警方无法取得皇家检察院批准提请刑事诉讼要求，英国伦敦地方法院民事法庭按照民事诉讼程序接受了走私嫌疑人的请求，分别于1996年9月26日和10月29日，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两次开庭审理此案，并将一部分文物判决退还给走私嫌疑人。
1997年1月，中国追索小组在有关法律专家的帮助下，以英国地方法院蔑视中国国家豁免权为由，要求英方将此案移交英上诉法院审理，迫使英地方法院做出决定：冻结全部被扣文物，直到中方正式参与民事诉讼时为止。在我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走私嫌疑人不得已提出和解，并表示愿意谈判。
1998年1月，谈判正式开始，两天后双方达成协议，对方扣除了一部分其他国家的文物后，将所有中国文物归还给中国，共计3400余件（套）。至此，这起特大国际文物走私案以中方的全胜而告终。
据英国媒体爆料，事后，那位拥有“中国藏宝图”的国际文物走私分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嘲笑说：“我根本不在乎一次偶然失手，中国所有地下宝物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不出三天，中国人还会源源不断地把更多的宝贝送上门，因为他们很喜欢英镑与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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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2002年3月19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大使馆秘书段大启拿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男子低沉的声音：“我马上给你一份传真，十分重要！”
“请问您是谁？”段大启问道。对方没回答，放下电话。不一会儿，传真机响了，段大启忐忑不安地按下接收键。他明白，对方不报名，一定是有比较紧急的机密文件，大使馆的这个传真号一般人不可能知道。
果然不出段秘书所料，传真内容是：“陕西省西安市西汉霸陵窦皇后墓被犯罪分子盗掘，墓内西汉陶俑等多件文物被盗，部分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其中六件陶俑将于2002年3月20号上午10时在纽约苏富比‘东方艺术品拍卖会’拍卖，希望使馆立即阻止。”落款：“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传真除开文字外，还有被盗卖文物的几张照片。
段大启看罢传真，倒吸了一口凉气，旋即直奔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办公室……
杨洁篪看过传真，一面给国内回复，要求公安部门尽快提供有关这批文物的详细情况和到达美国的来龙去脉，一面迅速起草了一份照会给美国海关总署，告诉他们这批走私文物来自中国，要求美国海关出面阻止苏富比的拍卖行为。同时，杨大使还指示段秘书，让他直接跟拍卖行进行联系。一小时后，杨大使又直接给美国海关打去电话，对方表示愿意与中方合作，追回文物。
但是，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接到段大启的电话后，却拒绝了中方将走私中国文物撤拍的正当要求。拍卖行表示，保管这些文物花了不少钱，他们还为此次拍卖活动投入了大量的广告，暂停拍卖将会影响到其他拍品。他们还认为：仅凭中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是这批文物的合法拥有者。
打电话没有解决问题，按照对方安排，次日将举行拍卖会。为了避免拍卖行造成既成事实，段大启秘书连夜坐火车从华盛顿赶到纽约，抢在次日拍卖会开始前20分钟，脚步匆匆地冲进苏富比拍卖现场。
段大启进场后，立即找到拍卖会的负责人，当面要求暂停拍卖六件西汉陶俑。开始，拍卖方还是用在电话中使用过的借口拒绝中国大使馆的要求。这时，距拍卖开始只剩下10分钟。情急之下，段大启代表大使馆郑重声明：如果不停止拍卖，他将在拍卖会现场公开揭露这批文物是被盗中国国宝的事实。如果事情真的闹到这一步，苏富比违反国际公约，非法拍卖中国出土文物的丑闻，将立即显现在世人面前。在最后一刻，拍卖行终于妥协了，极不情愿地宣布：“由于特殊情况，六件西汉陶俑暂时停拍……”
段大启秘书这才如释重负，得空观看了陶俑实物。陶俑一共有六件，均为外表黑色的裸体人形。器型完整、制作精良，而且保存完好，属不可多得的汉代珍贵文物。拍卖图录上公然写着：“此拍品自中国陕西西安西汉霸陵窦皇后墓出土。起拍价：6000~8000美元。”
面对这些被人从故国绑架他乡的西汉陶俑，段大启不禁心中浮起一阵悲凉，他触景生情，油然想起唐代诗人李白的一首《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是谁绑架了这六位来自2000年以前的大汉使者？是谁欲将祖宗的泥身偶像盗卖给洋人换钱？几天后，段大启收到了陕西警方有关此案的详细通报：2001年3月到12月间，此墓葬遭到三批不法之徒运用全套先进工具设备连续盗掘，先后有近300件陶俑出土。破案后被追回的陶俑只有34件，其余的陶俑仅以200~700元不等的价格被盗墓贼倒卖，此次纽约苏富比拟公开拍卖的6件男女黑陶俑，就在其中。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陶俑从被盗出土到在美国上拍，一共只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段大启明白，这中间必然存在一条有着丰富犯罪经验和极高运作效率的国际走私链。
紧接着，中国驻美使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分别向美国当局发出要求归还六件中国文物的正式公函。当年7月9日，美国海关正式致函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要求中方继续提供证明该批文物真实性的附加材料，并回答美国海关提出的11个问题，诸如：2001年6月窦皇后墓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该墓穴是否已被挖掘和列出墓内物品的清单？有人能说明这个墓穴里装有多少件陶俑吗？如何证实墓穴里有什么东西？专家能提供更详细的解释吗？美方还要求，每一个细节都需提供大量的直接证据。
接到美国海关的公函后，陕西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及时整理了窦皇后墓被盗案的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被盗图片和公安机关立案报告等司法证据；陕西省文物局及时收集整理了窦皇后墓的相关资料，并组织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对从犯罪分子手中缴获的汉俑和同一墓葬考古出土的同形制汉俑进行了技术对比分析，出具了成分完全一致的碳14分析报告；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所长就美国海关提出的11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
在事实面前，美方终于承认了这6件汉裸俑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西安，并于2003年5月26日复函中国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同意将拟拍卖的6件西汉陶俑正式归还中国，随后与中方一起完成了所有的相关法律手续。
2003年6月17日，中国西汉陶俑回归祖国的正式交接仪式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顺利举行。随后，此批被盗卖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年后，由在美国工作的邓芳博士夫妇发起，14位地跨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华人志士共同参与捐款，将另外31件被盗卖至美国的西汉彩色陶俑赎身回家，与其他陶俑一起收藏于陕西省汉阳陵博物馆。当时有专家给这批文物每件定价数百万，但是，显然捐献者对国内风行的专家估价毫无兴趣，邓芳博士平淡地说：“国宝无价，我们没花那么多钱、也花不起那么多钱去买。我们只是尽自己的力量让它们（陶俑）早点回家！”
在采访捐献者的时候，记者还注意到他们对国内有关部门从鉴定到接收文物的时间过长颇有微词。他们当中有人笑言：为什么给国家捐献文物要比卖文物给国家麻烦很多？关于这一点，记者所闻颇多，美国东方文物收藏协会主席夏文平女士就是一例，她为了将一件在美国费尽心机买到手的“宋代龙泉青釉炉”赠送回国，竟然花了近十年时间，费尽周折，才得到国内有关部门的首肯。记得有一次夏女士曾私下向记者打听：“听说捐献文物还要附加赞助费，是吗？”记者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她：“不至于吧……”
一个“青铜王国”的兴衰（1）
这是一栋从外表看并不怎么起眼的别墅，建造在合肥城郊一处农民荒废的棉花地里。地面上两层楼房的外墙用橙黄色的墙面砖铺贴，房屋四周围着一圈黑色的铁栅栏。这栋从外表看并没有太多超群出众之处的别墅，在靠得近些的邻居嘴里，却似乎成了一座金光灿灿的王宫。
“嗨呀，听说光是装修费就花了1000多万！里面到底是个啥模样谁也没见过。你看那五条大狼狗，立起来比人还高，成天在院子四周跑来跑去，抵得上一个警卫班！每一条狗都是花了几十万块钱买来的，光是吃饲料一天就要两千块钱，抵得上我们一家人半年的伙食费！你要是靠近围墙，它们就一齐瞪着眼咴叫着朝你扑过来，就算是你的肉被围墙挡住不会叫它撕烂，可你的胆却早就叫它们给叼走了，寒寒的，再也不敢朝里面多看一眼！”
房子靠别墅最近的是弹棉花匠刘罗锅，他逢人就这么咋呼，几乎让每一位路人望别墅而生畏，记者也被他吓唬过。
“其实，他们夫妇俩初来的时候还是一副乡下人的模样呢！穿得土里土气，讲话皖北口音蛮重，张口‘打索’（大叔）、闭口‘打妮’（大娘）。没两年就阔气了，阔得娘的像个国王！真是人无横财不富！”邻居一位性情中的大姐不无嫉妒地向记者如是描述别墅里的主人。
没错，这栋别墅的主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王”，他掌控着一个能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文物市场呼风唤雨的地下青铜王国。“国王”名叫杜敏，安徽寿县人，1963年出生，1981年高中毕业后当兵入伍，复员后分配到寿县陶店乡政府当会计，1990年辞职下海，从事个体生意，主要经营古董。
安徽寿县在战国时期曾为楚国国都，地下文物丰富，杜敏自小耳濡目染，加上本人聪明好学、爱钻研，离职下海后，便很快掌握了青铜器鉴定的独门绝活儿，经他过手的青铜器，卖价比别人要高上数十倍。渐渐地，他在圈内赚得了好口碑，身边逐渐围拢一帮人，有的帮他张罗“货源”，有的帮他联系销路。不多久，这伙人迅速发展为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文物走私团伙，很快占据了中国青铜文物走私黑市的半壁江山。
我拜谒“国王”时，他正独自一人坐在地下室的客厅里，专心致志地把玩着两件精美的商代青铜酒具——一只夔龙纹觥、一只凤纹尊，一会儿用手摩挲，一会儿凑近唇边做出“干杯”的姿势。别墅的内装修的确非常讲究，有些厅堂讲究到了奢华的地步。看起来，这家主人既有中国农民害怕“露富”的传统心态，又有一般暴发户用金钱买面子的虚荣心理。
“有二十几个字的铭文，商代君王喝酒用的东西！成天玩这些古董，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一会儿是国王、一会儿是贼……我一般不和生人打交道，现在名声大了，想害我的人多呵！可狗哥的面子，不能不给呀！”他头也不抬，很扮酷。
“狗哥”是我的朋友，北京古玩行专玩“早三代”（夏商周）青铜器的收藏家，鼻子灵，全国各地哪儿出了件好东西，都逃不过他的眼线，由此被人当狗狗捧了。我能进入这个地下王国，正是他给牵针引线。
“你这些东西都是真品吗？”见杜敏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我决定从对立面进入暗访，便故意对他的“货物”进行质疑，激他与我对话。古玩行业的人最忌讳别人说自己的东西是“赝品”，因为这种质疑实际上是对货主品行或眼力上的否定。
果然，我的话音刚落，杜敏马上就抬起头来予以反击：“你认为我这栋楼里有赝品吗？实话告诉你，我这里每一件东西都是上得了等级的国宝！你还别不信，不是谁都进得了我这个门的，要不是狗哥介绍，你看一眼这些东西的机会都没有！”
“你就那么自信？这些东西你都经过专家鉴定没有？”我进一步发难，最好是让他失去理智。
“什么专家？狗屁不是！都是一群骗钱的玩意儿！真的说成假的，假的看成真的。狗哥没告诉你我是谁？”杜敏终于放下手里的青铜器，仔细打量了我一番。
“不能这样说，专家毕竟是专家！你这些东西若是专家认了，都可以进博物馆！”书包网 www.bookbao.com
一个“青铜王国”的兴衰（2）
“扯，你是说我这些东西进不了博物馆？我还告诉你，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国外有几家大博物馆没有买过我的青铜器？”
“你就吹吧，反正吹牛不还税！人家博物馆会收你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
“什么来路不明？胡说八道！”杜敏显然已经被我激怒，站起来朝我吼叫：“你懂个屁！我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有详细档案，什么时间从哪儿出土……”说到此，杜敏停下来，似乎有所顾忌。
“你这也叫文物档案呵？太容易了吧？潘家园那些摆地摊儿的农民，一天谁不要编几个故事？”我赶紧又添上一把火。
“你说我跟那些摆地摊儿的是一路货色？”杜敏额头上青筋凸现，快失去理智了。
“你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火上浇油。
“你给我听着！第一，我是中国最有实战经验的青铜专家，什么东西我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辨出它是哪个省仿造的、哪个地方出土的，他们懂个屁！第二，我的东西出土前我就先看好了地方，说好什么时间要，他们再刨出来，谁敢骗我？除非他不想活了！第三，我的青铜器还没出境就先有买主了，货到款到，哪个站地摊儿的能办到这程度？”愤怒的情绪终于让杜敏开始自我揭秘。
“好，就算你的东西是真品，又怎么进得了外国博物馆？那些海关都是摆设、是吃干饭的？”
“告诉你，我经营此道七八年，货进货出畅通无阻，还就没有一次栽在海关。你不相信问狗哥去！哼，我还告诉你……”
正这时，一位不速之客闯进地下室。此人二十出头，愣头青一个，进门就质问道：“杜爷你太不够意思了，我谈好的生意你怎么能从中插一脚！”很显然，小伙子是这里的常客，不用通报就长驱直入。
因为有我在场，杜敏很尴尬，几次想息事宁人，可怎么都平息不了对方的愤怒。小伙子打机关枪似地斥责一通后，撂下一句话就怒气冲冲地走人了：“你看着办吧，干咱们这一行，再横也别把事情做绝了！”
“嗤，尽卖假货，啥都不懂，还到这儿来撒野！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敢拿我怎样？”小伙子走后，杜敏觉着跌了面子，忿忿地说，跟我谈话的劲头也随之而去。他摆出一副送客的姿态说：“青铜器你指定出不了价，送你一件陶器玩玩，算是了结狗哥一个人情吧！”
就在我与杜敏见面后的几天，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接到群众举报：寿县人杜敏将两件商代青铜器，倒卖给一名香港人，非法获利1200万元。举报还称：杜敏一向出手阔绰、花钱如流水，是一个靠走私文物赚钱的暴发户。
安徽省公安厅迅即就此事向文物部门问询，得到的反馈是：如果举报情况属实，被盗卖的两件文物均属于国家珍贵文物，并希望公安部门能帮助他们追回文物。
由于可能涉及国家重要文物走私犯罪，杜敏理所当然地进入安徽警方的视线。为了尽快找到此案的突破口，警方决定先调查杜敏在各家银行的资金账户，看看与他有经济往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因为青铜器交易都是大买卖，动辄几百上千万，不可能全部都以现金方式结算。
数日后，警方通过秘密调查发现：截至2001年，杜敏有一个账户上的资金往来每一笔都在百万元以上，两年总数多达9000多万人民币。就他的经营情况而言，警方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些都是走私文物所得。另外从账户上还显示出：杜敏早期的下家基本上是广州、深圳的“客户”，后来就渐渐转换成香港、澳门人居多。此种迹象表明：杜敏走私文物分两个阶段，初期主要是依靠广东人倒手出境，后来认识人多了，他干脆就甩开中介，将非法弄到手的文物，直接走私到香港、澳门等地。
经过两个月的外围调查取证，安徽警方将杜敏团伙走私国家重要文物的犯罪行为列为大案要案侦办，并马上在杜敏的关系网里安插了内线，随时掌握他们新的犯罪证据。一张针对杜敏文物走私犯罪集团的天罗地网正式拉开。
由于杜敏倒卖的青铜文物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出手，基本上都是卖到香港和澳门，而内地与香港、澳门在法律上存在不少差异。在香港和澳门，买卖任何文物都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这无疑给专案组的破案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经过专案组耐心沟通，终于取得了两地警方的通力合作，从而在他们的协作下，基本查清了杜敏的犯罪事实，并成功地追回了部分赃物：四只青铜鬲、一件青铜提梁卣、两只青铜壶，均属国家二级文物。人证物证俱在，顺利地打开了破案的缺口，警方开始着手寻找一个直接证据环节，将主犯杜敏逮捕归案。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一个“青铜王国”的兴衰（3）
机会很快就来了。2003年7月底，专案组得到内线报告：杜敏以30万元的价格在合肥市买到一只兽面纹铜鼎，之后又接二连三地继续外出找货，似乎要进行一桩大买卖。几天后，内线再次发来信息：澳门文物走私分子王恩生带了两个保镖来到合肥，在杜敏的别墅里完成了收购九件青铜器的交易，并打算在次日下午租用一辆汽车离开合肥。
第二天下午，那辆出租车在高速路口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王恩生一行三人毫无悬念地落入法网，九件青铜器同时被收缴。遭查扣时，王恩生起初还使出惯用伎俩，声称车上所载青铜器，都是自己在合肥古玩市场上购买的“工艺品”，并向警方出示了杜敏为他准备好的小商品发票。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回，什么招数都失灵，他走私文物的犯罪之路也已走到了尽头。后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认定：此次杜、王交易的九件青铜器均为国家重要文物。其中，兽面纹铜鼎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三件夔凤纹盖鼎、两件“邾免”蕝和一件凤纹蕝均为国家二级珍贵文物；一件龙纹魞瓦纹匜和一件瓦纹匜均为国家三级珍贵文物。所有物证的确印证了杜敏的狂言：他所经手的青铜器都是国宝级真品。
王恩生在接受审讯时主动交待，他是1999年在广州古玩市场认识杜敏的，从那以后就不间断地从杜敏处“进货”。不久前，他还从杜敏手上购买了铜顾首龙纹狩耳衔环袦一件、铜顾首龙蕝两件、铜环带纹双龙耳衔环壶四件、铜窃曲纹匜一件、铜窃曲纹附耳鼎一件。那一批文物在澳门接货后，由华野恋日文化艺术发展公司委托收购，卖给了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此批青铜器被追回后，经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认定：均属于国家二级文物。
紧接着，安徽警方开始收网，对这个近年来中国最大的文物走私犯罪集团最后一名主犯杜敏实施了抓捕，并在他的窝点里起获各种类型的精美青铜文物100多件。杜敏束手就擒，沮丧地在逮捕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至此，一个横行数年、暴殄天物、对我国文物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青铜王国”轰然坍塌。
到本案结束为止，专案组共追缴和扣押各类涉案文物563件，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3件，二级文物32件，三级文物83件，一般文物289件。经审讯后得知：这些文物只是被杜敏集团走私出境的全部珍贵文物当中的小部分，其他大部分文物则被卖出本土，永远流落至异国他乡……
2004年7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杜敏走私文物犯罪团伙进行了终审判决，以走私文物罪和倒卖文物罪依法判处杜敏、王恩生无期徒刑，其他人被处以有期徒刑13年至2年不等。记者在香港古玩街了解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香港乃至国际文物市场上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因上游缺货而导致价格飞涨。
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杜敏犯罪团伙能够如此顺利地将数千件国家珍贵青铜文物走私境外，引起了许多人的惊诧：这些国宝是怎样“逃”出国门的呢？
答案令人吃惊：据杜敏案所涉及的王恩生、马长生等几名国际文物贩子交待，他们在长达10余年的走私活动中，携带文物出关从未失过手。其实他们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十分简单，主要有三种：一是自己直接携带出关。马长生说，他的凌志轿车挂有广东、香港两地牌照，经常往返两地，海关方面的人员都混了个眼儿熟，即便上车查验，也只是随便问问。有很多次他都是将青铜器随便放在轿车的后备箱里，大摇大摆地带往港澳地区。有人看见了，就说带两件工艺品回去送人；二是通过“文物带工”出关。近年来，由于文物走私活动频繁，边境一带出现了一个新兴行业——“文物带工”。这些人大部分都居住在边境附近，不仅熟悉地形，而且手眼通天，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据杜敏交待，他负责在境外交货的文物，主要是花钱雇佣“文物带工”，从未失过手；三是将文物交给经常往来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菜农，夹在装菜的背篓中过关，走私分子紧随其后，到达目的地后每次付给菜农100~200元钱作为报酬。
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青铜王国”彻底覆灭了，“国王”杜敏和他的“臣子”们身领重刑退出历史舞台。然而，这个犯罪集团的复制品仍在我国的贫瘠地带不断衍生。也许，若干年后，“贫困”不再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堕落的托词，到那时，我们的同胞将会在祖先的遗坑中种上善果还是继续繁衍劣根呢？
书籍名称：谁在收藏中国  作者：吴树
 

【作品名称】：谁在收藏中国
【 作者姓名 】：吴树
【 作品时间 】：2010-8-21 14: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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