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行政区划图:民国时期苏联对于国民政府的援助钩沉（兼论同时期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援助）

民国时期苏联对于国民政府的援助钩沉（兼论同时期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援助）

——从中方受援视角初探民国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两条脉络

民国时期，苏联对于国民政府的大规模援助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923年。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苏联对于国民政府主要有过两次大规模援助。第一次是北伐前夕苏联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援助，时间跨度为1923年至1927年。第二次是抗战时期苏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援助，时间跨度为1937年至1941年。对比这两次援助的特点，应有助于我们了解苏联在民国时期对华政策的基本梗概。本文拟以中国方面的资料为主，对这两次援助的情况做简要分析，旨在通过这一方面分析反映苏联对华政策的脉络。作为分析的一个侧面，本文亦将涉及同时期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以求对当时苏联对华政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苏联对广州国民政府（后武汉国民政府）的援助

早在1920年至1922年，初建广州国民政府的孙中山就已经与俄共阿穆尔省中国支部书记刘江、苏俄代表越飞的军事随员格克尔将军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进行过会谈。会谈双方就红军进入中国西北支援国民革命军的计划达成了初步共识。[1]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孙中山精心筹划的北伐流产，不得不退回上海。这是孙中山所遭受的第十三次革命失败。不得已之下，孙再次把寻求外援的目光投向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以正式宣言的形式确定了苏联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在财政、军备、政党重组和军队建设方面的援助。宣言称，“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诚挚之热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2]同年9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最为倚重的军事将领出访苏联，商谈具体的军事合作计划。[3] 10月上旬，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携军事顾问团抵达广州，开始重组国民党与修建黄埔军校等事宜。[4]

从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价值约300万卢布的军火，包括步枪26000支，子弹1600万发，机枪90挺，炮24门。[5]这些共分五批运到。其中国民政府第一次东征接收前两批，第二次东征前接收一批，北伐前接收两批，均在黄埔地和虎门完成交接。另有一批装备直接运往汕头第一军驻地。除枪炮弹药外，亦有数架苏联人驾驶的飞机直接来华参加北伐作战。就当时而言，苏援的军备之多在中国是少见的，“（第二批军火）用大驳船四、五十艘，来往搬运四、五天才运完。”[6]至于财政上的援助，用于国民政府建设的援助至少是1270万卢布，其中270万卢布用于建设黄埔军校，1000万卢布用于创建国民党中央银行。亦有资料称，其时苏联每月给予国民党中央党部津贴3万墨西哥银元，黄埔军校10万粤币，各报纸宣传机构数百数千元不等云云。其数额未经证实。[7]不过当时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和中国雇员，确是由苏方支付工资，每月150至700港元不等。[8]

除去国民政府自身的决心，在危机四伏的二十年代初中期，苏联援助恐怕是支撑国民革命的最关键因素。以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期间，孙中山与鲍罗廷的通信为例，似可以窥见苏联援助的关键作用。广州商团发动叛乱的时间是1924年10月10日，10月12日10月13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向苏联顾问鲍罗廷连写了三封信，语气先是焦虑，继而急切，最后昂扬。第一封信里，宋庆龄先提到，“……商团正处于优势，现在完全控制着局势……”之后列举了一些担忧，然后总结道，“……显而易见，在那样的情势下，我们就任何丝毫取胜的可能性都没有了。”第二封信里，孙中山谈到了苏联供给的军火即将到达，以及一个与鲍罗廷等共商的“计划”：“……我将变更自己原先的计划，将武器运至韶关。（此处的武器指10月7号由苏联“沃洛夫斯基号”军舰运送到的军火和弹药。——引文编者注）廖仲恺先生将向您讲述我新计划的内容。”第三封信里，宋庆龄先提到了这个计划，并请求进一步帮助“……因此，孙博士决定立即行动。昨天晚上他已调派吴铁成将军的部队回师广州……但他们需要进行有关巷战的增补和训练。所以，孙博士希望您，让你们的专家们教给他们一些这方面的技能。”信中再次提到了前文“武器”将派到的重要用场：“最后一批武器和弹药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运到韶关。一旦许崇智将军的部队开始军事行动……这批武器就将用于装备许将军的部队。此次战役的目标是——摧毁叛变者（指陈炯明——引文编者注）和商团叛乱者的全部武装力量。”[9]鲍罗廷的回信至今没有面世，不过事态的发展基本说明了他与苏联援助起到的巨大作用。这批装备后来抵达黄浦卸货，包括8000支步枪，400万发子弹，部分苏式机枪和大炮。[10]仅仅两天之后，国民政府以这些军火装备的部队即攻占了商团总部，剿灭了这起危及心脏的叛乱。

在苏联强有力的援助下，广州国民政府终于得以在广东立足，连续击败商团和陈炯明势力，并得以迅速组织起北伐，不到一年就夺取两湖，进而占领福建、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地区。苏联对广州国民政府的大规模援助一直持续到1927年4月初。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并随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11]国共决裂和国民政府的分裂使苏联援助的基础不复存在。5月，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下达对策强硬的“五月指示”（设立特别法庭，审判反动军官；建立工农武装，约4、5万人规模等）。这份指示被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透露给汪精卫，汪遂也决定“分共”[12]（此前武汉国民政府已解雇鲍罗廷。）。 12月，鉴于苏联外交人员参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广州暴动，国民党人终于与苏联断交。至此苏联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后武汉国民政府）的援助正式结束。

二．苏联对南京国民政府（后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

早在1934年，鉴于对日本的共同担忧，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已经恢复接触，但是由于在对待中国共产党武装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谈判于1936年初终止。[13]当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将领制造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与中共妥协。在外交上，这一不得已的决定以及苏联和平西安事变解决的态度，为国民政府与其再一次合作铺平了道路。此后两国谈判日趋顺利。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外交部长王宠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显示，苏方已经明确表示出在财政和军备上大力支援中国抗日，在外交上诉诸于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意愿。[14]同年8月21日，中苏双方在上海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第二条规定两缔约国中若有一国遭受第三国侵略，冲突期间，另一缔约国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使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15]这项条款规定了在一个缔约国遭受侵略的情况下，另一缔约国负有必须“有所作为”的义务，实质确定了中苏之间“准同盟”的关系。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签字生效，至9月14日，第一批苏联援华军备就已经准备开拔，总计重轰炸机31架，驱逐机101架，坦克82辆，45公厘口径防坦克炮200门，高射炮一营，外加第二批次起飞的飞机62架。[16]援助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新修建的苏联至兰州公路，其二是新开辟的从阿拉木图到兰州的航线，其三是经由香港及中国南方的海港海运。从1937年至1941年，根据苏联军事顾问赵列切潘诺夫（A.I.Cherypanov）的回忆，“（苏联向中国）共提供了飞机885架，大炮940门，机关枪8300挺，及其他武器多种。”[17]经济方面，苏联在1938年～1939年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三个信用借款条约，总计借款2亿5千万美元，规定利息为每年三厘，以条约中规定的具有同等货币价值的实物还清。[18]另外，苏联还派出了700余人的志愿航空队参加空战（其中有200余人战死），以及大量军事顾问（包括后来的二战名将崔可夫将军），策划并参与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战役等重大战役。[19]

苏联初期的援助，尤其是空军支援，对于国民政府羸弱的空中力量无异于雪中送炭。抗战之前日本与中国的空军力量对比如下：日军1530架，华军305架。[20]日本1937年可年产飞机1580架，中国无法自产，只能从外国购进。[21]。1937“八一三事变”后，淞沪战役爆发，中国空军投入大部分战力与日军抗衡。消耗战中中国空军损失惨重，仅8月22日一天，就损失70架战机，占空军的四分之一强。同日日军损失飞机61架，占空军三十分之一强。[22]在这样的窘境下，参考这段时期蒋介石发给驻苏外交人员的电报，应能了解到苏联援助的重要程度。

早至1937年8月8日，“七七事变”仅仅一天后，蒋介石即电尚在英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孔祥熙，令其火速指派空军第一军区司令沈德燮前往苏联购机。电文级别为“急”。[23]8月20日，淞沪会战爆发一周以后，蒋介石向驻苏大使蒋廷黻发电报，令其速介绍沈德燮与苏联政府，洽谈购机事宜。电文级别为“最急”。电曰：“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二百架，与重轰炸机双发动机一百架……”从这句话可推知两点，其一是近期战斗消耗驱逐机过多，故大量补充。其二是轰炸机零部件储备匮乏，故进口大量发动机。蒋又恐运输速度太慢，特意嘱咐道：“……先聘俄飞行员二三十人，即请其驾驶飞机到甘肃后，再飞回新疆驾机来甘，如此，不过十余次即可运完也。”[24]9月11日至9月20日9天之内，又连续电告蒋廷黻3次，所言均为催促询问订购飞机之事，情绪甚为急迫。9月11日电曰：“待飞机甚急，究竟何可日飞来华？共有几何？立盼详复。”[25]9月15日电曰：“飞机有无起飞？先飞几架？何日可到兰州？盼详复。”[26]9月20日电曰“第一批驱逐机能否提前出发应用？甚急也。”[27]9月初的淞沪战局异常激烈，日军已在登陆场站稳脚跟，而华军空军已失去淞沪地区制空权。参考国民政府的档案，可知局势艰难。“（9月初，日军）即于上海崇明岛积极赶建机场……其新式而性能优良之驱逐机，亦日益增加。时我军一则以作战损失甚大；一则补充困难，不能保持高度战力，因此上海之制空权乃难确保。”[28]事实是，不仅上海制空权不能确保，连首都南京亦于9月19日遭日军轰炸，而中国空军已无力有效拦截。反观1938年的武汉会战时期，在接受了几批苏联军援后，中国空军的战力明显得到恢复。4月29日，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成功地保卫了临时首都武汉，取得击落敌机21架，己方仅损失2架的“四二九大捷”。[29]

纵观整个抗战初期，苏联几乎是唯一一个大规模援助中国作战的国家。国民政府曾大批引进德械，却因为德日结盟而无法继续从德国采购。蒋也曾向英美求援，却由于英国的绥靖政策和美国的孤立政策无功而返。绝境中，苏联的援助为国民政府贯彻“三段抗战”持久战略提供了最大助力。苏联大规模援华活动一直持续到1941年。当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对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可发现，该条约实质是苏联对苏中条约的违背。当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终止对华援助，援华人员撤回国内。第二次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在世界大战的炮火中戛然而止。

三．苏联两次对国民政府援助的分析

苏联与国民政府两个意识形态异质甚至敌对的政权两度携手，应归功于双方领袖的务实态度。在当时双方的内外政治局势下，此种务实态度发端于现实威胁的压迫。苏联两次援助国民政府的时期，均是后者遭遇绝境、外援不继的危急关头。第一次是孙中山遭遇陈炯明叛乱避难上海之后、国民革命危若累卵之时。第二次国民政府及其代表的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外敌入侵，中华民国垂危之时。反观苏联，两次援助的时期虽然并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和内部动乱，却也是其政权遭遇威胁的时候。第一次援助时的苏联，刚刚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在国内共产主义政权尚不稳固，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排斥和封锁。第二次援助时的苏联，内部正经历着斯大林的大清洗，逐渐丧失着政治凝聚力。外部则受到德国和日本的双重威胁。经过日俄战争和革命时期的干涉军入侵，苏联尤其关注其远东地区的安危，因为远东的冲突不仅对其来说鞭长莫及，还将间接导致它的腹背受敌。

从外交局势的角度来看，苏联与国民政府在那两段历史时期都经受着某种程度的孤立。苏联始终难以名正言顺地融入一战后的国际体系；而国民政府先是得不到北京政府般的国际承认，继而又在各种无用的外交交涉中深感国际支持的匮乏（如“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民政府向国联无用的申诉。）这种相似的孤立直接威胁到两个政权的安全状况。从地理和历史来看，苏联和中国都有足够的理由共同防范扩张欲望极强的日本。这一共同利益关乎中国的存亡，关乎苏联远东乃至欧洲部分的安危。这一种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在那两个时期压倒了领土、主权和主义的纷争，为苏联和国民政府携手提供着最大的动力。当然，这样一种援助关系，一旦被援助方感受到援助方对其独立性的威胁（如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猜忌），或者援助方自身安全遭到压倒性的巨大威胁（如苏联遭受德国入侵），则凝聚双方的共同现实利益基础就不复存在。不过驱动双方解除援助关系的最大动因仍是对自身安全的关心，只是不再指向同一个方向，甚至已经针锋相对。

就苏联对华政策而言，这一重以安全为重心的现实考虑发诸多种不同的迹象，却都指向一个中心：牵制对手，保卫苏联。这个对手在国民革命时期是日本和其支持的军阀势力，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是日本，在日本败局已定时是国民政府和支持它的美国。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支持任何一支有前途的中国政治势力，而不论其意识形态究竟如何，直到它们强大到能够统一中国本部（除去新疆、西藏、蒙古、东北的中国地区）；但绝不容忍他们同时还能染指苏联观念中的势力范围（东北、蒙古、新疆）。例如东北地区于1928年“易帜”，归于国民政府名下，1929年苏军即警告性入侵，引发中东路事件。[30]可见苏联对于既将统一中国又能染指东北的国民政府之敌视。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国民革命时期苏联会大力支持意欲扫除军阀统一中国的广州国民政府，而同时也给予屡次进攻北方军阀的冯玉祥国民军更大援助[31]；为何苏联可以在抗战初期大力支持国民政府，也可以在抗战中后期扶持新疆“三区革命”民族军对抗国民政府[32]；为何苏联在占领日本问题悬而未决时在中国东北按兵不动，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却突然从东北工业区撤军，放手给中国共产党接收。当然，这样基于现实因素考量的对华政策，在苏联实行起来总是会披上一层“推动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外衣。只要考证一下大多数它所支持过的派系是何种意识形态，就可以剥去这层外衣的大半。（仅有的例外是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对于这个现实主义的方针，还可以揣摩出另一重解读。即不论怎么牵制对手，也必须是苏联支援扶持的“代理人”政治派系出面牵制。苏联自己在拜托两面受敌的可能之前，绝对不能在中国主动出兵来支持他所援助的政治派系。这可视为苏联的一条底线。早在广州国民政府与苏联接触初期（1920年），孙中山派李章达出使苏俄，邀请红军在第二年出兵新疆，穿过甘肃进攻成都，支援四川革命党人的起义，同时发动各地起义。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又在上海向越飞提出，由苏联派出一个师，由孙自己指挥占领新疆的建议。[33]。此两项建议均未被苏联采纳。《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订后，孙中山后来又经由蒋介石之手，修正自己的“西北计划”为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提议由苏联援助，国民政府在乌鲁木齐或者库仑（以库仑为最优）建立革命根据地，经两年准备，推翻北京政府。虽然国民政府没有再请求苏联出兵，然而鉴于前一段提到的，该计划已对苏联的势力范围有所染指，国民政府又是有希望和抱负（加上苏联的援助，它也具有了实力）统一中国本部的政治派系，苏联于是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34]国民政府驻苏特使杨杰在与斯大林会晤时曾言：“如果我们濒临灭亡，我们将寄希望于苏联。”[35]对于国民党领袖来说，此言不虚。孙中山之后，蒋介石也曾向苏联提出过类似要求。1937年11月26日，时值淞沪会战失利半月之后，蒋介石在给斯大林的信里写道：“如果此时此刻为挽救东亚的危险局势您决定派出您的部队，那么这一决定将加强中苏之间永远合作的精神。上述一切完全有赖于您，也只有您能解决。”[36]斯大林的回信目前不得而知，但事实证明他同样予以拒绝，及至1945年抗战结束前夕，苏联才对日宣战，进入东北。

此种审慎的现实主义原则作为一条显性的脉络，一直伴随苏联对华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对于“世界革命”的推动，则在现实的重压之下趋于潜行状态。苏联在于国民政府合作期间，越飞在与孙文签订的声明中明确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37]这一点共识同样也是三十年代苏联援助南京国民政府的前提。双方合作的过程中，苏方也尽可能地低调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其驻华首席顾问鲍罗廷在公开场合的言论，竭力回避“主义”的问题，回避自己与苏联政府的直接关系。1925年，他在对广州商界演讲时表示，“现在说共产是极其愚笨的事。”[38]1926年，鲍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亦表示，“余以为余在广州为传布地位，而非共产党员地位。”同次谈话中，又极力澄清自己与苏联政府的关系，言其“现纯由广州政府聘用，并非就任于莫斯科政府。”“已向俄政府请假……”“并非受加拉罕（时任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指挥。”云云[39]

民国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在公开场合秉承上述这条现实主义脉络的同时，另一条隐性脉络亦在潜伏中发展，并不时作为前者的对比得到体现。例如苏联对于孙中山时期国民党的“革命化”影响，苏联外交人员参与广州暴动，都是有力的注脚。而诸种体现之中，以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扶持和援助最为关键。

四．同时期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援助略述

苏联对于以陈独秀为首脑的中国共产党创立起到直接的帮助作用。1920年4月，从事中国地下工作的维经斯基一行受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处派遣，来到中国考察进步力量，先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人。8月，“在维经斯基等俄共党员的帮助下”[40]，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各种宣传刊物得以在全国各地创立。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经费奇缺，自筹能力不足。如陈独秀向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所称，1921年下半年，需要经费2万元，自己仅能筹集1000元。所缺部分，事实上只能由俄共（后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提供援助。[41]通过共产国际也是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方式。这部分援助，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42]国内学者杨奎松曾在其专门文章中粗略统计了1921至1931年间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党费的金额数目，分别为：1921-1922年，0.66万元；1922-1923年，1.5万元；1924年，3.5万元；1925年，约4万元；1926 年7.2万元；1927年，18万元；1928年，44万元；1929年，40万元；1930年，45万元；1931年，45万元。[43]。

尽管鉴于国内资料缺乏，这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统计。但其波动幅度基本可以印证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921年至1926年，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援助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国共第一次合作，逐年递增，因中国共产党尚无庞大的军事开支，数额都在10万元以下。1927年连续发生“四一二事变”和“七一八”事变，国共关系破裂。苏联向中国共产党下达了倾向于武力对抗的“五月指示”。当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人连续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等武装斗争，当年援助金额陡升至18万元。1928年至1931年，经过一系列起义，中国共产党已经陷于同国民党的全面战争之中。同时，中国各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全面创立。这段时间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党费的援助金额保持在每年40万元以上的高水平。目前能够统计到的、这十年间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党费援助，总计200余万元。1931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逐渐自给自足。来自苏联的援助逐渐处于次要地位，也不复有这种全方位的财政支持。当然，零星的援助仍旧没有断绝。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得以再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也接受了一部分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物资，计120挺机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与国民政府得到的援助完全不能同日而语。[44]这个时期，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援助仍是通过共产国际渠道给予的。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在其日记中披露了自1936年至1941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物质援助。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的9月11日，共产国际即欲提供“1.5-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援助计划于当年12月通过宁夏提供，这也成为陕北共产党政权发动宁夏战役的一大诱因。12月2日，季又写道，准备向中共提供1160吨箱装货物，200万卢布和35万美元的现金，15万美元用于采购飞机的拨款和484名相关的专业军人。第一个计划因国民政府中央军的围剿而告吹，第二个援助计划的现金应顺利到达，而人员和物资则没有后话，似因为西安事变而未能成行。抗战爆发后，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里不时会提到对于中共的援助：1938年2月17日记“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10月19日记，收到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电报，言已训练好24名飞行员和17名技师，并请拨给3架飞机；1939年2月14日接见林彪，记“（林彪说）需要：1.钱2.武器3.干部”；1940年2月25日，记斯大林同意援助中共30万美元；1941年7月2日，记“中国同志”要求提供经费200万美元；7月3日，记其中100万美元已获批准。7月18日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弹药援助。[45]

由于国内资料的匮乏，对于国民革命-苏维埃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至今也没有一个详细全面的统计。从已经面世的资料看来，就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而言，苏联对于它的援助，尤其是在其危急时期的援助，可说也是不遗余力的。当然，这些援助的隐秘性质以及共产党身处的险恶环境，导致大规模的物资援助难以实现。事实上，在二十年代中国诞生的诸多共产主义组织中，唯有直接受到苏联援助的中国共产党生存了下来，并在苏联的物质帮助下依靠自身能力坚持到了最后。

作为当时苏联对华政策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支持中国共产党这条线索虽然难窥全貌、若隐若现，却自始至终得到了贯彻。这种援助的指向虽多次受到“保卫苏联”等现实目的的影响，并实际上为中共造成过损害，但始终是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为底线的。其实在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苏联就是为了在中国寻找“进步力量”并培植成为共同信仰共产主义的“自己人”。这种观念上的认同为双方的关系打上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理念主义烙印。当然，这种认同不是没有保留的。共产主义信仰中，对于马列理论的解释权有且只能有一个。如此，这唯一拥有解释权的政权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领导者扶持自己认同的派系，就必然要保证它始终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否则领导者在理念上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而对于共产主义国家，这种损害也将波及到现实利益的领域。因此苏联一边在物质上援助中国共产党，一边在政治上限制其独立倾向。不论是在苏维埃革命时期派遣王明、洛甫前来领导中共；还是在1940年国共摩擦加剧时，拒绝毛泽东远征国民政府后方的计划[46]，都体现了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行动独立的忌惮。

五．结语

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曾指出：“他（苏联）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支持和鼓励一些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又往往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通过外交方式对那些国家的政府予以承认并谋求建立稳固的双边关系。……苏俄对远东特别是中国的政策，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47]民国时期苏联对于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援助，不失为此种矛盾政策的现实反映。从这些现实反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明暗两条脉络。其明线是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脉络，其暗线是建立认同基础上的理念主义脉络。两条脉络的交织构成了当时苏联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在不同的时期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和作用。同时，这明暗两条脉络亦相互影响。例如苏联与广州国民政府合作时，竭力影响孙中山提出更靠近社会主义的“新三民主义”。又如其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不顾中共的政策，强烈要求后者出兵牵制日军。[48]就本文论述的范围来看，它们波动起伏的规律大概是：在苏联政权不甚稳固或者遭受巨大外敌威胁时，则明线发挥更大作用以保证国家安全；在苏联政权稳固无存亡之忧时，则暗线发挥更大作用以推广意识形态。

整个民国时期，苏联以上述两条脉络为指引，对于中国局势发挥着巨大影响。苏联的对华政策，既强烈地改变着中国政局，也渐渐为自己作用下的改变所掣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两条脉络的内在矛盾终于无法化解，走向苏联利益的反面。至于中国革命，最终形成1949年之态势，来自苏联的力量不可忽视。这种力量与中国政局的落实结合之处，即体现为来自苏联的物质援助。至于这些援助具体怎样影响着当时的中国政治，以及指引这些援助的两条脉络如何相互影响，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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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2]《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第一条，孙中山纪念馆网站。

[3]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

[4]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5] 同上，第21页。

[6]郑秀山等：《鲍罗廷等在广东》，《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张注洪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7]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7-58页。

[8]郑秀山等：《鲍罗廷等在广东》，《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9页。

[9]【俄】K·B·舍维廖夫编：《孙中山、宋庆龄致鲍罗廷的信》，黄纪莲等译，《近代史资料》总11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1-49页。

[10]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寰球书局1987年，第97页。

[11]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12]李立三：《李立三谈鲍罗廷》，《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43页.

[13]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52-53页。

[14]《外交部长王宠惠自南京呈蒋委员长对于苏联提议共同预防外患之步骤三项具申意见意见书》，1937年7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第325-327页。

[15]《国民政府代表王宠惠与苏联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全文》，1937年8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第328-329页。

[16]《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自莫斯科呈蒋委员长报告苏联飞机二百余架准备起飞及坦克、高射炮等武器已商妥待运情形电》，1937年9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第465-466页。

[17]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寰球书局1987年，第121页。

[18]李嘉谷等整理：《抗战时期三个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条约》，《近代史资料》总89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7-198页。

[19]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2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第102-103页。

[21]孙继业等：《正面战场大会战——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纪实》，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22]同上，第22页。

[23]《蒋委员长致赴英庆贺英皇加冕典礼特使孔祥熙请派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官沈德燮前往苏俄购机电》，1937年，8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第64页。

[24]《蒋委员长致驻苏大使蒋廷黻嘱介绍沈德燮处长与俄政府洽购飞机电》，1937年8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第65页。

[25]《蒋委员长致驻苏大使蒋廷黻转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询问飞机电》，1937年9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第66页。

[26]《蒋委员长致驻苏大使蒋廷黻转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等询问飞机有否起飞与架数并问何日可到兰州电》，1937年9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第66-67页。

[27]《蒋委员长致驻苏大使蒋廷黻转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等指示继续订购飞机仍以驱逐机为主电》，1937年9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第67页。

[2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第105页。

[29]孙继业等：《正面战场大会战——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纪实》，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30]蒋作宾：《蒋作宾日记选》，上海市档案馆供稿，《近代史资料》，总6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91-224页。

[31]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4、29页。

[32]同上，第71页。

[33]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7-248页。

[34]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1-265页.

[35]《斯大林与蒋介石特使关于援华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1937年11月11日，《苏联档案史选编》第11卷，No.02459，第707-708页。

[36]《蒋介石关于请求苏联派部队援助中国致斯大林的电报》，1937年11月26日，《苏联档案史选编》第11卷，No.11857, 第709页。

[37]《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第一条，孙中山纪念馆网站。

[38]鲍罗廷：《在特别委员会宴会广州商界时之演说词》，1925年9月3日，《鲍罗廷在华轶文》，梁尚贤整理，《近代史资料》，总10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39]鲍罗廷：《在京与外国记者的谈话》，1926年3月，同上，第129-130页。

[40]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41]同上，第24页。

[42]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第7页。

[43]文章同上，来源为杨奎松个人网站。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的同一篇文章中该部分被删减。

[44]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45]《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华谱编译，《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75-79页。

[46]潘友新：《潘友新回忆录》（上），栾景河选译，《近代史资料》，总108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47]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48]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