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袁家沟风水好:姜太公享年考

【姜太公享年考】
    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时的一个关键人物。以往，有关他的享年，从八九十岁到一百三四十岁⑴，什么说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另外，有关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与太公享年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⑵，我们正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只能算作断代工程的“拾余”，所以，也可从一个侧面对“新年表”的正确性和适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检验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体范围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书》、《易经》、《诗经》、甲骨文、金文等，没有明确涉及太公年龄的内容。战国至两汉的著述，多把初见周文王时的姜太公，说成是一位老者，尽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韩诗外传》里就说：初见文王时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尉缭子》里说：“太公望”年过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说：太公和叔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辞》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史记》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淮南子》说：“吕尚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衿。以类相慕。”《说苑》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等等。

    然而，近日见到网上有一篇名为《姜太公之高寿》的文章（见新乡历史文化专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文中说：
顾颉刚先生的《太公望年寿》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姜太公年寿数，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太公”原意为“老太爷”，但后人误以为太公是长寿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误以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岁（似应为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从《诗经·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中所描写的战争场面和搏击的迅勇情况看，九十岁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顾颉刚推测，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

    我们认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体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且觉得，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是很难让人信从的，明显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说太公高寿“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不妥。正如我们前面所举，荀子、尉缭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战国时人，又都说过太公高寿，但却无一人是“齐国游士”者。

    其次，仅据《诗经·大雅·大明》里的诗句“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描写，就认为“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显然是想象的成分过多了。历史上老当益壮征战沙场的人不胜枚举。况且，“鹰扬”一词，恐怕关键还要落实在一个“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实际上也就是说，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时是二十岁左右。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阅历和韬略从何而来？“吕牙在殷”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⑶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太公的女儿邑姜为“周王妃”（详后），也都没了着落。

    第四，《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说法还要长些，当另有所据，比如齐国的“史记”--《齐乘》之类。因为，司马迁是没有可能看到《汲冢书·竹书纪年》里所说，齐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的。

    总之，把“渭水垂钓”⑷时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并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于百年以上，无论是从情理上推想，还是从史料上参照，都要更妥当些。

二、关于文王的在位时限
    为了进一步研究姜太公的享年，需要先确定一个“参照系”，就是周文王的在位时间。因为，就目前所知，惟独周文王的在位状况，与姜太公的生平有比较明确的“系年”关系。

    有关周文王的在位情况，《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这是说执政时间长短的。《古本竹书纪年》说：文丁（即殷纣王的祖父）十一年“王杀季历（文王的父亲）”，这是和文王即位有关的记载。有了这两项史料，再参照“断代工程”的新年表--文丁在位为十一年，即公元前1112--1102年，公元前1101年其子帝乙（即帝纣的父亲）即位，我们就可以把文王的在位期限，也定在公元前1101--1050年了。另外，对于文王的卒年，也可以直接采用倪德卫先生的研究成果。倪先生依据《逸周书第二十三小开解》、刘歆《世经》等当中的有关天象，所得研究结论也说：“文王五十年，是公元前1050年。”⑸

    把文王在位的第五十年定于公元前1050年，可使许多事件获得明确而合理的解释。首先是文王改元的时间。以往，有关牧野大战之“十一年”（或十三年），是文王十一年，还是武王即位后改元的十一年，一直悬而未决。现在，把文王终年定位于公元前1050年，就等于排除了武王即位改元“十一年”的可能性。因为，从公元前1101文王即位到公元前1046武王克商，中间也就五十五年，是容不下文王执政五十年再加上武王改元“十一年”，共六十一年的。　
　　　　　　　　　　　　　　　
四、太公享年考略
    要想确定姜太公的享年，我们以为须待讨论的关键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三个：一是太公前往西歧投靠文王时的那一年，年龄是多大？二是那一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三是太公卒于何年？先谈第一个问题，《荀子·君道篇》里说：
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以为亲邪？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耶？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好丽耶？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

    接下来，在《韩诗外传》里，亦有“以为娇好耶，则太公年七十二，浑然齿堕矣”等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不同的仅是把“州人”改成了“舟人”。再稍晚，《史记滑稽列传》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

    由三宗史料可以看到，在荀况、韩婴和司马迁的心目中，太公见文王时的年龄，都是七十二岁。尤其是荀况，虽为赵人，但曾三作“稷下领袖”，其言必定源自齐人或齐典。那么，这一“认定”，能和其它有关的典籍相容吗？我们说，可以的。比如，《说苑》里有“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⑻的话。《说苑尊贤》里有：“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这里“年七十钓于渭渚”、“年七十而相周”中的七十，因系整数，故可视其为约数。又如《尉缭子·武议篇》里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能此合也？”这里所说的“过七十余而主不听”后“及遇文王”，也是支持太公投靠文王时是七十二岁的。当然，不同的说法也有，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太公八十而遇文王”，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比较晚近，其中多有文学夸张的性质。如李白的《梁甫吟》里，就有“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的句子，有论者也把其当着史料信从⑼，或是把“姜太公时年八十有三”当作史料应用⑽，就不足取了。二是有人主张“‘七十’、‘七十二’、‘七十余’均非具体数字，乃我国古代表示‘至大无极’的一种神秘数字”⑾。落实到年龄上，如前所述，认为是古人用以表示年长的意思，并不能代表姜太公的年龄，太公当时的年龄应更小许多。我们以为，把七十二岁减少十岁，或者二三十岁，也许并不影响太公老骥伏枥的形象，甚至从生理上说，还更加合乎常情，比如牧野大战之时他可以更年轻些。然而，仅凭想象得到一个数字，既无新发现的史料支持，又和现有文献记载相抵触，恐怕也是不足取的。

    第二，是太公投靠文王的具体年分。据前面“文王在位时间”的讨论可知，机动的范围并不大，也就是文王被从羑里放归到其卒年，即公元前1056--1050共七个年头的初年或次年。因为，即使排除神话性质的“同梦说”⑿不论，参照《尚书大传》的“羑里营救说”、《楚辞·天问》的“屠市偶识说”以及《鬼谷子·忤合第六》的“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等史料，都不难想象得到，太公和文王的相识，并非始于渭水之阳的鱼钓。《太公六韬》和《史记周本纪》里说的，太公和文王的初遇，是因文王做了一个梦，又经卜师占卜，结果果然在荒山野岸遇到了“坐茅以渔”的太公，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信从的。比较之下，还是宁可相信《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话：

    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须密、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另外，在《说苑·指武》篇里，还有细节的记载：“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讨论到此，初步的结论已经有了：即太公投靠文王之年，最大的可能应是文王从羑里回归的初年，即公元前1056年。这年他是72岁；72加上1056，姜太公应生于公元前的1128年。

    第三，是太公的卒年，相关的史料主要也是两种。一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一是《古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今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薨”。不难看到，司马迁的说法是“盖”字当头，无从追索；而《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定位明确，毫不含糊。问题是，《竹书纪年》的这一记载，可信程度又如何呢？须得作进一步的考证。

    众所周知，出土于西晋汲郡（今卫辉市）古冢的《竹书纪年》，宋代时已经亡佚。今天所流行的本子，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都是后人依据西晋以后的各种史籍汇集而成，难免真伪互见，参差不齐。不过，所幸的是，有关太公卒年的记载，却是实证仍在，而且来路明确的。所谓实证，就是著名的“齐太公吕望表”碑文，碑文中有：“（晋）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藏书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百一十余岁。”文中的“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正是今、古二本汇集之源。原碑虽已丢失，但“下真迹一等”的拓片，各大博物馆均有收藏。所谓来路明确，又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该碑的落款清晰--“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太康十年是公元289年，距汲冢被盗的太康二年（一说太康元年或咸宁五年），中间只有八年。另据《晋书》束皙、荀勖、卫恒等人的列传，《汲冢书》原为“蝌蚪文”竹简，随即被转运收藏到了朝廷秘府，翻译过程有相当的时间。立碑人卢无忌，应是在京都洛阳的秘府，亲自目验了那支（或为两支）“四十字”⒀的牍简。碑文中有“太公之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的文字，可为佐证。二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公元前213年，“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是在公元前299年，也就是说，《汲冢书》确是在地下埋了近六百年的战国真迹；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至少确是战国时期，约略与荀子同时的魏国人的看法。

    查核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周康王六年是公元前1015年，太公的享年应为公元前1128年--1015年，即113岁。它和“齐太公吕望表”中所说的，“盖寿百一十余岁”也是相应而不悖的。此外，还可以参照《吕氏家谱》、太公故里（今卫辉市太公泉镇）人对始祖太公的祭祀，续加说明：太公的诞辰是农历八月初三，冥诞是农历十月二十。一生经历了商武乙、文丁、帝乙，帝纣和周武王、成王、康王等七代王朝，服务了包括殷帝乙、纣王和周文王在内的五位帝君。可以说，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唐叔虞是成王的同胞幼弟。《左传·昭公元年》说：“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尔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史记·晋世家》说：“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唐叔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封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尔。’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我们姑且不论故事中的“神话”部分，是当时的人编造或是其后不久的人附会。还是同样的理由，若说唐叔也系和武王年龄相仿佛的后妃所生，就更不易解释：何以武王和该王后结婚二十年内（时间或许还更长）一直未曾生育王子，而是过了四十岁却一生再生？现在，若是把王后定位于晚嫁的邑姜，就简单多了。邑姜正当青春年少，先生了成王，隔年又生唐叔虞，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小结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决断武王伐纣时间和相关各王年表时，尽管充分考虑了文献学方面的因素，但未必能把姜太公的享年问题作为重点溶入其中。我们另辟蹊径，着重引入大姒和邑姜两个人物，推断出的太公享年，能和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王年协调，既能说明自己的结论接近史实，也能从一个小的侧面说明新年表的可信。

    归纳以上探讨可以小结以下三点：一是文王的享年为六十二岁（公元前1112--1050年），即位之年为公元前1101年，两年后“帝乙归妹”，再过三年生武王，武王的享年合于五十四岁；受命之年（公元前1056年）为五十六岁，合于“文王受命为中身”的记载。二是考定了太公的生辰为公元前1128年，即殷武乙二十年农历八月初三，卒于公元前1015年，即周康王六年农历十月二十日，享年113岁，排除了诸如“生于殷庚丁年间”等种种不实的说法。三是连带探讨了邑姜适嫁武王之年，不但为金文断代中的“王姜”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也为流传了三千年的“桐叶封弟”故事开辟了思路。当然，这里仅仅是一些比较粗浅的认识，真正的结论，还有待于专家们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注解
    ⑴焦安南、李建义的《姜太公传》（泰山出版社 1998年）拟订的太公享年是“约公元前1155--1045年”，即110岁；郭庆良等六人合著的《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姜太公故里实业开发公司印赠本）拟订的是公元前1160--1021年，即139岁。前书的作者为山东日照人，后书的作者为河南卫辉人，均言其家乡为太公故里。另据卢美松编著《中华姓氏谱·卢姓卷》（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2002年）称：“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周康王六年（公元前1073年），齐太公望卒。’故有人推算，姜太公出生约在殷王庚丁六年或七年（公元前1212年）。”由此， 对太公享年的认识，可见一斑。

⑵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年。

⑶前者见《孙子兵法·用间篇》；后者见《孟子·离娄上》、《孟子·尽心上》等篇。

⑷有关太公结识文王一事，笔者曾撰有《姜太公遇合文王探真》一文，认为有一个“三就三离”的过程。这里所指，应是《史记·周本纪》、《太公六韬·文韬·文师篇》里说的，太公在渭水之阳钓鱼时遇文王的那次。

⑸（美）倪德卫：《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之纪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

⑹王 晖著：《商周文化比较研究·附录二·季历选立之谜与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⑺参见杨朝明著：《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年。

⑻这句话及相关的文字，来自《艺文类聚·卷六十六·产业部下·钓》转引旧本《说苑》，为今本《说苑》所无。

⑼见inter网《姜尚，八十人生始峥嵘》zhongqin .8u8.netjsjjs.htm_95k。

⑽见宝鸡旅游网办公室@《姜子牙钓鱼台旅游区解说词》管理员邮箱：hjly@haoji.gov.cn。

⑾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转引王仲孚：《牧野之战纣军‘七十万’试释》。据胡文称“作者遍寻《史记》各篇有关‘七十’、‘七十余’、‘七十二’的六十条记载，认为‘绝非实录，殆可断言者’不胜列举。”于是，也可以知道，这一研究，也是适用于古人之年龄讨论的。

⑿“同梦说”有人以为最早来自《齐太公吕望表》，不确。可参阅199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辞章句补注》。

⒀“一简四十字”说，见荀勖《穆天子传序》。可参阅《山海经·穆天子传》岳麓书社 1996年。

⒁刘晓东等校点：《帝王世纪·山海经·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

⒂王尚义：《山西太原建都至今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唐叔虞世家及太原晋祠》光明日报 2003年9月17日。

⒃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年代新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