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黄土岭小学招生:谢文郁教授谈人生使命与文化更新

人物

文/曦婉
谢文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一位深邃的学者，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谢教授的思维清晰、思想深刻、表达力强，两个小时内将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更新，以及基督徒的人生使命问题解析得极其透彻，让人豁然开朗。然而最令人感动的不是他的思想深刻，而是他的谦卑顺服，“谦卑顺服”可以说是解决现在文化和神学问题的关键所在，更是谢教授一生的心志与持守。

谢文郁曾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在哲学思考中苦苦寻求人生真理。他先后研究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古希腊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最后竟在没有接触任何基督徒，也从未去过教堂的情况下决志受洗。读过他的信主见证的人，都不得不惊叹上帝的带领。信主后的谢文郁迎来了怎样的新生呢？

曦婉：您通过哲学寻求真理，然后进入那在一切之上的“存在”之中。那么，您信仰之后，您的研究和生活上有哪些转变呢？

谢文郁：我觉得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怎样看待信仰本身。我们讨论信仰时往往简单地归为“信神”“信上帝”。这样，我们就把信仰当做一个很主观的信念和态度。然而，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主观态度，而是一个现实的生存倾向；这就是，你一旦有了基督信仰，你就是在跟随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从天父那里来的，相信耶稣一定会把真理告诉你。作为主观态度，每个人都有一套想法，然而，在基督信仰中，要跟随耶稣就意味着，你必须放弃你的主权，放弃那些自以为是的观念和情感，去做一个跟随者。

你一旦进入跟随中，你会发现，你自己还是有一套东西，比如该怎么做、什么是好的、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等，这些都是自己的主观态度。但是，我自从1993年受洗之后，发现我原来想做的事情受到了阻碍，做不了了。面对这样的困境，按受洗之前的想法，我会感到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情绪会低落，生活的动力会受到影响，做起事情来觉得很没劲。信仰之后，我放弃了自己的主权，知道万事万物都是神在掌管。作为跟随者，我相信神会掌管我前面走的路。我遇到事情的时候，虽然还是很着急，但当我走过来之后再一看，发现事情没有沿着自己设想的方向进行，反而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有更美好的安排，于是开始有感谢的心和平安的心。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了主，在信心中跟随耶稣。我仍然常常得面临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说一件事情摆在我面前，我该怎样去做？我当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还是按理性去选择；但是，在整个做的过程当中，我把这件事情交在神手里，这件事情无论成功或失败，一定有神在里面带领。慢慢发现，神让我做成一件事，并不会在这件事上停下来，而是为我的下一步作安排。一件事情要是失败了，他也不是要在这件事情上惩罚我，而是在这个失败的背后他有更美好的旨意。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交托，相信神的主管。

有了基督信仰之后，我在做研究和读书上也有很多改变，在看问题和理解上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比如，在1995—1996年间，我因为课程的缘故重新阅读四书五经。这些书以前也读过，但总觉得莫名其妙，认为是几千年以前没有用的东西，没什么味道。但是，在基督信仰中，我在阅读时却突然感受到文字间充满了文本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些古代经典在我的阅读中充满了意义。我想，正是由于我有了基督教信仰，这些阅读就变得大不一样了。这些书需要在情感中才能读懂。从那时起，我开始写一些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相关的文章。

曦婉：人生不是偶然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您人生的使命和异象是什么呢？

谢文郁：我这些年做基督徒慢慢感受到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人生不是我在安排，而是神在安排。我出生的时候，甚至更早，他就帮我安排了。他是怎么安排的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在安排着，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我相信这一点。我想要按照神的安排来生活。但是，神对我的安排在哪里？当然，对此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

谈到人生使命，我有一个基本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地认为，既然是神在安排的，我现在就要知道神怎么安排我。这样，我就可以按照神的安排去生活了。然而，神对我的安排，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呢？一定是在神带领的过程中彰显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我要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些，我就不需要做基督徒，不需要跟随耶稣，凭着我自己就可以了。这是我谈论人生使命的基本点。

那我在中国学术界怎么作见证？一方面我认为我是一个学者，完完全全的学者。我在课堂上只能把我的学者身份完全表达出来。生活上，我个人很清楚，神拣选我是让我跟随他，我个人的生活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他要我在学术界作见证，我就按照学术界的规矩作出贡献。我对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学者。作为学者，我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神学建设问题。我自己非常愿意促进这方面的事业，因为我深信我们中国文化需要基督信仰。

有些人不断地跟我说起这事，你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信西方的东西？简单地回答，我会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缺这个东西。基督教对我来讲并不是很简单的西方文化的东西。我自己是研究西哲的，现在还研究古希腊。西学是我的专长，我也打算在西学上贡献我的力量。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我并没有把我的基督教信仰当作是所谓的西方的东西。人家问你作为中国人为什么信西方的基督教的时候，我就感觉莫名其妙，因为我所学的东西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我搞西学，在西方的文化里有基督教。这些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基督信仰是非常直接的。这个信仰在我的思想中不是外在的文化，而是直接在我的心里，是我的出发点，是我做学问、做人的出发点。

当然，我是中国人；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我还在研究中国经典；而且，我还有一套我的做学问的方式。但是我深知一点，我是作为基督徒来做这些事的。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我做基督徒和做中国人这两者有矛盾和区别。同样，我是学者，我也是基督徒。做学术就要完完全全按照学界的一些规矩做事情，不能用学术界以外的东西做事情。但是，我也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做学术。这两者是不能分的，这就是直接的，我生命中作为出发点的东西。从使命的角度看，我不把自己当作能够做什么大事的人。我只想在学术界里面，做我能做的事情。而且我是个基督徒，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作为一个基督徒去谈论西学，作为基督徒来谈四书五经。
曦婉：您是如何把信仰和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结合起来，来实现中国文化的更新，从而让信仰和文化真正融会贯通起来的呢？

谢文郁：文化更新在我心中是很内在的东西；而且我有一个很基本的想法，就是文化的更新也不是我们人能够做的一件事。我信了耶稣之后，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放弃自己，交出主权。交出主权意味着什么呢？我的思想和生存是在一个出发点上。但现在，在信心跟随中，这个出发点让神管理。这种交出不是在思想上能够解决的问题。一个人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出发点呢？这是在情感上所做出的事情。因着我对耶稣的跟随，我交出我的判断权和主权，所以，我的出发点在我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是由神来决定的。就现象而言，出发点会不断发生更新变化。在更新变化后的新起点上回头观看旧的原来的起点，我就能发现我的生存出发点更新变化了。

当一个人不交出判断权，而是死守着现有的出发点，这时，他是从他现有的思想观念、思维结构出发去理解事物的。这样，你不可能去面对你的那个出发点。西方人说“反思”，“反思”的意思就是要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出发点。中国思想史上很强调你慢慢去体会你的出发点，你就可以对出发点进行修身养性。但是，“反思”需要出发点，“体会”（或体验）也需要出发点。对于一个死守着自己现有出发点的人来说，如何能够对它进行“修身养性”？在我的基督徒生活中，我把我的出发点交出去了，我愿意神来做我的出发点；因此，我就进入了一种依靠神的状态。人思维的时候是不可能离开出发点的；但是，现在因着情感、信赖、跟随，我反过来就能够在出发点的更新变化中看到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出发点。一旦我看到了自己的出发点，所谓的修身养性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在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整个中国文化强调更新、生生不息，这里涉及的是出发点的更新变化。

如果我们中国人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化是不可能更新的。如果我们不交出我们的判断权和主权，那么，我们最后无非是从一种自以为是进入另一种自以为是，最后还是在自以为是上窒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强调的“人是死在罪中”。这里的罪就是不去体会神的旨意，却自以为是。当你在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还是在你的中心，在你的圈圈里，最后慢慢死去。
曦婉：您认为神学、哲学对人生的具体意义在哪里？

谢文郁：我并不认为一个人没有哲学就活不下去。我们的思维需要哲学；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做哲学思考就活不下去了。大多数人都不进行哲学思考，就现象而言，他们活的也挺好。不过，基督徒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因而有能力经历神。神在带领我们的过程中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于是，我们在经历神时会产生感谢赞美之情，想到，神真好。也就是说，神向我们彰显了，我们认识到神了。根据这一点认识，我们就开始用概念来界定他。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神学。

当然，我们可以观察到，有的人不愿意多想，认为自己已经经历到神了，这就满足了，只需感谢赞美就行了。这种基督徒把自己当下认识到的神当作神的全部，有意地拒斥神学思维。这也说明了教会的另一种现象，这就是，有些传道人或牧师比较反感神学。在他们看来，一位基督徒如果是在神学上思考多了，他就会跟传道人或者牧师辩论神学问题。然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有神学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神的带领。神对每一位基督徒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而基督徒只能在神的带领中认识神。每个人的神学都跟自己经历神直接相关。从不同的角度经历神，所构造的神的概念就不一样，因而神学也不一样。

总的来说，基督教的神学有两个要点，第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每个人领受神的恩典，并在领受中形成自己对神的认识。这便是神学。第二，神对我们每一位的带领是不同的。我们都是神的子女，都是跟随者，都是接受者。所以，我们的神学要彼此分享，而不是简单地你只听我的，或我听你的。彼此分享是基督教神学的根本特点之一。我们都是凭着对耶稣的信心领受神的给予。你不能把你的领受看作是从神那里领受，而我的领受不是从神那里领受。因此，神学尽管是人人都有，具有个人色彩，但是，如果你的神学不是在分享当中，你就容易成为撒但的工具，以神的名义用你的神学来拒绝神的带领。

曦婉：现在大学里面的宗教学研究会给传播福音带来什么影响呢？

谢文郁：中国有7所大学有宗教学研究。有一些大学基督教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比如浙江大学有基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的宗教研究方面都有一批人专门研究基督教。山东大学也有几个人在研究基督教。南京大学重视佛教，人民大学也重视佛教，而四川大学重视道教。
大学里面有一批人在研究基督教，目前看得出来的成果是传教史，涉及中国基督教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在历史研究方面出了一批书，这可以说是这些年来贡献中最显著的。了解这部分历史，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很重要，对福音的影响也很重要。我最近组织人翻译了一本从传教士的角度看太平天国的书。

大学的学术研究强调的是学术性。学术性是一个平台。不强调学术的话，那就等于把大学变成一个宗教场所。佛教的人在大学传佛教，穆斯林的人传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人传福音，大学就乱套了。大学不允许简单地传福音，不允许各种各样直接的宗教活动。作为个人信仰，教授当然可以去体会宗教力量，但在课堂上不允许宣扬任何宗教信仰。从学术的角度谈基督教、基督教历史、基督教神学都可以，但是不能是简单地传福音。有人谈论基督教，当然对福音的传播有正面的影响。因为你们在大学讲基督教的事情，有人想进一步了解，可以跑到教堂或教会去，并进而接受福音。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学术上分析基督教的历史现象、神学体系，这是纯思想、纯思辨、纯学术的事情，不涉及感情。我们一说到福音，是立场的转变，情感的转变。大学宗教的研究不会带来情感的改变。那是纯思想的东西。大学宗教系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对各门宗教从学术的角度来理解，不是很简单地讲一两句让人激动的话，而是要求给出事实、论证分析，这些都是相当冷酷无情的，不涉及感情因素。目前中国大学的宗教研究跟福音传播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曦婉：您能给我们这些年轻基督徒一些劝勉吗？

谢文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年轻的也好，老的也好，说穿了就是一个跟随者。从我们受洗的时候，神就一直对我们说要去依靠他，要去跟随他。我们就像小孩那样跟随他，接受他的话语，像小孩子那样在他的怀抱里。我们是跟随者，就要交出判断权。一旦交出主权，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捆绑。

我们喜欢用“谦卑”来描述我们的生存。谦卑和顺服是连在一块的，是在顺服里面谦卑。而不是我自己故作谦虚。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做事的时候，学会问究竟神要我做什么。虽然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说清楚，可是，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相信神已经给我们设计好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在祷告中不断地求问，“神啊，你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很喜欢谈论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们还很喜欢在祷告里求神来成就我们要做的事情。说穿了，我们往往把神当作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而已。但是，作为基督徒，所谓跟随者，我们不过是在神国里面的器皿。这个器皿怎么让他使用呢？就是要我们在信心中交出主权，在神的旨意中做事。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注：感谢作者惠寄本刊！本文原载于福音时报，网址http://www.gospeltime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