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白马井镇海花岛:反经(31-35)

败功三一

　　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失败并不是必然会导致成功的，其前提是必须有勇气正视它，并勇于承提责任。处理不当，成功也可能成为失败之母。关键是接受教训，因势利导，才有可能转败为胜，因祸得福。

　　【经文】

　　《文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必见疑；有罪，不失人心者必见信。”

　　故仁义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共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设，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

　　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之共乎？”大夫从之。此因过以为恭者也。

　　魏将王昶、陈泰兵败，大将军以为已过。[魏人感将军引过，皆悦，思报之。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已过，过销而业昌，可谓智矣。”

　　夫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匆康，其可得乎？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上下离心，贤愚数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谬之甚矣。夫人君苟统斯理，行虽失而名扬，兵虽挫而战胜，百败犹可，况再败乎！此固败以成功者也。故知智者之举事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自古然矣。

　　[议曰：白起为秦坑赵降卒四十余万，使诸侯曲秦而合纵。大坑赵降卒，非胜也，乃败秦之机。商君诈魏，虏公子印，使秦信不行于天下，乃自败之兆，非霸业也。乐毅仗义，以下齐城，败于即墨，非败也，乃是吞天下之势。

　　刘备怜归义之人，日行十数里，败于长坡，虽奔亡不暇，乃霸王之始。故知非霸者不能用败。齐人以紫败素，而其价十倍。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译文】

　　《文子》上说：“即使有功，如果失去了仁义，也一定会被疑忌；即使有罪，假如不失民心，也一定会受到信任。”所以说，仁义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楚共王患病的时候，把大夫们召集到身边，说：

　　“我缺乏德行，从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主持国政，却不能继承前代君主的余绪，使楚国的军队连吃败仗，这是我的罪过啊。假若由于祖宗的保佑，使我能寿终正寝，我请求你们给我加上‘灵’（译者按：据《谥法解》不勤成名曰灵。也就是放任本性，不见贤思齐的意思。）或者‘厉’（《谥法解》：

　　杀戮无辜曰“厉”）的谥号，不知大夫们同意吗？”待到楚共王死了之后，大夫子囊说：“不能按大王的遗命来加谥号。因为侍奉国君的原则是，听从他正确的命令而不服从他不正确的命令。楚国是威名赫赫的大国，自从他君临朝政之后，对南方诸国或安抚或征伐，使之归顺，对于中原华夏诸国也加以教训，可见受上天的恩宠非常大。有这么大的恩宠，却能自知其过，难道不可以谥为‘共’吗？”大夫们采纳了子囊的意见。（按《谥法解》：知过能改曰‘恭’，恭、共互训。）这就是由于有了过错反而尊谥为“恭”的例子。

　　三国时曹魏的将军王昶、陈泰先后打了败仗，大将军司马懿却把责任自己承担起来。［魏国人对大将军主动承担责任非常钦佩，都想为他效力以报答他。］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上说：“司马大将军把二次失败的责任都自己承担起来，实际上不仅消除了过错，而且使功业更加昌盛起来，这可以说是明智的人了。人民不计较他的失败却想为他效力，即使并未想什么事业昌盛，又怎么能昌盛不起来呢？假如他们（楚共王、司马懿）讳言失败，推托责任，找借口把错误归咎于种种因素，就会使上下离心离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解体，走向对立，这样就会使楚国再次失败，晋国也会再次被敌人打垮，那样的话，错误就更大了。假如国君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即使行动失败了，但美名却可扬遍天下，军事上虽受了挫折，但战略上却取得了胜利，即使打了多次败仗也关系不大，何况只打了二次败仗呢？这就是由于失败反而成功的道理。由此可知明智的人办事，往往因祸而得福，转败而为胜，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啊。

　　［赵子议论说：白起为秦国坑杀了赵国降卒四十多万，从而使各诸候国认为秦国太残暴，因而结成了合纵联盟一致抗秦。大肆坑杀赵国降卒，并不是秦国的胜利，而是可以打败秦国的一个机会。商鞅使用欺诈的手段，俘获了魏国统帅公子印，使秦国的信用被天下所怀疑，这是自己打败自己的先兆，不是取得霸业的正确方法。乐毅用信义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在即墨被齐兵打败，这不是失败，而是显示出统一天下的势头。刘备怜悯那些归顺了自己的百姓，每天只走十几里路，最后被曹兵赶上，在长坂这个地方吃了败仗，尽管逃亡的紧急关头也不抛弃百姓，这是后来称霸西蜀的开端。因此可以明白，不能成就霸业的人就不会利用败势取胜。齐国人把紫色的绢的价格降到素色绢的价格以下，反而获取了十倍的利润，这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从中悟出大道理。]

　　【按语】

　　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的确，小孩子不摔跤，永远学不会走路；不呛几口水，永远学不会游泳。科学史告诉我们，人类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才实现了飞上蓝天的梦想，最终乘上宇宙飞船翱游太空，并成功地登上了月球。中国革命史也告诉我们，在建国前，我党曾经历过几次大的失败：一是1927 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批革命志士惨遭血腥屠杀；一是1935 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艰苦创立的革命根据地损失9O％以上。但我党正是在失败中总结教训，终于找到了一条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建国后，我们的事业又曾经历二次大失败，一是五八年大跃进，使中国人民经历了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再一次是十年浩动，使中国经济几乎崩溃。但正是由于这些失败，才最终导致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为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失败并不可怕，只要善于总结教训，纠正失误，是可以转败为胜的。假如你第一次高考落榜，不要心灰意冷，再补习一年，也许来年考个名牌大学；假如你第一次炒股失败，不要紧，学点股票知识，摸清股势走向，很可能下次赢个满贯..。但是转败为胜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要有勇气承认失败，不能怨天尤人，推卸责任；二要善于总结教训；三要有不屈不挠的毅力。缺少这三个基本前提，不仅不会反败为功，可能下次失败得更惨。

昏智三二

　　一个并不愚笨的人，为什么会在非常明显的是非面前失去理智和公正？

　　各种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正常判断，其中主要是私欲和偏见。私欲主要是声色财货；偏见主要是喜怒哀乐。所以判断是非时，必须排除私欲，出从公心。

　　与别人商量问题时。一定要回避那些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对我们今天保持头脑清醒，干好事业是非常有益的。

　　【经文】

　　夫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则心平。今士有神清智明而暗于成败者，非愚也，以声色、货利、怒爱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摄鲁相，齐，景公闻而惧，曰：“孔子为政，鲁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且曰：“去孔子如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重禄，遗哀公以女乐？哀公亲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不听必轻绝鲁。”于是选定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绣之衣而舞康乐。遗鲁君，鲁君受齐女乐，怠于事，三日不听政。孔子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遂适卫。此昏于声色者也。

　　[戎王使由余观秦，秦穆公以由余贤圣，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将奈何？”内史廖曰：“戎王处僻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穆公曰：“善！”

　　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悦之，终年不迁。由余谏，不听。穆公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降秦。

　　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曰：“昔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也。’齐桓公夜半不慊，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而饱，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也。’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乐忘死，遂废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也。’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人有一于此，是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诫欤？”

　　粱王称善相属。由此言之，昏智者，非一途矣。］

　　【译文】

　　精神是智慧的源泉，精神清爽智慧就会明朗。智慧是心志的标志，智慧公正就表明心志正直。现在却有精神清爽、智慧明朗而偏偏不明白成败道理的人，这不是困为他愚蠢，而是因为音乐、美色、财物、利益、发怒或偏爱把他的智慧弄得昏暗不明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孔子曾代理鲁国的国相，齐景公听到这件事后很害怕，说：“孔子当政，鲁国必然成为霸主。鲁国一成霸主，我国高它最近，必然被它先吞并掉了。”犁且说：“除去孔子就象吹动一根羽毛那么容易。你何不用重金聘请孔子来齐国，送美女和乐舞给鲁哀公。鲁哀公喜欢美女和乐舞，必然荒于国事，荒于国事孔子必定劝谏，哀公不听劝谏，孔子必然离开鲁国。”于是便选齐国中八十多名美女，部穿上漂亮的锦绣衣服，并教会她们康乐之舞，然后送给鲁哀公。哀公接受齐国的女乐之后果然荒于国事，三天没有听政。孔子说：“有了那些妇人在那里唱歌，我可以离开鲁国了。”于是便前往卫国。这就是被音乐和美色弄昏了智慧的例证。

　　［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考察，秦穆公认为由余既有才，又有德，就问内史廖说：“我听说邻国有圣人，就是敌国的祸患。现在的由余，就是我的祸患，该怎么办呢？”内史廖回答说：“戎王处在偏僻闭塞的地方，从未听过中原的音乐。你何不送给他女乐来腐蚀他的精神；替由余说好话来离间他与由余的关系；挽留由余不让他按时回国，使戎王怪罪他，怀疑由余的忠诚呢？

　　再说，戎王喜欢女乐必荒于国事。”穆公说：“这个主意好。”于是把十六部女乐赠送给戎王，戎王接受了，非常喜欢这些女乐，一年到头兴趣不减。

　　由余劝谏不听。穆公派人晴中邀请由余，由余便投降了秦国。

　　魏王在范台宴请各国诸侯。鲁国的国君说：“过去尧帝之女、舜帝之妃命令仪狄作酒。酒非常美，仪狄把酒进献给禹。禹饮了之后觉得非常甘美，于是便疏远了仪狄，戒了酒，说：‘后代一定有因为纵酒亡国的。’齐桓公半夜感到饿了，易牙便煎煮，烧烤，调合五味，献给桓公，桓公吃得非常美，说：‘后世必然会有因为贪图美味而亡国的。’晋文公得到南之威为妃后，一连三天不临朝听政，于是便疏远了南之威，说：‘后世必然有贪图美色而亡国的。’楚王登强台，眺望崩山。左边是大江，右边是大湖，高兴得连生死都忘在脑后，于是再也不登强台了，说：‘后世必然会有贪恋高台美池的景色而亡国的。’如今你的坛中装的是仪狄那样的美酒；你的美食象是易牙烹制的美味；左边拥着白台，右边抱着闾须，都象是南之威那样的美色；前边是夹林，后边是兰台，就象是楚国强台那样的美景。人君贪婪其中一项就足以亡国，而你现在四项全占了，岂可不警惕呢？”魏王听了，连说：“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了。”由此说来，弄昏人的智慧的并不是一种途径啊。］

　　【经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代之佳公子也。然不睹大体。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四十余万，邯郸几亡。”此昏于利者也。

　　[《人物志》曰：“夫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厉者有刚，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啬，是有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则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有仁而不恤者。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是有厉而不刚者。然则慈而不仁则吝夺之也；仁而不恤则惧夺之也；厉而不刚刚欲夺之也。］

　　《后汉书·班固传》评曰：“昔班固伤司马迁云：‘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固亦自陷大戮［班固附窦氏势，窦氏败，固坐之，死洛阳狱中也］，可谓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耶？此皆昏于势者也。

　　［议曰：夫班固伤迁，公论也。自陷大戮，挟私也。夫心有私而智不能守矣。]

　　尸子曰：“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非之。夫怒，则以亲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则爱吴越之臣妾，在私则忘其亲戚。非智损也，怒夺之也。

　　[此昏于怒者也。］

　　好亦然矣。语曰：莫知其子之恶。非智损也，爱夺之也。［此昏于爱者也。］

　　是故论贵贱，辨是非者，必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故范晔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已，以之断义，则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则能恕而自鉴。”

　　［议曰：孔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由此言之，苟有私则人其本性矣。尸子日：“鸿鹄在上，彀弩以待之，若友若否，问二五，曰：‘不助也。非二五难讲，欲鸿之心乱也。

　　是知情注于利则本性乱矣。］

　　【译文】

　　司马迁说：“平原君真是乱世中的风度翩翩的公子哥儿啊。但是他不懂得大道理。由于惑于冯亭邪说，使赵国失陷长平，四十余万士卒被秦国坑杀，首都邯郸险些被攻克。这都是因为被利弄昏了智慧。”［《人物志》上说：

　　“仁爱出于慈悲之心，但却有慈悲而不仁爱的；仁爱的人本应拯救困境中的人，但却有仁爱之心而不去拯救困境中的人的。严厉的人有刚烈之气，但却有严厉而并不刚烈的。象那种看到别人可怜，便热泪交流，将要让他捐献些财物就吝啬得很，这是慈悲但不仁爱的人。看到别人处境危急，就产生怜悯之心，真要让他前往拯救便害怕招至祸患，这是仁爱却不去帮助别人的人。

　　无事之时讲起道义声色俱厉，一看到利益和欲望之所在，便怯懦起来，这是严厉却不刚烈的人。慈悲但不仁爱，是吝啬的缘故；仁爱而不去拯救，是恐惧的缘故；严厉而不刚烈，是有欲望的缘故。］《后汉书·班固传》评论说：“过去班固慨叹司马迁知识渊博，却不能运用智慧避免腐刑。可是班固自己也身犯大罪。［班固依附外戚窦氏，窦氏势败后，班固也受到了牵连，死在洛阳监狱中。］这可以说是智力已经够了，但在行动上却不能恪守所明白的道理。占人所以反复慨叹，人能明察秋毫，却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和睫毛。班固能看清别人的祸患所在，但自己也身陷大祸，这是因为被权势弄昏了自己的智慧。

　　［赵子议论说：班固慨叹司马迁的不幸，这是公平之论。身陷大罪，是由于心怀私利，这就是智慧不能自守的道理。］尸佼说：“吴越等国的风俗。

　　用臣妾为君主殉葬，中原地区的国君听了很不以为然，认为野蛮。但一旦发怒，却因一句话，杀自己的亲戚。智在公道，可以爱及吴越等国的臣妾，由于私心则忘了被杀者是自己亲戚。［这并不是智力消退了，而是被怒气夺去了智慧。］

　　爱好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说法：“不知道自己儿子的过恶。”这并不是智力不够，而是被爱夺去了智慧。

　　所以评论贵贱，明辨是非时，必须出自公心来说话，出处自公心来倾听，然后才能弄清楚。所以范晔说：“与自身没有利害关系时，和他商量事情，他考虑问题就没有私心，判断是非时就果断正确。如果能遍观别人的智慧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情形，然后反观自己，就能宽容别人，也就能正确了解认识自己了。

　　［孔子曾说：“我没见过刚直的人。”有的人回答说：“申枨不就是个刚直的人吗？”孔子说：“申枨的欲望那样强烈，怎么会刚直呢！”由此说来，假如内心怀有私欲，就会丧失他的本性。尸佼说：“鸿雁在天上飞，有人把弩弓扯满等待射下鸿雁，好象要放箭，而又犹豫不决的时候，如果问他：

　　‘有二只还是有五只？’他必然回答：‘我不知道共有几只。’并不是二只或五只这么简单的数字难于计算，而是想得到鸿雁的心已经乱了。由此知道心专注在利上的时候，他的本性就会迷乱。”］

　　【按语】

　　许多事情办糟了，并不是办事人智慧不足，而是由于一时发昏造成的。如三国时的曹操，曾自负地声称：“曹公多智。”官渡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有名的战例，以明显的劣述战胜了绝对优势的袁绍。可见在赤壁之战中，却以绝对优势输给了明显处于劣述的周瑜，这并不是因为周瑜比他更聪明，而是曹操被自以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唐玄宗李隆基，本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因此才有开元盛世。可是后来宠爱杨玉环，重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使唐帝国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下来，从此再也未能恢复元气。这也并不是唐玄宗老糊涂了，而是被辉煌的成就冲昏了头脑。人们常说：利令智昏。其实能使智昏的并不仅仅是利，名、位、权、势等等私欲都可能使人头脑发昏，认不清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失败的后果。因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需降低自己的欲求，即常说的淡泊名利。还要有一颗平常心，无论成功、失败，都应以平常心对待。再有就是谋划事情，要避开与此事利害攸关的人。

卑政三三

　　治理国家的政策不以好高鹜远、玄妙难行为贵，而应以切合实际，能迅速推广，浅近易行为高。

　　【经文】

　　[刘安曰：“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万物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观之，政之贵卑也久矣。是以先王设官，分职而共治耳。]

　　【译文】

　　［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太阳、月亮是最光明、最伟大的，然而却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为它们高悬在万物之上的缘故。油灯和蜡烛虽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阳、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由此看来，治国以能普遍实行为贵，是由来以久的道理。所以古代圣君设置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经文】

　　《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纆。”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饿者不肯。”［故曰：“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也。]

　　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梁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而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又曰：“世之所谓烈士者，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言论状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则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又曰：“察士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智全也。夫人未尽察也，唯贤者而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也。]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故曰：

　　小人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辩，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执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也。］

　　【译文】

　　《淮南子》上说：“救助溺水的人，给他金玉等珍宝，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韩非子说：“很多天吃不上饭的人，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说治疗饥饿，不寄希望于宝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以浅近易行为贵，才能把事情办好。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人们所说的智谋之人讲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较高的人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现在为普通人立法，却尽讲智力较高的人也难以明白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就更无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等待有了黄梁米饭和肉食后再去吃饭的；连粗麻织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须有了绣花的绸衣才喜欢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的事，急迫的事还解决不了，可以缓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韩非子还说：“现在人们所说的英烈之人都是些与众不同。行为怪僻的人。他们标举恬淡的学问，讲些恍惚的道理。我认为恬淡，是无用的道理，恍惚是没原则的说法。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养父母。侍奉君主，孝养父母是不能用恬淡无为之人的，必须用讲究忠诚信义的人。而讲究忠诚信义就不能恍惚。可见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学问，都是迷惑人的邪术。”韩非子还说过：“非要考察别的人怎样做才能明白，就不能认为他有完全的智能，因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是不能当做取法的标准的。]所以《尹文子》说：“凡是虽有些道理却对于治国没有帮助的，君子不去谈论它；虽然有能力但于具体事情上没有好处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说的道理，不越出名法和权术的范围；君子所作的事情，不超出种田务农，行军布阵的事情。这就是说，合于急用的才努力去做。[所以说：小人所说的都是关于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争论，所做的都是些固执、偏激、伪饰的行为。这不过是追求名声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

　　【经文】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辨越出群，勇越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辨，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曰：为善者使人不能得纵；为巧者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善独巧者也，未尽巧善之理。故所贵圣人之理，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者，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达见，人材之倕也，而治世不以贵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议曰：

　　文子此言，以为圣人不可用先知先达、博闻强志、傲世贱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为规俗。今但任其风土，化以农稼军阵，曲成于物而俯同于俗耳，非贵于独能独勇者也。]

　　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淮南子》曰：“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离朱之明，察针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见泉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亩之宅。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险也。］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农、士，工、商，乡别州异。农与农言藏，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工无苦事，农无废功，商无折货，各安其性。”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使贤愚不相异，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

　　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对曰：“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议曰：昔楚之公输，宋之墨翟，能使木鸢自飞，无益于用。汉之张衡能使参轮自转，魏之马钧能使木人吹箫，苟无益于用而为之，则费功损力，其害多矣。《庄子》曰：“朱汗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殚千金，技成无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国在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过此而往，虽弥轮天地，纆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圣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观之，事贵于适时，无贵于远功，所自来矣。]

　　【译文】

　　现在世上有些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办事要比所有的人强，能言善辩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众。但是，出众的品行却并不能教化人民；超众的办事能力并不能合于急用；杰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门挨户地去游说；过人之勇，却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军打仗。总之，这四种超众之处，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

　　［所以说，行善的，使人不能随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

　　这独善、独巧的人，其实也未穷尽巧和善的道理。所以应该以圣人之理为贵，不以一人独自治理为贵，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为贵。应该以工捶的巧技为贵，不以一人独巧为贵，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样的巧技为贵。《文子》说：

　　“先知先觉，通达的见解，这是人材的过人，但太平盛世，不把这当作比别人珍贵的东西。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能言善辩的口才，这是人聪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这当作要求臣下的标准。做视一切，轻贱别人，不受流俗的污染，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当做教化百姓的标准。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现，不能做为衡量百姓的标准。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当做一国的风俗。所以国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军队强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而人可以自我充实的原因，就是按他们所现有的品质、能力兼容并用他们而已。”《文子》这些话，是认为圣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远见、博闻强记、傲视别人三事来教化天下。假如让百姓都把这作为行动的规范和风俗是行不通的。如今只要随其风土人情，以务农耕稼、行军作战为教化，娓婉地附合众人，随同流俗而已。而不是以独能独勇为贵啊。］所以古代圣明之君随顺大道来通过险阻。［《淮南子》说：“能够体悟大道的就会安逸而不会走入穷途未路；依仗自己巧妙的一定劳而无功。有离朱那样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缝衣针，却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鱼。有师旷那样能分辨各种音调的耳朵，却听不到十里之外的声音。所以，任用一个能力强的人，不能把三亩大的宅院治理好；遵循大道的规律，依从大地之自然法则，宇宙六合也不难治理的均衡公正。这就是顺随大道来通过险阻的意思。］

　　树立法度来理顺各种差别。《文子》说：“农民，士大夫，工匠，商人，无论在乡里、在州县，都是有差别的。农民和农民谈论收获；士大大和士大夫谈论品行；工匠与工匠谈论巧技；商人和商人谈论利润、价格。所以士大夫不会失去品行；工匠不会有做不了的活计；农民不会花费无用的气力，总有所收获；商人不会折损本钱。这就是用各安其位的方法来理顺各种差别。］使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不互相轻视，能巧的和粗俗的不互相抛弃，这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办法。所以叔孙通要制定礼仪，汉高祖说：“不会很难吧！”

　　叔孙通回答说：“礼这种东西，是随着时世人情而制定用来节制虚文的。”

　　张释之对文帝讲论治国的道理，文帝说：“讲得浅近些，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只要现在可以施行的就好。”由此看来，如果治理国家不依从时俗急需的事去做，而以奇异为贵，那就是犯了饿了多日的人让他等待黄梁米饭和肉食，借给别人金玉珍宝去拯救溺水者一样的错误理论。

　　［过去，楚国的公输般，宋国的墨翟，能使木制的飞茑飞上天，但并无实际用途。汉代的张衡能使车的三个轮子自己运转而不靠马的拉力。魏国的马钧能制出会吹萧的木人。但假如没有实际用途，做这些东西，就是废功损力、劳民伤财，它的害处太多了。《庄子》说：“朱汗漫跟支离益学习杀龙的技术，花费了千金的学费，但学成之后，却没有使用这种技术的机会。”

　　《文子》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超出这些去弄别的，即使能统括天地，缠绕万物，却属于治国之外的道理，对广大人民百姓来说，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所以古代圣人置之不言。”由此看来，做事在于切合现实，不应好高骛远，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啊。]

　　【按语】

　　卑政主要讲治国要以脚踏实地、切实可行为原则，切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在这方面，我们建国以来，有二次惨痛的教训，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次是五八年，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大炼钢铁，放高产卫星，把我国经济拖到破产的边缘；再一次是十年浩动，口号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思想上“狠斗私字一闪念”，物质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把我国经济再次拖向崩溃的边缘，文化领域也成了一片荒漠。而改革开放，正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城市工人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允许私人经营等这些看似平常、但却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开始，然而却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取得了建国以来发展速度的奇迹。

　　《卑政》一文给我们的启迪是，无论作什么事，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是最重要的。

　　如你要圆发财的梦想，不要幻想一夜之间腰缠万贯，建什么集团公司。不防先卖大碗茶，摆个地摊；你要当科学家，不要立即就去搞哥德巴赫猜想，梦想一下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而首先要学好最基本的数、理、化。荀子曾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善亡三四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下必然的规律，但这必须从长远来看才行。

　　有时做善事未得善报甚至还得了恶报；相反有人做恶却未得恶报反而有善报，这都是因为善或恶的积累还未达到一定程度，一旦时机成熟，都会得到应有的报应。所以我们不应对暂时的不合理现象感到迷茫而动摇行善的信念。古人说得好：“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经文】

　　[议曰：世有好善而反亡者。]《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又曰：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何以征其然耶？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也。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火不熄则谓水不胜火，此又与不仁之甚者也。又，五谷种之美者，苟为不熟，不如绨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尸子曰：“食所以为肥也，一饭而问人曰：‘奚若？’则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譬今人皆以一饭而问人‘奚若’者也。”

　　[议曰：此善少不足以成名也。恶亦如是。何以明其然耶？《书》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余弗顺天，厥罪惟均。”由是观之，夫罪未盈，假令中有罪恶，未灭也。今人见恶即未灭，以为恶不足惧，是以亡灭者继踵于世。

　　故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此圣人之诫。]

　　由是观之，故知善也者，在积而已。今人见徐偃亡国，谓仁义不足仗也；见承桑失统，谓文德不足恃也。[承桑氏之君，循德废武，以灭其国也。]是犹杯水救火、一饭问肥之说，惑亦甚矣。

　　【译文】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有的人尽做好事，反而不得好报，有的甚至短命，这是怎么回事呢？

　　《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然会有善报。”又说：“不积善就不能成名。”怎么能证明这种说法呢？孟子说：“仁者战胜不仁者、就象水能灭火一样。似是如今为仁的人就象用一杯水去熄灭一车干柴燃起的烈火，火不灭就说水不能灭火。这和用一点仁爱之心去消除不仁到极点的社会现象是同样的道理。又如五谷的品种再好，假如没有成熟，那还不如稗的种子。所以，仁爱也在于是否成熟啊！”尸佼说：“吃饭是为了长得肥胖，假如只吃一顿饭，就问别人说：‘怎么样，我胖了吗？’那么大家都会耻笑他。而治理天下，是最大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看到成效的，现在人们往往急功近利，就象吃了一顿饭就问别人‘我胖了吗？’一样。”[这是善德太少，还达不到成名的程度啊。恶也是这样。怎么能说明这道理呢？ 《尚书》上说：“商纣王已是恶贯满盈了，所以上天受命武王诛灭他。其余不顺天命的人，只看他罪恶的轻重如何。”由此看来，只是罪恶未满盈而已。假如有罪恶却未灭亡，就认为有罪恶也不值得惧怕，这就是世上灭亡者一个接一个的原因啊。

　　所以说：“罪恶不积累到一定程度，暂时是不会灭亡的。”这是圣人的告诫啊。]

　　由此看来，善德在于一点一滴的积累。如果有人看到历史上徐偃王讲仁义却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不值得依恃；看到古代承桑国国君讲文德而国家灭亡，就认为文德不值得依恃[承桑氏的君主遵循文德，罢废武功，后来导致国家灭亡。]，这就象用一杯水救火，吃一顿饭就问人“我胖了吗”一样糊涂了。

　　【按语】

　　荀子说：“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积善成德。”他还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古人早就认识到，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从细微起步，坚持不懈，逐渐积累的结果。同理，那些巨恶元凶，也不是生下来就穷凶极恶，也是从小事情积累，小环境促成的。

　　然而，社会上却有这样一种现象，善良的人总受欺侮，而一些恶棍却活得扬眉吐气。是什么原因呢？善良的人往往心存好意，虽然受到伤害，但总是想给恶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恰恰造成给恶人继续作恶的空子。人们常说：心慈手软。善良的人十有八九软弱，软弱就必定会受欺，即使受了欺侮也忍气吞声，所以恶棍才敢于胡作非为。

　　其实，善良并不等于懦弱，如果看到歹徒行凶，却视而不见；甚至欺侮到自己头上也逆来顺受，那就不是善良，而是麻木不仁了。

　　总之，对于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这一信念，务必坚定不移，才会坚持积善止恶，使我们的社会一步步走向更高的文明阶段。

诡俗三五

　　事与愿违，理与情背。这常常使我们为之困惑。然而只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就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对子女不可溺爱，否则轻则使子女养成依赖习惯，重则会走上邪路。二，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乃至成见，往往能督促自己改正缺点，不断进取。三，正确分辨是非，不被私下的评论所左右，而应以大局为准绳。

　　【经文】

　　夫事有顺之而失义，有爱之而为害，有恶于己而为美，有利于身而损于国者。何以言之？刘梁曰；“昔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芊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乾溪，殉之以二女。此顺之而失义者也。[议曰：夫君正臣从谓之顺，今君失义而臣下从之，非所谓顺也。]鄢陵之役，晋楚对战，谷阳献酒，子反以毙，此爱之而害者也。[汉文帝幸慎夫人，其在禁中尝与后同席。及幸上林，郎署长布席，慎夫人席与后同席。袁盎引 慎夫人座。上大怒，袁盎前说曰： “臣闻尊卑有序，上下乃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主妾岂可同座哉？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豕乎？”上乃悦。由是言之，爱之为害，有来矣。]臧武仲曰：“孟孙之恶我，药石也；季孙之爱我，美疢也。疢毒滋厚，药石犹生我。”此恶之而为美者也。[孙卿曰；“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商君曰：“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韩子曰：“谓敌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俗遁世，谓之高悫；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人。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人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悫者，人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人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而人主之大败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家国无危乱不可得也。］

　　由是观之，夫俗之奸恶与事相诡，唯明者能察之。［韩子曰：“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此之谓异利者也。］

　　【译文】

　　事情有顺着行事却不合道义的，有本为爱他却反害了他的，有讨厌自己却是于自己有好处的，有利于自己却有损于国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刘梁说：“过去楚灵活王骄奢淫佚，暴虐无度，芊尹申亥按照灵王的意愿，把他埋葬在乾溪（今安徽毫州），并用二个女子殉葬。这是顺着行事反而违背道义的。[国君的命令正确，臣子才服从，这叫做顺。而如今国君违背道义，臣下却服从他，并不是什么顺。]鄢陵之战，晋楚两国交兵，楚国统帅子反的仆人谷阳竖给子反敬酒，子反醉，楚军大败，楚王逼令子反自杀，这就是因为爱他，反而害了他。[汉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后宫时，慎夫人和皇后同席而坐。

　　待到汉文帝游上林苑，郎署长安排座位，又安排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袁盎便把慎夫人领到另一座位坐下。文帝大怒，袁盎上前说到：“我听说尊卑之间一定有个次序，上下才能融洽。如今陛下既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不过是侍妾，女主人与侍妾是不能在同一席位上平起平坐的。如今你宠爱她，多赏赐她财物就行了。你认为让她与皇后同席是为她好，其实恰恰是给她制造后患。你没见过高皇帝的宠妃戚姬的下场吗？高皇帝死后，吕后把戚姬剁去双手双脚，扔在猪圈里，被称作‘人豕’。”文帝这才不生气了。由此说来，爱他反而是害他，是早就有的现象啊。]臧武仲说：“孟孙讨厌我，那是良药和针石啊。季孙喜欢我，那是美丽的病毒啊。病毒再厉害，良药和针石还能把我救活。”这就是厌恶他却对他反而有益的道理。[荀子说：“批评我而又批评得对的，是我的老师；称赞我，而又称赞得对的是我的朋友；阿谀奉承我的，是我的敌人。”商鞅说：“不实在的话，就象是花朵；真实的话，象是果实；逆耳的话，象是良药；甜言蜜语，象是疾病。]韩非子说：“为老朋友循私舞弊的，称之为不抛弃朋友；把公家财产分给别人的，称之为有爱心；看不起官职俸禄而看重自己生命的，称之为君子；不顾法律规定而庇护亲人的，称之为有品德；抛弃职务包庇朋友的，称之为有侠肝义胆；避世隐居的称之为诚谨；互相争斗，违抗命令的，称之为刚烈；施些小恩小惠以收买人心的，称之为得人。所谓不抛弃老朋友的官吏，一定有奸私；所谓爱人的，公家的财物却受到了损失；所谓的君子，国家难以使令他；所谓的有品德，法制就会被毁掉；所谓的有侠肝义胆，就会使官位出现空缺；所谓的诚谨，就是使人别干事；所谓的刚烈，就会使上级的命令没人执行；所谓得人，就会使君主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八种称誉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私誉，是对君主利益的极大破坏。”[国君如果不清楚国家利害之所在，盲目听信百姓的私誉，想使国家不陷入混乱，是不可能的。]

　　由此看来，世俗的好恶往往与事理相反，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清楚这一点。[韩非子说：“君臣之间的利害刚好是对立的，所以臣子不忠于君主。臣子的利益一旦获得满足，君主的利益随之就会破灭。”这就是君臣利害不同的道理。]

　　【按语】

　　事与愿违，理与情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下异利。对同一人或同一事，上下的看法往往是相反的，如百姓认为品质恶劣的人，上级却加以重用；百姓反对的事，上级却执意要做。但由于中国一直是官本位制，即使是儒家声称的以民为本，实际上也是替官方说话的，保护的也是官方的利益。如本文作者就是如此。如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了，尽管上下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不是象过去那样，什么都以上面的想法看法为准则，百姓的心声有时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做，对于理顺上下关系，做出正确决策，乃至国家的安定团结都是很有必要的，切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