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运动鞋的好处:沈浩波：当代诗歌中的现代意识与中国现实

沈浩波：当代诗歌中的现代意识与中国现实
野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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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波（著）】
当代诗歌中的现代意识与中国现实
——在广州“新世纪中国十年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晃，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块过去了。
如果以1999年的盘峰论争为时间划分，到今年，2009年，正好10年。
这同时还是诗歌与网络融合的10年。因此也是诗歌加速度发展的10年。时代的节奏越来越快，与之匹配的，中国诗歌美学突破的速度，其实也是越来越快。放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一种美学的崛起或者突破，可能要积累很多年才会有成效。而在新的世纪，走在中国诗歌最前沿的诗人们，也就是最懂行的那一群诗人们心里明白，每年都有新的重大突破，大家心照不宣，暗自较近。不明白的就继续瞎着吧，明白人们其实已经拼到了白热化。大家的诗歌都在网上亮着呢，所有的新成果都摆在那里，好诗人之间的互相汲取变得尤其频繁。
同时，这也造成了一种复杂性。由于所有的声音共同置身于同一个十年，不同辈分，不同年龄，不同立场，不同流派的诗人同时在放大他们的声音，众声喧哗，看热闹的观众们往往摸不清头脑，只见一个个都振振有词，看鸡说得也对，看鸭说得也对，一个个都写得很热闹，而真正的成果其实掩饰在这众声喧哗之下，需一一拨开，才能看得清楚。
在我看来，中国诗歌这10年来最大的一个贡献在于，有一批中国诗人真正拥有了现代意识，真正是完全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进行写作。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进步。在新世纪之前的汉语诗歌中，不缺名篇，不缺好诗，但是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性的写作。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文化长期以来都是笼罩在农业文明的背景下的。本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甚至产生了像鲁迅、萧红、包括后来的张爱玲这样伟大的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小说家，而这个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是从诗歌开始的，胡适的《尝试集》就是一个伟大的开始，其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当然不高，但却是石破天惊的，是在革几千年中国最正统的文学标准的命。可惜的是，诗歌的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实在是太固化了，你想革命，想革掉屈原和李白的命运，难度太大。现代性当然是从西方来的，没有办法，必须的，人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率先建立了现代美学，率先建立了现代美学的根基和标准，而中国没有，连土壤也没有。五四一代的文学和文化的先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进行文学革命的，为什么也能硕果累累，当然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开始了，有了社会驱动力，传统的农业社会已经腐朽不堪，中国注定要走上工业的，现代社会之路，文学又岂能例外。那就向西方学习吧，但一看，要学的实在太多了，人家那边也是个汪洋大海一般的传统，中国的诗人很老实，老老实实的从浪漫主义学起，学得也不错，是西方浪漫主义的好学生，比如郭沫若和徐志摩，比如艾青，但在这种浪漫主义的写作中，其实也颇有了些现代派的影子，后来出现了穆旦，很有些现代派的范儿，可惜学西不化，把中文写得诘屈聱牙，全然是翻译体，为什么呢，还是没有将现代意识与自己的语言真正融为一体，还是牙牙学语的写作，还是纯属舶来，还是太嫩。但就这么发展下去，中国诗歌自然也能平安生长，慢慢发展，直至真正形成这个民族自身的现代意识与现代语言的融合。
但是，时局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中国新文学探索的中止。
于诗歌而言，直到出现了食指，直到有了北岛，有了朦胧诗。才重新开始。过去的不算，我们重来行了吧。而且这个重来，起点很高。与当时《班主任》那种同样热闹一时的伤痕小说相比，那水平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但这种高起点，实际上是个别天才的诞生，以及当时意识形态下的对抗性写作所带来的天然的情感力量所带来的。反正我是承认，北岛在当时，就是一个天才，因为他的土壤太贫瘠了，如果说当时中国诗歌与世界最高水平相比，是一个咬着手指头学说话的婴幼儿与成年壮汉的区别的话，北岛那一批横空出世的诗歌，至少让中国诗歌的水平一下子搞到了二十郎当岁小伙子火力旺的水平，一个人就把水平缩短了那么多，不是天才是什么？北岛们的这种对抗性写作，固然有着非常深远的美学突破意义，但远远不能说其已经天然拥有了日常的现代意识。可能也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北岛离开国内后的写作，才那么固执的走向了他个人的另一个极端。
后来第三代们就冲将出来。说是要把北岛“PASS”掉。他们确实也干得漂亮，出现了一批才子，诗句写得个顶个的漂亮，理论也多了起来，拒绝隐喻啦，到语言为止啦，非非啦，反文化啦，反崇高啦……都很先进，都是不同向度上的美学突围。有人或许要问我，难道这还不够现代吗？都反来反去的了，很后现代嘛？咱们连现代都还没开始呢，就后现代？你信吗？咱们整个社会都还在喊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呢，您就后现代啦？连现代的猪肉都没尝过，您就后过去啦？不可能的嘛，不符合逻辑嘛，难不成中国诗人个个是屈原、李白、惠特曼、艾略特的鬼魂附体？
现在我们可以凭心而论，客观评价第三代诗人的整体成就。我觉得是不太高的。虽然口号漂亮，但落实到写作上，有些太概念化了。口号喊得最漂亮的是周伦佑嘛，一堆口号，就是没诗。每个人都把自己喊的概念奉为写作的唯一真理，有些人甚至毕生不变，这也很牛，我就认死理了，诗歌只有一个理论，连两个凡是都不要，一个凡是包打天下。这就是概念化。概念化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没进步，年轻时在新鲜概念的武装下写了几首好诗，现在大辈子过去了，回头一看，哦，怎么还是那个老三首，老四首。再写，不灵了。为什么这样呢？还是缺乏现代意识，没有现代意识作为根基，硬搬几个主义，是写不长的。那时候多好混啊，弄几个漂亮的修辞，能唬住一批大学生跟着狂崇拜。那时候的口语诗，是真简单，情感简单，模式简单，平面化得厉害，那诗都写得平平的，一锹挖下去，还没用劲呢，到底了。那一代的是诗人，甚至当时造反造得很厉害的诗人，现在看看，其实胸口下长的还是农业文明的心啊，年轻时赶时髦，有逆反心理，翻了几本西洋书，写出了漂亮得像表妹一样的诗句，从理论到语言，贡献都很大，我年轻时就很崇拜他们，现在也觉得当时的他们，还是了不起。但还是根基浅啊，不可能真正建立起现代意识，一到中年，农业文明的思维大暴露，有一些甚至是小农思维。有一次，我请一个东北的第三代吃饭，饭桌上，这位我上学时曾经有点崇拜的诗人大讲东北人打老婆的光辉业绩，小农啊，你还能指望什么？
90年代，还没来呢。海子就牺牲了。全国诗人被海子圣洁的死亡精神感染得涕泗横流，一个海子倒下去，无数个海子站起来，祖国山河全部种上了麦子，第三代的革命努力一下子给蒙回了解放前。那个情抒的呀，海子从坟墓里恨不得站出来骂人。
当然，搞蒙诗人的不仅仅是海子，一个烈士的力量毕竟是微薄的。整个社会的文化情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保守的气氛席卷整个文化界。诸位大部分都比我年长那么一点，肯定比我还记得那时候流行的那么些个东西，比如国学热，返祖了呀。不太高兴的诗人们觉得哪里出了问题，憋屈，这个时候呢，写诗也不太吃香了，国家搞市场经济，周围的人开始搞钱，一搞搞了好多，诗人们一看，这年头不流行写诗了，流行搞钱，很多人摇身一变，变成了董事长和总经理，搞钱去了，当然大部分都没搞到什么钱，新世纪以后又都跑回来写诗了，发现还是写诗容易。也有一些搞到了钱的，新世纪又拿着钞票站了出来，说，我又要写诗啦，哥几个，开个诗会，搞搞事，搞搞大，我现在有钱了，有了钱什么不好办，多搞几个活动嘛，拉上一票人，按人头发路费，拉到东北开个会，会议还得有成果，写个血书，摁个手印，搞个《中国诗歌公约》，以后大家就照着公约写，这影响不就大嘛。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诗歌还乡团的由来。你看看，就这农民思维，还想写诗，诗歌怎么可能跑到这样的人身上去呢，不可能的。
90年代，那些80年代不太激进的诗人开始走文化路线，把自己包装成时代的良心，就差没在脑门子上刻两字——“夜莺”了，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反正写的诗别人也看不明白，为无限的少数人写的，有人发明了“中年写作”这个词，其实这个词呢，也是有诗学突破意义的，但你不能用那么点修辞学的小把戏来证明这就是中年写作了，来证明这就比海子的青春写作更高级了，海子的修辞起码比你更有天才吧。还有人开始讲“叙述”，说是一大发明，这我们现在也都明白，发明谈不上，但强调了几乎1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确实也是个小突破，起码强调了这一点嘛，虽然零打碎敲的。先是麦子地，然后是知识分子的良心，然后是叙述，然后是修辞学，东一榔头西一棒，就搞大了，不带别人玩儿了，别人就急，在盘峰开会，就掐了起来，就有了一支“民间立场”的大军，风光了很多年，那意思是，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重新坐上了诗歌正统的宝座，人多势众，老中青三代，见谁灭谁。
我就是盘峰论争那时候出道的，“民间立场”的代表人物，所以我对盘峰很有感情，老想纪念它。不过前两年把“民间立场”的大团结和大繁荣给毁了的也是我，分崩离析了，各写各的，我觉得更好。
一到新世纪，这就乱了。网络多民主啊，文学杂志都不那么受重视了。你说“知识分子写作”何苦来着，哼哧哼哧干了10年，几乎垄断了各个文学杂志，网络一出来，话语权平台换网络了，这不白玩儿了嘛，早知道不学中文，学互联网去。乱了，什么人都能火一阵，这不盘峰后了吗，当年被压在箱子底下的各色人等一下子全都翻了身。反正什么趣味的都有，什么趣味的都有人待见。最受待见的，我突然发现，既不是民间立场中的先锋派，也不是知识分子写作中干得相对纯粹一些的学院派，反而是一些农业诗人。这个词我可能概括的不对，就是那个意思吧，就是乡土啊，农村啊，吟咏式的古典抒情啊，重返古典中国啊，江南的才子气乱冒啊，伤春悲秋迎风落泪啊，就这样东西，最近几年就有点火，你说就这些诗，要放到国际上，和那些世界级诗人一比，那挺吓人的，寒碜得吓人，一点现代感都没有，别人以为是农奴社会的诗人呢。但在中国就是吃香，中国人不懂现代诗啊，但懂古代诗，再说了，五四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中国的小说家在城市里都生活了几辈子了，一写还是农村，一写还是农村，凭什么小说家可以活在农奴社会吃香的喝辣的，就跟从来没开车走过高速路似的，我们诗人就不行？再说，你们先锋派和学院派打得太凶了，我们都不待见，我们就挑中间的，温和的，爱流眼泪的，能唤醒我们对农业文明那个巨大而温暖的子宫的怀念的那种，又安全，又能让我们自己深陷悲悯的感动而不能自拔，日日意淫，多美好的事情啊。后来这事搞砸了，挂了，现了，有一个写这类诗的诗人，得了一个大奖，很多人夸呀，往死里夸，夸出人命了，这位诗人搂不住了，就说自己特推崇“王道天下”，喝，真是从农奴社会过来的，你不让人当农奴还不行，人坐时空穿梭机飞回去。后来我就生了气，就骂，骂完之后，发现大家都不吱声，我就很心虚，不知道我是骂得对呢还是不对呢？
其实甭管多乱。这新世纪十年，真写诗的，真折腾出点美学动静的，扒拉扒拉就三拨人。大体上，不是绝对。就三拨人，再加上一些世外高人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拨人呢，就是口语先锋派，一拨人呢，就是学院修辞派，还有一拨呢，就是诗歌返祖返古典返东方返乡村派。最后一拨最土，土得掉渣，但是大家喜欢，觉得咬在嘴里软和，好吃，特农业，有麦子味儿。我想说的是，真正的现代意识，真正的现代人精神与都市写作的精神就是在这十年里，在这看似混乱和嘈杂里完全形成的。现代文明的精神根基，现代人的情感意识，怀疑、质问、辨析、反思的能力，对精确描述和客观及物描述的追求，不泛滥不浮夸的理性精神等，都已经在某一部分诗人那里成为写作的常识，成为写作灵魂上的深刻烙印。这是中国诗人第一次能够在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现场，找到与这个现场相对应的生存感、生命感，并进而形成与现代社会匹配的灵魂和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内心进步，只有在这样的内心进步中，才能获得心灵的真正自由开放以及视野的高度发达，抵达深度的不断掘进。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的是，强调现代性写作不能使我们的诗歌变成新的概念化写作，绝对真理写作，条条框框的清教徒写作。因为我看到很多诗人，在强调了现代性之后，就以为抓住了法宝，拿个鸡毛当令箭，在写作中摈弃一切感性的、柔软的、激烈的、情绪性的、抒情的、浪漫主义的元素，非要把写作变成一种“元写作”，这就变态了。其实，当现代的理性文明之光变成我们的精神底色，我们更应该迈入新的自由之境，尤其是在强大的中国现实面前，一个诗人，如果失去了基本的人生态度，沦为纯诗犬儒，那将是更为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意味着你牺牲灵魂而获得技艺。如何面对我们周围巨大的社会现实与生存现实，是现代诗人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之一，我们不是说诗歌要成为投枪、匕首那样的意识形态工具，也不是说诗歌一定要成为某种社会性的公器，要“承担”什么社会责任，不是的，诗歌不承担这些，诗歌只是诗歌，诗歌有其内在完全区分于社会性逻辑的自身逻辑，诗歌本身就是灵魂的依托地，是个人内心的宗教，它大于社会、历史和时代。但是，我想说的是，诗人有没有能力面对具体的、复杂的、沉痛的、混乱的社会现实，这其实首先是一种诗人的内心能力，其次才是一种写作能力。你没有足够的内心感知力，能够与这些现实产生撞击，激荡，能够与庞然大物相撞，并且撞击出其内部的诗性。而在写作层面上，诗人有没有能力在诗歌本身的法度与社会现实之间找到咬合点，情感的咬合点和写作的咬合点，能否不是流于表面的简单陈述，能否不是故作冷静实为冷血的装酷式的零度写作，能否将诗人自身的体温、灵魂燃烧的温度、浪漫主义的个人精神与现代理性的诗歌律令相结合，能否写作出既有灵魂的温度又有身体的热血，同时兼备现代理性精神的深刻程度的诗歌？
我以为，在当代，判断一个诗人是否足够杰出，有两点是根子里的，一是是否具备现代意识，二是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和个人精神面对中国现实。当然，我这里说的“面对”，绝对不是“关怀底层”那么肤浅和无知，收起这种虚伪而廉价的赢得感动的所谓关怀吧，诗人不是夜莺，既不能是唱赞歌的夜莺，也不能是哭哭啼啼的夜莺，是直面，是敢于正视，是直抵本质的面对、撞击与容纳。是外在世界与个人内心的无限融合。
对于第二点，我想补充阐述一下，在2008年的川北大地震中，我就发现了一种极其可笑的态度。认为诗人在地震中应该保持沉默，应该集体噤口，写诗变成了一种道德不正确。这种可笑的观点来自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一句话的生吞活剥式的曲解。知识分子式的“政治正确”从来都是诗歌的敌人。大震发生，那么多条人命，那么多孩子绝望的哭嚎，那么多断肢残腿，作为诗人，你可以选择不面对吗？你有何面目继续作为一个有情感的诗人！你连一个普通人的情感都丧失了，那么多条人命面前，你想写诗，却又害怕“政治不正确”，却居然在思考，现在写诗是正确的立场还是错误的立场——你哪有什么立场哟，你连个正常人都不算了。我看到很多人事后振振有词的批评，说地震诗滥情，当然滥情，那么多人都在写，能不滥情吗？但在这个时候，滥情只是写得不好而已，不写却是没人性，没有人类的基本情感。对于一个有着深刻现代意识的诗人来说，他怎么写，都不会滥情，对于一种人类无法克制的情感来说，诗人怎么抒发，都不能被称为泛滥——除非为某些人唱赞歌。
如此巨大的现实，居然有那么多中国诗人手足无措，不知是该写还是不该写，真是疯了，你哪有时间考虑这个的呢？居然有那么多事后诸葛亮从诗歌的纯粹性上横加指责——拜托，其实您从来就不理解现代诗是什么。朵渔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就是一个正反两方面的例子结合体，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诗，好在哪里呢？诗中的情感，那种爆发式的，如同雕塑般的情感堆垒，非常打动人心，这首诗这次没能获奖，我觉得有点遗憾。但不好的一方面呢？你写都写了，还在害怕自己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最后非要给自己带帽子“是轻浮的”，好像这么一说，就能洗清罪名了，别人骂地震诗就骂不到这一首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心态突然在作者的写作过程中起了作用，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诗歌写作上，永远是起坏作用的，从来起不到好作用，因为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是非分明，立场鲜明，很概念化的，很束缚内心自由的，知识分子，比如林贤治，恨不得诗歌就是工具才好。本来，朵渔那首诗是一首很沉痛的诗，但他加上那么个标题和结尾，我就觉得反而削弱了第一反应的诚挚感。
所以，现代诗歌如果不能面对真正的现实，那就是伪现代性诗歌。而我们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必须站在纯粹的诗人立场上，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普世立场——普世价值，是非诗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