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氏综合征的智力:项英之女项苏云：第一次见父亲就成为“永别”

项英之女项苏云

1938年，项英与女儿项苏云在延安的合影。右为项苏云

1939年周恩来、叶挺、项英合影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给她起名“苏云”，意为“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她两岁与母亲分离，此生再未见面；一生中只和父亲生活过12天。她经历的悲欢离合，是许多中国早期革命领导人子女共同的人生体验。

1938年，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大地，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从江苏连云港驶出的一辆货运火车上，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坐在车厢的货物中间。女孩儿有一双水灵清澈的大眼睛，看上去很懂事，很乖巧。为了赶往西北，他们临时选择搭乘货车。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姑娘就是中共高级干部、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那名男子是负责护送她的老师。

时隔整整70载，坐在记者对面的项苏云已头发斑白。当年那个明眸皓齿的小姑娘，如今双眼的视力几乎为零。

项苏云的家，住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一栋古朴的两层小楼里。家中挂满了历史相片，每次有客人来访，项苏云都会热情地向他们介绍照片中的人物和故事。

谈起过往，项苏云感慨万千。战争使她两岁便与母亲分离，此生再未见面。她一生只和父亲生活过12天，10岁就成了孤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为其取名“苏云”，意为“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而这个名字，恰恰折射了她的一生:

“从上海飘到江苏，从江苏飘到延安，从延安飘到苏联，又从苏联飘回北京……我所经历的悲欢离合，是很多人无法体会的，但同时它又是许多中国早期革命领导人子女共同的人生体验。”

被来回“转送”的孩子

项苏云1931年出生在上海。当时，父亲项英远在苏区。

对于父亲早年的经历，项苏云也是长大后，才逐渐了解的。父亲项英，原名叫项德隆，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项德隆的祖父以种植花卉为业，当地人曾称他家是“项家花园”，他的父亲是当地县里管钱粮簿册的职员，为人忠厚。项德隆12岁那年，父亲不幸早亡，为了谋生，小学毕业后他开始当工人。1920年起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二大”代表，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女儿诞生时，他正在苏区紧张地工作着。

项苏云两岁时，母亲张亮看到女儿可以离身了，便将她交托给周围的同志，也匆匆赶往苏区。项苏云从记事起，对于父母和家，几乎没有概念。

“有一位叫徐文清的老人现在还活着，她曾带着我在浙江一带生活过。他们都是地下工作者，经常被跟踪、追捕，我也跟着他们四处转移。”几经周折，有人将项苏云托付给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项苏云这才安定下来，留在上海英租界陶先生创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

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国民党就发现陶行知的孤儿院总是收留共产党人的孩子，将其强行关闭。陶行知又将项苏云由上海转送至江苏，寄养在他创办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

“陶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教师郭青时，没敢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谈起这段经历，项苏云至今难忘。“郭老师对我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心里没底，问万一有意外怎么办。陶先生只说，‘你尽心就行了，没人会找你麻烦。’”也就在那个时候，陶行知给她起了“苏云”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姓“项”的人很少，而项英又是共产党的知名领导人，为了不暴露身份，直到皖南事变前，项苏云一直叫“张苏云”。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郭青只得将项苏云带往西安。“我们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又坐上去西安的火车。我记得火车经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了，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项苏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不停的“转送”中度过的。在她的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黑夜的恐惧和路途的颠簸。

到达西安后，郭老师从辗转寄来的信中，得知了项苏云的真实身份。他按照信中的嘱托，将项苏云带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说到这里，项苏云拿出一张她珍藏的照片，相片中，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正在给她梳头。

组织经过查实，决定将项苏云继续转送到延安。“那年我7岁，我们乘着一辆卡车从西安到延安，走了整整五天五夜。卡车上还有刘志丹的女儿、肖劲光的儿子、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另外还有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他们原本是准备去苏联的，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没有去成，也乘车返回了延安。”

父亲问我“你叫什么？”

1938年秋天，项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已经7岁多的项苏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会是自己和父亲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我正在学校吃饭，忽然老师告诉我，有人接我去见我爸爸。后来，朱德老总带我来到大礼堂，那里正在举行迎接我父亲的欢迎会。”

走进礼堂，小苏云却不知道哪个人是她的父亲。情急之下，她走上了主席台，转身面对整个会场，看着所有的人。“陈云过来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对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我记得父亲一把抱起我坐在他腿上，第一句话竟是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这个问题，实在不像是在问自己的女儿。”

项苏云告诉记者，在见到父亲之前，她不知道什么是父亲，脑子里没有“父亲”这个词的概念，因此“见到了也没什么激动的”。父亲问什么，她就答什么，项苏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和父亲表示亲昵。

“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晚父亲要我一起回去，我却不肯，觉得爸爸很陌生，迫切地想回到学校。”项苏云客气地对父亲说:“宿舍的同学还在等我，我要先回学校去。”那一晚，窑洞里的大通铺上，一排女同学都点起了油灯，围着项苏云问东问西。

在延安保育院，项苏云还见到了小自己4岁的弟弟，“第一次由爸爸给我们洗手、洗脚、穿衣服。和爸爸相处的那些天，他对我们照顾得很好，他可能是在尽力弥补他的歉疚，我想这也是父亲难得一次体会到天伦之乐。”

项苏云的家中，珍藏着一张照片，是项英带着女儿去保育院看儿子时，马海德医生为他们拍摄的，也是父亲与他们姐弟唯一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还是上世纪50年代，我去周总理家玩，邓妈妈送给我的。看到它，我愣住了，默默地流泪，无法言语。”

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有一天，延安保小的师生躲进山洞里去上课。晚上，老师告诉项苏云，她的父亲白天来过学校，想再看看她。但是学生们都进山了，项英让老师转告女儿，他接到任务，要离开延安。

“我和爸爸连一个正式的告别都没有，就这样永远分开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永别。”半个月后，西安来人给项苏云捎来了几样东西，是父亲带给她的一封信、一筒饼干和一副手套，这竟然成了项英留给女儿最后的遗物。

“长大后，我总是拼命地回忆和父亲在延安的接触。我告诉自己，父亲把他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给了我。”

“4821”每年的聚会合影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地下党的带领下，转移到了附近山上的蜜蜂洞。

蜜蜂洞洞内狭小，只能睡4个人。于是，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刘厚总睡在里面，其余人在外面搭帐棚住。他们始终没有被国民党的部队发现，然而，项英和周子昆却倒在了叛徒的枪下。

事发前一天晚上，项英、周子昆等人还点着蜡烛，用树枝做的棋子下棋，刘厚总在旁边观看。不料，到了后半夜，刘厚总突然下黑手枪击三人，将熟睡中的项英、周子昆枪杀，黄诚受重伤。附近的警卫员听到枪声后赶来，刘厚总已经逃跑。项英与周子昆的遗体被就近掩埋。项英遇难时，年仅43岁。

“皖南事变”后，项苏云开始只是得到消息，说组织和父亲失去了联系，项苏云没有哭，10岁的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孤儿。4年后，陈毅来延安筹备“七大”会议时，项苏云才知道父亲已被叛徒杀害。这时她已经14岁了。

谈起母亲张亮，项苏云的记忆更加模糊，她拿出一张母亲的照片，说:“多年来，我就是依靠这张模糊的照片，抚摸着母亲的手，看着母亲的脸，感受着遥远的母爱。”照片是在解放后，项苏云偶然得到的。“我去上海参观，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一天，他家里来了位客人，突然说有一张张亮的照片，是从上海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要来的。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看见母亲的模样。”

1935年2月下旬，怀孕五六个月的张亮，与瞿秋白和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妇女部长周月林由赣南突围到闽西后，同时被俘。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3年，项苏云的弟弟，就是在狱中出生的。被俘时，他们都用假名，没有露出破绽。3年后，就在张亮和周月林已被保释，瞿秋白也即将获得自由时，国民党突然查出了瞿秋白的身份。瞿秋白被杀害了，张亮和周月林侥幸得以脱生。但是有人却怀疑张亮和周月林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1938年春，张亮抱着儿子找到了南昌新四军军部，项英曾同妻子、儿子见过面。项苏云说:“有人凭空想象，写文章说，出了狱的母亲来到父亲身边，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是不是叛徒，母亲还被父亲举枪打死了。这是十足的谣言。后来母亲还把弟弟送到延安，她是在返回皖南找父亲时，不幸失踪，下落不明的。”

就在项苏云到达延安的3个月前，母亲张亮带着3岁的弟弟来到延安。“仅仅相差了3个月，我却错过了最后一次与母亲相见的机会。”长大后，项苏云才“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听到别人议论母亲。”

和张亮同时返回的周月林，受此事牵连，解放后还被关了整整12年。直到1979年，人们在当年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一篇某“投诚”人员的自供，才找到了真正的叛徒。张亮和周月林终获清白。

“4821”每年的聚会

自1939年以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对一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干部子弟及一些烈士子女，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和管理。每到周末和假期，项苏云和弟弟就会被陈云、李富春、张浩等领导干部，轮换接回家里，他们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照顾着这些孩子。

“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哪都是家，都有饭吃。”项苏云回忆，所有带过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觉得她特别懂事，特别乖。“蔡畅妈妈对我特别好，还认我做了干女儿。”

项苏云和弟弟，就是在革命大家庭中长大的，他们自力更生、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但他们在感情上也更内向，更拘谨。因为“无法享受到在亲生父母面前的无拘无束。”项苏云回忆，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弟弟来她家里做客，只喝白开水，不吃饭。“弟弟说‘姐姐，你很困难，我不能吃你的。’你说我们之间的感情亲不亲，亲，但没有多少温柔的东西在里面。”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领导人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共21人，项苏云也在其中。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祖国的角度挑选的。叶挺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回来后到沈阳航空工厂工作；邹家华学机械，进了沈阳机械厂；李鹏学水电，去了吉林小丰满电站。‘文革’期间，中央成立‘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1948年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这反而成了以后我们同学聚会的班级代号。”

谈起一帮同学，项苏云的神情活泼了许多。“现在，每年国庆、春节，我们‘4821’都要聚会。无论多么繁忙，只要约定好时间，大家都来参加。”

项苏云在苏联学的是纺织，回国后，她从最基层做起，在北京第二棉纺厂做车间主任，随后在纺织部研究所、情报所工作，后来由于视力下降，1984年调到中国科协，1991年离休。项苏云说，科协是自己另一项事业的开始。她把科协青少年部保存了下来，带领中国青少年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使中国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奥赛强国。

项苏云有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林汉雄，当年与她一起留苏。1987年至1991年任建设部部长，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化名张浩)之子，他们有两儿两女。遗憾的是，项苏云的弟弟项学诚于1974年因病去世了。

近些年，项苏云视力下降得更厉害，一只眼近乎失明，另一只眼也戴着1000度的近视眼镜。不能看书、读报，甚至那些珍藏的照片，她也只能靠刻在脑子里的画面来讲述。但她仍不死心，“只要我还能走，就要继续为青少年，为这个社会做点有益的事。”项苏云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词汇里只有‘我们’这个词，很少有‘我’，这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