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锐界最低报价:尤崇遐：论政教合一的拜占庭主义 【文化散论】

尤崇遐：论政教合一的拜占庭主义中华之本体 于 2011/9/5 6:35:3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中国近三十年来出现了不伦不类之怪现状：上身（政府机关、央企等）没有丝毫“改革”，仍然是纯粹的但却“超国民待遇”的社会主义；下身（百姓、私企等）却“改革”过度，被抛进任其自生自灭的市场化的资本主义。　　
  　　
    本来纯社会主义或纯资本主义都各有利弊，但不伦不类则未见其利，唯见其弊。一方面，精英阶层社资双赢，左右逢源；而另一方面，民众深陷失业和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的水深火热境地。 　　
    　　
    笔者将造成这种不伦不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于“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在维持原有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同时，经济上奉行GDP主义，致使整个社会呈现为内有社会主义“国中之国”，外有资本主义围城的格局。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即通过政府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GDP主义模式。市场作用不是决定性的。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但这种“国家能力”的越界使用很容易造就负面效果，破坏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如破坏国企民企间的平衡格局；过度发行货币加速通货膨胀以及财政投入方面无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长期漠视牺牲社会公共福利。正如网友郑永年所指出，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好处被少数社会群体所垄断。发展速度越快，财富的转移（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穷人转移到富人）的速度也越快。作为这一过程主体的国有企业，更促成了财富从民间转移到政府部门。又因为国有企业并非真正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这一过程也就是一个变相的内部私有化过程。”　　
　　 　　
    历史上说，“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溯源到东罗马、拜占庭、俄罗斯的拜占庭主义政教合一亚文化传统（我们完全可以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拜物教”）。其统治者为强化政治统治，以制度化政治力量强势介入宗教（或经济）领域；而宗教（或经济）首领为了扩大影响和势力范围，也需要与统治者联合，此两大集团之间既有争夺又相互依赖。我们不妨把这种情况理解为宗教型（或经济型）与政治型文化之间的一种有“国家”介入的亚文化混合形态，它的意义和影响尚待评估。　　
 　　
    以拜占廷和俄罗斯东正教为例。那里形成了所谓“国王兼教宗”制度，意思是教会事务完全顺从皇帝的管理，教会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教权从属于王权。在拜占廷，东正教是帝国国教，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世俗政权，如大主教的任免，主教会议的召开，对教义的解释，均由皇帝控制掌握，牧首负责日常领导。不过支持东正教的神学家宁愿用“和谐”的替代说法，意思是指宗教和政治权力互相支持。　　
 　　
    利奥三世开创的伊苏里亚王朝在8世纪末期走上了末路，随后统治帝国的一群无能皇帝进一步加深了灾难局面。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伊琳娜女皇，她弄瞎了作为法定继承人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的眼睛，将其关入修道院，自己成为第一个大权独揽的拜占廷女皇。此举影响重大，导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在800年把法兰克国王查理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使西方帝国有了与拜占廷分庭抗礼的借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欧洲和地中海世界还没有完全放弃“一个罗马帝国”的正统思想，认为伊琳娜是非法篡权的女人，此前拜占廷正统皇帝在位期间，罗马教皇是不敢做出此举的）　　
 　　
    拜占廷帝国的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关系十分复杂。在帝国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教会和皇帝能够联合，而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教会与皇帝则发生激烈斗争。总的来说，在9世纪以前，由于拜占廷帝国严厉的法律和富于效率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管理，拜占庭教会被剥夺了参与国事活动的空间，教会事务成为帝国国家事务的一部分，拜占庭皇帝则成为教会的保护人，控制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最大教区的主教和大教长任免权。从君士坦丁一世到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多位主教被皇帝免去教职，罗马主教（后来成为罗马教皇）在8世纪中叶前也要听命于拜占庭皇帝，同时，任何教职人员都无权开除皇帝的教籍。然而九世纪以后，帝国皇帝的权力逐渐削弱，教会的实力则逐渐增强。教会开始插手帝国的管理事务，包括审理世俗法庭经手的任何案件、以及税收和司法方面的特权。　　
 　　
    然而，上述两种制度化力量不分伯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尤其在宗教（或经济）势力坐大的情况下，最终往往以政治力量一方放弃其价值取向以致最终解体为代价（如拜占庭“国家宗教”模式与前苏联“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垮台）。 　　
    　　
    按照笔者在本论坛原创评论《中华文化是政治型文化》一的分析，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纯属不务正业，公然有悖我民族五千年政治型文化的本旨，因而造成中国当前政经文三方面都出了问题：政治过于形而下，昧于天命王道，远离了儒家文化一贯倡导的社会公平正义的大道；而经济又过于形而上，追随西方文化之以物为本——GDP主义是超验性的物化的经济，而民生经济才是传统的经验性的人的经济，是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也即所谓“幸福指数”，本应予以最先满足；意识形态则沦为真空，导致全社会道德滑坡，亟需填补。　　
    　　
    且由于国家不伦不类之怪现状，人为地使国人分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中又各有得意者和失意者，这样就很自然地形成左右两大派，每一派都想把异己的那一半彻底根除；此外还有从上述不伦不类状态中获取既得利益的浑水摸鱼维持现状派。　　
 　　
    鉴于上述态势，又有苏俄前车之鉴，下面就看中国的这种政经合一的“国家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