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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再祭 (外一篇)
珞珈山
改变未来的选择需要从改变历史入手。

――自题。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同志在重庆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我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  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我还想说: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皇帝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那么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 
作者: muxue006252004-11-5 09:59   回复此发言  
14转一个关于《甲申再祭》的文章,写得很好。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江青听了后却不屑地对别人说:“诗人像一匹马,不能不给它吃,不吃要饿死;又不能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它就跑不动了。”据说她的丈夫这时说了一句警世名言:“多嘴比虱子还讨厌:虱子不吵。”我听说这件事后,曾问一个作家:“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硬?”答:“花岗岩。”我说:“不对,世界上最硬的是郭沫若的胡子。像他那么厚的脸皮都能穿透,还有什么东西比他胡子更硬呢。” 
    让我们回到鲁迅的时代吧。我们要做鲁迅。我们不做沫若。鲁迅实在伟大,他居然连母爱都敢怀疑,他说:“母爱像穿在身上的湿棉袄,脱了嫌凉,穿着不舒服。”对母爱都如此,对领袖的爱就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有一点我仍存疑:鲁迅没有生活在领袖的阳光下。倘若他活到那一天,会变成什么,难说。人人都说,倘若鲁迅还活着,必然会被打成右派。可是,死了的鲁迅却曾被用作打右派的棍子,难道这全是偶然?老舍便是明证。老舍年轻时倜傥不羁,嫉恶如仇。他与朋友在饭馆吃饭时,曾从鞋底抽出钞票付账。朋友问他钞票为何藏在鞋中,他指着钞票恨恨地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年轻的老舍,文稿常被编辑改动,深感头疼。某次,他把书稿送出版社后,在旁标明:“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可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老舍,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 
    热爱猪, 
    不辞劳。 
    干劲大, 
    不识闲。 
    越进步, 
    越学习, 
    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进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但他在水里的尸体是站着的。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2004年9月9日于上海 

【注】 “东虏”是明朝对满洲人的蔑称,“东事”即指与满清作战之事。

【注】 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

【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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