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透明的“吃饭财政”导致国富民穷

　　另一个是吉林省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成为中组部、中编办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后，全国第一个开始“减副”的省份，但仍有10名副秘书长在职；与之相关的，则是媒体披露河南省郸城县前几年通过撤并乡镇，精简下来1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但后来这些人又充实到了其他部门，导致各部门人满为患，其中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竟达16人之多。

　　精兵简政打造廉价政府、廉洁政府，一直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但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已经走出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通常看到的情形是，精简风头下，一批机构和人员以各种方式潜到水面下，风头一过，又逐渐冒出头来。前些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就呼吁精简官员，认为中国1：26的官民比例太高。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也指出“官多为患”是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

　　但是精简屡减屡反弹，原因何在？我看根本上还是政府收入和支出太自由所致，想收什么税（到地方后更多表现为费，而且费大于税）就收什么税，想用什么钱就用什么钱。连军事专家张召忠也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公务奢华的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吃饭喝酒，大摆排场。二是楼堂馆所，极尽奢华。三是公务车越来越豪华。落实到干部个人的福利，也是如此：平均工资连年机关最高，事业单位次之，企业最低；社会福利保障也是党政机关近水楼台先得月，干部先得，形 成秦晖教授所言的“负福利”制度。前年，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各种经适房甚至低于成本价不交土地款的别墅，也是领导和干部先下手为强。这种情况下，要精简机构确实很难，反而是千军万马都挤公务员的独木桥。

　　税费方面，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有一个著名的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当下，超过76％的资产属于公共拥有（即政府所得），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

　　没有阳光财政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政府”或者说“只对自己负责的政府”，也必然会是机构和人员倾向于膨胀的政府。因此， 王国军 先生说，减官之道在于财政“断供”可谓说到了点子上。“断供”的前提，是公开、严格审议财政预算，不搞暗箱操作、模糊数字，将党政机关的人头费、办公费等一应开支，全部纳入严格有效的预算之中并提前公开。看不懂的预算、没有细节的预算就否决它。税费怎么征收，需要人大的严格审议批准，钱是怎么花的，也需要人大的严格审议和批准。

　　公共预算和阳光财政，不仅是精兵简政的基础，也是预防腐败、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条件，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主选举、议会制度和舆论监督，甚至比前三者更具体，更有实效，可以说是一切善政之源。财政才是一国、一家之命脉，不改造公共财政，不实现阳光财政，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更大范围的民主，都难以发挥实效。比如我们已经在村民自治村民民主选举的道路上走过十几年路程，但由于真正的村级预算监督和公开制度不够完善，村民民主自治成效与预期相差较远。香港政府2009年的预算案文本，总共七大本，分量最足的三本预算账本达1150多页。预算案详细、清晰，每个部门的个人薪酬、员工开支、部门开支和其他费用均逐一列明，有些部门的开支细到添置座椅。公众对政府财政信息一目了然，就连特区行政长官的薪资、津贴都可以查询到，透明度相当高。

用事实告诉世界 中国仍是穷国

　　“穷农村，富城市”，这是中国之现实，但我们似乎仍然没认识到这个现实的重要性。这就是保罗·埃克特在路透社发表了《穷中国？富中国？》引起了国人热议的真正原因。麦凯恩们惊叹于中国的富，认为中国迈向了“世界超级大国”，这种认识在于中国人没有改变“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外国政要访华时总挑漂亮富有的地方给他们看，看看我们“改革的成就”，我们是多么伟大！由于麦凯恩们总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转转，久而久之，在他们的印象里，现代中国能不是“富中国”吗？如果麦凯恩们去那些穷乡僻壤的农村感受一下，体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的艰辛，麦凯恩们还会认为中国是富中国吗？

　　保罗·埃克特的《穷中国？富中国？》是客观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要面对的。“虽然经济上已举足轻重，但人口却相对贫穷，中国的现实促使经济学家们竭力寻找新的定义”。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新的定义，“富中国”印象将成为中国发展难以承受之“重”。在“富中国”印象的背后，会有更多的西方人，向中国提出各种各样现在中国还无法承受的国际责任，甚至不排除有人借此向中国要挟。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他们已经做了。比如他们要我国多交联合国会费、多向IMF（国际货币基金）捐助等。在伦敦G20峰会前，中国副总理王岐山重申了北京要求更多IMF话语权的愿望，但称中国对IMF的捐助资金应基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非拥有多少外汇储备。中国最后同意向IMF提供400亿美元，帮助经济受困国家。（2009年第12期《凤凰周刊》）可见中国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成了人家想吃的“唐僧肉”。

　　数字不免太抽象了，不妨将这400亿美元作些具体化的比较，4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800亿元，倘若用于补贴贫困人口，可以使全国1500万贫困人口（我国官方估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每人分得1.86万元，超过了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是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的4倍；倘若用于免除农村地区全部义务教育学杂费，可用上12年左右；中央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逐年增多，到今年也不过才800亿，这笔钱可用3年多。早在2006年，《经济观察报》就刊登了“'富国穷民’的税收政策将使中国'衰败’？”的文章，指出“国运兴衰与国家收入负相关，与国民收入正相关”，“发展中国家税负低可以放水养鱼，藏利于民，更利于社会发展”，称中国的国民财富分配政策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某种倒退，致使“国民收入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大大低于国家财政和税收收入的增长，国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进一步降低。”但是这些声音并没有引起关注。

　　尽管中国手上握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事实上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埃克特说13亿人口中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的标准，它与柬埔寨和危地马拉为伍。按照我国官方的农村贫困人口是1500万，但世行发布报告称中国贫困线与国际标准差距悬殊，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悬殊这么大，当然是中国在统计贫困人口上没有与“国际接轨”。奥斯卡大片《贫民富翁》反映了印度的贫富差距，其实对我国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果按照世行的人均一天支配1.25美元，一年就需要人民币3190元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按照这个数字去推算，中国的贫困人口还会不会高于2.54亿人口这个数子？ 2008年我国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761元，但这个纯收入不象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样是实打实的票子，它包括口粮、柴火，甚至来年的种子，真正的可支配收入并不多。

　　中国城市给人繁华富有的印象，高楼林立，门面建筑巍峨堂皇，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宽阔的大广场……城市变化用得最多的词莫过于“日新月异”，与“日新月异”之相反的词则是“一成不变”或“依然如故”。不说乡村一成不变，依然如故，但几十年变化不大是可以说的，“炊烟还是照常升起，没有人改变这里的起居和行走。”可以说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所以，中国的穷人大多在农村。

　　炫耀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荣耀，而是可耻，它让我们的血汗钱变成了“唐僧肉”、“冤大头”。 那些经济受困国家，受困也比我们强，他们会有几亿的贫困人口吗？也许有人说，中国是人口大国，穷人就多，那我们就按世行发布报告的贫困人口比例来算，中国穷人也占五分之一，有几个经济受困国家有这么多的穷人？五人中就有一个穷人？人家是穷国富民，让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呢？既然中国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为伍，我们就没有义务捐助，而是那些发达国家捐助我们才对。

　　看不起病，是农民致穷的重要原困之一，如果从外汇储备拿出四分之一来农民搞医疗保障，农民也不会因病致穷。报道说，2010年农民将获得的农村医疗补贴是人均120元，算起来也只是1000亿人民币（约133亿美元，相当捐助IMF40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

　　中国应该告诉世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这个庞大的农业国是个穷人多的大国，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算，仍然是个非常穷的国家，如果还要捐助那就损害了公平。所以，我们要用这些钱来改善民生，拉动内需。

　　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是“唐僧肉”，对那些狮子大张口要钱的，我们应大声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