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女朋友感觉跟我没话说:中国休闲发展史（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21:36:32
http://suiyousuifeng.blogbus.com/logs/10652777.html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其独特而深邃的理解会极大地丰富现代休闲学内涵。从《诗经》、《庄子》、《墨子》、《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体现楚中国文化对休闲的体验、理解与思考。这些散见于其间的休闲思想火花，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原生性的，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一、《诗经》及先秦文化：休闲思想的产生休闲思想的源头与人类文明史一样久远，在我国也不例外。大约公元前1100年，中国人已经开始热情讴歌生活；到公元前500年，体现中国远古休闲文化的《诗经》已成为孔子传授弟子的教本。“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休闲思想在《诗经》中占有核心的位置。《小雅·六月》中的“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四牡既佶，既佶且闲”。《国风·汉广》中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诗经》除了在动植物、天文地理、建筑、爱情等赞美自然和生活的是个中表达乐大量休闲思想、休闲文化和休闲方式外，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周朝的大夫们在向周王进谏时也认为休闲是治国安邦的重要谋略和准则。《大雅·生民之什·民亦劳止》直接阐述乐休闲、小康和国家安定兴盛的重要性，“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以定我王”，“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殷商帝王祭天的颂词也祈求吉庆、美善、福禄，《商颂·长发》中的“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而《小雅·十月之交》则强调统治者因该关心人民的休闲，“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 。《周易》古经表明，在神灵支配的时代骊，个体精神与人格仍然有所保留，蛊卦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最有代表性的宣言，这也是后来道家隐逸文化观念的最早表达形式之一。老子哲学与《周易》有很大关系，老庄哲学更充分体现乐对闲适何精神自由的追求，这也正是道家哲学最大的现实意义所在。《庄子》是体现道家休闲思想的经典之作，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庄子·刻意》中有“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湖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大知”者的境界，《庄子·齐物论》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知大言”者宽裕广博，言谈美盛。诸子百家中的《墨子》则宣言爱民与和平生活的思想。《诗经》之后，我国休闲文化主要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各具特色的四个方面：六朝的隐逸文化、唐宋兼收并蓄休闲文化、明清描写丰富多彩休闲活动的小品文、近代人文主义的闲适文化。在政治经济方面，修养生息政策也被古代统治者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公元前359年，商鞅开始为期十几年的变法，“奖励耕织，给田宅，免徭役兵役”。秦国原来势力较小，因商鞅变法获得了成功，成为七雄中的第一强国。西汉王朝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整个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让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使社会安定、经济空前繁荣。据史料所载，汉景帝时期地方官府仓廪实、国库满、余者堆放露天、任其腐烂、银库里钱币堆积如山、约数百万万，无法计量。此后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所实行的休养生息措施，也都为当时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二、隐逸文化与田园文化汉朝根据建立封建中央集权政府的需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直到魏晋时期，道家思想才流行起来。当时战乱频仍，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激烈，知识分子一旦卷入就很难自拔，何晏、潘岳、陆机、陆云、谢灵运等大学士就因卷入这些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因此知识分子有一种远离政治的心态，加上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与日俱增，他们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魏晋文人好辩，精通“三玄”（老、庄、易），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这种风尚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隐逸文化就是其突出的表现。隐逸文化由来已久，孔子说“邦有道则事，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隐逸文化不仅不仅表现为大批名士遁迹山林，还表现在隐逸文学上，例如张载和左思的《招隐诗》。陶渊明是隐逸文化的代表人物。早年短短续续的仕途经历，使他逐渐认清了当时官场的污浊与黑暗，41岁便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陶渊明的休闲思想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继承了汉魏以来抒情言志的传统撰写风格，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散文《桃花源记》等“隐逸诗”问，表达了对徜徉于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的由衷赞美。流传千年的《桃花源记》及其构想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庇身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二是反映隐逸生活的田园诗（山水诗），后人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价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隐士得意于丘中、徜徉于林泉，拥抱山川、赞美大地，吟哦之间，形成了大量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与前朝和唐宋不同，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了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更加轻灵飘逸，文笔更加婉约隽永，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三、唐宋璀璨的休闲文化：休闲思想的发展春秋之后，战国崇尚武术、秦焚书坑儒、汉独尊儒术、六朝的文风追求玄学或一味堆砌词藻而流于浮靡，中国文化直到唐朝才重新发展起来，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休闲文化也是一幅艳丽多彩的图景，宛如群星闪烁的银河。汉唐以来的文化都很注重古传统的朝气雄风、开拓进取、经世致用、行健不息，但唐显帝国海纳百川、兼容中外之风范，文化上实行了开发政策，儒、道、佛“三教”并立，产生李白（近于道）、杜甫（近于儒）、王维（近于佛）等伟大的诗人，文化交流与融合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对文化结构、宗教哲学、文学、音韵学、舞蹈、建筑、雕塑、衣食住行、生活器具、服饰打扮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唐代名家讲学成为时尚。山林讲学、学院讲学风行一时，唐汇集了僧一行、王孝通、孙思邈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文学、书画、艺术、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成就，更为人们所熟知。唐朝的经济与文化积累，在宋代更为合适的土壤里得到了极大发展。宋代重文，两宋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历代文化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成漫无边际的汪洋大海。宋代文化发达，文化教育已向民间普及，科举和游学是文人的主要生活，但早年学校教材仍是《诗》、《书》之类的传统经典著作，远不能满足学子们的学习需要，因为学习经术、诗赋、时务，需要掌握很多的典故、辞藻和地理知识。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说，“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祝穆也说他希望将《方舆胜览》“锓梓以广其传，庶人人得胜览”。胜览型地理总志等很好地兼顾了人们学习的需要以及从辽阔的疆域及域外闻见中产生探索和猎奇的欲望，如题咏、诗词、四六等目可供骈联辞藻之用；景物、馆驿、学校、祠庙、寺观、宅舍、估计、名贤、官吏、人物、碑记等目可供检索典故之用；沿革、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等目可供熟悉地理之用……宋代官制严密，强调循资、磨勘，地方官任职年限较短并频频调动，宦游成为仕途的家常便饭。士子应试、游学活动也十分频繁，行旅不绝于途，旅游文学的（如《行程录》、《游记》之类）兴起，使人们对各地风土人情的关心程度空前高涨，操翰弄墨、游山玩水之类的休闲书籍因其新颖的体例、丰富的文化资料而一直都是畅销书。唐代休闲文化有利于向大众广泛传播文化地理知识，对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有很大作用。四、明清休闲：追求精致的艺术化生活明清的小说开始详细地描写各种游戏等人文雅致，也正常论及人生处世的态度以及闲雅的生活情趣。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千百年来，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情的倾向，他们将个人的休闲生活视为消磨意志的洪水猛兽。明太祖全面复古后，文官修身齐家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自我需要首先必须服从封建正统秩序。明朝禁止一切敢于触动封建纲常名教、动摇儒家道德伦理之上主义的思想学行，清楚任何触动官僚缙绅阶层特殊利益的思想家，把“发乎情，止乎礼”作为行为准则来限制人的个性自由，磨平了人性的尖尖角角，而“存天理，灭人欲”则更是一笔抹杀了人的合理自然欲求，同时也扼杀了自由的人性。文官深受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不敢随便发表自己对生活的观感。这种双重性格常常导致令时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峨冠博带的讲学学生满口仁义道德，可私下里却腐朽糜烂。到了晚明，时局动荡、前途莫测，文官大都厌谈仕途举业，甚至连皇帝也变得恋世乐生起来。在李贽、袁枚等人的推动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求心灵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潮。李贽在《童心说》中说：“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士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思想的禁锢，开始追求高度精致的艺术化的生活。他们热爱自然，蓄声器、好娱乐；游山水、筑园林；嗜茶酒、谙美食；着蓑衣，批僧袍；谈闲书、做雅事。他们对自己悠闲自得的生活状态十分满意，也特别珍惜大自然给他们的馈赠。旅游家徐霞客甚至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共鸣利禄，将一生许予山水。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是自唐宋以来有意识地从理论层面探讨并论述休闲活动的第一个文人墨客，其代表作《闲情偶寄》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畅销书。该书是李渔一生艺术与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结晶，其中“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分别论述休闲环境、休闲活动和休闲方法等问题。不管穷人富人、男人女人，李渔希望将各个层次的读者统统吸引到自己精心构造的“闲情大厦”中来。他的作品十分贴近生活，语言也简明有趣，同时又十分注意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富有新意的思想保证作品的文学地位。这部书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休闲学思想，很多篇章既可以作为理论文章来品读，也可以作为情趣盎然的小品文来欣赏。《闲情偶寄》是一部寄“有益世道之心的微言大义”于“闲情”的“庄论”，而非玩物丧志的“闲书”。细读《闲情偶寄》，令人印象至深的不仅在于李渔对每一件细小琐碎的物品都有新颖的议及他那种至性至情、力求新鲜有趣的生活态度，还在于他视角独特，长于观察，对生活中的种种事物都喜欢研究一番并做出一些独辟蹊径而有趣的发明的那种探索精神。正如李渔自述道：“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日《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又说：“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李渔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和教育方式，令人生畏、讨人厌倦，难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李渔的生活态度、良苦的用心及其传道、解惑、授业的方式于今天休闲教育理论和世界休闲协会《休闲宪章》的核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还值得注意的是，《闲情偶寄》与一般崇尚奢华之书是大相径庭的。通览全书，作者紧紧扣住一个“俭”字，在“凡例”中即开宗明义地提出“崇尚俭朴”的原则，而惟有俭朴才能使书中的许多休闲之道适合于人民大众。虽然其主观目的在于“扶持名教”、“无伤大道”，但就实际效果而言，李渔做到了“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他倡导的生活技法并不专为富人而独设。五、近代休闲思想：无欲主义下的人文光芒“五四”运动后，我国产生了一批提倡闲适生活小品文的作家。其中，林语堂是第一位从哲学角度和讨论休闲的文人。1919年林语堂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而后游学欧洲。在西方，林语堂体验了发达的物质文明，也观察到一个物质繁荣但精神丑陋的工业社会，如丑陋的美国音乐（与欧洲古典音乐相对）、美国式快餐（不能像美食家那样以一种宗教的热忱去品味他的食物），模仿的、制成的和定制的东西等。这些非人性化的行为或现象勾起了林语堂对西方畸形物质文明的深刻反思。在“我爱美国的什么”一文中，他特别关注人性和“近人情”方面的事物。在西方科学危机、心灵失落的背景下，人文主义所倡导的终极关怀和对本体追求的精神，体现了现代哲学思潮对科学、理性、价值和人生等重大问题的反省和沉思。林语堂谙熟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哲学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式拯救西方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危机的良方。在《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的著名文章里，林语堂考察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格局，指出西方文化面临的空前危机，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扼杀了人类的灵性以及存在主义为西方人重新寻到安身立命所在的价值。林语堂对道家哲学的消极影响有着鞭辟入里的认识，但游学欧美使他逐渐认同了道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审美理想，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闲适小品的热潮中以及定居国外后，林语堂以一种救世主的精神极为热情地向西方人士介绍道家文化、传输道家思想。散文集《生活的艺术》，专著《老子的智慧》及有“三部曲”之称地《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唐人街》等长篇小说，都起到了弘扬老庄哲学思想的作用。他的作品中还有对故乡——入冲喜习俗、结婚礼仪、古玩酒令、命相神签、中医中药等——乡风民俗的介绍与描绘。这些内容对西方人而言是奇异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林语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者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迫切愿望。《生活的艺术》（1937）是一部林语堂谈论生活休闲的最重要作品，在出版次年便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长达52周。林语堂试图用哲学观点来观察、解析人生，字里行间贯穿着道家休闲精神，而中西文化对比的写作研究视角更加凸显了东方文化的精深与情趣。林语堂的这些散文对那些西方人无疑充溢着新鲜的诱惑力，也大大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了解和对道家哲学的认识。林语堂构建的以道家哲学为核心的理想和人生观渐渐为西方人所接受。林语堂的休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人生的意义林语堂认为，人是一切事物和活动的中心，人生的目的与真谛在于享受纯朴的生活。活着要快乐，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达此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和中庸。他自命为伊壁鸠鲁派：生活的享受在于一种态度。2.中国生活艺术的优越行林语堂有一股强烈的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他理性地醒悟到西方文化的弱点，认为中国哲学的“道”相当于西方哲学的“真理”但含义比“真理”广阔些，“真理”仅指到达到正当生活的途径，是可以离开人生的；而中国的“道”则平易近人，是人人应该走且人人可以走的途径，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不可须臾离开活生生的人生的。中国在生活的艺术方面在享受生活的雅韵和乐趣方面——特别是咄茗、尝醇泉、园艺、哼京调、养鸟等等——优于美国和西方。3.中华民族是最“近人情”的民族林语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是人文主义思想。无论是儒家哲学还是老庄哲学都是建立在人伦基础上，避开西方那种实证分析思路，能直接关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诸方面的问题。人生的真正目的是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合情理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人性化的思想就是合情理的思想。林语堂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20世纪30年代宣布放弃基督教，笃信中国的人文主义，足见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深深地浸透林语堂的文化世界和基本价值观念。4.“性灵”林语堂的性灵说是构筑其生活艺术的哲学基石之一。林语堂将性灵等同于“个性（personality）”，认为无拘无碍、自由自在地在表之于文学便是性灵。他认为，言性灵是必先打破格套、思想之解放为第一要义。5.现代化要加强人文关怀林语堂认为，任何一种现代化都不应该以变卖民族文化遗产为代价。他对无视中国的实际和传统，盲目醉心于美国化的行为提出了警告。在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思潮激烈冲突的文化背景下，林语堂无疑站在了人文主义的一方，坚决捍卫人文世界。林语堂的人文主义视野极其宽阔，不但有中国儒道互补的古典人文主义，更重要的是包容了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精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与现代西方人文主义者是站在统一思想起跑线上的，其思想对今天我国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林语堂的休闲思想长期以来没有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依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强调休闲的个人体验，而没有把它系统化、理性化，有时甚至估计排斥它的科学性。尽管种种原因使得林语堂未能登上中国第一位休闲学家的宝座，但他无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中西休闲思想之集大成者。他将同时代的西方休闲思想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在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走到了现代世界休闲思想的最前沿。6.近现代：休闲的嬗变根据刘新平（2002）的研究，20世纪我国主要的休闲活动如表11－3所示表11－3 20世纪我国休闲活动的变迁 时期 主要休闲活动 晚清时期（1900－1911） 赌博（国赌）、泡菜馆、体育、旅游、，逛公园 民国时期（1911－1949） 戏曲与曲艺、逛游艺场、游商业街、看电影、集邮、茶馆聚赌 新中国17年（1949－1966） 体育运动、跳交谊舞、集邮、电影、戏剧、逛公园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看样板戏、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改革开放年代（1976－2000） 卡拉OK、迪斯科和蹦迪、健身、泡吧、看电视、收藏、旅游、探险 资源来源：刘新平：《休闲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由上表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休闲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晚清时期，一方面，传统习俗走向崩溃；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入侵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玩意儿。在20世纪初的混乱中，人们在应付生活之余有着更多的迷乱烦恼需要宣泄，有着更多的诱惑或刺激亟待尝试；淫糜享乐、奢豪华丽成为新的时代风尚，晚清的休闲方式呈现初斑驳陆离的怪诞景观。比如，赌博是以一种空前绝后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它不仅花样繁多，而且变化多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通晓方城之战。除原有赌法之外，晚清还盛行彩票、轮盘赌等西洋赌法。为配合这种“盛况”的需要，当时出现了“职业赌商”，为赌博提供一条龙服务。刘新平将晚清休闲概括为：休闲奢靡成风，土洋杂错。在民国时期的38年中，中国经历的时间、运动、战争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然而社会动荡并没有抑制城市里人们的休闲生活；相反，它表现得更为繁盛。像京剧，1913年梅兰芳首次到上海演出便风靡了整个江南，其火爆场面不亚于今天的演唱会现场。同时，休闲形成多个热点（如列表所示），而且出现一些较为高雅的休闲方式，如集邮等。从1946－1966年的17年中，吸毒、赌博、妓院、舞女旧时代的休闲形式被坚决取缔；旧式戏院、茶馆、游乐场也被仔细清理。这阶段，人们忙于重建家园，闲暇时间很少，因此休闲生活也非常简单，但每一样都充满了较为健康的气息。“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动乱的十年。政治上对休闲的无情压制，使休闲成为无处生存也不可能生存的奢侈活动。在这段特殊的历史中，戏（样板）、歌（语录）、舞（忠字）失去了其本身的性质，而以“政治任务”的面貌来为人们留下些苦涩的欢乐。然而，消除劳动疲劳的休闲毕竟是必须的，人生的精神生活也不能长期一片空白，政治更不可能遏制人们渴望愉悦的天性。20世纪最后的20多年里，改革开放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越来越精彩的世界。高压后骤然放松，人们最需要的是释放和宣泄。这一切，使娱乐休闲堂而皇之地成为这个时代响亮的、多彩的主题。卡拉OK率先成为80年代末中国真正的POP娱乐；摇滚是当时前卫青年们追求的潮流；迪斯科和蹦迪一度取代华尔兹和探戈，成为各舞厅的“统治者”；健身则历经了从“伸腿弯腰”到家庭器械健身，再到健身房健身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由过去“单调乏味”向“丰富多彩”转变。中国家庭开始拥有休闲设备，例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照相机、摩托车等，近几年则以拥有空调器、影碟机、摄像机、组合音响、手机、电脑、小汽车等现代化电器为时尚。随着收入的提高，电器的性能和科技含量不断更新换代，近年来一般电器在城镇已基本普及，富裕家庭拥有摄像机、钢琴、汽车等。在休闲设备不断发展的同时，新的休闲活动也不断涌现。文化使人们能把在愈发工业化、机器化的现实忠无法生存与释放的情怀得以喘息和滋养；原本一枝独秀的集邮衍生称包罗万象的收藏；钱币、火花、菜单、钟表、粮票、陶瓷……体育已成为亿万群众增强体质的经常性活动；旅游成为人们最大众、最向往的休闲方式，例如，青年人趋之若鹜的探险旅游，放松身心的自然、农家游，人们需要在出游的过程中收获在城市生活难以寻找的感动。此外，全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各种艺术表演团体、场所、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遍布全国，广播、电视覆盖率已达93％和94％，现代歌舞厅、各类新兴的游艺场所，满足了不同层次居民的文化需求。回顾中国近现代休闲活动的发展，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休闲娱乐以群体发那个时出现为主，个性极大地被湮没于“众性”中；改革开放之后，休闲娱乐的侧重点则发生了变化，休息方式趋于个人化、个性化。无论是卡拉OK，还是迪斯科和蹦迪；无论是激烈的健身，还是祥和的泡吧；无论是通俗的电视，还是高压的收藏；无论是轻松的旅游，还是惊险的探险，它们都要更侧重于发挥个性、实现自我。个人无须从群体中争取那有限的满足，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以自娱达到休闲的目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休闲方式和休闲观念，我国人民已经开始把休闲本身看成使一种目的，而不是从属于工作；把休闲当成主要的生活乐趣，从休闲活动中得到满足、感到舒适。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其独特而深邃的理解会极大地丰富现代休闲学内涵。从《诗经》、《庄子》、《墨子》、《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体现楚中国文化对休闲的体验、理解与思考。这些散见于其间的休闲思想火花，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原生性的，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一、《诗经》及先秦文化：休闲思想的产生休闲思想的源头与人类文明史一样久远，在我国也不例外。大约公元前1100年，中国人已经开始热情讴歌生活；到公元前500年，体现中国远古休闲文化的《诗经》已成为孔子传授弟子的教本。“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休闲思想在《诗经》中占有核心的位置。《小雅·六月》中的“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四牡既佶，既佶且闲”。《国风·汉广》中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诗经》除了在动植物、天文地理、建筑、爱情等赞美自然和生活的是个中表达乐大量休闲思想、休闲文化和休闲方式外，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周朝的大夫们在向周王进谏时也认为休闲是治国安邦的重要谋略和准则。《大雅·生民之什·民亦劳止》直接阐述乐休闲、小康和国家安定兴盛的重要性，“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以定我王”，“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殷商帝王祭天的颂词也祈求吉庆、美善、福禄，《商颂·长发》中的“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而《小雅·十月之交》则强调统治者因该关心人民的休闲，“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 。《周易》古经表明，在神灵支配的时代骊，个体精神与人格仍然有所保留，蛊卦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最有代表性的宣言，这也是后来道家隐逸文化观念的最早表达形式之一。老子哲学与《周易》有很大关系，老庄哲学更充分体现乐对闲适何精神自由的追求，这也正是道家哲学最大的现实意义所在。《庄子》是体现道家休闲思想的经典之作，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庄子·刻意》中有“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湖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大知”者的境界，《庄子·齐物论》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知大言”者宽裕广博，言谈美盛。诸子百家中的《墨子》则宣言爱民与和平生活的思想。《诗经》之后，我国休闲文化主要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各具特色的四个方面：六朝的隐逸文化、唐宋兼收并蓄休闲文化、明清描写丰富多彩休闲活动的小品文、近代人文主义的闲适文化。在政治经济方面，修养生息政策也被古代统治者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公元前359年，商鞅开始为期十几年的变法，“奖励耕织，给田宅，免徭役兵役”。秦国原来势力较小，因商鞅变法获得了成功，成为七雄中的第一强国。西汉王朝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整个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让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使社会安定、经济空前繁荣。据史料所载，汉景帝时期地方官府仓廪实、国库满、余者堆放露天、任其腐烂、银库里钱币堆积如山、约数百万万，无法计量。此后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所实行的休养生息措施，也都为当时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二、隐逸文化与田园文化汉朝根据建立封建中央集权政府的需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直到魏晋时期，道家思想才流行起来。当时战乱频仍，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激烈，知识分子一旦卷入就很难自拔，何晏、潘岳、陆机、陆云、谢灵运等大学士就因卷入这些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因此知识分子有一种远离政治的心态，加上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与日俱增，他们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魏晋文人好辩，精通“三玄”（老、庄、易），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这种风尚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隐逸文化就是其突出的表现。隐逸文化由来已久，孔子说“邦有道则事，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隐逸文化不仅不仅表现为大批名士遁迹山林，还表现在隐逸文学上，例如张载和左思的《招隐诗》。陶渊明是隐逸文化的代表人物。早年短短续续的仕途经历，使他逐渐认清了当时官场的污浊与黑暗，41岁便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陶渊明的休闲思想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继承了汉魏以来抒情言志的传统撰写风格，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散文《桃花源记》等“隐逸诗”问，表达了对徜徉于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的由衷赞美。流传千年的《桃花源记》及其构想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庇身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二是反映隐逸生活的田园诗（山水诗），后人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价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隐士得意于丘中、徜徉于林泉，拥抱山川、赞美大地，吟哦之间，形成了大量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与前朝和唐宋不同，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了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更加轻灵飘逸，文笔更加婉约隽永，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三、唐宋璀璨的休闲文化：休闲思想的发展春秋之后，战国崇尚武术、秦焚书坑儒、汉独尊儒术、六朝的文风追求玄学或一味堆砌词藻而流于浮靡，中国文化直到唐朝才重新发展起来，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休闲文化也是一幅艳丽多彩的图景，宛如群星闪烁的银河。汉唐以来的文化都很注重古传统的朝气雄风、开拓进取、经世致用、行健不息，但唐显帝国海纳百川、兼容中外之风范，文化上实行了开发政策，儒、道、佛“三教”并立，产生李白（近于道）、杜甫（近于儒）、王维（近于佛）等伟大的诗人，文化交流与融合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对文化结构、宗教哲学、文学、音韵学、舞蹈、建筑、雕塑、衣食住行、生活器具、服饰打扮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唐代名家讲学成为时尚。山林讲学、学院讲学风行一时，唐汇集了僧一行、王孝通、孙思邈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文学、书画、艺术、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成就，更为人们所熟知。唐朝的经济与文化积累，在宋代更为合适的土壤里得到了极大发展。宋代重文，两宋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历代文化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成漫无边际的汪洋大海。宋代文化发达，文化教育已向民间普及，科举和游学是文人的主要生活，但早年学校教材仍是《诗》、《书》之类的传统经典著作，远不能满足学子们的学习需要，因为学习经术、诗赋、时务，需要掌握很多的典故、辞藻和地理知识。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说，“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祝穆也说他希望将《方舆胜览》“锓梓以广其传，庶人人得胜览”。胜览型地理总志等很好地兼顾了人们学习的需要以及从辽阔的疆域及域外闻见中产生探索和猎奇的欲望，如题咏、诗词、四六等目可供骈联辞藻之用；景物、馆驿、学校、祠庙、寺观、宅舍、估计、名贤、官吏、人物、碑记等目可供检索典故之用；沿革、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等目可供熟悉地理之用……宋代官制严密，强调循资、磨勘，地方官任职年限较短并频频调动，宦游成为仕途的家常便饭。士子应试、游学活动也十分频繁，行旅不绝于途，旅游文学的（如《行程录》、《游记》之类）兴起，使人们对各地风土人情的关心程度空前高涨，操翰弄墨、游山玩水之类的休闲书籍因其新颖的体例、丰富的文化资料而一直都是畅销书。唐代休闲文化有利于向大众广泛传播文化地理知识，对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有很大作用。四、明清休闲：追求精致的艺术化生活明清的小说开始详细地描写各种游戏等人文雅致，也正常论及人生处世的态度以及闲雅的生活情趣。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千百年来，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情的倾向，他们将个人的休闲生活视为消磨意志的洪水猛兽。明太祖全面复古后，文官修身齐家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自我需要首先必须服从封建正统秩序。明朝禁止一切敢于触动封建纲常名教、动摇儒家道德伦理之上主义的思想学行，清楚任何触动官僚缙绅阶层特殊利益的思想家，把“发乎情，止乎礼”作为行为准则来限制人的个性自由，磨平了人性的尖尖角角，而“存天理，灭人欲”则更是一笔抹杀了人的合理自然欲求，同时也扼杀了自由的人性。文官深受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不敢随便发表自己对生活的观感。这种双重性格常常导致令时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峨冠博带的讲学学生满口仁义道德，可私下里却腐朽糜烂。到了晚明，时局动荡、前途莫测，文官大都厌谈仕途举业，甚至连皇帝也变得恋世乐生起来。在李贽、袁枚等人的推动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求心灵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潮。李贽在《童心说》中说：“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士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思想的禁锢，开始追求高度精致的艺术化的生活。他们热爱自然，蓄声器、好娱乐；游山水、筑园林；嗜茶酒、谙美食；着蓑衣，批僧袍；谈闲书、做雅事。他们对自己悠闲自得的生活状态十分满意，也特别珍惜大自然给他们的馈赠。旅游家徐霞客甚至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共鸣利禄，将一生许予山水。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是自唐宋以来有意识地从理论层面探讨并论述休闲活动的第一个文人墨客，其代表作《闲情偶寄》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畅销书。该书是李渔一生艺术与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结晶，其中“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分别论述休闲环境、休闲活动和休闲方法等问题。不管穷人富人、男人女人，李渔希望将各个层次的读者统统吸引到自己精心构造的“闲情大厦”中来。他的作品十分贴近生活，语言也简明有趣，同时又十分注意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富有新意的思想保证作品的文学地位。这部书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休闲学思想，很多篇章既可以作为理论文章来品读，也可以作为情趣盎然的小品文来欣赏。《闲情偶寄》是一部寄“有益世道之心的微言大义”于“闲情”的“庄论”，而非玩物丧志的“闲书”。细读《闲情偶寄》，令人印象至深的不仅在于李渔对每一件细小琐碎的物品都有新颖的议及他那种至性至情、力求新鲜有趣的生活态度，还在于他视角独特，长于观察，对生活中的种种事物都喜欢研究一番并做出一些独辟蹊径而有趣的发明的那种探索精神。正如李渔自述道：“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日《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又说：“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李渔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和教育方式，令人生畏、讨人厌倦，难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李渔的生活态度、良苦的用心及其传道、解惑、授业的方式于今天休闲教育理论和世界休闲协会《休闲宪章》的核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还值得注意的是，《闲情偶寄》与一般崇尚奢华之书是大相径庭的。通览全书，作者紧紧扣住一个“俭”字，在“凡例”中即开宗明义地提出“崇尚俭朴”的原则，而惟有俭朴才能使书中的许多休闲之道适合于人民大众。虽然其主观目的在于“扶持名教”、“无伤大道”，但就实际效果而言，李渔做到了“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他倡导的生活技法并不专为富人而独设。五、近代休闲思想：无欲主义下的人文光芒“五四”运动后，我国产生了一批提倡闲适生活小品文的作家。其中，林语堂是第一位从哲学角度和讨论休闲的文人。1919年林语堂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而后游学欧洲。在西方，林语堂体验了发达的物质文明，也观察到一个物质繁荣但精神丑陋的工业社会，如丑陋的美国音乐（与欧洲古典音乐相对）、美国式快餐（不能像美食家那样以一种宗教的热忱去品味他的食物），模仿的、制成的和定制的东西等。这些非人性化的行为或现象勾起了林语堂对西方畸形物质文明的深刻反思。在“我爱美国的什么”一文中，他特别关注人性和“近人情”方面的事物。在西方科学危机、心灵失落的背景下，人文主义所倡导的终极关怀和对本体追求的精神，体现了现代哲学思潮对科学、理性、价值和人生等重大问题的反省和沉思。林语堂谙熟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哲学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式拯救西方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危机的良方。在《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的著名文章里，林语堂考察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格局，指出西方文化面临的空前危机，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扼杀了人类的灵性以及存在主义为西方人重新寻到安身立命所在的价值。林语堂对道家哲学的消极影响有着鞭辟入里的认识，但游学欧美使他逐渐认同了道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审美理想，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闲适小品的热潮中以及定居国外后，林语堂以一种救世主的精神极为热情地向西方人士介绍道家文化、传输道家思想。散文集《生活的艺术》，专著《老子的智慧》及有“三部曲”之称地《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唐人街》等长篇小说，都起到了弘扬老庄哲学思想的作用。他的作品中还有对故乡——入冲喜习俗、结婚礼仪、古玩酒令、命相神签、中医中药等——乡风民俗的介绍与描绘。这些内容对西方人而言是奇异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林语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者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迫切愿望。《生活的艺术》（1937）是一部林语堂谈论生活休闲的最重要作品，在出版次年便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长达52周。林语堂试图用哲学观点来观察、解析人生，字里行间贯穿着道家休闲精神，而中西文化对比的写作研究视角更加凸显了东方文化的精深与情趣。林语堂的这些散文对那些西方人无疑充溢着新鲜的诱惑力，也大大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了解和对道家哲学的认识。林语堂构建的以道家哲学为核心的理想和人生观渐渐为西方人所接受。林语堂的休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人生的意义林语堂认为，人是一切事物和活动的中心，人生的目的与真谛在于享受纯朴的生活。活着要快乐，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达此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和中庸。他自命为伊壁鸠鲁派：生活的享受在于一种态度。2.中国生活艺术的优越行林语堂有一股强烈的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他理性地醒悟到西方文化的弱点，认为中国哲学的“道”相当于西方哲学的“真理”但含义比“真理”广阔些，“真理”仅指到达到正当生活的途径，是可以离开人生的；而中国的“道”则平易近人，是人人应该走且人人可以走的途径，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不可须臾离开活生生的人生的。中国在生活的艺术方面在享受生活的雅韵和乐趣方面——特别是咄茗、尝醇泉、园艺、哼京调、养鸟等等——优于美国和西方。3.中华民族是最“近人情”的民族林语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是人文主义思想。无论是儒家哲学还是老庄哲学都是建立在人伦基础上，避开西方那种实证分析思路，能直接关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诸方面的问题。人生的真正目的是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合情理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人性化的思想就是合情理的思想。林语堂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20世纪30年代宣布放弃基督教，笃信中国的人文主义，足见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深深地浸透林语堂的文化世界和基本价值观念。4.“性灵”林语堂的性灵说是构筑其生活艺术的哲学基石之一。林语堂将性灵等同于“个性（personality）”，认为无拘无碍、自由自在地在表之于文学便是性灵。他认为，言性灵是必先打破格套、思想之解放为第一要义。5.现代化要加强人文关怀林语堂认为，任何一种现代化都不应该以变卖民族文化遗产为代价。他对无视中国的实际和传统，盲目醉心于美国化的行为提出了警告。在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思潮激烈冲突的文化背景下，林语堂无疑站在了人文主义的一方，坚决捍卫人文世界。林语堂的人文主义视野极其宽阔，不但有中国儒道互补的古典人文主义，更重要的是包容了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精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与现代西方人文主义者是站在统一思想起跑线上的，其思想对今天我国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林语堂的休闲思想长期以来没有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依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强调休闲的个人体验，而没有把它系统化、理性化，有时甚至估计排斥它的科学性。尽管种种原因使得林语堂未能登上中国第一位休闲学家的宝座，但他无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中西休闲思想之集大成者。他将同时代的西方休闲思想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在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走到了现代世界休闲思想的最前沿。6.近现代：休闲的嬗变根据刘新平（2002）的研究，20世纪我国主要的休闲活动如表11－3所示表11－3 20世纪我国休闲活动的变迁 时期 主要休闲活动 晚清时期（1900－1911） 赌博（国赌）、泡菜馆、体育、旅游、，逛公园 民国时期（1911－1949） 戏曲与曲艺、逛游艺场、游商业街、看电影、集邮、茶馆聚赌 新中国17年（1949－1966） 体育运动、跳交谊舞、集邮、电影、戏剧、逛公园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看样板戏、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改革开放年代（1976－2000） 卡拉OK、迪斯科和蹦迪、健身、泡吧、看电视、收藏、旅游、探险 资源来源：刘新平：《休闲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由上表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休闲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晚清时期，一方面，传统习俗走向崩溃；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入侵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玩意儿。在20世纪初的混乱中，人们在应付生活之余有着更多的迷乱烦恼需要宣泄，有着更多的诱惑或刺激亟待尝试；淫糜享乐、奢豪华丽成为新的时代风尚，晚清的休闲方式呈现初斑驳陆离的怪诞景观。比如，赌博是以一种空前绝后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它不仅花样繁多，而且变化多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通晓方城之战。除原有赌法之外，晚清还盛行彩票、轮盘赌等西洋赌法。为配合这种“盛况”的需要，当时出现了“职业赌商”，为赌博提供一条龙服务。刘新平将晚清休闲概括为：休闲奢靡成风，土洋杂错。在民国时期的38年中，中国经历的时间、运动、战争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然而社会动荡并没有抑制城市里人们的休闲生活；相反，它表现得更为繁盛。像京剧，1913年梅兰芳首次到上海演出便风靡了整个江南，其火爆场面不亚于今天的演唱会现场。同时，休闲形成多个热点（如列表所示），而且出现一些较为高雅的休闲方式，如集邮等。从1946－1966年的17年中，吸毒、赌博、妓院、舞女旧时代的休闲形式被坚决取缔；旧式戏院、茶馆、游乐场也被仔细清理。这阶段，人们忙于重建家园，闲暇时间很少，因此休闲生活也非常简单，但每一样都充满了较为健康的气息。“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动乱的十年。政治上对休闲的无情压制，使休闲成为无处生存也不可能生存的奢侈活动。在这段特殊的历史中，戏（样板）、歌（语录）、舞（忠字）失去了其本身的性质，而以“政治任务”的面貌来为人们留下些苦涩的欢乐。然而，消除劳动疲劳的休闲毕竟是必须的，人生的精神生活也不能长期一片空白，政治更不可能遏制人们渴望愉悦的天性。20世纪最后的20多年里，改革开放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越来越精彩的世界。高压后骤然放松，人们最需要的是释放和宣泄。这一切，使娱乐休闲堂而皇之地成为这个时代响亮的、多彩的主题。卡拉OK率先成为80年代末中国真正的POP娱乐；摇滚是当时前卫青年们追求的潮流；迪斯科和蹦迪一度取代华尔兹和探戈，成为各舞厅的“统治者”；健身则历经了从“伸腿弯腰”到家庭器械健身，再到健身房健身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由过去“单调乏味”向“丰富多彩”转变。中国家庭开始拥有休闲设备，例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照相机、摩托车等，近几年则以拥有空调器、影碟机、摄像机、组合音响、手机、电脑、小汽车等现代化电器为时尚。随着收入的提高，电器的性能和科技含量不断更新换代，近年来一般电器在城镇已基本普及，富裕家庭拥有摄像机、钢琴、汽车等。在休闲设备不断发展的同时，新的休闲活动也不断涌现。文化使人们能把在愈发工业化、机器化的现实忠无法生存与释放的情怀得以喘息和滋养；原本一枝独秀的集邮衍生称包罗万象的收藏；钱币、火花、菜单、钟表、粮票、陶瓷……体育已成为亿万群众增强体质的经常性活动；旅游成为人们最大众、最向往的休闲方式，例如，青年人趋之若鹜的探险旅游，放松身心的自然、农家游，人们需要在出游的过程中收获在城市生活难以寻找的感动。此外，全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各种艺术表演团体、场所、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遍布全国，广播、电视覆盖率已达93％和94％，现代歌舞厅、各类新兴的游艺场所，满足了不同层次居民的文化需求。回顾中国近现代休闲活动的发展，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休闲娱乐以群体发那个时出现为主，个性极大地被湮没于“众性”中；改革开放之后，休闲娱乐的侧重点则发生了变化，休息方式趋于个人化、个性化。无论是卡拉OK，还是迪斯科和蹦迪；无论是激烈的健身，还是祥和的泡吧；无论是通俗的电视，还是高压的收藏；无论是轻松的旅游，还是惊险的探险，它们都要更侧重于发挥个性、实现自我。个人无须从群体中争取那有限的满足，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以自娱达到休闲的目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休闲方式和休闲观念，我国人民已经开始把休闲本身看成使一种目的，而不是从属于工作；把休闲当成主要的生活乐趣，从休闲活动中得到满足、感到舒适。